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力是飞机设计的灵魂，空气动力学的发展推动了飞机的跨代发展。我国开始飞机设计之初，气动力设计方法和手段完全空白。苏联在当时对我国进行的援助仅限于制造，关于设计方面的技术坚决不提供。
顾诵芬参加工作后接受的第一项挑战，就是我国首型喷气式飞机——歼教1的气动力设计。他在大学学的是螺旋桨飞机，现在需要设计喷气式飞机，而且徐舜寿提出要采取两侧进气，不能用机头进气，国内没有先例。
当时听说北航图书馆有一份相关的国外文献，他便动身从沈阳来到北京，借一辆旧自行车，天天晚上跑北航查找抄录资料。他潜心学习研究国外资料，最终提出了亚音速飞机气动参数设计准则和气动力特性工程计算方法，出色完成了歼教1飞机的气动布局设计。
顾诵芬随后又完成我国首型初级教练机——初教6飞机气动布局设计，建立了亚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系。初教6飞行品质出色，为我军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飞行员。
一刻不停，顾诵芬转身又投入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研究。当时国内一无超音速风洞，二无工程适用的数值计算能力。他依靠扎实的理论功底，首次建立了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系，实现了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计算、试验与试飞的闭环。他所创立的飞机气动力设计方法体系至今仍被国内飞机设计采用，为后续歼击机设计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6月23日，3名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内的训练视频显示，航天员刘伯明、汤洪波在节点舱内，进行舱外航天服首套安装与测试、服装尺寸调节等工作，聂海胜在舱内使用训练仿真软件，与操作台配合，进行第一次出舱前活动机械臂操控科目训练。
7月4日，中国空间站两名航天员刘伯明、汤洪波身着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服，先后成功出舱，完成中国空间站航天员首次出舱任务。
时隔13年，中国人再一次在太空留下“中国足迹”。
然而，刘伯明在那一次时曾遇到险情，当时甚至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20__年9月25日21时10分，神舟七号载人飞船飞上太空。9月27日，神舟七号出舱任务正准备执行。然而，就在出舱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第一次拉门，翟志刚和刘伯明使出全力，舱门却纹丝未动。第二次拉门，舱门拉出了手掌宽的缝隙，又迅速吸了回去。此时，两人的体力已经透支到极限。如果舱门打不开，神七的核心任务，出舱行走就无法达成。
休息片刻后，刘伯明把一根撬棍递给翟志刚，两人利用杠杆原理艰难地撬开了舱门。就在两人准备出舱时，轨道舱中竟突然响起了火灾报警声。太空中一旦产生火花，轨道舱很可能发生爆炸。
然而太空出舱活动即将展开，无数中国人都在翘首以盼，到底是排除警报，还是继续出舱，航天员们面临艰难抉择。
刘伯明在采访中曾表示：“‘神七’这次任务是什么，就是出舱。只要我们出舱了，这次任务就顺利完成了，至于我们回不回得去，其实个人的生死，跟国家民族大义相比，轻如鸿毛。”按照出舱程序，翟志刚出舱后，首先要取回舱外一块固体材料的试验模块，然后再展示国旗。那天，三名航天员临时决定改变出舱程序——首先展示五星红旗。
“我们执行任务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出舱，那么最具代表的，就是让五星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证明我们来到了太空。”刘伯明说，“展示五星红旗，就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989年8月，小个子的苏炳添出生于广东中山古镇。父母在家务农，小时候的苏炳添就在泥巴地里乱跑。不过，在苏炳添的家族里，可是有不少出色的运动员。表哥蔡健发比苏炳添大9岁，是中山古镇的百米赛跑冠军，也是苏炳添最早追逐的目标。那时候的苏炳添还是跟着表哥屁股后面，在外公家外面空地四处追逐打闹的。
玩耍打闹，直到上了初中，苏炳添因为阴差阳错的选择，才真正开始练起短跑来。那是在初二的时候，学习成绩不太好的苏炳添被老师要求留下来补课。那时候的每天放学后，老师都会把一些学习不好的孩子留下来进行例行的“留堂补课”。
不想“留堂补课”，苏炳添想方设法加入了学校的田径队。因为每天下午都要定时训练，苏炳添也就可以避免“留堂”。启蒙教练杨永强成为解救苏炳添的“恩人”。杨永强老师透露，当时在上体育课，发现苏炳添爆发力、弹跳力特别好，就有心收下这个孩子，“个头不高的苏炳添跳起来竟然可以摸到篮板，我就留意了下，后来经过观察，发现他弹跳力和爆发力都特别好，所以才把他吸收进了学校的田径训练队。刚开始，我还想让他练跳高呢。”
其实啊，初二时候的苏炳添已经展现出小小的短跑天赋，在他们村里的比赛里，身高只有1米5多的苏炳添已经可以超过很多大孩子，拿到第一名了。刚刚进入田径队，还没有经过什么系统训练，苏炳添在泥巴地里跑都跑得非常快。参加当地的中学生运动会，在跑道上有很多石子上都能跑到11秒多。
终于开始了正规的短跑训练，苏炳添的天赋更是一下子展现出来。有一次苏炳添家聚会，苏炳添问表哥蔡健发100米最好的成绩是多少，蔡健发说11秒多。苏炳添就笑话表哥，“这么慢，我可以跑到11秒以内。”表哥蔡健发根本不信，当即和他打赌，如果苏炳添能够跑进11秒，可以答应苏炳添要求，“要什么就奖励什么。”结果，他们就到附近一个学校测了一把，苏炳添跑出了10秒7，这个速度把当时一旁上课的体育老师都震住了。
不过，真正的体育训练并非那么轻松。苏炳添在20__年代表古镇参加了中山市运动会，被当时中山体校的教练发现，并将苏炳添从乡下中学带到了中山市体校。刚到体校的时候，苏炳添对于每天早上5点多就起床训练并不适应。而且，由于刚到市体校，又没有朋友，苏炳添一个人哭了好多次，甚至一个人3次从体校跑回家。体校教练发现后，就动员杨永强教练再去苏炳添家里做说客，劝说苏炳添回去。
之后随着成绩越来越好，苏炳添在新学校也开始有了新朋友，才慢慢安心下来。20__年，苏炳添代表中山市参加了广东省中学生比赛，暂露头角。于是，苏炳添成为了广东省田径队的一员，真正进入了专业运动员的行列。
即便成为了专业运动员，苏炳添也一度险些放弃。在田径队成绩中游，苏炳添一年之后遭遇成绩瓶颈，甚至还有些下滑，他也一度想过放弃。后来很多人都劝他留下，帮助他坚持渡过瓶颈期。这才有了后来短跑名将袁国强发掘出苏炳添，一路成就中国速度的故事。
1984年，青海省成立全国唯一的高原医学科学研究所，吴天一的才华在此充分施展。
牧民居住分散，又随季节变化游牧迁徙，有时数十公里才见一处帐篷，但吴天一告诉他的队员们，“为了准确掌握人群患病率和危险因素，群体调研时一家也不能落，可能出问题的就在这一家。”
高原气候变化剧烈，刚才晴空万里，转眼就大雨如注。但这些从未让吴天一退却，他总说“我是塔吉克的好骑手。”高远难走的地方都是吴天一和他的乘骑冲在最前面。
数次历险，数次转危为安，吴天一的研究数据越积越多，不同海拔、不同民族、不同职业的数据都在几十万份。1981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感慨道：“我的成长和成功，都是国家给予我的，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
上世纪90年代，吴天一设计的大型高低压综合氧舱建成。舱体上升可至海拔1.2万米，下降可至水下30米，对高原医学研究至关重要。但人体实验有风险，第一次由谁进舱?“我设计的，肯定我进。”吴天一毫不含糊。
进入舱内，压力逐步攀升，吴天一感受着每一阶段的身体反应。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操作人员在减压时让压力下降速度过快。骤然间，他头痛难耐，只听耳鼓膜“嘣”的一声，再就陷入无声。吴天一的鼓膜被击穿了!即使如此，长好了，再实验，又穿了，又长好了，前后四次，致使他的听力受损严重。
氧舱实验结果后在青藏铁路建设中派上大用场。吴天一提议在青藏铁路沿线建供氧站、高压氧舱，后被证明是解救急性高原病患者的最佳方案，创造了14万筑路大军无一例因高原病致死的奇迹，被称为“生命的保护神”。
“生命于你不止一次。士兵于你不只是经历。没有屈服长津湖的冰雪，也没有向困苦低头。与自己抗争，向贫穷宣战，一直在战斗，一生都在坚守，人的生命，应当像你这样度过。”这是感动中国20__年度人物颁奖晚会上朱彦夫的颁奖辞。
如今，朱彦夫年事已高，由于右半身偏瘫，再加上做过两场心脏支架手术，导致他行动不便，说话含糊不清，但他仍坚持每天读书看报，关注时事新闻。刚刚举办的北京冬奥会也是朱彦夫关注的重点新闻，对一些运动项目和运动员的见解也头头是道。
“爷爷并不服输，他现在用自己的方式锻炼身体，右半身行动不便，他就做一些自创的扩胸运动。”朱彦夫的孙子朱帅宗告诉记者，朱彦夫还一直保持着军人作风，每日按点起床、按时吃饭，生活非常有规律。尽管右半身行动不方便，朱彦夫也经常写字练字，就在前两天还写下了“英雄二连”、“感动中国”几个字，“爷爷今年89岁了，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他觉得自己还有用。”
现在，朱帅宗在朱彦夫教育基地担任讲解工作，爷爷的事迹他早已背得滚瓜烂熟，但每次讲给参观者时，他也经常声音哽咽、湿了眼眶。从小，朱帅宗就知道自己的爷爷与众不同，爷爷的故事也时刻激励着他，让他明白一个道理：只要信念不死，只要冲锋不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生命奇迹。“我学到最多的就是爷爷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和超人的毅力，干一件事情不是半途而废，一定要把它干好。”朱帅宗说，为了传承和发扬好红色基因，他大学毕业后也回到了家乡，将爷爷的故事传递给了无数人。他认为，讲好爷爷的故事是自己的责任，将爷爷的精神传承好更是自己的担当。
在朱帅宗看来，爷爷的梦是让大家吃饱饭，爸爸的梦是脱贫攻坚路上一个都不少，他的梦是让朱彦夫精神闪亮小康路，帮助家乡发展红色旅游、乡村旅游，开辟帮助乡亲们增收的新途径。朱帅宗提到，“实际上我们都是一个梦，我们祖孙三代在不同的年代为了一个共同的中国梦，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爷爷，他也常常鼓励我。”
在朱帅宗的手机里，还保存着朱彦夫写下“与其腐烂，不如燃烧”的照片，“爷爷的精神是我们奋斗的动力，也是我们一家三代人努力的目标。”朱帅宗说。
20__年，西藏自治区墨脱公路通车的次年，当地群众听闻县上请来一位医术高超的“门巴族老大夫”，十里八乡的人们慕名求诊，甚至有骑马骑驴赶来的。
这位“门巴族老大夫”就是吴天一。墨脱通车后，他赴实地开展高原病调查，还很快学会用门巴语交流，以至被群众误以为是门巴族的大夫。
了解吴天一的人，都惊叹于他的语言才华：出生在塔吉克族家庭，读书时说得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大学修过俄语，到青海工作后自学成为“藏语通”，如今英语也不在话下。
上世纪80年代，吴天一曾主持一场大型田野调查，历时数年，到过青海、西藏、四川、甘肃等地的大部分高海拔乡镇牧村，收集到大量的临床资料，最终提出藏族已获得“最佳高原适应性”的论点，对发生在青藏高原的各型急、慢性高原病作出了科学系统研究，影响深远。
田野调查时，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的艰辛相比，吴天一更关注工作怎样得到藏族群众的认可和支持。过去由于文化差异，牧民们忌讳抽血化验，可吴天一有办法：穿戴上毡帽、皮袄、马靴，地道的藏语一出口，牧民就亲热地拉他坐进了帐篷。
能用娴熟的藏语沟通，得益于吴天一日积月累打下的底子。早在1958年，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的他就响应党的号召，毅然奔赴青海支援西北建设，初到高原就开始自学藏语，后又长期坚持练习。
为牧民罗松杂巴治病的事，时隔30多年，吴天一仍记忆犹新。
罗松杂巴的家在海拔4700米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秋智乡布甫村。当时已年过花甲的他，因患腿疾连帐篷门都迈不出。一番检查下来，吴天一确诊罗松杂巴患有关节炎，给他开了抗风湿药，还定下热敷、活动韧带等全套治疗方案。1个多月后，当田野调查团队再次途经此地，罗松杂巴站在帐篷外，带上儿子、孙子一同手捧哈达，等着献给“马背上的好曼巴(曼巴，藏语意为‘医生’)”。
田野调查也是大型义诊，具体惠及人数，吴天一没有特意统计过，“应该有上万名群众”。“那次，我和同事们骑马已走出很远，一回头，罗松杂巴家的大人小孩还在朝我们挥手……”回忆至此，吴天一掏出裤兜里的手帕，擦拭着湿润的眼眶。
“我们没有辜负这身白大褂，换来了藏族群众对科研的理解支持。”吴天一的论文，写在雪山草原上。
程不时是新中国航空事业的见证者，他参与了新中国第一批飞机工厂及航空发动机工厂的建厂设计，后担任中国设计的第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运-10”的总体设计及副总设计师。
70年代的工作、生活条件是极其艰苦的，但程不时和同事们所运用的方法和技术，在当时也是世界一流的。他和他的同时代人，秉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使当时中国的民用航空器的研制水平，接近了世界航空巨头美、苏、欧洲的高度，填补了中国大型客机研制的空白。虽然“运-10”项目中途下马，但在20年之后，“运-10”的科研成果成为中国自主研发商用大飞机的基础。
20__年，中国商用大飞机C919成功首飞，在欢呼庆祝的人群中，人们看到87岁的程不时泪湿双眼。
从1970年我国自主研制的“运-10”飞机立项到C919成功首飞，中国人的大飞机之梦穿越了47个春秋，作为“运-10”和C919飞机的设计师，程不时亲历了这一梦想艰辛的历程。
57岁的他悄悄把白发染黑，三问苍穹，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不懈奋斗。出生穷苦的他是我国首位飞行时间超过100天的飞行员，连学都上不起，却一步步从山村的放牛娃成为航天英雄。
他的人生没有传奇，如果有，那都是努力奋斗出来的。
本期子牙童趣观察带你走进聂海胜自强不息的人生。
艰苦条件下仍刻苦学习
1964年，聂海胜出生在湖北枣阳一个偏僻的农村，他还有5个姐姐。父母是普通的农民，一家人就靠着几亩薄田维持生计。
家中人口众多，经常吃不上粮食，父母就去地里捡红薯，做成窝窝头。
餐桌上最常见的就是杂粮，萝卜干，咸菜和大酱，尤其是大酱，几乎天天吃，导致现在聂海胜一闻到大酱的味道就犯恶心。
家中连饭都吃不上，上学更是十分艰难，为了凑够几块钱的学费，父母经常向亲戚借钱，可那个年代大家都很苦，亲戚家也没有钱，很多时候，聂海胜交给老师的学费是一只活蹦乱跳的兔子。
知道上学的钱来之不易，聂海胜学习十分的刻苦，放学回家后，不用父母督促，他会自觉地按时完成作业。
家里没有多余的闲钱让他购买课后资料，聂海胜就把课本看了一遍又一遍，所有的书都被他翻到了毛边，每页内容都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勤奋上进的他成绩优异，尤其是数学总是满分。
放牛娃内心的军人梦
为了贴补家用，父母养了几头牛，全家人谁有空闲谁就去放牛。放假的时候，聂海胜就把牛牵到草多的地方，坐在牛的旁边，畅想着自己的未来。
在他的心中，一直有个军人梦，看见电视机里的军人 英姿勃发，威风凛凛，他也想穿上军装，保家卫国。
有一次放牛的时候，聂海胜的头顶飞过了一架战斗机，好奇心驱使他追赶着那架飞机，正是这一次的偶然，他坚定地想要成为一名空军，捍卫国家的蓝天白云。
1980年，是聂海胜人生中最灰暗的一年，正在上课的他突然接到母亲托人带来的口信，说父亲病重，被紧急送到了医院。
他紧赶慢赶地跑回家，到家后见到的却是已经离世的父亲。聂海胜内心十分的痛苦，他还没有来得及跟父亲道别，可怜的父亲就因为严重的胃壁溃烂去世了。
家里突然失去顶梁柱，母亲就肩负起父亲的责任，撑起一大家子。天还没亮的时候，母亲就起床了，喂鸡、养猪、做饭、种地，夜以继日地操劳，从不曾歇息。
看着母亲佝偻的身影，他很是心疼。要是自己能为母亲分担多好呀，抱着这个想法，聂海胜偷偷辍学了，扛起锄头就去地里锄草了。
从别人的口中，母亲才知道儿子辍学了，又生气又心疼，她和老师同学一起极力劝说聂海胜，最终，聂海胜回到了课堂。
重新上课的聂海胜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学习，“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在众多的学子中脱颖而出，成功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
学校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后，帮助他申请了救助金。每年假期，这位少年都会搬木材、下地干活、装茶叶，一个假期下来可以挣几十块钱。
高中上学的地方离家远，为了省下8毛钱的车票和不磨坏母亲辛苦缝制的布鞋，聂海胜赤脚赶路，60多里的路，少年从天亮走到天黑，月光下，他的身影十分瘦削。
和聂海胜同寝的舍友，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入睡，什么时候起床。寝室熄灯后，他会悄悄溜出宿舍，在昏暗的路灯下看书，早上，起床铃还没响，他就不见了踪影，早早地在教室里背书。
成为飞行员
“时光不负有心人”，1982年，空军到枣阳一中招人，一心想成为军人的聂海胜踊跃报名，经历了层层严格的体检和考试，他从几百个人中崭露头角，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空军学校的一名学员。
进入航空学校只是第一步，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除了过硬的身体素质，还要掌握大量的理论知识。凭借着潜心钻研、吃苦耐劳的精神，聂海胜成为了整个飞行大队中第一个单飞的学员。
1989年，聂海胜被分配到一个空军部队担任歼击机飞行员。在部队他仍然保持着精益求精的态度，认真完成各项任务，可危险却纷至沓来。
他在部队主要的工作就是试飞新型歼击机，试飞和飞行员的训练并不同，要求驾驶人员必须检测出飞机每项指标的极限值，这份工作的危险性极大，谁也不知道一架新机型存在什么风险。
聂海胜并没有退却，英勇的试飞。一次试飞中，当他不断加速向高空中飞去的时候，机舱外爆响，飞机开始极速下降，整个机舱内的温度瞬间升高。
凭借着强大的心理素质，聂海胜没有丝毫慌乱，他一边向地面塔台报告，一边冷静地分析问题，排除故障。试了各种办法，飞机仍然没有向地面坠落。
千钧一发的时刻，聂海胜果断做出选择，按下了弹射按钮，在他身后，飞机很快就爆炸了。
记忆力惊人的他在最后一刻牢牢记住了各种仪器的数据，这为研究人员改装飞机提供了关键的参数。由于出色的表现，他被记三等功。
在部队一待就是十五年，聂海胜前前后后驾驶过多种机型，飞行时长1408个小时，是中国最顶尖的歼击机飞行员。本来以为翱翔蓝天就是自己这辈子的归宿，可更让他兴奋的任务正在等着他。
1996年，为了发展航天事业，国家从优秀的飞行员中招募航天员，听说了这个消息，聂海胜立马积极报名。
成为第一批航天人，三问苍穹
选拔航天员的标准要比飞行员严格十几倍，皮肤、牙齿都要检查，凭借着过硬的身体素质，34岁的他，成为了第一批航天人。
要想真正步入外太空，他需要不断训练身体，低压氧气舱里的训练十分凶险，一不小心就可能危及生命，聂海胜每次都坚持在里面待30分钟。
超重训练更是要人命，仿佛有个几十斤重的大石头压住了胸口，教材要求每次训练不少于60秒，聂海胜硬生生坚持了80秒。
还有其他常人根本不能承受的训练，他都一一扛了过来。为了让自己能够熟练掌握驾驶舱内的每种仪器，他没日没夜地背下来40万字的操作说明。
整天待在模拟仓里操作仪器，全部都熟练了之后，他就关灯训练，最终练到所有动作都是肌肉记忆才肯罢休。
20__年，聂海胜乘坐神舟六号飞向了外太空，看着浩瀚的宇宙，他觉得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每当飞船临近祖国的上空，他都会低头往下看，那是最让他牵肠挂肚的地方。
20__年，他再次出征。队友王亚平觉得聂海胜是整个组里的定海神针，有他在的地方，队员就很安心，什么都不怕。
20__年，57岁的他两鬓已经斑白，带着祖国和人民的期望，他又一次出征。为了看起来年轻些许，他在出发前，特意将头发染黑。这次航天员去太空要执行多项任务，光螺丝钉都要拧1000多个。
聂海胜，从穷苦人家走出来的孩子，凭借自身惊人的毅力和勤恳的求学态度，一路成长为航天英雄。历经了重重磨难和痛苦，他仍对生活抱有极大的热忱。
当年离家到航校报到的火车上，部队给每个人发了半斤糖果，这些糖果让聂海胜感受到了甜蜜、光明。
带着这份甜蜜他一路勇往直前，为祖国的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他值得我们每个人致敬。
3月3日晚，感动中国20__年度人物名单出炉，“人民楷模”、“时代楷模”朱彦夫当选。朱彦夫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到场，朱彦夫四女儿朱向欣代父亲到颁奖典礼现场领奖。
“能登上领奖台，我十分荣光，但也觉得非常有压力，我们作为晚辈，向父亲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接过父亲的奖杯之后，朱向欣既倍感荣耀，又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
作为朱彦夫的四女儿，朱向欣说自己继承了父亲教书育人的优良传统。
在朱向欣很小的时候，她记得父亲主动腾出自家的一间屋子，买了200多本书，成立了村里第一个图书室，当时识字的人很少，所以能来图书室的人并不多。治标要治本，为了帮助村民读书认字，朱彦夫又张罗着办起了夜校，教村民们识字，每天拖着十几斤重的假肢往返家和夜校。作为老师的朱彦夫，每天夜晚都要步行一公里的给村民们上课。夜校的开办，改变了张家泉村很多人的命运，也培养出了村里的会计和文书人员等中坚力量。
朱向欣长大后也读了师范专业，毕业后在沂源县实验小学做了一名人民教师。“我也把学生当作我自己的孩子，用自己最大的力量去教书育人。”朱向欣一直在教师的岗位上默默耕耘，20__年，她获得了“沂源最美教师”的称号。
朱向欣到现在依然记得小时候，每天天还没亮就听到父亲用假肢走路“嘎达嘎达”的声音。“当然，我也从来没觉得父亲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在朱向欣看来，朱家人从没觉得父亲是一个残疾人，电缆、垒墙头、拾地瓜干他都能干，一些体力活他都干，甚至比母亲和家里其他成员干的都多。
朱彦夫精神始终指引着朱家的晚辈。在朱向欣眼中，父亲是一位自立自强的勇士。在工作中遇到了困难，朱向欣会想到父亲的事迹。父亲能没手没脚的情况下，做了25年的村支书，为村里棚沟造地、打井引水、高山架电，他还能写出《极限人生》和《男儿无悔》两部长篇小说，“那我没有理由做不好工作，父亲就是我的榜样。”说起这些时，朱向欣的语调铿锵又有力。
残而不废，朱家人认为这是对朱彦夫人生最好的概括。朱彦夫的人生，是从挑战“不可能”、突破“不可能”中走过来的，他不仅把常人眼中的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一个个可能”，而且创造了一个个常人做不到的奇迹。“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压力转化为动力，本本分分地做好本职工作，把父亲的事迹传承下去。”朱向欣说。
1980年，歼8Ⅱ飞机立项研制，其作战性能要求远超歼8飞机。顾诵芬任该型号总设计师，是航空工业第一位由国家任命的型号总设计师。他制订了两侧进气的气动布局方案，解决了二元超音速可调进气道设计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他作为型号总设计师，组织和领导军地多个部门、上百个单位高效协同工作，仅用四年就实现了飞机首飞。
歼8系列飞机共衍生16种型号和技术验证机，装备部队350余架，一直是我军20世纪的主战装备。歼8系列飞机的研制，牵引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航空工业体系，促进了冶金、化工、电子等工业的发展。顾诵芬被誉为新中国杰出的飞机设计大师、飞机气动力设计第一人。
大飞机是国之重器，是国家意志的体现。顾诵芬先后担任国家大飞机重大专项论证组副组长和大飞机方案论证委员会主任委员。20__年，他牵头论证并提交了《关于把发展大型飞机列为国家标志性重大专项工程的建议》。他基于对军用、民用航空技术相通的规律性认识，提出“军民统筹、大客大运并举”的大飞机发展思路，并得到采纳。20__年，国家批准设立大飞机重大科技专项。20__年，运20列装部队。20__年，C919成功首飞。
顾诵芬在航空事业耕耘70载，由于国防与航空工业的特殊性，直至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因国家、军方、航空工业系统、地方政府多次的奖励、表彰，顾诵芬的名字才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
顾诵芬还十分重视人才培养，他带领的团队走出了一位科学院院士，三位工程院院士，两位型号总指挥。他主持编纂了70余部航空科技书籍，主编的《飞机总体设计》一书，已经成为我国航空院校飞行器设计专业的必修课教材，主编的《现代武器装备知识丛书——空军武器装备卷》《大飞机出版工程》等多个系列、数十种航空专著与图书也都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
如今，年过九旬的顾诵芬仍不断思考着中国航空工业的未来。
有这样一位英雄的老战士，他的名字叫朱彦夫，被誉为活着的“中国保尔·柯察金”。他的传奇和事迹感动了无数国人。
朱彦夫出生于1933年7月，祖籍山东沂蒙山区。他1947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军后不久，就赶上了两场著名的大仗——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解放战争中，他先后参加大小战役、战斗近百次，多次负伤，3次立功。
1950年12月，在朝鲜长津湖争夺250高地的战斗中，朱彦夫所在的连队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与装备精良的美军两个营进行着殊死战斗。敌人每天在阵地上抛下数百颗炸弹，山头被削去几十厘米，捧一把地上的土就有十几块小弹片。在反反复复的阵地争夺中，全连的战友相继牺牲，250高地上只剩下遍体鳞伤的朱彦夫一人。
对敌人的再次冲锋，朱彦夫把三挺机枪压满子弹，不停地换位射击，死守阵地。而就在朱彦夫再一次给机枪上子弹时，眼前突然飞来几颗手榴弹。他迅速抓起一颗扔向敌人，又抓起另一颗刚扔出手，就听到“轰隆”一声巨响，眼前一道火光，随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久，钻心的疼痛将朱彦夫从昏迷中唤醒，身体已经被厚厚的雪花覆盖，他想大声喊，但喊不出声;想伸开手，手指早已被冻坏。他一次次用冰冷的拳头搓揉双眼和脸部，想把沾在脸上的冰凉的东西去掉，但拳头不听使唤，又饥又渴之下，他索性将这个异物吞下，后来他才知道，那是被手榴弹炸出来的自己的左眼球。
出于对生命的本能渴望，朱彦夫咬紧牙关，开始在冰冷的雪地上艰难地挪动躯体向前爬行。不知爬了多久，昏迷了多少次，朱彦夫终于被两名志愿军战友发现救起，紧急地送往战地救护所救治。
由于朱彦夫的伤势太重，他被辗转送回国内接受治疗和手术。在长春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朱彦夫先后进行了47次手术，昏迷了93天，流出体外的肠子被塞了回去，医生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朱彦夫醒来后，发现自己的双手和双腿都没有了，痛心至极，满脑子都是轻生的念头。想饿死，但护理人员按时往他嘴里喂食物;想跳楼，但没有手脚连窗台都爬不上去;想吃安眠药睡过去，好不容易攒起8片安眠药，吃下去却没能把自己“解决”掉。朱彦夫自杀了三次，都没有成功。
还是医生的一句话点醒了朱彦夫：“你的命是我们用几个月的时间，千难万难，硬从死神那里夺回来的，你有什么资格不珍惜?”从此，朱彦夫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严酷的现实是，他的双腿从膝盖以下被全部截去，双臂手腕以下被锯掉，左眼成了空洞，右眼视力也下降到0.3。一个没有四肢、没有左眼的特等伤残军人，怎样才能生存下去啊!
虽然国家对像朱彦夫这样的特等伤残军人有切实的优待和抚恤保障，但朱彦夫认为自己“无手无脚仍是军人”，他不甘于成为一个躺在床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废人。1956年，他放弃在条件优越的医院疗养康复，毅然回到了故乡山东省沂源县西里镇张家泉村。
回到家后，他开始练习自己吃饭、喝水、大小便，经过长时间的艰苦训练，慢慢实现了生活基本自理，并尽量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期间，他还遇到了陪伴自己一生的好妻子__。
为了实现教乡亲们学文化的目标，朱彦夫腾出自家的一间堂屋，用母亲做寿材的木板做成书架，买了200多本书，建起了全村第一个图书室。随后，朱彦夫又张罗着办起了张家泉村第一所夜校，夜里常常要艰难地走1公里多的山路给村民上课。夜黑路滑，健全的人走起来都费劲，没手没脚的朱彦夫不知在夜间跌倒了多少回。
1957年，朱彦夫被全村的8名党员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他开始带领张家泉村的村民们砌石垒堰、改天换地，在山坡上开出了80多亩“大寨田”，治理了3条大山沟，为村里新增200多亩良田。
1960年开始，朱彦夫带着乡亲们翻山越岭打了9口水井，并在村里打了3口用于灌溉的大眼井。他自己绘制图纸，带领大家修建起了1500米长的灌溉渠。同时，又成立了村林业队，建起40亩苹果园、10万株的花椒园、2万株的桑树园。如今的村民，单是果树每年就能收入几万元，生活富足，原来贫穷的小山村成了致富模范村。
1982年，一场大病之后，他与死神又一次擦肩而过，朱彦夫自知年事已高，体力不支，主动辞去干了25年的村党支部书记。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英雄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开始了另一场战斗。
他让儿女买来笔墨纸张、参考书，说：“我是二十六军的战士，我要替连指导员完成他的遗愿，把战斗经历写下来，让后人知道我们是怎样和敌人殊死搏斗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可以想象，朱彦夫写书有多大困难。残疾的身体让他吃尽了苦头：他用嘴衔笔、双臂抱笔、单臂绑笔，三种方法交替使用。写不了几个字，眼睛就疼得难受。他每天只能写几百个字，不知多少汗水和血水浸到稿纸上。
另一个拦路虎是文化水平不高，为了写成这本书，他舔烂了4本字典。由于日夜煎熬，他的视力持续下降，原来的伤口发炎，心脏病加重。不论医生怎么劝、家人怎么拦，他始终笔耕不辍。
熬过了严冬，熬过了酷暑，经过7年的努力，1996年7月，朱彦夫33万字的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出版发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亲笔题写书名并题词：“铁骨扬正气，热血书春秋。”人们说朱彦夫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而迟浩田将军则说，朱彦夫就是活着的“钢铁战士”!
《极限人生》一出版，便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全国各地纷纷邀请他去作报告，在淄博市的一场报告会上，朱彦夫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当场晕倒在讲台上。经抢救治疗后，虽然保住了生命，右半身却从此瘫痪，没了知觉。英雄永远是英雄，他硬是撑着病体，经过几年的努力，又完成了另一部自传体小说《男儿无悔》。
朱彦夫先后荣获全国道德模范、全国模范伤残军人、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他用钢铁般的意志书写了自己的“极限人生”。20__年12月12日，朱彦夫家庭被评为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朱彦夫说，这种荣耀和幸福，他终生难忘!
朱彦夫对张家泉村的感情非常深厚。
1957年，朱彦夫担任了张家泉村党支部书记，只有24岁的他，扛起带领乡里乡亲过上好日子的重担。他用25年的艰苦奋斗，把张家泉村当成了战场，带领着村民发起了棚沟造地、打井引水、高山架电的“三大战役”，张家泉村从一个落后的小山村，一跃成为全县第一个有拖拉机、最早实现水浇田过半、全镇最早通上电的村，村民人均收入始终保持全镇第一。
在张家泉，一首首不断改编的民谣“三慌慌”唱出了60多年来三代人的变化：一唱“三慌慌”，春天闹粮荒，夏天忙得慌，秋冬无衣愁得慌;二唱“三慌慌”，春天有粮不慌慌，集体生产喜得慌，秋冬不再闹饥荒;三唱“三慌慌”，春天花草美得慌，夏天瓜果甜得慌，秋冬腰包鼓得慌。如今，张家泉村早已是“山顶松柏戴帽、山间果树环绕”的富裕村。
朱向峰作为朱彦夫唯一的儿子，不仅目前照顾着朱彦夫的日常起居生活，还从朱彦夫手中接过了接力棒，要继续带领张家泉村人发家致富。“我父亲曾经说过，他是党的人，这一生都在为党干事，一生都在为老百姓干事。”朱向峰告诉记者，“回村里之后，父亲叮嘱了我两件事：管住手，管住嘴。其实他当年也是这样做的。”
朱彦夫用右臂支撑，挥动左臂用自制的工具写字
朱向峰回村后，也给老百姓许下了承诺：清清楚楚地来，清清白白地走。每花一分钱，都让村民知道是怎么花的，让村集体全部在阳光下运行，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
直到今天，朱彦夫还关心着家乡的发展。他经常看书看到带领乡亲们致富的好点子、好经验，就会记在笔记本上，等朱向峰回家后告诉他，让他不断学习农村工作的经验做法。
今年过年时，朱向峰给乡亲们拍了照片和小视频，回家之后拿给父亲看，朱彦夫看到熟悉的面孔很是激动，因为他一直放不下的就是张家泉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