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城市都有其发展的轨迹，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是非常特别的一刻。这次帅气的小编为您整理了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心得作文【优秀3篇】，您的肯定与分享是对小编最大的鼓励。
“凡是来到深圳的人都特殊的感情，大家把这里当成自己家园。”杨勤说，早年很多人认为深圳是文化沙漠，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深圳是一个移民社会，尽管它没有传统社会结构那样的邻里和街坊文化，但大家对深圳有强烈的认同感，这就是家园意识。
“无论政府在种花种草，还是道路开发，深圳市民都会发表不同意见，从表面看他们似乎什么都反对，但本质是家园意识，他们把深圳当成自己家，所以才有积极的主人翁精神，这个很多城市难以比拟的。”杨勤说。
无论是早年到深圳闯荡的老深圳人，还是年轻一代深圳人，他们都对这座城市拥有强烈的认同和归属感。
最近，深圳一家物流公司上班的李明(化名)很高兴，他于2019年购买的一套面积80㎡的安居房已正式装修了，所在小区位于深圳龙岗区的横岗大街，距离上班的地方约30公里路程。
“我已经很知足了。”李明对澎湃新闻称，由于认购的是安居房，每平米价格八千多元，比同地段商品房价格低一大截。
安居房是深圳提出的一种创新型保障性住房，它以成本价向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申购安居房的通常面向具有深圳户籍的家庭和单身居民，还要具备无房、未享受过相关住房福利政策、参加本市社保累计5年以上(人才为3年)等基本条件。
李明原本有实力在深圳购房置业。2001年，他从内地一所中专学校毕业后，决定到富有市场机会的深圳闯荡。果然，他很快被联想集团在深圳设立的公司聘为物流经理，顺利获得了深圳户籍，经过几年奋斗，他成为联想集团深圳公司的一位中层管理干部。
2010年9月，李明从联想集团辞职，进入深圳当地物流企业担任主管；2013年，他原本计划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在深圳购置一套房产，恰好此时朋友邀请他一起创业。
深圳是一个极富创业理想和冒险精神的城市，长此以往，原本保守的李明也受到了影响，他决定把数十万元到投入创业当中。
这笔投资并不成功，多年积蓄也打了水漂，李明重回企业打工。
2013年，深圳房租费已不断攀升，为减轻家里在房租上的开支，他第一次登录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指定的_。
李明原本对此不抱希望，未料想很快收到了社区通知，让他带着身份证参加摇号分房。之后，李明申请到一套位于深圳北站附近的公租房，当时每月仅需交一千多元租金。
“这为我节省了很大一笔经费，让我不但能维持家里正常生活，还能节省出一大笔钱购买安居房。”李明说，这也是他最爱深圳这座城市的关键所在，这里不仅让他敢为理想去大胆冒险，还能为他提供基本保障。
“我认为深圳市政府首先建立了适合企业与企业家成长创新的营商环境。”郭万达对澎湃新闻称，邓小平同志南巡后，深圳已基本建立市场经济的架构，这比内地要“先行一步”。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深圳提出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深圳更加强调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杨勤也认为，深圳是全国法治建设最好的城市，也培养了一支勤政务实的公务员队伍，“只干不扰，有事找我，这是我对深圳公务员队伍的总结。”
深圳特区政府做正确的第二件事是——不断地规划城市，从基础设施、公园、机场、港口、地铁、交易所、学校到产业园区，规划统统都是政府的作为。
最初深圳经济特区总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如今已扩张至1997.47平方公里。
“最近20年发生很大改变，城市架构不断扩大。”郭万达说，深圳最关键是产业，早期大力引进外资、国企及中外合资企业，到了90年代，涌现出的很多民营企业家都是从外资和国企中跳出来的人，他们中间不少都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引领者。
“当地政府在体制创新上也都起到了作用。”郭万达说，无论是80年代专利支持产业入股、90年代股份制企业、员工入股和持股计划、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包括此后知识产权保护、风险投资和创业板改革等等，政府适时的政策引导极大推动了产业创新和科技进步。
“深圳做得最正确就是把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处理得恰到好处。”郭万达说，这也是深圳值得其它城市学习的地方。
现在深圳也面临成长的烦恼，空间少，房价、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造成各种成本上涨。
“深圳的产业只能不断升级和提高，获取的利润才能覆盖成本。”郭万达说，任何一座驱赶了制造业的城市，极有可能出现空心化现象，这对城市创新极为不利。
这意味着深圳必须和周边城市形成很好的互动关系，学习世界其它大都市区，把产业向周边城市去辐射，形成一个成本的阶梯。
“如何打造一个法治、服务和公开透明的行政体系，包括提供良好的教育和医疗环境，仍是未来深圳要努力实现的目标，只有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营商环境，才能吸引更多全世界的企业家和科学家到这里来创业。”郭万达说。
1980年—2020年，这是深圳经济特区破土而出、蓬勃生长的40年。
40年前的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40年间，深圳经济特区发挥着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窗口和示范作用，深圳人的生活也经历了从未有过的改变。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走进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倾听一些在深圳长期工作生活的普通人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感受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
老渔民邓锦辉——
经济特区给了我新生活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初，处处是工地，村民们跑运输、做加工……1981年，渔民村成为全国最早的“万元户村”
夏日炎炎，海风阵阵。深圳罗湖区渔民村，中国最早的“万元户村”，我们的采访从这里开始。
“要是没有改革开放，你看到的这些地方可能还是泥塘呢！”见到渔民村的老渔民邓锦辉，是在村里古色古香的“渔人码头”文化室，他正和五六位老人悠闲地喝茶、读报、看书。“现在村里年年有分红、家家有产业，大家在‘物质小康’之后，都在追求‘精神小康’了。”说起文化室，担任渔民村居委会副主任的邓锦辉颇为自豪。
走出文化室，漫步于0.25平方公里的渔民村，记者找不到一点小渔村的感觉。鳞次栉比的小高楼、清洁宽阔的水泥路、郁郁葱葱的绿化带……昔日荒僻的小渔村，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样板村”。
62岁的邓锦辉肤色黝黑、身体结实，看着显年轻，“你以为我有多老？我比特区的‘岁数’大不了多少！”他哈哈大笑。
说话间，邓锦辉带着记者来到位于渔民村社区的家中，120平方米的三室两厅宽敞舒适，各种现代化家电一应俱全，记者试图寻找一些渔民生活的痕迹，一无所获。“现在除了周末钓钓鱼，生活里几乎没有‘渔民’的影子了。”邓锦辉说。
邓锦辉搬过多次家。他回忆道：“每搬一次家，生活都是一次大变样。”
改革开放前，邓锦辉与大多数普通村民一样，住的是土墙瓦房，过着海上漂泊的日子。“出一次海至少半个月，吃住都在船上。”邓锦辉告诉记者，那时的他总想，这大概就是自己一辈子的生活了。
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渔民村的春天来了。高速发展的经济特区处处是工地，村民们也从中觅得商机，渔民村迅速组建起自己的船队和车队搞运输。“现在的深圳国贸大厦、罗湖香格里拉大酒店，很多砖瓦、沙石都是我们运过去的，我们是一天天看着深圳长高。”邓锦辉骄傲地说。
虽然是简单的建筑材料运输，但市场供不应求。依靠自己的船队，村民们从中山运砖头来深圳卖，一船能装两万多块砖，能挣几千元。
“那时候，经常要干到凌晨2点甚至通宵，大家抢着干活，不把当天任务完成没人下班。”邓锦辉说，他的妻子在村里珠宝厂上班，把一个个小珠子小亮片穿起来，做成装饰品运到香港卖。“虽然苦点累点，但两口子一起努力，感觉日子特别有奔头。”
跑运输、做加工……20世纪80年代初，邓锦辉夫妻二人年收入就超过了1万元。1981年，渔民村成为全国著名的“万元户村”。次年，村里统一盖起30多幢二层小洋楼，邓锦辉家也分到了一幢。
“彩电、冰箱、洗衣机、电饭煲样样都有，地板是大理石的，水绿水绿的。我最喜欢的是那台大音响，可以唱卡拉OK，当时村里好多人都跑到我家来唱歌。”邓锦辉觉得，那是祖祖辈辈都没过上的好日子。
好日子才刚刚开始。1985年，村里集资建成了7层高的工业大楼，制衣厂、表带厂相继入驻；1992年，村集体成立深圳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村民人人可以获得分红；2004年，旧村改造完成，现代化的高层住宅取代了老旧的“握手楼”和“拥抱楼”，邓锦辉搬进了现在的房子中。
对渔民村村民来说，2012年12月8日是难忘的一天。
“经济发展了，我们几个居委会干部一合计，想丰富一下村民的文化生活，就办了个渔乐节。”邓锦辉说，渔乐节一次大概两小时，跳舞、唱歌等节目都由村民们自己出，大家都想露一手，在一起排练、演出其乐融融。
“渔村一派时尚景象，绿荫通幽处，小区人气旺，举村喜气扬，赞扬改革开放……”渔丰实业公司一间办公室里，传出这样一首悠扬的粤语小调，这首小调就是几位村民为今年渔乐节准备的。如今的渔民村，村集体资产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800万元增长到4.8亿元。“渔民村正计划对村集体经济、基层治理等进行全方位提升，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做贡献。”邓锦辉说。
“海上飘零”“翻身解放”“春到渔村”……蜿蜒350多米的渔民村文化长廊里，一幅幅精美的青铜浮雕记录了今昔变迁。从渔民村向西北方望去，京基100大厦等许多深圳标志性建筑耸入云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