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音乐文化反映民族心理、彰显民族精神、体现民族特征、表达民族意志，是传播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摘要：中华民族音乐根植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见证了中国历史政治上的荣、辱、兴、衰，造就了独特的民族音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音乐教育要通过民族音乐的教授，将传统文化渗透在学生感受、体验、表现和创造等教学环节，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擦亮传统文化这双眼睛，擦亮了文化眼，可以使学生从学习音乐的过程中获得广博的文化知识，了解音乐和人文的血脉相连的关系，从而培养他们热爱中华、热爱历史、传承中华音乐和文化的信念。
关键词：传承 中华传统文化 民间音乐 非物质文化遗产
音乐是每个国家历史、文化、政治的一枚镜子，它反映出一个民族的伟大精神，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情感、意志、力量、幻想和追求。尤其是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更赋予了中华民族音乐丰富的文化底蕴。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礼记·乐记》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中华民族音乐是根植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见证了中国历史政治上的荣、辱、兴、衰，造就了独特的民族音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每个音乐作品都音韵缭绕、意味深长。因此，音乐教育如果能要通过音乐课堂，将传统文化渗透在学生感受、体验、表现和创造等教学环节，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擦亮传统文化这双眼睛，可以使学生从学习音乐的过程中获得的广博的音乐知识和传统文化知识，了解音乐和人文的血脉相连的关系，从而培养他们热爱中华、热爱历史、传承中华音乐和文化的信念。如何擦亮文化眼？使音乐教学发挥最大的文化熏陶作用？我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三个举措进行尝试。
一、以民族音 民间音乐分为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器乐，以综合艺术为主。中国土地辽阔，民族众多，民风民俗千姿百态，形成了品种繁多的民间音乐。初等中学教材中要求学习的民歌约有二十首左右，独奏、重奏、合奏乐曲更多。其中还收集中国的民族曲艺和戏曲，如黄梅戏、东北二人转等约七个种类。曲艺和戏曲都是综合性艺术，音乐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孔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同时又是一位音乐家，他曾写过许多论述音乐的随笔，我们可以在论语中看到他对音乐的一些评论。孔子在古琴方面的造诣很高，他能自己作曲，并把悲哀与欢乐付诸琴韵之中。孔子把琴艺亲自传授给弟子，在他的三千弟子中，通六艺者就达七十二人。他的教学内容，可称为“诗、书、礼、乐”。“礼”是谓理天地阴阳之秩序，“乐”即取得和谐。因此，孔子在教授中通过音乐将自己哲学、道德、礼教等方面的思想渗透给学生。
民族民间音乐是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音乐文化，它表现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抒发了他们的感情，表达了他们的意志和愿望，更具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色彩，更贴近广大劳动人民，并为他们所接受和喜爱。比如劳动号子这种艺术形式反映劳动者的力量、态度、志向和审美情趣，它是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直接反映。
音乐教材中还有很多作品也展现了音乐与棋、书、画的紧密关系，它与书、绘画、诗词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文人文化，如第十八册中古琴曲《高山流水》，古琴音乐追求的是超尘脱俗的意境，天人合一的思想，“清、幽、淡、远”的浪漫色彩，这种音乐最符合封建社会的“中和”思想，显示了古人修身养性的生活文化和处世态度。
二、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思想动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无形文化遗产，主要指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它曾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它包括音乐、舞蹈、民间传说、习俗、语言、礼仪、庆典、烹调以及传统医药等。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就显得尤为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和人的活动息息相关的，是靠人传承下来的，如果从事民间艺术和技艺的艺人日益减少，遗产就要断绝了。譬如温州的木雕、竹雕技术，随着一批老艺人的相继辞世，已经到了差不多息亡的地步。满族坤宁宫祭神音乐中的伴奏乐谱也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消失。
说实在的，我也是从韩国人“端午祭”事件后意识到国人保护传统文化意识的淡薄。难怪英国人说：要研究敦煌文化吗？那么到大英博物馆来吧，我们这里有最全世界最精美的敦煌壁画和书简画卷；日本人说：要研究唐朝的建筑和服饰吗？到日本来吧，我们这里有保存最完美的唐代建筑和服饰样式，甚至连京都都是按照唐朝的长安等比例缩建的；新加坡人说：我们的企业是遵循儒家文化发展起来的，我们对员工的培训都是按照儒家的教导来训教的……在许多外国人眼中，那个所谓的灿烂的华夏文明，甚至早在1794年英国人马葛尔尼率领使团觐见乾隆的时候，而不是鸦片战争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在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所说“民间文化的传承人每分钟都在逝去，民间文化每一分钟都在消亡。”
随着我国人们对本土文化认同的加深和政府的重视，非物质遗产的申报近年在逐步升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批准了我国的昆曲和古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疆维吾尔族古典音乐曲牌“木卡姆”于今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并且在推选的名单脱颖而出。“木卡姆”是一种音译名称，有“古典音乐”的含意，融音乐、文学、舞蹈和民俗表演为一体，被誉为反映新疆维吾尔族生活的百科全书和活文物，在文化、历史、社会、哲学、审美等方面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它像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英雄史诗一样，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在《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第十三册的第二单元《天山之春》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让学生了解、感受、体验到“木卡姆”的音乐特点，还要让学生了解少数民族音乐与中原音乐文化之间的联系。还有以自然和声为主要特点的侗族大歌，起自晋唐时代的“音乐活化石”南音，世界最古老的音乐之一的纳西古乐，融技术和艺术为一体的千古绝唱川江号子……，都正在期待或已经跻身中国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名单。
温州本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很丰富，主要有下面几方面内容可作列举：永昆、瓯剧、瑞安鼓词、乐清木雕剪纸、泰顺平阳的提线木偶戏、苍南布袋戏、铁枝平阁和嘭鼓道情渔鼓、温州的板凳龙、民间唱龙船，还有朔门米塑、糖囡儿……其中大部分的种类和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可以和音乐教学很好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将它们移入到课堂中来，让学生走进它们、认识它们、学习他们、发展他们，激发学生保护传统文化的意识，以防止温州本土文化的消失。
三、以相关课程的连接为教学资源
《音乐课程标准》提倡学科综合，音乐教学的综合包括音乐教学不同领域之间的综合；音乐与舞蹈、戏剧、影视、美术等姊妹艺术的综合；音乐与艺术之外的其他学科的综合。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综合应以音 如中国诗词，声调音韵抑扬顿挫，在平仄交错中形成音乐的旋律之美，而诗词不同长短句组合，各种格律的运用又显示了音乐节奏之美。孟浩然的《春哓》、李煜的《虞美人》、苏轼的《水调歌头》等作品就是很好的例证。又如中国的书法艺术中无论是龙飞凤舞的墨迹，还是书者瞬间的节奏运用的律动感都是有音乐灵感的精神气质。中国的绘画“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绘画思想，清晰的线条、造型，清淡的色调意境，显现了音乐流动的旋律美。中国的曲艺和音乐又是血与肉的联系，而中国的舞蹈、戏剧更是与音乐� 因此，加强音乐教育中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还必须让音乐与其它学科互相交融、互相联系、共同发展、共创辉煌。
人都是渺小的，但中华文化的复兴，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只是一位音乐教育工作者，但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我面对的教育任务是千千万万中国的年轻一代，我必须用音乐在最广大的范围内去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用音乐来传唱我们中国伟大的文明，把我领悟到的精彩华章呈现给学生。然而我们教育工作着所做的似乎还太少太少……教育的责任要求我们应该挖得更深，给得更多……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有关藏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已硕果累累。本文所评述的王华著《西藏热巴音乐文化研究》①，是近年来藏族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之一。它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深入、系统地对西藏热巴艺术活动进行的专题性研究。综观该著有如下特点：
一、运用历史文献学与口述文本，对热巴的历史源流与形成问题给予深度梳理与考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逐步深入，有的学者主张要用与历史学相结合的理念开展研究，即“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尤其强调注重文献与田野考察的互通研究。也就是说，在民族音乐学个案研究中，要注重当下与历史的“接通”。如项阳认为，民族音乐学研究应该接通历史，应该在历史人类学理念指导下进行田野调查、回到历史现场，从区域社会中把握历史脉络的实践展开辨析研讨。②在本书“热巴的历史源流”研究中，作者针对“热巴与寺庙、米拉日巴的关系”问题，结合历史文献学与口述文本(如在考察桑耶寺与热巴的关系问题上，作者借助于民间传说的口述文本进行相关的考据，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由于文献的不足给研究带来的障碍)，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考察与梳理，得出“热巴歌舞中的主要元素链体(或称雏形)早已在吐蕃时期出现”(第31—32页)的结论。由此看出，在热巴艺术的历史构成问题上，作者运用大量的文献资料与口述文本，给予了历时性的观照与审视，并在热巴艺术源流的研究中有了一个全新的突破。我们知道，在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中，对于缺少历史文献的研究对象，只有借助于对当下健在的民间艺人的采访，运用其口述文本获取一些与研究对象相关的线索资料。这种方法尤其是对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则更具有可操作性。由于传统音乐传承特点以及其他历史原因，致使其历史文献保存得很少，因此，运用口述文本挖掘研究对象背后隐藏的历史文献至关重要。所以，该著中运用对口述文本的挖掘，对热巴的历史源流与形成问题给承深度梳理与考究的研究方法，对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二、对热巴的音声特征给予了创新性的
音乐学分析
民族音乐学研究常被一些学者称之为带有明显的“远音乐”、“近文化”的研究，或称纯人类学性质的音乐文化研究。也就是说，在学科的研究中，学者们过分关注文化的描述与阐释，对音乐本体的分析却视而不见，以至于远离了音乐学科的研究主旨。然而，此书作者耗费大量笔墨，运用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音乐分析方法，对热巴音乐的节奏特质(如对热巴的鼓铃舞音乐以及弦子歌舞音乐的节奏对位关系问题的探讨)给予了细致、缜密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其音乐分析部分是全书的“华彩乐章”。尤其是在热巴的节奏分析方面有着独特的理论创新。作者借鉴西方艺术音乐中的复调“对位”概念，对热巴中的鼓铃舞与弦子歌舞的节奏特质进行了纵横两维的分析与描述。作者认为，在铃鼓舞部分，多数情况下，男性以身体技能舞为主，女性以鼓舞为主，男性舞的节奏与女性鼓的节奏形成“对位”关系。在弦子歌舞部分，男以]奏器 ”(第110页)可以看出，作者在音乐分析方面并未生搬硬套西方理论，而是在观察到与“对位”相似的现象后，根据热巴歌舞本身的特点，注意并剖析其纵向结构关系。这确是课题研究的创新之处。周青青教授在给本书的“序”中认为：“将热巴歌舞艺术中的鼓点、吟诵吟唱、弦子、歌唱、踏节分别做横向与纵向的分析，视角关注到节奏诸元素的内在关系，鼓点节奏的动力与韵律，松紧、快慢与情绪变化，从中探求热巴艺术节奏组合的规律和特点，这样的分析角度和分
析深度，是长期观察和深思熟虑的结果。”(“序二”第4页)总之，该著的整个音乐本体分析部分，不是照搬西方音乐形态学的分析理论，而是建立在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分析基础上的技术理论创新，尤其是对热巴鼓铃舞与弦子歌舞节奏特性的分析，做到了精细、深入和独到。笔者认为，该著的音乐分析方法，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的有关节奏特质的分析模式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
三、对藏族传统音乐的一次拓荒性的研究
有关藏族传统音乐 文化的 专题研究，成果斐然。如博士 论文有觉噶《西藏传统音乐的结构形态研究》③、嘉雍群培《藏传佛教密宗“死亡修行”仪式音乐研究》④、格桑曲杰《西藏藏传佛教寺院仪式音乐研究》⑤，在专著方面有多杰仁宗等撰写的《青海藏传佛教音乐文化》⑥，上述研究多数集中于藏传佛教音乐文化的研究。目前对于热巴音乐歌舞的研究关注不够，虽有部分成果，但多是一些分散的、零星的概述性小文，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考察研究。王华的这部专著正是弥补了上述研究的缺憾，是对西藏昌都地区热巴 艺术活动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性的民族音乐学专题研究。作者以敏锐的研究视角选取西藏昌都地区的热巴艺术为个案，将其置于西藏传统音乐 发展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审视与考察，对热巴的“历史源流”、“音声形态的特质”、“热巴文化系统宗教模式分析”等相关问题给予了深入探讨与考究。特别是作者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梳理与分析，对热巴源流问题的大胆推论，实属一个理论创新。所以，该著对热巴音乐文化的考察研究，在藏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整体性研究中具有拓荒的学术内涵。正如田联韬教授认为：“这项研究工
作，具有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填补民族艺术研究空白领域的
重要意义。”(“序一”第4—5页)
四、该著是作者五年来潜心磨砺的结果
民族音乐学研究，田野考察是 工作的第一步。只有真正深入到田野中，才能获取更加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才能为后期的资料分析与文本 写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作者曾三次进藏，分别到昌都、那曲等地区的十多个县进行田野调查，获取了很多有关热巴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藏区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给田野工作带来很多的困难，考察者的身心状况面临极大考验。其次，由于表]热巴的流浪艺人居无定所，致使其分布较为分散，这也为考察研究带来诸多不便。再次，作为一位汉族学者，在考察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从前期田野考察到后期的案头分析，作者历经五年的艰辛磨砺，在导师田联韬先生的精心指导下，终于高质量地完成了这篇博士论文。该文于中央音乐学院2008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中获专
家委员的全票通过，并获得“第一档”的好成绩。
结 语
笔者认为，该著研究思路清晰、框架富有条理化，且行文风格简洁、流畅。在文献资料的梳理、音乐本体分析以及文化阐释方面，可以看出作者着实下了一番功夫。然而，褒奖之余，该著的有些问题也值得商榷。如对热巴个案活动过程的描述缺乏精细的音乐民族志“深描”过程，没有针对其研究个案的在场表]文本给予精细的、全息性的描述。因为，只有通过对热巴艺术活动的当下表]文本给予详细的“深描”，才能使读者感受到热巴艺人建构其音乐舞蹈文本之过程。同时可以使读者感受到热巴艺人在当下 社会语境中台前幕后的一些真实的生活状况。克利福德·格尔兹认为，通过“深描”，可以将任何一种人� ⑦然而，瑕不掩瑜，该著仍不愧为一篇学术含量较高的，对藏族传统音乐文化进行专题性研究的学术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