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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汉委婉语的礼貌性在人际交往中，对待彼此要以礼相待，“礼”不仅是彬彬有礼的表现，更体现出一种良好的修养，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因此，在日常交往中，应该避免说一些令人不快的话而伤害对方的感情。一般选用比较温和的词语来表达说话人尊重、体贴他人的心理，从而达到融洽氛围、促进交际顺利进行的作用。例如，西方文化中年轻就意味着有活力、有竞争力，能在工作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而“老”就意味着社会弱势群体，会被人瞧不起，因此，在英语中常使用“老”的委婉语，如thelongerliving来表示年老者，而很少用senility。中国自古以来就以礼仪之邦自称，委婉语在人际交往中随处可见。如“贵姓”“请”“劳烦”，这些委婉语既传达了自己的礼貌，又使对方听起来温和、易于接受。因此，礼貌用语可以给别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在人际交往中树立良好的形象。（2）英汉委婉语的掩饰性一般来说，一个词语外延越广，包含的意义越多，其准确性就越低。因此，委婉语一般是用修饰过的、抽象的表达来掩盖一些不好的现象，从而掩饰那些人们不愿说或不能说的事。例如行贿、贪污、毒品等社会不良现象，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常用一些委婉语来代称，以便掩人耳目。如用blackstuf（f黑东西）代替opium（鸦片）。此外，对一些易受种族歧视的群体，常用接受救济金而非政府施舍来表示。同样委婉语在中国也有类似的作用，比如用“高墙”代替“监狱”，用“三只手”代替“小偷”等。（3）英汉委婉语的避讳性禁忌语是委婉语产生的最初来源，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禁忌语。因此，人们往往比较避讳一些他们不敢说或令人恐怖的事情。这些事情多与疾病、死亡等人们比较禁忌的事情有关，直接表达不免显得比较尴尬和无礼；反之，如果委婉一点来表达，给人的印象就是含蓄、有礼并且比较中听的，从而增进人际交往中的和谐。例如死，人的生老病死本来属于自然现象，但大多数人却比较忌讳这个字，所以与死亡有关的委婉语也逐渐出现在人们的交流中，如英语中用离别（todepart）、安息（tohavefinalrest）等来代替。（4）英汉委婉语的褒扬性褒扬性是指用褒义词来代替贬义词，如对于一些从事比较低微工作的人员，为了对他们的职业表示尊敬，常用委婉语进行美化。例如，把“清洁工”称作“保洁人员”，“理发师”称作“美发师”等等。这些委婉语既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更是一种文明的象征。任何工作都是有其存在的价值，我们不仅不应该瞧不起他们，更应该感谢他们的辛苦付出，感谢他们为社会创造的价值。
2英汉委婉语使用的差异性分析
（1）英汉委婉语等级观念的差异所谓的等级观念也就是人们的社会地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将人分为“三六九等”便可看出身份地位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语言的产生与它所依赖的文化息息相关，这种等级文化自然而然产生了代表不同身份地位的词语，如圣人、凡人、贱人等等。尤其是在中国古代，身份地位的高低决定着权利的大小、财产的多少、甚至决定着身份低贱者的自由与生死。而西方国家崇尚自由、民主、平等，虽然也存在着贵族与平民的区分，但却不太明显，与此有关的委婉语也不多。（2）英汉委婉语表达方式的差异中华文化延续至今，从儒家谦恭礼让的思想中演绎出了很多的谦词和敬词，与此有关的委婉语也大量存在。所以人们一般在称呼对方时多采用委婉的语气，而提到自己时，则多采用自谦的形式。如：贵姓——敝姓，高见——愚见，令尊——家父，令郎——犬儿等等。在听到赞美之词时，汉文化人多用“不敢当”“您过奖了”等谦词，这种表达方式给人一种彬彬有礼、温文尔雅、有思想、有内涵的感觉。而英美人则喜欢直截了当、简洁明确，以“Thankyou”等回答欣然接受对方的赞美。并且，在西方文化中，他们多采用先扬后抑的表达方式，缓和的过渡，从而使人易于接受。如“Youhavedoneagoodjob,butifyoudealwiththisdetails,itwouldbemuchbetter”。可见中文和英文针对同一种行为，出现了明显不同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的差异也是来源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内涵。（3）英汉委婉语价值观念的差异西方倡导的是个人主义，对于自己的隐私不允许别人窥探和侵犯，尤其表现在年龄、收入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而中国则主张集体主义，强调分享的精神和集体利益最大化，有时候为了集体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这一点与西方截然相反。他们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价值观，通过自身的努力，发挥自己的潜能，维护自己的利益，自我奋斗、自我进取。因此，西方树立的是一种具有竞争意识的价值观。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等这些集体主义思想，要求我们要牺牲小我、顾全大局。所以，中西方价值观念的不同使得英汉委婉语也表现出差异。
3结束语
委婉语作为一种语言表达形式，在社交中可以达到一种理想的人际交往效果。而且它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从产生之初就被烙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与特定的社会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对英汉委婉语的研究、交流和探讨，分析其表现的相似性或差异性，有助于增进对彼此语言和民族文化的了解，从而减轻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阻力，进一步消除跨文化交流中的障碍。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异国文化，建立和培养人们的跨文化交流意识，真正做到在异国文化中“入乡随俗”，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为东西方之间建立良好的友谊提供坚实而宽广的舞台。
【关键词】 王佐良；文化背景；文化翻译观
一、引言
王佐良先生是我国外国语言文学的著名学者、著名英美文学研究家，也是文学翻译家。在翻译领域，他是继承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和借鉴西方现代译论，探索我国现代翻译理论的先行者。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翻译思想的主流。他的翻译思想涉及现代译学里很多焦点问题，诸如社会文化因素、读者接受理论、译者的重要作用、不同译本的不同功能等等。他的思想和观点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闪光的理性思考。
二、社会文化背景及翻译思想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日益频繁的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促进了翻译事业的新繁荣，引进了外国翻译理论，推动了中国现代翻译思想的发展。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以英汉翻译为主）翻译高潮。
20世纪是一个“翻译时代”的世纪。在西方，翻译理论建设蓬勃发展，翻译流派层出不穷，语言学派、文艺学派、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等，呈现出一派多元化发展的景观。尤其是近30年来，西方翻译学逐渐摆脱了“从属”的地位，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严肃学科。而影响整个西方现代翻译思想发展历史进程的译论泰斗如：奈达、卡特福德、威尔斯、纽马克等同样对我国现代翻译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0世纪末期，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以及王佐良自己渐渐取得的成就，这些内因和外因使得他能在翻译理论中体现其人文关怀。但是他的民族意识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寻求建立中国的文化身份，以及世界文化的共存和发展。受国内社会背景及国外翻译思想的影响，王佐良先生率先提出以文化视角研究翻译。他对翻译的文化研究富有远见，对中国翻译学术界具有重要意义。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方面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翻译的一系列英国作家的作品受到广泛的好评，同时，他的翻译思想也引起了翻译理论界的注意。他的翻译思想是一种文化翻译观，他强调文化和翻译间的互相影响以及文化间的平等交流。
三、王佐良的文化翻译观
他认为翻译在文化交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怎样翻译以及采用何种方法进行翻译成了翻译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由于翻译涉及两种语言文化，它成为了两种文化交流的渠道，因此，任何对原作以及文化的误读都会导致文化交流的不畅。
王佐良先生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先驱，他从文化和翻译互动的角度将比较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联结在一起。他对严复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的独特见解，对戴望舒、卞之琳、查良铮等人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对莎士比亚在我国的译介的考察，为我们展示了翻译在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揭示了翻译与文化间的相互影响。
文化翻译观是王佐良翻译思想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它的文化翻译观主要体现在他的《翻译中的文化比较》、《翻译与文化繁荣》和《严复的用心》等文章中。
对于翻译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王佐良认为，大量的翻译实践表明翻译必须联系文化。“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本身的情况决定了外来成分的荣或枯”（王佐良，1989：24）。他在《严复的用心》（1989：37）一文中指出：“在历史上，一个大的文化运动往往有一个翻译运动伴随或作为前驱，背后有历代翻译家的经验组成的深厚传统。他认为，“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对于任何民族文学、民族文化都有很多益处，但不论历史，社会如何变化永远都需要翻译，并对翻译提出新的要求。如果去掉翻译，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将大为贫乏，整个世界也将失去光泽（1989：57）。此外，他还指出，文化在发展，翻译实践规模也随之更广，质量也更高。对此，他认为要进行翻译研究，并且不能只停留在字词句的对比上，而应该拓展到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比如需利用语言学和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来深入探讨翻译的研究。他认为，翻译需结合实际，同时也要与理论相结合，若要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翻译工作者必须不断地学习，深入观察和实践。王佐良先生在他的翻译实践中就遵循理论与实践经验相结合。
四、王佐良的促进文化交流翻译观点
（）王佐良（1989：18）认为，译者要做到了解语言当中所涉及到的社会文化。这里所谓“了解”，他指出不是一个大致的了解，而是要了解使用这一语言的人民的过去与现在，这就包括了历史，风俗习惯，经济基础，情感生活，哲学思想，科技成就，政治和社会组织，等等，而且需要细致深入的了解。他认为，译者的第一个困难是对原文的了解。虽然人类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无论怎样难的原文，总有了解的可能，这也使翻译成为可能，但原文中总含有若干外国人不宜了解的东西，这又使深入了解译语文化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不仅如此，他还指出，作为译者，不仅要了解外国文化，还必须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因为翻译不仅仅是双语交流，它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翻译的目的是突破语言障碍，实现并促进文化交流。而这种“文化交流”在本质上是双向互动的，也就是说，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王佐良，1989：18）。
王佐良（1989：19）认为，翻译是不断对两种不同文化进行比较并转换的过程，翻译者不仅仅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还要不断地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所面对的最大、最直接的困难就是对于两种不同文化的对比和转换，译者面对两种文化来处理相关词的翻译。这样，译者在寻找与原文相当的“对等词”的过程中，就要做一番比较，因为真正的对等应该是在各自文化里的含义、作用、范围、情感色彩、影响等等都相对应，否则，就会望文生义，跌入陷阱。如把“一位学者帮助青年研究人员修改论文”译成“He often helps his younger colleagues to complete their research papers anonymously”，仿佛是“他在偷偷摸摸地论文”！此外，王佐良还强调指出，译者所作的文化比较远比一般细致、深入，因为这里还有涉及到“译文要适应不同社会场合”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译者必须处理好不同语言在不同社会文化关系中的运用，根据原文的要求，运用各种不同的语类、文体知识，不断寻找适合社会场合的“对等翻译”。
在谈及翻译研究现状时，王佐良（2004：25）认为，目下我们对翻译原则和技巧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而且随着现代语言学、文体学、文艺理论、电子计算机技术等方面的不断发展，又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道新的途径。如果我们能进而从文化意义的角度探讨翻译，或者更进一步把翻译同“比较文化”这个新学科结合起来，这样翻译研究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平台。在这个新的领域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不仅会大大促进文化交流，更能透视翻译研究的全局，更能纵观翻译理论发展之古今，更有利于提高翻译理论建设的实效。
五、结语
王佐良先生给我国译界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没有提出系统化的理论或核心宗旨，但他丰富的实践经验及译作具有深远的研究意义。王佐良的翻译观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这也促成了其文化翻译观的形成和发展，从他的一些研究文化与翻译的论文和著作上可见其文化翻译思想的远见卓识。
【参考文献】
[1]黎昌抱。王佐良翻译观探析[J].中国翻译，2009.3.
[2]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3]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4]王佐良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
关键词：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文化传播
当今时代，全球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改变了传统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条件。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产业和生产组织形式。在当今信息社会，经济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生产要素的范围，而越来越倚重于知识、无形价值和创新能力。经济日益全球化，技术进步和创新已经占据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比较优势，越来越体现为其学习、创新和知识生产的能力。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中，文化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国际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概况
当今世界已经全面迈人了全球化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人，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文化交往日益广泛，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发展也日益重要。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出版了《世界文化报告：文化、创造性与市场》和《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行动框架》，这两份文件都特别强调了文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美国的传播政策中，虽然没有声明要重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但作为美国政府的目标却是非常明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国内的文化产业政策基本上是越来越放松管制，其理论基础是市场理论和多样化原则。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企业为巨额利润所驱动而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已与美国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英国政府为扶植文化产业发展，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英国政府认识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市场对文化产品及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因此，完善自我，抓住机遇，扩展国内外市场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经济长期低速徘徊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开始把文化和经济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1995年，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方略；2001年，日本开始全力打造知识产权立国战略，明确提出10年内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知识产权国；2003年，又制定了观光立国战略，计划到2010年让到日本旅游的外国客人达到1000万人，比2001年提高1倍。为把文化立国战略落到实处，日本政府还通过设立战略会议、恳谈会、幕僚会议、审议会等形式，研究商讨具体对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亚洲金融风暴后，韩国制定了“文化立国”的方针，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最终目标是把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化大国和知识经济强国。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加强了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如：历时两年的中法文化年在中国圆满闭幕，在美国举办的“中国文化节”、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天津周”和在荷兰举办的“中国文化艺术节”等大型对外文化活动，扩大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中法文化年影响巨大，盛况空前，全面提升了两国的政经关系，把中法以至中国与欧盟的伙伴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示范作用，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希腊等国已相继提出要与中国举办文化年。中国在对外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同时，“十一五”规划还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对外文化产业贸易，复兴民族文化，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在文化贸易方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过去20年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一直在持续增长。从1980年到1998年间，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等文化贸易的年贸易额从953亿美元猛增到了3879亿美元。但是，这些贸易绝大部分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1990年，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贸易出口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出口额的55.4%，而化贸易的进口额也高度集中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进口额的47%。跨人21世纪以后，文化贸易的进出口大国排序有所更替，然而总体格局并没有变化。这些国家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产品进口国，2002年其进口额高达153亿美元；英国是第二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大约是美国的一半，为78亿美元；德国是世界第三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为41亿美元。
二、对外贸易中文化交流的方式
1.媒体作用
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媒体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2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为媒体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中国加人WTO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需要世界信息，世界也需要中国信息，双向选择剧烈增加。这种需求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包括政治上、文化上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目前中国有报纸2000多种，杂志8000多种，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约有2000个频道，有近10亿的电视观众，同时有超过1亿的互联网使用者。媒体、媒介成为中国对世界宣扬中华文化，加大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重要手段。但与国际同行相比，中国传媒在资本、经营网络、经营理念、管理体制和人才素质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文化贸易方面，我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逆差是以5一10倍的数字来显现的，中国书刊版权贸易上的逆差更高达10一15倍。因此中国媒体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专家预计，中国媒体要成为世界主流媒体，还需要很长时间，甚至10一20年。媒体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还肩负着促进世界文化交流，普及汉语文化，发扬宣传中华文化的艰巨任务。
2.政府作用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担负着提供文化服务的职能。界定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角色，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放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背景下考虑。十六届五中全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案就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对外开放的关键。这一提法表明了在“十一五”期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以前涉及政府职能经常从经济角度考虑，许多地方政府把GDP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唯一标准，中国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把重点放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科学发展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解决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次，政府具有制定文化战略的职能。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总的来说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文化产品的冲击。因为外国文化产品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具有比较大的优势，我国加人WTO承诺文化市场的开放，首先面临占有国际优势地位的文化产品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冲击。第二个是文化资本的冲击。当外国文化产品在文化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份额时，他们一定会谋求对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整合。国际文化资本进人中国参与整个中国的文化企业的生产，采取某种本地化的生产方式，就地整合资源，就地生产、产品就地出售，这是一种跨国文化企业的比较合理的商业模式。近年来，外国文化资本进人中国文化资本市场势头一直比较猛烈。第三个是文化价值观的冲击。随着外国文化产品的普及，它负载的是外国文化价值的内容，它一定会对我国文化消费者在文化心理、文化认同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三方面构成全球化对中国文化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需要制定本国文化发展战略，宣扬中华文化，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对此，日本的经验可以借鉴。学术界认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其发展的历程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这段时间，被人称之为“军事立国”阶段。从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被称之为“经济立国”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阶段。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发展战略的转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与美国、欧盟并驾齐驱的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日本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包括环境的问题、国家形象的问题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日本适时提出了文化立国的目标，这个目标包括这么一些内容：首先，要确立一个国家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创新精神的一个国度，而不仅仅是能够制造物质产品的国家。其次，要尽可能地满足公众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再次，要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环境，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文化战略是许多发达国家为促进本国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我国目前也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发展文化产业，实际上制定文化战略也是政府应对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的挑战。
3.对外贸易自身作用
对外贸易自身作用体现在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大对外文化贸易来促进本国文化走向海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近期来看，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何通过整合我国的文化资源，开发我们的文化产品，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增加我们产业附加值，无论是高技术附加值，还是高文化的附加值，目前正在成为一个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新的战略重点，这就造成了一个大的发展态势。即把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融为一体，把文化产业和传统产业融为一体，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中国作为世界的制造业的中心这两件事也结合在一起。我们不仅要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所谓“中国制造”，而且我们要变成“中国创造”，我们要成为一个世界的创新中心。
三、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渐衰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呈现了严重的逆差。改革开放，特别是国家“十五”规划实施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到在海外多个国家设立100多所孔子学院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同中国经济和政治在世界上的地位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的主要产品，无论是文艺演出、影视作品、图书期刊、动漫产业还是语言文化等，存在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人超”，处于绝对输人国地位，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这对于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来讲，对于一个正快速发展追求民族复兴的国家来讲，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1.缺乏品牌文化产品
我们输出的文化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反映当代中国发展面貌、当今中国人核心价值观和精神风貌的文化作品有限，有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的原创作品太少，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内在魅力、代表国家形象的高端文化产品更是凤毛麟角。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仍停留在以展示剪纸、泥人、刺绣、大红灯笼之类的民俗作品和兵马俑以及其他出土文物等为主的阶段，在国外较有影响的戏剧歌舞和影视作品也仅仅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动漫产业与美国和日韩相比我们才刚刚起步。我国现在还没有能够吸引人的、占领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产品。而美国的品牌文化产品就遍布世界各地，如可口可乐、麦当劳以及各种美国大片等。
2.观念滞后，缺乏创意
在传统观念中，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国人很少想到去卖文化，这种思维方式与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不少的差距。文化产品能否赢得市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其所内含的文化价值、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情感因素；在于文化产品是否具有思想感染力、情感的亲和力、精神的震撼力以及生活方式的凝聚力。只有赋予文化产品这几种力量，才会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认可，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购买你的产品。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企业在制定贸易策略时应注意与当地文化融合，创造为当地人易于接受又有吸引力的情境。在整个经营设计过程中注意配合文化环境要求进行创新，既要创造出适合销售国文化的产品，又要使定价的方式和程度为之接受，还要找到适合当地的渠道，采取购买对象乐意接受的宣传方式。美国人在中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店里将玉米羹、汤和可乐同售；海尔在美国的成功定位等都是中美文化融合的良好开端。
3。缺乏国家战略与支持
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缺乏国家战略，缺乏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扶植，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缺乏国际化的运作和推介。国家应制定对外文化交流发展战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着眼长远、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循序渐进，搭建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平台，策划组织一系列高端的中国文化产品，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整体水平。
四、扩大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的现状是文化实力与经济大国地位严重失衡。文化的“人超”地位，客观上为西方文化提供了文化受众，强化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力，甚至影响了国家的文化安全。“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目标，中国文化要繁荣振兴，要加大对外交流已经刻不容缓。
第一，国家应制定和推行战略性文化贸易政策。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过程中推动文化的发展，是国家在制定文化贸易战略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政府进行合理的干预，适当运用关税、补贴，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会刺激和提升我国的文化产品乃至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也都采取过这样的政策。
第二，国家应加强完善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体制机制。互联网的无界性，使文化传播可以突破时空界限，对全球文化的发展、创新和传播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发展潜力巨大，是我们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阵地和窗口。建议国家专门建立一个部门，招募聚集一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和网络技术人才，负责互联网的对外文化传播与管理。
第三，加强对海外受众的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和思维特性的研究，以增强针对性；善于借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例如歌剧、舞蹈、交响乐等，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加强高等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国家良好的文化形象，有创意的、高精尖的文化艺术产品，要靠优秀的、杰出的文化艺术人才去树立、去创造、去表现、去经营。国家应按时代和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需要，设置更高层次的教育机构，对其投人更多的资金和精力，使这样的教育和培训机构成为国家文化走出去所需杰出人才的摇篮，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力不竭的助推器。
第五，要借助通晓国际文化市场和运作的国际化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的优势，用符合国际市场的运作方式，推介中国文化产品，传播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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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背景下科学技术与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来自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到一起工作或学习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中国正在大踏步走向世界，这种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使得中西方文化不断交织与碰撞。思维方式、文化背景、语言习惯的差异不断挑战着我国当代大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大学生只有具备广博的文化素养、通晓世界规则，熟悉中西方沟通方法和技巧，才能满足开放的中国对外向型人才的要求。我国高校如何切实通过有效的素质教育引导大学生在接受世界文化洗礼的同时，冲破文化和语言的局限性，提高包含跨文化交流能力在内的软实力，成为日益凸现的课题。不断探索提高大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方法，成为高校教育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之一。
一、跨文化交流能力的组成部分
人是文化动物，所谓人与人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就是指跨文化组织中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信息、知识和情感的互相传递、交流和理解过程。广义上讲，跨文化交流发生在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例如中国大学生与外国留学生之间的沟通。狭义上讲，跨文化交流还可以发生在相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例如大陆大学生与香港大学生之间的交流。因此，跨文化交流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环境中随处都有可能发生。
培养大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就是要培养他们学会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有效沟通，用“别人能理解的方式”表达和传递自己的方式。鉴于人们在交流内容、层次和方式上有所差异，跨文化交流能力一般包含4个方面的内涵：
1、双重意识层面
培养大学生的跨文化交流意识是基础。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跨文化意识等同于接受异国文化，认同异国文化只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前提和基础。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国际意识”;另一方面更要牢固树立“民族意识”。跨文化不是“西化和分化”，国际意识与民族意识是有机统一的。不了解非洲的殖民历史，会认为日本侵华战争是世界上最惨烈的悲哀；不学习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就无法对当今的市场做出正确判断。走向国际，既要吸收世界其他民族的先进经验，又要辨别是非，捍卫民族利益与国家尊严，用宽广的胸怀接纳世界，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开放交流。高科技、新技术、大资本，最终都要回归自己的泥土――文化、历史、信仰和语言。国际化是手段，保护传统、共同发展才是目的。
2、文化知识层面
当外来文化震荡中国传统文化，当西方价值观融入东方人的血液，我们走出封闭和僵化，不可避免地接受多元文化的冲击，在欧美强势文化的挤压下生存和发展。大学是各种文化和社会思潮传播的前沿阵地。文化的多元性增强了当代大学生的主体性，但与此同时，也使我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冲击。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别人的方式需要知识和文化。只有熟悉自己的文化，才能将其兼容并蓄、传承发扬。同时，知识的掌握决定了跨文化交流的意识层次与实践水平。因此，大学生应当了解世界人文地理、风土人情、涉外礼仪、日常交往准则等通用知识，学习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常识。
3、语言技能层面
语言交流和文化传承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语言的变化离不开文化的发展，而文化的传承又要靠语言交流来进行。掌握不同的外语工具，了解自己和其它语言表达习惯的差异，可以提高跨文化沟通的有效性。目的语习得与异国文化紧密相连，大学生必须在掌握语言工具的同时，将其与文化同步结合。
4、情感因素层面
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如果大学生不适应交流方的文化，就容易在心理上产生混乱、沮丧、孤独感、失落感。因此，尊重文化多样性是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文化交往的大前提。包容、开放、积极的心态至关重要。跨文化交流要承认各民族文化差异，大学生要在情感上互相尊重，求同存异；要在日常交往中避免心理排斥力和对抗力，要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学会寻求合作，增强对外交流的情感纽带。
二、大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现状
1、片面理解大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
英语仍旧是当前大学生最主要的第二外语，这导致学生对英、美国家的文化掌握得比较好，而对其他国家不甚了解，甚至出现忽视本民族文化的倾向。有的学生认为英语好就是掌握了较好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忽视了语言背后文化和知识的积累；有的学生认为跨文化交流只发生在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轻视相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人群之间的沟通；还有的学生认为跨文化交流只涉及使用非中文的情景，其实上即使是使用中文与国外友人交流，仍旧需要跨文化沟通技巧和能力。
2、应试教育下的语言能力的缺失
在实际目的语习得过程中，很多高校仍然只注重语言基础知识的学习，忽视目的语国家的文化知识、人文背景的讲解。以英语为例，很多学校以四、六级通过率来考评英语教师的教学效果，学生也多以拿到四、六级证书为最终目标。结果导致大学生很难用得体的英语与来自他国文化的人士直接交流或深入沟通。
3、对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轻视
翻开各高校的课程设置，除英语、语言学和新闻传媒等专业有跨文化交流方面的课程外，其他专业的课程都围绕各自的培养方向设置，几乎看不到跨文化交流方面的训练和培养。一方面，大学生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认识不足；另一方面，除了网络资源外，大学生全面、深刻认识世界文化的机会较少。
三、提升大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方法
1、浸泡式英语教学全面提升大学生语言能力
外语教学既要注重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又要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要把文化教育贯穿于语言教学中。北京工业大学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实行“浸泡式”英语教学模式，使学生最大程度上实现“不出国的留学”。全英文授课、英文课件、英文教材、外籍教师等优势条件为学生打造良好的英文学习氛围，帮助学生形成用英文学习、思考的习惯以及真正的英语思维。浸泡式英语学习通过自然习得的方式获得目标语言能力，使学生在获得接受性技能（receptive skills）的同时，也获得产生性技能（productive skills）。学院通过全方位的英语教学发展学生英语技能，确保他们能够熟练运用英语获取知识，进行学术研究，清晰准确地表达思想，为未来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都柏林学院不仅能营造出令人愉悦的英语课堂氛围，还在课余期间组织丰富多彩、富有成效的活动，最大程度调动学生对英语学习的积极性，使其在浸泡式英语学习氛围中，充分享受随时随地学习和使用英语的乐趣。
2、重视跨文化交流实践环境与平台的构建
为塑造学生积极、开放、包容的文化价值观，培养精通中西文化的一流人才，北工大都柏林学院注重通过系列文化讲堂、企业参观实习、与留学生互动等渠道为学生营造中西方文化交融环境。学院每年以奖学金形式资助优秀学生假期到爱尔兰都柏林大学进行短期访学，加深对西方文化习俗、都柏林城市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状态的认识。同时，学院还为学生提供大量文化交流的机会。学生可以参加爱尔兰驻华大使馆的开放日，出席都柏林大学中国校友会成立仪式、爱尔兰驻华大使馆社交媒体见面会等活动。为了帮助同学们扩宽视野，了解中西方文化的特点与异同，学院在新生头年教育计划中开设以文化、习俗、节日、法律为主题的西方文化课程。同时，为了增加学生知识的广度与深度，使学生兼备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学院还开设通识教育系列公开课，以超市自选形式，让学生择选自己感兴趣的课堂，真正做知识的主人。
3、提高教师队伍跨文化交流能力是保障
北工大都柏林学院努力实现中西方教育理念的交叉与融合，在日常知识传授中渗透文化，培养国际意识和民族意识，为我国高校素质教育提供了宝贵经验。学院要求外语教师由知识传授型向能力培养型转变；鼓励非外语类教师加强跨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招聘外教或具有海归经历、良好英语能力的教师从事学生工作，确保辅导员队伍、学业辅导团队、学术生涯导师团队、课堂助教答疑团队、心理咨询服务团队等，在课堂外仍旧坚持使用英文帮助学生解决学习及生活上所遇到的困难，引导学生发展，在知识传授和生活引导中渗透文化，培养意识。
参考文献：
[1]张峰，跨文化交流能力在大学后继续教育中的培养，继续教育研究，2001年第5期
[2]林莉，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与大学生社会发展适应能力的提高，武汉科技学，第19卷第5期，2006年5月
[3]熊佳全，论大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北方工业大学学报，第22卷第2期，2010年6月
关键词：中非音乐；交流；反思
1 研究成果所呈现的特点
1.1 文献数量增长迅速，尤其21世纪以来15年里研究成果激增
据统计，自建国以来近10年来，国内对非洲音乐的文献研究基本处于空白期，并无相关理论研究论文的发表，而自1963年
发表的第一篇研究论文以来，近50年间共有论文181篇，而2000年至今产出论文146篇，增长率达到16.3倍，研究成果占总量的81%。而本文所统计数据截至至知网上2015年9月之前发表的成果，加之有尚未统计到的，故而文献的数量发展还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1.2 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发展，侧重不同
建国初期的学者只是聚焦于革命歌曲、非洲传统乐器的简单普及介绍以及翻译国外学者对非洲音乐的研究著作。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研究非洲音乐的视角更加开阔，在非洲音乐不同方面的研究中都颇有成果，其中乐器与器乐的研究所占比重最大。进入21世纪以来，除了在音乐概览、乐器与器乐以及歌舞音乐方面文献数量有大幅增长外，还在音乐作品分析以及音乐与其他领域的联系研究上有零的突破，在不同学科的视角下探讨非洲音乐。
在研究范围方面，对非洲音乐的研究从起初仅关注个别非洲国家的音乐文化到之后逐渐研究更大的非洲领域上的音乐文化，将北非、南非、东非、西非等囊括其中。在充分研究非洲本土音乐文化的基础上还能将非洲音乐与其他民族音乐进行对比研究。
2 演出学术交流所呈现的特点
2.1 中非演出交流日益频繁，完成从单纯政治演出到官方演出和民间交流相结合的转变
建国初以官方交流演出为主，其中东方歌舞团的交流演出为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当时外交政策下的文化交流产物，有着较强的政治目的。自2000年以来，官方交流日益紧密。从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成功举办以来，中国已与非洲各国共签订了65个文化协定，已执行文化交流计划151个。中国同非洲国家的表演艺术团互访达数百起，上万人次。由此可见官方演出交流十分频繁。
此外，中非民间音乐文化交流的开端也从2000年开始，除民间中非文化交流组织开展了大大小小频繁的艺术交流活动论坛之外，还有中非人民自发的音乐交流，不胜枚举。如非洲歌手玛丽亚在背景举行个人演唱会，聚集在广州的非洲音乐家团体，他们往往自发来到中国，从事其他工作同时又是音乐家，是中非民间音乐文化交流最普遍且具有代表性的群体。
2.2 演出交流内容逐渐融合中国地方民族特色
中国赴非洲的文艺演出团参与省市之多、出访艺术团演出水准之高、表演形式之丰富，与以前相比都有较大提升。并且由早期的国家歌舞团出访为主转变为加入了地方艺术团的出访交流，为非洲带去了更具民族特色，种类多样的中国音乐文化。如2008年云南艺术团、北京华夏民族乐团、福建艺术团携“闽江韵”赴非访演、2014年西藏艺术团赴非访演。这些带有民族特色的交流演出将更具本土化的中国音乐艺术带去了非洲，向非洲展示了包含多种民族音乐文化，内涵丰富的中国音乐。
2.3 学术交流有更多专业音乐院校参与，促进双边共同进步
中非文化艺术的学术对话呈现繁盛之势，为中非音乐的学术研究提供更好的学术理论平台。自2012年起举办中非文化部长论坛，为中非在新时期深入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新的指引，同时促进中非学术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除官方组织学会所举办的学术交流研讨会外，2000年以来开始有专业音乐院校参与其中，牵头举办了中非音乐交流会议及活动。如中央音乐学院相继在2005年、2007年举办“中非音乐对话”，期间邀请了国内外诸多学者专家参与学术讨论。此外，孔子学院、驻非中国文化中心音乐文化课程的开设以其创新的方式，固定有序的实践加深非洲对中国音乐文化的了解如定期组织戏剧表演、音乐会等活动。由此带动人才交流与教学研究的发展。可见“非洲学”在高校内的逐渐受到关注与重视，专业音乐高校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与资源环境，为非洲艺术文化在中国的交流与发展贡献力量。
3 突出存在问题检视
3.1 论文研究缺乏深度，学位论文鲜少产出
近年来对非洲音乐的研究虽在数量上有了显著的提升，然而从学位论文与期刊的比例来看，建国以来对非洲音乐研究的期刊文献总共为176篇，学位论文仅有5篇，且5篇均为硕士论文，二者的比例为35∶1。多数音乐研究层面仅停留在对非洲音乐的简要性概览介绍上，或是描述自己对非洲音乐的感受体验，虽给予非洲音乐一定的关注度，学术角度依然缺乏，专业性依然不够。一般来说，学位论文相比于期刊论文更具严谨性，其掌握资料的全面性，学术思考的深度和学术关注的角度都具有优越性，而建国以来仅有5人（董云、吴娟、谢佳音、杨英、李彩）选择将非洲音乐文化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选题，尽管有人进行了博士学位的攻读，但其博士论文也另选他题，对非洲音乐的研究持续性不强，也不禁令人惋惜。
3.2 研究类别存在低层次重复，学科交叉性不足
在占有较大比重的研究论文中，有不少文章的内容选择和论述成果都缺乏新意，存在着低层次的重复，如在笔者统计的26篇研究非洲鼓文章中，其中有5篇将非洲鼓的“说话功能”作为研究角度，论述内容雷同，材料的选择和论述的成果都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另一方面，虽然国内已有部分学者从音乐人类学的角度探讨非洲音乐，也有学者研究文学、哲学思想与非洲音乐的关联与发展，但是数量仍然不足，讨论的深度也有待再发掘。
3.3 缺乏国外资料，译著数量稀少
［关键词］文化交流“逆差”现象
Abstract:Culturalcommunicationpushespeopleforwardinthelongrunofhuman''''scivilization.However,thecommunicationontheunequalfootwillinevitablybringaboutthenegativeeffecttotheweakerpart.Theso-called“adversebalanceofinformation”phenomenonhasbeenraisedinthispapertocalltheattentionsofthewholeChinamedia.
Keywords:Culture,Communication,“AdverseBalanceofInformation”phenomenon
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就没有停止过。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文化交流的内容、形式和规模都不一样，但人类进行交流的需要、愿望和迫切性是完全一致的。也正是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使得人类社会不同地区的文明进步大体上保持了同步水平。那些发展速度相对较快的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交流和文化的对外传播方面相对走在了前面。“每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域外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文化的开放性就表现在这里。”①为了保证自己文化的正常发展并及时地、连续不断地吸收来自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营养，多个国家和民族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对外传播媒介的建设就是这种探索和努力的有效工具与手段。
文化是人类社会物质财富创造和精神财富创造的过程及成果的体现，它存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成果只有不断地充实于全人类的整体发展过程中，并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进行不断的交流、融合，才能得到继续进行的动力，进而加快本国文化进步的速度。在这一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用于文化交流、传播的各种信息传播媒介。正因为如此，人类为创造发明和有效使用传播媒介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为不断地完善、改造传播活动的内容、形式作出了成功的探索。目前世界上现有的传播模式和传播市场格局就是这些努力和探索的阶段性成果，也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得意的成果。平心而论，目前的传播格局和传播模式在促进人类文化交流、加强人类信息传播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形成人类社会相对稳定的关系形态同样具有特别重要意义。但是，在这种表面现象的背后，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了存在的许多问题，特别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变化，人们对长期习以为常的文化交流模式和文化传播市场格局产生了许多的疑问。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文化交流不平衡、信息传播不对等的问题。
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民族与民族关系时，一个重要的原则是自主、平等，无论是多么强大的国家和民族，在与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时，都应该以国际大家庭一员的身份出现，绝不能因为自己政治和经济的强大而企图在文化上也实行强权式的垄断。无论多么弱小的国家和民族，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都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作出过自己积极的贡献，他们同样都有在国际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市场上平等参与的机会和权利。“一个民族或国度文化的进步，离不开文化传播的健康进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交流的文化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静态系统；断绝与外来文化信息交流的民族不可能是朝气蓬勃的民族。”②所以，国际上的许多有志之士长期以来为争取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平等交流，进行过不懈的努力。但由于利益的关系，特别是以强国自居的国家的一些人和一些媒体，却似乎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点，在他们眼里，自己所在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是最先进的、十全十美的文化，并企图以自己认为最先进的这种文化代替或同化世界文化，让众多他国、他民族文化对自己俯首称臣。因此这些国家及其所属的媒体，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文化产品、文化观念、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凭借发达国家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等方面的实力，他们很快在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市场上取得了绝对的优势。本应以同等规模和数量与发达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同样由于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弱势，在文化交流中不得不处于下风，文化交流中的“逆差”现象由此而来。
文化交流的“逆差”，一般是指一个国家在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引进文化要素的数量大于输出文化要素的数量，外来文化对本国的影响大于本国文化对外国的影响的现象。这种国与国交往中的“逆差”现象在经济领域早已有之，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而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中的这种“逆差”问题却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逐步被人们所认识的。近40年来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对此予以高度关注，为改变这种状况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提出“建设世界新闻新秩序”为核心的一些设想。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年的努力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进入90年代以来，文化交流的“逆差”现象反而愈加突出了。甚至有人公然提出以强势文化或所谓的“优良文化”同化、影响甚至取代弱势文化。于是某些发达国家的传播机构打着传输文明的旗号大举地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的传播，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文化制品以铺天盖地之势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狂轰滥炸，大有取发展中国家本地文化而代之的趋势。“总的来说，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③这里所说的共同的价值等指标都是以发达国家文化为标准的，特别是以美国文化为标准的。凭借强势文化的优势，美国人将他们的文化观念转化为世界共同的观念。就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尽管应该具备同发达国家进行对等文化交流的地位和机会，而实际上强弱文化在交流过程中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
自从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占据世界文化主流地位的阶段以后，世界文化交流的速度借助于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大大加快，但在各种不同类型的传播渠道中流动的却主要是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文化。尽管发展中国家十分希望自己国家的文化也能在世界文化市场上取得一席之地，但往往事与愿违。在经济上处于劣势的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交流中同样始终处在劣势状态。甚至连一些经济上发达的国家，由于在国际斗争中地位的变化，在文化交流方面同样感到了被动，不得不关注本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现状。如一向以人类文化优秀成果集中发祥地著称的欧洲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举起了“文化反击战”的旗帜，因为他们看到，“好莱坞的模式是欧洲的电影模式；美国歌手占据着欧洲的排行榜；而欧洲的互联网语言也是说英语的。美国的文化入侵成了全欧的问题。”④实际上，包括法国在内的众多欧洲国家多年来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是同美、英保持一致的，但他们慢慢发现，美英已经占据了垄断全球文化的“话语权”，以英语、好莱坞、麦当劳等精神的物质的文化符号为内容的美国文化具有同欧洲传统文化竞争的巨大优势，一向以传统文化代表自居的欧洲国家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同样出现了“逆差”现象。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公布的数据，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墨西哥、瑞典、西班牙、波兰、俄罗斯、韩国等国家进口的影片中，分别有55-72%来自美国。在世界图书进出口贸易中，美英两国是最大的赢利国，顺差额都在12亿美元以上(1995年)。⑤而在世界文化交流市场上长期处在劣势状态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面对目前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就更加无法避免“逆差”现象的出现。
在我国，这种文化交流中的“逆差”现象同样严重地存在。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曾经有过修筑抵御外来文化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的铜墙铁壁的努力，并取得了显著成效，那时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大陆确实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处在长期封闭中的国内受众也没有大量接受外来文化的愿望和胆量，当时的中国国内文化可以说是非常“纯洁”的。这种“纯洁”也使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缺乏同世界主流文化的交流，导致我们一步步地拉大了同发达国家之间本已存在的距离，中国大有被排斥于世界主流文化之外的趋势。当国门被打开之后，我们才惊讶地发现，世界文化的发展早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继续在妄自尊大、自我封闭的路上走下去，将使中华民族一步步陷入困境。于是对外来文化的介绍、引进甚至模仿、学习，就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外国文化大规模地进入外国人一直感到神秘的国度，令发达国家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们兴奋、激动。而同他们一样感到兴奋、激动，甚至还有些刺激的却是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在极左文化思潮统治下生活太久的亿万中国受众，象发现新大陆一样接受了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文化，进而一点点地接受了这种文化所携带的生活方式、价值追求乃至思维方式，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于在一个12亿人口的国家找到巨大的市场，发达国家也就不惜代价发起了向中国的文化进攻，特别是以电影、电视、音像、印刷、娱乐、软件等多种形式的文化制品向各层次的受众发起了全方位的轮番进攻。据统计，在1998年我国图书报刊进出口贸易中，进口为3925。4万美元，出口为1212。65万美元。而电子出版物出口为2种，进口却高达170种，出口仅为进口的1。176%，令人触目惊心。⑤在单调、封闭的文化环境长期生活的我国受众在最初的一点吃惊、迷茫、下意识的抵触以后很快地适应了、喜欢了，并有不少人开始主动地、积极地追求了。加之国家媒体的主动倡导、文化传播市场上反映出的令人心动的收入，在国内出现了接受外来文化的一个又一个浪潮。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生产早已进入了大工业生产阶段，所以在很短时间里，来自国外境外的资本主义文化产品在数量上和影响力上迅速取得了主动地位，并逐步加大传播力度、提升传播层次，在我国文化传播市场上的信息拥有量和传播影响力大有超过我国传统文化之势，文化交流中的“逆差”现象在我国同样产生了。就连刚刚在我国开始普及的互联网上，运行的绝大多数信息也是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少而又少的国内中文信息根本无法满足国内用户的基本需求，人们只有转向外国网站寻找信息。发达国家在新一轮的媒体竞争和文化交流竞争中又抢到了先手。而我们国内快速膨胀的网民队伍仍然在为发达国家文化的进入提供着可观的市场。
造成文化交流“逆差”现象，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发达国家在本国文化与信息市场上对发展中国家文化信息产品的封锁，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不能等量进入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市场对发达国家是全面开放的，而发达国家只把自己认为必要的文化信息制品引进自己的市场。这一来一往中的差距就是文化交流中“逆差”形成的主要原因。所以说，造成文化交流“逆差”的主要责任在发达国家一边，事实上当代国际文化传播的主动权自始至终都掌握在他们手中。
文化交流“逆差”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造成了许多问题，“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一些弱小民族弱势文化，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在大量西方文化的熏陶下，就会发生向西方文化的变异，有的会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⑥虽然文化交流中出现的问题不像战争或经济侵略那么直接、那么现实，但这种“逆差”的累积性后果也是十分令人深思的。在有些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逆差”已经对国家发展和人民正常生活造成了损失。而发达国家的媒体又有意识地利用“逆差”的便利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文化入侵”，尽管常常打着“新闻自由”、“传播自由”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文化事业的旗号，尽管所传播的内容表面上也确实是纯娱乐的、纯文化的。隐藏的越是巧妙，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麻烦也就越大。特别是“以直接冲击人的视听感官为特征的电影、电视及音乐，虽然对大众而言主要是娱乐品，但它们同时也必然是文化传统、政治理念或价值观的载体；换言之，它们在娱乐大众的同时，也在向他们暗示着、诉说着关于是非善恶、关于民族国家、关于伦常秩序的种种观念或评价尺度。”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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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的“逆差”首先对“入超”国的文化传播主权和文化传播资源形成威胁。主权和资源对任何国家都是十分宝贵的，并且具有十分特殊的“唯一性”，一旦被别人侵犯或占用，是很难恢复原状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先后完成了民族独立过程，取得了国家主权，但由发达国家长期造成的“文化殖民”现象并没有随着殖民者的离开而消失。相反由于发展自己的文化传播事业的需要，不得不委托发达国家培养传播人才，从而接受了发达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和传播模式，有些国家的传播机构成了发达国家媒体在海外的“代言人”、“办事处”，有些传播媒体基本上是发达国家传播机构的“克隆”。在我国目前的文化传播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外来文化信息制品，由于它们的存在，使有限的传播空间和传播渠道被占领，同我国自已的传播媒体为争夺受众展开了搏杀。而在内容选择、资金投入等方面的差距，使我国传播媒介常常处在被动状态，受众数量的减少、传播市场的缩小，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以前我国传播媒体曾有得天独厚的市场专有权，在国内的各种传播活动都受到国家的保护，如今却被外来媒体和外来文化插了一杠子，市场风云突变，只有仓促应战，为争得尽可能多的受众和市场而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这样的外交难题，由于自身传播力量的微弱，自己的国家形象是由西方大国塑造的，一交手，首先是处在一个先行的、被歪曲、被误解的偏见中，被剥夺了享受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外交礼遇，一旦被激怒，又引来更多的非议与围攻。自己的立场、观点都无法在正常的舆论环境中让人们知晓，更谈不上理解与支持。”⑦
文化交流“逆差”给发展中国家受众造成了“文化紧张”局面，整体文化素质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受众被迫接受超出自己信息接受和处理能力的大量外来文化信息，囫囵吞枣式的信息接受现象普遍存在。“一下子生活在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中，感到迷茫和压抑。”⑧“文化紧张”正是由于某种强势文化突然进入原本单一、封闭的弱势文化环境后，给在单纯文化环境中长期生活的受众造成的紧张、焦虑、迷茫、无从选择等心理压力和情绪压力。为缓解这些压力往往要付出很大代价。自从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时代以来，世界各国之间的发展速度明显拉开，原有的文化发展的格局被打破。资本主义国家为适应向世界扩张的需要，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承受能力，大肆倾销文化产品，企图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世界各国的文化都纳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不甘心于本国文化就此衰落，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混战使文化的接受者们常常无所适从，特别是对外来文化由于陌生而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恐惧和盲目，紧张状态在短时间内无法消除。
文化交流“逆差”给弱势文化地区造成了价值体系的混乱和价值观的冲突。虽然目前人们对世界的“一体化”非常感兴趣，也在高喊文化的“多元化”，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和社会成员都做好了进入“地球村”的准备工作。在本国本民族文化环境中生活了若干代的人，很难在一种域外文化进入时迅速地抛弃原有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转而信奉自己并不认识和熟悉的“时髦货”。祖先遗留的文化传统和每个人在特定环境中已经形成的价值体系将在长时期中产生下意识的作用。就连一些自以为非常前卫的现代派，在以外来文化的卫道士自居的同时，必然拖着传统文化的尾巴。对众多的普通人而言，面对外来文化和本地文化所支撑的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往往很难作出孰是孰非的准确判断，也就很难在行为过程中有满意的结果。特别是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受众，很可能被不断进入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和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争斗搞得左右为难。我们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20多年中就经历了并且在继续经历这一过程。为人民服务和既得利益、大公无私和个人主义、团结互助和自我奋斗、个性张扬和老成持重，几乎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迫使人们进行新的选择。外来文化信息制品提供的全新观念，带给人们的是同原有观念形成巨大反差的现实。就连我国自己的媒介，为了争到必要的传播市场，也不得不给外来文化提供一席之地。十几家电视台同播一部境外电视剧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文化交流“逆差”的最终结果将导致弱势文化的被同化或文化殖民的产生。尽管在外来文化进入的初期，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应、不习惯，但当外来文化逐步地在新的环境中适应、扎根以后，就会在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产生类似于传统文化式的影响。很少有人能抵挡得住外来文化、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强势文化如今这种大规模的侵入。在我国，来自美、英等发达国家的影视作品每周都冠冕堂皇地出现在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众多媒体的传播过程中，至少来自港、台等资本主义地区的影视作品更是充斥于各级传播机构的传播内容安排中。在相对先进的物质产品的配合下，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正在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吃麦当劳、喝可乐、穿牛仔服、用名牌车、唱卡拉OK、看好莱坞电影、打高尔夫球，这些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时髦行为在中国的每一个大城市和偏僻小镇几乎都可以看到，在五、六十岁到七、八岁的每一个年龄段的人群中都有不少人尝试过。就连刚刚才呀呀学语的幼儿也嚷嚷着要吃麦当劳喝可乐。相反对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许多人却是那么陌生，年龄越轻，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取向就越接近资本主义文化，不能不说与文化交流中的“逆差”现象有密切关系。甚至在一向以清高、自主、独立自诩的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这些年同样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影响和干扰。一拨又一拨的外国文化思潮、学术思潮不断地在我国思想、文化、学术界造成冲击，在年轻一代的学者和各种文化人当中已经很难找到纯粹的“国学家”了。洋人的思维方式、洋人表达方式都很受学术界的青睐。在“一体化”、“全球化”、“地球村”等美好的理想背后掩盖的是发达国家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们成功的喜悦和无比的兴奋。
虽然说，同发达国家文化入侵进行抗争的最好手段是发展经济和军事的实力，通过提高国家整体实力的方法树立本国文化在国际文化传播市场的地位，但文化自身绝不是无所作为。而对资本主义国家一天天强大的文化进攻，发展中国家只有针锋相对，强化文化主权意识，并利用国家的力量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外来文化进行积极的防御，同时要设法加大本国文化的输出能力，提高本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和影响力，才能在世界文化传播市场上取得主动权。如果指望发达国家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对发展中国家施以公心和同情心，那将继续加剧文化交流中的“逆差”和“入超”现象。依照发展中国家文化的明显特色和丰富多彩，进入世界文化传播市场应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注释：
①丁宗和：《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②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
③［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④龚刚：《欧洲文化反击战》，见《南方周末》2000年6月30日。
⑤刘继南主编：《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页。
⑥关世杰：《国际文化传播》，见上书第250页。
⑦杨伟芬主编：《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噶尔家族被降罪之缘由探析
扎西当知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三期上发表有关吐蕃时期噶尔家族的研究论文。嘴尔・东赞宇松及其子孙是吐蕃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辅佐两代吐蕃赞普。对吐蕃王朝的统一、疆域的划定、法律的健全、社会的安定以及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但是，到了吐蕃赞普赤都松芒布杰时期噶尔家族遭到被灭门的悲惨遭遇。文章依据敦煌文献资料和古代汉文史料对噶尔家族被灭门的原因做了探析，认为：位高权重是噶尔世家获罪的客观因素；吐蕃王族的猜疑心理是噶尔家族降罪的主观因素；离间计是噶尔家族降罪的直接因素。得出这些结论的作者认为，据他所调查搜集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和唐宋有关吐蕃的文献史料中，并未发现噶尔家族背叛或谋反的丝毫痕迹。
关于古藏文写本的研究方法的再探索
巴桑旺堆在《中国藏学》2009年第三期上发表有关古藏文写本研究方法探索的论文。作者在海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多年的研究心得，提出了15种判定古藏文写本年代的方法：1、写本的物质载体纸张，2、书写工具笔墨，3、字体的书写形式，4、字体特殊的书写现象，5、书头符、点符、甸符，6、特殊构词或古语法现象，7、古词语和词汇互为通用现象，8、书写中的特殊符号，9、写本中的图像、绘画，10、写本的装帧形式及页面的设置，11、页码的标属形式，12、文字厘定原则，13、梵文术语的藏文拼写法，14、写本的抄经，校经者、施主署名，15、写本的题记。
班禅大师与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
王海燕在《中国藏学》2009年第三期上发表有关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论文。民国时期，汉藏佛教界的文化交流是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发展的重要渠道。其中，班禅大师躬亲力行，前往内地研讨显密持法修行，弘法宣化，举行法会，筹建蒙藏学院，组织翻译佛教经典，介绍藏传佛教的教理和修习方法，从宗教与国家、宗教与政治的层面来弥合汉藏宗教文化认识上的隔阂。班禅大师在促进双方关系向纵深发展上超越文化层面的承载，赋予文化交流以纠补汉藏关系的社会功用，在认识宗教文化的历史定位和角色问题上给我们新的思考与启示。
1939～1944年西康省康属各县宗教样态的社会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