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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在最近20年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但在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不成熟的色彩。在经过早期以数量型为主的迅速发展后，现在是对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本身进行回顾与总结的时候了。本文将对1978至1998年中国(大陆)中文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专题研究当代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问题的资料进行回顾和总结，资料来源主要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口学》专题②，根据标题中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另外也补充了一些《人口学》专题中没有收录的论文，由于迁移研究、特别是城市化研究散布于众多学科，以及检索手段的不完备，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指正。
一、关于人口迁移研究的简要回顾
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口科学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由宏观背景和政策需要等因素所决定，早期人口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人口再生产方面，有关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很少见，只有一些介绍国外人口迁移状况和政策的资料零星散布于各类期刊。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口迁移特别是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迁移调配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从根本上否定了人口自由流动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有关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显化及其转移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并逐步向相关问题和学科扩展，形成跨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的格局。城市流动人口的剧增强化了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对人口流动问题的关注，从80年代中期起，我国东中部若干特大城市都相继开展了流动人口调查。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首次全面调查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为迁移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料支持。进入90年代以来，政策研究部门和学术研究机构继续对80年代后期开始对社会形成强烈冲击的“民工潮”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其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带有浓厚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特色。
仇为之(1981)发表的“对建国以来人口迁移的初步研究”，是可检索到首篇对当代中国人口迁移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从1981到1983年，检索到的迁移和流动研究论文仅有5项。从1984年开始，迁移和流动研究开始迅速发展：1984年检索到11篇论文，1985年为22篇，1988� 1995年形成一个新高潮，论文达到65篇。由此大致形成三个阶段：1981至1987年为起步阶段，这一阶段迁移和流动方面的资料极其缺乏，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很薄弱，因此，论文主要是一般性分析或小规模的调查，但这一阶段为后期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专著方面，田方等(1986)主编的《中国人口迁移》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后至80年代中期的主要迁移活动，包括边疆地区的开发型移民、水库移民、自流人口问题等。胡焕庸等(1984)编著的《中国人口地理》和孙敬之(1987)主编的《中国人口》丛书，都有专门章节讨论人口迁� 李德滨(1987)的《黑龙江移民概要》总结和分析了解放后至80年代初自发或组织迁入黑龙江的移民，也具有重要价值。1988到1995年为人口迁移研究大发展阶段，研究成果迅速涌现，初步确定人口迁移和流动研究的框架地位。这一阶段的大发展，除了学科发展的自身要求外，还有几方面的有利因素：一方面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口的流动性大大加强，要求学术界对此问题开展专门研究；另一方面资料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主要如《中国人口》丛书，户籍迁移统计资料的整理和，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主持的“74城镇迁移调查”，若干特大城市“流动人口调查”，以及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都为迁移研究打下良好基础(庄亚儿1995)。综合利用相关资料进行的研究如李梦白等(1991)对大城市流动人口状况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和分析；杨云彦(1994)主要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抽样数据对人口迁移状况作了较详实的分析；彭勋等(1992)从理论上探讨了人口迁移的学科体系。1996年以来是人口迁移研究开始走向深入的阶段，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的扩张已经明显缓慢，而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国外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从研究内容上看，其覆盖的内容广泛。其中，主要可分为三大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对迁移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论文，约占总数的37%，包括全国或地区性人口迁移的状况、过程、流向及其结构特征，迁移的一般理论与方法等内容；第二部分为对人口流动、暂住人口、“民工潮”等课题进行研究的成果，这一部分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47%，其中相当部分是对流动人口管理、包括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提出的设想和建议等；第三部分为专题研究，包括环境移民、开发移民、水库移民、婚姻迁移、跨国迁移和流动等，这一部分约占16%。
二、迁移研究的主要进展
经过近20年的研究和探讨，我们基本上弄清了建国以来人口迁移和流动的过程、基本特征以及主要的机制等。对迁移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效应开始较深入的探讨，在引入并改进国外研究理论和分析方法方面有初步的尝试。对迁移和流动的管理和战略进行了较广泛的探讨，其主要进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1.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基本状况：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人口分布起着重要影响。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一直缺乏清晰的认识。由于缺乏直接的资料，对一些情况只能根据间接的推算来判断，特别在早期的研究中更是如此。仇为之(1981)根据各省、区1949至1979年人口增长速度和比重的变化，考察了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的迁移状况，总结了省际迁移的两种方式，即组织移民和自发迁� 文中还首次绘出迁移流向(示意)图。在当时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该文较准确地刻划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殊属不易。魏津生(1984)、张庆五(1988)对中国人口迁移的概念界定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了“迁移”和“流动”的定义问题。魏津生将迁移定义为“发生在国内不同省区或县(市、市辖区)之间的各类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以及发生在各经济类型地区之间的和各自然类型地区之间的具有人口学意义的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这种划分在其后我国迁移与流动的统计、调查及研究中被较普遍采用。马侠(1987)利用户籍迁移统计资料，首次通过数据反映了1954至1984年的迁移状况，是总量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但该文所用1966至1968年的数据是不完整的(杨云彦1994)。杨云彦(1992)利用1987年1%人口抽样资料和1990年普查资料推算了改革开放以来迁移规模的变化，认为改革开放后迁移流向、机制及类型都发生了重大逆转。但时至今日，关于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混乱，这种混乱首先反映在人口迁移流动的概念界定和统计口径上，如把人口迁移仅仅局限于完成了户口迁移的那一部分人，而将没有完成户口迁移手续的所有移动人口全部称之为“流动人口”；把城镇功能性的短期驻留或过境人口与就业型、定居性的常住人口也统称为“流动人口”等等。由于界定上的混乱，导致调查和统计工作的困难，一方面取得了有关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深入细致的资料，另一方面却连最基本的总量指标至今都无法确定。虽然有关部门了一些资料，但这些资料的质量不高、口径不一，往往不具备可比性，无法由其整理出连续资料。公安部门公布的有关人口迁移的资料，不仅存在统计质量上的问题，而且其覆盖面有限，它所包括的只是有户口迁移的那部分人口，其占总人口的比重甚至呈下降趋势，这和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流动性大大提高的现实是不相符的（于蜀等1998）。关于暂住人口，公安部门公布的城镇暂住人口数字统计口径过宽，而且漏报现象比较严重。各次普查和全国性的抽样调查得到的多是存量指标，口径也多有变化，影响到资料的可比性。
2.流动人口与“民工潮”：一般来说，流动人口特指那些临时性的人口移动，而在目前情况下，通常使用的“流动人口”概念包括了所有没有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人口移动，无论这种移动是短暂的或长期的。资料表明，目前急剧增加的人口流动实际上包含着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增加的城市功能型流动人口，他们在城市滞留的时间一般较短，这类流动人口的流向由城市功能、城市辐射范围所决定，时间和空间分布相对平衡；另一类就是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劳动力，这类“流动人口”规模大，在城市滞留时间长，且流向相对集中，因而产生的社会震荡也更大。后者通常依其户口登记状况被称之为“暂住人口”或“外来人口”，由于这一特殊群体符合人口学研究中人口迁移的基本特征，于是他们也被看作一种特殊形式的迁移，即相对于“计划迁移”而言的“非正式迁移”，其与计划内迁移的不同主要通过户口登记状况的差异反映出来。由于户口至今仍然在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非正式迁移”人口无法享受和城镇“正式”居民同等取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机会和权力，于是形成不同户口状况的移民在就业机会、行业和职业流向、福利与社会保障等多方面迥然各异的移民群体(杨云彦1996)。
“非正式迁移”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已存在。李德滨(1983)探讨了计划经济时期向黑龙江的自流人口问题。陈郁（1984）首次利用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对“人户分离”①的状况进行了研究，郑桂珍(1985)首次对上海市1984年时点流动人口进行了全面调查并估计流动人口规模为70万。之后有关城镇流动人口的调查分析和文章急速涌现，李梦白等(1991)对此有全面的总结，陈贤寿等(1996)指出近年来流动人口“移民化”、“家庭化”的趋势。
进入90年代以来，有关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即“民工潮”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暂住人口”问题；一是从跨区域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外来劳动力”或“民工潮”问题(中央政研室1994)。这方面的研究，已从早期关注的流向、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行业分布、职业状况、婚姻、家庭等一些静态的人口学特征，逐步深入到流动的过程、在流入地的收入与消费状况、行为方式的变化、社会冲突与整合等社会经济动态特性(韩晓耘1995)，以及劳动力外流对流出地的资金、信息、技术回馈，乃至对流出地的社会经济影响(秦德文1994)。
王桂新(1993)、刘启明(1992)、丁金宏(1994)等对省际迁移的空间模式进行了探讨，其别讨论了距离在迁移流向中的重要作用；严善平（1998）用地区间迁移模型检验了省际迁移中迁移存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还有一些研究运用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劳动力流动的机制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蔡方1997）。
4.关于迁移效应：人口移动以其所具有的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和结构上的选择性对迁入、迁出地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首先，人口移动直接改变了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总量，并通过转移生育间接影响两地的人口数量对比；其次，人口移动所可能引起的生育行为变化将改变两地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由此，人口的分布状况以及发展模式都将发生变化；另外，人口移动将改变两地的人口结构。人口移动导致的人口空间结构变化有两种情况：集聚性的迁移将会强化人口分布的不均衡状况，而扩散性迁移则使人口分布趋于平均。人口和劳动力的区域流动还可对地区差距产生影响（蔡方1998）。
人口移动对生态环境也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在生态脆弱地区，人口的入迁可能会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在农业移民中对环境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但也有少量因人口入迁后对生态环境加以科学治理而使其得到改善的情况。
人口移动的社会效应是一个受到特别关注的课题。人口移动在实现均衡的过程中不断地打破旧有的平衡，从而引发了多层面的摩擦。这一社会整合过程从长远看有利于增强社会的活力，从短期看则有可能带来社会问题，如文化冲突、犯罪等。移民行为调整是人口移动社会效应微观方面的重要内容。从一种文化背景和特定社区流入另一种行为方式和文化氛围中的移民，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差异迫使移民在冲突中进行着调整，同时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可能影响迁入地的土著居民。移民通过多种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形成富有生机的移民文化，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导致社会冲突。一般来看，处于少数地位或带有落后的文化背景的移民更有可能采取调整自身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途径主动或被动地适应迁入区的生活方式而被同化。在移民占多数地位的情况下，可能会将自己的文化强加给迁入区。在迁入地，土著居民对具有相对先进文化背景的移民可能采取较为友好或是倾慕的态度，而对由落后文化区迁入的移民多采取歧视甚至敌视的态度。在这方面较受关注的是对女性婚育行为变化的研究（林富德等1998），这些研究若能结合与迁出地的对比将更有价值。
当前，“外来人口”对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既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由于担心“外来人口”影响本地就业，一些地区特别是特大城市纷纷出台了干预外来人口就业的政策法规。丁金宏(1995)、赵敏(1995)等分析了外来人口就业及其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其结论认为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就业的影响是有限的。陈浩(1996)探讨了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发展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5.关于政策与评价：《人口研究》编辑部组织了专题讨论外来人口问题(该刊1997)。从整体上看，学术界和社会对流动人口的态度，已经由比较排斥走向比较宽容。对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刘世定(1995)对政府行为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对与迁移相关的政策评价，主要集中在移民、户籍管理制度与城镇化政策方面。
在开发性移民与环境移民方面，建国后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移民、环境移民及水库移民。向边远地区移民的主张一直占主流地位。如仇为之(1981)文中即提出应继续向西部移民，王勋(1984)更提出具体规模。但向西北移民的主张受到来自人口地理学界的批评(原华荣1985)，其中关于水资源约束的证据是最有说服力的。有关评价西北组织移民也间接支持了这些批评(陈伯敏等1988)。80年代后期，有关向西北移民的关注被环境移民所取代(解书森等1988；张善余1995；张志良1995)。水库移民作为一类重要的组织移民，也一直为有关研究所重视(张思平1983)。尤其是三峡工程移民更是倍受关注(朱农1995)。1998年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特大洪水，对移民安置提出了新的课题。
关于所谓“外来人口”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这方面需要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如外来人口的法律地位问题。劳动者的平等劳动权力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力，而对所谓“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无疑侵犯了这种平等权力。“外来劳动力”字面本身就含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甚至是歧视性的。我们限制非本地户口劳动力的劳动和就业，其法理依据和理论解释是什么？目前对所谓“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待遇既无足够的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其次，我们对劳动力市场的了解十分有限，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供给状况、工资、整体经济运行及新就业机会的创造，影响相当复杂。目前在歧视性的政策环境中，“外来劳动力”大多只能在城镇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低收入和重体力的职业，其有限工资的一部分被作为补偿由政府收取后返回用于城市职工的补贴①，城市(本地)劳动力则利用其有利的制度性地位“寻租”②。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即使“外来人口”干得再好也无望融入城市社区中。长期对城市的倾斜和保护政策，限制了农村人口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改善福利的机会。户口制度作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性已经十分强烈和明显。三、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其研究
相对于人口迁移问题，城市化问题更早受到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在人口科学被打入冷宫时，城市科学仍在艰难地生存， 但是，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样，仍然历经曲折。
新中国城市化走过的40余年历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魏津1985)：
1949到1957年是城市化迅速、健康发展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较为协调，城镇人口由5765万人增加为9949万人，年均增长率达7.1%，大大超过了这一时期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使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10.6%上升到15.4%，从而显著缩短了中国同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先进国家之间在城镇化水平上的差距。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城市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口的迁入，尽管当时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平均高达3%，超过农村人口，但在城镇人口增长中只占44%，仍有56%的增长是由迁移取得的。
1958至1960年是城镇化超速发展阶段。由于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和主观臆断，使中国工业和城镇化在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超高速发展，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上升到19.7%。
1961到1965年，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逆城市化阶段。随着国民经济的大调整，城镇人口被大批精减，前后共动员了约3000万人返回农村。到1965年底城镇人口已接近于1957年的水平，但随着总人口的增长，城镇人口比重反而降低了。这种逆城市化是对前一时期超速发展所作的纠正。
总的来看，中国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在同一工业化水平时的城市化水平，也低于目前在同一发展水平上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与一般城市化水平相比，中国表现为“城市化不足”。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剧烈波动，与我们在城市化上认识的波动密切相关。关于城市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历来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而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城市化是发展带来的“病症”。长期以来，反城市化思想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中国的反城市化思想同西方又有不同的地方，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辜胜阻，1991)：
第一，消灭“三大差别”的思想。这一思想寄消灭城乡、工农和脑体劳动之间的差别的希望于抑制城市发展、实现所谓城乡一体化上，形成反城市化的主要依据。第二，自然经济思想。由于对物质资料生产的狭隘理解，城市第三产业的职能被大大弱化，城市化无法促进。
第三，城市化阶级性的思想。有观点认为“工业化导致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规律”，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不必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老路，中国应进行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
陈金永(1990)从经济发展战略来分析中国城市化的道路。他认为，在建国以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城市化进程都较为缓慢。从整个城市化进程上看，中国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工业增长速度，在城市产业结构中突出发展了重工业，总的城市体系也明显表现为向大中城市的倾斜。这种城市化模式是与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相对应的，是社会主义城市化前期的一大特点。城市化速度的放慢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苏联城市人口增长在50年代较高，1950～1955年曾达到3.9%的水平，之后趋于下降；东欧国家也有类似情况，这些国家的增长率甚至还低于前苏联。
从一般发展规律来看，工业部门的扩大会造成城市人口的上升，这种情况在工业化的早期更为明显，因为工业的成长要靠增加劳动力来完成。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城乡之间生活水平上的差异，农村人口迁往城市的动机是很强烈的。因此，一国的工业化将对该国人口城市化产生导向作用和重要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但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基础的战略不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城市化具有自身的特点。首先，可以看一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策略。归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高积累率及高增长率。由于可用的外部资金有限，高积累率只有通过大力压缩国内消费来实现。
2.以重工业为主。
3.牺牲农业。工业投资主要依靠农业部门的积累来支持并通过牺牲农业来达到降低工业产品成本和维持工业高速增长的目的。
为了保证工业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因为城市化会使国家总的消费水平提高，这主要表现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城市“最低可行”的生活水平都较农村要高。降低城市化速度与“成本”的主要措施如：
1.限制城市消费的增长，压缩服务性行业的发展，以集中发展工业。
2.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增长，主要表现为控制人口流入城市。
3.鼓励农村工业化，这样既可达到工业化的目的，又可避免城市化。实施上述发展模式的结果的影响是显著的。从城市劳动力就业结构上看，普遍存在着随城市发展工业人口比重上升，服务人口比重不变甚至减少，不在业人口比重大幅度下降的倾向。在城市劳动力的产业结构上表现为农业和第三产业薄弱、工业突出的“鼓形”结构。
城市化水平的波动主要通过人口迁移和自然增长速度的差异来实现。关于中国城镇人口中由农村人口迁入的部分，没有确切的统计资料可资使用，只能通过间接资料估算。这种间接估算是相当复杂的，因为其中受到大量行政区划变动以及统计口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国内外不少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这里我们将总结几种有代表性的资料。马侠(1987)根据1986年中国74城镇人口迁移调查的结果，首先匡算出1949至1986年由农村迁入城镇的净迁入量累计达7300万人，占全部增量的39.5%；关于新建扩建城镇而划入的人口数，通过从市镇新增人口总量中，减去市镇自然增长数、净迁入数及间接迁移量三项，得到因新建扩建而增加的人口数为5008万人，占27.0%；关于间接迁移人口，他用历年累计迁入城镇人口数与相应年份的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相乘，从而得出历年迁入人口的自然增长量，结果是748万人，其余的29.4%属于城镇人口自然增长。
该方法主要采用1986年抽样调查数，一方面存在抽样误差，另一方面，由于采用的回溯性调查方法，对过去迁移数的调查由于死亡、迁出、多次迁移等因素影响，因此存在一定的误差，而且误差随迁移年份与调查年份的延长而增加。
辜胜阻(1991)利用人口统计资料，对中国城镇人口增长来源作了一个估计，结果是：1949～1960年城镇人口共增加10583.0万人，其中自然增长3246.0万人，机械增长7337.0万人；1961～1965年是负增长，净减少432.8万人，其中自然增长1233.0人，机械增长-800.2人；1966～1976年共增加1621.7万人，其中自然增长1922.3万人，机械增长-300.6万人；1976～1987年增加7649.4万人，其中自然增长1689.4万人，机械增长5960.0万人；以上合计，在城镇人口增加的19421.3万人中，自然增长占41.6%，机械增长占58.4%。该测算没有从机械增长量中析出由行政区划变动所引起的城镇人口增量，因此估计的城镇人口机械增长量可能偏大。
四、中国城市化的主要观点
广义的城市化研究内容极其广泛，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狭义的城市化��即主要运用人口学理论和方法展开的对人口城市化过程的研究，特别将重点放在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探讨方面。
从近20年来的研究看，就中国独特的城市化道路，是否构成一条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对中国是否需要走城市化道路特别是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学者们展开了持久、不懈的争论，本文以下着重就以下问题加以讨论。
1.城市化的定义和口径：和人口迁移一样，城市化在概念和口径上出现混乱，关于城市化，至少有城市化、城镇化、都市化三种叫法，而关于城镇人口统计口径则变化更大。在1982到1990年8年间，全国的市由236个增加为456个，增长了93%，其中设区的市由104个增加到188个，增长了80%；不设区的市由129个增加到268个，增长了1倍多；县辖镇由2664个增加到9322个，增长了2.5倍，即小城市及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小城市的发展很多是通过“撤县建市”而设的，其中一些城市“市区”人口的迅速增长主要归因于政区的扩展。据测算，在湖北省小城市的人口增长中，约有60%是由政区扩展而增加的。有些县级市市区人口由政区扩展而增加的部分甚至占到80%左右。市区的迅速扩展，甚至使有的地区出现了“城市乡村化”的倾向(杨云彦1994)。如果按照1982年人口普查时的口径计算，1990年中国市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高达53%(乔晓春等1991)，这一数字显然不能真实反映中国当时的城市化水平。
中国城镇人口统计的口径历经多次调整，加之行政区划调整和县�市、乡�镇管理体制的调整，导致目前行政性的城乡划分与研究意义上的城乡划分相去甚远。如何建立一种具有连续性、科学性和可比性的城乡人口统计口径，从一开始就是伴随中国城市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胡开华等1984)。
2.关于城市化是不是共有规律：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反城市化思想在很长时间内占据上风。对此，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长期的反驳。有学者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角度，指出人口向城市集聚是劳动分工逐渐完善和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必要前提，城市化过程是和工业化相伴随的一个客观历史过程，中国也必须遵循这一普遍规律，走城市化的道路(周一星1982；高佩义1991)。有人从西方国家“逆城市化”现象来证明中国可以跨越城市化阶段，进入“城乡一体化”阶段。
有学者从中国人口的长期发展战略角度论述城市化在中国经济发展和人口现代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曾毅(1987)论证了通过城市化实现人口控制的方案。从控制人口的效应方面来看，农村人口在迁入城镇后，其生育行为向城镇趋同，能起到降低生育率、有效控制人口的效果；从老龄化趋势看，农村劳动力迁入城镇将缓解城镇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杨云彦(1994)运用多区域模型进行了详细测算，方案I假定城乡之间完全隔离，没有相互间的人口迁移。按该方案，中国总人口最高可达15.55亿，人口负增长将在2035年后出现；城镇人口比重不断下降，城镇人口迅速老化并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方案II假定每年由农村迁往城镇的人数占农村人口总数的1%，其他参数与方案I相同，预测结果表明，按这一方案，中国总人口最高可达14.81亿，并于2030年后出现人口负增长，城镇人口比重在2035年前超过50%，城镇和农村人口同步老化；方案III假定每年由农村迁往城镇的人数占农村人口总数的2%，其他参数与方案I相同，这一方案总人口最高可达14.39亿，并于2025年后出现人口负增长，城镇人口比重在2010年前超过50%，人口老化的程度高于方案II，且农村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高于城镇。通过三个预测方案的比较，不难看出人口城市化对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控制人口增长，缓解城镇人口老化的重要作用，但是过高速度的城市化可能加剧农村人口的老化并导致人口过快收缩，而且也受到多种因素制约，这就要求在长期发展战略中采取温和渐进式的城市化模式，以保持社会经济的协调和均衡发展（刘家强1998）。这其别要注意协调城乡关系，辜胜阻(1991，1993)和孟立联(1992)对此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
3.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在中国城市发展战略选择上，一直存在两种主要的争论：一种主张大城市优先发展，理由主要是大城市具有较高的效率，在国家资金约束严重的情况下，应充分利用稀缺资源，将资金优先投入大城市；另一种主张优先发展小城镇，他们认为，要转移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依靠众多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关键1997)。
主张优先发展大城市的主要依据综合效益的对比，认为“以大中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可以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等综合最优，不赞成以“农村病”为代价来避免“城市病”(廖丹清1994；周天勇等1989)。而一篇文章更是尖锐指责“大城市有害论”的荒谬性，认为人口学家误导了这样一个应由经济学家来回答的问题(伍晓鹰1986)。
当然，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赞成优先发展大城市，就像并非所有人口学家都赞成优先发展小城镇一样。例如，一直到80年代中期，不少学者仍然把“离土不离乡”的模式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认为这样可以避免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出现的城市过度繁荣、农村长期凋敝的问题(城市信息报1985)。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研究没有考虑到巨大的地域差异性，要么强调发展大城市、或是有限发展小城镇。对此，我们必须看到一刀切的方法很难照顾到各地具体情况的差异，应采取分类指导的原则，在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城市化政策，而且实施城市化战略不能完全借用行政手段来直接干预，通过城市的开放，使其按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行发展。事实上，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生转变，国内外学者将这种动力机制的转变总结为“自上而上”模式向“自下而上)”模式转变（辜胜阻等1998）。
4.城市规模：与城市化道路的选择相联系，大城市的规模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我国反城市化的思想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对大城市的态度。
大城市的(人口)规模长期以来受到严格限制，各大城市均制定了明确的人口控制目标。其结果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城市人口不断突破控制目标，如北京市“七五”期间规定的人口规模目标是在1990年控制在1000万以内，而这个数字在1988年就被突破了(杜午禄1997)；另一种情况是导致严重的老龄化，如上海市。政府控制大城市增长的手段，主要就是行政手段，包括以增容费形式出现的办法来抑制大城市的无限膨胀，其有效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疑要大打折扣。另外，大城市的结构特征也决定了其不可能实行过分严格的关门政策，否则将面临包括老龄化问题在内的社会经济问题(李若建1996)。通过功能调整来实现对城市规模的调节就变得十分必要。
为了控制大城市的发展，建卫星城曾经被作为一种重要手段。但是，卫星城建设似乎没有产生应有效果，有的学者以“陨落的卫星”来形容卫星城建设是“得不偿失”的(钟荣魁1993)。
可以认为，城市增长及其合理规模有着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它不以人的意志转移。我们对城市增长的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发展的规律以及相应的政策问题，如发挥级差地租作用、功能分区的形成、市场决定的收入机制等，尚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5.对策研究：经过长期的理论论争和实践探索，加速中国城市化已�
首先是就业问题：大量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必须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来保证。从理论上讲，在要素市场成熟的情况下，当资本的稀缺程度真正地通过价格得到体现时，投资者必然在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之间进行选择，选择的结果将最能反映各种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中国经济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当资本供给真正形成制约时，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吸收速度将加大，是可以逐步吸收增长速度低得多的劳动力。从操作上看，通过农业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开放，特别是城镇第三产业包括非正规部门的发展潜力很大，如果充分发挥多种经济成份特别是民营经济在吸收就业方面的潜力，其前景相当广阔。
其次是城镇人口的膨胀问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城镇人口过度膨胀的困扰。中国在城镇放开之后是否会遇到这一问题呢？这一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在中国农村不会出现像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贫富不均、缺地少田的“赤贫”阶层，在相当长时间内至少可以保证农民维持一个温饱的水平，土地对人口的“推力”相对来说不足以使农村人口大规模脱离农村，除非在城镇能够得到明显高于农村的生活水平，农村人口还是要回归故里的。因此，在完全开放的条件下，只要国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农业的基础地位，逐步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就可在农村和城镇之间维持一种相对平衡，不至于使农村人口对城镇构成过大压力。
第三是城市建设问题：农村人口进城当然要对城镇基础设施提出新的要求，如果延用过去那种由国家全部“包”下来的城市建设方法，国家在财力上确实有困难。但事实证明，过去的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城镇建设改革的方向势必是由国家、集体、个人共同来承担，如果理顺这方面的关系特别是城镇住房制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就不
第四是户籍制度问题：现行户籍制度是中国城市化的主要障碍之一。有关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呼声不断加强(潘义勇1992)，并已促使政府部门开始探讨具体的改革措施。
总的来说，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联系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它不仅是现代化大生产方式的要求，也是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环节，是现代化的必然过程和表现形式。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排斥城市化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城市化社会不仅仅是人类一种居住方式的改变，它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农业社会的新的文明层次，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发达国家的经历表明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动力，人口迁移是城市化的途径。
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被人为割离，习惯性地向农村、向土地转移人口压力。这种作法还应延续多久？中国人口对土地资源的压力一直十分沉重，而转移人口压力的主要途径主要是由人口密集地区向人口稀疏地区的扩散。从古代中原向周边地区的移民，到近现代向东北、西北地区的移民，以及解放后对内地湖区、滩涂的大规模围垦、开发等，还有多次大规模向农村转移城市人口的尝试。最后，这些尝试包括多次农业移民，大多以失败告终，不仅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还严重破坏了植被和生态环境。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的问题。严酷的现实表明，向农村、向土地资源转移人口压力的做法利小弊大。受其生产方式决定，同等面积的耕地所能承载的人口远小于其所能承载的非农人口数，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不计土地的农业承载力而进行农业移民，必然导致对土地的掠夺性经营，造成水土流失、生态失衡，导致生态环境出现不可逆的灾难性后果。城市化不仅具有经济、社会进步意义，而且对一个人口密集、耕地资源有限的国家来说，城市化还具有重要的生态效应。人们常常把城市看作为一个独立的生态子系统，看到其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环境污染、交通阻塞、社会管理成本上升等所谓的“城市病”。但从宏观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城市不仅是“生产有效率”的居住方式，也是“生态有效率”的居住方式，这突出表现在城市人均占用的土地资源大大低于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只会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减少对土地的消耗，而不是相反。而且，城市的规模效应也使环境的治理更加有效。当前，加速城市化对中国刺激经济增长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要求我们扩大投资，刺激内需。很多人把启动“内需”的希望寄托在广大的农村，但是启动农村市场并非易事。目前农村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供电、供水等环节直接制约了农村消费市场的形成，农村市场的开拓十分艰难。农村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需要较大的投资和较长的时间，其维护成本也相对较高。基于此，农村市场的深度发育将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不能用静态的眼光看农村市场，而应将农村市场开发的范围扩大到正在或将要转向城镇的这部分农村人口上，加速农村消费潜力向各级城镇的转化。通过加速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刺激城镇房地产市场，扩大城市现实需求，同时为农村实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五、评价与展望
80年代以来的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在资料的积累和方法论的引入和创新上有明显的进展，但目前的研究以描述性、政策性研究居多。相对于学科进展而言，在社会学和经济学方法的运用方面似乎更有特色，而人口学者对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研究，与其他学科包括人口学其他领域的进展方面，无论在规范化还是在理论建构和计量分析方法运用方面都显得不足。我们至今甚至不能确定一些基本的定义，达成一个普遍接受的统计口径和方法。对人口迁移和城市化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效应缺乏足够深入的了解，全社会对外来人口的非理性排斥和对城市化的“畏惧”，就与我们研究的肤浅有关；对中国发展的长期性问题也缺乏必要的关注和判断。要将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推向深入，首先在观念上要有两个突破：第一，要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试图用行政手段干预城市的发展，其结果，不仅总量控制无法实现，还导致严重的结构矛盾，城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功能分区、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问题均十分突出。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具有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如何根据城市增长机制来设计调控手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重要理论和现实课题（左学金1994）。第二，要突破短缺经济的思维定势。在经济发展超越短缺条件后，消�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学术规范应成为一项基本要求。近年来，有关城市化道路、流动人口等方面的论文可谓汗牛充栋，但其中绝大部分只不过是低层次的同义反复。这种状况与缺乏必要学术规范有密切关系。为此，应充分总结现有进展，充分借鉴他人成果，才能不断将研究水平推向新的高度。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各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将有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加入目前主要由农村人口组成的人口移动大军，汇为壮观的城市化大潮。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国度和重要的时期，研究与发展问题密切相关的人口过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所具有的广泛的研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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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最强有力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发展趋势之一。城市化一般是指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一个国家的人口逐步由农业人口占多数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由居住在农村占多数转变为居住在城镇占多数、该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是一个国家经济形态的重大变化，也是一个国家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量人口被多样化的就业机会、多样化的文化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所吸引，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不远的未来，世界大多数人口将在城市居住。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 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的完成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已基本完成。而支撑现在和未来城市化发展趋势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发展较快，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在工业化没有完成的过程中进行的，因此，正确制定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很有必要。
一、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及其理论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及其理论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大体上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0年到1955年。这一时期，人们对城市的认识是积极的，认为城市是进步的，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这种认识的推动下，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949年的10.6%上升到1955年的13.5%。
第二阶段是1955年至1960年。这一时期的城市化理论主要是反映在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上，要求基建战线厉行节约，限制非生产性投资，致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城市化却处在一个高速发展期，城市化水平提高到19.7%。
第三阶段是1961年至1964年。这一时期，由于受国际环境恶化以及连续三年的灾害的影响，国民经济严重萎缩，粮食困难。理论界认为，城市的发展取决于商品粮的供给能力，我国城市发展已超越了农业的承受能力，产生了反城市的观点。因此，1962年决定减少城市人口，并由此逐渐形成了城乡一体化的思想。这时期的我国城市化水平下降到14.02%。
第四阶段是1965年至1978年，这一时期，由于受三线建设和干部下放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影响，反城市化观�
第五阶段是1979年之后到现在。由于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全面总结以往城市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各种新的认识、新的理论、新的学派也不断涌现，推动了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我国走的是一条独特的城市化道路——农村城镇化。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三分天下有其一”,与此相适应，农村城镇化战略大行其道，一直到90年代后期，农民仍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到上世纪90年代末，由于乡镇企业基础设施不足、环境污染严重、信息不灵、配置不优等弊病进入了一个总爆发期。乡镇企业被迫进入调整，农村城镇化战略开始难以为继。“十五”期间，“城镇化”提法占主调，但从2000年以来，各地普遍启动并呈现出极大活力的，恰恰是大中型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张以及与此相应的城市建设加速和城市经济活跃，形成了城市群、城市带、大城市圈，于是在“十一五”规划中，首次把以经济区发展为内容的区域规划放在了突出重要的位置。从而使我国城市化发展从追求数量到提高质量的变化，目前，中国城市化水平大约为45%左右，而且城市化进入了加速时期。
二、中国城市化过程的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城市化过程的特征
从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城市化的特征，主要有以下特征：
1.中国的城市化起步较晚，受政策导向作用大，城市化水平较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纳入国家统一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中进行规划，开始了城市化步伐。但是，城市化发展受政策导向作用大。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体制，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城市化发展迅速，但总体水平仍然低于与中国人均收入相当的国家(约为55%),更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约为78%)。
2.受城市化的发展取决于商品粮的供给能力的理论影响，产生“逆城市化”现象，导致城市化水平大起大落。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三至第四阶段，由于国民经济困难，加上国际环境的恶化，我国决定减少城市人口，将大批班干部、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这导致我国城市化长期停滞不前反倒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城市化水平由1960年的19.7%下降到1976年12.2%,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3.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发展迅速，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市化结构不合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但由于受城市化发展战略重点在中小城市，抑制大城市的发展，而中小城市的经济规模有限，基础设施不完善，特别是中西部的城市受交通、经济发展和服务水平等方面的限制，城市功能欠缺，不能吸纳较多的劳动力就业，这就造成城市结构不合理，即所谓“头重脚轻”的现象。
4.在城市化的理论上存在各种分歧。有主张城市化的，有主张城乡一体化的；有大城市重点论，也有小城市重点论和中等城市重点论的。我国发展城市的基本方针是“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这已产生了不少异议和争论。这种分歧是导致我国城市化方向摇摆的原因之一。
(二)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城市的设置不规范、标准不统一，主要追求城市化数量的扩张，城市化质量不高，基础设施不完善。长期以来，我国设置城市的标准是按照一定区域的总人口和非农人口的比例来确定的，忽视了经济集聚和基础设施条件。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县改市、县并市、乡改镇、县级市升级为地级市的过程中，城市的行政地域与城市的实体地域变得模糊不清，城镇人口存在虚化扩大的问题。导致城市化质量不高，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
2.城市用地和规划规模失控，出现盲目发展，造成大量耕地荒废。有的城市在城市规划过程中，盲目将用地规模扩大，诱发盲目的“圈地运动”。
3.城市住宅和基础设施供应短缺等，难以满足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城市化质量低。城市内部用地结构不合理，城市间职能分工不协调，导致交通拥挤，能源短缺，住房紧张，房价飞涨，环境污染严重，户口制度导致打工一族的小孩上学困难等，社会治安混乱，公用地偏低，道路、广场、绿地、体育等用地严重不足，房屋建筑密度过大等大量社会经济问题和生态问题。4.城市首位度指数过大，城市人口与经济畸形集中于大城市，中小城市发展较慢，不利于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
三、解决我国城市化问题的对策思考
首先，在城市化的指导思想上，要坚持科学发展观，进行统筹规划，由原来主要追求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化数量的增加，转向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走以城市群和城市化地区为依托，以城市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道路，同时，要重视城市化发展质量的提高。在城市化过程中，特别要注重对进城打工的人群的关注，不仅要关注他们本身，也包括他们的家属，要把城市里边的一系列公共服务落实到进城打工的每一个人及其家庭，这是衡量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和体现。
其次，必须搞好城镇体系规划，引导城市化发展。通过编制城镇体系规划，明确各级城市设置的标准和要求以协调都市圈内部的发展。当今各国在对城市发展的宏观调控中，城市规划始终是重要的工具。在一定的区域中，任何一个城镇必然与区域的其他城镇结成一定的联系，相互之间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有其特定的组织结构，即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类型结构和空间分布结构。城镇等级结构是城市规划的核心内容，包括确定区域城市规模等级层次，各等级城市的数量，各城市的未来发展规模。城镇职能结构是指区域内不同性质的城镇相互之间的关系。我国目前多数区域的城镇体系职能结构都处在自发的放任状态，城镇之间除按纵向的行政区划隶属关系的垂直联系外，彼此之间的横向联系松散，城镇职能趋向综合化；城镇之间的产业结构趋同，竞争有余，分工协作不足。城市空间分布结构是指区域各城镇在地域空间的分布状态和组合形式，包括城镇分布的疏密程度、相对位置、城镇间相互联系的便捷性等，城市的空间规划和职能规划，就是要把每个城市作为区域城市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区城的整体效益着眼，根据各个城镇的地位、位置和综合发展的条件以及基础设施的情况，按照社会劳动发展的需要，科学地确定各个城市的特征和个性，明确它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要职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促进各城镇之间的相互联系，互补互利，协调发展。
最后，加强对城市的管理。城市管理是城市发展的关键，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城市运转中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如城市人口规划的控制、居民住房、交通、供水、供电、供气、通信、教育、就业、治安、生态环境保护、污水垃圾的处理以及市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的满足等，都需要通过加强城市的管理来解决。这就要求各级政府要科学制定城市规划，严格执行城市规划，运用各种调控手段，协调区域城市的发展，发挥城市体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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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的实现过程，就是人才、资金和技术的集中的过程，并进而引导能源、资源、信息的聚集，同时形成新的消费市场和更广阔的信息与技术的交流平台。只要我们遵循经济规律，因势利导，那么，无论人才和资金都将产生1加1大于2的效应。加工工业的发展因此而增加了资本、技术、劳动力的保障，传统贸易也因此有了形成较大规模的可能；同样，城镇人口的增加必然带来各种劳务的需求，第三产业也由此更加活跃起来，所在城镇 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曾说过，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其实，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说过，250万人集中于伦敦，使每个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指的就是城市的规模效应。由此可见，城镇化不仅为生产要素的重组优化提供了可能，也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寻找出路提供了可能。城镇化的聚集效应不仅体现在将生产要素有机组合，增强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同时还有效地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和提高社会福利供给效率，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的个体素质。居住分散相对于居住集中，管理上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是截然不同的。另外，社会福利供给和保障效率，城乡也有天壤之别，诸如交通、水电、医疗、教育、文化等公益事业，以同样的投入，城镇和乡村在覆盖人口、利用率、周转率和经济效益等指标上也是截然不同的。就拿医疗卫生来说，优质医疗资源总是随人口而聚集的。同样，教育、文化、交通基础设施等莫不如此。
二、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1、正确理解和认识城镇化的基本内涵
全面实现小康，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首要的是重新认识和审视我们的工作思路、目标定位和工作方法，并由此产生与时俱进的革命性转变，把推进城镇化发展上升为理性认识进而转化为社会共识，在指导思想上，实现由农业型发展向城镇型发展的嬗变；工作实践上，从抓种促收的琐事中摆脱出来，把转移农业人口和扩大农产品消费需求上升为工作大局。唯有观念真正脱胎换骨了，我们才能在城镇规划、城镇建设、城镇经营、城镇管理等方面有所作为，在城镇化进程中有所贡献。
2、建立推进城镇化的机制框架
要从整体机制上考虑推进城镇化的措施，方可有望形成导向、提高效率。一要有足够的舆论，像和尚念经一样把它时时念着，念出各级觉悟、群众热情和社会共识。二要有组织领导机构和工作人员，抓工作先抓领导，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三要有考核办法和指标，对下级考核，对本级部门考核，通过考核提高这项工作的比重和分量，使其在各项工作当中有所突显。四要政策引导和经济杠杆，切实产生推动力量。
3、合理规划城镇发展体系
规划县域城镇体系发展布局，理清县域内城镇体系结构、关系、规模、定位、产业支持、发展策略，等等。
（1）空间适度距离。
农村集市极大多数传统上辐射半径是10-15华里，即成年人1小时步行路程。现在发达地区提出打造一小时经济圈，是指用高速公路来扩充1小时辐射半径，也是一小时概念。可见一小时经济圈对城镇化有重要意义。参照这个逻辑，可以在现有交通条件和地理格局下，有依据地运作形成县城（县级市）为中心——次中心或重点镇为骨干——建制镇为网底的城镇体系。
（2）充分考虑发展水平和建设基础，限制城镇数量增长，在现有城镇的基础上，建立发展梯次发展格局。
城镇发展已跨越数量增长期，现在的工作重点是形成合理发展结构和加快发展速度，而不是发展城镇的个数。
（3）尊重历史传统和群众习俗，因势利导。
尊重群众习俗，利用交通基础条件和交通设施改善，加以引导，有利于拓宽、优化、加强小城镇辐射功能；同时，有效促进小城镇发展。反之，如果以行政区划、改变小城镇布局等人为干预，则有可能为其所伤，于事不仅无补，反而有损。
4、紧抓四个重要环节
（1）科学编制并严格实行规划。
首先要强调高起点，高标准。在规划问题上不能搞短期行为，降格以求。其次，要统筹兼顾。不仅要考虑水、电、路的走向，还要考虑娱乐休闲的场所；不仅要满足人们生活的舒适，还要满足人们就业的便利，等等。再次，要突出特色。要充分利用好当地的自然景观、人文胜迹、风俗民情以及建筑风格。刻意在环境、风格上高人一筹。而且规划一经制定，要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公之于众，发动群众监督执行。
（2）切实引进经营观念和方法，拓宽城镇建设筹资渠道。
因城镇化发展时日无多，一方面要还基础设施不足和不配套的旧帐，一方面又要求发展甚至求大发展，资金压力非常之大，财政资金根本就是杯水车薪。矛盾突出不言而喻。解资金这个结，出路在于经营城镇。要用市场的眼光来认识和审视城镇建设，变“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为“有多少事筹多少钱”，走出一条城镇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路子。一是做活土地置换文章。二是引进民资、外资参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按照“谁投资、谁建设、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把公用设施推向市场。三是政策优惠，以更优良的环境、更优质的服务，更优厚的回报吸引外商参与城镇建设。
（3）畅通集聚城镇人口渠道，加快农民市民化步伐。
一个地区城镇化的基本内容就是向城镇转移农业人口，能否聚集人口关乎城镇发展成败。引人进城，要清除农民进城障碍。一是政策引导。彻底铲除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门坎，并且在就业、上学甚至低保等方面一视同仁。二是就业拉动。利用城镇的区位优势，办工业园，既把外企引入，也可把地方分散的小作坊集中起来扬优成势。三是资源吸引。相对集中教育卫生文化资源，完善供水供电交通设施，优化美化城镇环境，借以增强吸引力。
（4）加强城镇人口的素质提高工作，促进生活方式转型。
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缓慢转变，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实行计划经济，只到1978年在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成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转折点，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我国的劳动力转移必然会受到我国制度因素的制约，而不断地发生变迁。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讨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变迁，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户籍制度的变迁；二是我国城镇就业模式的转变。
1.1改革开放前后我国户籍制度的变迁
1958年户口制的实施，正式明文规定禁止人口跨区域的流动，将劳动者固定于出生地。其后又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配套政策，户口制与每个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消费相结合，劳动者一旦脱离了自身的出生地就面临着生活上的危机。户口制的实施使我国城乡间的劳动力市场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城市工业增长无法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后，户籍管理逐步放松，票证供应制逐步取消。198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使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有了法令上的依据。尽管未能摆脱农村户口，却拥有了进城工作的机会。1988年，国务院和劳动部发出通知，除允许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外，甚至鼓励经济落后的省区，对省内有就业需求的劳动力进行组织，实行“集体输出”的劳动力的省际贸易。此后，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速度便不断加快。自2000年开始，我国部分大城市和绝大多数的中小城市，开始推行“蓝卡”、“绿卡”等暂住性户口，这象征着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户口的政策限制的放宽。2012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就是通过消除城市户口上所承载的各种“特权”，进一步弱化户籍的旧有功能。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落实进一步户籍改革的要求，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标志着我国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1.2城镇就业模式的转变
2.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发展历程
目前，我国还没有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数据。本文通过对比已有的有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测算后，最终借鉴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研究员科学构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测算体系并测算的我国1991—2012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分析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发展历程，经济活动人口是指劳动年龄内(16岁及16岁以上)、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总和，它是未就业劳动力与就业劳动力的总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是农村实际从业劳动力与农业实际从业劳动力的差额或二三产业实际从业劳动者与城镇实际从业劳动者的差额。
(1)第一阶段1991—1996，为快速增长期。
该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迅速扩大，劳动力转移数量由1991年的8928万人猛增至1996年的14208万人，5年间增长了59.14%。统计数据显示，1991—1996这六年间我国GDP的平均增速达11.9%，其中第二、三产业分别为16.25%、10.6%，而农业仅为4.3%，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为大量劳动力农村转移创造了良好条件。
(2)第二阶段1997—2002年，为下降调整期，年均增速为负数。
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由1996年的14208万人降至2002年11481万人。这一方面受我国国营企业改革影响，大量城市职工下岗分流，而下岗职工再就业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空间；另一方面，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相比前一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作为吸纳农村劳动力量最大的第二产业发展水平下降最为明显，它的大幅下滑显然会极大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
(3)第三阶段2003－2012年，为回升反弹期，连续九年实现增长。
2003年因“非典”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出现短暂下降，但2004年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随即稳步回升。到2012年我国劳动力转移总量达到13829万人，在2002年11481万人的基础上增长了20.45%。
3.在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下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推进
城镇化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官方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达51.27%，城镇化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常住人口。中国社科院日前蓝皮书称，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突破60%。我国1991－2012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即城镇化率)发展趋势图。口由1991年的3亿增加到了2012年年底的7亿，城镇化率由1991年的26.94%上升到2012年的52.57%。我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并处于持续增长中。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院院长迟福林称，从国际经验上看，城镇化率处于30%－70%的时期，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中国2012年的城镇化率为52.57%，正处在快速发展的区间，未来十年不仅有很大的成长空间，而且还会有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认为，与发达国家通常城市化率达到80%的水平相比，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依然滞后，未来还有20%－30%的提升空间，2亿至3亿人口将涌入城镇，加上现有的2亿农民工，届时，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
4.总结
论文提要：城市化是一个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诸方面全面转变的动态过程，是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文明不断向乡村扩散，城市成长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过程。本文从城市化的涵义出发，简要分析建国以来西部地区城市化动力机制的演变过程。本文认为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以及制度创新四个维度对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进行培育和重构。
一、城市化及其动力机制
城市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现象和趋势，是一个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诸方面全面转变的动态过程，是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文明不断向乡村扩散，城市成长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过程。它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对于西部地区来讲，城市化更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区域间和区域内差距、统筹城乡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出路。
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城市化发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动力的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在一般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吸引力与乡村的扩张力或称推力与拉力是构成城市化持续推进的动力机制。在推力与拉力的相互作用下，发达国家城市化道路走过了一条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内生化道路。然而，与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截然不同，我国西部地区城市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二、西部地区城市化动力机制演变
由于城市化的复杂性及动态变化性，不同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化动力机制是不同的，改革开放前后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第一阶段：中央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外生型城市化阶段(1949～1978年)。这一阶段西部地区城市化服从于当时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和特殊的社会背景，完全依靠外部力量拉动而成。建国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确立拉开了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序幕，后来的“三线建设”加速了这一进程。但是，从本质上讲，这一时期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中经济因素仍未能代替政治因素，这种依托国家投资建立起的以资源开发为重点的重化工业以及军工制造业，属于一种移植和嵌入模式，工业化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缺乏联系，违背了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最终形成了在广大的小农经济社会中镶嵌着“孤岛”状分布的几大中心城市和资源型中小城市的城市格局，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存在着严重的扭曲。
第二阶段：多元力量推动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机制也发了根本性变化，呈现出政府“自上”的动力和其他外部力量拉动与区域内市场力量“自下”推动的多元格局。首先，政府“自上”的动力仍然在推动本地区城市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为西部地区城市化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地方政府成为推动地区城市化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作为一级利益主体，在赶超的压力和区域利益最大化的诱导下，各地区都加大了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其次，“自外”力量对本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加大。尽管由于区位限制，西部地区不可能像东部地区一样靠引进外资来推动城市化进程。但是，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出于全局和自身利益的考虑，越来越多的东部省份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向西部投资、提供先进技术等方式支持本地区开发。这些，都相应地推动了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第三，推动城市化“自下”力量开始形成，两支新兴市场力量逐渐显示出对城市化的驱动力：一是以非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小企业迅速兴起，成为拉动城市化的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二是农民在市场力量诱导下自发地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进城打工、兴办乡镇企业、从事非农产业等，都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三、西部地区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培育与重构
城市化作为一项涉及社会经济生活诸方面的系统工程，不是由单个或几个因素推动的，其动力机制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既包括微观、中观，也包括宏观动力，既有内力作用也有外力作用，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因素，既有市场作用也有政府推动作用。针对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差、区位条件受限制的现实状况，可以从以下方面对其动力机制进行培育和重构：
1、充分利用外部力量，构建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宏观动力。发展经济学认为，外部力量是打破区域低水平循环陷阱的关键因素。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内生力量比较弱小，加快城市化能力建设需要外部力量的拉动力，即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外部要素的流入。国家的投资和优惠政策的倾斜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影响西部地区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以及借助西部开发过程中部级大型工程项目的刺激辐射作用，由点及面，推动本地区城市化进程。同时，西部地区应该通过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分工、扩大开放，吸引外部要素流入，与区域内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结合，形成本地区城市化新的外部拉动力。
2、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非农产业发展，培育西部地区城市化的中观动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换这一中观动力在城市化动力系统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通过产业转换来实现；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实质上是要素在各产业间的流动。结合西部地区各产业发展状况，为推动其城市化进程，当前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发展特色农业。农业是城市化发展的基础动力，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还比较低，农业承担着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产品贡献、资本贡献、市场贡献甚至外汇贡献的任务。但是，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农业发展面临较大困难。因此，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调整现有农业布局，结合生态环境特点，发展具有区域比较优势的特色农业，增加农业剩余，是推进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必然选择。
其次，发挥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而生态环境脆弱，因此发展工业具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结合各自的资源禀赋状况，西部地区应该因地制宜地发展一些有优势、有市场、有特色的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实现资源开发和产品深加工并举，一方面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加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扩大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发展中实现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同时，改造传统工业，提高技术水平和加工增值水平，更好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最后，在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吸收西部地区“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城市化进程。超级秘书网
3、合理发展乡镇企业，培育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微观动力。推进城市化光靠政府还不够，还要靠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发挥作用的条件是要有真正的市场主体——产权清晰、投资理性、独立承担市场的收益和风险的企业。因此，为推动地区城市化，西部地区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同时应该注意合理规划，杜绝东部地区发展乡镇企业形成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村病”。
4、加快制度创新，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以科思和道格拉斯·C·诺思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变迁)同样可以大大促进经济发展。城市化作为伴随社会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而出现的社会现象，同样与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密切相关。
为推进我国西部地区今后的城市化过程，必须进一步加大各项制度的创新力度。主要包括：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城市的户籍管理，取消对外来落户人口的种种歧视性政策和规定，调整城镇户口迁移政策；改革城镇住房制度，加大土地制度创新，使农民真正进入城市并留在城市。同时，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加快建立以养老、失业和� 此外，应重视观念、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创新，减少其对西部地区城市化的负面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
[1]许抄军，罗能生，王家清。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进展[J].城市问题，2007.8.
（一）城镇化
城镇化是我国社会变革的重要环节也是学术界研究热点问题之一，研究角度多样化，对于如何定义城镇化，目前尚未统一，从相关文献研究发现有四点解释是共同的。第一，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科技进步和经济快速发展，一方面工业化发展劳动力需求扩大，现代化农业释放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合理和收入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亟需解决，国内外的理论界普遍认为城镇化发展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途径和方式。第二，城镇化的对象是农村人口。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并转化为城镇居民，具体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生产方式的转变，二是生活方式的转变。第三，城镇化建设必须借助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来完成，二者相辅相成。第四，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总理指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二）旅游城镇化
1991年，PatrickMullins以后现代消费理论为基础首先对旅游城镇化的概念提出了框架体系并对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和阳光海岸两个旅游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目前我国城市发展动力多元化，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逐渐成为一种新的驱动力，特别是以旅游业为主导或支柱产业所引发和促进城镇化的现象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为突出，国内关于旅游城镇化的相关实证研究大部分也针对于此。现有文献关于旅游城镇化概念的研究并不多，其观点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城镇打造成旅游目的地，在城镇大力发展旅游业，通过旅游业的关联效应促进其规模扩大，旅游业的作用可以视为一种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发展，旅游业是实现城镇化动力之一；另一类是因为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从而引发旅游目的地城镇化，旅游业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或者说因旅游而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一种类型。上述两类定义具有共同内涵：（1）旅游业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2）旅游城镇化是旅游业发挥聚集、扩散和产业联动效应，逐步实现城镇的产业体系和规模扩大的动态过程；（3）旅游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一种类型。旅游城镇化的个案研究更多关注于西部民族地区，主要围绕旅游业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和理论基础及模式展开。研究者认为西部民族地区工商业大规模发展条件不足，经济社会落后，但旅游资源丰富，推行以旅游业为主导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切合实际的有效途径。刘晓鹰，杨建翠分别对九寨沟进行实证分析说明旅游业对城镇化发展的强大推进作用，同时提出候鸟型“飞地”性旅游推进型城镇化模式是增长极理论和城镇化理论交叉融合与应用的结果，是欠发达民族地区城镇化推进理论及主要模式。罗良伟针对凉山彝区探讨城镇化发展模式，提出工业推动城镇化与凉山彝区，乃至藏彝走廊地区和整个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已经不相适应，旅游业的发展是区域城镇化建设的一股重要力量。张英，陈俊等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提出“城镇带州、旅游活州”，并采用耦合方法分析旅游业和城镇建设的耦合度，强调地区发展必须加强二者的协调。针对旅游城镇化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景观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地域城镇化以及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城镇化。从总体来讲，国内关于旅游城镇化的研究处于发展阶段，以实践案例研究为主，较多的是从旅游地理学角度出发分析其动力机制及其影响，理论体系处于构建过程中。
二、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一）旅游资源开发条件不充足
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要考虑其游览价值，市场距离，通达性和地区接待能力及环境容量等因素。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资源丰富独特，具有原始性、垄断性和地区分布差异性大的特点，如山川草原等多样、独特的地形和奇绝秀丽的自然景观，众多少数民族积淀的人文历史和风土民情，堪称“旅游资源宝库”，游览价值高。但现代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的经济事业，涉及到食、宿、行、游、购等许多方面。有了好的旅游资源，只是解决了向游客提供“游”的场所。至于游客能不能来，来了后能不能游得愉快，则取决于食、宿、行等基本条件的保障程度。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在利用旅游业促进城镇化发展方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可进入性，经济距离和接待能力等。其一是该地区大部分地理位置偏远，交通相对闭塞，可进入性差，如云贵川的绵绵大山，内蒙古和新疆的茫茫沙漠和草原等，交通条件的制约是阻碍旅游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其二，资源开发的客源市场一般针对经济发达地区，游客从出发地到旅游目的地再返回出发地所用的时间和费用称经济距离，目前该地区整体交通发展状况相对落后，航空和铁路运输能力相对薄弱，尤其乡村地区，公路等级低，有些甚至没有，距离大中城市远，因此造成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因经济距离过长而降低，严重制约其发展。其三，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大部分是经济贫困地区，公共设施欠缺，住宿和餐饮等生活服务条件差，旅游接待能力不足。旅游资源开发条件的评价，既不能就资源论资源，也不能就进入性和接待能力简单进行衡量和判读，而是应该取长补短综合考虑。针对该地区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具体情况，结合开发的条件和现状基础，采取以下策略：首先是提高资源的集群度，点、线、面相结合，逐级推进，以核心的优质资源为点，重点开发，打造交通线作为线链接不同景区，围绕核心景区开发次优资源作为面，逐级推进，也就是先集中全部优势开发最优资源并形成一定的影响力，然后逐步开发周边各类旅游资源，设计辅旅游产品；其次是考虑景观的地域组合状况，借力于周边大中城市或风景名胜区的客源市场，形成旅游产品间的特色互补效应，发展完善区域旅游，最终借助于游览价值的提高，缓冲市场距离和通达性的不足，充分利用就近市镇解决接待能力的欠缺。
（二）旅游业发展资金短缺
资金短缺极大限制了旅游资源的开发进程、力度与质量。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整体发展迟缓，现代设施落后，可进入性差以及资源转化能力弱等主客观原因，外来投资者吸引力低，本地投资者资金不足，政府投入力度有限，农村居民自有资金积累不足。解决旅游业发展资金问题需要各方面和广大社会公众的参与、支持。首先，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继续加大农村地区资本要素的投入，建立多元化的旅游基础设施投资渠道，重点解决旅游进入条件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加强制度创新，提高旅游业市场化率，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制定税收优惠或适当减免等政策降低投资的成本，提升吸引力，吸引外来资本注入，对于本土的投资者构建一套有利于旅游业发展的金融体系，帮助企业化解风险降低进入门槛，解决旅游企业面临的资本投入和发展风险等问题。其次，旅游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产品生产销售是以消费者为导向，因此政府要利用自身宣传优势，通过多种渠道树立内涵丰富、具有时代特点的旅游目的地形象，引领其发展，为旅游企业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和更大的市场空间，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政府和旅游企业间的良性互动。最后，必须考虑农村居民参与旅游发展，依靠国家政策的帮助和推动，调动当地农村人口积极参与，形成符合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要求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路径。农村社区获得参与当地旅游发展的机会和途径，一方面使农牧民从旅游发展中获得经济利益，改变资源利用方式，减少发展的环境成本和代价，降低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发展旅游，传统文化和民族习俗作为旅游吸引物，有利于其传承和保护，从而促进社区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
三、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城镇化模式
旅游业对于地区的经济意义必须要考虑旅游吸引力，可达性，旅游设施供应条件，旅游业组织和相关政策等因素。根据目前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资源特点、区位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前景以及国家西部开发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政策等基本要素，及其与城镇的距离，借助于旅游业促进其城镇化发展可以参考以下几种模式。
（一）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郊环城游憩带发展模式
城郊是指位于城市和农村腹地之间的过渡地带，处于城市辐射前沿，具有较好的地理、经济区位。随着休闲经济的兴起，居民闲暇时间的增多和城郊之间的交通状况不断改善，周末短途游成为城市居民热衷的出游方式，郊区作为城市休闲的后花园，客源市场规模巨大，为郊区发展旅游打下良好基础。这部分地区旅游资源以乡村自然风光、独特的农耕景观和传统的民风民 农牧民参与到旅游服务行业中，既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提高经济收入逐渐形成资金积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人的城镇化，同时，农业示范园区等观光农业也推动现代农业体系建设，利于产业结构调整。
（二）以城镇为中心的旅游集群模式
以城镇为中心的旅游集群模式是指以城镇为核心，打造成游客的集散中心，提供配套旅游服务，解决接待问题，依托周边气候、景色、地质地貌、民俗文化等资源进行整合，既要充分分析景观地域组合状况，突出特色，主题鲜明，又要通过发展多数量和多样化的非同质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形成旅游群发挥集群效应，增强引力，降低经济距离过长产生的副影响，城镇通过泛旅游产业的整合，借助于其关联带动作用，推动当地现代商贸、通讯、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繁荣，最终实现推动地区城镇化发展目标，建构具有持续发展潜力的特色城镇。西部民族地区城镇数量少，规模小，工业化发展水平低，传统农牧业比重大，发展相对滞后，具有非经济性，同时小城镇比重大，如全部是小城镇，四川藏区没有建制市。小城镇辐射作用和带动性相对大中城市较弱，以旅游促进城镇化发展必须发挥集群作用。旅游群的发展模式根据旅游资源状况分为品牌带动和开发带动两种类型。品牌带动型一般拥有4A、5A等知名景区或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大能够在社会上形成一定知名度，以其为龙头发挥核心资源价值，重点打造和维护好其品牌，辐射和影响其他旅游资源开发及利用，形成特色旅游产业链。开发带动型：旅游资源拥有高价值同时能够较好地实现商业化发展的，明确重点，突出主题开发构建具有一定特色的自然或人文景观，同时发展能够带来良好收益的如体育和以休闲、养生、教育、人文体验为主的现代旅游项目，实现百花齐放加速促进当地第三产业发育发展进而带动城镇化发展。
（三）远离城镇的农村社区非建制镇旅游综合体模式
1我国城市园林绿化没有长远发展规划
城市园林作为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部分城市园林绿化由于缺乏长远发展目标，而导致园林绿化出现种种问题。部分城市园林一味的重视植物品的种，利用嫁接、枝条以及种子等渠道和形式种植的多种植物品种，这些不同的植物尽管与园林物种多样化要求相符，但是由于没有统一规划，而导致城市园林杂乱，养护成本提升；部分城市园林只是一味的种植各种名贵品种或者是外地树种，从而导致园林丧失整体协调性以及整体美感，再加上这些植株不能适应本地环境、适应期缩短、驯化期减少，进而导致资源浪费情况出现，养护成本上升；部分城市只重视园林绿化的面积以及发展速度，只种植单一树种，过于重视植株的数量，导致园林绿化丧失其独有的多样．进而导致园林绿化的自我调节能力减弱。另外由于城市绿化缺乏一个统一、有效的规划以及发展目的，进而出现各个地区园林绿化未来发展目标、城市品味、设计形式雷同等问题，导致城市丧失自己独有的优势与标致，进而导致城市品味下降。由于长远规划目标的缺乏，部分城市出现园林绿地被侵占、使用面积缩小、滥砍滥发等问题，导致园林绿化成本提升，浪费众多人力、财力以及物力。
2我国城市园林绿化缺乏养护
资金无论是城市园林绿化的设计、建设阶段，还是后期的养护阶段，均需相关部门投入大量的资金，所以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其园林绿化养护能力。一些城市政府及其居民由于不能认识到城市园林绿化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只看重于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建设，所以城市园林绿化养护工作得不到充分的资金保障，进而导致城市园林绿化面积、水平以及质量大为下降；部分城市受到经济发展落后的影响，，对园林绿化养护方面的资金投入不断减少，进而导致部分园林景观被商户、居民、建筑随意侵占，园林景观得不到应有的养护，导致园林景观丧失其得有的功能。
二提升我国城市园林绿化发展速度的有效手段
1制定统一的城市绿化发展规划
在进行城市园林绿化时，需基于该地区的景观风貌、地形地势以及城市文化等制定有效、整体、长期、合理的城市园林绿化规划。在选择植株时，需尽量选用养护成本地、生命力旺盛、节水能力更强、抗旱或者是抗涝能力较强的本地植株。同时还需要根据生态学原理，种植绿化植物，并对城市绿地结构做出正确的调整，另外还需充分利用本城市及城市周边的各个花卉市场、大型苗圃种植基地等，以增长绿化植株的适应期以及驯化期。另外在引进植株时，应对各种林木以及苗木进行严格、全方位的检疫，防止盲目引种问题的出现，防止由于各种外来原因，如林木携带病虫等导致本地区出现病虫害问题。在制定长期规划发展目标时，应减少重复拆建问题的出现，减少资金以及资源浪费情况的出现。在对城市园林绿化以及建设风格进行选择、设计时，需充分考虑到本城市的历史积淀、特色以及品味等，设计出符合本城市发展以及居民需求的园林，使得城市园林成为该城市的一道风景，成为城市居民休憩、娱乐的场所，防止抄袭或模仿问题的出现，保持城市向多样化发现发展。对于环境污染较重的重工业城市或北方地区，首先应划分出重点绿化调整地段，并多加种植空气净化能力强、具有很强的抗污染作用、可抵抗烟尘的植株，利用植株缓解环境污染，以期达到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
2优化我国城市园林绿化规范
城市园林绿化发展问题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没有有效、合理的制度规范，就此应以现行
3提升园林绿化养护力度
首先各地方政府需认识到城市园林绿化的价值以及重要意义，制定明确的园林绿化发展目标，同时提供给园林绿化更多的发展资金，同时建立专门的园林养护机构，以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前进。城市园林绿化养护相关管理机构，在进行园林养护工作时，不仅要对园林植株进行适当修建以及病虫害防治，更重要的是对城市园林的使用者，也就是城市居民进行相应的宣传教育，使城市居民具有绿化意识，使城市居民可以自觉的维护园林环境，可以自觉制止破坏园林环境的行为，同时城市园林相关管理人员要依据相关规定，制止、处罚破坏园林环境、乱砍滥伐发行为，有效保障城市园林的实用性以及观赏性。
三结语
关键词：探索研究；新农村；城镇规划；规划理论；
随着新农村规划体系的形成，不仅改善了农村的生产和生活，而且还加强了城镇化进程。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以规划为龙头，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只有加快城镇发展、提高城镇的经济集聚能力，才能更好、更快地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从而也有利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1和平县规划特色简介
1．1现状城镇特色
和平县位于广东省东北部， 和平县辖17个镇，239个村(居)委会，总面积2310平方公里，人口近50万。和平，是一个山好水好人好区位更好的宜居之城，也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古老之城，更是一个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的新兴创业之城。今天的和平，生态和工业并驾齐驱，古色和亮丽交相辉映。今天的和平，经济发展驶上快车道，社会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和平县地理位置独特，南邻珠三角、北靠江西省赣州地区，辐射内陆；交通便利，粤赣高速公路、京九铁路纵贯全县；生态环境优美，客家风情浓郁，红、古、绿三色交相辉映，王阳明文化积淀深厚，生态旅游、红色旅游、文化旅游开发潜力极大。全县温泉资源丰富，水量大、水温高、水质好。全县共有露天泉点40多处，泉眼达200多个，其中较大的温泉有11处，水温大都在45℃-95℃之间，含偏硅酸、氡等多种对人体有益成份，极具开发价值。
1．2规划基本思路
本次规划的基本思路由“背景研究――指导思想――技术措施――规划目标最终目的”五个方面贯穿而成。背景研究从“宏观发展条件”和“自身发展需要”两个方面着手。规划的指导思想主要包括“以县域副中心城镇为目标、以历史文化名镇为特色、以生态名镇为保障”三个方面，其中：以县域副中心为目标，采用“小城镇、大战略”指导思想，以历史文化名镇为特色，采用“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原则，挖掘并塑造历史文化名镇特色，带动旅游产业发展；以生态名镇为保障，采用“尊重并利用”的方针，梳理城镇肌理与生态环境要素，打造生态名镇基本框架。
本次规划除了运用常规的规划技术措施外，重点突出旅游发展规划、名镇保护规划、城市设计思维三方面的内容。从而实现“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文化发达、资源节约、生态持续、特色明显、设施齐全、生活便利、环境优美”的规划目标。最终达到“指导城镇经济建设、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目的。
2小城镇和新农村现行规划理论
2．1小城镇总体规划的理论框架
我国地域广阔，民俗差异、经济差别大，使小城镇规划的理论也注入了区域观点、动态观点和个性特色，加上小城镇形成的历史时段较短，使得规划工作开展相对较晚。目前的理论研究将小城镇规划体系划分为“2个阶段、3个层次”，如图1所示。
小城镇总体规划的内容层次按照新的《镇规划标准》可分为发展规划、建设规划、管理规划。主要内容包括：小城镇历史演变规律和发展机制分析；小城镇在上层次区域的地位分析；区域村镇体系规划；小城镇社会经济现状存在问题的解决及发展战略目标；确定城镇性质、规模，并进行城镇人口与用地规模论证，进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规划；进行用地综合评价，确定建设用地发展方向；确定城镇结构形态与功能，确定各类用地的综合布局安排；制定容量控制规划或控制性规划图则；制定对外交通及城镇道路交通系统规划；综合协调城镇给水、排水、供电、通信、燃气、热力、环卫等基础设施的发展目标和总体布局；综合协调城镇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游憩等社会服务设施的发展目标；确定城镇园林绿地系统的发展目标及总体布局；提出人防、消防、防洪等综合防灾目标及总体布局；综合协调小城镇镇区与规划区的各项建设和用地布局，确保居民“菜篮子工程”所需的蔬菜等副食的供应；根据需要与可能，提出历史文物保护与风景名胜利用措施，编制旅游规划；提出旧城改造措施、城镇远景规划与近期建设规划以及项目建设时序等；提出创建城镇特色的规划措施；制定鼓励和吸引农民进城的措施、经营城镇的原则意见、城镇管治的原则设想等；进行综合技术经济论证，提出实施规划的步骤、方法、措施的建议。
2．2新农村规划的理论框架
新农村规划是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落实以人为本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新要求，在认识上和理论研究上都还没有形成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现有的一些理论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形成的。新农村规划理论框架如图2所示，从理论体系上大致可划分为村庄建设规划和村庄整治规划2个层次。①村庄建设规划。依据乡镇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合理确定村庄的建设规模和建设用地界限，统筹安排村民建房以及各类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为村庄居民提供切合当地特点、与规划期内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居环境。②村庄整治规划。依据村庄建设规划，确定村庄具体整治项目，制定具体实施方案。重点解决饮水、行路、用电、垃圾、污水等问题，并注重保护自然环境和古树名木、古村落、古民宅等历史文化遗迹，带动村庄整体环境建设，改变村容村貌，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3小城镇和新农村规划理论存在的问题
3．1小城镇规划理论存在问题
3.2新农村规划理论存在问题
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念，可真正将新农村建设纳人国家计划应该是十六届五中全会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的总体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以后。由于起步时间较晚，加上我国地域、历史文化、民族差异较大，到目前虽然对新农村规划理论做了一些研究，但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来指导新农村的建设发展。其现有规划理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①对新农村规划理论体系研究较少。很多地方对新农村从认识水平到规划技术上都存在一定误解，将新农村规划简单地认为是多建几栋房、多修几条路、多建几个工厂等，所以作出的规划图纸在实践中落实起来难度较大，也无法扭转现有村庄的实际面貌。
②现有新农村规划理论根本无法指导各具特色的农村的规划建设。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各地差异较大，对新农村的理解和要求也各不相同，要想让各个地域的人都能接受新农村，至少在规划理论上要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不能拘泥于一种或几种常规模式。
③多数地方将新农村规划理论与小城镇规划理论混同起来。农村有其自身的特点，按小城镇的要求搞农村规划建设，不仅浪费成本、实施难度较大，最后还会搞得不城不乡，不利于改善农村的生产和生活。
④多数新农村规划缺少与上层次规划的衔接。新农村规划涉及到农村的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任何固步自封的做法都是不正确的，要充分分析村庄在整个区域内的地位和优势，跳出“新农村规划来做新农村规划”的思维，真正引导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真正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质量。
4协调小城镇和新农村的发展
4.1摆正新农村和小城镇规划的顺序
“城乡建设，规划先行”已成为所有理论工作者和管理工作者的共识，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和小城镇规划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城乡健康发展的有利保障。要防止规划工作、管理工作中搞一刀切，更要防止形式主义的作法，同时也要改变以往把新农村规划与小城镇规划混同的做法。从规划理论上理清新农村和小城镇的实施顺序，将以“发展规划”为主的观念转变到以“结构规划”为重的思路上来；将“由上而下”的规划顺序转变为“自下而上”的规划顺序；将就村论村、就城论城的观念转变到整体分析、统一规划的理念上来。
4.2 从规划理论体系上完善新农村和小城镇的关系
小城镇由于规模小，发展不稳定，必须加强区域分析与研究才能正确把握其发展方向。以往的小城镇总体规划虽然强调做到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深度，而实际操作当中对规划的范围多是围绕抒镇建设用地一块展开讨论，对于区域内的村庄基本情况了解和把握不够，使得镇域村镇体系规划成为摆设，无任何科学性和实用性。区域内一旦引进企业或某个产业进行调整，都会使整个规划修改过甚至要重新做过，规划根本无法指导和促进乡村的发展，有时反而 为此，必须将新农村规划纳人小城镇规划当中，并且要“自下而上”逐级汇总，分析把握好自身的优势，整合资源、合理布局，留出空间为新农村和小城镇的健康发展创造条件。其理论体系和操作步骤如图3所示。
5结束语
论文摘要：未来的农村经济应该是一片繁荣的景象，农业实现高度的现代化，城乡实现一体化，没有明显的城乡概念，取而代之的只有第一产业和第二第三产业的区别，从事农业的人数会有所减少，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生产会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自由调节农业生产内部生产结构。以下将对农村发展构想及实施作些探讨。
1农村经济发展构想
1．1原有的土地承包制度改革，实现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是未来农业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也是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按照我国社会发展三步走战略的要求，到这个世纪中叶，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农业现代化更是必不可少的了。但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目前的我国现状来说，单靠农民和国家的农业投资恐怕在几十年之内是很难解决，建议可以灵活的适当改变现有的土地承包制度，在农民承包优先的条件下，把多余的大片土地承包给有一定资金和技术的团体或个人，推行农业生产的“招商引资”。但他们承包后要求他们必须进行现代化农业生产，这样不但能提高农业产量，而且他们所拥有的对市场的考察能力是单个农民所无法匹及的，他们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化而适时改变他们的农产品生产结构，又解决了农业结构不合理的弊病，同时原有的农民可以继续呆在农业内部帮助农业生产，这样农业利润提高了，原有农民的收入比单个生产时还要高，同时又避免了单个农民生产的风险，何乐而不为呢？
在这同时恐怕又要求全社会能够更新观念，转变思想，与时俱进。不要以为动摇了农民的土地承包制度，农民失去了土地就像丧失了一切，失去了做主人的地位，可能还有人怕误入了资本主义的制度，这些担忧都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城市的广大工人阶级不是也没有土地吗，但事实上他们比现今的农民生活得更好，更有社会主义主人的荣誉感。邓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中就有一条说过，只要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用，更何况这只是土地承包制度的一种转变，土地这一生产要素还是掌握在社会主义的人民手中，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呢？
1.2城市化普及，城乡“二元结构”替代为城乡一体化。
城市化也是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的标志，未来的农村应该全面实现城市化，农村这个概念将逐步被人们淡忘而退出历史的舞台，全国基本是共同富裕，业已没有现在的东中西部差距、农村和城镇及城市的差异，也就是说无论你在祖国的哪一个区域，都享受几乎一样的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及社会保障。但城市化也要允许适当的差异，不可能每一个地方都同步发展，拥有一样的资源和特色，我们也要允许一部分城市充分发挥资源、技术、人文资本等要素先发展起来，形成规模和特色，让他
那么未来从事农业的人口的生活方式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和城市的从事工业生产或从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居民没有区别，他们在农业承包商的农场或农副业生产基地工作，或者自己承包土地来进行农业生产，总之让市场来调节资源配置。他们白天去上班，晚上回他们在“城市”的家。他们的收入分配基本遵循平均利润率来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在未来将没有农民的概念，换之以从农人员。
现今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将来会逐渐淡化至消失，变之为城乡一体化，二元结构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这一桎梏必须要打破，这就要逐步实现城市化。
2实现途径
对于现阶段农村经济的出路问题，对照上面的设想，大致主要应该做好以下四项工作，我将其总结为“四个重视”：
2.1重视农业人口再就业，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出去。
农业人口再就业是一个比较新的话题，同时也是一个需要尽快解决的话题，而所谓农业人口的再就业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再就业问题，我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人数很多，而且要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剩余的劳力将更多，如何解决他们的再就业问题，就成为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农民收入的多少。实践证明，引导农民到城市就业是一个很好的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当今农民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也是来源于非农产业。同时，实践也证明，农民在城市就业能够与城市居民形成互补，并不怎么影响城市人口的就业。
所以，现阶段我们要做好农村富余劳力向城市就业的引导工作，并逐步稳定在城市，为将来的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做好准备。事实上，我国现在已有很多的农村劳动力都在城市就业。资料显示，2002年底，我国商业就业总人数为4970万，农民工1997万，占就业总人数的40%；建筑业就业总人数为3893万，农民工2959万，占76%；制造业中乡村劳动力4506万，占总人数的54%。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已经在各行各业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要做好农村劳动力的再就业，就必须为他们在城市就业创造良好的条件，让他们享受和城市劳动力一样的待遇和福利并平等就业，同时，也要为他们在城市定居提供便利，改革户籍制度就是必须的了。这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所幸我国已经在这方面实施了最大的政策便利。
同时，要加大城镇建设力度，为农业人口的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引导他们合理的流动，以防过多增加城市的压力。
2.2重视农业人才引进，鼓励大中专毕业生走向农村。
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农业现代化的提高，有赖于具有良好知识结构的人才和现代化的技术以及资金的支持，依靠知识层次不高的农民来自发实现农业现代化恐怕是不太切合实际的。建议充分重视农业人才的引进，但目前的农业实际引进人才是很困难而且也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改革。建议改革土地承包制，一方面把农村人口引入城镇或城市，一方面鼓励那些大中专毕业生走入农村，银行可以为他们提供一定的信用贷款，政府再对他们的农业项目计划进行可行性分析，符合要求的就要向他们承包一定的土地，让他们自主经营。由于这些年轻人思想开放并有一定的对市场的洞察和分析能力，依靠他们可以尽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并解决农业的结构性问题。
2.3重视招商引资，不但工业要招商，农业也要招商
招商引资是一个很好的尽快搜集发展所需资金的很好办法，并且它具有传导效应，可以吸收先进的技术，国家要吸引外资，工业生产要招商引资，农业同样需要招商引资。农业招商引资，是指提供优厚条件，吸引有资金、有技术的个人或团体来当地进行农业生产，以尽快改变农业现状的措施。要进行农业招商，也需要进行土地承包制度的改革，把农民手里富余或生产效率极低的土地承包给承包商，让他们进行现代化耕作或者是多种形式的农业型生产活动。这项措施和吸引人才入农业交相呼应，那些大中专毕业生可以进入这些承包商的门下，进行技术研究指导或者是市场开拓。超级秘书网
同时，小城镇的建设也要鼓励招商引资，这是一个很好的城市化途径，江苏和浙江一带就有很多通过这种方式而成长起来的城市，都是值得我们大力推广的好方法。
2.4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投资。
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但关系到招商引资的力度，也是城市化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保障，必须引起重视，建议国家和地方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切实的改变农村的电力、通信、供水、供气、交通等状况。对农业的投资不但要减轻农业税，主要必须集中在加大对农业技术的科研上，改善农业生产的灌溉和抗灾害等能力。
3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