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是当代杰出的伟人。他作为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创建人、奠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关于关于周恩来的故事，方便大家学习。
关于周恩来的故事1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一直在中南海西花厅内工作和生活。这是一间老屋，陈旧、阴暗、潮湿，到夏季时青砖地上常泛出一层白色的碱花，这无疑会损害周恩来的健康，为此有关部门多次提出维修，但都被他拒绝了。
一次，秘书又以维修保护文物为名向周恩来建议维修西花厅，这次周恩来终于松了口，但明确表示“哪里坏了修哪里，绝不能铺张浪费”。不久，周恩来外出视察，秘书趁这个机会指挥维修工在潮湿的青砖上铺上了地板，并撤走了发霉的旧地毯换上新的，封严漏风的窗户，挂上了比较厚的呢窗帘，此外还搬来两把沙发，同时把房梁重新油漆了一遍。之后秘书一算账，觉得应该符合周恩来“尽量节约”的要求。
不料，周恩来一回来就发现了这些变化，他站在门口生气地责问：“为什么这样铺张!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
秘书连忙检讨：“总理，是我错了……您先进屋休息吧……”
周恩来气愤地反问：“我回屋，接受你的既成事实?”之后他又伸手指向屋里道：“把那些东西统统搬走，否则我不进!”说完扭头就走。见此状，其他人忙追上去劝他，只听他大声说：“我不进，那不是我的家!”后来，在周恩来的坚持下，工作人员把西花厅的地毯、沙发、窗帘等能够搬走的东西全部搬走，恢复原来的旧貌，周恩来这才回到了西花厅。为了此事他还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多次检讨自己，并教导秘书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这样一级学一级发展下去怎么得了?”
关于周恩来的故事2
鸡叫三遍过后，周家花园里传出了阵阵琅琅的读书声：“锄禾、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读着、读着，周恩来很快就把这首诗背得滚瓜烂熟了，但他总觉得没有透彻领会诗的意境：每一粒到底有多辛苦呢?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蒋妈妈家玩。吃饭的时候，他望着白花花 的大米饭迫不及待的问道：“蒋妈妈，这大米饭是怎么来的呢?” 蒋妈妈很喜欢周恩来好问的精神，就笑着告诉他：“大米是稻子舂成的。稻子浑身有一层硬硬的黄壳。它的一生要经过浸种催芽、田间育秧、移栽锄草、施肥管理、除病治虫、收割脱粒，一直到舂成大米。” “啊，吃上这碗大米饭，可真不容易啊!”周恩来惊讶地说。
“是呀，这十多道关，也不知道要累坏多少种田人呢，这香喷喷的大米饭是种田人用血汗浇灌出来的。”蒋妈妈深有感触地说。 蒋妈妈一番深刻的教诲，不仅加深了周恩来对诗意的理解，更激励他勤奋学习。为了过好习字关，他除了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还坚持每天练一百个大字。 有一天，周恩来随陈妈妈到一个路途较远的亲戚家，回来时已是深夜了。一路上风尘劳累，年幼的恩来已精疲力尽、呵欠连天，上下眼皮直打架，但他仍要坚持练完一百个大字再休息。
陈妈妈见状，心疼不过,劝道:“明天再写吧!” “不，妈妈，当天的事当天了!”周恩来说服了陈妈妈，连忙 把头埋在一盆凉水里，一下子把瞌睡虫赶跑了，头脑也清醒多了。 一百个字刚写完，陈妈妈一把夺过恩来的笔说：“这下子行了吧，快睡觉!” “不!”周恩来仔细看完墨汁未干的一百个大字，皱着眉头认真地说：“陈妈妈，你看这两个字写歪了。” 说着，周恩来白嫩的小手又挥起笔来，把那两个字又写了三遍，直到满意这止。
关于周恩来的故事3
1961年，我走进西花厅，到周恩来总理身边当卫士，从此一直陪伴总理。1976年，总理去世后，我又给邓大姐当警卫秘书。30多年间，通过近距离感受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一言一行，我深刻体悟到老一辈革命家勤俭节约、严于律己、心中无我，永远把党、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高尚情操。
艰苦朴素方显纯真本色
周总理的节俭，首先体现在饮食上。
开会用餐“四菜一汤”的规定是周总理亲自下达的。那是1960年的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开会，总理规定了用餐的标准，就是“四菜一汤”。这四菜就是鱼、肉、蔬菜之类的，绝不会有生猛海鲜美味佳肴。国务院开会的用餐，每人一碗大烩菜，其主要原料是大白菜、粉条、豆腐、排骨之类，桌上再摆几碟泡菜、酱菜、青椒之类的小菜。会务处按定量收取用餐人的粮票和钱，规定每人每餐3两粮票、4角钱。
1959年至1961年自然灾害期间，周总理号召全民节约粮食，以支援缺粮地区。他自己带头将自己的口粮定量由原来每月27斤减至15斤，邓大姐的由原来25斤减至13斤。周总理还给自己作出规定：要少吃肉、少吃鱼、多吃菜。我们了解总理的脾气，他说少吃，你就不能按照原先的量给他吃，不然他会严厉批评，还会一口不吃地退回。三年中，周总理从来没有吃过他喜欢吃的蹄髈，他和邓大姐还一再嘱咐每月的粮食不能超过定量。1962年6月，周总理去吉林省长春市视察工作。一到住地，卫士长成元功就给当地接待部门列出了禁吃的菜单，除山珍海味不要吃外，连鸡、鸭、鱼、肉、鸡蛋、罐头、香肠也列入其中。这个单子也是总理交代的。
在穿的方面，总理更是严格要求自己，绝不允许奢侈浪费。
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周总理出访了非洲、亚洲14个国家。出访的国家多、时间长，而且气候多变，我们商量后报总理同意，给他做了3套中山装。他指定用自己的工资付钱，内衣不准做新的，说是内衣旧一点，穿在里面没关系。我们又选了几件较好的衬衣、两套睡衣，其中一套已打了补丁。出访前，我们几人就商量在哪个国家访问，就把穿过的衬衣、睡衣请我们大使馆里的女同志帮忙洗，因为这些衣服很破旧，不好意思交给外国人洗。1963年12月14日，周总理一行到达埃及首都开罗，这是14国访问的第一站。当地天气很热，我们把总理换洗的衣服交到使馆，使馆的同志见了都大吃一惊，谁也没想到，为全国人民操劳的周总理穿的竟是这样的旧衣服。
而这3套定做的中山装，日后更是成了总理时常穿着的标志性服装。时间久了，3套衣服有的变色，有的损坏，特别是那套法兰绒外衣，表面的一层绒都磨掉了。磨损最多的是右边袖子的肘部，破了一个洞。我们请示总理做新的，他不同意，说补一补还可以穿，外宾也不会注意。就这样，我们请红都服装店的师傅用同样面料的布修补上，为了对称，索性把左边袖子同样挖上一个洞，补上一块。
我刚到总理身边工作时，看到总理的皮鞋已换了前掌，鞋面也已陈旧，就向成元功打听，这皮鞋是什么时候买的，这么旧了，怎么还不做新的。成元功说，这是1954年去日内瓦时做的，穿了6年多了，鞋底都换了两次了，总理不让做新的。我们给总理买袜子，一次要买五六双，这样几双袜子轮流穿，能穿久一点。可袜子穿久了总会破，特别是当年还很少有尼龙袜，大都是棉线袜。他那几双穿了多年的袜子，没有一双是完整的。破了，就让服务员补一下，我们警卫员谁也不会补，就请服务员高云秀补。她手艺不错，织补后几乎看不出来，总理穿上很舒服，就更不同意为他买新的袜子了。
在用的方面，周总理依旧简朴如一。
总理夜间办公，灯光的亮度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原有的一盏台灯装有三个灯泡，以便根据需要调整亮度。这种灯泡的度数较大，办公时间久了，灯下温度较高，特别是到了夏天，有一种炙烤的感觉，于是我们就打算给总理换一个日光灯。找来找去，我们发现市场上没有合适的，又不方便到厂家定制。于是，我们请来中南海机关的电工、铁工师傅，用已有的水管、铁皮加工焊接，再刷上油漆，成了一盏落地台灯。总理试用了一下说，做得不错，工艺水平不低，又快又省。我们看这盏台灯使用效果不错，便请他们为总理又做了一盏小一些的，便于挪动。1974年周总理住进医院，我们把这盏小台灯摆在了病房的办公桌上，它伴随着总理度过了最后的夜晚。
总理去世后，我和张树迎受邓大姐之托，与治丧办公室的同志一道，去八宝山选购骨灰盒。八宝山的同志拿出他们已有的两种，我们选定了其中花纹较好也相对便宜的一个。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骨灰盒，不是为总理专门定做的。我们回来向邓大姐报告，她说：“恩来用完，把盒子拿回家来保存着，等我死后，也用这个骨灰盒。”于是，总理用的这个骨灰盒，一直保存在邓大姐那里，工作人员定期擦擦、晾晾。这期间，大姐几次讲，她死后不要再买新的，就用这个，可以为国家节省开支。如今，这个曾装过周恩来、邓颖超两人骨灰的骨灰盒，陈列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里。
严于律己彰显党员风范
周总理曾经对我们有“六不准”的要求：不准用总理办公室的名义谋私情、不准提前超标晋职晋级、不准搞特殊、不准接受礼品、不准占用公家的东西、不准盛气凌人。对身边人尚且这样高标准要求，可想而知，总理在严于律己方面做得更是严格。
周恩来是当年我们国家领导人中出国访问、国内视察次数较多的一位。离京赴外地视察，一般随行人员只有5至6人，包括秘书一人(视需要决定去分管内事的还是外事的)、保健医生一人、警卫两人。1967年后，总理因心脏不好，增派一名护士，警卫局派前站人员一两人负责联络。周总理在国内视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1.不准省、市领导人到车站、机场迎接。
2.不准宴请、不准陪餐。
3.两菜一汤，不招待酒水，不吃高级菜(如鱼翅、燕窝)。
4.房间内不准摆糖果、水果，茶叶自备。
5.去公共场所，不封园、不闭馆、不戒严。
周总理公私分明、严于律己，绝不占公家一丝一毫的便宜。
“革”前的几年，总理工作和生活比较有规律，晚饭后，有时可以抽出点时间，去剧院看看节目。但总理看戏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他自己还有警卫局派去的人的票钱全部由他付，每次去公开演出的剧场看戏前，他都要再交代一遍我们要买票入场。
周总理有一块上海牌手表，是1961年从上海手表厂买的。时间久了，手表逐年老化，原有的夜光不亮了，走时也不太准。张树迎和我商量，有机会去上海再给总理买一块，总理也同意了。1972年，周总理去上海，我们打听到上海出了一种表，质量不错，于是就请上海方面的同志帮忙选一块，这事很快就办好了。当时总理正在开会，我们准备会后向他报告。没想到，还没等我们报告，他就把张树迎和我叫去，问手表的事。张树迎向周总理说明了事情的经过，总理听后没动火，但还是批评我们说，为什么不先问他一下。他要我们马上把表退了回去。
在外吃饭要付费，是周总理特别强调的一条规矩。
1966年7月的一天，周总理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听学生们开辩论会。辩论结束已到午饭时间，总理便与同学们一起到食堂吃饭。到了那，我帮总理选了肉片烧茄子外加一个馒头。总理对我说：“你付钱。”他看着我按价付了0.25元，这才一手端菜，一手拿着馒头，走到餐桌坐下。此时，学生们都围了上来，总理便与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天，气氛很活跃。这时，热情的厨师为总理送来了一碗汤，北京人称之为“高汤”，做法比较简单：葱花、酱油、香油，用开水一冲，便是一碗汤。饭后，总理叫我补交这汤钱，厨师无论如何不肯收。总理说：“你不收，我就不走。”厨师见状，只好叫我补交了5分钱，把原来开好的0.25元钱饭菜的收据改为0.3元，总理这才满意地离开。
1973年9月16日，周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在西湖旁的植物园参观结束后，送别了客人，返回招待所途中，周总理决定请我们去“楼外楼”饭庄吃饭。吃完饭，我照例去结账，总理问我付了多少钱，我拿着发票说：“10元1毛。”总理说：“太少了，这样他们会赔的，再去加钱。”那位饭店负责人推托不再收钱。总理说：“你不收钱，我就不走了。”于是负责人只好又收下10元钱。总理看看我拿着的第二次付款的发票，才起身下楼。这时，我转身小声问一位服务员，如果是其他客人吃这一餐饭需要多少钱。那位服务员说：“要30元左右。”在回住所的车上，周总理还惦记着这件事，说：“他们这种做法不好，应当按实际价格收费。我看20元也不一定够。”我把了解到的实际价格向总理说了，总理很严肃地说：“你告诉他们，以后不准这样做，你再补交他们钱。”于是，我又把这10元钱给了省接待处的同志，请他们转交给饭庄。
不贪分毫展现无私本色
周总理将“公”与“私”的界限看得很重也很清，公家的东西，他从不贪一分一厘，体现出共产党人的高洁风范。
周恩来总理遵照国务院规定，凡是因私用车，都要按公里付钱。他的“私”，是指去看戏，到医院看病人和去理发店理发、刮脸，去公园散步。这些规定当然由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掌握执行，由司机杨金明结算里程。具体执行起来却也遇到了一些麻烦，就是计算的方法与总理的想法不同。如去首都机场接客人，途经北京饭店理发或刮脸，总理要把由家到饭店这一段作为因私，我们认为只有专程去理发才算因私，这样计算起来就不一致。当然总理不会亲自过问每月的公里数，更不会计较付钱多少，但是他总是要多付钱。我们对这种做法觉得并不合理，司机也觉得不好办。最后经总理同意，采取每月固定交20元钱。当年警卫局规定，内部用车每公里五分钱。这样，总理每月交400公里的用车费，大大超过了他的所谓因私用车公里数，因为他每月不过去饭店四五次或每月看一两次戏，最后几年他也很少看戏，但我们一直按这个制度坚持付钱，直到1976年周总理去世。
1962年，有一次在上海，总理约见了几位党外人士座谈，谈话结束后，总理留他们吃饭。饭后，总理交代，这次是他请老朋友，要自己付饭费，不能用公家的钱，并叫我们去付款。我们认为，他约见这几位朋友开会谈的是工作，吃饭中间谈的还是工作，怎么能自己付钱呢?我们只是这样想，谁也没对总理说什么，只是答应得慢了一些。总理看我们迟疑不定，便叫当即付钱。我们只好解释稍微慢了一点的原因是没带这么多钱，不好意思向总理说。因这次出差时间较短，只带了伙食费，没带请客用的钱，我们打算让他们记上账，下次来了再补交。总理没有责备我们，只是当场作了一个规定，以后出差，时间再短，也要带上300元。等我们再次来到上海时，周总理特意提醒我们别忘了补交饭钱。
周总理工资的使用，更反映了他和邓大姐的清廉作风。他俩的全部收入只有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周总理的月薪是404.8元，邓大姐的月薪是342.7元，两人合起来747.5元，在领导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但总理家的支出很大，大体有：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止到1976年，两人共收入161442元。其中用于补助亲属的有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合计46864.18元，占两人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还多，这说明两位老人对有困难的同志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5000元就交党费，在我到西花厅工作期间，他俩曾三次交党费共计13000元。总理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5709.8元。这以后，邓大姐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1992年，邓大姐去世后，我们遵照她的遗嘱，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共计11146.95元，全部交了党费。
总理离开我们已经43年了，我深深地怀念他。我写此文，就是为了把总理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精神传承下去，希望这些关于周总理的点滴小事能够成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为今天的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提供充足的精神养分
关于周恩来的故事4
周总理对上海有着深厚的感情。大革命时期，他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上海区委军委书记，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抗战胜利后，他率领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上海同国民党进行了公开的和隐蔽的斗争，揭露了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新中国成立，他是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政务繁重，日理万机，但他始终关注着上海的建设和发展，对上海的工作给予重要的指导和支持。在上海的一次座谈会上，周总理曾深情地说过：上海有广大的工人群众，有各方面的专家，希望上海成为带动全国的先进城市。这表明了他对上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视，对上海的干部和人民寄予殷切的期望。
建国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了改变当时我国工业大约70%集中在沿海的状况，重点建设项目基本上都安排在内地，上海这个老工业基地没有一个重点建设项目。上海历来以轻纺工业为主，基础工业比较薄弱。怎样把上海这个老工业基地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成为当时上海市的主要领导陈毅、刘晓、刘长胜等同志反复思考的课题。1956年，毛主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其中专门阐述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根据这个讲话精神，上海市委提出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上海工业的方针，并经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周总理肯定了这个方针，并给予了许多具体的指示和支持，上海从此出现了有计划发展工业发展新兴技术的局面。在不算很长的时间里，上海的广大职工和科技人员，陆续制造出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第一个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开始了气象火箭、导弹、核电站以及人工合成胰岛素等等重大研制工作;初步建设了嘉定科学城，建设了闵行、桃浦、彭浦、吴泾、高桥、吴淞 、漕河泾、安亭等等工业区;发展了电子、计算机、激光等新兴工业。特别要提到的是，上海第一条黄浦江隧道的建设，是周总理亲自过问过的。他还实地视察，对隧道的进口、出口以及长度、高度都作了具体的指示。筹建上海地下铁路工程也得到了周总理的极大关注。地方出钱、中央帮助，每年搞一、二公里的建设方针，就是他亲自提出和批准的。他还到现场看过，对地下铁路的通过路线作过具体的指示。大量事实证明，当年上海工业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成就，无不凝聚着周总理的心血!
建设副食品生产基地，做好全市人民的生活供应、后勤服务，这对于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来说，是一项稳定经济、安定社会的重要任务。50年代末，上海只有东郊、西郊、北郊等三个郊区，面积很小，要发展副食品生产，特别是要保证市区的蔬菜供应，比较困难。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这个问题，经过研究，最后由周总理亲自批准，将与上海毗邻的江苏省松江专区和崇明县划归上海，从此上海逐步发展为10个郊县(现在撤销了宝山县，还有9个郊县)，使上海建设副食品生产基地有了更好的条件。上海人民当年很难想得到，在这样一些事关上海全局利益的问题上，敬爱的周总理日日夜夜操了多少心啊!
1963年1月29日，周总理出席了上海市科委讨论科学技术工作发展方向问题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在建设四个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周总理以明快有力的语调对大家说：“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强调指出“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前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他语重心长地说：“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科学技术的重要基地，我们对上海科技界寄予深切的期望。希望上海的科学技术界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作出应有的成绩。”我同当时在场的曹获秋同志和许多干部、专家、科技工作者，都从周总理的讲话中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同时深感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周总理在上海科技人员中有许多熟悉的朋友。他经常同他们亲切交谈，倾听他们的意见，并且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60年代，我们就是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进口了一批科研设备，改善和加强了上海的科研条件。
周总理对上海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同样十分重视和关切。教育卫生方面的不少问题，几乎都是在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顺利解决的。50年代中期，中央决定把沿海地区的一些重要大学相继迁往内地。同济大学医学院迁往武汉，上海医学院分一部分搬到重庆，交通大学准备全部搬到西安。当时，交通大学要全部搬迁确有不少困难，还会直接影响某些正在顺利进行中的科研项目。这些情况反映到中央，引起了周总理的重视。他召集上海市、陕西省和高教部的同志开会，最后由他决定，在上海和西安同时办两所交大，上海交大迁一部分系支援西安筹建新交大，并对做好内迁的教职员工及其家属的安顿工作作了指示。如今，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都是国内外享有声誉的重点大学，这是同周总理的正确决策和具体指导分不开的。60年代中期，周总理在听取了关于上海计划工作的情况汇报以后，指示我们要注意卫生事业的发展，还专门交代了试制避孕药的任务。当时，上海市的人口出生率一直控制得比较好，曾受到周总理的表扬。这次谈话时，他又强调了计划生育的重要性，还要求在研制避孕药时，注重药效和质量，保证使用者的身心健康和安全。
在周总理的倡导下，当年有过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全国一盘棋，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上海是一个工业城市，工业生产的主要原材料，市区的粮食和许多副食品的供应，基本上依靠兄弟省市的支援。许多兄弟省市都把上海看作是全国的上海，对上海提供了极大的援助。1960年夏天，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在北戴河参加中央第三次城市工作会议。当时上海严重缺粮，根据上海和各省协商的数字，大约还缺粮4千万公斤至5千万公斤。当我汇报这个情况后，周总理立即同意再帮助解决5千万公斤，并决定请华东各省多支援一点。他还亲自找几个省的负责同志具体商谈。江西省可以多给上海一点粮食，但那里交通不便，运输困难。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上海成立了华东调粮指挥部，并请解放军部队出动数百辆运输卡车，把分散的粮食集中到铁路线上，运来上海。对于上海支援全国，周总理同样十分重视和严格要求，明确指示这是上海的一项重要任务。当年上海支援全国，一是物质产品，二是建设人才，三是迁厂迁店。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经过国营商业部门调往全国的工业品总值，就达到200亿元左右。上海上缴给国家的税利数额很大，每年上缴中央的财政收入(包括中央在上海单位的上缴数)，约占全国总收入的六分之一。这是上海对国家、对各地的很大支援，是上海人民对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大贡献。
周总理组织和安排全国兄弟省市支援上海，同时要求和部署上海从多方面支援全国，都不仅仅是为了充分发挥上海这个老工业基地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着眼于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促进和支持全国经济建设的更好发展。全国支援上海和上海支援全国是互相紧密联系的，忽视哪个方面都不行。我们今天重温周总理的有关教导和回顾他的伟大实践，仍然深感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周恩来的故事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一激励中华儿女的励志名言，是1911年14岁的周恩来在回答老师提问时说出的。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在江苏淮安。1910年来到东北，先在铁岭上小学，后又转到沈阳东关模范小学。1911年的一天，正在上课的魏校长问同学们：你们为什么要读书?同学们纷纷回答：为父母报仇，为做大学问家，为知书明礼，为让妈妈妹妹过上好日子，为光宗耀祖，为挣钱发财……等到周恩来发言时，他说：“为中华之崛起!”魏校长听到一惊，又问一次，周恩来又加重语气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的回答让魏校长大为赞赏。周恩来是如何确立起这一初心呢?
幼年童年时期的家庭变故使周恩来比同龄人更早成熟。周恩来一出生的第二天，他的外祖父万青选就去世了。不到半岁，又因小叔父周贻淦生病没有子女，按照淮安的风俗，周恩来被过继给小叔父做嗣子，大人们希望通过过继的方法，一能解决小叔父的传代问题，二能希望用过继这种当地认为是“冲喜”的方法治好小叔父的痨病。可是不久他的小叔父就去世了。到1907年春天，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因家庭生活的操劳，在35岁时得了肺痨去世。不久养母陈氏也因病去世，10岁的周恩来作为长子就操办起养母的丧事，并用船把养母陈氏的遗体从清江浦运回淮城和小叔父合葬。家庭的变故让幼年童年时期的周恩来比同龄人更早地体会到失去亲人的痛苦、生活的艰辛和人情的冷暖，10岁时的周恩来已经“佐理家务，井然有序”。
童年生活的艰辛促使他要改变现状。周恩来的祖籍是浙江绍兴，外祖父的祖籍是江西南昌，到祖辈时两家到淮阴、淮安当县官，两家相识结为姻亲。祖父50多岁时就去世了，生前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房产。到了父辈，家庭开始中衰，叔父当师爷，父亲做文书常年在外不回家，入不敷出。周恩来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特别是为了生母养母治病，常常把家里值钱的物件拿去典当换钱买药。童年生活的艰辛较早地让周恩来体谅到父辈的不易，没钱维持正常生活的艰辛也让他较早地懂得了家里的柴米油盐来之不易，过上好日子的朴素想法在少年周恩来的心里扎下了根。
四位女性的早期教育让他知书明礼。在周恩来的幼年童年生活中，有四位女性对他的成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生母万氏，生于官宦之家(其父是淮阴县令)，为人善良，性格爽朗，美丽端庄，具有良好的家庭教育素养。她生前处事精明干练，排难解纷的能力强，出面调解家族内纠纷时经常带周恩来同去，对幼年周恩来的基本礼仪、人情来往、主持公道、操持家务、做事认真细致以及人生观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嗣母陈氏，受过教育，知书达礼，喜好安静，较早地对周恩来进行文化启蒙教育，经常给他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里面的故事，教他认字学文化，还送他到私塾读书，所以从8岁开始周恩来就可以读小说《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周恩来从生母身上学到了爽朗的性格，从养母身上学到了好静的性格。乳母蒋氏，是贫苦农民，周恩来出生后她到周家做周恩来的乳母，一直到周恩来离开淮安去东北都在周家劳作，小时候的周恩来经常跟着蒋妈，看她劳动，蒋妈也教他认识各种农活和植物常识，还带他到老家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玩耍，让年幼的周恩来知道了农事和农民的艰苦生活。还有一位八婶母杨氏，在周恩来生母养母去世之后成了周恩来的实际抚养人，对周恩来的影响也很大，周恩来对八婶母的感情也很深。四位女性对周恩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基本生活能力、处世经验、人生观的形成，性格的养成到对社会的看法都有很大帮助。
参观关公祠和日俄战争遗址让他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清末抗英名将关天培是淮安人，淮安城内建有关忠节公祠，周恩来少年时经常随养母陈氏到公祠里参观，养母给他讲解关天培抗英为国捐躯的故事，让少年周恩来对民族英雄产生崇敬之情。到东北上学期间，随同学到奉天南郊魏家楼小住，参观日俄战争遗址，听当地老人讲述日俄战争的经过和中国人民饱受的苦难，让他知道了落后就要挨打被侵略、国破家亡的道理。在他幼小心灵里萌生了为中华崛起、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豪情壮志。
到东北上学接受西学教育，思想受到启蒙。周恩来小时候在淮安，除了得到养母陈氏的文化教育外，还在私塾读书学文化，到东北求学开始接触西学。周恩来1946年9月在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说：“十二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到东北上学，让周恩来开阔了眼界，知道了外国的一些情况，也初步看到了国弱民穷受欺凌的国内现状，当听到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朝统治的消息后，在学校率先剪去象征清朝臣民的辫子。于是在魏校长问同学们为何读书的时候，他能自然而然地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励志名言。
周恩来从小学时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到南开学校毕业时与同学们互赠“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留言，到日本留学又回国参加五四运动，再到欧洲勤工俭学又回国投身革命……就一直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少年定下初心，之后为之奋斗终身，周恩来这种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执着的人生追求永远是我们共产党人学习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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