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多样的，也是有差异的。如同生命有机体需要新陈代谢一样，文明也需要通过交流互鉴实现新陈代谢、不断发展。如果一种文明长期自我封闭，就会走向衰落。强调，“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人类文明发展史充分说明，一种文明只有在同其他文明对话中才能取长补短，只有在同其他文明交流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力。
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绝无高低优劣之分。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每一种文明体现的都是人类解决自身生存困境、追求美好生活的智慧，代表着人类前行的独特进路，都有所长也有所短。因此，不同文明之间具有强烈的互补性质，具有互学互鉴的内在要求，不应相互隔离、相互排斥。面对文明之间的差异，我们应该进行文明对话，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历史证明，任何用强力手段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只会给人类文明带来灾难。
各种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存是亚洲文明长期延续、保持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亚洲文明发展的一条基本历史经验。亚洲各国各民族人民在长期实践中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形成许多具有宝贵价值的思想理念。这些思想理念虽然语言表述各不相同，但基本道理是相通相近的，称之为亚洲人民共有的东方智慧。这些东方智慧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无穷魅力，是亚洲人民共同的思想财富，在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发出耀眼光芒。
文明交流互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强调，“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只有开展文明对话，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人类文明才能充满生机，才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包括思想文化在内的深层支撑。正是文明的多样性、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推动亚洲各种文明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形成一个多姿多彩、欣欣向荣的文明大家庭。今天，亚洲文明成为亚洲人民拥有丰富精神生活的源泉、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维护和平的纽带。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来自亚洲47个国家和五大洲的各方嘉宾，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聚一堂，这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存提供了一种新样板、新方向。
文明是多样的，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如果人类文明变得只有一个色调、一个模式了，那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也太无趣了!”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生存的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199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20xx年定为“不同文明间对话年”。20xx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文化多样性“是发展的源泉之一，它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还是享有令人满意的智力、情感、道德精神生活的手段”。这些都表明，文明多样性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亚洲是人类最早的定居地之一，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从公元前数千年起，生活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恒河、黄河—长江等流域的人们，开始耕耘灌溉、铸器造皿、建设家园。一代又一代亚洲先民历经岁月洗礼，把生产生活实践镌刻成悠久历史、积淀成深厚文明。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中东、印度、中国和欧洲这四块地区的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孕育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这些文明使欧亚大陆成为起重大作用的世界历史中心地区。”亚洲不仅是人类古代文明的摇篮，也是近代以前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在早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引领作用。近代以后，亚洲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一段由遭遇挫折到不断奋起的坎坷历程。目前，亚洲经济总量占世界的1/3，人口占全球的2/3，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今天的亚洲仍然是一个多元文明复合体，亚洲文明多样性的特点十分突出，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制度模式多元共存，各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习俗不胜枚举。当代亚洲文明的发展必须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智慧，努力维护文明多样性，积极开展文明对话与合作。开展文明对话是消除文明分歧的重要路径，重视文明交流互鉴是亚洲文明发展的宝贵历史经验。无论是丝绸之路、茶叶之路、香料之路等古老商路上互通有无的文明对话，还是当今亚洲各国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领域合作推动的文明交往交流，亚洲文明一直在交流互鉴中发展壮大。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文明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态势。多样性是亚洲文明的特点和优势，是亚洲文明的活力之源，也是世界文明不断创新发展的强大动能。只有在深刻认识文明多样性、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才能更好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携手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各国人民的人心所向，是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同时也要看到，世界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的大背景下，“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文明终结论”沉渣泛起。有人认为自己的文明高人一等，执意要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有人奉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拒绝平等对话，否认互利共赢，甚至打压其他文明。这些论调和做法都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如果得逞将带来灾难性后果。中华文明一贯主张文明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力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生。
中华文明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开放体系，融汇了其他文明的优秀因子，其发展进步是与其他文明交汇融合的结果。中华文明不是单调的，而是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中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中华文明不是静态的，而是在交流互鉴中不断进行自我更新、自我超越。
指出：“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作为亚洲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文明的性质和担当，为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深化交流互鉴指明了方向。一方面，我们要自豪自信，不可妄自菲薄，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这是中华文明自立自存的基石。另一方面，我们要从长时段、大视野来思考和推进中华文明发展，认识到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亚洲，更离不开世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是孤芳自赏，不是闭门造车，而要充分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中华文明将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继续发挥在亚洲文明、世界文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大力推动文明对话、文明交流互鉴，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激活多元供给主体，释放文化发展合力。文化产品和服务具有的鲜明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无论何种文化供给主体都必须承担起坚守和传播主流价值观念的特殊使命。对于政府而言，既需要其发挥好在国民教育、舆论宣传、制度涵化、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宏观调控和导向作用，让主流思想文化更好地滋润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满足和引导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也需要进一步强化公共文化服务功能，优化创新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和方式，更加精准地对接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同时，要坚持简政放权、重心下移、放管结合，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与水平。政府不是文化供给的唯一主体，面对人民日益多元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还必须积极扶植和培育一批面向市场、面向群众、供给效能高、服务效果好的社会力量，注重发挥社会力量在引领良好社会风尚中的作用。近年来，有的省市区通过文艺院团政府购买演出机制，让百姓畅享歌舞、戏剧等惠民演出;有的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让文物资源活力迸发;有的将部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交给社会力量来运营，让更多人感受高品质文化等等，都是值得学习借鉴的成功案例。要进一步明晰政府与社会力量之间的权责关系，加强社会力量参与的监管力度，更好地使政府和社会力量同频共振，形成最大文化供给合力，进而激发文化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突出质量效益导向，着力打造文化精品。实现从“高原”向“高峰”的迈进，需要坚持“质”“量”并进，以更多更高品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人们多方面、高标准的精神文化需求。强调，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要加强现实题材、爱国主义题材创作，既要突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又要结合各地发展实际和地域优势，推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丰富内涵，积极寻找发掘全球优质文化资源，源源不断推出效益双赢、面向大众、面向世界的文化精品。要进一步重视互联网文化产品供给。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文化形态，网络文化发展也必须将质量和社会效益作为首要考量。现在，一些网络文化产品在思想内容、价值观念上还存在一些问题，极其不利于网民特别是青少年受众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必须加强网络文化阵地建设，严格监管网络传播内容，努力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让健康优质的网络文艺作品成为人们的精神补给品。要防止和抵制文化作品内容中夹杂的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引导文艺工作者戒除浮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自觉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自觉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坚持把积极向上的文艺作品奉献给人民。要大力倡树一批文化名家标杆，释放榜样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尤其在文化领域掀起向德艺双馨大师看齐、追求高品质文艺创作的热潮。
力促文化事业繁荣，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促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满足人民文化权益的基础工程。一方面，要加快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提高文化共享水平。不断增强公共文化设施的社会服务能力，做好文化领域“精准扶贫”，引导优质文化资源进一步向农村贫困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倾斜，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综合文化活动馆、文化广场等带来的精神享受。另一方面，要考虑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不同文化程度群体精神文化需求的复杂性，让量身定制的公共文化服务覆盖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儿童、农民工、残疾人等群体。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重要的是要聚焦文化产业如何做强做优的问题。首先要明确文化产业不同于其他产业，既要高度重视其意识形态属性和社会效益，也不能忽视其商品属性和经济效益。从目前发展情况来看，要依托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等文化资源提炼各类文化元素，着力培育以文化元素为核心的新型文化业态和线下场景体验式消费模式，以文创产品的匠心开发带动文化新品牌的开创，让文化产业焕发新的活力。指出，谁排斥变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于时代，谁就会被历史淘汰。要紧紧抓住互联网这一“最大变量”，着眼文化产品和服务线上生产传播的特点，创新连接中外的传播手段和文化表达方式，为中华文化走出国门提供有效载体，努力使互联网成为新时代助力人民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最大增量”。
优化文化体制机制供给，确保政策落地落实。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幸福感，既要发挥好“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软力量，也要以有效的文化体制机制为人民提供“硬保障”。加强文化领域体制机制建设，就是加强顶层设计，保障公共文化事业和现代文化产业健康发展。近年来，《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等文件的出台实施，为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率做出了有益探索。还应加强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文化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制定更具体的分类化公共文化管理法规，不断提高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科学化水平。同时，要积极推进《文化产业促进法》的制定和出台实施，加快构建有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使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创意产业促进、网络文化传播管理等方面的现代文化产业运行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还应完善细化清朗文化市场、支持艺术创作、引进培养文化人才、明确文化市场主体权责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为让人民群众获得文化幸福体验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同时，要加强制度实施的全面监管，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确保各项政策的有效执行，使人民群众形成并确立起实实在在且持续稳定的文化获得感、文化幸福感和文化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