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完一本名著后，相信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收获，让我们好好写份读书笔记，把你的收获和感想记录下来吧。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写读书笔记呢？下面是整理的读《乡土中国》有感8篇，希望可以启发、帮助到大家。
费孝通先生把这本小册子称为“不成熟的果实”，但这本小册子却是展现中国乡村图景、研究中国传统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份参照。费先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感悟，将自己在乡村实践中的所见所感融合在了社会学这一偌大的智慧体系中，将中国乡村社会中的一幕幕具体情境抽象成一些符号和概念，或许正如他自己所说，“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勾勒成像的色彩线条背后更为凝练点睛的笔道与风骨，是乡村社会生活习俗背后的文化沉淀与精神承载。
乡土中国以《乡土本色》开篇。的确，用“土”字来形容乡下人是最恰当不过的，土地不仅养育着一方人的成长，还寄托着他们的终老；不仅寄栖着他们的一生，还替他们养育繁衍着世世代代。生活在乡村的人以土地为生活的根基，丝丝缕缕都牵扯着泥土，怎么能不沾染点土气，又怎么不是乡土本色呢。中国人历来安土重迁，这也是因为以农业为生的农民是附着在土地上的，土地是根本，是搬不动也离不开的，只有当一个地方繁衍至人口到了极限，才会有一部分人去开拓新的地方。正是这种与土地相依相息的生活方式，成就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特有文化。乡土就是本色，即便随着现代化的推动乡土早已成为粗俗、野莽的象征，在国际化中的经济较量中农村总是作为城市化进程的阻碍被挤压、贬低，谁也改变不了，多少年前的我们祖上先辈都是依存着土地代代相传的事实，谁也否定不了，当今社会再先进发达也离不开靠着一身乡土气耕种收获的衣食父母。
说起乡村社会的不变求稳，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我是深有体会。这种不变的心理不仅在个人中、一个家庭中，而是在整个农村的普遍观念中、在代际相传中，根深蒂固。以前我将这理解为传统、保守，因为农村社会圈子封闭，对外来事物和变动的接受能力差，只是想着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过着知足的生活，大概实在是没什么可失去了，所以即使日复一日地碌碌无为，他们也乐得求个平平淡淡。于是乎，乡村中的许多生活习惯于模式都由这个不变而衍生出了来。
因为不变，空间的固定和时间的简单复制，文字在乡土社会成了多余的东西。当今社会，人们把不识字、不会写字的人叫做文盲，现代教育的发展目标之一就是全面扫除文盲，但是在乡土社会，文字这个东西却是可有可无、不见得受待见。很多农村人文化水平低，被城里人嘲笑愚蠢，费孝通先生却认为乡下人不是因为“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决定其不需要文字，在《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中他分别从空间和时间两个角度论证了这一点。首先从智力上说，乡下人和城里人是没有高下之分的，这一点有过亲身经历的费老在文中就以自己孩子的例子做比。所不同的是，城里的孩子受教育的机会、和文字打交道的机会更多，见的世面更广，所以在学习上容易显得更胜一筹；乡下的孩子没有有文化的父母，没有接触更好教育的机会，但同时他们也没有养尊处优的条件，而是从小见惯十分接地气地生活技巧，学做各种农活，积累了不少生活经验，所以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上看，乡下孩子不一定比城里孩子低。在这个基础上再看文字在乡村的应用也就不用扯到智力问题了。农村其实是一个个小圈子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圈子里的人都是世代生于斯、长于斯的，是天天都能见面的，是互相了解得不能再了解了，在这种面对面的直接接触中，语言就已经足够满足交往的需要，作为间接工具容易产生歧义又多有不便的文字就显得没那么必要了。
最近看了费孝通先生写的这本书。细细读来，触动很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我具体说记得哪些，我却脑子有些不清楚。看来有些危险了我。只能边看书边写读后感了。
乡土中国，中国传统上是个礼俗社会，但是现代社会却是个法理社会。在这个社会转变中，发生混乱想必是理所当然的吧。这二十年来，我所经历的，不正是这样的一个变迁吗？又或者，只是变迁的一小部分。小时候，周围的一切都是熟悉的。小学，中学，始终没有离开那一片土地。同学纵然几经变迁，但同学的父母却好些都在父母的交际圈内，所以也还算熟悉得很快，知根知底的。那里，可不就是一个传统的礼俗社会？到了后来，上大学，突然发现一切都不适用了，那里却是一个法理社会了。到处都是陌生人，随时可能认识新的人，交到新的朋友，但又得小心翼翼，因为陌生。大学的几年里，我总觉得自己是孤独的，想必是因为社会秩序不一样，我需要慢慢适应吧。
其实礼俗社会也是一种制度管理社会，法制社会也是一样，只不过，制度不一样，导致人的生活习惯有所不同而已，说到底，都是制度，维护社会秩序的制度。就好像玩一个游戏，要遵守相应的游戏规则。
生育制度，有几句话让我触动很大。生育只是为了保证社会的完整性。人类以家庭为单位，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从事各项分工，如果某一部分没有人了，社会完整性受到破坏，对每一个生活其中的人都有很大影响，在我看来，政府就是为了保证社会完整性和维护社会秩序而存在的一个存在。这样一项工作是巨大而繁琐的，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他们从事这项工作，从中得到的回报也多。他们让这个社会有机的组织了起来，不管是封建王朝的政府还是现代政府。他们把社会最小的细胞单位——家庭——采用某种方式组织了起来。当然，任何时候都有一些比较另类的人存在，但是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主流还是家庭单位。
社会需要安稳，种族需要延续。婚姻为种族延续并且保障种族延续提供了一种方式。生下孩子，并且保障孩子的教育，直到他可以接续社会上的工作。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血缘关系。也许，社会采用婚姻的方式来稳定，延续也考虑到了血缘这层关系吧。有时候觉得，建立一种社会秩序，就是综合调整社会资源，得到一个可行的办法来让社会运行。
人都是各自独立的个体，结合到一起，是为了保障孩子的养育。这一点，我想有没有可能所有的孩子都在一起长大呢？如果社会提供一个孩子的生长平台，孩子生下来就送到一个集中的地方长大并且接受教育然后走向工作岗位，就可以避免很多无良的人利用孩子赚取黑心钱，也避免了因为孩子因为家庭条件而造成的无奈。孩子所接受的教育都是一样的，但是因人的智商而异，可以选择他们可以胜任的方向，那才是真正的优胜劣汰，是一种更为有效的社会发展手段。同时，也可以避免孩子的选向受到父母太多的干扰。
但是，既然现在社会是要求父母单独抚育孩子，那么保证父母婚姻的稳定对于孩子的成长教育来说，是十分有必要的。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一种社会行为，不仅牵扯到了这两个人自身的社会关系，还牵扯到了社会问题。当两个人的婚姻是个例时和当两个人的婚姻从属于主流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绝对是不同的。
叔本华说过，人就好像刺猬，远了，觉得冷，近了，又都有刺。人是一个自我感觉的动物，哪怕是你最亲密的人，也无法感受你的感受。两个习惯已坚固，兴趣已决定，嗜好已养成的成年男女，在婚姻契约之下，要经营共同生活，相互间的调适自易就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以前很多人都采用内婚或者变相内婚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童养媳或者早婚然后晚点圆房或者姑表亲结婚，这些都是为了在生活习惯等各方面特征还没有形成可以调节的时候就接进家里来以积极适应将来的婚姻生活。这相对现代男女一见倾心，然后如胶似漆，然后步入婚姻殿堂面对现实，发生各种摩擦来说，其实有效得多。不是说，现代男女这种方式一定不好，但是婚姻和谈恋爱是不一样的。谈恋爱的时候只是个体行为，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而婚姻是社会行为，一个不慎，后果会很严重。恋爱时期，感情至上，婚姻当中，是有物质生活基础的，如果双方都不必为物质生活奔波劳累，那就无所谓了，可以永远维系感情上的生活，跟谈恋爱处于一个状态，也不错。
费孝通总结说有三种方式：相敬如宾，变相内婚，自主择偶。在现代婚姻之中，往往忘怀了婚姻的培植功夫之不易。相对旧式婚姻来说，是退步了的。家和万事兴。现代男女面对现实，发现了婚姻痛苦时，心理上难以接受， 顿觉感情受了欺骗，结果反而不在和洽上花功夫了。
世代间的隔膜，孩子往往是父母未完成的理想的延续，但是孩子长大了之后，却有自己的思想。当一个人内心充满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时，他会感觉到懊丧，甚至严重些，对自己失去信心，终于把理想一步一步排挤出去。可是现实自我却又不能脱离理想而单独存在，人是无法回到禽兽德水准上去过活的。失去了自信的人不是成为病态，就是自杀。因此，理想和现实不能挤得太紧，也不能分得太远。把理想转移到孩子身上去，就成为一种放卸的方式。
这一段话中，深有感触。难怪前一段日子里，我对自己几乎就要丧失了信心，时常酌磨死了算了。
还有句话让我感触很大。一个在家庭环境里生活得太久的孩子，他会在家外的竞争场合中失去适应的能力。我想，这是因为，在家里，他是一个孩子，可是出了门，别人不会把他当孩子看，而是当大人看。在社会性断乳的过程中，恐慌是免不了的。
在阅读《乡土中国》的同时，正在学习有关社会学的内容。故将两者结合起来，粗浅的谈一谈个人的一些感悟。中国从农耕社会发展到如今的现代社会，某些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已经带了些许“后现代社会”的意味。最纯粹的“乡土社会”与发展完善后的“后现代社会”几乎是从封建社会到现在，这个社会的最初与最末。所以，它们在社会特点、家的概念、秩序维护和个人价值观等方面有着极大的差异。通过对比两者，我们这些社会学的初尝者能体会到社会发展的剧烈性。接下来我将从社会特点与家庭观念来进行对比。
1、社会特点
《乡土中国》中写到“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受到土地的束缚”。乡土社会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大部分的百姓从事农业耕种。他们直接取资于土地，生活、工作都围绕一块土地展开。他们之中，除非是通过科举，大多数人一生都将奉献给这一片土地。根据贝克的抽离和嵌入理论，我暂且将这样的工作方式称为不再“抽离”的“嵌入”。而后现代社会，却是“流动的再嵌入”。首先，可供人们选择的职业形形色色，人们可以自由的在这些职业见进行转换，导致“流动“的发生。更重要的是，人们对自由的追求的高度达到了历史以来的最大化。比起高薪，人们更注重职业的自由度，比起，传统的，所谓的“正经”职业，人们更愿意从事自由职业。自由职业在保障人们与传统职业相差不大的薪酬的基础上，给予人们更多私人化的空间，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比起第一现代进一步模糊，就工作与生活的关系来看，与乡土社会的耕种的工作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所谓自由职业，自由当然是核心，这也是人们长期“抽离”甚至可能不再“嵌入”的原因。
由于土地的固有属性，农民们难以发生流动。祖祖辈辈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对于周围的不管是环境还是人，都无比的熟悉，这样的看来，乡土社会又是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人们之间都有一种天生的联系。但后现代社会却是典型的“陌生人社会”。由于后现代社会“流动性”，“个人化”趋势的发展，人们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关系。虽然后现代社会存在许多公共空间，但这些空间是“公共但不公民”的。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将现代的“公共但不公民”的空间分为四种类型——排异之地、噬异之地、非地之地、不存在之地。这四种类型的公共空间都有多人参与，且都是为相似的目的而聚集，但参与的人之间却没有也没有太大必要产生关系。
从以上两点来看，乡土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它是一个极度稳定甚至固化的社会；后现代社会是个典型的陌生人的社会，它具有流动性的特点。
2、家庭观念
乡土社会的家族观念极强，大部分事情都在家族内部解决，官府一般会止步于家族门前，将更多的自由空间留给家族内部。上文提到，在乡土社会中，人们的生产活动围绕土地展开，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当一个家的人数不断增多，原来的土地已经不能满足一个大家庭的维持，精神支撑的情况。
后现代社会的极度个人化，让家庭观念逐渐消失。首先社会上，大部分都是一个个的小家庭，家族的概念几乎已经消失。其次，特别是在西方社会，人们更注重自我生活的品质，父母对孩子的责任和照顾基本止步18岁。之后，孩子会搬离家庭，通过国家贷款继续学习和生活。中国社会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习惯的影响，现代家的观念虽然远不及乡土社会，但父母对子女的关心和约束相较于西方强了许多。但许多社会学家观察到，现在中国的家庭观念有向西方靠近的趋势。一方面，许多孩子远离父母到其他城市生活；另一方面，有些父母不在长时间帮子女做家务，带孩子，而是更多的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如继续学习或者周游世界等。
几年前，许多学者批评中国家庭观念太强，限制了个人的发展和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倡导大家学习西方模式。但近年来，随着家庭化的消解，个人化的发展，人们开始反思，家族观念真的无可取之处吗？
在我看来，家族观念增加了社会的温情，·让大多数人不至于失去奋斗的意义。个人化增加了社会的自由度，满足了人们个性发展的需要。但极度的个人终将让社会失去温情，这样的社会就像失去润滑油的机器，能继续运转下去，却难免发出沉重的哀鸣声。我们无法说出到底哪种模式更好，但在个人化趋势无法阻挡的现状下，我们至少要有意识地去维护家庭的温情，不要让自己变成仅为自己的“机器”。
仅谈及社会特点和家庭观念，已经可以看出乡土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极大差异。但此处人有许多领域值得探讨，过程中你将获得极大的惊喜。
处于向后现代社会发展的浪潮中的我们，再次回望“乡土社会”，每个人都将有不同的思考。
首次出版于1947年《乡土中国》，是根据费孝通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土社会学”的内容辑录而成，一共有14篇文章，是一部著述研究当时中国基层传统社会农村的作品。
该书作为我们离退处“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活动的当月推荐读物，我虽通读了两遍，但按照读书活动“学思践悟”的要求，有些找不到“北”的感觉，总感到费老这个泰斗级社会学家所讲的东西不是我们所能完全理解的，后来又在网上看了几篇别人的读后感，还是不能适从。下面，谨从我阅读本书后所回忆起我童年在乡下生活的点滴乡土记忆，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费老书中“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的描述，虽说的是40年代中国农村，但我以为，上世纪60年代的农村恐怕和40年代应该变化不是太大。我儿时因为父亲受了迫害，随父亲在周至老家农村生活了五年多，直到上小学二年级时才转学到西安，我对这五年多的农村生活记忆尤为深刻。每到夏天，在大片的芦苇丛中，传出布谷鸟的叫声，总想摸到鸟蛋或小鸟，钻到里面却怎么也找不着。清澈的河水中游荡着五彩斑斓的小鱼，用篮子稍一划拉就有几尾在蓝中蹿蹦。芦苇根儿下，时不时就能摘到菱角。河中稍大点儿的石头下，也能抓住几只螃蟹。娃娃伙儿们光着屁股在河里戏水，都忘记了时间，直到听见远远的村里大人们隐隐地呼叫声，才提了鞋，抱起衣服，一哄子各回各家。秋天，背着小背篓打柴，折下一根长长的竹扫帚棍儿，在尾端绑定一根长长的细绳，作为工具，扦拾白杨树落下的叶，我们叫扦嘎嘎叶，装满了背篓，背不动了还要大点儿的孩子帮忙。房檐底下挂着一串串金黄的包谷，晚上有野鸽子把包谷之间的缝隙当窝，打着手电筒一照，好像不会飞似得，当你搭着梯子快要够着它时，却扑棱棱的飞了。冬天里，在热炕上赖着不想起床，烎炕的麦糠有着淡淡的呛味儿，锅头炭灰里埋着烤出来的红苕干面香甜。提着蛋笼走进青油油的麦地，挖燕麦、捡拾大雁的粪用来喂猪，冻得手背通红，肿的像个面包。那时天上总有一行行大雁排着人字形或是一字形向南飞，麦田里也是一群群的吃着麦苗，粪便都能捡上一笼底儿。冬天最深的记忆莫过于过年了。过年，能吃上水果糖、柿饼、瓜子儿、花生、核桃，还有麻花、麻叶儿等。在大年三十的晚上，一群孩子聚起来一起挨门挨户给各家各户“拜先人”，拜完等着人家大人给每人捏一颗糖或是一把花生瓜子儿，有的人家也会给一分钱。在我们这么个大村子，走完两三个街道，就已经很晚了，回到家，衣服的几个小口袋就已经鼓鼓囊囊再也装不下了。春天总是个比较难过的时节，天气乍暖还寒，进入二三月也就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了。记忆中几乎每天都吃浆水搅团，浆水菜是用各种野菜腌制的，有时还有马刺筋（大刺儿菜），吃起来有些扎嘴，那时把搅团吃的很厌烦，直到现在还是。
现在，村边儿的小河早已经干涸了，河岸上已经没有了灌木野草，河岸边、芦苇丛也都变成了庄稼地。平时回去是见不到那么多人的，只有过年还有些人气。农村里的年轻人都到城里去打工，只留下些老人在乡下看着门户。过去低矮的瓦房已经很少见了，家家户户都盖了二层小楼，空荡荡的。
记忆中的老家乡村，捡拾起我们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提起亲切，放下动容，繁华落寞，与有荣焉。费老的“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的描述，在现在的中国已经比较少见了。我老家村子里如今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甚至到新加坡抑或是非洲打工的都有。村里人活动范围已经没有了限制，他们的社会圈子也就不再孤立了。况且，按照“美丽乡村”建设标准，老家的村子也同其他乡村一样，除了重视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也在鼓励发展特色经济，重视公共服务，重视环境质量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先生在1985年该书再版时的那段话：“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描述，而是包括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通览全书，可以感受的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沿着作者的思路，可以一窥中国的基层社会。虽然时过境迁，但作者透视社会的眼光，观察社会的方法，仍然充满活力，值得借鉴。
由于我学疏才浅，但愿不会对费老的著述有断章取义和不敬。
每次拜读费老的文章，他那朴实无华的文风总是让我连连称赞。其实，一个人的文风，也就显示了一个人的阅历。当你经历过了人生的各个阶段，体验过人生的酸甜苦辣，你自然就不会用煽情的华而不实的文字去表达你的观点，抒发你的感情。虽然我说出上边的话显得不那么让人信服，但是这些真的是我在读了不同作者的文章之后的想法，率性而发。
还是进入正题吧，《乡土中国》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这可能也是老师极力推荐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吧，毕竟多读点经典是对我们的学习大有益处的。而且这本书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感悟。第一点，“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篇看下来，在我看来，“乡土中国”是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乡土社会。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稳而慢变是它的特点。特别说明的是“稳而慢变”，该书全篇大多依据于此，乡土社会是非常稳定的，人民是固定在土地上的，乡土社会是渐变的，而且变化的速率是非常慢的。
开篇提到乡土社会的本色，“乡土”。“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的”，从宏观上论述了中国社会的乡土性。所说的“土”，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种地是他们的最普通的谋生办法。而且，“土”也成了我们的传统，乡土社会的人们不论在哪，都离不开泥土。从中原走出去的人们，到了草原，还是以种地为生。“土是他们的命根子”，这也导致了“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了”。如文章所说“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徙是变态”，人民固定在他所种植的那块土地上了，并且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殖，一代又一代，只有当这块土地过于饱和了，才会有人离开。“土”固定着人，这是乡土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看看我们现代社会，国家提出“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是为了什么？因为土地是固定着人，使社会安定的重要介质。虽然没有工作，但是种着这块地，最起码能保证温饱
记得准备到南京的学校报到的时候，临行前家人给了我小包土，说是取自灶心，现在家家户户早就没烧灶了，好容易才从中药店里找到，让我到了学校和了当地的水，把这包“灶心土”吃下，这样可以适应当地的环境，避免水土不服。我遵照了家人的吩咐，说也奇巧，来南京好几个月了，不但没有不适应，身体状态反而更好了。您说这土多么神奇？
这样的经历，让我看到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开篇的：“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时候，对这个“土”字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尽管《乡土中国》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六十年过去了，中国社会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传统生活离我们很远，但是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到了今日仍然牵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那种“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思想，正是中国人民浓浓乡土性的体现！
从结构上看《乡土中国》包含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与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十四篇论文，其中“中国社会是乡土性”这句话，是本书所有内容的出发点。围绕着“乡土性”，作者从语言文化、人际生活、道德、经济与社会风尚、政治统治与法律、身份与风尚、社会发展这些角度谈论乡土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但涉及到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与中国国民的性格，还向读者们揭示了一个宏大的社会图景。
一、篇章介绍
首先是《文字下乡》，在这一篇中，作者从空间的角度辨明“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自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联系都是很频繁的，常处在面对面的直接性的交流中，这使得作为人类交流媒介的文字载体在乡土社会处于一种非必要状态，所以作者指出“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认识几个字也学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在《再论文字下乡》中，作者从时间的角度分析乡土社会文字的不必要性。首先，文字的产生是因为人与人在传递信息过程中遇到了时间和空间的阻碍。时间的阻碍包括个人的今昔之隔和社会的世代之隔。就今昔之隔而言，一个在乡土社会中的人所需要的记忆的范围本身很狭窄；就世代之隔而言，乡土社会是一个很安定的社会，人在熟人和熟地中长大，个人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要积累，只需要保存。所以在稳定狭小的乡土社会里面，只靠说话而不依赖于文字和书籍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的。
《差序格局》的开头作者说私的毛病在中国比愚和病更加普遍，这里所谓的私是一个群己人我的界限怎样划分的问题。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面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一个一个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所以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这点恰恰和现代西洋团体格局形成了对比。西方社会在团体格局之下，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之上，而且与基督教的宗教观念相关，虔诚和信赖是其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平等和神对每个人的公正是其二。所以作者在《维系着私人的道德》中指出，差序格局下的道德系统中，没有一个不分差序的兼爱，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一切的普适标准，也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楚了对象是谁，和自己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能拿出什么标准来。
《家族》篇说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不限于亲子，可以顺着父亲系这一方面扩大，在结构上是一个氏族，家是一个事业组织，赋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家的大小依着事业的大小决定。中国的家是一个连绵延续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婆媳之间，夫妇是配轴。讲究效率的事业，排斥夫妇之间的私情。不光是性别，不同的年龄组之间也保持这较大的距离，这是把生育之外的许多功能，拉入家庭社群中的结果。
在《男女有别》中，作者指出，乡土社会不需要新的社会关系，更害怕旧的社会关系被破坏，而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即接受同一的意义体系。所以乡土社会中的家庭男女似乎只不过因为生育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太多的感情上的交流和气和，而真正感情上的交流更倾向于同性之间的展开，这也使得乡土社会的感情生活同性意味较强，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总之，“乡土社会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一个安稳的社会”。
《礼治秩序》篇说所谓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不在于人和法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礼治的可能性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个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礼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所以在《无讼》中提到，在乡土社会中，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择狱。讼师是没有地位的。乡村里的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维持礼治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心里的良心。所以礼治秩序更注重修身，注重克己。《无为》篇中，作者提到两种权力。一种是横暴权力，它是指权力是冲突过程的持续，是统治者的工具，存在于阶级斗争中。乡土社会中，横暴权力的基础不足，因为农业的剩余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分摊。另外一种权力是同意权力，它的基础是社会契约，是同意，社会分工越复杂，这种权力范围也就越扩大。但在乡土社会中自给自足，分工有限。所以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名义上是专制和独裁，但从人民的实际生活来看，却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无为而治的。此外乡土社会还有第三种特别的权力结构，它是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中，是教化性的权力，即长老权力。《长老统治》中提到，人生如逆流，总得接受一番教化，使他能在众多规律之下，随心所欲而不碰壁。不过，被教化者并没有选择的机会，他要学习的那一套文化是先于他而存在的。教化的过程是替代社会去陶炼出合乎一定文化方式中、过全体生活的分子。教化性的权力在亲子关系里表现得最明显，但扩大到成人之间的关系得有个稳定的文化，这种文化就是儒家提倡的长幼有序。所以我们客套中相互询问年龄不是偶然，这礼貌正是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里相互对待的态度就是根据长幼之序，长幼之序也点出了教化权力所发生效力。
《血缘和地缘》篇中说，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的，生育没有社会化之前，血缘作用的强弱似乎是以社会变迁的速率来决定。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在亲密血缘的乡土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这种社会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系的，是相互馈赠式的。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如果说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那么地缘就是契约社会的基础。
《名实的分离》：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容易产生文化英雄，他们提出想法获得信任，时势造就权力，作者把这第四中权力叫做时势权力。传统中国以教化权力基础的长老统治不能容忍反对，但是社会在发展，旧的经验不可能完全解决新的问题，在社会变迁速度足够慢的情况下，通过对“注释”来为长权力注入变动的内容。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这样就变得口是心非，名实分离了。
《从欲望到需要》主要说在乡土社会中，人可以靠欲望来行事，而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为人们行为的指导，发生了需要，因之有计划，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通过对篇章的分析，我们可以提起出以下信息：首先是乡土性作为传统中国最基础的特性，是因为农业和有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自于土地，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在土地上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形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社区的单元是村落。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乡土性还可以延伸出一些农村社会的其他特性，即从空间上看，是相对固定的，从时间上看，是相对静止的，从村落内人际关系上看，是熟悉的，从村落间的人际关系看，则是孤立的。《乡土中国》这本书虽然很薄，但是它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扇了解中国乡土生活的窗口，也我们找到了解中国社会的切入口，尽管我们国家正经历着城市化的过程，但是中国社会的根基仍然在乡村，某种程度上乡土文化仍然刻印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这样我们只要能抓乡土社会的某些特性，也就为中国社会很多现象找到了雏形。
二、问题论述
下面将《乡土中国》中几个核心概念结合当前中国的某些现象进行分析。
1、熟人社会
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对比西方在法律框架下人人的自由与平等，中国社会则多了许多“人情味”，这种“人情味”通常无法用法律来解释，而是在礼俗与道德的支配下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拿当前中国最热的“看病”而言，它始终牵动着中国老百姓的神经。本来有病去医院看病，医生履行自己的自责，然后药到病除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但是中国社会却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即给医生塞“红包”。病患以“红包”为媒介重点在于拉近了与医生，从而和医生建立某种关系，混成熟人，而另一方面，医生往往也是对于那些“熟人”似乎更为体贴，相反如果是“陌生人”医生则更偏向“铁面无私”，不但要求病人做各种身体检查而且在开药问题上也较少考虑病人经济负担。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这种熟人社会的文化在于，对于熟人，大家知根知底有事好商量，做事情也留有余地，免得他日山水再次相逢时难以说话，相反人们对于陌生人的态度则生硬得多了。所以在这样的熟人文化下面，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看病要找熟人，不熟的也要混熟的原因了。其实在中国社会，何止单单“看病”如此，各行各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熟人关系”，“熟人与关系”是法律制度以外，维持中国社会运行的另一套规则，即“潜规则”，作为一个在中国社会生存的人，如果单单依照法律制度和程序来办事是绝对不够的，须知法律背后还有规则，唯有懂得这些规则才能在社会中如鱼得水。
2、礼制秩序
如果说“熟人社会”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描述，那么“礼治秩序”则是这种熟人社会背后的机制，这种机制是说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做得对。这种礼制其实是融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最明显的是我们从小到大被教导的长幼要有序。我体会最深的是每次放假回家或者准备出远门，家人总让我去拜访家里的长辈，我想这正是礼的一种体现。有了礼就有了秩序，就不会乱套。所以我们餐桌上有礼，我们仪式上有礼，我们逢年过节有礼。有意思的是，中国社会的这种礼很难用统一标准定位的，因为各地各乡的风俗不一样，汉人和少数民族的礼也大相径庭，但是这并不妨碍礼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发现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传统的礼节已经简化，很多现代人甚至不知道现行礼节的来源，但是礼的现象却依然存在着。应该说从礼制秩序入手，结合生活情景是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的国情、切透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思路。在中国把握了礼数，就能融入熟人社会，但是礼的学问学校并没有教，也教不全，而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去积累。
3、男女有别
谈起“男女有别”，我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课堂座位上的三八线。中国社会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似乎是从小学就开始萌发出苗头来了，记得小时候，小孩子间往往是男生的一小伙，女生一小伙，小团伙内的同性成员往往比较亲密，而团伙间异性同学的交往有时则多了一种团体竞争对抗的成分。此外还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即假如小组的某个成员经常和异性团体混在一起玩耍则会受到原来小团体的排斥和遗弃。另外我也发现了另一种现象很有意思，就是在中国女生间的关系通常都是很亲密的，所以有闺中密友的说法，不但同吃同睡是常见的事情，而且女生们无论散步还是聊天都喜欢手牵手表达一种友好的关系（而在国外女生间的牵手是很少见的，牵手的可能是同性恋）。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这是因为男女有别使得男女的结合更多的是因为生育的目的，而没有太多情感上的交流和契合，真正情感上的交流更倾向于同性之间的展开使得情感生活同性意味较强。如果按照这么说，确实能解释这种女生之间的亲密行为，但同时我存在疑问，既然按照这种同性情感交流较强的观念，女生之间可以牵手，那么男生之间的牵手为什么少见？另外，中国社会这样的一种同性间的情感依赖是否会导致同性恋以及中国社会出现同性恋的情况是否会比其他国家更多一点？
《乡土中国》虽然侧重描述中国乡村基层生活的特性，但是也勾勒出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和国民性格，透过《乡土中国》这本书，我们不仅仅了解到了中国的农村，更深刻地体会到我们文化的根基，反身自顾时更能发现身上的“土性”，这种土性恰恰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对土地的依恋的根源。“土性”也派生出这样一些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元素：乡愁、家园、落叶归根、安土重迁、房子。尽管千百年的岁月悠悠流逝，但是中国社会的这些特性却始终延续着，乃至今时今日纷纷扬扬的房地产话题，也能从《乡土中国》这本书当中找出文化根源。应该承认，作为一本学术著作《乡土中国》虽然篇幅不多，但是呈现出来了丰富充实的内容和深刻悠远的意义。这也反映了费老深厚的理论修养和严谨实地调查的求实态度，所以我在为书的内容给自己带来启迪而致谢的同时也对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学术精神深表敬佩！
“中国的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如是说，可当今的中国社会我们又该如何去定位它？现代化抑或如先生所讲的乡土？
当然先生所讨论的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描述，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是站在历史社会发展的大方面来考虑的，但我只从中截取一个角度来微观地剖析中国的现状，这也是《乡土中国》让我感触最深的地方。
从中国社会的演化来看，现代中国社会是由原始社会、农业社会所一步步演化而来的，人们沿河而居、以土为生，饱含了历史的乡土味。从中国的社会主体来看，以耕地劳作的农民居多，而所谓的城市只不过是由那些富裕的乡村所孕育而来，而城里人只是城市所制造出来的产物。所以说中国社会基层是乡土性的，中国是一个散发着乡土气息的国度，不管历史如何前进，也不管社会如何发展，中国的社会根基是不会动摇的。但从中国目前的现实来看，似乎基层性早已被风沙掩埋，面目全非，而现代社会所给予我们只是一个假面具。
无疑中国社会的基层是那些所谓的乡里人，但同时乡里人也是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城里人叫他们土包子，乡巴佬，没错，他们的确土，“面朝黄土背朝天”但是在乡下，“土”却是他们的命根，是他们活下去的出路。而且世世代代都在重复这样的路，但也正是所谓的“土”养活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子民，包括那些城里人，是的，他们不用整日与土为伴，但如果没有乡里人在土里的辛勤劳作，又何以供给他们粮食、衣物？这些人又何以为生？
似乎历史是这样演进的。
不知从何时起，城里一天天富了，人们住进了洋楼，开着豪华的轿车，出入娱乐场所。甚至财富的黑手伸到了乡里，于是，乡里不再平静了，在大片的土地上建起了楼宇和工厂，机器肆无忌惮地在这片曾经平静的土地上开始了新的征服，就像它们曾经征服城市一样。紧接着乡里人的心也开始不平静了，为什么他们可以享受那样的生活，我们却要在呆在乡下与鸡鸭禽兽为伴，乡里人开始憧憬城里人生活了。
也不知何时起，乡里人开始背井离乡，到城里去寻找所谓的幸福了，一个个还是乐呵呵的走出去的。但城里真的就有他们想的那么好吗？城市真的能像乡里一样收容他们吗？
就像费孝通先生所说的，“这些宣泄外出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命运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这就是一代代人眼中所谓的“幸福”，但到底幸不幸福，或许只有那些离开的人自己懂。
是的，异乡的日子并不好过，进了城里，他们被叫做农民工，他们的孩子成了留守儿童，有了所谓的民工潮、廉租房。他们就像被城市遗弃的孩子，是永远的流浪者。城里的人笑他们是土包子、文盲，笑他们满脚狗屎，笑他们只知道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笑他们永远干着最低贱的活、住着最简陋的民工宿舍，听见了吗？城市里到处都是笑声……
酒吧舞厅里充斥的是早已不再纯真的乡村姑娘，此时她们充当了一个很矛盾的角色，就像黑夜里的幽灵一样，漂浮在都市的夜空，夜更加糜烂了。贞洁、尊严、人格终于在满是铜臭味的气息中几经沉浮后重重地落在地上，又被人踩来踩去，沉重的再也拾不起了。她们曾经怀着美好的梦来到了城里，又在这里残忍地把自己曾经的梦活生生地踩死在脚下，然后变成了城市的傀儡，在满是烟酒味的僵尸屋一点点葬送着自己的青春，续写着城市的繁华。
钢筋水泥的工地上，有这样的一群人还在忙碌着。大楼还是一座座空虚的骨架，瘦的像建设他们的人一样，为了建设这样的堡垒，乡里人爬得很高，那是他们在乡里从未奢望过的高度，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快乐过，他们的心从来没有被暖热过，就像这冰冷的骨架一样。抬头望去，这些人就像一群可怜的蜗牛一样，在一座叫城市的高楼上努力地向上爬，虽说蜗牛爬到金字塔的顶峰，他的视野就和苍鹰一样广阔，但他们本不属于天空，他们是要回去的，回到
《乡土中国》一书收集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费老根据自己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的“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这十四篇文章分别是：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以下我就选择了其中我比较感兴趣的几篇：
一、乡土本色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的乡下人。
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这是费孝通先生在本文中的第一段，间断的一句话，就将对乡土社会的研究上升到了对于研究整个中国社会极其重要的层面
紧接着，费老便开始大赞人们在藐视乡下人土气时用的“土”字用得精妙，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中的是最普遍的谋生方法……中华民族确实与土有着深厚的感情，从半坡、河姆渡开始粟稻种植，中国社会就一直沉浸在与世无争的小农经济之中。农业成为维系社会的经济支柱。在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土’成为与文化紧密联系的东西。”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
通过费孝通先生的描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农民生活是一幅春耕秋收面土背天、日出而作日暮而息的循环式图卷，一个老农所面临的问题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的变更。他做着和父亲爷爷一样的工作，和子孙后代也一样的工作，这种工作只需要通过面对面的言传、手把手的身教即可继承，而且非常稳定。
为了这种稳定可预期的生活保证，农民只需要气候正常，不需要技术革命；只需要按部就班，不需要别出心裁；只需要求是，不需要创新。乡土社会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正是这种“土气”。不得不佩服费老对这一点的精辟解释，我想如果没有大量的研究以及本着对基层社会的了解与关怀是很难有这样独到见解的。费孝通：乡土中国
二、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对于这个“愚”字，作者认为，多数人都陷入了认知的误区。许多人都把“愚”当作是乡下人“智力缺陷”的代名词，而事实上，乡下人之“愚”只不过是一种对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缺乏”而已。费老在文中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乡下人在面对汽车到来时不知如何是好，还有一个是城里的孩子故作聪明地将包谷喊成是小麦。这两个例子很轻而易见地就说明了那个所谓的“愚”只是见识问题，与智力有何干呢？继而费老很自然地过渡到了“文字对乡土社会必要性”的问题。作者概述了“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功能和作用，再就乡土社会生活的特性特征对该问题进行的深刻的论述。
在“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联系都是很频繁的，并且时常处于面对面的直接性的沟通交流中，这就使得作为人类交流沟通媒介的间接载体————“文字”在乡土社会处于一种非必要状态，从空间上对该问题进行了说明。
而在“再论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文字”作为一种经验和知识的传承媒介，在乡土社会“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的特质下，也不能发挥其积极有效的作用。通过对“记忆”的强调和“代代相传”模式的阐述，从时间上，说明了乡土社会绝非必要“文字”。总结两章，我们可以看到，文字的发生和使用也有其特殊的背景。在乡土社会这一基层上，“语言”似乎就可以代替“文字”的所有功能了，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的格局上，熟人社会的面对面亲密接触和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的生活，都使得人们没有用“文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生活的需要”。最后作者指出：“只有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到了今天，文字的普及工作似乎已经比较圆满的完成了，那中国的基层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呢？答案是肯定的。随着科技在农业中的普及和应用，乡村和城市间沟通的加强和频繁，“城乡一体化”建设格局的规划，使得中国的基层已经远不同于费老先生《乡土中国》中的基层了。只是现在的所谓乡下人看到汽车就像看到自行车一样频繁，根本不存在不知如何是好的问题，到时还有些所谓城里人至今还不知道包谷和小麦有何区别，不过，这自然是题外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