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故事都有它的精彩部分，父母在讲述故事的时候，不妨将故事读得精彩一些，那么孩子的兴趣也会大大提升。这次小编给大家整理了长征中的故事，供大家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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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故事1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队伍中，有这样一位特殊的“犯人”：他被押解着走完长征路，虽然备受煎熬，但仍然乐观豁达，积极参加宣传工作，后经周恩来解救才重获自由。
他，就是著名民主人士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子，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承志。
失去自由
1933年8月，廖承志离开上海，带着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敌军密码破译法手册，化装成码头工人，从重庆转到成都，同四川省委常委罗世文一起，在交通员的护送下，经过一番周折，在3个星期后，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以“何柳华”的名字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他先后任川陕苏区省委常委、工会宣传部部长，1934年初，调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那时的他年方26岁。
1931年起，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张国焘推行“左”倾路线，他以“肃反”为借口，采取刑讯逼供的残酷手段任意捕杀党和红军干部，给鄂豫皖、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建设造成很大损失。年轻的廖承志勇敢地批评张国焘的错误，遭到张国焘的打压批判。本来张国焘对廖承志带着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来就心怀不满，因为中央在信中批评他没有坚持鄂豫皖根据地。
1934年9月，张国焘等人在四川巴中县川陕省委驻地后的娘娘庙里，对廖承志进行审讯。因反对张国焘的“左”倾错误，廖承志被强加上“特务”的罪名，开除党籍，囚禁起来内定“枪决”。从这之后，廖承志便失去了自由。
幸免于难
当时，鄂豫皖苏区“肃反”被抓的干部党员大多都被杀害了，廖承志能够幸免于难，除了他父母的声望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廖承志的绘画才能。铁竹伟在《廖承志传》一书中说：“张国焘之所以没杀廖承志，除了他的家世，除了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压力，顶实际、顶重要的还是他会刻蜡版，会画画，张国焘在根据地要印行钞票，都离不开他。”
长征路上，作为“犯人”，被押着随军长征的廖承志的处境更是困难重重。他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折多山，又艰难地走过茫茫的藏族游牧区——甘孜。不仅饥饿、寒冷、劳累折磨着他，“戴枷”长征的痛苦更是令人难以想象。但他始终坚信党，坚信革命事业一定能胜利，坚信自己一定能获得自由，始终保持豁达乐观的精神。
廖承志多才多艺，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始终对党忠贞不渝，工作一丝不苟。在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社前身)工作时，廖承志被抽去搞新闻台工作。他懂英、日、法、德、俄等语言，每天负责把外电翻译成中文。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都译6000多字的电文。
1935年，在四川境内，廖承志写下了《戴枷行万里》这首诗：
莫蹉跎，岁月多。
世事浑如此，何独此风波。
缠索戴枷行万里，天涯海角任销磨。
休叹友朋遮面过，黄花飘落不知所。
呜呼，躯壳任它沟壑填，腐骨任它荒郊播……
偶遇周恩来
1936年9月，红二、四方面军相继进入甘肃、宁夏。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一直打听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廖承志等同志的消息。一天，在去宁夏同心县预旺镇的路上，周恩来偶然碰到被保卫部门看押、随队行军的廖承志等人。
廖承志看到周恩来，心情万分激动。周恩来是1924年认识廖承志的，那时他年仅16岁，还是个学生。与周恩来一别10年，如今他却是一个被“开除”了党籍的“犯人”。在这种情况下，廖承志不知如何是好。
据廖承志回忆，当时他心想：是躲开还是不躲开呢?旁边有人押着我，如果我和周恩来同志打招呼、说话，我怕会给他带来麻烦。我正在犹豫的时候，周恩来同志走过来了，看见我被押送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但同我紧紧地握了手。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派通讯员找我到司令部去。我进屋后看到一大屋子人，张国焘也在。张国焘明明知道周恩来同志认识我，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恩来同志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我：“你认识了错误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同志便留我吃饭。吃饭时，周恩来同志只和张国焘说话，也不再理会我。吃过饭就叫我回去。我敬了一个礼就走了。
长征中的故事2
“睡到半夜深，门口在过兵。婆婆坐起来，侧着耳朵听。不要茶水喝，又不扰百姓。只听脚板响，不听人作声。婆婆门缝看，原是贺龙军。媳妇快起来，门口挂盏灯。照在大路上，同志好行军……”
这首歌谣名叫《门口挂盏灯》，在张家界市桑植县民间广为流传。张家界市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王建军说，在市里工作了近20年，每次踏上家乡桑植县这片土地，哼起这首妈妈从小教会自己的歌谣，总会恍惚走进了80多年前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歌谣讲述的是桑植县红军长征出发，军民鱼水情的故事。桑植县位于湖南西北边陲，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是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在桑植县刘家坪干田坝朱家山，高17米的长征纪念碑静静地矗立。纪念碑底座的四周，密密麻麻刻满了牺牲红军将士的名字。81年前， 二、六军团共约17000名红军将士，从这里誓师出发，开始了万里长征。
1927年贺龙参与领导南昌起义，率领的部队8000多人中，近一半人来自他的老家桑植。起义失利后，贺龙只带了8个人回桑植。“尽管三千人去八人还，可不到一个月，又有数千名桑植儿女加入红军。”桑植县党史研究室向佐柏说。
在洪家关贺龙纪念馆，贺龙元帅的堂侄贺学舜老人，拿着厚厚的一本书的手稿，向记者们讲述起“72名贺龙家族的妇女”的故事。“红军丈夫或者牺牲了，或者长征之后再也没有回来，72名贺龙家族的妇女就一直守望着。”
红军师长贺锦斋的夫人戴桂香，从1928年起，整整71年守望丈夫贺锦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71年岁月里，她时常会吟唱起这一首当年和丈夫贺锦斋一起改编填词的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书信与郎带，你一年不来我一年等，你两年不来我两年挨……”
每次接待记者采访，王建军就会哼起这首不能再熟悉的歌，亲切感和荣誉感在心里升腾。他说这不仅是对丈夫的守望，更是对信仰的守望，对未来的守望。
长征精神深深烙印在桑植人民心中，代代相传。缅怀革命先烈的手抄报，重阳节去光荣院照顾老红军……桑植县洪家关中心小学通过各种形式，让学生学习红军长征精神。
和历史相似的是，当代桑植又有一场“新长征”需要再出发。有着红色荣光的桑植县，也是我国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从上世纪80年代起，桑植就被列入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截至20__年底，桑植尚有贫困人口10.2万人，占农村人口的32%。全县还有62个村未通水泥路，167个村未实施农网改造，20万人未解决安全饮水问题。
这几年来，不变的是那山那水，不变的是桑植人民的红色信仰，变化的是山里人一步步脱贫致富的获得感。
63岁的利福塔镇村民胡运孝，住上了好房子：两室一厅，整洁的院子，生活设施齐备。就在20__年以前，他还住着上世纪40年代建的不足30平方米的木屋。
这要归功于县里推行的“阳光院”模式，即对贫困户采取集中安置，提供每套30—60平方米不等的安居房，“产权归公、免费入住;进退有序、滚动周转”。“计划到20__年修建1600套阳光院，让全县所有的农村特困户，都能异地搬迁，实现脱贫。”县扶贫办负责人介绍说。
仅仅实现安居梦还不够。桑植县尝试将扶贫资金使用权下放到乡镇，实现基层“责权相称”;创建脱贫创业产业项目“孵化库”，让贫困户择优选择;推行精准扶贫沙龙，搭建产业发展平台，激活基层创业热情;整合部门资金，组建贫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力争实现“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困而失学”目标……县里干部介绍，20__年，全县预计减少贫困人口2.4万，贫困发生率降到11.8%。到20__年，完成全县脱贫摘帽任务，确保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致富道路上，桑植县也是刚刚出发。”县里领导说，“但是初心不改，守望不变，激励着我们一直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