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不仅能做到无微不至地关心、尊知识师和,还能充分包容那些反对自己的人。小编在此整理了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有人说:民国时代,中国有两个最好的大学校长,一个是北京大学的蔡元培,一个是浙江大学的竺可桢。这两个人都有民主作风,都能做到珍视人才。竺可桢甚至因此被称为“浙大保姆”。
抗战爆发后,浙江大学被迫内迁,学校先到建德后来又迁到广西宜山。任教于这所大学的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因担心家属拖累,将妻儿从建德送回老家温州。当浙大再迁到贵州遵义并终于稳定下来时,校长竺可桢建议苏步青将家眷接来。苏步青因担心费用不菲而犹豫,竺可桢当即给了他两千元,并找到当时的浙江省主席朱家骅,请他写一份手谕:“沿途军警不得盘查,一律放行。”苏步青的妻子是日本人,竺可桢担心万一在途中被人发现,很可能被中国老百姓打死。有了竺可桢的细心关照,苏步青的妻儿终于平安到达贵州。
竺可桢对国学大师马一浮的礼遇更被传为佳话。马一浮为人孤傲耿介,蔡元培做北京大学校长时,曾多次礼聘他,但都被其拒绝;蒋介石邀请马一浮到南京谈话,他当作耳边风;浙江大学也曾约他来任教,亦未成功。后来由于日寇不断进攻,马一浮生存环境急剧恶化,他于1938年写信给当时在江西的浙大校长竺可桢,委婉表达了想来浙江大学任教的心愿。竺可桢立刻将其聘为“国学讲座”。浙大给他安排了当地最好的房子,而且不要求他跟其他教授一样受课程局限,只需每周给全校师生开两三次讲座,另外,单独给一些资质很高的学生指导一两次就行。当时浙江大学只有两辆黄包车,却为马一浮随时待命,假若路途远一点,校长的汽车可随时为他服务。
竺可桢不仅能做到无微不至地关心、尊重教师,还能充分包容那些反对自己的人。政治学教授费巩很有才华,某段时间对竺可桢非常不满,开教务会时,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微笑不语。后来,学校需要提拔一名训导长,竺可桢不顾民国政府“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为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坚持让其做训导长。
物理学家束星北非常仗义,但脾气暴躁。浙江大学因战争西迁,他对竺可桢的一些做法很不满意,跟在这名校长后面一路牢骚不断,竺可桢也总是一笑置之。竺可桢虽不欣赏束星北的性格,与他没有多少私交,却力排众议,将他聘为教授,并多次保护他。
竺可桢如此善待学者,原因很多:比如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为国家作育人才,是竺可桢的重要信念,而要培养杰出的人才,首先就必须有优秀的师资;再比如,竺可桢自己是杰出的气象学家,他懂得知识对社会的重要性,而知识往往是杰出学者创造的;不过,最根本的还在于竺可桢有一种做人的大格局,正是这种大格局,使他做出了一般人不想做、不敢做的事。
格局的原本意义是指艺术或机械的图案或形态。引申到做人上,指的是一个人的眼界、胸怀、气度。一个人有没有格局,为人处事大不一样。没有格局,做事只想到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就会以邻为壑,觉得善待别人是委屈甚至损害了自己。有了格局,会意识到自己对社会、对国家担负的责任,为人处事就会经常想一想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对得起社会,是否违背自己的良知。历史有一双睿智的眼睛,它最终一定会分清是非:通过等级、强权制造尊严感的人,呈现的面目却是卑贱和猥琐;尽心尽意为社会与他人服务,力求上不怍于天下不愧于心的人,得到的是精神生命的永恒。就像竺可桢,他当年那么礼遇费巩、束星北、苏步青、马一浮,人们并不会认为这个人无能,而会认为他像高山、海洋一样大气,值得后世的人深切怀念。做人的格局,许多时候决定了一个人生命的格局。
《竺可桢日记》被誉为民国四大日记之首
竺可桢先生自律极严,漫长的一生中坚持记日记,他的日记言简意赅,极力保持客科学家严谨求实的态度,记录自然、人文的事实,因此具有极高的价史料值。这些日记绝大多数保存完好,经专家十三载艰苦整理下正式出版,全部字数近居然多达1300余万字,堪称中华民族古今日记中的巨无霸。
关于《竺可桢日记》,历史学家是这样评价的,“其内容所具备的丰富、复杂、珍稀、精悍诸种特点,远非其他日记所能望其项背。……众所周知,晚清有四大日记,即《越缦堂日记》《翁同龢日记》《湘绮楼日记》《缘督庐日记》。如果要选民国四大日记,以笔者个人十多年的阅读经验而言,这四大日记应该是《竺可桢日记》《顾颉刚日记》、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吴宓日记》(正续编)。《竺可桢日记》毫无疑问是首选,无人可企及”(引自《上海书评》) 还有人这样评价:“《竺可桢日记》为1948-1949年这两年特殊的历史场景及芸芸众生无意间画了一幅如《清明上河图》那样恢宏的历史长卷。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幅炮火纷飞笼罩之下的战乱流离图,天崩地塌,方死方生,各种各样的人物在这股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流中沉浮飘移,给后世的史家研究提供了许许多多难得、鲜活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