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迷恋“苹果”是消费主义的娇嗔
斯涵涵
9月17日，记者走访发现，在成都手机销售火爆的太升南路上，由于新“苹果”在初期发售量少，价格同样在水涨船高，最贵的一款iPhone7 plus甚至炒到24000元，足足是原价的两倍还要多。业内人士介绍，目前购买苹果手机的人群里，学生占了3至4成，成购机主力军。(9月18日《华西都市报》)
学生处于学习阶段，没有经济收入，却成为购买苹果手机的主力军，其中的反差令人警醒。
长期以来，苹果手机系列在我国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之间存在一种消费误区，成为一种时尚的象征，财富的炫耀。一些人千方百计以买到为荣，为iPhone疯狂的现象我们早不陌生，有富家子、土豪为此一掷万金的，也有屌丝为此卖肾的，更有黄牛借此爆炒的，“爱疯”的意思早已家喻户晓，“我把肾都卖了，你却不卖我”，网络段子此起彼伏，凸显畸形的消费主义以及人们对此现象的揶揄。
最贵的一款iPhone7 plus炒到24000元，事实上是一种营销策略。每年iPhone出新机，前期都炒得很凶，畸高的价格是对新机的一种强势宣传，成功达到广而告之效应，也在初期‘吓’住消费者，让他们对比购买其他款式。其实对新旧机型都是一次大幅度的促销，而在一个月后，市场价格便能回归稳定水平，消费者应该看清迷局，理性购机。
学生成购机主力，缘于家长的攀比心理以及补偿心理：“别个娃娃都在用，还是要给孩子买一个嘛”;家长为了满足孩子及自己的虚荣心，不惜花掉一两个月的工资来购买苹果手机，一味迁就盲目溺爱往往物极必反，或将苹果手机作为一种错误的奖励，孩子的超前消费、过度消费成为理所当然，使得孩子文化分数和受教育程度很高，而量入为出的财商及关爱亲人的“成绩”较低。
学生狂购新“苹果”是消费主义的娇嗔。时时把引流消费潮流品牌纳入目标参照范畴，是一种价值误导，会对刚刚成年的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事实上，大学生要对家庭、对社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参照，对自身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对未来设立一个长远规划和人生目标，要用知识和能力来装扮、提升自己，切莫因疯狂追逐一个“苹果”而迷失于消费主义的森林。
校园贷当与高校保持安全距离
邓海建
继重庆、广西和深圳陆续出台针对校园贷监管政策后，上周，广州互联网金融协会下发了关于校园贷的“八项不得”。其中包括网贷平台不得向未成年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学生提供借贷撮合服务;不得委托学生、校园工作人员、校园商户等在学校开展推销或代理活动;不得开展违规违法的催收行为等。(9月13日经济参考报)
校园贷野蛮生长的历史，不过再次印证了“不作不死”之定律。20xx年上半年，与爆发式增长的校园贷生意相匹配的，是“跳楼自杀”、“裸条借贷”等各色负面传闻。借钱的、催债的„„一幕幕惊天大戏，在校园与借贷公司之间上演。最后的最后，舆论声压之下——8月24日，银监会就有关情况召开新闻发布会并明确提出，目前对校园网贷采取“停、移、整、教、引”五字方针。
大势已定之后，属地管理的紧箍咒一声声念起。9月7日，广州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关于规范校园网络借贷业务的通知》，明确八项具体规定;次日，上海金融信息行业协会牵头发起成立“上海校园贷绿色联盟”，提出“五要五不”规则„„算上重庆、广西、深圳等地的规定，校园贷任性妄为的历史，基本算是快要画上句号了。
借贷消费自然不是洪水猛兽，大学生作为成年公民，亦有合法的消费自由。不过，下面两组数据还是值得警惕：一是据统计，20xx年，全国在校大学生有3000万左右，这个群体有超过80%的人资金短缺，估算消费信贷市场超过4000亿元。二是根据融金宝理财此前发布的《20xx年大学生消费分期调查报告》，30家平台大学生分期购物平台中，七成费率不明确或者标示不清，逾期不还后，不同平台逾期费相差10倍。黑色公司、诱导消费、格式陷阱„„当无序的校园贷市场呼风唤雨的时候，阅历尚欠、自制力弱的大学生们，估计难免会成为砧板上的鱼肉。
有人说，禁得了欲望，禁不了需求。这话当然很有道理，校园贷领域的问题，比如很多是违法事件，显然也不该让金融模式背黑锅。一刀切地禁绝校园贷，既不利于学生成长，亦悖逆市场规律。不过，此起彼伏的失范行为，起码传递了一个共识：校园贷当与高校保持安全距离。
这个安全距离，当有两层含义：第一，校园贷可以“卖苹果”，但不能扮演“美女蛇”。一切以挑逗或蛊惑为手段的校园贷，恐怕起码是悖逆商业伦理的。第二，校园贷乱象中，即便是合规公司，不少也是违规操作，审核形同虚设、监管牛栏看猫，更别谈不少公司涉嫌高利贷式经营。如果不能及时“清理门户”，校园贷求生的呼声，恐怕就谈不上理直气壮。
发学生的财，固然也是生意，但怎么去发财，显然不该僭越法理与情理之“双轨”。
尊重“北大屠夫”再执屠刀的选择
江德斌
陆步轩这个北大毕业后在长安街头卖肉谋生的才子，经首次报道之后，几乎家喻户晓，掀起了一场关于人才话题的大讨论。20xx年陆步轩进了当地一档案局工作，肉摊交给家人打理。今年9月19日，他宣称辞去公职，继续卖肉。不过这次他把肉摊弄大了，和合伙人北大校友陈生一起赶互联网大潮，在网上卖猪肉。他说，当公务员是情怀，但收入低难以维持生计，想成为猪肉专家。(据9月20日《华商报》
“北大屠夫”重拾杀猪刀卖肉，一如既往地成为热点话题。他在相隔20xx年后，辞去公职再次卖肉，没有那么惊心动魄的情节，显得更为从容平淡，不再留恋体制内的稳定和福利，而是怀抱重新创业的心态，开启人生的新路。在知天命的年龄阶段，大多数人更期盼安稳平淡的生活，相比之下，陆步轩的选择更需要勇气，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成功或者失败，都是未知的概率。不管结局怎样，我们都应尊重其选择权，为他的勇气点歌赞吧。
陆步轩是个颇具社会争议性的人物，他的言行多次引发社会舆论的关注，主要跟他的学历背景及职业有关系。普通人很难想象到，一位北大的才子，居然会在街头卖肉，这种反差太大，给人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引起的争议也非常大。不过，这些年来，名牌大学毕业生做环卫工、卖羊肉串、开擦皮鞋店、做月嫂、卖肉夹馍等新闻层出不穷，公众早已见怪不怪，并逐渐用平常心态来看待，尊重他们的就业选择权。
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众已经接受多元化思维，不再坚持旧有的就业观，只要是凭借个人能力和兴趣做事，无论哪种职业，都能做出成绩来，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在。而且，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阶段，大学生越来越多，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独木桥”不好走，倒不如另辟蹊径，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多元化就业也就应运而生。
事实上，在国外发达国家，高学历者也不全是精英职业，同样干着各种各样的工作，诸如服务员、工地、快餐店等，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可见，大学生做什么工作并不重要，卖猪肉也是个人正常选择，只要是付出努力赚合法的钱，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都将赢得社会的尊重。至于“北大屠夫”陆步轩的回归，跟其他劳动者的离职再就业，也没有本质性差别，更何况，这次他是干上了电商，亦符合“互联网+”的创业潮流。
恰如陆步轩的校友及合伙人陈生所言：“我们没自杀、没跳楼、没出国，我们是正面的。北大学生可以做，可以做科学家，也可以卖猪肉。”而且，同样是做猪肉生意的陈生，如今已实现了连锁经营、创立品牌、公司上市等成绩，为消费者供应放心猪肉，社会价值一点都不小。陆步轩如果能够将实践经验与学术结合，成为猪肉方面的专家，实现其梦想，不也是一种成功吗?
“私人定制”别简单化为“选课噱头”
段思平
“我要定制一个幽默，风趣，能将复杂的工科知识简单化的男老师。”“亲，给我定制一个热情开朗能与我们有更多交流的年轻女老师„„”9月9号至10号是江西理工大学新生报道的日子，该校冶金与化学工程学院推出“私人定制”教师模式，新生只需在报到时先填写一份“教师定制订单”，便可私人定制老师。(9月11日央广网、当代生活报)
“私人定制”的概念非常美好，但在实际落地时存在一定难度。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学院的老师数量是有限的，某一具体课程的可选教师也就是那么几位，再怎么“私人定制”，只是小范围的优化配置。并且，当学生提交要求后，仍是由学院教学秘书等工作人员来汇总统计，再进行教师与学生的配对，这些工作人员能不能完全理解学生的要求，实现学生理想中的“定制”，仍然要打一个问号。
其实“私人定制”从某种程度上说，类似于现在各大学普遍实行的选课系统，每名学生根据自己的需求，在校内系统上定制专属课程表、选择授课教师。只不过，一般大学生选课前要通过学长学姐了解每个老师的情况，根据得到的信息来进行自主选择;而“私人定制”是学院根据大学生反馈的信息，为每名学生配置教师。但最终总的结果很可能是一样的：少数有口碑、受欢迎的老师，人人都想选，但能如愿的只能是一部分人;相当一部分教师特点并不突出，对学生吸引力一般，但既然开课了，也都会分到一定数量的学生。
可见，如果“私人定制”只是在学生选课时发挥点作用，那就是一个“选课的噱头”罢了，不值一提。笔者所希望的是，“私人定制”所传递的“以生为本”教育理念，能在高校的各个教学环节起到真正作用，体现高校的办学特色。这就要求校方真正重视“私人定制”的机制配套与后期运用，别学生选完课后就弃之如敝履。
一方面，“私人定制”要坚持下去并且推广开来，形成学生对教师要求的大数据。校方要把学生的要求作为教师招聘、考核的一个重要维度，通过“私人定制”指导老师教学，敦促老师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交流。另一方面，要通过“私人定制”扭转“重科研轻教学”的高校风气。如果教师在科研上的压力过大，就很难在教学中投入热情，“私人定制”的初衷就很难实现。因此，校方要在管理中，让教育资源、评价机制真正向一线教师倾斜，让教师从根本上愿意扎根课堂。
说到底，“私人定制”到底是噱头还是创新，就看高校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运用这一机制，能否真正为学生与教学服务。
大学生就业，观念须“松绑”
从教育主管部门到高校、家长和用人单位，应该给毕业生更多的选择，让他们可以更加从容、自主地设计自己的职业规划和人生道路
进入十月，各高校的校园招聘陆续升温。当大家都在关心“大学生就业哪家强”的时候，却出现了一种被媒体称为“慢就业”的现象，即部分毕业生不急于求职和求学，而是让自己暂时处于待定状态。怎么看待这一选择，成为近来媒体讨论的话题。
对“慢就业”持批评态度的声音认为，这是在为那些不努力的年轻人开脱。比如有人“犀利”地指出，“慢就业要么是懒，要么是啃老”，认为这部分年轻人缺乏责任感和独立意识。况且，在就业行情并不乐观、就业焦虑弥漫的情况下，一味提倡“慢就业”容易被人理解为站着说话不腰疼。据估算，20xx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在700万人以上，这个数字再加上留学归国人员和往届毕业生，求职人数将更为庞大。在激烈的就业竞争面前，递简历的动作慢一步都有可能错失良机，再提倡“慢就业”，岂不是把人往坑里带?
事实上，与其说“慢就业”是一种主动选择，毋宁说是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带来的客观趋势。面对日益激烈的求职竞争，部分大学生“错峰就业”，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用来积蓄力量，或者四处走走、多看看就业市场，这本身无可厚非，也应当是一种多元选择的权利。有些主动“慢就业”的毕业生，在就业理念方面可能比想象中更成熟。比如，他们会更加看重专业是否对口、薪酬是否合理，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宁愿再等等看，毕竟“入错行”的代价可能会很大。还有一些毕业生选择继续考研、考公务员，或者准备各种资格考试，提升自己的就业含金量，等等。这些选择，都很正当，也大都值得支持。和“拣到篮子里都是菜”的就业心态相比，这其实是成熟、理性的表现。
就业的“快”与“慢”之所以备受关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我们在就业观念上的焦虑心态。对高校来说，这种焦虑感的重要来源，就是目前对大学生就业的统计方法，即采用毕业时间一次就业率和毕业当年年底就业率，使得大家都为就业快慢而烦恼。这一统计方法在提高就业积极性、督促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等方面有其积极性，但无形中也放大了焦虑心态。不时见诸媒体的高校就业率“注水”或“造假”现象，不得不说和就业率这个“硬杠杠”有莫大关系。
如果说“慢就业”已经成为就业现实的一部分，那么从教育主管部门到高校、家长和用人单位，应该给毕业生更多的选择。在保证大部分人顺利就业的同时，也应该允许部分毕业生更加从容、自主地设计自己的职业规划和人生道路，给高校和学生都“松绑”。比如，能否参照国际标准，采用毕业后一定年限再统计就业情况的办法，让不管是“慢就业”还是“快就业”，都是“好就业”?又如，一些用人单位能否刷新观念，消除各种或隐或显的就业歧视，让毕业生们在更加公平的起跑线上竞争?等等。这些与其说是大学毕业季面临的困惑，不如说是给全社会的一道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