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核动力专家、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面对这么多头衔，彭士禄更喜欢称自己“永远是一头核动力领域的拓荒牛”。为大家精心整理了时代楷模彭士禄院士先进事迹材料优秀8篇，希望能够给予您一些参考与帮助。
8月1日晚，在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中，中国选手苏炳添以9.98秒的成绩获得第六名，作为首位闯进奥运男子百米决赛的中国人，他再次创造了历史。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
北京8月3日随着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的发令枪响起，七个人影飞速冲向终点。这其中，只有一位有着黄色皮肤。
北京时间1日晚，年近32周岁的苏炳添在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中以9秒98的成绩获得第六名，半决赛他跑出了9秒83——新的亚洲纪录。
作为第一位闯入奥运男子百米决赛的中国人，这一夜，他“苏神”的绰号被更多人知晓。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苏炳添的人生，远比比赛还要精彩。
北京时间8月1日晚，在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中，中国选手苏炳添以9.98秒的成绩获得第六名，作为首位闯进奥运男子百米决赛的中国人，他再次创造了历史。图为苏炳添在比赛中。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
“飞人”
“9秒98”、“9秒83”，东京奥运会像一场梦——“飞人”苏炳添终于圆梦东京。
半决赛起跑前，他摆出了“拿捏”的手势，几秒后，他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赛后，他说自己只是想进步一点点。看似“凡尔赛”，但将个人最好成绩提速0.08秒的背后，是多年的漫长磨炼。
常年的训练比赛，带给他一身伤病，苏炳添原本计划在20__年退役，却因心中不熄的短跑之火重返赛场。
20__年两次跑出9秒91的苏炳添，在次年多哈世锦赛后，便遭遇了18个月的伤病困扰，腰伤新愈，又添肩伤。这个永远追求速度的身体，跑得过对手，却跑不过伤病。
8月1日，在东京奥运会田径男子百米半决赛中，中国选手苏炳添以9.83秒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一顺利晋级决赛，并打破亚洲纪录，他也成为了首位闯进奥运男子百米决赛的中国人。图为苏炳添在比赛中。 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
奥运会因疫情延期一年，他曾因此长达13个月没有比赛。种种困难之下，身为“超龄”老将，他仍笑着说“我真的还可以再跑。”
强大的意志力支撑他一步步靠近奥运梦想，最终，苏炳添站上了奥运决赛的起跑线。
“苏教授”
赛场下的苏炳添，本科与硕士均就读于暨南大学，还在核心期刊发表过论文，学生们叫他“苏教授”。
个人的实践是他宝贵的教学素材。20__年4月，苏炳添被正式聘任为暨大副教授，他还曾利用国家队休整时间回校，教学生们热身与短跑的技术。或许下一次“苏教授”回到学校，可以给学生们讲讲站在奥运男子百米决赛赛场的心得体会。
当地时间8月1日，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半决赛上，中国飞人苏炳添以9秒83创下亚洲纪录，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成功晋级决赛，他也是首个进入奥运会决赛的中国飞人。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
今年，他带的第一拨硕士研究生已毕业，而“苏教授”自己仍未停下求学步伐。他还有一个身份——北京体育大学20__级体能训练学院博士研究生。
苏炳添在深圳大运中心备战东京奥运会期间，甚至还在写自己的博士论文。这件事登上过微博热搜，引得无数网友讨论。
苏炳添曾说，完全退役之后，他将会在暨大任教，“比起做教练，我更喜欢当一名老师。”
“添添”
很多次采访中，苏炳添都会提到“青梅竹马”的妻子林艳芳，他们的爱情故事更是羡煞旁人。
当地时间8月1日，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半决赛上，中国飞人苏炳添以9秒83创下亚洲纪录，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成功晋级决赛，他也是首个进入奥运会决赛的中国飞人。
谈及20__年初中军训时的初见，林艳芳曾回忆说，笑容灿烂的苏炳添是最引人注意的那个。在那个纯真的年代，苏炳添也像其他男孩一样，会用玩闹、传小纸条等招数来吸引“女神学霸”的注意。
20__年10月10日，他们走进婚礼殿堂，结束了15年的爱情长跑。而后，他们迎来儿子小天天的降生。婚后的生活就像结婚纪念日一样，十全十美。
苏炳添平时称妻子为“芳姐”，对方则叫他“添添”，作为外人，很难把这个称呼和奥运赛场上那个追风的男人联系在一起。林艳芳曾说：“他无论去哪儿都会跟我汇报，十几年一直都这样。”
苏炳添自认是一个不懂浪漫的人，但他会记得两人的每一个纪念日，几乎每一条微博都会和妻子互动。如果这不是浪漫，那什么才是浪漫？
苏炳添曾经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写道：“不要活在纪录里，要为破纪录而活。”这句话就像他的人生写照。被称为“神”的他，迷人的不只是他在赛道奔跑的身影，还有，永远追求更好的自己的样子。
1935年，吴天一生于新疆。1950年，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一员，吴天一进入中国医科大学军一期学习。当时，中国医科大学正为抗美援朝培养军医，吴天一即隶属于该校的军一期。在校期间，吴天一成绩优异。军一期的学生需要修习38门考试课程，吴天一有27门课程获得了满分。毕业后，吴天一先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新疆工作。不久之后，他和妻子一同响应党中央号召，前往青藏高原，和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一起，投入到建设青海的伟大事业中。初至青海，他就发现身边的同志们都有不同程度的高原不适症，心慌、头痛、胸闷等症状频繁发生，甚至有人因此献出生命。作为一名医生，年轻的吴天一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守护高原人民和高原建设者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一定要攻克“高原病”！
当时，中国的“高原病”领域还处于空白状态，吴天一和他的同事们面对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处境。青海的建设刚刚开始，各方面的条件都很不足，他们的工作条件也很艰苦。为了收集到第一手的实地考察资料和临床资料，他几乎全年都在第一线开展工作，从高山到冰川，从雪原到草地，双脚踏过了青藏高原的大部分高海拔地区，与生活、工作在高原各处的人们深入接触。而这一做，就是60多年。除了工作条件的艰苦，他还要面临生命的危险。在高原上的60多年里，他曾多次遭遇车祸，全身有14处发生过骨折，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的耳鼓膜曾被击穿，40多岁时就得了白内障。但这些危险和困难，全都吓不倒他。1990年，年已55岁的吴天一组织了国内第一支国际阿尼玛卿山医学学术登山队，用45天时间，在海拔5000米和5620米的位置建立了高山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使他们获得了大量人在特高海拔低氧环境下的生理和急性高山病的宝贵资料。除此之外，他还曾到安第斯山、洛矶山、天山、帕米尔和喜马拉雅山等地进行长期探索和综合考察。
60多年里，吴天一从昔日的青年医生，变成了如今的耄耋老者。他将自己的大半辈子都献给了低氧生理和高原医学研究，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高原人”。凭借着大无畏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吴天一和他带领的科研团队在高原医学领域屡立功劳，使中国的高原医学研究走到了世界前列。他是我国报告高原肺水肿、成人高原性心脏病、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的第一人，创建了我国首个高原医学专业研究机构——青海高原医学研究所。通过对青藏高原上各型急、慢性高原病进行流行病学、病理生理学和临床学的系统研究，吴天一及其团队建立了一套慢性高山病量化诊断标准。该标准先后通过三次国际专家组讨论，最终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定为国际标准，命名为“青海标准”，于20__年在国际上统一应用，这是首个以我国地点命名的国际诊断标准，为全世界高原病防治作出了突出贡献，并于20__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除此之外，在高原低氧适应生理学研究领域，吴天一也作出了突出贡献。通过对青藏高原世居藏族和移居汉族在不同海拔(20__、3000、4000、5000米)的高原现场和模拟高原低压舱内进行静息和运动负荷下的对比，吴天一从整体、器官、细胞和分子多个层面展开研究，开拓了“藏族适应生理学”研究，提出了藏族已获得“最佳高原适应性”的论点，为人类低氧适应建立起一个理想的生物学模式，引起国际高度关注，并于20__年获得香港何梁何利奖。迄今为止，吴天一共主持和参与国家重点、重大科研项目、省部级课题数十个，在国际权威性学术刊物和国家级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250多篇，获国家及省部级以上科技奖19项。
20__年10月16日6时23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着陆在内蒙古中部的阿木古郎草原，当航天员杨利伟身着乳白色航天服跨出返回舱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为祖国感到骄傲”。此后，聂海胜两度飞天、景海鹏三上太空，每次凯旋后的第一句话，还是“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八个字，字字恳切，重逾千钧，折射出航天员对祖国和人民的挚爱。这份挚爱源于深知：为托举他们一飞冲天，在祖国航天的各条战线上，多少人把铺盖搬到车间，多少人伏在桌案上入眠，多少老专家透支了健康，多少年轻人霜染两鬓……
“祖国托举我飞天！”景海鹏记得，为了研制我国自己的舱外航天服，女设计师张万欣先后7次赴俄罗斯参加学习培训，不仅刻苦钻研技术原理，还主动参加操作训练。由于身材瘦小，她穿上充气加压后的舱外服，关节活动非常吃力，每次训练结束后都浑身湿透，累得瘫倒在地，半天也站不起来……俄罗斯专家十分惊讶地问：“她不会就是你们中国选出来的女航天员吧？”科研人员把一天当作两天用，硬是靠着这种坚韧执着的拼劲，只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8年才能干成的事。翟志刚完成出舱活动后自豪地说：穿着自主研制的舱外航天服漫步太空，感觉真棒！
说起国家，航天员们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但提到个人，他们却常常轻描淡写：
20年来，在很多人看来，邓清明是个“消失”的人，甚至不少老家的亲戚都会这样问起：“只听说是航天员，咋不见他上天哩？”作为目前航天员大队唯一没有执行过飞天任务的首批现役航天员，邓清明二十年如一日训练备战，3次入选任务梯队，却始终没能圆自己的飞天梦——“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都献给了漫长的等待，你后悔吗？”邓清明这样回答：“不管主份还是备份，都是航天员的本分！战友飞就是我在飞！”
“神九”出征前，北京航天城里回荡着《祖国不会忘记》这首歌，航天员们至今都感动不已……刘洋说：“如今当大家对我说‘你没有变’的时候，我知道我不曾忘记初心，不曾迷失自己。因为我清醒地知道托举我们飞天的双手，一只叫‘科技’，一只叫‘国力’。”
20__年5月6日，在国际田联世界田径挑战赛日本川崎站男子100米决赛中，苏炳添以10秒04(顺风2.9米/秒)超风速的成绩战胜美国选手罗杰斯和前世锦赛冠军科林斯夺得冠军。而此次夺冠却是中国队队员首次在男子百米成年组国际比赛中战胜美国选手，可以说意义非。
8月4日，在伦敦奥运会男子100米比赛中，苏炳添以10秒19的成绩名列小组第三晋级半决赛，成为了中国短跑史上第一位晋级奥运会男子百米半决赛的选手。
8月11日，在伦敦奥运会4×100米预赛中，苏炳添与郭凡、梁嘉鸿、张培萌组成的中国队以38秒38的成绩再度打破全国记录，但总成绩仅排在第12位未能进入决赛。
9月22日，苏炳添以10秒21夺得全国田径锦标赛男子100米冠军并实现卫冕。
杨振宁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2个中国人之一(最早获得提名的华人是在清朝政府任职的马来西亚医学家伍 连德)，也是目前成就最高的华人物理学家。关于宇称不守恒的研究在发表的次年就获得诺贝尔奖，这么快的获奖速度在诺贝尔奖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在此后也非常少见。杨振宁的成就已经达到即使再多获一次诺贝尔奖也很难继续提升其地位。杨振宁的事迹鼓舞了不少后辈华人物理学家。
1997年5月25日，中国科学院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宣布，国际小行星中心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提名申报，将该台于1975年11月26日发现，国际编号为3421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杨振宁星”。
1999年5月，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将理论物理研究所命名为“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
20__年4月21日，清华大学设立“杨振宁讲座基金”，用于聘请国际著名教授及杰出年轻学者来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潜心从事科学研究。
20__年11月29日，杨振宁当选“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海外专家”。
20__年5月14日，杨振宁先生捐赠清华大学暨“杨振宁资料室”揭牌仪式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北馆举行。
20__年9月22日至20__年1月28日，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大学展览厅举办“杨振宁教授百龄华诞：物理巨擘中大挚友”公众展览，介绍杨教授的人生里程和事迹，并展出杨教授的珍藏。
回顾40多年来的人生路，朱彦夫感慨万千。“这些年来，失败是主要的。每做一件事，都意味着上百次、上千次甚至上万次的失败。经过无数次失败，我才找到成功的路子。每千成一件事，我都深深意识到千万次失败的价值以及妻子对我的全力支持。”
婚后不久，朱彦夫见村民们绝大多数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决心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办一所夜校，教群众识字。想法一提出，立即得到了妻子的支持。于是，他们便拿出自己积攒起来的残废金，办了一所夜校，朱彦夫任教员。每天晚上，他都坚持去夜校授课，起初是妻子背他去，一年后他能走了，便自己去。有一次，他在崎岖的山路上摔倒了，脸被石头划破了几个口子，残臂断截处也受了伤，自己爬不起来，直到家人来接他，才在妻子的搀扶下站起来。看他被摔得鲜血淋淋的样子，妻子心疼得直掉泪。“村里识字的人太少了，我必须得好好地教下去。这点伤不要紧，我以后小心点就是了，你放心好了。”朱彦夫轻轻地安慰着妻子。从此，为了丈夫的安全，她坚持送接丈夫。
1957年，朱彦夫被全村8名党员推选为村支部书记。组织上考虑到高度残废，料理自己生活都十分困难，没有同意。朱彦夫便“拄”着拐杖，拖着17斤重的一双铁脚，在山路上艰难地行走给公社党委书记看，同时表态，不干出个样子来绝不罢休。_说：“只要俺能走，彦夫就能走。他对党有说不完的恩情，为能继续为党做事，他遇到的困难就是再大，他也知道怎样对待困难，他不会向困难低头。让他干支书，俺相信他能干好。”组织经过研究，同意他担任张家泉村支书。
张家泉村虽处在沂河的上源，但分布在几个山梁上，山路崎岖，每年春、秋、冬三季，连村民的生活用水都十分困难，更不用说用水浇地了。朱彦夫意识到要彻底改变村子的落后面貌，必须先解决用水问题。为带领村民们找水，他实在拖不动假脚，就用膝盖跪行。村民们感动了，重新充满了信心。“朱书记两口子为了咱们吃了多少苦啊，咱要是再打退堂鼓，还有良心吗？”到1960年止，张家泉村先后打井9口，解决了村民的生活用水问题。到70年代初，张家泉村终于打出了第一眼大口井——龙王庙大口井，并修建了一条1500米长的水渠，结束了村里无水浇田的历史。之后的几年里，张家泉村又接连打了两眼大口井。张家泉村山地贫瘠，缺少平地，过去粮食不够吃一直困扰着村民们。“当村支书大小也是干部，要不能让群众过上温饱日子，就对不起老少爷们啊！”朱彦夫心想。于是，经过周密计划，他带领群众经过两年奋战，平整荒坡，填平两个大沟，造成了一块60多亩的旱涝保收的小平原。到60年代初，朱彦夫又带领林业队在荒山坡上开出了一个大苹果园和一个花椒园，从那开始，张家泉的村民们口袋里开始有了零花钱。直到今天，这个苹果园和花椒园仍然为村民们带来可观的收入。
为了让村民们早日用上电，朱彦夫在妻子的搀扶照顾下，拖着残疾身体先后乘火车跑上海、南京、胜利油田、陕西联系材料，经过7年的努力，终于摆脱了点油灯的历史。这期间的出差费用，全是他自己的残废金。为了凑足出差费，_宁愿穿打满补丁的衣服。有一次，她见二女儿朱向荣的衣服太破了，便许诺给她扯点布做件衣服，可是最终也没能兑现。朱彦夫关心群众疾苦。村民蔡光生有心脏病，因为家里穷，治不起，朱彦夫每个月从残废金中拿出20元给他买药治病(当时朱彦夫的残废金为每月42元——作者注)。
朱彦夫夫妇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在生产队里，几个孩子可以到庄稼地里帮大人摘棉花、刨地瓜、切瓜干，可就是收花生时不让去，怕孩子吃花生，养成坏毛病。有一次，年幼的朱向欣实在是饿得受不了，到地瓜地里挖了两个地瓜，放在火里烧，被朱彦夫发现，他硬是让哭成泪人的女儿把1元钱送到生产队会计手里作为赔偿。朱彦夫当了25年村支书，没拿一分钱的报酬。村里因工作需要招待上级来人，他只参加过一次，还硬是交了1元伙食费。
1982年，朱彦夫因患心脏病辞去村支书职务。考虑到朱彦夫的身体状况，经组织研究决定，朱彦夫全家迁往南麻镇，可他和妻子仍放心不下张家泉村的群众，每年都要回张家泉村看望乡亲们，与群众共商致富路。
1959年10月，当时的苏共中央的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为中国核潜艇研制提供技术支持的请求。赫鲁晓夫傲慢地回答：“你们中国搞不出来，只要我们苏联有了，大家建立联合舰队就可以了。”他甚至提出，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建设供苏联的潜艇停靠的基地。
毛泽东同志听后愤怒地站了起来说：“过去英国和其他外国人占领我国多年，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我国领土！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然而，当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想要造核潜艇，简直比登天还难！无图纸资料，无权威专家，无外来援助，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谁也没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样，仅有的参考资料，是从报纸上翻拍的两张模糊不清的外国核潜艇照片，和一个从美国商店买回来的儿童核潜艇模型玩具。在这种状况下搞核潜艇不得不全靠“自教自学”。
“那时候，条件艰苦啊，我们都能够干出来，不容易！”彭士禄深知，仅凭一腔热血是不够的，需要把自己和别人已有的经验和技能进行转化，同时大量吸收新的前沿知识。
彭士禄针对全室大多数人只会俄语不会英语、而外文资料又大多为英文的状况，组织了集体英语学习。大家从早晨5点多钟起床就背英语单词，甚至上厕所时也在背，夜深了也要背上几遍新学的单词才去睡。这样边学英语，边看与各自专业有关的英文资料，经过两年的努力，全室基本上过了英语阅读关，并且摸清了国外核电站、核动力装置的基本情况。
“那时候，交通不便，我们吃住都在工地上。那里阴暗潮湿、毒蛇蚊虫肆虐，生活非常艰苦。我们是吃着窝窝头搞科研的，连窝窝头都吃不上时，就挖野菜和白菜根吃。没有电脑，仅有一台手摇计算机，大家就拉计算尺、打算盘，那么多的数据都是靠这些工具没日没夜地算出来的。”彭老回忆说。
就这样，通过边学习边实践，他们逐渐扎实地掌握了核动力装置的基本原理及各系统、各专业间的内在关系。默默攻关，这些“门外汉”悄无声息地站到了核动力科学研究的前沿。
1930年2月4日，顾诵芬出生于江苏苏州。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那时的飞机轰炸声成了顾诵芬儿时印象最深刻的声音。日本飞机频繁在头顶上空盘旋，炸弹爆炸震得家里的玻璃窗都发颤。经历过这样的日子，顾诵芬说：“没有航空的话，我们国家将来还得受人欺负，我以后想造飞机。”就这样，报国的种子在他心里埋下了。
顾诵芬10岁生日时，叔叔顾廷鹏买了架航模飞机送他，他视若珍宝。父亲见他这样喜欢航模，便也买了一架给他。最初的航空梦想，便从小小的航模上诞生。此后，他先后求学于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
没有制空权的军队就要被动挨打，航空武器装备是现代战争的首战装备、决胜装备。建立独立完整并能与西方列强比肩的航空工业，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1951年，顾诵芬毕业后分配到航空工业局。当年正值抗美援朝的困难时刻，党中央做出重大决定，国家拿出“60亿斤小米”建设航空工业，航空工业局成立，新中国航空工业艰难起步。这一年，21岁的顾诵芬便将自己的一生与祖国的航空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于1956年成立，顾诵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担任气动组组长，在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等开拓者的领导下，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