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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一个很长时期的高速发展阶段，但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经济以“新常态”的形式出现。2015年三季度中国GDP增速仅为6.9%，实体经济出现了较大困难，很多濒于崩溃的边缘，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改革领导小组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政方针。即在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对供给侧结构性加强改革，不断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增强经济持续的增长动力。在这之前，中国经济政策偏向于需求侧管理，即通过刺激需求来提高经济增长，然而这种方式在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因此最高决策层适时推出供给侧改革，笔者则通过对供给学派及其理论的认识和对其政策实施的分析，以客观的态度来解读我国的供给侧改革。
关键词：供给学派；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
一、关于供给学派的概述
1.供给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百废待兴，而凯恩斯主义一直占据着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这时候西方国家相继效仿凯恩斯主义，使其迅速成为了经济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至此，凯恩斯主义盛极一时。但凯恩斯主义人为地扩大需求，在一些方面忽略了供给的作用，最终导致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上普遍出现了“滞胀”的现象，其主要的表现是：生产缓慢、经济停滞，失业率明显提高，物价持续上涨等。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界对凯恩斯主义激辩的观点层出不穷，同时积极研究自己的理论和政策，以便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取代凯恩斯主义。所以供给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并迅速兴起。
2.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
（1）复活“供给自创需求”的萨伊定律
在供给学派的理论中，供给在国民经济中始终居于首要的地位。社会供给能力的强弱，决定了其需求的大小；供给学派把萨伊定律作为自己的武器，以此为其理论政策的基础，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决定供给的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们认为经济滞胀的原因完全是由凯恩斯主义过分的强调需求、忽略供给在经济活动的作用而引起的。在这里，供给学派将经济滞胀的的罪魁完全归属于凯恩斯的需求理论，所以应该坚决摒弃。其次他们还认为体现经济发展的标志是供给的水平与能力，而经济学研究的首要目的就是如何的增加供给，促进生产，以促进经济的平稳发展。
（2）力主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
供给学派以萨伊定律为基础，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供给与需求总是趋于均衡的。而且在他们的观点中把促进生产和增加供给的关键因素归结于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经济主体的自由经营与竞争。这样，经济活动中的各个经济变量在市场机制的制约作用下，会自动的区于均衡，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的健康、有序、稳定的发展。因此，他们反对政府过多的干预经济活动，而且追求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
（3）通过减税刺激投资，增加供给
在供给学派的理论构成中，任何的刺激因素都不如税率的变动更为重要，而且行之有效。税率变动不但对劳动力的供应及其结构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对经济活动中的储蓄、投资等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为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虽然是收益，但他所关心的仍是纳税后可支配的收入净额，因此特别是边际税率是关键的因素。提高税率，人们的净收入额下降；降低税率，人们的净收入增加。较高的税率，会减少人们的净收益，从而挫伤经济主体的劳动热情，因此缩减储蓄，以此产生的后果是致使利率大幅度上升，投资相对萎缩，生产增长放缓，商品供给不足。而通过减税则会具有相反的作用。
（4）重视智力资本，反对过多社会福利
供给学派认为，“一国实际收入的增长，取决于其有形资本与智力资本的积累，也取决于其劳动力的质量与努力程度。”人类福利的最大化就是当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的投资产出达到最大化的时候；但当社会资本不够充足，过多的社会福利只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打消人的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也会影响智力投资的的力度。这样则不利于扩大投资，刺激供给，对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也就无从谈起。同时过多的福利扩大了政府的社会性支出而排挤了私人的生产性支出，不利于消除赤字，不利于生产增长。因此必须削减过多的社会福利。
3.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与实践
里根政府所实行的“经济复兴计划”是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的最伟大实践。它具体的内容有：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率；削减联邦开支，减少预算赤字，逐年平衡预算；政府要放宽或取消对企业的一些限制性规章条例；控制货币信贷，推行有节制的稳健的货币政策。
总的说来，供给学派的理论主张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彻底否定，它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现象，以及其需求中应运而生的，大部分理论政策的合理性是值得肯定的；而且对于美国当时的经济状况的分析和对凯恩斯主义所产生恶果的揭露，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符合现实的；对经济中供给作用的强调，也具有合理的成分，这是对古典经济学传统的继承和恢复；它极力主张政府应该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并调整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内容和作用方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
但是，供给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其中他们把“萨伊定律”作为其理论基石，过于强调其正确性，完全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张恢复完全自由竞争的时代，这本身就是对于一种过时思潮的恢复；但在经济政策方面，他们又想通过国家政策来干预市场经济活动，从而刺激供给。这充分显示了其理论政策的矛盾性。再有，供给学派在社会哲学和宏观经济理论方面较为薄弱和贫乏，缺乏一套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来与凯恩斯主义抗衡。在这个方面，他们只找到了“萨伊定律”作为其理论武器，显然具有一定的牵强之处。
二、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和生产端着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经济主体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具体来说，就是要求清理僵尸企业，淘汰生产落后的产能，将经济的发展方向锁定在新兴领域与创新领域，打造全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供给侧改革，主席的原话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其核心在于不断提高全部要素的生产率。
对于我国的供给侧改革，其实质是将国家的宏观调控的方式从总量调控向结构性调控的转变，改变以货币政策为主的经济政策转向以财政政策为主。这样的调整对于我国经济转型的主要影响有：加强科学技术创新，不断的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进一步加快产业的优化转型；通过减税清费，可以刺激储蓄和投资，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促进我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放宽市场的准入门槛，增加企业的竞争力，激发市场活力，打破行政官僚企业的垄断，加快企业兼并与重组；搞活市场经济；保证城乡间要素的公平流动，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促进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净化社会创新环境等。通过供给侧改革措施的实施，可以进一步消化落后产能，把有限的资源要素从产能过剩和发展空间有限的产业中解放出来，这样可以把更多的劳动力资源，资金和高新技术投入到我国的的中高端的“朝阳企业”中去，更大的发挥其作用。做好经济政策调整的各种准备，充分利用供给侧改革中减税的红利政策，为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入新鲜的血液，在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一针的强心剂。
三、结语
总得说来，实施供给侧改革，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又一个战略性的选择与调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各项政策的有序实施，不断的促进新的投资，增加人们的储蓄，以创造新的供给；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不断的鼓励创新，营造自主创新的社会化新环境，完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加强引导经济活动中创新主体的研发投入，以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参与，刺激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同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科技创新体系以促进我国的供给侧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最后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给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发展契机，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指引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刘永佶。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主义、主题、主张[M].2010年9月，第一版。
[2]刘永佶。经济学方法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3]胡志强。读懂“供给侧”改革[J].工会博览（下旬版），2015，12.
[4]马常艳。解读“供给侧改革”[J].商周刊，2015，25.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如何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布局好全年的经济工作。特别是《人民日报》专访权威人士，全面深入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起各方广泛关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如何将此项改革真正落到实处，财政又将在此扮演什么角色，本刊记者采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
面临“四降一升”问题
《新理财》：公众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高度关注，其出发点是基于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的担心，你认为当前经济面临哪些问题？
刘尚希：当前经济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国家层面的问题、地方层面的问题，各个领域的问题，五花八门。我们现在经济面临着“四降一升”的问题。“四降”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PPI下降了，效益下降了，财政收入增速下降了；“一升”，风险升了，这就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呢？比如说经济增速下降了，这本身是不是一个问题呢？如果我们认为经济增速下降是一个问题，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把经济增速提上去，才能说解决了这个问题。
很显然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能不能再回到过去那样的高速增长呢？以过去的经济增速作为参照物、作为标杆来衡量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如果说不恰当，说明这样去衡量问题本身就有问题。
所以中央一再说我们现在是进入“新常态”，经济的新常态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经济增速由过去的高速增长变成现在中高速的增长。我们的经济增速在下降，要认识到这是一种阶段性的变化。这个阶段性变化，不是过去通常意义上理解的，这个阶段过去了，这个变化就回去了。就是说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后，增速可能就是在7%左右，那就是一种趋势。
核心是“结构性”
《新理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经提出，就受到很大关注，现在各方的声音也比较多，到底怎么去理解它？
刘尚希：人民日报最近有权威人士的访谈，更加强调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一个公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这里面核心的问题就是结构性。怎么样认识结构性？只有认识了这个结构性，才能搞清楚供给侧是什么意思，才能搞清楚我们的改革怎么改。
有人认为，结构性就不是全面，我认为这个恰恰理解反了。其实结构性的问题恰恰就是一个全面的整体的问题。过去理解结构性减税就是有减税有增税，或者说某些方面减税，不是全面减税。也有人把结构性改革理解成，主要是抓住一些关键领域进行改革，而不是全面改革。这样的理解是错的。三中全会讲我们这个阶段的改革就是叫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就是整体性的改革。
结构性的问题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而不是局部性的问题。我们当前面临的结构性的问题，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社会领域、文化领域，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发展中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要超越经济思维
《新理财》：结构性改革怎么样去激发发展的新动力，怎么理解结构性改革是个系统工程？
刘尚希：结构性改革怎么样去激发发展的新动力，我觉得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当前，我们在推进结构性改革，怎么通过改革去解决这些结构性的问题，来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的健康的全面的发展。我想这个主题，其实这些年来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现在我们提“结构性改革”，其实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过去的改革也是结构性改革，凡是推动结构变迁的改革都可以称之为结构性改革。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在新的发展阶段出现的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是推动我们的结构转型升级，但是这个结构不是狭义的经济结构，而是整体的结构。
就是说，这里理解结构性改革要超越经济思维，不能仅仅限于经济的视角去理解，如果仅仅限于经济视角去理解这个问题，可能就会相对片面。况且当前经济领域面临的很多问题只是一个现象，或者说只是一个表现，它的根源可能不在于经济本身，而是在其它方面。或者在纵深上，或者在社会领域，所以现在我们对当前经济中面临的各种结构性的问题不能从经济本身出发，就经济论经济是很难解决当前所面临的这些结构性问题。所以，我认为结构性改革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基于经济领域的这些问题来谈的，而是基于我们国家发展整体来说的。
比如，我们说的创新，创新的问题仅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吗？创新要有一种社会意识，它首先与教育有关，与社会氛围有关，与人们的生活兴趣有关。比如说现在自然科学的形成。我看了科学史里面，有的学科的形成不是有一帮专业人士在那儿研究出来的，很多是一些人的一种业余爱好、一种兴趣、一种社会氛围逐渐形成的。
我讲这些想说明，我们经济面临的这些问题不是从经济自身就可以解决的，涉及到多层次，所以除了经济改革还有政府自身的改革。各个方面的改革都需要推进。必须要有一个整体观，没有整体观各个方面推进的时候可能也会变成碎片化。有整体观才会有重点，没有整体观就无所谓重点，什么都是重点。
所以我们到了这个发展的新阶段以后，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具有整体性特征。我们面临结构性的问题也越来越具有整体性的特征，就说明我们的改革、结构性改革也是基于这个整体而言的。如果我们就某个领域的问题改革，改革就会碎片化。
抓住基础性的问题
《新理财》：推进结构性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有哪些重要切入点？
刘尚希：当前要抓住一些基础性的问题来推进结构性改革。这在我们当前的改革来看是一个盲区，而这些问题都涉及到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个应该成为我们关键领域改革的一个总纲。
有哪些基础性的问题呢？比如产权制度改革，这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问题。产权制度改革不是私有化。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有产权制度问题，所有权只有产权化才能与市场经济对接。市场经济强调的是要素的流动、交易，才能获取收益，这样就形成产权。
产权和所有权不是一个概念，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但是有承包权、经营权、使用权。在《物权法》里面讲自物权、他物权，这就是一个产权的概念。所以产权强调的是使用，而所有权强调的是占有。这里面有一个产权观念的问题，所以我们的传统理论要在这里更新。我说创新的核心就是理论的创新，就要解放思想，我们在产权理论的创新还是被过去的老方法、老概念和传统的思维束缚了。
产权改革要积极推进。产权改革涉及到国企，也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改革。我刚才说财权，财权里面有税权、费权，其实背后就是一个产权制度的问题，国家的自然资源产权归属何在？现在是在谁的地盘就谁说了算，以至于形成一种观念，在谁的地盘这些资源就归谁所有。所以很多区域的矛盾由此引发的。
我们形成了一种概念，就是过去的自然法，谁占有就是谁的，这还能说国家所有制？这种观念为什么会形成，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产权制度。国家所有的资源，所在的地方政府无权处置，要通过法律来界定清楚。
这就跟房子一样，买房的人买了房，但是不能把房子拆了，这是有约束条款的，不能用这个房子去干坏事。同样，在当地政府管辖范围的自然资源是国家所有，比如说土地、矿山的所有权的问题衍生出来的产权问题，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在过去计划经济延续下来的“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分级管理不是产权管理，而是一种行政管理，这里将行政权、产权混淆了。
我们现在要搞生态文明建设，这就涉及到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构建问题，如果自然资源的产权制度构建不清晰，生态文明制度怎么构建？自然资源开发过程中，地方在不同区域到底有什么样的权限，我们这方面的产权制度改革是极其滞后的。
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产权的构建问题。可见这个问题与我们的顶层设计、我们国家治理的整个结构是关联的。这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
财政需“综合平衡”
《新理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财政带来的新命题是什么？
刘尚希：这几天我听说网络上对医疗保险缴费的问题有不少的议论，我们的医疗保险原来是一到退休就不缴费了，现在政策做了一些调整，这种调整的目的就是要保持医保的可持续性，退休以后也得继续缴医疗保险。养老，是缴费缴到退休，不工作了当然就不缴了。但是医疗保险和养老性质不一样，医疗保险年龄越大花费会越多。如果仅仅是在退休之前来缴医疗保险费，退休之后不缴了，这个医保基金就无法持续。
大家会说由财政来补。不错，财政是可以补，但问题是财政要补的太多，养老要补、医疗要补、其他各个方面都要补，怎么去均衡？我觉得在计划经济时期，陈云同志提出一个设想，到现在依然有用，叫“综合平衡”。尽管这是在计划经济下的一个概念，但我认为这个思想在今天依然有用。怎么去综合平衡？如果没有一个综合平衡的思想，最后会出现财政危机。
这个综合平衡就涉及到不同领域的支出，比如说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农业等等这些方面的支出。如果说没有一种综合平衡，财政就会出重大的风险。财政就是治国理政里面一个科学的问题，三中全会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的支柱，有钱的时候可能感觉不到，没钱的时候这句话的份量就体现出来了。
在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形势非常严峻的条件下，这时候会看到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的支柱，这种作用就体现了出来。所以，财政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国家治理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治国理政一个核心问题。
现在地方政府面临着很多债务的问题，债务问题是一个表现，但债务问题的背后是中央和地方事权怎么划分？目前事权划分，中央主要是决策权，地方主要是执行权。中央发文件，地方贯彻落实。这种纵向的治理结构风险在那儿？最大的风险就是中央严重依赖于地方，如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的治理就会面临着失灵的风险。如果地方的积极性不能被调动起来，谁去执行、谁去贯彻落实？这又涉及到治理问题，这些问题我们现在没有解决。在过去那种情况下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是很高的，但是我们现在不仅仅发展经济，而且要强调国家治理，在新的阶段，地方的治理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呢？
这就是我们这个阶段所面临的问题。而治理不能仅用一种经济的思维，是一种整体的思维，它是一种包容的思维，是一种多元、共建、共担、共享的思维。五中全会讲的五个理念，最后一个是共享。过去我们讲以效率为中心，兼顾公平就可以了，现在效率和公平必须要融合，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社会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
我们现在的贫富差距这么大，社会的意见也很多。怎么在发展中解决这种贫富差距的问题？中央下决心解决7000万贫困人口的问题，就是等到全面实现小康的时候不能再有贫困人口存在，这是我们党对全体老百姓的一个承诺，实际上这也是以此为推手要缩小我们这种贫富差距。我们7000万人口到2020年要解决的，但是我们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反而大了，说明我们全面小康要打折扣。
从这一点来讲，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治理的问题。而治理的最后核心的理念就是共同体的理念，基于共同体的理念怎么包容多元的利益，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现在的任务是不一样的。
〔摘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了我国经济工作思路和宏观调控指导思想上的新思维。它不是搞所谓新计划经济，而是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之下，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来对冲下行因素，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我们急需在改革中间解除供给抑制，削减供给约束，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做到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关键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常态；改革红利；供给学派；中等收入陷阱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6）04-0005-04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2015年底进入中国政策话语体系后，一直是政界和学界的热词。中央决策层明确提出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针，体现了我国宏观调控指导思想上的新思维和经济工作思路。
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
需求和供给是经济中的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政府调控职能在于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动态平衡。过去我们经验比较丰富、做法比较成熟的是总量型的需求管理，它以抽紧或者放松银根对总需求刺激或者抑制来实施反周期操作，但在理论和经验总结上却长期忽视了供给管理。供给管理的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定向调控的结构性特征十分明显，实施难度也比需求管理大。当前，国内经济的突出问题表现为“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首先，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创新视角看，需求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生动力，但供给侧对于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及其特征却是划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时代的决定性因素，人类社会也因此从依靠分工与合作的采集、狩猎以满足生存需要的原始状态，一路走向以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为标志的文明社会。其间，关键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创新其实都是发生在供给侧。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以美国“苹果”产品为代表的每一代产品创新，都可以在中国很快引出释放消费需求的购买热潮。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出于对于国内供给品的鱼龙混杂、质量无法保证的预期，中国游客会到日本去大量出手购买马桶盖、电饭煲等家庭升级换代产品。我们认为，在世界经济并非以完全竞争、自动解决全部结构优化问题的条件下，政府不得不去处理引导持续优化的政策供给和激发潜力释放的制度供给的复杂问题。
其次，从经济调控实践经验总结视角看，政府如何合理实施供给侧管理的问题完全无法回避。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当局是以区别对待、把握重点的措施，先后给花旗、“两房”、通用汽车注资。给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汽车注资，成为引导复苏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中国近年也一直在努力，以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结构化应用，财政政策方面更是为优化结构而不遗余力。所以，我们在实践方面必须给出这样一个清晰的总结，政府无法回避供给管理这一系列的重大问题。
再次，从我国的基本国情看，实施理性的供给管理是经济社会转轨的客观需要。我们在“三农”问题、区域协调、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国防、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建设、“补短板”、优化结构等等方面必须突出重点。而且特别是要以制度供给、深化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化解矛盾累积与隐患叠加，引领经济新常态，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后劲。所以，我们必须以问题为导向，从中国的现代化转轨升级的客观需要出发，深刻地认识供给侧结构改革。
二、廓清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
此前，舆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存有两种误解，一是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实行需求紧缩，二是认为供给侧改革就是搞新的“计划经济”。我们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贴标签式的选择新概念，而是实现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转轨创新。它不是否定需求侧的意义与作用，不是简单套用美国供给学派的减税为主的思路，而是借鉴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给管理的有益经验，又侧重于供给体系建设的一个系统工程。它不是所谓搞新计划经济，而是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之下，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构造中国“守正出奇”的现代治理和实现追赶赶超的超常规发展。
所谓“守正”，就是要充分地认识、尊重、适应乃至敬畏市场规律。十八届三中全会实现了通盘的资源配置中市场要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认识突破。那么，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充其量从全局来说是辅的，但这并不能就认为，有这样一个“守正”之后，简单地搬用其他市场经济体的经验以及我们过去已有的一些经验，我们就可以一路顺风地实现现代化了。我们现在面临实际的考验，就是一定要以成功的创新来针对中国的特定国情约束、特定的矛盾问题、特定阶段上的一个一个挑战，“出奇”地来继续我们的超常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当然，这种“守正”之后的“出奇”也是非常复杂的，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但我们别无选择。处理得好，理性的供给管理会给我们一系列支持超常规发展的支撑力；处理得不好，所谓供给管理是有可能以改革之名而走入歧途，甚至倒行逆施的。
我们认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以改革为龙头、结构优化为关键，攻坚克难地解放生产力的一种长期行为。在中国，当下步入“新常态”，“新”已明朗而“常”未实现，面临矛盾凸显的挑战、中等收入陷阱前车之鉴的潜在威胁，我们必须打造新的动力体系。
三、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供给侧的相关因素看，主要涉及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和制度及管理这五大项。各国的经验都表明，这五大要素中的前三项，在一个经济体实现中等收入水平的过程中，比较容易表现出它们对于发展的支撑力和贡献度，但其后却会转向衰竭。
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标志着我们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我们似乎也出现了上述迹象。前些年，我国低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支持着中国一路快速成为世界工厂。同时，在土地和自然资源开发过程中，无价变有价，低价变高价，形成了物质利益驱动的生机勃勃的超常规发展。引进外资带来了技术和管理经验，引出我们本土的原始积累过程，并且发展到民间资本十分雄厚的今天。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这几年，新的问题却是民工荒、用工贵、招工难，征地拆迁补偿的综合成本急剧抬高，环境资源约束日益明显，且频频引发矛盾冲突，常规投资普遍出现边际收益递减，五大要素前三项都出现了它的支撑力明显滑坡的问题。
因此，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引领中国进入“新常态”，我们必须更多地依靠五大要素后两项的潜力释放――以科技提供第一生产力和以制度改革带来最大红利。这也就是中央现在已经明确表述的提高全要素生产力的核心所在，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来对冲下行因素，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而针对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我们急需在改革中间解除供给抑制，削减供给约束，提高供给质效，做到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第一，合理地调整人口政策，优化劳动力供给及人口结构。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的“放开两孩”政策调整出台的基础上，还应继续动态推进，后续优化举措。同时，将以计划生育重点针对体制内的人口控制，过渡到以整个社会全面优生和提高人口质量为核心的人口战略，并进一步改写为以教育和提升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战略。另外，促进人口流动、适当吸引移民也应当成为中国人口政策的重要内容。
第二，积极地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适应统一市场建设的要求。比如重庆地票制度的试点，应该更积极地扩大试点范围。积极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有关精神，明确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范围和途径；建立健全市场交易规则和服务监管制度，积极总结借鉴重庆等区域以“地票”制度处理远离城市中心区的农民在农地“占补平衡”框架下分享城镇化红利的经验。全面推动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的确权、流通、转让、租赁制度，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探索农民住房保障在不同区域户有所居的多种实现形式。加快推进《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应充分重视深圳特区“先行先试”环境下形成的“国有平台，整合分类，权益求平，渐进归一”土地制度改革经验，在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产权框架和流转制度过程中形成兼顾国家、单位、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
第三，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使间接、直接融资产品多样化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一是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改革，适当降低国家持股比例提升社会资本持股比例；二是积极发展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三是在政策性融资机制创新中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开发性金融、农村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服务体系；四是依托存款保险制积极发展一大批社区银行、村镇银行，增加金融供给主体和金融产品，健全小型、微型企业融资体制；五是依全面放开存贷款利率管制，实现市场化定价的方针，择机在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临门一脚”――放开存款利率上取得突破；六是以显著提升直接融资比重为目标，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在继续完善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覆盖全国的股权交易市场（三板），并推动“大资产管理公司”建设；七是提高金融业稳健性标准，积极稳妥地推进银行业实现《巴塞尔协议Ⅲ》，防范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牢牢守住发生系统性风险、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八是加强金融业监管，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九是做好准备适时实行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支持人民币国际化。
第四，设计实施可行的教育、科技改革方案，破解“钱学森之问”。依照科研规律重视“人的因素”发挥，释放科研创新的潜力，特别是在创业创新一线的这些人、这些研究者、创业者自觉自愿积极发挥他们内在的潜力。一是培育创新文化，营造宽松的创新环境，鼓励质疑、批判和冒险的精神，保护创新热情，宽容创新挫折，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全社会氛围；二是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多元化支持从发展基础科研、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到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各个方面的自主创新，提升创新绩效；三是充分遵从科研规律，以激励有力、制约到位、分配合理、管理科学的制度规范，调动全体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使科研投入的绩效水平得到提高。
第五，在配套改革中，减轻企业综合成本、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主要依靠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承受阵痛来淘汰所谓的落后和过剩产能。一是以自贸区为标杆，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门槛、减少准入控制，同时改革监管方式，优化服务，推动全国统一的行政审批标准化改革，建立覆盖所有法人、自然人的全国性信息信用系统，执行统一的市场监管规则，以此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交易成本，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二是适度降低中国社保缴费率，同时加快推进实施基本养老社会保障全国统筹步伐；建立全国统筹的社保体系可结合调入国资经营收益等机制。三是进一步清理收费，降低企业实际综合负担特别是税外负担，在深化财税改革厉行结构性减税的同时，应注重彻底切断行政审批与收费之间的利益关联，分类重建收费管理的体制机制，将“准税收”性质的收费、基金尽快调入一般公共预算，“使用者付费”性质的收费、基金应在基金预算中加强成本核算与信息公开，行业协会、中介组织所提供的服务收费应打破垄断、增强竞争、压低负担水平，对“红顶中介”、设租寻租所强加的企业负担，更应结合反腐倡廉来有效消除。
第六，实质性地改造政府行政架构，像模像样地推出大部制和扁平化的有力度的改革。以法治化、系统化、标准化、信息化、协同化、阳光化为指针，结合“大部制”改革内在逻辑，职能、机构、编制协调联动，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向纵深推进。一是大力提高行政法治程度，建立严格的行政审批事项准入制度，防止边减边增、先减后增。二是顺应大部制改革前景，动态优化设计、择时启动行政审批的国家标准化工作。三是积极落实“规划先行”“多规合一”政府职能优化再造工作，可先形成部际联席工作框架，动态对接未来的大部制机构改革和流程优化，发改、国土、城乡、交通、环保、产业、财政等都必须纳入“多规合一”综合体系。四是建立全国统一的行政审批信息数据库及在线行政审批平台，提高政府管理的信息化水平。五是积极推动行政审批业务流程再造，提高系统性与协同性。六是深化收费制度改革，以破除各类收费的“收、支、用、管”一体化为核心，彻底切断行政审批与收费之间的利益机制。七是对社会中介组织作合理培养引导，促进竞争，提高素质，正确地行使其承接政府转移功能之作用。
第七，积极地推进投融资方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机制创新。未来几十年内将需求激增的健康养老产业，仍存突出结构性供给矛盾的教育，以“住有所居”为目的的棚户区改造、公租房、共有产权房等保障性住房供给，各类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体育需求的设施建设与产业开发，等等。这些基础设施、公共工程项目，都应充分注重以有限的政府财力通过PPP机制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放大效应和乘数效应，拉动民间资本、社会资金合作供给，并提升绩效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