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本义而言，哲学就是“爱智慧”。但是，这一“本义”往往容易产生一种误解，这就是认为哲学是“爱”智慧，它本身不是智慧。实际上，正如所强调：“哲学是人类的智慧之学。”它不仅“爱”智慧，更重要的，它本身就是一种智慧，给人生存和发展以勇气与智慧。如果说宗教是关于人的死的观念，是讲人生如何痛苦，死后如何升天堂的，那么，哲学就是关于人的生的智慧，是教人如何生活，如何生活得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在人类存在的种种矛盾中，根本的矛盾就是“向死而生”，即人的个体生命是有限的，终归死亡，可人又总是力图以某种追求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超越死亡。由此产生了人如何生活的有价值、有意义这一重大问题，并激起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深刻反思。如果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马克思语)，那么，哲学就是已经觉醒的人关于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的自我意识与自我感觉。这就是说，哲学就是人生观，而人生观与世界观又密切相关、高度统一。
人生观是世界观问题，而不仅仅是伦理学的问题。人生活在自然之中，必然有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生活在社会之中，必然有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对人生的不同理解必然包含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理解，对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理解，一句话，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理解。文天祥的千古绝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明，人的生与死本身属于自然规律，而生与死的意义属于历史规律。有的人生得伟大，有的人苟且偷生。英雄与小丑，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的分界线就在于，你是如何处理人与历史规律关系的。凡是顺历史规律而动、促进社会发展者，是英雄，流芳百世;凡是逆历史规律而动、阻碍社会发展者，是小丑，遗臭万年。
因此，人生观不可能脱离世界观。人“向内”求解“人生之谜”，必然要“向外”探索“世界之谜”，而“向外”探索“世界之谜”，归根到底是为了“向内”求解“人生之谜”，从而实现自我发展。无论是探索天、地、人的人与自然关系之思，还是反思你、我、他的人与社会关系之析，哲学都熔铸着对人的生存方式的关注，对人的发展境遇的关切，凝结为对“人生在世”的深层理解。所以，每个时代的哲学都表现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高度统一，体现着人生的智慧。
人生观是哲学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医学、生物学、考古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等都不可能完全解答“人生之谜”，技术再先进的计算机也算不出“人生之谜”……哲学问题不同于科学问题。人为什么有生有死，这是科学问题，可人如何对待生与死，这是哲学问题。知道数学中有正数与负数，物理学中有作用与反作用，化学中有化合与分解，生物学中有遗传与变异等，这是科学常识，可是从中引出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引出对立统一规律并把它转化为矛盾分析法，这是哲学智慧。哲学的智慧能使我们具备独有的眼界，正是这种独有的眼界使我们能够从个别看到一般，从对立中看到统一，从肯定中看到否定，从有限中看到无限……使我们善于在个体与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真理与价值、现实与超越等的矛盾关系中去理解和把握人生问题。
哲学智慧不同于科学智慧。科学是以理论思维的形式描述和解释思维的对象，即存在的运动规律，哲学则是以理论思维的形式反思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探讨思维能否反映存在、思维如何反映存在及其规律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哲学对对象的认识不是止于对其规律的认识，而是进入到对象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不仅要知道对象是什么，而且要知道对象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与价值是什么。这就是说，科学追求的是真理，哲学追求的既是真理，又是某种价值，因而是真理观与价值观的高度统一;科学是知识体系，哲学既是知识体系，又是意识形态，因而是知识体系与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哲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是以抽象的概念体系反映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的社会运动，体现着特定的民族、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和愿望。所以，哲学不是科学，但它也启迪人以真理;哲学不是宗教，但它也给予人以信仰。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要“为学”，即学专业知识，还要“为道”，即学哲学。学哲学，可以拓展理论视野，强化思维力度，善于辩证思考，把人们视为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问题作为“问题”进行反思，进行“自明性分析”和“前提性批判”，在“熟知”中发现“真知”，从而阐幽发微而示之以人所未见，率先垂范而示之以人所未行。正如所说：“现在的领导干部不少人受过专业训练，不缺乏专门知识，但其中的很多人不懂哲学，不善于辩证思考，很需要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
2.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辩证唯物主义既是关于人与世界总体关系及其联系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又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强调：“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在辩证唯物主义中，科学性与人民的立场、真理性与无产阶级的价值观、规律性与共产主义的信念、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实践高度统一起来了。因此，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和使命，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人，必然要选择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如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所言：“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便选择什么样的哲学。”
辩证唯物主义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所谓世界观，就是关于人与世界总体关系的理论，运用这样的理论观点去认识世界、评价世界、改造世界，就是方法论。用哲学的话语来说，方法就是把客观规律转化到头脑中，然后运用这个规律去认识事物、评价事物、研究事物。例如，对立统一是客观规律，转化到我们头脑中并以此去分析和认识事物，就成为矛盾分析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离不开方法论，方法犹如一个能聚光到燃点的特殊透镜。但是，方法论又不是单独存在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正如毛泽东强调的：“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要善于把这一科学的世界观转化为科学的方法论，转化为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当然要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经典著作。法国学者德里达都认识到：“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马克思……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但是，“读”经典著作的目的不是为了从中寻找关于当代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为了“悟”其中的基本原理，掌握贯穿其中的方法。马克思是人，而不是“神”，他没有也不可能提供适用于各个时代的“药方”或“公式”。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启示录;是方法，而不是教条，它没有也不可能提供关于当代问题的现成答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经典著作中找不到关于当代问题的现成答案，要责怪的不应是马克思，而是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无知。“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研究使用的方法”。
在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又多次指出，要“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应当明白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两个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即包括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内的辩证唯物主义。人类是从古希腊、从自然观上开始自己的唯物主义历程的。然而，在马克思之前，在历史观上却是唯心主义一统天下。直到马克思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才使唯物主义成为彻底的、完备的唯物主义。从空间上来看，自然与社会“零距离”，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似乎相距很近;从时间上来看，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又相距遥远，从自然唯物主义的形成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人类整整走了2520xx年的心路历程，可谓“咫尺天涯”。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是马克思对人类思想史的独特贡献，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征之一。所以，列宁又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因此，我们既要深刻理解“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涵，又要深刻理解“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涵。
3.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强调，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就要把握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具有三层内涵：一是自然界具有客观实在性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先在性;二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在这种活动中形成的“社会的物”和“物质的社会关系”同样具有客观实在性;三是“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这个“物质的东西”实际上就是社会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存在既包括通过人的活动进入到社会中并具有社会关系内涵的自然存在，又包括“物质的社会关系”。从本质上看，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际”就是社会存在。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现实的社会存在出发。
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一要分清实际中的现象与本质，把握事物的本质，本质才是事物存在的根据;二要分清实际中的形式与内容，把握事物的内容，内容才是事物存在的基础;三要分清实际中的局部与全局，把握事物的全局，全局从总体上决定着局部;四要分清实际中的偶然与必然，把握事物的必然，必然才能决定事物发展的趋势;五要分清实际中的可能与现实，现实的可能性预示着事物发展的前景。所以，我们要按照所强调的：“在实际工作中把握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内因和外因、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强调：“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就要把握实践第一的观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传统哲学的两极，然而，二者又有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都不理解实践活动的意义。由此导致旧唯物主义哲学仅仅从客体的角度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唯心主义哲学则“抽象地发展”了主体的“能动的方面”。与旧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都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确认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和现存世界的基础，因而，从实践出发去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肯定与否定、真理与价值、必然与自由等的关系，并把实践的观点向自然观、历史观、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论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各种关系发散出去，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列宁强调：“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就要把握矛盾分析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辩证法“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同的矛盾只有用不同的方法才能解决。有的矛盾可采取一方“克服”另一方的方法来解决，有的矛盾可通过对立面的“融合”的方法来解决，有的矛盾可通过双方“同归于尽”的方法来解决，有的矛盾则需要创造某种新的形式，使矛盾能在其中良性运行加以解决。和谐也是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存在状态。正如曾经指出的：“和谐，从本义上解释，是指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统一而出现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自然界内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以及社会内部诸要素之间实现均衡、稳定、有序，相互依存，共生共荣。这是一种动态中的平衡、发展中的协调、进取中的有度、多元中的一致、‘纷乱’中的有序。”
运用矛盾分析方法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关键要把握矛盾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一矛盾问题的“精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世界上没有两片绝对一样的树叶，不存在完全相同、绝对不变的事物，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矛盾总会呈现出新的特点。看似相同的矛盾，出现在不同的条件下，解决的方法也不相同;看似有效的方法，置于不同的环境中，不一定能发挥同等的效用;看似已经解决了的矛盾，在变换了的时空中，有可能“复活”再现，但这种“复活”往往是形式上的重复，在内容上则是新的，因此，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往往是不可重复的。例如，“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总是不断地解决，又不断地以新的形式“复活”，不断地“复活”就必须不断地采取新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应当记住列宁的话，那就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恩格斯认为：“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就要把握规律，尤其是历史规律。在20xx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要把握历史规律，就要分清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规律这三个概念。历史事件都是单一的、不可重复的，1775年的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20xx年的中国辛亥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戊戌变法……这一个个历史事件都是单一的、不可重复的。问题在于，戊戌变法是“一”，不可重复，可改良和改革作为历史现象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并不罕见，是“多”;法国大革命是“一”，不可重复，但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历史现象在近现代的历史上却不断重演，是“多”。这就是说，历史事件都是“一”，但历史现象是“多”，而在这多种多样历史现象背后，存在着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就会重复起作用的历史规律。
与自然规律不同，历史规律主要表现为统计学规律。动力学规律体现的是事物之间的一一对应的规律性关系，统计学规律体现的是一种必然性与多种随机现象之间的规律性关系，这种规律性需要在大量的偶然、随机现象中才能表现出来。就是说，现象如不是“大量”发生，它们之间就表现为一种非确定的联系;如果“大量”发生，它们之间就表现为一种确定的联系，即规律性联系。这就像抛掷同一个硬币，出现正面和反面都是随机的，但在“大量”抛掷的情况下，正面、反面都有1/2概率则是确定的。这就是统计学规律。马克思把这一规律称为“平均数规律”。
与自然规律不同，历史规律是在人的活动中形成的。但是，历史规律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客观实在性，不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反而反过来制约人的活动，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和进程。马克思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历史规律又是在人的活动中实现的。任何一个历史活动的成功都要靠人的努力，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产生都同人的活动相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必然导致中国革命，而中国革命要获得成功，必然靠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既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是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这是“人间正道”，“人间正道是沧桑”。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历史规律的问题。在谈到中国的历史时，有的人总喜欢用“如果……就……”这一公式来套历史，认为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今天的中国就怎么怎么样;如果中国在20世纪中叶选择了资本主义，今天的中国就怎么怎么样……可是，历史有其内在规律，并不以“如果……就……”的公式为转移。其实，我们可以提出一系列“如果”，但历史是已经过去的客观存在，需要的是分析，而不是假设。对于历史认识来说，“如果……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4.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
强调：“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的确如此。在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是李大钊;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编写者是瞿秋白，第一本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科书是李达编写的。毛泽东更为重视学习、宣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写下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本专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实践论》深刻、系统地阐述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以及认识活动的规律，并从认识论的视角批判了教条主义。《矛盾论》深刻、系统地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尤其是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原理，从辩证法的视角批判了教条主义。这两部哲学著作在指导党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邓小平也高度重视学习哲学，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分重要”，“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毛泽东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形象地比喻为“望远镜”和“显微镜”。望远镜能使我们看得更远，显微镜能使我们看得更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犹如我们既有了望远镜，可以高瞻远瞩，又有了显微镜，可以见微知著。深悟毛泽东这一形象比喻的深刻内涵，并从“政治责任”的高度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学习党的基本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以此作为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哲学不等于政治，但政治需要哲学。没有经过哲学论证其合理性的政治缺乏理性和逻辑力量，没有经过哲学论证的政治缺乏理念和精神支柱，没有经过哲学论证的政治很难得到人民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拥护。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哲学，研究认识论，研究辩证法，重新阐述实事求是，就是为了批判教条主义，就是为了给中国革命找到正确的道路。离开了这一政治背景，仅仅从学理的角度去理解实事求是，就没有真正理解毛泽东阐发实事求是的真实意义。
哲学也不可能脱离政治。哲学总是具有自己独特的政治背景，总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蕴含着政治，总具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效应。所有的哲学都是这样。即使被认为是“纯粹哲学”的解构主义哲学也不“纯粹”，而是具有特定的政治内涵。用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话来说就是：“解构主义是通过解构既定的话语结构来挑战既定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的政治结构。”历史已经证明，哲学变革是政治变革、社会变革的先导，哲学和时代的统一性首先就是通过哲学的政治效应来实现的。学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培养自己具有自觉的哲学意识，同时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从而把握时代精神，塑造并引导新的时代精神。
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是双向关系，一方面，现实催生理论，理论要适应现实;另一方面，理论引导现实，理论要超越现实。正如所指出的：“理论对规律的揭示越深刻，对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引领作用就越显著。”一种仅仅适应现实的哲学是不可能高瞻远瞩、引领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地把握了人与世界的总体关系及其联系和发展的规律，深刻地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深刻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基本规律，所以，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超越了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代。无论资本主义在当代发生了什么变化;无论是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为“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景观社会”，还是称为“弹性生产时代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都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具有支配一切权利这一客观存在，都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这一经济基础，都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一总体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真理只能发展，而不可能被推翻。
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关注和解答的重大问题又深度契合着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无论是生态主义关注的生态问题，还是存在主义关注的人的异化问题;无论是“依附”理论关注的“后发展”问题，还是“世界体系”理论关注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问题;无论是制度经济学关注的社会制度问题，还是发展社会学关注的社会结构分化问题;无论是后现代主义关注的“重写现代性”问题，还是后殖民主义关注的“文化帝国主义”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
一言以蔽之，恰如所指出的：“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正因为如此，每当世界发生重大事件时，人们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一次又一次地转向马克思，“求助于马克思”。正如美国学者海尔布隆纳在《马克思主义：支持与反对》一书中所言：“我们求助于马克思，不是因为他毫无错误之处，而是因为我们无法回避他。每个想从事马克思所开创的研究的人都会发现，马克思永远在他的前面。”
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已经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了，革命、建设、改革，马克思始终与我们同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是我们的“头脑”和“安心立命”之本。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之中，在这样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特殊而又极其复杂的社会变革中，正如所强调的，我们需要理论思维，“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
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指出：“要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肩负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大家理应以高远志向、良好品德、高尚情操为社会作出表率。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努力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的艺术家和学问家。要坚守高尚职业道德，多下苦功、多练真功，做到勤业精业。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尊自重、自珍自爱，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这一重要论述，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发展指明了方向。
“明德”乃学术之魂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亲民”和“至善”是“明德”最基本的要求。自古以来，历代硕彦鸿儒所做的工作，都可从根本上归结为明德。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明德，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追求的“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也是明德。
在这方面，古今中外许多先贤大德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司马迁20xx年著《史记》，班固20余年写《汉书》，玄奘17载成《大唐西域记》，司马光20xx年编《资治通鉴》，顾炎武20xx年撰《日知录》……他们留下的文化瑰宝无一不是经年累月的呕心沥血之作。
更让我们高山仰止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学术精神。《资本论》这部耗费了马克思毕生精力的科学巨著，在其生前只出版了第1卷。马克思去世后，面对着堆积如山的草稿，恩格斯无私地承担起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艰巨任务，《资本论》第2卷1885年出版，第3卷1894年才得以问世。用列宁的话说，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资本论》第1至第3卷的创作和出版，历时半个多世纪。
青年马克思的一段话也许能表达明德的最高境界：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在讲话中号召我们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遵循着先贤的榜样，当代的中国学人有责任、有义务担当起这一崇高使命。而要担当起建设中华文化的大任，就要按照所要求的，坚守高尚职业道德，多下苦功、多练真功，做到勤业精业。只有践行这一要求，我们才能履行学者的天职，仰无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在中国崛起的大时代中有所作为。
“明德”，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
指出，“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这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明德引领风尚的明确要求。
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首先要反映现实、观照现实。中国学术有着悠久的经世致用的传统，有理想有作为的知识分子无不关注社会现实，直面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为国治民安上下求索。“以天下为己任”几乎是历代知识分子共有的情怀。顾炎武提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就是要读书人密切联系社会现实问题来研究学问，修炼“实习、实讲、实行、实用之学”。让学术从象牙塔中走出来，回到火热的现实中来，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
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只有与时代同行的学术，才能够深刻地改变历史，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毫无疑问，这也是中国学术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只有通过“脐带”与这个时代连接起来，中国学术才能够健康成长。三年前，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只有植根于这个时代，我们才有可能创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要坚持并奉行正确的价值准则。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一定要把握正确的价值方向。从根本上说，学术不仅关乎知识的发现和生产，更关乎道德和信仰。像社会正义、基本伦理、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国与国之间的和睦等，都是应当肯定和维护的;而诸如暴行、仇恨、屠杀、侵略等，则必须予以谴责。
总之，在任何时候，学者都不应该回避、掩盖自己的价值倾向。“善善恶恶”、是非褒贬应当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基本属性。这种属性不能放弃，也不应弱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整个社会朝正确方向前进，是今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原创之学问源于“明德”
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这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开拓“明德”之路指明了方向。
中国历史从起点上就走了一条与西方发展不同的道路，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也是一条世界上从未有人走过的新路。要深刻反映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中国学术就必须进行深刻转型，创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也就是说，当下的中国学术应该摆脱作为西方学术投影的存在形态，踏上一条艰苦的原创之旅。对学术界而言，这是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伟大事业，这也应是学术文化界所立之大德。
改革开放40年中国高速发展的秘密在哪里?中国经验给人类社会提供了哪些西方没有的东西?中国道路的特征是什么?而这些东西如何被概念化，或者提炼成带有一般意义的理论原则?解答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就是把中国经验升华为一般的理论原则。这就是要创造一种从中国经验出发，以回答中国问题为鹄的，从而最大限度地尊重中国特点、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材料、中国数据、中国案例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而要成功锻铸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中国学者必须具备大抱负、大境界、大追求、大关怀、大视野和大动力。
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指出，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这一重要讲话，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极强针对性和指导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蓬勃发展、成就巨大，各个学科的学术专著、学术论文数量之多，甚为可观。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正视问题，即大量成果在思想性、贡献度等方面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不相适应，与党和人民的期待不相适应。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锁定提高研究成果质量这个目标，久久为功，为人民奉献精品。
在新时代，什么样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才是精品?那种空洞乏味、无病呻吟的作品，简单照抄西方概念、话语的作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作品，一定不是精品。新时代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必须要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并能够科学解释和指导中国实践，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必须提出自主性、原创性、独创性的观点，又符合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样的精品，如何才能产生?当务之急是把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要求落到实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为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前提性工作。
一是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及各个具体学科的论述。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回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有没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论述，关乎学科建设成败、学术成果优劣。在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真正做出较大学问，产出高质量成果，必须首先完成好这个前提性任务，确保学术观点、概念和话语体系体现马克思主义精髓和灵魂。为此，要在学好经典作家经典论述的基础上，把经典作家关于本学科论述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确保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做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二是总结提炼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近代以来，在民族命运危在旦夕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经过几代人、近百年艰苦卓绝、波澜壮阔、感天动地的接续拼搏与奋斗，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走上了富裕幸福的康庄大道，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社会面貌、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仅创造了光辉业绩，而且创造了极具生命力、科学性的思想、观念、文化。这些思想、观念、文化，作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演变规律的反映，作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规律的凝练与升华，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巨大宝藏。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出精品力作、出千古文章，必须要下大力气，认真全面、深入准确地研究、总结、提炼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使之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比如，公共管理学科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经验的研究，政治学学科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研究，法学学科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研究，等等。如果这些基本要求实现不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就很难出精品。
三是正确对待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概念、观点、思想和体系。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体现着不同的立场、世界观和国家制度本质。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与世界各国学术交流互动中，吸收了很多西方国家先进经验、科学内容，促进了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但也存在食洋不化、完全照搬等问题。在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要出高水平成果，为人民奉献精品，必须以正确态度面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观点、思想和体系。为此，要对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现状进行总盘点，对西方学术概念、理念、话语等进行客观辨析、科学分析，对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要研究借鉴、大胆吸收，对于宣扬西方意识形态的部分，要坚决、彻底地予以剔除和批评。
四是准确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发展的宝贵历史资源，也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繁荣的重要资源。近代以来，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曾存在两种极端的、简单化的态度。一是全盘否定，把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灾难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都是落后的、愚昧的，无一可取之处，主张彻底抛弃;一是全部肯定，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其所有内容都是好的，不仅历史上如此，到现在也是如此。这两种认识和态度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但类似的认识、相近的认识依然存在，并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必须解决好这个问题。为此，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切实搞清楚传统文化中哪些是糟粕，哪些是精华，哪些过去有合理性有益性，但在现代社会已经是落后的腐朽的了，如此等等。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精神渗透于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中，使之成为今天相应学科标示性的理念、理论、精神和话语，使我们的相关研究成果体现中华文化精神。这样的学术成果，才是我们奉献给人民的精品，才是可以经得起实践、历史、人民检验的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