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国家有很多，要把这部分知识记住很难，但是虽然难，在考试当中会出现的题目大家还是需要努力记下来。小编在这里整理了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助到您。
我认为，张謇之所以是一名政治家，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说：
首先，张謇的“状元”身份就是一个政治身份。
过去，我们认为状元是文人，是儒生。实际上在中国古代，从隋唐开始搞的科举考试，主要目的就是开科取士，为了选拔培养各级官员，也就是培养政治人物。“状元”作为最高级的“士”，实际上是最有发展潜力的政治人物。
特别到了明清以后，又在进士和状元之外，设了一个翰林院，是为了进一步培养高层领导干部。考中进士以后，一般的还要通过过去的老进士、老翰林进行辅导，然后经过见习、考核合格了再送进翰林。但是，状元却可以直接进翰林。翰林相当于宰相培训班。过去有种说法：“非翰林不得入阁。”我们经常说“状元宰相”，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宰相或中央高层都是从状元中产生的。
张謇中了状元以后，清廷给了他一个翰林修撰的官衔，简单地说，就是皇帝的宫廷秘书，可以记录宫廷的事情，帮助朝廷起草一些文稿、文告，甚至帮皇帝和太子讲学等等。虽然没有实权，但是他可以借助这个台阶，眼观全局，学习朝廷的政治运作，把握整个政治的全局。同时，他还可以直接参政议政，发表看法。
举个例子，1894年甲午战争那年，当时的政局复杂，所谓的主战派和主和派争斗的很厉害。张謇刚考上状元，很快就向朝廷上奏批评李鸿章，认为李鸿章“主和”的主张耽误了国家的战备、影响了和日本人的战争，应该受到弹劾。这篇奏章当时震动朝野。满朝文武那么多有资历的，有威望的，有实权的官员都没有这个举动。而他刚刚中了状元，当了翰林，就开始崭露头角，拥有这样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担当，是非常了不起的。
二、张謇不同于一般的状元，他在中状元之前就已参政多年，奠定了他政治家的基础和本色。一般的状元都是一直读书，从秀才到举人到进士再到状元。而他的经历是很特别的。张謇22岁考上秀才，不久就开始介入或者说从事政治活动。
南通知州(地方官名)孙云锦把他招募为幕僚，也就是高级秘书，为自己写文稿、出谋划策。后来孙云锦到江宁做法审局局长的时候，就把张謇招聘过去。当时的法审局，是准法院机构，虽然没有审判权，但是可以把一些疑难杂症的案子向省府上报。张謇当时被招聘担任幕僚和机要秘书，很多事情要直接向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上报的，得到了很多历练。
这里要特别提到，张謇到淮安去办理一些疑难案子的时候，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了很多民间疾苦，发现淮安人民的生活状况比南通还要艰苦，非常同情，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萌发了要“救国救民”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
张謇一生跟几个重要的政治人物都有关系，第一个就是孙云锦。孙云锦用了张謇以后，又让他接触了中国近代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人物——袁世凯。淮军庆军统领吴长庆和孙云锦是好朋友。吴长庆需要好的助手和幕僚，于是孙云锦就向他推荐了张謇。这时候，袁世凯正好在吴长庆手下做一个中下级的军官。袁世凯为什么在吴长庆手下做军官呢?吴长庆和袁世凯的养父是拜把子兄弟，有生死之交。两人曾经共同抗击和围剿捻军，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于是，袁世凯在找出路时以侄子的身份投靠了吴长庆。吴长庆把袁世凯当作晚辈提携、关照，希望他茁壮成长。
张謇来了以后，吴长庆让他帮助袁世凯读书。所以袁世凯这时候就把张謇作为老师、作为长辈。那个时候，张謇觉得吴长庆文武双全，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他一心希望吴长庆能成为像曾国藩那样的人物，成为一名中兴之臣，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他自己跟着吴长庆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政治上也会有发展，不会久居于人下。
从张謇写的诗就可看出他希望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朝鱼而暮龙，功名蜕侯伯。”吴长庆对张謇非常信任，当他当了浙江提督去清廷拜见皇帝时也带着张謇。张謇跟着吴长庆在北京结交了很多高层的政界、军界的人物，开阔了眼界、开阔了政治视野。
1882年，张謇30岁的时候，朝鲜发生动乱，中国是它的宗主国，清廷就派吴长庆去平叛。张謇也跟去了。吴长庆在平叛当中几乎全部听取了张謇的献计献策。张謇在朝鲜平叛当中起了重要作用。张謇名义上是机要秘书，实际上他还直接在处理事务。包括在关键时候，张謇认为袁世凯可以派上用场。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他交代给袁世凯做的事情，5天的事情3天就能完成，张謇觉得袁世凯这人读书不行，办事很行。就力荐袁世凯升官，一开始当营务处的协办，相当于后勤部的部长助理，月薪三十两银子，配备两个勤务兵。吴长庆平叛有功，朝廷给予奖励，张謇也得到表扬。
张謇跟着吴长庆在朝鲜待了两年之后，对朝鲜的政局非常了解。回来就给清廷写了很多的奏折或者叫提案，建议清朝应该如何对付朝鲜问题，有一篇特别有名——《朝鲜善后六策》，还包括《条陈朝鲜事宜疏》等重要文稿，长篇累牍地写。当年就预判朝鲜将来肯定是中国的祸害，在奏折中建议一旦条件成熟就应该合并朝鲜。并提出如何通过朝鲜来制约日本、制约俄罗斯等等，显示了他远大的外交军事眼光和才能。
他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反应，朝鲜的问题根源在大清，因为国家不安定、不太平、不强大。所以首先要固本，固国家的国本。他在《朝鲜善后六策》中已经提出，要搞各地的经济发展和地方治理等等。通过和吴长庆在一起的经历，张謇的政治眼光更加开阔，政治才能得到进一步表现，实际上已经具有了全国性政治家的眼光和素质。这些都是发生在他中状元之前，前后有10年时间。
后来吴长庆死了，张謇在朝野很有名气。大家都知道，他在政治上有情怀，有眼光，有才干。李鸿章、张之洞、张树声等封疆大吏都很看重他，都希望把他招到自己身边当幕僚。但是张謇不同意，决心回家准备考状元。用他自己的话说：“南不拜张、北不投李”。
很多人认为张謇在这个时候，看到朝廷官员不争气，朝廷政治混乱，他灰心了，不想做官，想要回家走文人的道路，读一辈子书。在我看来，不是这样的。张謇绝不是放弃了政治追求、不想当官，就想考个状元得个功名就满足了。
那么，为什么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人请他去他都不去?我认为他是为了实现他更大的政治抱负，而不是因为厌倦官场、简单地回家读书。张謇一生从来没有为做官而做官，而是为了做事而做官，为做大事而做大官。
前面讲过，想当更大的官必须走“状元”这条路。李鸿章和张之洞他们毕竟是地方官员，没办法实现张謇的全国性的政治抱负。坦率地讲，他是从中国传统儒生秉持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一路走过来的，他是要救国救民的。他认为，不管是在哪里做幕僚都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只有站在更大更高的政治舞台上，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张謇40岁的时候决定回家考状元，在1894年42岁时中了状元。
三、张謇中状元后便在全国性的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大家过去只知道他在南通办了很多工厂，而忽视了他在政治上的一番作为。相反，我却认为对他的政治作为应该大书特书。有时候我甚至在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代史如果没有张謇，就会有不同的走向、不同的结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他在甲午战争和变法维新中的参政议政。甲午战争时，张謇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这和当时的当朝宰相、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有关。翁同龢，常熟人，是张謇考状元时主考官。张謇不仅文章写得好，又有十多年的地方从政经验，包括到朝鲜的经历，翁同龢对他特别器重，几乎是言听计从。所以，有一种说法称，光绪皇帝的主张来自翁同龢的建议，而翁同龢的建议来自张謇。
甲午战争结束，张謇的老父亲也去世了。张謇就回去守丧(“丁忧”)。守丧期间，他和翁同龢及其他方方面面的政治人物密切保持联系，时刻关注着中国政坛上发生的事情。他们这些“帝党”成员，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站在光绪一边。
与此同时，他还在家乡开办实业。当时的两江总督是张之洞，他看中张謇这个状元，让他回到家乡做两件事，一是招商局的事，搞招商、搞实业，实际上是官差。二是搞海防，在南通海门一带办海防团练。
戊戌变法前，帝党一派风生水起时，张謇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后，他积极参与维新变法，尽管他认为康、梁的理念是对的，但是在步骤和方法上太过冒进，不大注意“统一战线”和方方面面的利益和策略，有点不靠谱。于是，他尽他所能劝翁同龢和康、梁，但作用不明显，光绪帝已经下定决心搞激烈的、“休克疗法”式的变法改革。
翁同龢和张謇是一样的主张，认为改革要稳妥、重实效，不能简单地冒进，搞极端。但是这个时候，不仅慈禧不喜欢翁同龢，光绪帝也对他不满，嫌他太过老成持重、保守僵化。于是，在光绪和慈禧的共同作用下，翁同龢被罢官回到家乡常熟。历史学研究一直认为，翁同龢是被慈禧搞下台的，实际上是光绪和慈禧共同把他搞下台的。这个时候，张謇一看，大势已去，于是辞官回到南通。
很快，政坛发生巨变。维新党人被彻底镇压，“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从这个过程看，张謇是有政治抱负的，又有非凡的政治智慧。他政治上睿智稳健，既要改革又很务实。在他觉得维新派不听他的劝告，做法过于冒进时，远离祸水。后来有人问他和康、梁是什么关系?他说：“我和康梁是群非党”。这既说明了他和康梁的关系，也反映了他在政治理念上和策略上更为务实。
其次，张謇在东南互保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戊戌变法以后，慈禧掌权，光绪被排挤，国家比较混乱。这时候，慈禧准备废掉光绪，新立太子。废光绪对传统的中国老百姓、对一些封疆大吏来说是不能被接受的。外国列强英、法、美的立场也是不同意。尽管光绪在戊戌变法中有偏激冒进的做法，但是轻易废掉是会国家大乱的。为此，慈禧太后很恼火，又没办法。
这时候，正好义和团运动起来了。慈禧太后认为可以利用这股力量，于是怂恿和鼓励义和团运动。结果就一发不可收拾。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针对洋人的教堂、传教士、商人，甚至外交官以及中国教徒，到处杀人放火，越闹越大。清廷也借机向各国宣战。我觉得义和团运动很复杂，不能简单说它是一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当然，民众带有爱国主义情绪，但更多的是一些盲目排外和民粹主义的情绪，可以说是被慈禧太后利用了。
在这种情况下，外国列强没办法忍受，觉得中国不讲国际法和文明社会准则，于是八国联军开始武装干涉，从天津打到北京。眼看战火就要蔓延到全国，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中国经济最繁荣发达的东南一带。如果战火继续烧下去，国家就垮了，清廷也就完了。这时候，就形成了“东南互保”的思潮。意思就是说，我们东南的这些封疆大吏，包括总督和巡抚，和各国列强签订条约，互相承诺和保证，将战火控制在北方，南方不要打，外国人在东南一带的权益，包括企业、领事馆、机构、商人、教堂等等，中方都负责保护好。同时外国人也保证，他们管辖的租界地区，中国老百姓正常的财产、机构、企业、学校等安全也得到保护。
在这种思潮中，全国铁路总督兼招商局总督盛宣怀是起关键作用的一个人。盛宣怀，江苏常州人，亦官亦商。他从大绅和资产阶级利益出发，主张东南互保。但是他不是封疆大吏，只有劝说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乃至李鸿章等人，不要和外国人开打，应该搞东南互保。张謇除了积极呼应之外，还在关键时刻，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关系很好。在东南互保的最后关头，刘坤一犹豫了，认为这是一种背叛朝廷的行为。这个时候，张謇出场了。他力劝刘坤一为了东南的大局，为了清廷的大局，为了整个国家的将来，不要犹豫，赶紧下决心同意东南互保。最后，刘坤一被说动，到上海与几个国家的领事签订了东南互保条约。
我觉得，东南互保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很大。这实际上是中国深陷灭顶之灾时，东南各省督抚、洋务派官僚、新式绅商通力合作，智慧、务实地保家、卫国之举。而且，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走向。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东南互保，在清廷蛮干宣战时，八国联军把战火引到南方，中国很可能就四分五裂沦为殖民地，而通过东南互保，中国最繁荣最发达的地方被保下来了，既保住了中国的半壁江山，也保住了大清王朝。
但东南互保对于清王朝来说，某种意义上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它一方面成全了清朝，让它苟延残喘下来，另一方面也败了清朝，因为从东南互保以后，中央权威急剧下滑，跌到谷底。而各地的地方权重急剧上升。形成了中央轻、地方重的政治格局，形成了市民、绅士、各级知识分子、中间阶层等都能自由发言的局面，也才有了后面一系列的“新政”，以及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等等。我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其三，张謇在全国性——立宪运动中起到的是政治领袖作用。
这是张謇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我们知道，义和团运动以后，清廷被迫跑到西安，面临着亡国的危险。朝廷的大臣、官员和知识分子纷纷上书要求改革，不改革清廷就将灭亡。于是慈禧太后痛定思痛，还在西安时就发布圣旨宣告改革，实行新政，以此刷新她的政治形象，重塑她的政治基础，重建她的政治权威。
张謇(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
所谓的新政，当时朝廷内部有两种意见：一是延续过去洋务运动的路子，以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为主，就经济谈经济;二是认为要想国强民富，光搞经济不行，还得搞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立宪，要按照宪法办事。所谓立宪是君主立宪，君虚民实，把君王王权贡起来，世世代代承认他是国家元首的身份，但实际上搞得是民主政治，类似于日本或英国的内阁制。但是在刚搞新政时，第二种意见不占上风，毕竟传统保守力量强大，加上慈禧太后内心也不支持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一旦改革，皇帝就将变成一个虚职，就会触及到她的权力根基。但是后来形势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到1905年，日本和俄罗斯为争夺中国东北土地发动了一场战争。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战争，中国却号称中立，看着日俄打。最终，俄罗斯这个强大的沙皇大国，被弱小的弹丸小国日本给打败了。这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结果，让全体中国人感到震惊也大受启发。朝野普遍认为，日本搞了明治维新，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国力和军事也因此变强，而俄罗斯没有改革，还是专制的沙皇体制，因此败了。
于是，在全国，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高级官员中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体制是最重要的，必须加快立宪步伐。国内的立宪派开始占上风。全国8位总督中有5位上书力荐君主立宪。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无奈同意。清廷第二年就废除了科举制度，并派出五名大臣出国考察国外的立宪体系，回来后开始着手体制改革。
1908年，清政府颁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渝》，意即在九年内，要逐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立宪改革，构画出了立宪的时间表和线路图，表达了清政府立志改革的决心，全国人民也觉得挺像回事。可是就在1908年8月宣布这个改革计划不到三个月，慈禧和光绪就相继去世了。后来我就在想，如果他们不去世，这种改革和中国的历史或许是另外一个走势，会不会爆发出新的革命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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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件事中，张謇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可以说，立宪派的精神领袖是梁启超，但是在立宪运动实际运作中，张謇是当之无愧的政治领袖。他在立宪运动中的主要作为有三：
一、从事立宪考察研究和宣传鼓动。张謇对立宪也不是简单地盲从或顺应潮流，而是有自己的考察和思考。他除了查阅大量书籍，1903年借着到日本参加大阪博览会的机会，去考察了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在日本待了70天，他对日本明治维新后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全方位的考察。他了解每一件事每一个想法后都详细记录，比五大臣考察还细致。考察之后，他得出结论，君主立宪确实是好的，所以回国后下决心搞立宪。他首先印了很多宣传材料，包括日本宪法、各国政制等，发给大众和清廷高官。据他日记记载，慈禧太后都看过他的宣传材料并且认可他。
1904年，他上奏朝廷，要求仿照日本明治维新变法颁布天下，定国名为大清宪法帝国。在朝廷内部，袁世凯在北方呼吁搞君主立宪。张謇则在南方民间宣传呼吁，影响很大。这里要说明一下，当年张謇从庆军回来后就和袁世凯闹翻了，他认为袁世凯虽然有才干，但品行不好，喜欢搞政治权术，不尊重上级和长辈。因为这个，张謇和袁世凯绝交了20多年。但在这个时候，张謇主动和袁世凯通过书信恢复联系，除了他们对立宪的共同追求外，张謇认为袁世凯在朝廷的影响很大，而自己在民间的影响很大，一个朝廷、一个民间，一个北方、一个南方，遥相呼应，可以共同为立宪运动推波助澜。
二、成立上海立宪公会和江苏咨议局。这两件事一虚一实，在立宪运动中很重要。立宪公会是全国最大最有影响的立宪宣传组织，张謇作为主导人，担任会长。这也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下第一次出现合法的民间社会组织鼓动宣传政治改革。这可以看成是“虚”的。而“实”的是在江苏成立了全国最早、最有影响力的谘议局。全国20多个省都承认江苏咨议局是头，也就间接承认了作为议长的张謇的领导地位。
张謇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一方面呼吁推动立宪，另一方面又做了很多政治改革的示范，证明立宪是好的。这些行为有效推进了立宪运动的全面发展。江苏咨议局某种意义上说，是立宪运动的实验场和推动源。江苏咨议局的原址在湖南路上省军区司令部大院里面，是张謇的学生孙支厦模仿日本的帝国大厦所建。后来孙中山宣誓大总统就是在这个咨议局里，而不是总统府。包括孙中山去世后的灵柩也是摆放在那里。
三、组织国会请愿活动。当时，各地都觉得清政府搞9年立宪太慢，改革和危机在赛跑，如果太慢就会发生危机了。于是，大家纷纷想加快立宪，要求早开国会。张謇作为各地咨议局的首领，深受大家的信任，也就当仁不让，召集了各地咨议局的代表开会，给清廷写请愿书，声势浩大地递交给清廷。
其中有一个插曲，当时长沙的徐特立(毛主席的老师)断指送行，砍下自己的小拇指写血书表决心。由此可见，这个请愿活动很有影响和群众基础，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1909年10月组织一次后，1910年又连续组织了两三次。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同意加快立宪的脚步，将时间从1916年提前到1913年。
我认为，以张謇为领袖的国会请愿运动和整个立宪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过去政治都是官府的事情，而这一次却突破了历史常规，是政治精英群体和人民大众第一次联合掀起的大规模的群众民主运动，动摇了清廷的政治基础和合法性。这是三千年来没有过的。虽然立宪有未完成的遗憾，但它却间接地促成了辛亥革命地发生，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的巨变。可以说，是立宪党人和革命党人联手推翻了两百多年的清王朝和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
后来的很多研究者都偏向于研究张謇的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讲他办工厂办学校，而张謇本人在晚年编写自己的年谱中却写道：“一生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常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意思是，我一生中所有的大事都没有立宪这件事的成败大。说明他最看重的还是政治救国，认为自己的主要事业和成败在政治。从立宪运动可以看出张謇不同凡响的政治作为、政治才能和政治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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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辛亥革命中，是张謇一手促成了南北议和。
大家都清楚，中国近代史到1910年左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张謇从最初的倡导立宪转到了共和，逐步支持革命。他为什么会转变呢?实际上，张謇通过立宪运动发现，清王朝是无可救药了。清廷名义上虽然支持立宪，也宣布成立责任内阁，但是搞了半天，却是个“皇家内阁”，十几个内阁成员一大半还是满族王家贵族。张謇对清廷感到非常绝望。但是他还是不断通过上书或书信等方式向清廷提出忠告，苦苦劝说，希望清王朝顺应时代、顺应民意、顺应大局，搞真正的君主立宪或共和。他希望自己能起到朝廷和民间的桥梁作用，做政府和人民之间沟通的融合者。
同时，他也把希望寄于像袁世凯这样在清廷内有势力，又有新政经验的大臣身上，希望能力挽狂澜。1911年5月11日，辛亥革命发生前几个月，张謇在武汉汉口收了几个官办的纱厂后，坐火车去北京，想进一步拜见庆亲王和摄政王，当面规劝他们。当他路过河南彰德袁世凯的老家时，他特意下车找袁世凯谈了5个小时(当时袁世凯被罢官后隐居在此)。他们到底谈了什么?根据张謇的日记，只记了个大概。写到他们二人一边叙旧、一边谈论当前的时势。通过这次深谈，张謇惊喜地发现，在他们28年没见面的这些年，袁世凯大有进步，胸襟见识比以前高多了，“远在碌碌诸公之上”。
尤其是在谈到治淮问题时，张謇问袁世凯，到底有利无利?袁世凯回答：不管有利没利，只要对老百姓有利、对国家有利，就值得一干。张謇听了立刻觉得“心目一开”，就更加认定要和袁世凯在复杂动荡的政局中联手，稳定局面。我猜测，袁世凯后来的种.种举动，甚至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一会儿打一会停，张謇都是参与其中的。我觉得，在转向共和的过程中，张謇做了许多直接影响中国政局的事情，包括和袁世凯见面出主意，去北京见庆亲王和摄政王等等。当他10月份再去武汉参加大维纱厂开工仪式时，辛亥革命爆发了。所以我们看《张謇》话剧时有这么一段：他看到汉口浓烟滚滚，炮火连天，实际就是当天晚上发生了武昌起义。?
张謇开始并不支持暴力革命，他认为应该走改良主义的、循序渐进的君主立宪道路。所以10月12日，他回到南京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劝江宁将军铁良“援鄂”，赶快援助湖北，并迅速代铁良奏请“立行立宪”。然后，他又去苏州找巡抚程德全，代起草《奏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在这过程中，张謇希望通过改革化解危机、平息革命，以立宪挽救清朝。但时间来不及了，形势发展很快，上海、苏州、杭州、南通都相继起义光复。
很有意思的是，当时通州(南通旧称)一开始是准备与革命军打仗的，后来转向共和，支持革命了，民军推翻狼山总兵衙门，由张謇的哥哥张詧出任新成立的军政分府的总司令长。这说明，张謇及其家人是支持共和的。
11月16日，清廷就把军事大权交给了袁世凯，让他组织内阁，稳定局面。这种情况下，张謇的角色也开始发生变化，原来是“通官商之邮”，在官府和商人之间当“邮差”、当沟通的桥梁;现在要“通当南北之邮”，南边是孙中山黄兴的革命党，北边是清廷和袁世凯。张謇在这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实际是一手托三家。
他首先劝清廷：革命爆发了，应该赶快顺应大势退位，革命党人和全国老百姓都会保你们世世代代在紫禁城里自享其乐，不会像法国大革命把国王送上断头台。其次劝孙中山黄兴这样的革命党人：你们适可而止吧，虽然辛亥革命一呼百应，全国各地都宣布独立或认同共和，但你们的军事力量远不如清朝的实际掌权者袁世凯。再打下去，就要生灵涂炭，况且你们也不可能获胜。还不如就此收手，让袁世凯出来掌管局面。然后再劝袁世凯：你不要死心塌地地为清廷卖命，不要真的全部剿灭革命力量，否则你就是千秋罪人。将来我们会说服革命党人把权力移交给你，由你当国家领导人，让你成为像美国的华盛顿那样的一代伟人，开国领袖。他从大局出发，从国家稳定、减少战乱出发，在三方中斡旋协调。我想，这正是张謇非常卓越的政治才能、政治智慧的表现。
据说(我现在没法认证)，清廷的退位诏书也是张謇帮着起草的。这个说法从哪里来的呢?张謇儿子张孝若在写他父亲的传记中有一句话：胡汉民曾经在给谭延闿写的信中讲到，当时清廷的退位诏书是张謇写的，现在这个底稿还收藏在赵凤昌(常州武进人，清末民初立宪派代表人物)的惜阴堂中。但是张謇在日记中从未记录他写过退位诏书，也没有旁证。但他在写给清廷的许多奏扎中，确实表达了与退位诏书一样的内容。
辛亥革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研究的话题。有人说这是一场不彻底的、妥协的、甚至是失败的革命。实际上，在张謇等人的努力下，各方势力和利益，通过妥协与和解都得到了关照。清王朝留在了紫禁城，袁世凯当了国家领导人，革命党人革命完成，老百姓免受战乱，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成立了。孙中山说革命大功告成，要继续去建20万公里的铁路。从这种意义上说，革命是成功的。当然，从一开始，这个革命就带有先天不足，它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在妥协中，张謇这样的改良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2月下旬，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准备参加临时大总统的选举。第一天就和张謇会面，听取他的意见。张謇希望孙中山能发挥自己革命领袖和临时政府的作用。实际上现在看来，辛亥革命的临时政府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就打算当做过渡，等清廷退位后，再把权力全部移交给袁世凯。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3日，孙中山和张謇商议大政方针，遗憾的是，这次谈话之后，张謇觉得孙中山治国策略有点空，不了解中国国情，有点不着边际。张謇在日记中写他的谈话是“未之崖畔”(不着边际)。
于是他更加坚定地认为，应该将政权交给袁世凯，并积极游说各方。1月10日，他致电袁世凯“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意思是第一天清朝退位，第二天就拥护你，东南各方，包括革命人、立宪派、封疆大吏、知识分子都已商量好，所以你赶紧让清廷退位吧。2月12日，袁世凯逼清帝退位，诏书发布。不久，张謇辞去了孙中山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几天后临时政府也解散了。3月份，袁世凯当权，请他当了工商农林总长兼水利局总裁，干了将近两年。
过去有种研究认为张謇实际上不赞成革命，意思是临时政府请他当实业总长他不干，袁世凯请他去，一干就是两年。其实，这与是否赞成革命无关。他认为哪边能干实事，他就帮哪边干。他做官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强国富民”的政治理想，把当官和做事连在一起。张謇在自身完成由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蜕变的同时，也促成了中国从封建政治到民主政治的革命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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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张謇任工商(农林)总长时，政绩独特。
为什么说独特?一是因为他在任职期间，搞了大量的立法。中国近代许多经济、政治方面的立法，包括早期民国政府百分之七十的立法都是他搞的。立法涉及方方面面，有银行法、权度法、典当法、国币条例、证券交易法、中国实业公司条例等等。他任工商总长后说过一句话：“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说明他看得很清楚，办企业、抓实业要靠政治。
据说，当年他到日本考察时，碰到东北一个老实的农民，大字不识，到日本北海道开垦荒地多年，很成功，成为日本的劳动模范，连天皇都嘉奖他。他就想到国内，中国这样的老农民何止千万，却连自己都养不活，这是为什么?这件事对他触动很深。张謇觉得这是制度问题，是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问题。所以他认为搞实业一定要有好的政治环境，而好的政治环境在于搞法制。法制使政治的规范性、稳定性、长期性有了保障，国家的经济才会持续发展、长治久安。
他有句名言：“法律犹如轨道，产业入轨道则平坦正直，毕生无倾跌之虞”(一辈子都不用担心跌落)，“不入轨道，随意奔逸，则倾跌立至。”(不在轨道上走，随时都会翻车)。他对经济和政治以及政治与法制的关系看法相当精辟，相当深刻，对我们现在也有启发。后来张謇回到南通办企业，和这些官员关系都很好，深谙官商关系之道。所以企业搞得很成功。
二是秉持“开放主义”和“世界眼光”。他说，办县的事情，一定要有省的眼光;办省的事情，一定要有全国的眼光;办国家的事情，一定要有世界的眼光。他思想开放，视野开阔，主张通过合资、借款、代办三种方式引进外资。张謇还有现代的行政和经济管理理念。他搞机构改革，把农林和工商两个大部合并起来，把八个市局改成三个市局，并大量精简人员。然后要求他们不要具体地管项目、办琐事，要宏观指导全国性的经济发展和搞好查勘规划。
这篇文章，摘选自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江苏中心”理事长罗一民先生近日发表的一次演讲，演讲主题系《政治家张謇和南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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