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上《呼兰河传》，脑中萦绕的是萧红作为一位女性，在创作中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审视，从某种意义上说，“呼兰河”就是萧红途经的所有地方，有萧红生活过的全部岁月。
“呼兰河”就是萧红灵魂的肉身：她的起源与归宿。作品通过对自己故乡的回忆，以朴素率直、凄婉细腻的笔调，真实而感人地再现了她童年时代东北农村黑暗、落后、愚昧的社会生活，揭示了旧的传统意识对人民的束缚和戕害，表达了她对家乡人民苦难境遇的深切同情。同时，对旧风俗、旧习惯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对萧红来说，“呼兰河”显然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空间形式，它同时是一条绵延的具有贯穿性的线(河)和一个固定的点(城);事实上，它象征性地暗示了萧红生命的两重性：对流浪与安居有着同样强烈的渴望，这样，萧红的“呼兰河”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得以凸现。一方面，“呼兰河”在某种空间———东北小城，和时间———萧红十六岁以前的岁月上静止着，作为一种有效的参照物和目击者，见证着萧红的“在”与“不在”;另一方面，它又流动不息，穿越众多认识纷纭和离合聚散，与萧红一起经历一次又一次出走，体验生命的创痛和无奈。始终在她心里，大门外的流浪者，在没有回忆的空虚的景色中，我们每一个人带着一瓮家乡的土，很久以来收拢来的能摸得着的土。
值得一提的是，“呼兰河”在萧红那里极具私人性和独特性，它更多地属于萧红的个人体验：她的想象、记忆、梦幻和文字———属于萧红的心灵空间和私人地图。在香港，“呼兰河”以话语的形式公开而完整地浮现，这使萧红在世的最后一个空间香港和最初的空间呼兰河有某种程度的混淆。换句话说，文字、记忆和幻想吞噬了萧红的现实生活，香港作为一个现实空间，开始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和缝隙。这种空间的相互重叠和彼此渗透缘于一种相似的寂寞。
萧红有一个寂寞的童年，“呼兰河”小城的生活是寂寞的。萧红的童年生活就是在这样的寂寞环境中过去的，寂寞从此像烙印一样深深留在她心灵上，即使许多年过去了，即使她从最北端走到了最南端。她仍然是寂寞的：在香港，“生活是寂寞的，心境是寂寞的，在医院里她自然更加寂寞了。”这种寂寞对她是可怕的，也是最大的威胁，皖南事变以后的香港文坛，其实是热闹、空前活跃的，而萧红感到寂寞是难以索解的。这是个“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天地”，一个“悲壮的、斗争的大时代”，一个小女孩的寂寞心境，被遗忘、被忽略、被批评，甚至被误解。
萧红唯一可以把握的，可以和她呼应的，只有自己的童年记忆了，以寂寞的心境，回忆她那寂寞的幼年———这可以解释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几乎竭尽全力地抓住了一个又一个童年细节，像要抓住些什么，把自己从虚无中解救出来。
作为一名女性，她是孤独和寂寞的。青年时逃婚离家，与萧军相恋、结婚、离异，孩子夭折，受病痛的折磨与病中无人照顾，直至孤寂的死去，年仅31岁。她的人生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然而她却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人生的遭遇、心灵的创伤和文学天赋，成就了萧红的文学创作。她以女性视角对生命进行了独特的观察和叙述，使凄迷哀婉的氛围贯穿作品。她把“人类的愚昧”和“改造国民的灵魂”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中，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这种感受和体验在萧红的另一部代表作《生死场》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相同的寂寞，使萧红的过去和此刻，远方和此地相互渗透，这种渗透中包含了吸引与排斥、拥抱与抵制、清晰与模糊、凸现与隐匿等诸种可能性。在《呼兰河传》里，萧红充分显示了一个出走的灵魂，对肉身的暧昧情绪：她所渴望的，也是她深深恐惧的;她想靠近的，也是她曾经拒斥的;她已放弃的，其实一直深深纠缠;她勇往直前，却只为了落叶归根。
她离开时，没想到要回来。她回来时，却是永远离开。
“呼兰河”成了萧红拥有无法统一、永远矛盾着的女性空间的象征。她或者留在这个固定空间里，享受稳定、可靠、安全、温暖，同时忍受沉闷、单调、压抑、封闭，甚至窒息;或者像水一样四处漂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随心所欲地流浪，同时也要面对孤独、受伤、各种陷阱、无法识别的危险以及风风雨雨。这种尖锐冲突着的空间意识是一种截然对立、不能调和的空间，但萧红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犹豫反复，她的生命力也被慢慢地侵蚀，损耗殆尽。既“极端渴望能自持自立”，又“极端需要依靠他人，特别是男人”的萧红，终其一生都没有解决内心的矛盾。
《呼兰河传》，茅盾先生在序言中称“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景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这部作品的完成，标志着萧红文学创作已进入成熟时期。
课文中萧红的《小城三月》这部作品，反复读了几遍，每读一遍，心里都会有莫名的失落，从初读时的隐约的伤感，到最后似乎变得有一些沉静，就像许多外国小说一样，被时代背景所压迫，深深的无奈，人性想要挣脱枷锁触碰美好时却友被巨大的压力所牢笼住。
终是被时代所绊住，悲剧收场，外国小说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艾米莉·简·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就类似这样，不过不同的是萧红作家的叙述方式以及各自的社会背景，作者那小孩般的平静的叙述，似乎没有很重的悲悯气息，就像对于这个悲剧的最终的形成，似乎是早就注定的，它在那个陈旧、封闭、黑暗的社会里也许不过是那许多不幸里的千分之一，在一个没有爱情的时代，婚姻只是一种人们习惯了的应有的无需任何感情来作为其根基的形式，只是那俗语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正是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所谓伦理道德，阻拦了我们的女主人公追求其自身真正的幸福的道路，而在一种接受了新的思想的影响后，想要摆脱却又无力摆脱旧的思想的左右，想要追求却又不敢追求真正爱情的悲哀中无从选择而最终凄楚的死亡。
她的死正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一个东方女性的爱情悲剧。 别林斯基说：“内容越是平淡无奇，越能显出作者的才能过人”，在这个故事里，一切都显得那么平淡，所有的情节仿佛司空见惯，就像你自己身边的生活，它没有像侦探小说里那样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它所有的那么简单，逛街，聊天，家庭的小小的音乐会，或是元宵节里的花灯，你感受到的故事是那么平常，但也正是在这么平常的生活里，这样的悲剧不断的上演，生活在岁月的年轮里剥蚀着它的华美的色泽，也剥落了幸福和快乐。
翠姨她是这么样一个细致的女人，当她那般想要买到那么一双绒绳鞋而终究不能如愿以偿时，她悲凉的感叹：“我的命，不会好的。”作者用一双买不到的绒鞋做道具，巧妙地暗示了主人公的悲剧命运。生活的悄然流逝，让这个最初单纯可爱的少女对婚姻和命运日渐恐惧，更增添了作品的凄楚和悲凉。萧红对翠姨很少做直接的心理描述，但她的追求、向往、痛苦、幻灭的心理历程，我们都感同身受、历历在目。
在那个时代里没有人理解她为什么死去了，甚至连她挚爱着的我的堂哥哥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孤寂的死去，那种典型的东方式的恋爱，深爱着对方，却始终不肯说出，只是深埋在心底，直到最后带去坟墓，翠姨就是这样不自觉的觉醒者，她的苦恼、哀怨以及小心翼翼，无不打着时代的烙印。她只能“一个人站在短篱前面，向着远远的哈尔滨市痴痴的望着”。即使和自己深爱的人单独相处时，也是拘谨着，互相说一些言不由衷的空话，而且一听到有人来，就赶紧慌乱地掩饰自己的窘态。只有在即将离开人世的弥留之际，四顾无人，才第一次失态的拉着爱人的手，“像要把心哭出来般”大哭。可是她的力量那么单薄。命运真的存在吗?在这个世界里的某个角落，会有那么一种无形的力牵引我们走向天堂或者走向黑暗的深渊，她的那颗小小的心里满足了，带着那一点用她的生命换来的执着，她苦笑着安静地离开了，她或许去了天堂,那片圣洁的纯白的地方，然而她究竟得到了什么，她的世界荒芜一片，忧伤蔓延。
也许那些值得纪念的生命里曾经确乎真实地快乐过，那些曾经的相遇，曾经在一起的日子，对她来说都是美丽的，正是为了这些美丽，她认为那些付出值得，她总是把自己看得过于卑微，那些过于美好而幸福的生活在她的眼里是奢侈的，于是她羡慕着‘我’的“读过书”,她羡慕着那种在她认为清白的出生, “她自觉地觉得自己的命运不会好的”，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啊!她没有发现自己其实是有那么许多美丽的，她会沉静而美丽地走路，会带着一种平静的感情讲话，她甚至还会弹大正琴，会吹箫、吹笛子，她有着那么多女孩儿所没有的，然而她的万般的美丽也没能让她逃脱这世俗的厄运，悲哀是早已酝酿着，她不能逃脱，没有人逃脱。
就是这样一个含情转睇、顾盼生姿的婉约的女子，表面似乎不露声色，而内心却时刻忍受着剧烈的痛苦，她忠于自己的爱情，不惜以生命献祭。三月的原野绿了，作者用散文样的笔调开始诉说，又用散文样的笔调结束了这一段悲剧的生活，春天的命运那么短，像极了翠姨她的那段短暂也许美丽过的生活。这“春”的背景，这么优美而悲切，这种东方女性的悲剧，在她身后留给了人们更多的思索。
三月春光美，情窦初开，煞憔悴。
从未有过一种心境，像满怀渴望大胆追求那般撩人心脾;从未有过一种风景，像少女怀梦笑靥盛开那般美丽动人;从未有过一种爱情，像郁结在心相思成疾那般伤感悲恸。
《诗经》中说：维以不永伤。可是翠姨，一个令人心疼的女子，被有始无终的爱情折磨、成伤乃至干涸而死。
她很朴实，却也喜欢新鲜的流行的东西;她很腼腆，却也能为一双鞋执著地跑遍全城;她很勇敢，却怀揣爱情从不说出口;她依从父母，面对包办婚姻只有暗自嗟伤;她没有过人之处，但在精致细节的刻画下愈显动人;她没有太多的话，没有太美的相貌，但她那悄悄沉淀至死不渝的爱情让她焕发生之光辉，死之哀伤。
萧红的刻画很细腻，虽从“我”的角度侧面述说翠姨，但翠姨仿佛生活在了我们身边，形象鲜明生动，我们为之感慨复叹唏嘘不已。
我不想把这样一个形象附以过多的时代背景和封建特色，仅仅从人的角度她就足以让我们辗转缅怀。
我见识过许许多多让人感慨的爱情，如崔莺莺誓死不屈的爱情，杜十娘破釜沉舟的爱情，林黛玉悲伤辛酸的爱情，子君冲破世俗的爱情，简爱坚强勇敢的爱情，等等。可翠姨的爱情又是区别于这些多种多样的爱情的。她不喜欢母亲给她定下的婚姻，却接受了，而又迟迟不肯完婚;她跟表哥相爱，又从不表露，只是一味地喜悦，一味地哀伤。她像一棵风雨中的小草，凄凄地摇晃，不屈不挠又无比沉痛地生存，终不堪忍受抑郁至死。
看完这篇小说之后，我久久无法从悲伤中返回，我为翠姨的死和整个世界的懦弱而悲伤。可是过后当我重新回忆，我发现我脑海中浮现的却是翠姨的微笑，悠久而甜美的微笑。
她已经挣脱了现实的樊篱，摆脱了躯体的困扰，她的灵魂永生，她可以在精神上延续她的爱情、她的生命。
“沅有芷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山有木兮木有枝，心念君兮君不知”。而生之所依、爱之所伏却让翠姨得以永生，她再不必眉头深锁而可以永久地微笑。
三月的花开了，三月的花又谢了。翠姨的爱情之花开了，随风消逝而去，却又开遍了整个星空。
我想这便是永恒。
没有禁锢，没有纷扰，像樱花盛开般烂漫;没有痛苦，没有哀伤，像挠拨金鼓般高亢。
只是生命，维以不永伤。
在这样一座小城中，三月的花开了;在这样一座小城中，翠姨的爱情之花开了。
在这样一座小城中，悲情下的妖娆之花开了。
“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学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萧红
也许正是因为欣赏萧红女士这种不凡的写作风格，欣赏她虽然短暂但却充实饱满的生活而被她的小说深深吸引。
今年寒假有幸读了以她其中一篇代表作《小城三月》为名的同名小说集，我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渐渐走进了她的世界，才开始真正地认识萧红，理解她的精神。
无论从《手》到《牛车上》到《山下》到《后花园》到《小城三月》到《呼兰河传》我都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她自身的独特气质和她本人对于小说的不同的诠释方式。就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她并不拘泥于千篇一律的、格式化的小说。她认为人应该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文学，表现文学。她在《小城三月》中的每一篇作品都表现了她的独创性。萧红女士深具冲破现存小说格局的魄力。她成功地打破了介于小说与非小说之间的厚障重壁，创造出了一种介于小说与散文诗之间的新形式。然而她的作品也不失那种女性作家特有的纤细敏锐。她的描写精致别样，使我们能深刻感受到她的作品包含的巨大文化含量和独特的生命体验。
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手》。她所描述的不仅仅是一双普通的手。它被“发黑”、“发青”这两个词概括地淋漓尽致。这双手在文章的开头就已给人深刻的印象，甚至让人在开始就产生了一种厌恶感。这双手贯穿了小说的始终，它几乎成了这篇小说中的专有名词，也成了主人公的代名词。然而作者要表达的不仅仅只是这么一双特殊的令人厌恶的手，也不是为了让人厌恶而塑造这么一个人物。她述说了一个出身农村染房的乡村女孩来城市学习的一段经历。然而，这个人物自始至终都受到人们的歧视。虽然她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但依然无法改变人们对她的看法。她所得到的只有嘲讽。她及她的父亲带着希望来到学校，却满载失望地离开。似乎这双发黑发青的手就是她的身份证。然而她就像永远无法洗净那双被颜料玷污的手一样，永远无法改变那些所谓城里人对她的根深蒂固的偏见。
文章以语言描写为主要的表达方式。校长对她的阴冷的语气，同学们尖酸的讽刺，以及她质朴、厚道的话语和父亲对女儿充满希望的语言塑造出了一个个人物的形象。文中许多极为细致的神态描写也生动得表现出了人物的心理话。而文章也以“我”的心里变化为线索。“我”从对她有一种莫名的抗拒到对她有一丝好感到她离开时的一线惋惜，表现了“我”的无奈、同情。这双手将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它不仅向我展现了这些人物，也向我展现了如此一个社会，如此一种氛围，留给人无限的思考空间。
而这本小说集中的每一篇作品都是值得一读的。不管是《小城三月》还是《旷野的呼喊》等等都与如今这个快节奏的繁华世界全然不同。它似乎带着我走进了不同的世界，让我去了解一种风俗，一种文化，一个社会，一种生活……显然，这种笔触与如今商业性极强的文学作品有着天壤之别。萧红女士通过该书所要表达的那种对人性美的追求是值得我们这些青年好好细读的。
萧红女士的生命虽然如此短暂，但她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小城三月》，一本怀旧经典的小说，就像一杯陈年老酒，香浓四溢，使人回味无穷!
合上《呼兰河传》,脑中萦绕的是萧红作为一位女性,在创作中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审视,从某种意义上说,“呼兰河”就是萧红途经的所有地方，有萧红生活过的全部岁月。
“呼兰河”就是萧红灵魂的肉身：她的起源与归宿。作品通过对自己故乡的回忆，以朴素率直、凄婉细腻的笔调，真实而感人地再现了她童年时代东北农村黑暗、落后、愚昧的社会生活，揭示了旧的传统意识对人民的束缚和戕害，表达了她对家乡人民苦难境遇的深切同情。同时，对旧风俗、旧习惯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对萧红来说，“呼兰河”显然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空间形式，它同时是一条绵延的具有贯穿性的线(河)和一个固定的点(城);事实上，它象征性地暗示了萧红生命的两重性：对流浪与安居有着同样强烈的渴望，这样，萧红的“呼兰河”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得以凸现。一方面，“呼兰河”在某种空间———东北小城，和时间 ———萧红十六岁以前的岁月上静止着，作为一种有效的参照物和目击者，见证着萧红的“在”与“不在”;另一方面，它又流动不息，穿越众多认识纷纭和离合聚散，与萧红一起经历一次又一次出走，体验生命的创痛和无奈。始终在她心里，大门外的流浪者，在没有回忆的空虚的景色中，我们每一个人带着一瓮家乡的土，很久以来收拢来的能摸得着的土。
值得一提的是，“呼兰河”在萧红那里极具私人性和独特性，它更多地属于萧红的个人体验：她的想象、记忆、梦幻和文字———属于萧红的心灵空间和私人地图。在香港，“呼兰河”以话语的形式公开而完整地浮现，这使萧红在世的最后一个空间香港和最初的空间呼兰河有某种程度的混淆。换句话说，文字、记忆和幻想吞噬了萧红的现实生活，香港作为一个现实空间，开始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和缝隙。这种空间的相互重叠和彼此渗透缘于一种相似的寂寞。
萧红有一个寂寞的童年，“呼兰河”小城的生活是寂寞的。萧红的童年生活就是在这样的寂寞环境中过去的，寂寞从此像烙印一样深深留在她心灵上，即使许多年过去了，即使她从最北端走到了最南端。她仍然是寂寞的：在香港，“生活是寂寞的，心境是寂寞的，在医院里她自然更加寂寞了。”这种寂寞对她是可怕的，也是最大的威胁，皖南事变以后的香港文坛，其实是热闹、空前活跃的，而萧红感到寂寞是难以索解的。这是个“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天地”，一个“悲壮的、斗争的大时代”，一个小女孩的寂寞心境，被遗忘、被忽略、被批评，甚至被误解。
萧红唯一可以把握的，可以和她呼应的，只有自己的童年记忆了，以寂寞的心境，回忆她那寂寞的幼年———这可以解释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几乎竭尽全力地抓住了一个又一个童年细节，像要抓住些什么，把自己从虚无中解救出来。
作为一名女性，她是孤独和寂寞的。青年时逃婚离家，与萧军相恋、结婚、离异，孩子夭折，受病痛的折磨与病中无人照顾，直至孤寂的死去，年仅31岁。她的人生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然而她却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人生的遭遇、心灵的创伤和文学天赋，成就了萧红的文学创作。她以女性视角对生命进行了独特的观察和叙述，使凄迷哀婉的氛围贯穿作品。她把“人类的愚昧”和“改造国民的灵魂”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中，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这种感受和体验在萧红的另一部代表作《生死场》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相同的寂寞，使萧红的过去和此刻，远方和此地相互渗透，这种渗透中包含了吸引与排斥、拥抱与抵制、清晰与模糊、凸现与隐匿等诸种可能性。在《呼兰河传》里，萧红充分显示了一个出走的灵魂，对肉身的暧昧情绪：她所渴望的，也是她深深恐惧的;她想靠近的，也是她曾经拒斥的;她已放弃的，其实一直深深纠缠;她勇往直前，却只为了落叶归根。
她离开时，没想到要回来。她回来时，却是永远离开。
“呼兰河”成了萧红拥有无法统一、永远矛盾着的女性空间的象征。她或者留在这个固定空间里，享受稳定、可靠、安全、温暖，同时忍受沉闷、单调、压抑、封闭，甚至窒息;或者像水一样四处漂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随心所欲地流浪，同时也要面对孤独、受伤、各种陷阱、无法识别的危险以及风风雨雨。这种尖锐冲突着的空间意识是一种截然对立、不能调和的空间，但萧红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犹豫反复，她的生命力也被慢慢地侵蚀，损耗殆尽。既“极端渴望能自持自立”，又 “极端需要依靠他人，特别是男人”的萧红，终其一生都没有解决内心的矛盾。
《呼兰河传》，茅盾先生在序言中称“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景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这部作品的完成，标志着萧红文学创作已进入成熟时期。
扬花三月，故郁伤城
榆钱微黄，杨花满城。春意就在这一寸一寸的日子里绿透了三月的原野，也绿透了少女的心。
三月春光美，情窦初开，煞憔悴。
当春带着呼唤，带着蛊惑，吹到每个人的心坎时，翠姨，和“我”的堂哥哥大概是恋爱了。 初见翠姨，印象深刻的是“她长得窈窕，走起路来沉静且漂亮，讲起话来清楚的带着一种平静的感情。”当我在脑海里细细描摹着一个清末时期身着修身旗袍，宛如玉兰般温婉可人的大家闺秀时，怎会想到，她竟是一个可以为了注定无果的爱情而死去的刚烈女子。
翠姨的妹妹是美丽的，她的美是姿容绰约的余容，美得张扬。而翠姨的美，是安静而内敛的，像是静洒幽香的兰花，窈窈窕窕的往那一站，却是说不出的动人。
翠姨的妹妹是个可爱的女子，心热，讨喜，和平常女子一样，喜爱着芜芜杂杂的衣裳，合乎着应有尽有的原则。如余容一般，美得一览无余，美得尽收眼底。
翠姨却是不同的，她是个有钱人家的姑娘，是看似再传统不过了的女孩子，可她纤细而沉静的身子里，藏了多少大胆，甚至“要造反了”的念头。她想读书，想接触洋文化，甚至想拥有自己的爱情。但这些都是当时所不允许的，于是她将那些热忱的思想，连同对堂哥哥的爱意，都敛进了自己静静垂下的眼眸。她像一枝素白的玉兰，美得雅致精巧，美得惹人探寻。
翠姨的爱情是内敛的，是矜持的。她的爱情，是她的秘密，好像要被她带到坟墓中去，好像天底下没有一个人值得她诉说。就像她苦寻不得的绒绳鞋，她爱之如斯，但必得等许多人都采办了，她才动心，才开始去找寻，可却再得不着了。
她与堂哥哥相爱，又从不表露。就像看着自己喜爱的绒线鞋，她看守着她的爱情，一味地喜悦，一味地哀伤。她像一棵风雨中的兰花，凄凄地摇晃，不屈不挠又无比沉痛地生存，她忍受着这社会给她带来的一切，但又不甘心就此认命，她不愿与她妹妹一样，与这世间大多女子一样，找一个好的夫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看似风光的，痛苦的嫁出去，活完这一辈子。
翠姨看似守旧的心里，是渴望着一些新的东西的，她喜欢上过学堂的“我”，喜欢各色的花边儿，喜欢夏日流行的银灰色市布大衫，也喜欢心里那个埋得深深的，不愿提及也割舍不去的爱情。
终于，翠姨也订婚了，和她初初订婚的妹妹一般，翠姨变得阔气了，衣裳翻新，装扮摩登，面上是白的粉，唇上是桃的红，得尽了女人们艳羡的目光，但她在“我”的眼里，却是还没有原来美丽。
翠姨待嫁的三年，大概是她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她待在“我”的家。在这个比较有势力地位的家庭里，孩子们接受了新潮思想，在“咸与维新”的氛围里，翠姨找到了一种新奇的快乐。这里的男女之间比较开通，他们一起嬉戏游玩。一起演奏乐器，一起看花灯，一起打网球。没有了封建的男女授受不亲的芥蒂，翠姨的爱情，也就在这样的家庭里慢慢萌芽了。
可三年转瞬，当翠姨婆家开始为她张罗出嫁，她才记起自己还有这么一桩爹许娘配的婚事。矮小的丈夫，无爱的婚姻像一击重剑砸在她的头上，让她惶恐。而采办嫁妆期间，男学生们殷勤的体贴的尊重的招待更加重了她的恐怖。翠姨想起了她出嫁了的，却常遭夫家打骂的妹妹。那如余容般美丽的女孩子，在看似华丽的婚姻下，被折磨的一点点的衰败。她不想如妹妹般过得痛苦。
翠姨对于出嫁的不热心，对于读书的强烈要求，外祖母终是许了的，她知道翠姨的心情，也想起了翠姨妹妹的遭遇。于是许了翠姨白天念书，晚上回外祖母家。
翠姨在这段日子里是十分痛苦的，她不能说出自己的心声。“自己已经订了婚，是一个人的未婚妻：二则她是出了嫁的寡妇的女儿，她自己一天把这个背了不知多少遍，她记得清清楚楚。”所以“她不能不想哥哥大概是那样看她的”。于是她紧闭心扉，日渐憔悴。
翠姨用沉默掩饰自己的日渐绝望的心。婚期将近，她更加拼命糟蹋自己的身子，只求快死。无路可选时，死亡或许是种解脱。
堂哥哥来看她时，她平静的笑着，说她的心里安静，说她所求的都已得到了。
而她毕生不可得之人，就在她的面前，茫然的看着她，不知道说什么。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从此天人永隔。而可悲的，却是她所爱之人，至死未解伊人心。 沅有芷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这就是翠姨的爱，如兰般内敛矜持，但却至死不渝。而纵观当时的时代背景，似乎就算翠姨勇敢的开了口，也是难有美好结局的。
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翠姨在最美的年华中爱上了一个人，又在最决绝的时刻封存了所有记忆。她知道这爱情不被允许，但从此，她的年华不朽，她的爱情无悔，她再不必眉头深锁，而可以永久地微笑了。
也许这样是最美好的，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又是一个三月，杨花舞雪，榆钱满地，小城的春天似乎总是那么短暂，就像那些转瞬即逝的爱情。
生命维以不永伤。
还好翠姨，已带着她的永恒，安然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