新中国60年来的教育历程大体是一个改革的过程。其间诸多重大教育改革，均为基于政治一经济需要和逻辑推论而操持的教育改革。
1.1“为政尚武、武人专政”的“重武轻文”时期至
“既重文事、又重武备”的“文武兼备”时期，军事武艺是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大约在五帝时期，我国原始社会进入了部落联盟与军事民主制阶段，私有制进一步发展，阶级分化日益加深，原始社会逐渐解体，社会的政治、经济出现了巨大的变革，推动着教育的变革，使存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的原始教育，逐渐从“母体”中分化出来，出现了萌芽形态的学校［2］。公元前2070年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建立［3］，中国由原始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阶段，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成为了社会的统治者，奴隶主阶级为了将本阶级的年青人培�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奴隶主既要镇压本部族奴隶的反抗，又需要不断的进行征伐、战争，军队起到绝对的作用，因此，夏朝时期呈现“为政尚武”“武人专政”的社会特征。为了满足奴隶主的需要，夏朝的学校教育目的是培养贵族子弟成为能射善战的武士，征伐、战争中用到的“军事武艺”成为学校的主要教育内容。商朝沿袭了夏的教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学校的教学增加了“思想政治”“礼乐”等内容，但军事教育仍是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验证了“古代之士，皆武士”的社会结构［3］。奴隶主们为了检验学校教学的效果，时常进行军事武艺比赛及演习。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的鼎盛时期，弓箭是战场的主要武器。《周易》说：“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非常重视射箭，希望贵族子弟成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士。所以，西周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就是练兵习武，特别是射箭的习练。为了提高贵族子弟的射箭水平，周天子定期在辟雍举行祭祀大典，除了演习祭祀礼仪外，主要是进行射箭比赛，为国家选拔武士，大学生也必须参加，学生如射法不中程式，要得到相应的惩罚［3］。西周继承了夏商的学校制度，在文化教育上仍然是“学在官府”，呈现“惟官有书，而民无书”“惟官有器，而民无器”“惟官有学，而民无学”的特征［4］。西周教育的主要标志是六艺教育，体现出西周时期既重视文事，又重武备的教育特点。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出现“学术下移，私学兴起”的特点，诸子在教育人、培养人的方法上不同，但在学校体育教育与实践中的“文武兼备、文武兼能、文武俱行”等思想倾向则较为一致。礼中的射礼，乐中的武舞，再加上剑术、御术等，都是儒士健身习武的娱乐活动项目。根据《论语•宪问》记载：武士必有文备，儒士应有武备，这样“亦可以为成人矣”［4］。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校武术教育内容中，射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据《孔子家语》引《乡射》曰：孔子“与门人习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焉”，反映孔子带领弟子参加射箭比赛的热烈场面［4］。墨子在教学中，也同样重视“射”的教育，据说，墨子弟子300余人，都是优秀的手工业者和能赴汤蹈火的武士［5］。3代时期，代表公有制的奴隶主控制生产资料，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力争培养本阶级子弟成为能争善战的武士，实行“学在官府、重武轻文”的教育方针。当代表私有制的地主阶级兴起时候，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学术下移、私学兴起”，学术上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学校除了教授军事武艺，文化教育
1.2“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的思想导致“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形成，学校武艺教育遭遇冷落
公元前221年，秦一统六国，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6］。秦始皇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下令“严禁私学”，收缴天下兵器，民间禁武，并采取烧书的手段。在“焚书”的第二年，又进行了更为残暴的“坑儒”事件［4］，对学校武术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百家争鸣”的的社会风气也从此结束。秦王朝建立不久，农民起义推翻了秦朝统治，建立了汉朝。汉初统治者总结了秦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在教育方面与秦采取截然不同的政策，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允许开办私学，废除“挟书律”等措施，这个时期致使诸子百家之学开始复苏。但此时，“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军事武艺也不再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据《左传•襄公九年》中记载：“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君子勤礼，小人尽力”［7］。这些记载阐述了君子与小人的贵贱之分及劳心与劳力的高下之分，先秦时期“文武兼备”的教育思想开始受到冲击，并逐渐走向没落。《怀南子•汜论训》中说：“今世之为武者，则非文也；为文者，则非武也。”故而文人儒士极力倡导“去武行文，废力尚德”［7］，在儒家学士的大力提倡“去武、废力”的思想下，三代时期的“尚武、崇武的教育思想发生改变，学校体育教育中军事武艺的成分遭受冷落。据《礼记•王制》记载，“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之语［7］。可见当时儒家学士把技击、强力之事贬低到何种地步。到了东汉时期，社会中”重文轻武“思想越演越重，对学校武术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汉代的学校教学中虽然也包含了“射、御”的内容，但教育内容中关于军事武技的成分明显减少。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长期处于分裂与战乱的时代，影响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总的趋势是官学时兴时废，教育事业的延续主要依靠私学、家学。魏晋时期受各种思潮的冲击日渐衰落，东汉时期传入国内的佛学，汇合儒、道的玄学进入了大发展时期。虽然在相关的文献中能够找到关于学校“礼射”的记载，但当时儒生的习射已非“兵射”，活动量小，健身价值不大。以致北周出现“自文武之途分，而千万世之儒，皆为妇人”的说法［5］。秦王朝建立，为了使自身的统治长久不衰，采取“焚书坑儒”、“民间禁武”的策略，严重影响了学校武术教育的发展。虽然到了东汉时期允许兴办私学，重视文备，但文人儒士极力倡导“去武行文，废力尚德”，形成了“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到了南北朝“重文轻武”越演越烈，学校的军事武艺遭受到冷落。
1.3设“武举”、办“武学”，古代学校武术教育走向复兴，但“文武分途、以文抑武”的社会环境
没有改变到了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家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教策略，形成了以儒家为主干，佛教和道教为两翼的文教策略，形成经学和专科性学校并存，官学与私学同在，唐朝设科举、武举，共同构建了隋唐时期的教育体系。在“文武分途”环境下，虽然在相关的文献记载中，仍能发现关于学校学习“礼射”的记载，但社会“重文轻武”的风气仍然存在。其实，经过南北朝时期多年的战争，到了隋唐时期，统治者清楚军事实力的重要性，十分重视武备的发展。唐太宗明确指出，“士兵唯习弓马”是其正业［3］。在周长安2年(702)，唐为了选拔武备人才，设立武举制度，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的尚武地位。武举所考内容分为3类：第1类为射术与枪术；第2类是测试力量和体力；第3类测试身体和语言。测试项目为长垛、骑射、马枪、步射、翘关、负重、体貌和言语［3］，考核内容多数与武备相关，这些举措进一步提高了尚武的社会风气，对促进我国古代的武术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到了宋朝时期，赵匡胤采取“杯酒释兵权”策略，“兴文教、抑武事，文武分离，重文轻武”，致使文官地位骤然提升，武官地位迅速下降。随着割据势力的平息，读书士子得到重用，重文轻武方针更加明显，宋太祖选拔许多文官代替了武官，他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政”［8］。但经过60多年的和平时期之后，外地来犯，而边疆将领却不懂兵法阵战，缕缕败北。到宋朝天圣七年(1029年)“又置武举”，到了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设立武学，成立了专门“习武”的学校［7］，提高了习武的地位。但由于武学教育中存在许多弊端，出现“众将子弟皆耻习弓马，求换文职”的情况。高宗赵构发现问题后，告诫大臣说：“文武一道也，今太学就绪，而武学几废，恐有遗才［7］。故兵部重新为武学设置了新制，从此武学形成制度，逐步完善，武学的学生定期参加武艺考试与比赛，将学生的成绩进行等级划分，学习武艺成为了另一种教育模式。虽然宋代后期重视武备的发展，但是在长达300多年的统治期间，一直采取“以文制武”的国策，抑制武将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设置武学和武举，大力培养军事武备人才，对后世武术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代没有设置武举，但是元时期的官学与私学较多的保留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尚武“精神，比较注重骑射的训练。到了明朝时期，明太祖反对文武分离，追究文武全才，拒绝设置武举与武学。基于政治的需要实施了武官世袭制，为了防止武官素质的下降，因此对武官及子弟的教育非常重视。同时，明初规定，世官子弟仅仅是具有做官的一种资质，必须通过比试，合格者方可任职。这些措施既保证了武官世袭子弟的素质，又拉拢了武人，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后来，这种世袭的官职成了皇帝的赏赐物而流于形式，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武举再次被提上日程。到明弘十七年(1504)，“定三年一试，出榜赐宴”，提高了武举人的地位。初场试马、步箭及枪、刀、剑、戟、拳搏、击刺等法，二场试阵营、地雷、火药、战车等，三场试兵法、天文、地理等内容［7］。明朝在武学的发展过程中，先建卫儒学、后建京卫武学，京卫武学的教学内容为：文化教育、道德教育、军事理论和武艺，但由于受到“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影响，很多武官子弟改修习经书，引起了当朝人士的注意。最后在隆庆五年(1571年)于密云、遵化、永平三镇设立了新式武学，强调军事理论与军事技能的训练，以韬略、武艺、胆力和杂技(阴阳星历、火攻水战、阵图等)与军事有关的为主要教学内容，培养了一大批武官人才［7］。清朝统治者继承了明朝重视武备的思想，清政府成立当年就下令举行武举，为国家招纳军事人才，在考试的内容方面呈现出“重外场、轻内场”的特点，纯以武艺取人。在武术教学方面，清朝没有像明朝那样成立专门从事武艺教育的学校，采用在官办学校中设武学教习，教授学生武备内容。在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的官方所办学校都特别重视武艺教育。由于清政府提倡文武兼备，习武者附读于各级儒学，学习骑射、《武经七书》、《百将传》等内容，每三年，省学政对武学生进行考试，成绩列一、二等者可参加武乡试［7］。虽然清政府很重视军事武艺的发展，培养优秀的武备人才，但是由于中国的闭关自守，学校所教授的内容已经落后的跟不上时展的需要。最终，在光绪27年(1901)武举停考，清政府的官学也逐渐改为新式学堂，兵操课取代了骑射课。国家在南北朝时期，经过多年战乱后，新的统治者意识到军事武艺的重要性。一方面重视“武学“的发展(唐建武举，宋、明设武学)，为国家选拔武备人才，同时采用“文武分途、以文抑武”策略，抑制武备人才的社会地位，使整个社会的风气仍然“重文轻武”。到了清朝时期，虽然清政府更重视武艺的教育，特别是针对贵族子弟的军事武艺培养，
1.4“军国民教育”与“国粹文化思潮”的影响下，近代学校武术教育成为培养学生“尚武精神”的手段
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华民族屈辱抗争的历程，也揭开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序幕，逐渐从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封闭性国家转变为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开放型国家。由于中国的封建落后，在第2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加紧侵略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重，迫使有志之士去寻找挽救民族危难的方法。洋务思潮由此开始，林则徐提出要“睁眼看世界”，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9］。这些有志之士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管理体制等发展落后的中国，洋务思潮直接促进了近代西方体育的传入，军事学堂引进了体育课，使中国产生了最初的体育概念。洋务派学习西方的思想，使中国重视体育的发展，但我国民族固有之武术并没有得到重视，在这个时期没有发现关于学校武术的相关记载。洋务运动认识到需要提高中国“制度”现代化，而中日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潮的倡导者意识到“人”的现代化更为重要，提出时代教育的特点应该通过“德教、智教、体教”，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9］。梁启超猛烈抨击中国教育“重文轻武”的现状，极力宣扬中国古代的“武士道”精神，主张“尚武”以救国［10］。资产阶级维新派将“西洋兵式体操”引入学校教育，希望通过体操课强体魄、实精神，进行“武士道”精神的培养。在维新思潮的推动下，学校体育得到快速发展，但因中国的特殊时代背景，维新资产阶级虽有“尚武”之思想，但却希望通过西方的“兵式体操”来培养国人体魄与精神，所以，此时的学校体育课程主要以西方“兵式体操”为主。至于传统武术，本应该是学校体育教学的极好内容，但当时却遭到歧视与排斥。因此，在这个时期内，虽学校的教育宗旨存“尚武”思想，但学校教学内容并不见武术踪影。辛亥革命胜利后，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重要里程碑。由此，在军国民教育思潮、民主与科学思潮及国粹文化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开始对近代体育发展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与求证，学校武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发展，许多学校增设了武术(国术)教学内容。所谓军国民主义，就是“全民皆兵、寓兵于农”的思想，这种思想发展于清末，民国初期形成了高潮。所以，辛亥革命后，军国民思想继续影响着学校体育的发展。同时，在20世纪初，国粹文化思潮兴起，一些爱国之士力求通过一场“古学复兴”运动，以再塑中华。体育界的典型代表是马良和蒋维乔。这两种思潮对近代学校武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1911年《教育杂志》上，有人撰文提出：“中国之击剑、枪术、弓法、骑法为最佳之运动［10］。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必读》中指出：中国非人人有尚武精神，人人有当兵资格，绝无希望［9］。时任陆军第九协统的马良创编了《中华新武术》，认为中国新武术为“我国之国粹、我国之科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许多学校开设了武术课，聘请拳师，教授武艺，武术在学校得到推行。武术进入学校的趋势已经逐步成熟，1914年，徐一冰在《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中，主张将武术列为高等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的体育正式课程内容［9］。1915年4月，北京体育研究社在“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上，委托北京教育会代表提出《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议案，认为中国武术进入近代学校课堂的条件已经成熟［11］。教育部采纳了该议案中的建议，同年，明令“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校养成之”［9］。武术从此正式成为体育课的内容，各地师范学校相续开设武术教学内容。时至1924年，由北京体育研究社针对全国四十所大、中学校的武术活动调研可知：将武术列为正课的占52.5%［12］;而到1940年后，由于社会动荡，抗日战争的爆发，学校武术教育在此期间受到严重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强调：体育的发展需要广泛地选用民间原有的体育形式，1952年武术被正式列为体育推广项目［11］，作为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而得到继承与发展，但是由于国家政权刚刚稳定，百废待兴，学校武术教育在1949—1966年发展缓慢［13］。紧接着“”的发生，使学校武术教育遭遇严重地破坏，直到1977年体育院校恢复招生以后，学校武术教育才逐渐恢复，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3］。从1987年至2001年学校武术教育内容进行了多次地修改与完善［14］，使学校武术教育内容不断丰富，但目前学校武术教育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亟需解决。
2古近代学校武术的变革给予目前学校武术教育改革的启示
不管在“重武轻文”的奴隶社会，还是在“重文轻武、以文抑武”的封建社会，以及武术作为“强种保国”重要手段的近代社会，学校武术的兴衰与当时国家的需求、社会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社会“重武轻文”时，武术成为学校的核心课程，社会“重文轻武”时，学校武术的发展受到明显的阻碍。当经过多年的混战之后，统治者意识到“只有文教，不重武教”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上策，但同时也担心，社会武备过盛，容易动摇自身的统治地位，进而采用“文武分途、以文抑武”的策路。到了近代社会，西方列强入侵，西学东渐，国家置于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武术又变为“强种保国”的重要手段，在近代学校教育中得到重视。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种种因素，学校武术教育的发展很不尽人意。近年来，学者研究发现，出现“学生喜欢武术，但不喜欢上武术课”的怪现象［15］。基于此，国内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改革的思路，针对学校武术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提出“淡化套路、突出技击、强调应用”的新思路［16－18］，使武术的教学内容、方法等不断的完善，增加了学校武术的魅力。但时至今日，学校武术发展的困境仍然没有得到改善，逐渐沦为学校体育的边缘项目，新一轮的学校武术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而以史为鉴，分析古近代学校武术教育发展的历史沿革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学校武术教育的健康发展必须符合社会的需求、国家的需要。学校武术教育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当前的国家、社会需要学校武术做什么，需要学校武术承担哪些社会责任，充分发挥武术的哪些价值与功能，这些因素往往是决定学校武术发展兴衰的关键。
2.1我国学生体质持续下降，需要学校武术教育突出提高学生素质、强健学生体魄的能力
我国先后进行了五次学生体质调查，结果是中小学生耐力素质、柔韧、速度和力量素质等出现20a的连续下降(除个别年龄段外)［19］，给我国青少年体质提出了严重的警示。早在2008年5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强调：青少年身体素质下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釆取切实措施尽快扭转，这个问题刻不容缓［19］。党的十八报告再次强调指出：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20］。凸显国家对我国学生体质下降的高度关注，所以，学校武术的教育改革必须突出武术强健身心的价值。武术内容丰富，技术体系庞大，在武术进学校的推进过程中，必须进行教育化选择与改造。从强健体魄的落脚点出发，提炼武术的核心技能，针对目前的学校武术教育内容进行合理改革。力量、速度、耐力、灵敏和柔韧是反映身体素质的基本指标，在选择武术教学内容时，要充分考虑能否提高青少年这5个方面的身体素质，突出学校武术教育强健身体的功能。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与希望，青少年的体质状况是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大事，提高学生身体素质是国家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学校武术只有立足于国家的需要，社会的需求，突出学校武术教育强健体魄的价值，才能提高学校武术的竞争力。强健身体是任何体育项目的特性，任何一个运动项目都有健身的价值，但不同的项目健身效果不一样，即使同一个运动项目，选择不同的锻炼内容、不同的练习方式，健身的效果也存在很大差异。武术是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健身价值众所周知，但练习不同的武术内容，提高学生体质的效果绝非相同。在新一轮武术教育改革中，必须选择合适的武术教育内容，凸显武术教育的健身价值，其是学校武术发展的根基，是学校武术发展的立脚点。
2.2国家亟需加强学生道德礼仪规范，需要学校武术教育突出培养学生礼仪道德的能力
中西文化冲突与碰撞中，中国传统礼仪规范离我们渐行渐远，与闻名中外的“礼仪之邦”不相符。多年来，学校、家长一直以学生成绩为主要关注点，淡漠了学生的礼仪道德培养，致使中小学生礼仪教育出现严重的缺失［21、22］。虽然该问题引起了国家及学校的高度重视，国家先后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问题》(中央国务院于2004年2月颁布)［23］，《中小学文明礼仪教育指导纲要》(教育部于2011年初颁布)，并对中小学文明礼仪教育的内容做出了明确规定［23］。学校也尝试着开设礼仪教育、道德教育的课程，但在教学过程中，往往采用应试的教学方法进行理论灌输，学生缺少实践操作的机会［21］，学生根本不能把礼仪道德知识内化为自己的情感与习惯。而武术强调“拳以德立、以德服人”，具有重视习武者的道德礼仪的传统，是培养青少年礼仪道德规范的有效载体。只是在目前的武术教育过程中，没有充分体现出武术教育在提高学生道德礼仪方面的作用。因此，此次的学校武术教育改革，应该重视学校武术教育的健身价值，更应该重视学校武术道德礼仪培养的作用。加强学生的道德礼仪教育应该从武术教育的多方面渗透。1)制定相应道德礼仪规范进行引导。学校武术教育中，一个“抱拳礼”是不能全面体现出习武者重道德、懂规矩的特征。需要从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中吸收更多的营养，从中小学生身心发育特点出发，重新制定武术教育的礼仪规范(包括抱拳礼)。例如，武术教学、训练、竞赛的礼仪规范，甚至学生日常生活中的礼仪要求，包括着装、举止、言谈等规范都可以列入武术礼仪规范教育之中。2)营造良好的武术道德礼仪规范教育氛围。学生阶段正处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阶段，而且并不稳定，具有很强的“附和性”和“从众性”，所以环境对学生礼仪规范的教育起到重要的作用［24］。可以通过网络媒体、学校的橱窗、板报、广播加大武术重道德礼仪的宣传，营造良好的武术道德礼仪教育氛围，对学生起到“润物细无声”的影响。3)编写学校武术教育的礼仪规范范本。通过编写的武术道德礼仪教育要求，明确习武道德、礼仪行为，使学生的礼仪规范与教学、训练等武术活动挂钩，引导学校、教师及运动员对武术道德礼仪规范教育的重视，形成引导与监督并重，他律与自律相结合效应；4)加强学校武术教育师资及相关工作者的礼仪道德修养。因为，武术教师的表率作用非常重要，对学生起到模范、榜样的作用，有利于促进学生道德礼仪习惯的内化。
2.3国家提出“文化强国”战略，需要学校武术教育突出弘扬中国精神、传播民族文化的作用
中国历史悠久，拥有厚重的民族文化，但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的文化大量传入中国，对我国民族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近年来，虽然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作为提高国际影响力及体现综合国力的文化建设明显滞后，大量优秀的民族文化长期处在闲置、浪费的状态［25］，同时，其它国家(美国、韩国等)的文化的强势传播，也严重制约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出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文化殖民［25］，曾经的文化强国在逐渐的衰落。所以，国家加快了文化建设的步伐，党的十七大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强民族精神建设［26］;十八大又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18］，当下是我国加强文化建设的时代，是“文化强国，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时代，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6－27］，国家需要汉字、武术、中国画、京剧、中医、中国美食等有效载体来传承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让优秀的、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重放光彩。从古至今，武术伴随着我国时代的变革而发展，深受我国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洗礼，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是学习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弘扬民族精神、传播民族文化方面具有独特的功效。所以，在“文化强国”的时代背景下，学校武术教育改革必须凸显“弘扬民族精神、传播民族文化”的功能。据我国人口第6次数据普查，中国5～19岁的人口具有2亿多［28］，他们大多集中在中小学，推动了学校武术文化教育，就等于推动了学校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培养。虽然学生学习武术技术本身就可以了解民族文化，但武术在弘扬民族精神、传播民族文化方面的功能远没有凸显，武术技术更应该是传播民族文化的载体。在武术进校园过程中，从教材的创编、师资的培养、教学内容的选择等等方面都必须渗透着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在教学、训练、竞赛、校园活动等过程中传播民族文化，充分发挥武术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国文化的功能。
3结语
文化教育是富国强民的第一要务，要提高思想文化教育，须把体育教育作为重要一环。不断创新，去粗取精，在实践中强化，才能让体育教育改革符合教育文化大方向的需求。从个人方向上来说，体育教学的改革对教师有重要意义，这可以大大督促教师群体不断提升自我教学水平，提升自己在施教方面的实践能力。对于学生个人而言更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体育教学能完善学生的诸多个人必要素质，如篮球教学中，学生不仅可以学习有关体育竞技和篮球竞技的相关理论知识、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更可以提升应对体育训练和其他社会实践的组织能力。这些能力和经验不仅在校园生活中对青少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今后步入社会，面对纷杂多样事件的处理上也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是立足于整体还是分散至个体，体育教学的改革都将是必然的，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具有重大意义。
二、以篮球教学为例分析体育教学改革面临的问题
体育教学近年来存在着固定的几类问题，下面以篮球教学为例一一例举。
1.篮球教学的模式传统、内容老旧。
所谓模式的传统，即指传统的篮球教学大都由老师于课堂上先亲自展示给学生所要教授的动作，学生随即进行模仿和练习。这种模式下，学生通过模仿、锻炼、巩固来达到掌握的目的，然而，这也许可以使学生机械的记住运动项目的动作，但并不能把篮球课以学生喜欢的方式呈现出来，学生也自然而然不会用心去对待。俗话说，态度决定一切，一个不自主不愉悦的学习态度相对应的只能是应付了事的学习结果，放羊式教学，无形中增加了篮球教育的枯燥性，使学生误解与拒绝该领域的学习。
2.篮球教师工作水平有待提高。
前文提到我国的体育教育无分工制，这导致了部分篮球教师并非专业出身，他们本身不精通篮球领域的教学技能，这使得在传授篮球知识时对于运动的要领掌握可能存在缺陷，教师工作能力低下导致学生的不信任或错学。在国外，大多的篮球课程配设专业篮球教员，他们大多出身专业学校，受过篮球的专业训练，深知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了解每个阶段学员该采取的学习步骤，有针对性的、感同身受的教学办法不仅拉近了学院与教员的距离，更是让学员在学习的每个步骤都能轻松愉快。
3.篮球学习软、硬件资源配置不合理。
在师资上，经济发达地区的篮球教练多有高薪聘请的专业人士，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教师数量的缺少，体育类学习的机会便寥寥可数，这种无教师的自由性学习类似于体活，无法发展篮球教育事业。同样的，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篮球教学的教育硬件更为稀少：设施破旧老化无翻修，使用时危险系数极高；篮球场地简陋，如用土路面作为训练场地，无法让学生在良好的环境中发挥潜力、培养兴趣。国家的资金补助没有完全合理的分至篮球体育教学的维护事业，这些都使得即使有人才、有兴趣、也没有舞台可供学生提升。
三、以篮球教学为例浅析体育教学改革优化的对策
1.篮球教学更新模式、丰富内容。
篮球运动属竞技类，以得分多少决定胜负，所以篮球教学最好的测评手段就是比赛，在比赛中，学员能够领会篮球运动深层次的含义，互相学习以提升篮球的技术。同时，老师在教学中，不仅要讲述一些篮球运动的技巧，更应该穿插关于篮球运动的理念和战术思想，改变篮球教学中重理论、轻实践的现状，比如：可在室内体育课上播放NBA比赛，在观看时讲述值得学习的部分，寓教于乐；采用现今比较流行的游戏教学提升学员对篮球的兴趣；更可以通过MMCAI课件、MOOCS课程的使用，寻找优质课程资源，推进篮球教学改革。
2.提高工作者工作水平。
常言道名师出高徒，只有教员自身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才能推进好篮球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所以，作为教育系统来说（如学校）应进一步支持教师培训和继续教育，增加实践机会，确保教师教学思想和专业知识紧跟教育学前沿，提升综合素质，确保教学质量。工作中以保证学生身心健康为首，满足学生需求，关注其个性的发展，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
3.增加体育教学基础设施建设。
有关部门与院校有意识的完善体育教学教辅硬件，安置尽可能多的器具供学生使用，达到每个人都有机会进行完整的个人训练。
四、结语
一、新时代下的我国基础教育改革
（一）知识经济对创新人才的需求挑战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日新月异的知识创新，全球化、现代化浪潮互相激荡，能否掌握不断推陈出新的能力，是否拥有大批的高素质人才资源，决定着一个民族和国家能否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屹立不倒。
进� 但是，取得这样的成绩所依靠的却是廉价的劳动力，没有任何一个一流的国家是仅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就成就的，比如中国与印度相比较，印度以相当高的软件业成就，成为了“世界办公室”，而中国却是“世界制造工厂”。在这些不容忽视的实际情况下，我国的基础教育在价值取向、制度建设、知识教学等方面都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学生思想的启蒙、创新意识的萌发和创造性思维方式的形成等都与基础教育不可分割，在这个充斥着个性化的时代，在这个呼吁中小学基础教育走向生命、回归本真的时代，基础教育管理体制面临着重大的挑战与变革。
（二）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对战略性发展基础教育的思考
在21世纪这样一个必须创新的世纪，谁具备创新型人才，谁就能独占知识经济的鳌头。在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创新就是其本质，是一个民族、国家永葆生机活力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一个国家组成综合实力的重要部分。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指导下，知识经济提倡创新教育，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社会发展的首要位置，坚持以教育为本，增强国家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及科技实力的能力，提高全民科技文化素质，将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加速国家繁荣昌盛的实现。集中历史智慧，提出科教兴国，反应当下广大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这些战略的实施必须从中小学儿童、青少年抓起，坚实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战略性发展思考。
（三）新时代转换，对当下基础教育现实的启迪
在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将基础教育的思路转变，如在德育教育方面应该如何进行、如何改编。有一种看法认为只要服务于市场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常说有三只手，政府和道德，那第三只手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市场经济体制均是绩效体制，市场经济带来了许多进步的观念，如：合作、公平、时间、效率等。此外，日渐强大的网络信息时代让人目不暇接，种类繁杂多样的网络、媒体，有害无害的、有用无用的什么信息都有，很多时候，即便是成年人都难辨其真伪，更何况是还在接受基础教育的中小学生。在这样的的社会现实面前，我们应该如何引导？包括我们自己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不稳定，导致学校基础教育考虑的问题、行为出现不同程度的扭曲，与基础教育突出的发展不平衡矛盾有着间接或直接的重要联系，必须从各个方面将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深化，为时代新人的培养打下坚实基础。
二、当下教育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问题有所改变
教育的政策问题是关系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各级政府列入议事日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一定的教育政策问题，必然要求要有一定的教育政策过程与之相匹配。在我国以往的教育政策当中，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着力点放在“放权”的问题上。同时，还存在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如何有效履行其职责、成功提升其服务水平的统筹管理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新形势下，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发展要在进一步厘清“谁来管”界限的基础上重视解决“如何管”、“管什么”，进而实现“管好、管出效率”的目标。
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在要求对中央与地方、地方不同部门的教育管理权力配置要清晰的同时还要将各级教育管理中应该怎样用权尽责进行明确，怎样使得服务水平和能力得以提升，怎样将其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因此，如何充分发挥管理体制的功能就成了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也必然成了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在政策设计上必须要面对的关键问题。在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政策的运行过程当中，政策问题有所改变是必然的。而教育政策调整的逻辑起点就是政策问题的变革，这必然会引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政策发生调整行为。
（二）政策目标发生变化
教育政策问题的改变势必会导致教育政策目标的调整，二者的改变是协调一致的。面对当下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新的政策问题，国家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明确了新的目标体系。《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当下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工作中心是“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一方面，要形成“政事分开、规范有序、统筹协调、权责明确”的基础教育管理新体制。另一方面，《教育规划纲要》还提出了“提高服务水平”的目标。
从根本上来说，政策的制定者在对所有政策问题进行分析判断时，找寻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都是其主要目标。政策的调整其实是对当下教育政策问题解决的可能性、方法和途径进行选择的过程，是教育政策的“再制定”过程。政策调整的指导方针、政策方案设计和优选的基础以及政策落实的基本参照都是政策目标。因此，政策目标的改变势必要求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政策要做出必要的调整，它是政策调整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三）政策内容有所欠缺
经过最近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初步形成了关于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体系。但就其政策体系本身而言，国家层面上的教育政策、法律法规都需要得到进一步完善。现有法律对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规定仍有“笼统”之嫌，对于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规定，国家政策文本相对比较宏观，还存在较为突出的“不充实、不完善”问题。而地方各级的基础教育政策则明显“单薄”：省市县政策在层级上的显示还明显不够，省级统筹制度也依旧处在初步的探索阶段；地方各级在制定、形成地方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政策时，缺乏政策上的创新，鲜有与地方政策突破成功的适合案例出现。
从政策的内容上看，在对中央和地方的责权划分以及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职责问题上，国家教育政策还缺乏清晰的界定，必要的法律依据也不够完善。对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规范的改革，更偏重在招生考试制度上。在侧重办学体制的政策设计中，又更多地将重点放在了宏观领域上，对学校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规定长期以来都是比较少的等等。此外，对政府职能的变革进程也还没有做出具体的安排。
整体而言，当下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在政策文本上无论从具体内容还是体系，都凸显出“不完善、不具体、不丰富”等主要问题，政策体系中对于“上与下”等关系也还没完全理顺，满足制度化要求的简政高效机构也还没有形成。
（四）政策“执行不力”
政策的执行是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不容否定，教育管理体制政策本身不清晰、不完善的内容都会造成地方曲解国家政策，造成“执行乱”的现象出现。与此同时，当下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分级管理”政策的实施，在引导地方积极性得到极大程度提高的同时，地方政策在执行中造成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利益问题矛盾突出。所以，政策在执行过程当中的各种博弈行为均是不可避免的，政策“执行难、执行不具体不到位”的情况也就普遍存在。在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政策实施中的“执行不力”问题，给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也造成了反面效应。
以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最关键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为例，对下，它往往直接干预学校的内部管理、学校教育教学过程，把学校作为其下属的行政单位。在普遍情况下，造成基础教育管理机构的工作杂乱无章，机构设置庞大；也致使学校缺乏活力。对上，把“区域利益法定化”、违反上级政策指导精神的情况也普遍存在。这主要表现在有选择性地对应上级的政策要求，甚至还制定出了一些与国家法律法规指导精神背道而驰的“土政策”。这不仅导致政策“执行不力”恶性循环，还极大地制约着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发展进程。
三、新时代下，对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实践探索
（一）三级管理体制日趋成熟
国务院在《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对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明确提出了“要进一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 在这次改革中，原来的基础教育由分级管理、地方负责的省、市、县、乡四级管理体制改革为由分级管理、地方负责的省、市、县三级管理体制， 至此，我国基础教育三级管理体制已基本发育成熟。
（二）科学发展观指导思想的确立
“社会本位论”色彩在以往的基础教育政策中相对较弱，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成了基础教育改革价值观的主导。人的发展公平性、人的发展质量成为本阶段新基础教育政策的核心问题，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成为本阶段教育发展、改革的核心目标。教育公平、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开始被关注。
“省级统筹，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进一步提出：健全统筹有理权责明确的教育管理体制。以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为重点，深化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公共教育服务水平，加快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的实现，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规范学校的办学行为，形成政事分开、统筹协调、权责明确、规范有序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
四、新时代下，我国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使命
（一）建立创造型的育人导向制度
关于思想教育，要求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以国民素质的提升作为其根本宗旨，以培养中小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作为其重点，造就有理想、有纪律、有文化、有道德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经济严重脱节，所谓的基础教育实质上就是指相对封闭的应试教育。在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行各业对劳动者的智能要求发生了质的变化，强调劳动者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以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学校也必须�
（二）可持续发展与基础教育的功能定位
在全国率先颁布实施的《中小学实施可持续发展实施纲要》中，对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教育宗旨、教育内容以及教育途径等问题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上，要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其出发点就是要“以人为本”。21世纪是学习型社会，只有具备自主发展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的人才才能适应当下社会的发展并创造未来。素质教育着重于培养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着眼于学生终身可持续发展。
教育所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是一种十分复杂的人类再生产，它有着无限的发展潜能，而基础教育更应当如此。作为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奠基工作，基础教育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发展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其质量、规模关系到整个民族素质的高低。
（三）教育的优先地位
在我国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不管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发展纲要》，还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都明确提出，对教育要“保障权利，优先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保障公民依法享有的受教育权利就是其中的“保障权利”，而发展的规划定位问题则是其中的“优先发展”。所谓的优先发展，就是必须要在编制长期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将教育放在优先地位考虑，进行优先规划、优先扶持。
目前，伴随着中小学生对健康成长基础设施的要求以及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更新应用，都要求必须在发展教育时坚持适度的超前原则。只有当我们能用几年甚至几十年不滞后的思维去办教育，我国的基础教育才能体现出优先与超前，才能将使人民对教育满意的标准达到，才能使当下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教育的要求更为符合。
（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基础教育的适度超前发展会带来地区之间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选择性。从教育发展均衡、公平的角度去审视，教育事业应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要进一步抢抓机遇，解放思想，统筹各类教育，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统筹发展，在协调发展中加快发展。
1、要强化对农村中小学生的教育。在“十一五”期间，中央对于教育的投入达到了21亿元。基础义务教育的重点、难点都在农村。继续强化政府调控，加大对农村中小学生学籍的动态管理；做好农村中小学生布局调整的后续工作，整合学校资源，撤、并农村小学教学点和力量薄弱的初中，推动各种教育要素聚集，力争向优质教育资源发展、推进；大力促进教育发展的均衡、公平，妥善解决贫困家庭子女、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残疾儿童等弱势群体在接受义务教育基础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建立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残疾生读书绿色通道等，真正为困难学生提供实效帮助。
2、教育的特色办学理念。在当下的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之下，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积极面向社会培植教育新的增长点。把教育教学与社会服务、生产实践、技术推广相结合，形成产、学、研的初级合作，促进教育的多样化发展。
论文关键词：新时期；体育教师教育；改革审视；理论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师范教育已有百年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社会进步与教育的进步奠基在中国师范教育的发展基础之上。体育教师教育是教师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体育教师教育的研究体育教师教育作为教师教育的下级纲目，是指对体育教师培养和培训的统称，在终身教育思想指导下，按照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即在对体育教师的职前培养、入职培训和在职研修通盘考虑，整体设计，体现了对体育教师的教育是连续的、可发展的、一体化的我国于1980年至今，先后出台了5套普通高校体育教育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课程改革的总体特征是：培养目标得到扩展，更适应社会需求；课程结构进一步优化，各类课程的结构趋于合理，特别是选修课程和学科类课程得到加强，教材得到更新2003年，教育部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方案》，与以往颁布的《课程方案》相比，体现了21世纪普通高校本科体育教育专业改革的时代特征几年来，其运行的效果如何，有哪些经验与不足，这是研究的初衷，也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以体育教师教育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资料、比较分析等多种科研方法进行研究。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3.1我国体育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历史发展的总体概况比较。
311我国体育教育本科专业课程分类与学时分配的比较从表1中的数据分析可知，5套教学计划在专业课程方面的分类和学时的分配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1980年计划中专业必修课课时与4年总时数的比例高达678％；1986年和1991年计划中专业必修课学时稍有减少，分别为538和536；1997年方案中专业必修课课时为447；2003年方案中专业必修课课时减少到413，纵观我国体育教育本科专业主干课程的发展历程，主干课程由高度的计划性演变成宏观的指导性。
312我国体育教育本科专业课程内容结构的比较课程设置是人才培养目标的具体体现，是为培养目标服务的课程结构是所设置全部课程相互之间的分工和结合，是教学计划的核心人才培养通过专业教育来实现，而专业之间的差别就体现在各自不同的课程结构，及由此而决定的不同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上课程体系是高校专业教育的核心环节，是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确定来实现培养目标的基本教学文件。200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方案》。的培养目标，要求学生不仅成为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体育教师，还应成为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体育工作者，突出培养复合型体育人才。方案中任选课程分为理论学科和技术学科两类共列出47门课程，而且这47门课程，绝大多数都是新型的、针对性较强的、课程内容与体系小型化和规范化的课程任选课可拓宽学生的视野，并有可能在某一领域有所深入，设小课，开设不同层次的课程供学生选择，其目的是扩大信息量，切实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实际需要课程数量多，供学生选择的范围广，自由度也就增大，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在有限学制、学时里，既要增加新的内容，又要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之间的矛盾小型化课程一般具有微型化、前沿性和研讨型的特点，能体现出体育教育专业发展与研究的最新动向和最新研究成果，较好地促进了学生知识视野的扩大。
3.3我国体育教师培养课程制度讨论的热点
近几年在师资培养中出现许多热点讨论的问题：比如如何正确处理体育教育专业的“师范性”与“适应性”；体育师资培养目标的规格要求是什么？从我国社会现实出发，如何寻求体育教育专业考生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的最佳结合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在教师培养课程制度上表现为：课程设置中学科与术科的关系问题，选修课与必修课的比例问题等等。
3.3.1体育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当然是体育师资，然而，近年来由于强调提高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的“社会适应性”体育教育专业的师范性被削弱了，体育师资培养质量下降了，尤其是在学校体育发展日新月异、新课程改革方兴未艾的今天，许多从体育院校毕业的大学生走向工作岗位以后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学校体育的要求，似乎对学校体育改革“两眼～抹黑”，很难适应学校体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为此强烈呼吁体育教育专业必须大力加强“师范性”这就给课程设置提出了公共课、专业课和教育类课程的比例问题。
3.3.2关于术科和学科的关系问题，也是体育教育专业课程设置中始终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问题诚然，这两者的比例不是固定不变的，但总应该有个主次之分。
近半个世纪来术科和学科此起彼伏，从三七开到倒三七，翻来覆去，争论不休体育教学与其他学科教学相比，既有其相同点，又有其不同点体育教师区别于其他学科教师的标志，就是既能够使用文字语言进行讲解，又能够使用形体语言进行示范换而言之，体育教师如果不能进行正确、恰当的技术示范和指导，也就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失去了自我价值，也就同时丧失了“体育”的品牌这就要求作为体育教师不仅要掌握广博的理论知识，特别是有关体育健康方面的知识，而且还要注重运动技术的学习和技能的提高，掌握牢固的体育专业的基本技术、技能理论学习与技术学习并重，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圆满完成新课程目标对体育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
3.3.3对在体育师资培养中“一专’’与多能的问题不同的看法反映在课程设置上是术科中普修与专修的关系诚然，对“一专多能”的要求，从总体来看，认识基本是一致的，但对“一专”与“多能”的理解及其关系上，却存在不同的声音如今由于整个术科被削弱了，“导致学生一专也不专”，“多能也不能”，才是体育教育专业教学改革的悲哀此外我国体育教师培养课程还存在在课程名称上缺乏科学性和严密性，学科名称上缺乏规范性，在选修课上和国外存在一定的差距等等问题，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些问题将会更加清楚和明朗起来！
四、当前教育改革的背景给高校体育教育专业课程改革的思考
（一）目的性
任职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应用型人才”。任职教育要求学员必须满足军事岗位职业需要，强调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实践性，使教育紧密结合岗位工作的实际需要。确保培养的人才能够快速适应部队任职岗位需要，适应作战训练需要和部队武器装备的发展变化。因此，这也要求任职教育院校必须坚持“能打仗、打胜仗”需求和岗位需要为导向，构建教学课程体系，全面提高学员岗位任职的能力。
（二）针对性
任职教育的培养内容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它贴近部队、贴近作战和岗位实践的需求，突出新技术、新装备、新战法、新训法和新理论。这要求任职教育院校必须把好任职教育的“脉点”，针对学员岗位需求和部队发展需要，提供“定单式”课程和“量体裁衣”的教学内容，使教育教学内容具有针对性。
（三）实用性
任职教育要适应部队岗位需求，以岗位任职需要为目标，课堂教学与部队需要相结合，人才培养与“能打仗、打胜仗”需要相结合。任职教育要强调实践应用，突出培养解决任职岗位所需具备的能力素质。因此，这也要求任职教育院校要优化教员的知识、能力、素质结结构，积极开展教学改革研究，不断创新课堂教学内容和方法，以适应任职教育需求。
二、任职教育改革的建议
任职教育是以岗位任职需求为牵引、以能力、素质为本位的教育。针对任职教育特点，结合任职院校的实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任职教育改革。
（一）制（修）定适应任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
随着我军新型院校体系的逐步完善和军队院校教育正由以学历教育为主向任职教育为主的转型，这是世界军事教育发展的潮流。因而，为适应新的承训任务，在总结学历教育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任职教育的规律特点，构建合理的核心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手段，进一步优化课程总体设计。任职教育课程的设置，必须紧紧围绕岗位任职需要和岗位任职能力的提高，任职教育的课程内容设置以岗位所需要的能力或能力要素为核心，以“必需、够用”为原则，立足岗位、贴近需求、着眼现实。同时将军事领域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以及最新的科研成果及时纳入到课程教学内容中去。
（二）加强教材体系建设
依据新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教材编写要进一步优化教学内容，增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教材结构更利于课题式教学与学员岗位业务能力的形成。任职教材要从过去的一本书、一个教学内容提升为一个教学包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教学资源的整体解决方案。其一是要系列化，建立和开发符合培养目标、体现任职教育特点、紧密结合任职岗位需求，面向教员与学员的各级各类系列教材，实现各门课程教材间的衔接与沟通。其二是要立体化，实施主教材、网络课件、学习光盘、习题案例教程、试题库、教学支持网络平台等一体化配套建设，对多种教学媒体教材的创作应统一纳入到整个教学系统的一体化设计和开发中去，多种教学媒体教材分别采用不同的编写方法，把教材的精华从各个角度呈现给学员，既有重复、强调，又有交叉和补充，相互配合，实现以优势互补，形成一个教学资源的有机整体。
（三）积极开展教学改革研究
立足课堂教学，以教研室、教学组、课题组为组织形式，以日常教学活动与专项课题研究为载体，围绕教学难点重点开展教学研究。针对教育转型和任职教育的特点，统一思想，大力推行课程改革，贯� 以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的转变为重点，更新教育观念，革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实用性，充分发挥学员自主选题和自主学习的能力，整体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促进教学质量的总体提高。
（四）加强教员队伍建设，培养教员综合素质
电子信息工程是我院2010年才开始招生的新建专业，经过近三年的建设招生规模基本稳定，作为一所高职高专院校，相对而言，学生基础较差，如何使进入本专业的每个学生都能学有所成，是我们必须要很好解决的实际问题。然而，由于电子类专业技术发展很快，诸多因素造成专业技能教育存在以下必须要改革的实际问题。
1.1专业技能教育方向不够明确
我院两个专业，应用电子与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培养方向还划分不清，专业设置没有很好地结合企业人才需求建立培养目标，由于电子信息企业在研发、制造生产以及管理销售和服务的产业链中，需要该专业不同职业能力的人才。我们不可能培养什么都能的全才，而应该是有一技之长的人才。现在培养的毕业生在企业应聘时，实践操作能力较差，合作交流能力也不强。
1.2技能教育课程体系构建不合理
在整个专业建设过程中，由于方向不够明确，所以课程体系构建中不能强化某个方向的能力培养，课程体系构建还可能根据现有教师水平和工作量来设置。教学进程安排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学生在第一学期的学习中，接触到相关专业知识少，而第二、三学期课程又较多，学生只能疲于应付各门课程的考试，不利于进行实践技能方面的培养；同时，学生沟通交流、团队合作方面的能力还较弱，如相关技术资料及技术文档的写作能力差等，在省级电子产品设计与制作职业技能大赛中显示出学生这方面的弱点。
1.3课程教学改革不深
对理论知识较深的课程仍然开设，也没有增加实践过程的能力培养。教学改革上，教材部分内容还存在过时，新技术、新工艺内容不够，如单片机应用课程教材不新，理论多，仍然以汇编语言编程教学，学生难学懂，完整项目实践机会少，实践能力也较差。实践教学不能满足学生职业能力培养要求，比如我院2003年至2004年建设的应用电子专业的电子技术与电工实验室设备较为陈旧，有些课程的个别实验教学还无法实现，部分实验只能在计算机上仿真完成。因此，毕业生对电子仪器的使用还不够熟悉，影响了职业能力培养。
1.4教师职业能力水平不够强
该专业的教师参加本专业科研项目少，在企业锻炼机会也少。因此，教师在指导学生参加职业技能大赛方面综合能力不够，对产品设计生成过程工艺也不熟悉，虽然在一线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进行改革，但离“双师”型师资队伍要求还很远。
2专业技能大赛对专业技能培养的引领
从2012年和2013年我们组织学生参加省电子设计与制作项目的职业技能大赛过程看，其内容所涉及的课程主要是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单片机应用技术以及传感器应用等。因此，我们在修订人才方案上下功夫，调整模拟电子技术到大一第一学期，单片机应用技术调整大二第二学期。重点是在实践教学中采取项目化教学，以大赛形式组织将学生分组完成实践电子设计制作任务。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高职组）的参赛项目内容很广，省选拔赛中电子信息类项目主要有：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维修与数据恢复，动漫，基站建设维护及数据网组建，计算机网络应用，嵌入式应用开发，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智能电子产品系统工程实施等。不同学校专业方向不同，所以选择适合本校专业理论与实践课程相符合的赛项参赛。我们选择了“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维修与数据恢复”、“动漫”、“智能电子产品系统工程实施”，分析该项目中显示应该所具备的能力，所需要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是哪些方面，这对我们在专业建设中课程体系建设、实践教学以及更重要的专业技能培养等方面改革起到了引领作用。
3CDIO教育理念的引入
CDIO工程教育理念是麻省理工学院和瑞典皇家工学院等大学经过四年的研究和探索而创立的。CDIO代表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施（Implement）、运行（Operate）,它主要体现了现代工程师所应该具有的知识运用、产品及系统设计能力。为了更好的实现工程教育改革目标，以服务行业需求，把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相结合，结合电子类专业特点，并且通过对电子类专业的教学实践和人才培养模式分析，结合职业技能大赛内容，将CDIO教育理念和高职“做中学”的办学理念相融合，突出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职业技能训练。构建符合CDIO模式的课程体系，改革实践教学模式。
3.1确定职业目标
通过走访企业，以及进行毕业生跟踪调查，进行多方面市场调研和论证，确立本专业的培养目标。重点是培养面向电子信息产业链的电子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与服务等各个环节中需要的一线技能型人才。目前，对高职电子类专业毕业生适合的工作岗位群的典型工作任务主要包括：电子产品组装检测、电子产品设计制作、电子产品技术支持（售前、售中、售后）等，每一环节都与相应的岗位群对应。将高职电子类专业的职业目标定位于岗位群的中低级职位，要求具有熟练专业技能及技术应用能力。
3.2职业能力大纲制订
为了实现专业培养目标，需要对本专业学生的能力进行分解，在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出集知识、能力和素质为一体的专业能力大纲。CDIO专业能力大纲包含4个层面：一是具有本专业特色的知识结构；二是个人职业能力和素质；三是人际交流与沟通能力；四是社会环境下的工程综合能力。每个层面又包含更多能力。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在确定培养职业能力目标的前提下，细化专业能力，如知识结构中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包括实用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文化基础、制图与CAD，并要求参加相关职业资格能力考证。
4专业技能教育改革措施
4.1构建新的课程体系
以工程能力� 我们遵循CDIO工程教育模式，在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现行课程体系的基础上，改革现行专业课程体系，使之符合我院人才培养目标和社会对该专业人才的需求，如信号与系统、高频电子线路、通信原理等理论性较强实践难度大的课程不再开设或为选修。采取以� 首先设置了能体现知识综合与专业能力要求的一级训练项目，并要求其贯穿整个高职教育阶段；二级为包含课程群和某一方面专业能力要求的项目，并
4.2教学模式改革
在教学过程中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采用以行动为导向的任务驱动教学模式，选择实际岗位中的工作任务作为教学任务，按照能力培养目标的要求，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进行教学过程的系统化设计并组织实施。教学实施过程中，采用“任务提出、知识学习、分析实施、任务检查、交流评价”五步教学法。整个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起引导作用，使学生“在学中做，在做中学”，提高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
4.3实践教学改革
从行业需求出发，在现有实验实训室及校外实训基地的基础上，新建电子生产设计与制作及工艺实训室，构建满足CDIO教学需求的校内外实训基地。（1）深化校企合作，新增以本地区大中型企业校外实训基地，建立完善的专业实训基地群。了解企业需求，与企业共同确定实训项目，充分发挥与提高学生提出、分析、解决问题能力。（2）积极开展竞赛活动。组织学生参加学校、省、国家职业技能大赛，大赛活动能够有效地激发他们的创造热情和创造能力，培养他们合作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进而培养动手能力与专业技能。（3）建立开放实验室，实施学生创新社团训练。如成立电子爱好者协会，由学生自己寻找项目，组织教师进行评审，对立项的项目提供辅导和部分资金支持，开放实验室提供仪器设备和实验耗材，学生自己完成项目，充分锻炼自己的工程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他们的专业技能水平。
4.4师资队伍培养
加强与省内外高等职业教育学校的联系，积极选拔教师参加省级和全国骨干教师培训班，学习其先进的职教理论与方法。以专业理论知识较为突出，实践能力较强的教师申报相关科研项目，进行专业带头人培养，通过承担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等途径，提升专业驾驭能力。每年派出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承担产品开发设计、生产服务等多种工作，在企业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同时，提高骨干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逐步建成“双师”型教学团队，以符合学生职业技能培养要求。
5结束语
关键词：统计学；发展趋势；统计教育改革
随着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统计创新工程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统计创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统计实践的创新；二是统计教育的创新。创新的基础在于教育，没有统计教育的创新，就谈不上统计实践的创新。准确把握统计学的发展方向与发展形势，培养适应新世纪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是统计教育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本文从统计学的基本发展趋势谈一谈统计教育急需改革的几个方面。
一、统计学的基本发展趋势
纵观统计学的发展状况，与整个科学的发展趋势相似，统计学也在走与其他科学结合交融的发展道路。归纳起来，有两个基本结合趋势。
（一）统计学与实质性学科结合的趋势
统计学是一门通用方法论的科学，是一种定量认识问题的工具。但作为一种工具，它必须有其用武之地。否则，统计方法就成为无源之水，无用之器。统计方法只有与具体的实质性学科相结合，才能够发挥出其强大的数量分析功效。并且，从统计方法的形成历史看，现代统计方法基本上来自于一些实质性学科的研究活动，例如，最小平方法与正态分布理论源于天文观察误差分析，相关与回归源于生物学研究，主成分分析与因子分析源于教育学与心理学的研究。抽样调查方法源于政府统计调查资料的搜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统计学家同时也是生物学家或经济学家等。同时，有不少生物学家、天文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学家等都在从事统计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他们在应用过程中对统计方法进行创新与改进。另外，从学科体系看，统计学与实质性学科之间的关系绝对不是并列的，而是相交的，如果将实质性学科看作是纵向的学科，那么统计学就是一门横向的学科，统计方法与相应的实质性学科相结合，才产生了相应的统计学分支，如统计学与经济学相结合产生了经济统计，与教育学相结合产生了教育统计，与生物学相结合产生了生物统计等，而这些分支学科都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统计学的分支，另一方面也是相应实质性学科的分支，所以经济统计学、经济计量学不仅属于统计学，同时属于经济学，生物统计学不仅是统计学的分支，也是生物学的分支等。这些分支学科的存在主要不是为了发展统计方法，而是为了解决实质性学科研究中的有关定量分析问题，统计方法是在这一应用过程中得以完善与发展的。因此，统计学与各门实质性学科的紧密结合，不仅是历史的传统更是统计学发展的必然模式。实质性学科为统计学的应用提供了基地，为统计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21世纪的统计学依然会采取这种发展模式，且更加注重应用研究。
这个趋势说明：统计方法的学习必须与具体的实质性学科知识学习相结合。必须以实质性学科为依据，因此，财经类统计专业的学生必须学好有关经济类与管理类的课程，只有这样，所学的统计方法才有用武之地。统计的工具属性才能够得以充分体现。
（二）统计学与计算机科学结合的趋势
纵观统计数据处理手段发展历史，经历了手工、机械、机电、电子等数个阶段，数据处理手段的每一次飞跃，都给统计实践带来革命性的发展。上个世纪40年代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诞生，给统计学方法的广泛应用创造了条件。20年展起来的多元统计方法虽然对于处理多变量的种类数据问题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由于计算工作量大，使得这些有效的统计分析方法一开始并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很好推广开来。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诞生与发展，使得复杂的数据处理工作变得非常容易，那些计算繁杂的统计方法的推广与应用，由于相应统计软件的开发与商品化而变得更加方便与迅速，非统计专业的理论工作者可以直接凭借商品化统计分析软件来处理各类现实问题的多变量数据分析，而无需对有关统计方法的复杂理论背景进行研究。计算机运行能力的提高，使得大规模统计调查数据的处理更加准确、充分与快捷。目前企业经营管理中建立的决策支持系统（DSS）更加离不开统计模型。最近国外兴起的数据挖掘（Datamining,又译"数据掏金"）技术更是计算机专家与统计学家共同关注的领域。随着计算机应用的越来越广泛，每年都要积累大量的数据，大量信息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信息过量，难以消化；信息真假，难以辨识；信息安全，难以保证；信息形式不一致，难以统一处理；于是人们开始提出一个新的口号"要学会抛弃信息"。人们考虑"如何才能不被信息淹没，而是从中及时发现有用的知识，提高信息利用率？"面对这一挑战，数据挖掘和知识发现（DMKD）技术应运而生，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数据挖掘就是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随机的实际应用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的、人们事先不知道的、但又是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数据挖掘是一门交叉学科，它把人们对数据的应用从低层的简单查询，提升到从数据中挖掘知识，提供决策支持。在这种需求牵引下，汇聚了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尤其是数据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统计、可视化技术、并行计算等方面的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投身到数据挖掘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形成新的技术热点。虽然统计学家与计算机专家关心Datamining的视角不完全相同，但可以说，Datamining与DSS一样，使得统计方法与计算机技术的结合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因此，统计学越来越离不开计算机技术，而计算机技术应用的深入，也同样离不开统计方法的发展与完善。这个趋势说明：充分利用现代计算技术，通过计算机软件将统计方法中复杂难懂的计算过程屏障起来，让用户直接看到统计输出结果与有关解释，从而使统计方法的普及变得非常容易。所以，对于财经类统计专业的学生来说，一方面要学好统计方法，但另一方面更加要学会利用商品化统计软件包解决实践中的统计数量分析问题，学好计算机信息系统开发的基本思想与基本程序设计，能够将具体单位的统计模型通过编程来实现，以建立起统计决策支持系统。
所以统计与实质性学科相结合，与计算机、与信息相结合，这是发展的趋势。了解这一点，再来看我们目前教育中的问题就更加明显了，所以一些课程要改革，教学方式也要改革。以下谈一谈统计教育需要改革的几个方面。
二、统计教育的改革
(一)统计专业课程建设问题
专业建设考虑的是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怎样培养这样的人才。专业建设的核心问题是课程设置和规范课程内容。课程设置主导学生的知识结构，培养统计理论人才应当设置较多的数学课程，目的是让学生能对各种统计方法有较深刻的理性认识；培养应用统计人才应当设置较多的相关应用领域的专业课程，目的是让学生如何能将统计方法正确地运用到相关领域。例如培养从事经济管理的统计人才，在课程设置上至少应当包括四方面的知识：（1）经济理论课程，让学生了解经济活动的主要进程和基本规律；（2）研究社会经济问题主要统计方法，包括常用的统计数据搜集方法，统计数据处理方法和分析方法；（3）适用电脑技术，让学生初步掌握运用电脑进行统计数据处理和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技能；（4）有关统计理论和统计实践中的前沿性问题，目的不在于要学生真正掌握这些问题，而是让学生了解统计理论和统计实践的前沿发展动态，启迪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
(二)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
统计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中，有两个焦点问题：一是如何激发学生学习统计学的兴趣；二是应用什么教学手段来达到较好的统计教学效果等。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教学手段，更新教学方法，促使教育技术、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有机结合。
1.改灌输式教学为启发式教学，特别注重教育多样化和多层次性，不仅让学生掌握如何搜集、整理数据的技术，还要教学生读懂数字背后的事实。学会按照具体与抽象、动态与静态、个体与总体、绝对与相对、一般与特殊、演绎与归纳等不同的思维方式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注重利用一题多解与一题多变，开拓学生的发散思维。
2.改单向接受式的教学为双向互动式教学，以案例分析与情景教学开启学生的思维闸门，使学生更形象、快捷的接受知识，发挥其独立思考与创造才能，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
3.构建以课堂、实验室和社会实践多元化的立体教育教学体系。在传授和学习已经形成的知识的同时，加强实践能力锻炼，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只有将统计学的方法结合实际进行应用，找到应用的结合点，才能使统计学获得最大的生命力。
（三）统计学与计算机教学相结合
教材要与统计软件的应用相结合。现在许多教材都是内容与软件分家，现在计算机已非常普及，无论是高校、高职和中专，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会用统计软件分析数据，不管哪一个层次，都已说不过去。统计学是一门应用的方法型学科，统计学应从数据技巧教学转向数据分析的训练。统计学与计算机教学有机地合为一体，让学生掌握一些常用统计软件的使用。除了要培养学生搜集数据、分析数据的能力外，还要培养学生处理大量数据的能力，即数据挖掘的能力。
（四）教学与实际的数据分析相结合
统计的教学不能只停留在课本上，案例教学与情景教学应成为统计课程的重要内容。统计教学和教材增加统计实际案例，通过计算机对大量实际数据进行处理，可以在试验室进行，亦可在课堂上进行讨论，这样学生不仅理解了统计思想和方法，而且锻炼和培养了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要有一批能用电脑、网络来教学的新型教师
电脑、网络的出现，不仅改变了教学的手段，还深深地影响着教学的内� 语文（中文、外文）、数学、计算机、专业知识是一个统计人才必备的素质，它们之间不是分离的，而是要尽可能结合在一起来进行教学，各管各教一套的办法已不适应现代化教育教学的需要，现代教育特别注重教育信息技术中的多媒体、网络化、社会化和国际化、多样化和多层次，有了电脑、网络，必需要更新，要培养出一批能用电脑、网络来教学的新型教师，以便培养出新型的21世纪的人才。
[参考文献]
[1]贺铿。关于统计学的性质与发展问题。中国统计，2001.9.
[2]袁卫。国外统计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及对我国统计教育改革的思考。中国统
计，2001.10.
[3]习勤。关于统计教育创新的思考。中国统计，2002.1.
作者简介：
“民族教育改革”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因裹挟着“民族”、“民族教育”等诸多概念，使得本已十分复杂的“教育改革”因为“民族”的特殊性变得更加艰难。“民族教育改革”推进和突破的重心甚至不在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改革”问题上，而落脚在“民族教育”以及“民族”问题上。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民族教育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首先取决于对“民族”以及其赋予“民族教育”特殊性的认识。“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可以藉由“民族教育”概念本身的内涵来解析。民族教育在我国“是指各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也就是说，少数民族的教育和民族地区的教育应该是民族教育的两个主要构成部分。显然，少数民族教育和民族地区教育的特点主要源于少数族群的特殊性和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因此，“民族教育”特殊性的解析，“族群”和“地域”是两个不可或缺的抓手。“族群是在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以及体制特征的一种群体，其中最显著的特质就是这一群体的宗教、语言、其成员所具有的对共同起源的信仰以及共同的群体身份感”。
据此解释可知，一个族群可以定义为维持一个习得文化传统的群体，族群的延续是一种文化传统的延续。族群特殊性的重要特征首先就是族群文化的特质。既然“民族教育”的特殊性主要源于少数“族群”的特殊性，而“族群”的特殊性又主要凝结在族群文化，因此可以说，“民族教育”的特殊性主要源于“族群文化”对教育提出的要求。
在这个意义上，“民族教育改革”思考的重心就聚焦在“民族教育”如何能够更好地完成少数“族群”赋予的文化使命。“民族教育改革”的任务也就是尽量消除制约“民族教育”文化功能发挥的因素，使得“民族教育”在促进“族群文化”发展方面发挥功能。具体来说，“民族教育改革”主要关注以下的问题：教育与民族文化符号，教育与民族文学，教育与民俗，教育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与民族禁忌，教育与民族宗教，教育与民族心理，教育与民族性格，教育与民族身份与认同，教育与民族意识或精神，等等。这些在“族群文化”层面的问题应该是“民族教育改革”需着力解决的问题，也是决定“民族教育”特殊性的核心问题。除“族群”及其拥有的文化特质外，“地域”是影响“民族教育”特殊性的另外一个关键要素。这是与我国少数族群的分布特点紧密相关的。由于历史和生产方式等原因，我国少数族群主要分布在重要的边疆地区和边远地区，特别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内地以及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另外，这些地区地域广阔、人口稀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族群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这种“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地域特征成为影响本地区教育发展的突出因素，也是“民族教育改革”必须考虑的出发点。“民族地区”的地域特征一方面制约了“民族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还对“民族教育”的发展提出了特殊任务。“民族教育”必须从民族地区特征出发，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服务。
因此，“民族教育改革”的目标就是摒除一切脱离民族地区特点的思想、制度等因素，使得民族教育能够培养出促进本地区发展的民族人才，使民族教育成为民族地区发展的正能量。具体来说，“民族教育改革”主要关注以下问题：教育与民族经济，教育与民族地区人才，教育与流动儿童，教育与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与民族地区政治稳定，教育与民族地区公民政治素养，妇女与少数民族教育，教育与人口因素，等等。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民族教育改革要突出“民族”因素。“民族”因素应涵盖少数“族群”和民族“地域”或地区因素。少数族群的文化特质以及少数族群生活的特殊地域是从根本上决定民族教育异于其他教育的关键点，是影响民族教育改革推进的问题点，更是民族教育改革的突破点。民族教育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民族自觉”的程度。所谓“民族自觉”，就是“民族教育”对自身特殊性的一种觉知和认识。“民族自觉”的程度也就是一种对“民族教育”特殊性即民族教育改革“从哪里出发”这一问题的认知程度。
二、民族教育应基于叠合认同协调自身改革与主流及现代改革的关系
“民族教育改革”作为中国整体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封闭的改革过程，这就意味着民族教育改革始终面临着如何协调自身改革与“主流”改革的关系问题。同时，民族教育改革还面临着在中国教育整体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协调自身传统与“现代”关系的问题。因此，在诸多影响民族教育改革方向的因素中，“主流”与“现代”应该是两个不可忽略的关键性因素，也是民族教育改革在推进的过程中始终要不断思考的问题。所谓中国教育改革的“主流”，主要指中国教育改革的主导性意志、整体性行动以及主要趋势。具体来说，也即指在中国教育改革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指导性思想、观念和理论，在集体共识下形成的一种整体性改革行动，以及中国教育改革的主要趋势和走向。
这些因素构成了中国教育改革的“主流”，形成了一种裹挟性的、霸权式的力量，推动着中国教育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变革。相对于中国教育改革的“主流”，民族教育改革则处于“支流”的地位。这种“支流”的地位一方面表明了民族教育改革与中国教育改革“主流”的差异；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国教育改革“主流”对民族教育改革的影响。这就要求民族教育改革要在自身改革与“主流”改革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民族教育改革不可以完全忽略自身的民族特点而全面地融入主流。因为“族群的需求是不同且多元的，主流文化所主导的单一认同，不能满足族群的多元需求，结果会造成族群间彼此矛盾、紧张、冲突的产生”。文化领域如此，教育改革也是如此。“主流”教育改革无论从理念上抑或行动上都毫无例外地会忽略民族教育改革存在的特点，这容易导致民族教育改革误入歧途。但是，民族教育改革同时也不可以孤芳自赏，自我陶醉于自身的改革设计。因为但凡改革必然有其共同性的理念，也会遭遇到普遍性的问题与障碍。中国教育整体改革的目的就是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在中国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如何协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因为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连续体”，而非一个“非此即彼”的两极化。如一位学者说的，“诚然，这种新与旧的作风的混合，现代与传统观念的重叠，或者正是转型期社会的一个突出的性质”。
正是这种传统与现代的“混合”，使得民族教育改革始终都要思索如何在延续和发扬传统中实现民族教育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我们认为，民族教育的“传统”，是指在历史的变迁中，民族教育积淀下来的相对持久的行为模式、价值系统等。传统具有明显的延续性和群体性。因此可以说，民族教育的传统性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民族教育的内涵。与传统不同，我 “现代”同样也应� 如此看来，在“传统”与“现代”关系上，民族教育的改革需要批判的精神。一方面，着力思考民族教育传统的时代性问题；另一方面，重点关注“现代”概念的误解对民族教育传统扬弃的影响。民族教育传统因具有一定的持久性，故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也即对环境变化回应的迟缓。因此，民族教育的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墨守成规的，需要不断地自我检视来回应时代的诉求。这样民族教育的传统因素才能成为构成“现代”民族教育的核心要素。另外，“现代”一词具有浓重的感情色彩，似乎“现代”一定比“传统”好。事实上，“这种附有价值色彩的‘现代’观念常与‘盲目的崇新主义’结合不分，可是，经验告诉我们新的不一定比旧的好。同时，即使新的样样比旧的好，新的也未必一定来临。因为社会的发展是不必一直是向‘前’演化的”。
这也就意味着对待民族教育的“传统”，我们不能认为“传统”与“落后”“愚昧”同义而一味地摒弃；同样我们也不能抱守成规，让“民族中心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作祟，排斥或主动放弃先进的思想、观念和制度。而在对待民族教育的“现代”时，更要审慎地甄别批判，在加快民族教育现代化的同时，反思民族教育现代化的“后果”；在民族教育现代化的浪潮中，重思民族教育“传统”的价值。总之，在对待“主流”和“现代”的问题上，民族教育的改革不应只固守一端，而应寻找“叠合认同”（叠合认同原指学者杨凤岗在研究美国华人基督徒的社会认同时发现，美国华人基督徒既不是放弃族群认同被动地接受同化，也不是拒绝融合而简单地固守其族群认同，而是同时圆润地建构和重构美国人认同、华人认同和宗教认同，将这三种认同叠合在一起，而又不丧失任一认同的独具特征，从而成就其叠合认同）。也即民族教育改革应该在自身的“支流”与整体改革的“主流”，在民族教育自身的“传统”与教育“现代”之间寻求叠合处、共识点，力图在民族教育自身的传统与主流和现代之间寻求一种恰切的平衡。这应该是民族教育改革始终追求的一种“理想类型”。
三、民族教育应从其他领域的改革和自身改革的历史中寻求借鉴
“民族教育改革”作为民族地区社会综合改革的一部分，其自身的改革必然牵扯着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历史经验证明，教育改革从来不可能实现“一枝独秀”，总是或依赖、或促进、或同步于社会整体改革。因此，如何协调自身与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这是关乎民族教育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另外，在我国整体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的背景下，民族教育在改革局面的复杂性、改革任务的艰巨性、改革领域的广泛性等方面都已非比寻常。但是无论面对怎样的复杂情景，民族教育改革都不应忽略的就是自身的改革历史。因为今天的民族教育之所以如此，不仅取决于今天社会的发展，它还是历史改革发展到今天的结果。基于此，民族教育在深入推进改革的浪潮中始终应该在其他领域的改革与自身改革的历史中寻求借鉴。民族教育改革与其他社会改革同处于一个改革的场域。虽然每一领域的改革都有其特定的问题，特殊的关节点，特别的改革措施，但是处在同一社会场域中的各领域改革之间并不是“领域割据”的，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彼此影响和相互干预。
所以从改革的意义来看，民族教育改革不只为了解决民族教育存在的问题，还在于其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从改革的问题源来看，民族教育本身的问题是与民族问题、地区发展问题密不可分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民族教育问题主要是这些领域存在的问题在教育领域中的反映。如此看来，民族教育改革就不能仅仅囿于自身领域，还需要从其他社会领域中去“顺藤摸瓜”找出问题的根源。从改革的支持力量来看，民族教育改革已经逐步进入“攻坚期”，仅仅依靠教育自身的力量，已经不能使问题顺利地得以解决。“对于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来说，由于其面广量大，且涉及价值论争、利益博弈、体制改造、机制转换等诸多深层次错综复杂的问题，因而所需要的就不只是某项社会支持，也不只是某些社会支持”，而需要给予“完整的社会支持”。因此，民族教育改革在协调与其他社会领域的改革时，虽然应该凝神静气理出自身领域的问题，突出自身领域改革的特点，但同时还应该放宽眼界，拓展领域，积极地从其他社会领域的改革中寻求推动自我改革的支撑力量，借鉴推进改革的成功经验，还应该与其他领域挖掘改革中相互牵连的共同问题，突破改革中阻碍彼此的共同障碍，更应该超越领域的切割来思考“自我”改革的全局意义，探索改革行动中能够相互配合的恰切路径。民族教育改革除了不能忽略对其他领域改革的关注，还不能忽略对自身改革历史的反思。同中国教育的整体改革一样，民族教育改革从来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而是一次接续一次的行动。这也就意味着民族教育改革本身已经形成了历史，即改革的历史。这也就对今天民族教育的改革提出了新的问题，即如何协调改革的“今天”与改革的“历史”。
民族教育“今天”的改革主要是为了解决今天制约民族教育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但是民族教育今天的状况及存有的问题，除了与当下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也与历史上的“改革”有着直接的关联。历史学家蒂利认为，社会演变的过程是取决于路径的。也就是说，民族教育今天的状况及存有的问题是沿着历史上的“改革”以及形成的路径发展的结果。“今天”的改革也是针对“历史”改革造就的现实而进行的。因此，为了更好地推进民族教育“今天”的改革，有必要系统梳理改革的“历史”。在改革的“历史”中追寻今天民族教育存有问题的历史原� 当然，改革的“历史”的确对“今天”的改革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但这绝不意味着民族教育“今天”的改革必须背上“历史”改革的包袱。因为从根本上讲，“今天”的改革就是对“历史”改革遗留的问题寻求解决的一次行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改革”就是对“历史”改革的再改革。因此，民族教育的改革需要在改革“历史的垃圾箱中”不断翻找，同时又不能掉进箱子中。
四、结语
进入新世纪，日本的幼儿教育改革出现了一些新动向。2001年3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了《幼儿教育振兴计划》；2004年12月，中央教育审议会发表了《关于幼儿教育、保育一体化的综合机构》[2]的咨询报告；2005年1月，中央教育审议会又发表了《关于适合环境变化的今后的幼儿教育的应有状态——为了幼儿的最佳利益》[3]的咨询报告。我们主要依据这三份文件的内容，探讨当前日本幼儿教育改革的新动向及其对我国幼儿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当前日本幼儿教育改革的背景
近年来，随着少子化、核心家庭化、都市化、情报化、国际化等倾向的进一步发展，日本社会出现了人际关系淡薄、过分重视经济利益和效率、成人优先等不良风气。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幼儿成长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首先，随着社区居民之间交往减少本毕业论文由整理提供，社区对幼儿的关心程度也在降低，幼儿对社区没有感情，也很少有机会和其他儿童交往，社区的教育作用有所下降。其次，成人在竞争日益激烈、快节奏、高效率的社会中感到生存和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妇�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家庭的教育作用也在明显下降。
幼儿教育本身也面临着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各种调查表明，日本幼儿普遍存在基本的生活习惯和态度较差，不会与他人交往，缺乏自制力和耐性，规范意识淡薄，运动能力差等问题。此外，小学一年级的儿童也存在注意力不能集中，不听教师讲课，上课时在教室内随便走动等问题。小学教师认为，小学生存在的问题与幼儿教育有很大的关系。社区和家庭教育作用的下降，对幼儿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幼儿教育本身存在的问题，也要求幼儿教育� 日本幼儿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二、当前日本幼儿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
从2001年的《幼儿教育振兴计划》到2005年的《关于适合环境变化的今后的幼儿教育的应有状态——为了幼儿的最佳利益》的幼儿教育改革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扩大幼教机构的教育作用
幼儿园、保育所是日本幼儿教育的主要机构。幼儿园招收3-5岁的幼儿，保育所招收0-5岁的幼儿。幼儿园由文部科学省管辖，保育所由厚生省管辖。日本政府认为，为了促进幼儿教育改革，有必要加强幼教机构的教育作用。
1．为所有适龄儿童提供幼儿教育的机会
幼儿园不应该只面向3～5岁的幼儿，而应该面向所有的适龄儿童。幼儿园和保育所要探讨为所有适龄儿童提供幼儿教育的方法和途径，特别是对残障儿童的教育。教师要具有一定的敏感性，要注意及时发现残障儿童。
2．提高幼儿园教师的素质和专业化水平
首先要加强幼儿园教师的培养和进修。大学、短期大学及专门学校的幼儿教育专业，不仅要让学生掌握丰富的知识，而且要重视他们的就业体验，重视学生在幼儿园的实习。幼教机构的用人制度、待遇和进修制度也需完善，要有利于提高教师素质。教师应通过不断进修，提高能力和水平。教师不仅要教育包括残障儿童在内的所有幼儿，而且要为家长提供咨询服务，为家庭和社区养育儿童提供帮助。此外，还应建立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的人员交流和共同进修制度。针对当前女教师占教师总数90％的状况，要鼓励幼教机构使用男教师。其次要促进教师获得高级别的资格证。日本现行的幼儿园教师资格证有两种：一级资格证和二级资格证。幼教机构要鼓励教师获得一级资格证，同时为获得二级资格证的教师提供学习、进修的机会，使他们尽早获得一级资格证。
(二)提高家庭和社区的教育能力
1．从终身学习的角度来看，要提高家庭和社区的教育能力
首先，幼教机构应为所有父母(包括子女未接受幼儿教育的父母)提供幼儿教育的信息与咨询服务，为幼儿入园提供便利条件，并向社区开放。其次，为了更好地利用幼儿教育的资源，有必要建立幼教机构和社区的双向联系网络。第三，幼教机构应根据社区的情况，灵活运用儿童馆、公民馆等公共设施，并借助志愿者团体和民生委员、儿童委员等社区力量，通过积极参加社区的一些节日活动，与社区人员互相交流。第四，招募一些支援儿童养育的志愿者，提高社区的教育能力。
2．为母亲参加工作的家庭提供便利
幼教机构要更多地了解家庭养育子女的困难，为家长的工作提供便利。在加强幼儿教育的基础上，幼教机构应通过灵活运用育儿休假制度与雇佣制度，促进企业改善录用制度、产假制度、继续雇用刚分娩的女职员制度等。幼教机构应该为职业女性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包括延长保育时间等，同时要吸引父亲加入家庭教育的行列。
(三)利用各种力量，促进幼儿教育的发展
1．灵活运用社区人才
首先，对特别需要帮助的幼儿或感到教育子女特别困难的家长，幼教机构可以借助地方公共团体等力量，引入生活指导员，给家长提供一定的咨询。其次，根据社区的情况，灵活运用儿童馆、公民馆等设施，有效利用民生委员、儿童委员、育儿经验丰富者、初中生、高中生以及退休人员等社区多种多样的人才。第三，可让家长参观幼教机构，参加大型活动以及大型活动的设计和外部评价等。第四，为了增加幼儿获得多种体验的机会，要灵活运用社区的一些专门人才。第五，通过幼儿教育志愿者的登记和介绍制度，形成一定的网络，通过讲座、进修等方式，培养支援幼儿教育的社区人才。
2．充实和强化社区对幼教机构的支援
首先要加强幼教机构的自我评价、外部评价和信息提供。幼教机构为了提高教育水平，促进儿童成长，在自我评价的基础上，应该引入第三者评价与外部评价，并将自我评价结果向家长和社区公布。为此，无论是公立幼儿园还是私立幼儿园，都要引入学校评议员制度。其次要设立支援幼儿教育的中心。社区应根据实际情况，设立支援幼儿教育中心。支援人员主要来自市镇村等地方的公共团体、设置幼儿教育专业的师范大学、短期大学和专门学校以及与幼儿教育有关的团体。具体活动有派遣生活指导员等专家、进行教育课程编制、促进教师进修、开展调查研究、促进外部评价、为家长提供咨询服务和开设养育儿童讲座等。第三，要建立能更好地促进幼儿教育的行政制度。在日本，公立幼儿园由都道府县和市镇村的教育委员会管理，而私立幼儿园则主要由都道府县的行政长官管理。为了在公立幼儿园和私立幼儿园实施相同的政策，如有关幼儿教育的政策、幼小衔接的政策，有必要明确教育委员会的责任：市镇村担负着管理公立幼儿园与私立幼儿园的责任，同时要促进社区幼儿教育水平的提高；都道府县则应根据地方自治法》把管理事务的权力部分转让给市镇村。
(四)设立“幼保一体化”的综合机构
日本的幼儿教育机构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幼儿园机构系统，另一类是保育所机构系统。这种二元制的幼儿教育机构给日本的幼儿教育带来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2004年以来，日本政府提出设立“‘幼保一体化’的综合机构”构想，本毕业论文由整理提供这一设想将在2006年付诸实施。
1．设立综合机构的背景
如前所述，当前日本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家庭和社区的教育能力下降，幼儿教育本身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幼儿园和保育所虽然有一些合作，但仍不能满足家长、社区对幼儿教育的需求。另外，儿童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幼儿园和保育所的招收对象都是学前儿童，因此有必要强化它们的合作，即设立综合机构，进行一体化的教育。
2．设立综合机构的意义和理念
首先，理想的综合机构是从儿童的视点出发，将儿童的最佳利益放在第一位，支持父母培养身心健康的儿童；提高父母以及祖父母等保护者养育儿童的能力，让社区公众都加入支援儿童养育的活动，使父母以及祖父母等感受到养育儿童的喜悦。其次，综合机构要改变过去社区不能完全适应幼儿园和保育所教育需要的状况，使社区更具有自主性，能更好地适应幼儿园和保育所的要求。从这一角度来说，综合机构要尽可能利用已有的设施，并将它们整合，而不是重新去建设新的设施。第三，通过综合机构扩大幼儿教育机会，增加对父母养育儿童的支援；同时，解决幼儿园和保育所存在的问题，使现存的幼儿园和保育所提供更好的保育和教育。
3．综合机构的作用
首先，综合机构要为所有适龄儿童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为促进幼儿的成长准备较好的设施。其次，针对养育儿童的环境发生变化，家庭和社区养育儿童能力低下的现状，综合机构应根据社区实际情况，对养育儿童者提供一定的咨询服务、指导与支持。与此同时，综合机构要为社区的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交流提供场所。综合机构不是要取代父母来养育儿童，而是要和父母一起养育儿童，通过提高父母养育儿童的能力，促进儿童成长。第三，综合机构应根据社区的需要，提供多种附加服务。例如：提供清晨和夜间的幼儿教育；提供支援家长养育儿童的服务，比如提供一些信息、资料等；为了预防父母虐待儿童，和有关部门合作，采取适当措施予以防范、阻止，等等。
4．综合机构的利用者、利用时间和利用形式
首先，综合机构的利用者应该是从。岁到入学前的儿童及其家长。对0～2岁幼儿，主要提供父母和幼儿一起人园以及亲子交流的场所。对3～5岁幼儿，尽量根据社区的情况为家长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其次，综合机构的利用时间要根据幼儿及其父母的需要，要具有弹性，既可以短期使用，也可以长期使用。第三，综合机构的利用形式多样化。利用者可以根据需要与综合机构签订合同，综合机构提供个性化服务。例如，对于双职工家庭、单亲家庭以及残障儿童的家庭，综合机构可以提供不同的有针对性的幼儿教育。
5．综合机构的教育内容
首先，综合机构要根据现行的《幼儿园教育要领》和《保育所保育指针》进行教育。其次，综合机构要从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出发来考虑幼儿教育的内容。由于0～2岁的幼儿对成人的依赖性还比较强，更喜欢个别活动，因此对他们采用以个别活动为中心的教育；3～5的幼儿则采用以集体活动为中心的教育。此外，对3～5岁的幼儿来说，4个小时的共同教育时间应以幼儿园为主。第三，综合机构要注重为幼儿提供包括游戏和饮食在内的适合幼儿成长的具有弹性的环境。
(五)加强幼小衔接
1．加强幼小衔接的目的
加强幼小衔接的目的有两方面。一是促进儿童从以游戏为中心的幼儿期教育过渡到以学科学
2．加强幼小衔接的内容
为了加强幼小衔接，幼教机构要改善一些教育内容和指导方法，为儿童生存能力的发展打好基础，为小学教育奠定基础。首先，要充实幼儿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幼小衔接的教育以5岁幼儿为主要对象。幼儿在教师的帮助下确定某一目标，通过合作学 幼教机构要从游戏中引发幼儿的兴趣，逐渐过渡到促进幼儿在兴趣中学 其次，促进和鼓励人员交流。要促进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的共同研究，加深彼此的了解，提高教师的素质。通过在幼教机构和小学互设非常勤讲师，促进彼此的经验交流和人员交流，提高幼教机构和小学的教育质量。此外，还要促进幼儿园教师资格证和小学教师资格证的通用。第三，奖励幼小衔接。在市镇村的教育委员会支持下，对进行教师交流、通过合作学习和小学的生活科等开展共同活动的幼教机构和小学进行奖励，并把这些幼教机构和小学的成果和问题公开，为其他幼教机构和小学之间的衔接工作提供借鉴。第四，探讨幼教机构和小学一贯教育。为了更好地促进幼小衔接，日本政府正在探讨幼教机构和小学一贯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问题。
三、结语
日本幼儿教育改革的新动向对我国幼儿教育改革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幼儿教育要� 这无疑与日本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有关，也与日本政府重视幼儿教育，� 日本文部科学省从1964年开始实行第一个幼儿教育振兴计划(七年计划)，目的是为了提高5岁幼儿的人园率；1972年又开始实行第二个幼儿教育振兴计划(十年计划)，目的在于提高4～5岁幼儿的入园率；1991年3月又公布实施了第三个幼儿教育振兴计划(十年计划)，要求到2001年让所有希望入园的3-5岁幼儿都能入园。[4]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发表的第四个幼儿教育振兴计划(五年计划)，和前三个计划注重量的发展不同，把注意力放在质的提高方面，注重提高教师素质，加强对社区和家庭养本毕业论文由整理提供育儿童的支援和提高幼小衔接质量等。2004年12月和2005年1月的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的两份咨询报告除了涉及2001年提出的有关内容外，还根据社会的变化，提出了幼儿教育改革的新举措，如设立“幼保一体化”的综合机构等。超级秘书网
(二)幼儿教育要为所有适龄儿童服务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2005年的文件提出，幼儿教育要为所有适龄儿童(包括残障儿童)服务，表明日本幼儿教育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也体现了幼儿教育的公平、公正和民主性，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改革理念。
(三)各种幼教机构联合起来，共同促进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幼保一体化”综合机构的设想，表明日本政府重视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注重教育合力的形成，注重教育制度的改革。
(四)幼教机构既要为家庭、社区服务，又要善于利用家庭、社区的资源为幼教机构服务日本幼儿教育的这一举措，体现了幼教机构置身于社会，就必须为社会服务，而社会也为幼儿教育服务的思想；体现了终身教育的理念——家长和儿童一起接受教育，终身学习；体现了幼儿教育不仅要教育幼儿，而且要教育家长的新的教育观。
参考文献：
[1)日本文部科学省．幼儿教育振兴计划．2001—3—28．
[2]日本文部科学省中央教育审议会．本毕业论文由整理提供关于幼儿教育、保育一体化的综合机构．2004—12—24．
我们以新世纪以来最重要的高中教育改革即普通高中课程改革为例来说明“国际视野”和“本土实践”之间的张力的样态和性质。透视这次改革，可以发现它具有更为鲜明的国际视野，能从全球的眼光来审视和勾勒中国高中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愿景与思路。首先从改革文本来看，改革方案的设计整体上体现了借鉴世界实质来说主要是西方国家高中教育模式的倾向，例如设置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学分制、课程选修制和模块课程等。其次从学术话语上来说，伴随着课程改革，各种各样的教育理论话语空前繁荣和多元化，尽管各种学术论述流品很杂，但整体来说是与世界教育理论的学术话语声音更趋一致，更多吸收和借鉴(有些怀有忧虑的人称之为“移植”)了西方教育学术话语体系。任何教育改革都蕴含着某些教育价值观以及思想逻辑的转型，是次普通高中课程改革，较之于以往的改革，更为根本性地触动了我国现实运作的高中教育文化肌理，并且在思想层面指向批判我国的传统高中教育实践模式及与其高度结盟的传统主流教育教学理论。因此改革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都引出了较大的反弹。在理论层面的反弹表现为有的学者所归纳的所谓“洋化派”和“国情派”的对立，在实践层面的反弹则常被人们归结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张力，实际上这两种对立的本质是一样的，都体现的是“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之间的张力，所谓“理想主义”的指控其潜台词就是过于移植西方经验而忽视本国教育国情之意。在此我们暂不涉及所谓“洋化派”和“国情派”的对立在理论上的是是非非，而只是想说明，树立这种对立是沿袭了近代以来我国思想界垂之久远的中西之争传统。在这种传统中，所谓“国情派”一方总是以警惕或贬抑外来思想与文化以及论证自身思想与文化的的优越性与合理性为特点，并伴随着一种历史的情愫，即对所谓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担忧。从历史上来看，尽管有中西之争的传统，中国社会的进步总体上来说是沿着向西方学习的脚步迈进，尤其在走进全球化的今天，这种脚步不但没有减缓，相反还有加速之意。回到高中教育改革的问题上来谈，在教育走向国际化的今天，我国高中教育改革自然也不能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它会持续地面对“国际视野”和“本土实践”之间的逻辑张力。处在这种张力中，如果我们足够自信、开放、宽容和智慧，就应该超越传统的中西之争中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保持向世界和未来开放的积极心态，用更为理性的思想姿态和更为精致化的学术方式看待和处理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中西教育学术话语和教育实践的张力，并在改革过程中确立这样一个思想前提，即西方教育学术视角和框架的多元化、丰富性和深刻性可以为推动我们反诸自我地发现问题、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更为良好的理智启示，我国的高中教育改革，必须在国际视野内发现一切有助于我们持续地深化改革的理智资源。
二、国际视野下的高中教育及其改革
对国际视域下的高中教育发展和改革特点的把握，可从两个纬度展开，其一是分析国际组织有关高中教育发展的构想，其二是总结西方发达国家高中教育的发展和改革特点。
(一)国际组织有关高中教育的见解
许多国际组织都有对教育议题的关注，不过在这里我们集中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下简称经合组织)这两个相对更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的有关高中教育的论述。
1．基本的教育发展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教育视为优先事项，并为其设置了总的活动目标，即“实现高质量的全民教育和终身学习”。［1］“高质量”、“全民教育”和“终身学习”这三个关键词共相辅佐，构架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基本教育哲学。其中，“全民教育”的内涵和目标是“满足全体儿童、青年和成人的基本学习需要”。［2］“终身学习”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视为核心概念，它运用这个概念来构想受过教育的人的理想素质形象并规范教育的目的。“高质量”概念体现着其发展优质全民教育的诉求，不过要清楚的是，该组织的教育质量观在价值取向上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它超越以认知能力为主的质量认定取向，把生活技能的开发作为重点。经合组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价值观念上有基本一致性，尤其是终身学习概念在其教育论述中更占主导地位。
2．理想的高中教育形象
两个国际组织对高中教育的诠释，体现在它们对高中教育的性质、任务和目的的理解上面。需要结合“全民教育”概念来谈高中教育的性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际上是根据全民教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来界定何谓基础教育的，质而言之，从内涵上来说，是把满足基本学习需要的教育理解为基础教育，从外延上来说，则把全民普及化教育称为基础教育。进入21世纪后，全民教育的外延已经从初等教育前推到初级中等教育，相应地“基础教育的概念已经演变到包括了初级中等教育”。［3］换言之，就此而言，高中教育尚不属于基础教育。但是，从内涵上来说，例如在第47届国际教育大会文件《面向所有青年的优质教育：挑战、趋势和优先事项》［4］中，是把小学到高中的教育在整体上进行思考的，要而言之是认为高中教育实质上是在小学和初中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满足学生的基本学习需要和培养基本能力的基础教育。不过，在高中阶段，对基本学习需要的界定不能仅限于读、写、算等基础能力，而是需要在终身学习的概念下，针对高中学生处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性质加以重新界定。质而言之，它是一种面向升学和就业需要的认知能力和进入生活的能力的统一，具体来说，它包括适应高等教育阶段理智学习需要的思维与认知能力、适应就业世界需要的技术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以及适应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等。综合地具备上述能力，是两个国际组织所构想的理想的高中生素质形象。但是，许多国家的高中教育设计通常分为普通高中教育和职业高中教育两途，它们各自领走了一种专属性的自然任务，前者聚焦升学，后者聚焦就业，由于专守自己的任务领域，两者往往相互区隔，从而使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目标落空。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原则性建议是：扩大对普通教育的理解，认为“普通教育的概念必须显著地加以扩大，使它明确地包括社会经济方面的、技术方面的和实践方面的知识”;［5］加强普通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沟通，认为“在整个高中教育阶段，应该确保学习者在普通和职业两个分轨之间自由运动”。［6］经合组织 ［7］
3．对高中教育模式变革的呼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我们从现有的中等教育或高中教育模式中看到的“都是一种被肢解成众多学科(语言、数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等)的知识王国”，［8］“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知识更新的速度超过了人类代代相替速度的情况。然而，此时的中等教育，仍像它创建时一样，继续我行我素，仿佛它是永恒的”。［9］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经合组织都认为，未来的高中教育改革，应该在整体上改变高中教育的模式，包括改革课程和其它学习材料，改变结构、学校环境以及教育工作者的思维方式，不如此就无法真正适应面向21世纪培养终身学习能力的时代需要。
(二)西方发达国家高中教育及其改革的特点
西方发达国家的高中教育及其改革趋势是我们主要的参照分析对象，这些发达国家的高中教育模式的特点以及改革的方向和创造性对其它国家来说还是具有磁吸效应的。
1．西方国家高中教育的文化特点
西方国家的高中教育各有差异，但是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有共同或相似的高中教育文化，这种高中教育文化由它们的社会和教育价值观、教育文化遗产和经济文化背景共同塑造和支撑。可以把这种高中教育文化的精神内核根本地概括为在教育目的上对学生个人化发展的高度重视并相应在制度上体现对多元化的尊重。这种文化精神已经内化为西方人的教育信念，不会随着改革被轻易动摇和摒弃。它会在课程、教学、评价和管理等学校的各个方面体现和烘托出来，在此我们不一一展开说明，而是切入到大学自主招生制度以及高中课程设计和管理两个方面略作铺排。就大学自主招生制度而言，美国是西方国家实施这种制度的典范。美国大学录取学生的标准是多元化的，主要包括：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成绩，类似高考的SAT测试每年举行7次，学生任选一次或多次参加，从中选取最好成绩提交给所申请的大学；其次是高中期间的课程选修情况及平时成绩；最后是有实质重要性的综合素质考察。在这种招生制度和招生标准下，美国的高中并没有发展出类似我国的高考主义。例如SAT测试对学生升学意义重大，但据在美国某私立高中任教的某位来自中国的老师说，美国高中普遍不开设SAT课程，最多不过是学生自愿报名，课后辅导，在美国的多年教学经验使他深刻体验了美国教育的理念，即“反对任何以考试为唯一目的的教学，因为这种行为并没有教育价值”。［10］就课程设计和管理而言，例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芬兰等西方国家的高中普遍实行学分制和课程选修制。这种制度体现了西方高中教育重视“选择性”的课程文化，这种课程文化的基本旨趣是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要。美国高中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其中选修课是兴趣取向的，学生在这类课程上的选择自由自不待言，就是在必修课上学生也有较大的弹性选修空间，它采取分层设置，一般都分为基础水平、一般水平和高级水平，这种分层设置尊重了学生学习能力的差异性。芬兰的高中课程改革创新和高中教育质量一直为世界各国津津乐道。其从1994年开始的课程改革，致力于丰富课程的类别和增加学生的课程选修空间，为达此目的，其在课程与教学管理上多有创新和突破，包括实行弹性学制、短学期制、无年级授课制度和模块课程等。
2．西方国家高中教育改革的基本态势
要客观地把握西方国家高中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和趋势并不轻松，如果仅凭一些不完整的零散信息很可能导致轻率的判断。例如有的学者就仅仅根据一些美国高中教育改革的片断性信息就得出了美国教育是在向中国学习的论断并同时为“应试教育”做合理性辩护。［11］可以把西方国家的高中教育改革历史总体概括为知识中心取向、兴趣中心取向和社会中心取向相互交锋和融合的过程，并没有哪种取向始终占据主流或被彻底摒弃。例如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和被时常误解的杜威教育哲学在美国上世纪50年代走向式微，但是其持守的兴趣中心取向或社会中心取向并没有被打倒，而是作为教育文化遗产和教育精神被传承下来，并影响着美国及西方现今的高中课程和教学文化。不过，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高中教育改革有一条较为清晰的主线，则这条主线就是对提高教育质量的日益重视，并且它总体上是知识中心取向的。这条主线的形成在宏观上是由于在全球化时代“竞争”这一元素的推动及基于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态的分析而对人才规格的定位，在微观上则是由于一些国际教育测量与评估结果推动的对本国高中教育质量的担忧与反思，尤其是一些东方国家在这些国际测试结果上的相对优势更加强化了这种担忧。作为对策，西方国家普遍在国家层面强化了对高中教育的改革，主要的策略包括制定国家课程标准，强化核心课程，提高学术标准，运用考试手段，等等。但是，这些改革取向并没有根本上脱离他们的高中教育文化，譬如注重“选择性”的课程文化并没有被根本动摇，再譬如即使强化了考试手段的运用，考试也主要还是停留在作为手段的功能上面，并没有完全异变为高中教育的目的。
三、我国高中教育改革的行动展望
在国际视野的关照下，我们需要持续地对我国高中教育文化反诸自我的进行根本反思，并通过具体的高中教育改革设计，给予素质教育以不断成长的机会和空间。
(一)对我国高中教育文化的反思
我们吸收自西方的一些具体高中教育改革设计，实施起来往往困难重重。例如类似我国综合实践活动的课程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被高度认同，并被其高中教育文化自然内化，但是在我国高中实施新课改的过程中，这一课程却被高度边缘化。细细考究下来，这恐怕是由于我国30多年来逐步形成的高中文化基因对它产生了某种排异反应。我国高中教育文化的本质，用一句话来概括，恐怕就是现实中高度功利化的应试主义或高考主义逻辑。运用高考手段有其历史价值和现实基础，但是当它异变为教育实际目的的时候，我们一颗心念兹在兹的萦绕在其身上，所有高中教育的流弊几乎都由之相缘而生，并且陈陈相因。以高考主义为核心的高中教育文化，其流弊非止一端，但万物一马，我们在此切入到知识至上主义问题上略作展开。需要说明的是，对知识至上主义的反思，并非是要轻视知识或走向反知主义，而是要分析知识在高中教育教学中的实际性质和实际处理方式。我国的知识至上主义的问题关键并非仅是过度重视知识，而是在于在应试主义的逻辑下，知识教学是由一种教条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知识观主导的。曾有一位美国高中生作为交换生在北京某重点高中就读，回国后于2009年在《波士顿环球报》撰文称在中国的课堂上“上课的目的是在尽可能少的时间内向学生灌输尽可能多的知识，完全是为入学考试做准备……”。［12］在被教条化和功利化处理的知识教学和学习过程中，探究、体验、行动以及独立思考和批判等认知元素多付之阙如，从而让知识沦为杜威所说的伪理智和半观念的危险，并极大限制了知识之启迪和培养个体智慧成长的功能。这种知识至上主义在我国获得了主流教学理论的加持。这种理论的逻辑起点是认为学校教育就是要系统传授主要是在教科书中被以体系化、理论化和简约化的方式处理的所谓人类优秀知识遗产。获得了这种教学理论加持的我国高中教育，30多年来沿着知识至上主义的道路一往无前，并没有实质性地发展出兴趣取向和社会取向的课程文化。
(二)明确高中教育改革的逻辑
我国新世纪的基础教育改革已经提出了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理念，在笔者看来，这种转轨的提法也代表了我国高中教育改革的逻辑转变。但是有的学者却因把“素质教育”概念重新理解为就是加强教育和重视知识之意，从而否定了这种转轨提法的合理性并消解了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对立。这种对素质教育内涵的理解，已经离题万里了。实际上，“素质教育”作为一个概念设计，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和“应试教育”概念对立的，而“应试教育”概念作为一个贬义词是对学校教育在价值选择上把教育的工具价值最大化和狭隘化从而实质上悬置了教育的本体价值这种现实的一种抽象。“素质教育”概念则根本上体现的是以实现教育的本体价值为旨趣而做的教育想象，它的立足点是学生的个人化整体人格发展。因此，在概念设计和理论逻辑上，“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不过具体到高中教育的改革设计来说，因为在现实中作为手段的“应试”与变成实际教育目的的“应试教育”是无法像在理论上那样容易做区分和切割的，因此在改革过程中不得不为应试教育的存在留出妥协空间，也正因为此，“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在改革的过程中将持续存在着逻辑张力。但是，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提法是成立的，改革就是要从国际视野上理解这种转轨的意义、内涵和思路，从而真正触动我国传统高中教育文化的根基，逐步松动“高考主义”的逻辑高唱入云、唯我独尊的状态，多从教育的本体价值角度着手调整和改变传统高中教育的模式。
(三)高中教育改革的行动框架
参照国际高中教育观及西方国家高中教育及其改革特点，以破解“应试主义”为核心的传统高中教育文化及实施素质教育为导向，我们可以在三个方面提出我国高中教育改革的行动建议。
1．重建高中教育的基础教育性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涵上实质已把高中教育整体理解为基础教育。我国的高中教育被严格分为普通高中教育和职业高中教育两途。两者各自在“高考主义”和“职业主义”的主导下，都不能真正体现高中教育的基础教育性质，都不能体现整体人格的基础养成之意，甚至职业高中干脆不被认定为基础教育。本着重建高中教育的基础教育性质的目的，需要在终身学习的理念框架下打破普通性和职业性的区隔，就普通高中教育而言，应扩大教育之“普通性”的内涵，把职业性、技术性和社会性等知识包括在内，就职业高中教育而言，也应摆脱“职业主义”的迷思，办学理念中应体现基础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性质。
2．变革大学招生制度和高考模式
可能松动“高考主义”的高中教育文化的根本出路还是要落实到大学招生制度和高考模式的改革上。实施大学自主招生是我国教育界多年的呼吁，大学招生的多元化标准会推动高中教育的素质教育方向。不过，大学自主招生必须和高考改革联系起来。我们的文化智慧在可见的将来还是无法摆脱高考手段的运用，但是我们可以对高考本身做出诸多改良设计，例如可以借鉴美国SAT测试的方式，突破一考定终身的窠臼，尝试一年举行多次高考，学生自愿报名参加一次或多次考试，并从中选取最好成绩作为大学录取成绩，这样做或可收松动高考主义之效。
3．突出课程设计和管理上的“选择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