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锻造形成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强大敌人。为大家精心整理了纪念抗美援朝胜利71周年心得体会最新10篇，希望可以启发、帮助到大家。
抗美英雄邱少云的人生路上充满了荆棘。邱少云13岁那年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兵，直到1949年12月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2年10月，邱少云所在的连队接到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要求消灭平康和金华之间三九一高地的敌军。然而三九一高地地形独特，易守难攻。敌军和我军之间有三千多米的开阔地，是敌人的炮火封锁区。在这样长距离的炮火冲击下，必会造成较大伤亡，影响战斗的顺利进行。上级决定迅雷不及掩耳采用隐蔽作战，在战斗的前一天夜里，部队潜伏在敌人阵地的前沿，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要使几百人在敌人眼皮底下隐蔽二十多小时，而不能有一个暴露目标，这谈何容易啊！临行前邱少云立下了誓言：为了战斗的胜利，甘愿付出自己的一切。
深夜，五百多名身披伪装草网的战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那杂草丛生的开阔地埋伏下来。12日中午，敌人的燃烧弹引燃了邱少云身边的草丛，这时他只须打滚翻身即可避免烧身。但为了最后的胜利，他忍着烈火烧身的剧痛，坚定不动，直至壮烈牺牲，保证了整个战斗的胜利。
黄昏来临，出击的时间到了。战士们怀着满腔仇恨，高呼着为战友报仇的口号，排山倒海地向敌人冲击。经过激烈的战斗，敌人全部歼灭，三九一高地上飘扬起胜利的旗帜。
战斗结束后，同志们在邱少云潜伏的位置上，看见他用双手在地上抠出的深深的土坑······
同学们，我们应该缅怀那些革命先烈，因为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不要迷恋父兄给予的温床蜜罐，不要做温室里的花朵！让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开创另一片未来。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1周年，耳边不由响起“烽烟滚滚唱英雄……”的赞歌，也让我不禁想起今年年初的“黑天鹅事件”，无数的党员先锋队伍带领志愿者们义无反顾地奔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前线。从“抗美援朝”到“抗击疫情”，优秀的中华民族精神得以传承，这种精神时刻鼓舞、激励着我们前行。
殒身不恤的爱国精神。71年前，朝鲜战争在一江之外爆发，为了抵抗侵略、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毅然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打响了抗美援朝的正义之战。“抗美援朝”是中国共产党在异常紧迫和艰难的情况下做出的重大决策。“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罗盛教、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等英雄烈士，他们舍生忘死、浴血奋战，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殒身不恤。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我们在一切困难面前，要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永不低头。就像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中国没有向疫情低头，选择了正确的“武汉封城”决断，无数签下“生死状”的医护人员、志愿者们，主动请缨奔赴前线，筑牢了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最重要的防线。84岁高龄的“爱国勇士”钟南山院士，在疫情面前义无反顾地登上前往武汉的高铁，逆行奔向最危险的战场，连续奋战，为人类的健康而鞠躬尽瘁。这是一种深厚的爱国情怀，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大义，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所应致敬和学习的英雄典范。
不畏艰难的革命精神。“抗美援朝”战斗还展现了中国人民不可轻侮的民族意志和伟大的革命精神。那时，中国的新生政权刚建立一年，忙于恢复经济和医治战争创伤，中国人民志愿军武器装备相当落后，但他们克服不利条件，在东线严寒中殊死决战，历经5次战役，与朝鲜人民军把“联合国”军从鸭绿江和图们江边打回“三八线”，一举收复了朝鲜北部广大土地，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为最终到来的停战谈判奠定了胜利基础。今年的新冠疫情在武汉暴发蔓延至全国，面对封城后重灾区里的900万民众，面对救护医院不足的情况，我们的党果断决定建设两座医院，14个临时党支部、14支党员突击队、2688名党员带领3万余名建设者，仅仅用10天左右就建成了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他们日夜鏖战，与病毒竞速，创造了“中国速度”，他们不畏风险，同困难斗争，展现了“中国力量”。他们发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则必胜”的战斗决心，他们为武汉打赢了疫情“保卫战”，为全国疫情的有效防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面对“新冠肺炎”的这场“大考”，正是我们的共产党人秉承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斗争精神，果断决策、果敢前行，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给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齐心协力的团结精神。在抗美援朝的战斗中，中国人民志愿军肝胆相照，与敌人殊死搏斗。志愿军战士们发出“不上英雄墙，便涂烈士墙”的誓言，在上甘岭一战中，38名勇士与敌人进行了_天的血肉相搏、同归于尽。“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志愿军们团结一致、攻坚克难，发扬了“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不畏生死的血性忠诚。中国志愿军们和朝鲜人民齐心协力，顽强抵抗，最终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中国共产党员先锋队和无数志愿者们秉着“战必胜、攻必克”的坚定信念，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抗击病毒；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战胜困难；精诚团结、群策群力迎来转机。我们相信“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团结一致，患难与共，才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强大的敌人。
我们的前辈能够在极端艰苦的“抗美援朝”的战斗中取得伟大胜利，我们能够打好新冠肺炎这场“战疫”。我相信，新时代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和新形势下带来的新挑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扬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我们必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一年后被迫进行的一场全局性、大规模、反侵略自卫战争。我志愿军从中朝边境鸭绿江开战，连打三次战役，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了三七线，攻占汉城，将战线向南最远推进了五百公里，最终在朝鲜中部三八线实现了停战，达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目的。
总体上看，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了完全的伟大胜利，具体则有以下九个方面的历史功绩。
一、抗美援朝战争沉重打击了美国侵略军的嚣张气焰
麦克阿瑟是“联合国军”第一任总司令，美国陆军五星上将，是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美国将军。1950年10月15日，麦克阿瑟对美国总统杜鲁门自信满满地说：中国人如果出兵朝鲜，必然遭到一场残酷的杀戮，他们没有这个胆量。11月24日，麦克阿瑟乘坐飞机到朝鲜战场进行视察时信誓旦旦地向全世界宣布：他将在两周之内结束朝鲜战争。但仅仅过了不到10天，麦克阿瑟却改口向杜鲁门总统报告称：美国是“在完全新的情况下，和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强国进行一次完全新的战争。”狂妄的美军五星上将终于承认新中国是一个完全新的军事强国。
美国人素以傲慢闻名，美军建军之后与英军、墨西哥军、西班牙军、德军、奥匈军、意军、日军都直接交过战，从来没有中途向对手主动求和停战的纪录。1951年6月30日，“联合国军”第二任总司令李奇微致函中朝联军司令部，最早提出了谈判建议，继任者克拉克又多次提出。美军肯放下身段首先向它的对手求和，这在只有__多年的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联合国军”第三任总司令克拉克留下了以下经典之句：“1952年5月，我受命为联合国军统帅，代表17个国家，在韩国抵抗______侵略。15个月以后，我签订了一项停战协定，这项协定暂时停止了……那个不幸半岛上的战争。对我来说这亦是表示我40年戎马生涯的结束。它是我军事生涯最高的一个职位，但是，它没有光荣。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和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有同感。”
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军高级将领战后撰写回忆录或总结时，都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战斗力优于德军、日军，是1776年美国建国以来所遇到过的最强大对手。这也是后来美军在越南战争中始终不敢越过中国警告的越南境内北纬17度线的根本原因所在。
美国前总统胡佛在一次演说中曾猛烈抨击杜鲁门的外交政策，并无可奈何地承认：神话已经破灭，原来我们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以美国军队为首的“联合国军”被共产党打败了，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足以击退中国人！
毛主席在接见我志愿军15军军长秦基伟同志时说：“自美国1776年独立以后，打了8次大的战争，其中有3次发生在20世纪，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几次战争中，都是自己占便宜，朝鲜战争是美军在世界上第一次打败仗。”
二、抗美援朝战争挽救了朝鲜党、国家和人民军的严重危局
1950年10月1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北进，“联合国军”也在做越过三八线的准备。同一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和外务相朴宪永联名致信毛泽东，向中国发出了出兵支援的请求：“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急，不予我们时间，如要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急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在美国侵略军向北进犯至中朝边境鸭绿江的严重危急情况下，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主席于1950年10月8日下达了出兵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中朝两国军队经过浴血奋战，终于迫使美军于1953年7月27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共毙伤俘敌71万余人，击毁和缴获飞机4268架、坦克1492辆、装甲车92辆、汽车7949辆，缴获（不含击毁）各种炮4037门。
毛主席在战后说，抗美援朝战争“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企图侵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进而侵人中国大陆的狂妄计划”。
三、抗美援朝战争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坚强的安全保障
毛主席1950年10月27日在与周世钊谈到抗美援朝时说：“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若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进行，还获得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对我国的经济援助，这为我国恢复国民经济、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中国换得了__年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赢来了和平发展难得的国际条件，使得中华民族以威武的雄姿屹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
四、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强大威力
美国人在战后想不通为什么会败给了______中国的志愿军：论参战部队的武器装备，”中共志愿军“的武器装备与“联合国军”世界一流的美国武器装备相比差距巨大；论参战官兵的物质待遇，“中共志愿军”是一支穷人的队伍，而“联合国军”官兵的薪酬物质待遇那可是相当的高；论可资利用的国际资源，美国掌握着联合国的主导大权，而新中国在联合国还没有合法的席位，政治上美国占据主动地位。有这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却不能在朝鲜战场上最终战胜对手，这是令一些美国政要恼怒不已、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新中国刚刚成立就敢于出兵朝鲜，与世界霸主的美国及其领导的实际上由23个国家组成的国际军事联盟作战并能最终战而胜之，这在全世界面前极大地振奋了中国的军威。当时不论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朋友，都不能不对新中国刮目相看。朝鲜战争期间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长的陆军五星上将马歇尔说：“美国并不像世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强国”。美国军事首脑从此不得不将新中国视为一个平等的对手。
毛主席曾从哲学的角度论证过纸老虎和钢老虎的关系：“他们也是一个铁老虎，钢老虎。他们凭着钢铁多，凭装备优势，貌似强大，内里空虚。钢铁多，气不足。我们凭指战员的智慧和勇敢，凭正义，凭一股气，一鼓作气打败他们。战争规律，从来如此，劣势装备可以战胜优势装备。”抗美援朝战争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场以弱胜强、扬眉吐气的对外反侵略战争。
五、抗美援朝战争提高了我军现代化的整体作战能力
我军第一次出国作战，而且是与以美军为主力、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作战，这对我军来说是全新的课题。随着战争的进程和变化，中央军委决定对参战部队进行轮换。在整个战争期间，全国陆军共有25个军76个师总计290多万人直接参加了抗美援朝作战锻炼。
轮战的实施既解决了我军在朝作战部队的休整和保持充足作战力量的问题，也使我军更多的部队、指挥机关和指挥员得到了现代战争的锻炼。
1953年9月，毛主席在讲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意义时说：“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装甲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
抗美援朝战争也促使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观念发生了许多重要转变，主要是：由单一步兵作战向现代多军兵种联合协同作战的转变，由单纯地面作战向现代立体作战的转变，由主要实行运动战向既注重运动战又注重阵地战的转变，由单纯前方作战向现代前后方全面作战的转变，后勤保障由“小米加步__、仓库在前方”向组织现代后勤保障的转变，等等。这些观念的转变，对于提高我军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
六、抗美援朝战争加快了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我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初，武器装备与“联合国军”的差距极为悬殊。
美国开始投入到朝鲜战场上的空军和海军的飞机约1200架，地面部队每个师另编有22架炮兵校射飞机；海军各种舰艇300余艘；美国地面部队全部机械化和摩托化，共有坦克1000余辆，装甲车330余辆，各种车辆3800余辆。我志愿军既没有空军参战，也没有海军参战，地面部队没有坦克和装甲车编配，每个军只临时配有100辆负责运输物资的汽车。敌有我无这是其一。
敌我双方都有的主要武器，我志愿军与美军相比，也是在数量上处于明显劣势。美国步兵部队每个师除装备坦克外，还有各种火炮959门，而志愿军每个军才编有各种火炮540门，仅相当于美军一个师的的56%。美军一个师装备各型无线通信机1400部，有线电话机1100部，而志愿军一个军才装备无线通信机69部，有线电话机375部，仅相当于美军一个师同类装备的5%和34%。敌多我少这是其二。
美军火炮新、口径大，射程远、弹药足，最大射程可达20多公里，均由汽车牵引和吉普车载运，威力大，机动性能好。而我志愿军装备的火炮几乎全部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日军和国民党军的装备，火炮陈旧、型号杂、口径小、射程近，最远能打10公里，且弹药不足，多用骡马驮载或由人工肩扛，威力小、机动性能差。敌好我差这是其三。
从1951年6月之后，入朝的我志愿军第20兵团和其他部队，都改装了苏式武器装备。从1952年夏季开始，我志愿军的陆军武器装备有了明显的加强和改善。特别是我志愿军空军在战争中迅速发展壮大，到1953年底，共发展到28个师71个团，其中歼击机18个师、轰炸机5个师又1个独立团、强击机4个师、运输机1个师另1个独立团、侦察机3个团，拥有各型飞机3000余架，形成了有各种航空兵组成的战斗力较强的空中力量。美国空军参谋长惊呼：“______中国几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七、抗美援朝战争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起点
在我志愿军打响入朝作战第一仗的次日，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就在国内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参与的抗美援朝运动。
抗美援朝总会于1951年6月1日发出号召，动员全国人民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至1952年5月底运动结束时，全国各界群众捐款总额可购买3710架战斗机。
毛主席在讲到抗美援朝战争重要意义时说：这场战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取得了百年来中国对外战争从未有过的辉煌胜利，奠定了新中国不可阻挡地成为世界军事强国、政治大国的国际地位。这一胜利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说：中国人走向民族复兴，是从跨过鸭绿江那一刻开始的。
八、抗美援朝战争促使苏联归还了其在我国东北的各项权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苏、英三国首脑就远东问题签订《雅尔塔协定》，协定明确规定：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必须恢复，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应由苏中合办的公司经营。让世人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却由苏联接收。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看到毛泽东主席敢斗世界头号强国的英雄气概，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联合国军”，看到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强大凝聚力，看到站起来的“东方雄狮”是不好欺负的，所以，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和结束之后，就把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接收的在中国东北的所有权益，都友好地逐步交还给了中国，维护了新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九、抗美援朝战争给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增添了信心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及其领导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他们坚信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发展中国家被压迫人民群众为此欢欣鼓舞，他们纷纷走上了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解放的革命道路，从而动摇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改变了世界的战略格局。
从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有许多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新中国真正迈开了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的坚实步伐，这也为1971年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访华和第三世界广大国家把新中国“抬进联合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总之，抗美援朝战争对我党来说是夺取全国政权之后的立足之战，对我军来说是走向世界战场的立威之战，对我国来说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功德无量，永彪史册。
在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朝鲜与中国“对表”是常态，无论军事行动还是政治、外交举措，中朝基本上都是强调步调一致，而朝鲜对中国的意见和决策也非常尊重。
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次战役后，朝鲜人民军经过收拢、补充和调整，已有3个军团可以投入作战，中朝两国军队的联合作战问题，开始提上议程。
在作战指挥方面，不公开的组建了中朝军队联合司令部：中方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任副司令员；朝方由朝鲜人民军次帅朴一禹任副政治委员，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金光侠大将任副司令员，统一协调和指挥中朝军队的联合作战。
指挥体制问题解决了，但中国和朝鲜还存在“时间差”，即朝鲜的时间比中国的北京时间要快一个小时，这对联合作战显然会带来很大影响。
为此，中朝双方进行了协商。金日成的态度很明确：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司令员是彭德怀同志，就以毛泽东同志的手表为准，作为两国军队联合作战的对表时间。
在此之后，中朝军队在历次重大军事行动中，都开始实施联合作战和协同作战，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中朝联军”。
中国与朝鲜在作战指挥上是如此，在重大战略决策和政治外交斗争中同样是如此，而朝鲜与中国“对表”，也成为很正常的事情。
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中朝军队在打下汉城后，彭德怀果断下令停止追击，结束此次战役。他的考虑是：我军连续作战，部队很疲劳，人员伤亡、弹药消耗和军需给养得不到补充，加之战线已经拉长到将近710公里，后方供应不上，因而无力再向前进攻。
更为重要的是，彭德怀看穿了新到任的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的诡计，认为对方败退并撤出汉城，是有计划地撤退，其有生力量并未遭到歼灭性打击，很可能找机会反扑，我们不能上当。
然而，对于彭德怀的决定，苏联驻朝鲜大使、朝鲜人民军总顾问拉佐瓦耶夫大将却坚决反对，朝鲜领导人也感到很不理解。
在与彭德怀会晤谈话时，拉佐瓦耶夫厉声指责彭德怀：“哪有打了胜仗却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员？”他坚持要中朝军队不停顿地继续进攻，一直打到釜山，将美军赶出朝鲜。
由于双方争执不下，拉佐瓦耶夫发电报向斯大林告状，彭德怀也将这种意见分歧向国内作了汇报，毛泽东则把彭德怀的报告转给了斯大林。很快，斯大林有了答复，他在回电中说：彭德怀同志是当代的军事家，朝鲜战场的一切军事作战行动，都应听从彭德怀同志的指挥。
随即，斯大林把拉佐瓦耶夫调回国，并撤了他的职。在此情况下，朝鲜领导人也不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意了彭德怀的决定。
时隔不久，李奇微果然如彭德怀所料，推出了他的“磁性战术”，在对中朝军队进行试探性进攻之后，由东到西发动了大规模反扑。战场实践证明，彭德怀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朝鲜在这个重要关头与中方“对表”，也是非常必要的。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进程的发展，尤其是经历了第四次和第五次战役之后，中朝双方都意识到要把美军“赶下海”，已经不现实。况且，恢复朝鲜国土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美国和西方国家都有停火的意愿，因此中方开始考虑在朝鲜战场采取边打边谈、以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
1951年6月3日，金日成抵达北京同毛泽东会面，双方商定应开始谈判并寻求停战，这是朝鲜与中国“对表”的又一个重要时刻。会谈结束后，中方决定派高岗去苏联向斯大林说明情况，并听取他的意见。此时，金日成也提出，希望与高岗一同前往莫斯科，斯大林同意了这种安排。
在会见高岗和金日成时，斯大林对中朝共同做出的停战决定并不赞成，他甚至显得很激动地说：“你们现在打得很好，为什么要停战？害怕打下去的应该是美国人，不是我们。我了解美国人的心理，你们多打死一名美国兵，他们多往国内送回一具棺材，他们国内反对这场战争的压力就越大，最后要停战的一定是美国人。”
不难看出，斯大林的考虑，还是出于苏联的战略利益。因为在朝鲜半岛持续进行的战争，可以把美国的注意力拖在远东，这对以欧洲为重点的苏联自然有利。
然而，由于中朝双方通过“对表”，已经有了共识，寻求停战和以谈判解决问题的理由也很充分，斯大林很难强求中朝去改变业已做出的决定。在此情况下，斯大林做出了让步，表示如果你们一定要停战也可以，那就试一试吧。
随后，斯大林先后致电毛泽东，不仅表示赞成停战，而且强调说：“是您，毛泽东同志应该指挥谈判，我们最多可以对某些问题提出建议。我们也不能和金日成保持直接的联系，您应该同他联系。”斯大林的这一态度，等于是把朝鲜战场战与和问题的决定权，完全交给了毛泽东。
从这段历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关头和重要时刻，朝鲜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与中国“对表”，都体现出中国所发挥的主导和引导作用，而朝鲜也尽可能与中国相协调。由此在朝鲜战场上也形成了中朝双方并肩作战，同时在政治外交斗争中步调一致、统一行动的局面，这也就是后来被人们形容为“血盟”的关系。
中朝关系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这是因为中朝两国有着共同利益，并且政治上相互尊重，尤其是中国对朝鲜不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促成了中朝关系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在朝鲜战场担负着主要作战任务，对朝鲜战局发展以及其后的谈判起着主导作用，因而朝鲜与中国“对表”也是必然的事情。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朝鲜半岛迎来停战与相对和平局面，中朝关系虽然一如既往的保持着亲密状态，但也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朝鲜在和平建设时期，更多的依靠苏联，并且加入了“经互会”，因而相对重视发展与苏联和东欧关系，与中国“对表”的情况渐渐少了，在中苏关系恶化后，朝鲜的态度也较为暧昧。
中朝关系的这种变化，并非是朝鲜的“忘恩负义”，从一定程度上看，中国的对朝政策影响到朝鲜的选择。作为一个小国，且依然面临严重的外部威胁，朝鲜不能不另找依靠，另有所图。
其一，中国在朝鲜半岛实现停战后，没有像美国那样，仍然在韩国长期驻军，形成坚强的美韩同盟，并且对韩国提供安全保护。相比之下，中国则在1958年实现从朝鲜全部撤军，中朝之间虽然仍有互助友好条约，但这样的“同盟关系”难免显得松散。
其二，中国也没有像苏联那样，通过“华约”把东欧国家搞成自己的“卫星国”，甚至不惜出兵波兰和匈牙利，收拾那些所谓“不听话”的伙伴。中国始终尊重朝鲜的主权和尊严，也力所能及的向朝鲜提供各种援助，但中国对朝鲜并不具有“约束力”，朝鲜为了自身利益，也宁肯更多的靠拢苏联。
其三，中国在拥有核武器后，不仅公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同时也并未表明向朝鲜提供“核保护”。相反，美国却宣称向韩国提供“核保护伞”，并且一度在韩国部署大量战术核武器，这就使得朝鲜不仅面临强大的常规武力威胁，而且也面临现实核威胁，这也是促使朝鲜寻求苏联的“核保护”并日后自主发展核力量的重要原因。
中国在对朝政策上采取这样的做法，自然有中国的立场和道理。中国逐步淡出中苏同盟，也不在中朝（包括中越）之间搞紧密的军事同盟关系，反映了中国既不想被别人控制，也不愿控制别人的原则立场，这是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核心。中国也反对任何外国在别国驻军，中国从朝鲜撤军也是贯彻这个原则，
在所谓“核保护伞”问题上，中国对此更是反感。中国发展核武器，主要是为打破西方大国的核威胁和核垄断，维护自身安全。中国既不想让别人提供这样的“保护伞”，也不会给别人打这样的“保护伞”，所以中国不可能向朝鲜提供“核保护”，对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这里顺便提及一件事情。基辛格是毛泽东的常客，他每次来中国几乎都要会见毛泽东，但有一次却遭到毛泽东的拒绝。基辛格对此感到很纳闷，后来才知道，他在此前与中方的会谈中，曾经提到过美国愿意向中国提供“核保护伞”，毛泽东知道后很生气，因而拒绝了基辛格的会见要求。
中国对朝鲜的上述做法，究竟对还是不对，也许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但笔者认为，中国的做法没有错。拿中国与美国和苏联相比，虽然同属于大国，但彼此的历史传统、战略理念和处理对外关系的原则立场，都有很大不同，因而没有可比性。中国就是中国，这个国家历来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会因为某个国家（包括朝鲜）而改变，也不会因为外部形势变化而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
尽管如此，朝鲜虽然与中国“对表”的时候少了，但中朝关系大局却并未受到大的影响。事情的逆转主要发生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此时，俄罗斯已经疏远甚至“抛弃”朝鲜，而中国也与韩国正式建交，中美关系更是得到飞速发展，朝鲜对于自身安全的忧虑则日益加深，同时对中国也产生严重的不信任，由此走上“先军”和“拥核”的道路。
中朝在发展理念上的分歧，尤其是朝鲜先后进行的核试验，使中朝关系开始出现重大裂痕，甚至多次走到低谷。中朝两国尽管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但形势比人强，朝鲜半岛每一次核危机的发生，都迫使中国不能不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且是很痛心的选择。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金正日晚年。这个时期，他重新审视中国的改革开放，理智的看待中国取得的巨大成果，并且开始认真思考中国对朝鲜的耐心劝告。那段时间，他多次来到中国，考察学习中国的经验，而此番朝鲜主动与中国“对表”，并非是中国如同当年抗美援朝战争那样，对朝鲜的局势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是中国所做的大量说服工作以及自身取得的成就，对朝鲜产生的感召力，从而让朝鲜重新认识了还是中国靠得住。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过程因为金正日的去世和朝鲜国内的___，被人为的打断了，直到今天虽有复苏和重启的动向，但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朝鲜还会与中国重新“对表”吗？这个问题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也影响到中朝关系的未来。中国并不想朝鲜成为自己的“附庸”，也无意再搞当年的“血盟”，抗美援朝战争前后朝鲜与中国频频“对表”，那是形势造成的结果，并非中国的意愿。当下，中国更乐见中朝建立和发展正常国家关系，同时对朝鲜的安全关注也不会熟视无睹。
实践证明，无论大国还是小国，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对表”，既取决于对局势的干预能力，也取决于影响和感召能力。如果说，当年朝鲜主动寻求与中国“对表”，是由于中国在朝鲜处于危难时挺身相救，并且在战场上发挥着主导作用，体现出对局势强大的干预力；那么，在今天的形势下，中国更愿意看到朝鲜能够分享中国成功的经验，中国虽然不会“约束”朝鲜，但却希望其能够在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包括“朝核”问题上，能与中国彼此理解，相向而行。
西方人习惯于说，无论形势怎样变化，朝鲜的身后始终站着一个强大的中国，因而也会高看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其实，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还是把中国视为朝鲜的“近邻”更为现实。形势可以变化，近邻却无法改变，中国处理朝鲜半岛问题的原则立场，以及今后的对朝政策，都会以此作为出发点。因此，无论朝鲜是否还会与中国“对表”，中国都不会坐视朝鲜半岛生乱生战，这就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
捧起《革命英雄故事》这本书，我感受到了革命英雄的伟大。书中有宁死不屈的李大钊，还有集体主义精神的楷模邱少云，刑场赋诗的夏明翰，舍身堵枪口的黄继光……一个个英雄的高大形象，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最让我感动的还是介绍李大钊和邱少云的英雄故事。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又是新文化运动的猛将之一，他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影响巨大，让敌人让敌人又恨又怕，他们逮捕了李大钊。敌人先来硬的，使用酷刑，将竹签钉进他的指甲缝里，把指甲扯下来，如此的残酷的手段李大钊竟然毫不畏惧；敌人见酷刑不行，又来软的，用高官厚禄的引诱他，李大钊还是没有屈服，最后敌人竟然把他带到绞刑台上，把他杀害了。我想他的革命信念真坚定，为了革命的胜利，不被利益所诱惑，宁可牺牲自己，这种革命精神让我感动不已。
“就义从容甚，大义凛不辱，人民柴市节，浩气贯长虹。”陈毅元帅的诗句正是他的英勇无畏的精神写照。
集体主义精神的楷模邱少云更是让我佩服。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一次，他和官兵潜伏在离敌人很近的高地上，敌人投下的火焰弹在邱少云的身边燃起，火烧到了他的衣服上，邱少云身边就是一个水沟，可是他一动不动。我的手指曾经被开水烫过，火辣辣的疼，又是水冲，又是抹药膏，还觉得无法忍受，他难道不怕疼？不是他不怕疼，是因为他知道，他一动就会被敌人发现，大家也会牺牲，还会影响整个作战计划。他就像一块石头一样一动不动，这需要怎样的毅力啊！我仿佛看到了火光中的邱少云，他满头大汗，无比痛苦，他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宁可牺牲自己，也要遵守战场的纪律。他的形象在我的眼前高大起来，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海里。
妈妈告诉我，新中国的诞生，就是无数英勇的革命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现在的美好生活，也是我们一代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捧着这《革命英雄故事》，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长大了也像无数英雄那样，做一名英勇的战士，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抗美援朝战争是正义的战争。美国侵略朝鲜，威胁中国的安全，中国的抗美援朝是为伸张正义、保家卫国。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全国人民的支持；英明领袖毛泽东主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彭德怀司令员及前线指战员有勇有谋、同仇敌忾；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士气高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力支持是胜利的保证。
但说到底，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对落后的社会制度的胜利，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
若中国也是资本主义国家，或仍是旧中国那样的社会制度，中国打不过美国，也不敢对抗美国。在那样的情况下，抗美援朝战争由蒋介石领导肯定不行，换成毛主席领导也同样不行。总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中国在英明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胜利。况且，抗美援朝战争也是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较量，结果是社会主义阵营战胜了胜资本主义阵营。
若把毛泽东和志愿军比作安泰，社会主义中国就是土地，社会主义制度组织动员起来的中国人民就是土地。离开了土地，安泰就战胜不了敌人。
刚成立一年的新中国，接手的是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家底，还处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贫穷落后状态。美国是世界最富最强的国家，美国的同伙也多是西方富国强国。若社会制度相同，穷国弱国不可能战胜富国强国。
战争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人民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全国人民节衣缩食，全力以赴，捐款捐物，努力工作，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使这场战争物资越打越多，兵源越打越多。举国体制，万众一心，是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
从哲学上讲，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辩证唯物主义战胜了机械唯物主义，是唯物论战胜了唯心论。我方统帅毛主席及前线指战员，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指导战争，比如：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观点；钢多气少、钢少气多，气盛战胜钢多的观点；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观点；真老虎、纸老虎的观点；从弱点打起，强点也会变为弱点的观点；美军有“一长三短”，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弱点，跟着你，最后打败你的观点等，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在战争中的应用，对赢得战争作用极大。而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却用片面的、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观点看待武器装备的优势，认为武器装备好就能打胜仗；认为物质条件好就代表有“实力”，战场上用“实力说话”就够了，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陷入了“唯实力论”的思维误区；再一个就是认为自己强大就可以无视正义，无视人心向背对战争胜负的作用，因而对战争的失败感到不可思议。比如：志愿军穿插迂回、分割包围，美军认为这是耍诡计；志愿军近战夜战，美军说这是地下冒出的魔怪用手榴弹、冲锋枪打我们。美军不知所措、被动挨打，与哲学观念的错误不无关系。
志愿军入朝之后，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尊重朝鲜人民，爱护朝鲜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与朝鲜人民密切协同、休戚与共，在战争中用鲜血凝成了伟大友谊，得到了社会主义朝鲜的举国支持。
抗美援朝战争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壮举，得到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得到了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支持，这也是这场战争能胜利的重要原因。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随即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公然出兵干涉，并将战火烧到了中国鸭绿江边。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正式爆发。
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朝两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毙伤俘敌军109万多人，其中美军39万多人，击落击伤敌机12200多架。抗美援朝战争是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帝国主义的一次直接的军事较量。它揭穿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维护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巩固和增强了新中国的独立、安全和国防力量，显示和提高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和世界声望。
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将士面对强大凶狠的作战对手，身处恶劣的战场环境，抛头颅、洒热血，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谱写了惊天动地的雄壮史诗。志愿军将士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冲锋，顶着狂轰滥炸坚守阵地，用胸膛堵枪眼，以身躯作人梯，抱起炸药包、手握爆破筒冲入敌群，忍饥受冻绝不退缩，烈火烧身屹然不动，敢于“空中拼刺刀”。在他们中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英雄们说:我们的身后就是祖国，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和平，我们不能后退一步！这种血性令敌人胆寒，令天地动容。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虽没有经历那个激昂的时代，但我正经历着一个伟大东方古国崛起的时代。我们纪念为捍卫中国领土而作出贡献的先辈们，所以我更加认真的督促自己，我谨记着周恩来总理那句振奋人心的呐喊：为中国之崛起而读书，在这个和平年代我不能为国家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但我能用我的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用自己的知识为国家作出贡献，用自己的知识捍卫祖国发展，我热爱我的祖国，我将为之努力与奋斗！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才意识到他们失去了在中国的巨大利益。朝鲜战争实际上就是美国人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想通过后门重新进入中国。如果不是志愿军阻挡了麦克阿瑟的势头，如果让美军如入无人之境那样的到达中国边境，那美国进入中国的可能性，就只是一念之差的事。
韩东屏，美国华伦威尔逊大学政治系教授，河北大学特聘教授，南昌大学兼职教授，温州大学兼职教授
自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人就很少谈论抗美援朝这段历史，以至于许多中国年轻人几乎把这段历史给忘却了。我的一个美国学生，毕业后到中国去教英文，发现中国年轻人对抗美援朝所知甚少，这让她很意外。作为一个美国人，她知道抗美援朝战争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因为从那以后，美国和西方在第三世界为所欲为的历史结束了。彭德怀在战后说的那段话，“帝国主义者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能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屈服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让许多美国人和西方人难以忘怀。
我在美国读书时，第一次听教授说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必须忍受一切屈辱以求生存。对此，我曾感到非常惊讶。但过后细思，我感谢教授的直白，让我认识到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弱者要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向强者证明他有能力捍卫他应有的一席之地。如果你没有那样的能力，就没有人把你当回事。中国的近代史不就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吗？
满清皇室，为了苟安，一再向西方让步，却让西方对中国的胃口越来越大。一八四零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割让香港，并赔偿八百万两白银；一八六零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向英法联军赔偿二千四百万两白银，允许他们在中国传教，并让外国人在中国享受治外法权；一四年甲午海战，中国被迫割让台湾，并赔偿白银近三亿两，相当于中国两年的财政收入、日本四年的财政收入；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侵华，中国被迫向列强赔偿本息近十亿两。
而到了民国政府，妥协求安的国民党，更是险些葬送整个中华于敌手。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不抵抗，让日本不到两个月就占了东三省，并让日军认为三个月就可以拿下全中国，并于一九三七年发动全面对华战争。二战以日本投降结束，但在日本人和西方人的眼里，中国并没有击败日本。击败日本的是美国和苏联。中国作为二战的战胜国并没有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九中国内战期间，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政府打内战。当蒋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和外交人员，就美军是否应该直接参加中国内战展开了辩论。最终美国的文职人员占了上风，美军没有直接参战。
当年斯大林劝说中共不要打过长江，并说那样就将国将不国。毛泽东曾为此生斯大林的气。现在回头看来，斯大林很可能掌握一些中共不掌握的情报。那就是如果中共过江，美国很可能会出兵干涉，以保护美国在中国的战略利益。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拒绝承认前政府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八年期间，蒋介石跟美国签订了十几个不平等条约，允许美国在中国驻军，允许美国海军、空军无限制的在中国拍照，使用港口和机场等，美国人可以在中国居住，置产，享受与中国人一样的待遇，中国人却不可以到美国；美国财政部负责发行中国货币，制定中国的金融政策，中国教育，中国农业等，要由有两名美国人参加的五人委员会进行管理。美国人将继续在中国享受治外法权等。如果蒋介石政权没有被赶出中国，中国就会沦为美国殖民地。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才意识到他们失去了在中国的巨大利益。朝鲜战争实际上就是美国人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想通过后门重新进入中国。麦克阿瑟曾公开讲他要重写中国内战结局，要打败中国的共产主义，并威胁在朝鲜战场动用蒋军。今天还有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人并不想侵略中国，还说麦克阿瑟因为抗命最后被杜鲁门撤职。其实麦克阿瑟被杜鲁门解职，并不是因为抗命。麦克阿瑟跨过三八线，已经抗命，联合国给他的使命是把北朝鲜军队赶回三八线。他被解职是因为他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败了。如果不是志愿军阻挡了麦克阿瑟的势头，如果让美军如入无人之境那样的到达中国边境，那美国进入中国的可能性，就只是一念之差的事。
现在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当年在处于绝对弱势的情况下，在毫无获胜把握的前提下，毅然出兵朝鲜，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从这一点上看，说毛泽东的抗美援朝战争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轨迹毫不为过。今天，中国政府在抗美援朝胜利七十年之际，在美国对中国发起史无前例的经济制裁和技术打压之际，又大谈抗美援朝战争，并给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发勋章，就是要告诉美国人，不要把中国逼急。把中国逼急了是有后果的。中国可能没有能力完全击败美国，但美国也绝不会从与中国的对抗中全身而退。这或许就是中国政府今天又大张旗鼓地纪念朝鲜战争的原因吧。不知道美国人是否认识到这一点。
20_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_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要铭记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历程和伟大胜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知难而进、坚韧向前，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抗美援朝战争作为保家卫国、捍卫和平的正义之战，锻造出的抗美援朝精神始终放射着璀璨光辉，指引着中国儿女在民族复兴之路上砥砺奋进。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广大党员干部要积极着眼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善于从抗美援朝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勇往直前、勇挑重担，谱写对党忠诚、为民服务、实干担当的时代篇章。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诠释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71年前，在我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由中华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听从党的指挥，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期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和军队并肩战斗、团结协作，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历经两年零九个月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最终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比历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广大党员干部要大力弘扬抗美援朝精神，坚持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把信仰沁入骨髓、溶入血液、刻在心口，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时刻听从党和国家的召唤，主动到基层一线和条件艰苦的地方干事创业，在为党尽责、为党解忧的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强筋骨，在本职岗位和实际工作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干出一流业绩，用实际行动诠释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
满怀深情、起而行之，践行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抗美援朝战争是为国家而战、为人民而战，不仅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全和尊严，而且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一次有力诠释。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人民军队的力量，根基在人民。广大党员干部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弘扬抗美援朝精神，就是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满怀深情、起而行之，真正为民谋利，为民尽责，为民担当，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根本目的，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彩华章。要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上，在内心深处激发无往而不胜的强大力量，坚持将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将群众需求作为第一标准，直面民生热点、难点、痛点，始终坚守人民情怀，下功夫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知难而进、坚韧向前，展现实干担当的奋斗姿态。大事难事看担当，危难时刻显本色。志愿军将士在朝鲜战场上面对强大而凶狠的作战对手，身处恶劣而残酷的战场环境，抛头颅、洒热血，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当前，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从抗美援朝精神中汲取强大力量，知难而进、坚韧向前，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识变应变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化危为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和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创造让世界惊叹的更大奇迹。要锤炼担当的“宽肩膀”和“真本领”，以勤勉务实的进取精神、勇立潮头的奋斗姿态、坚韧不拔的意志品格，勇于在新时代的前进征程中奋楫争先、走在前列、担当作为，敢于在啃硬骨头和涉险滩中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创出新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解放战争后期，美国人曾经责问蒋介石，“你有飞机，可以坐飞机指挥却为什么总打败仗？而毛泽东没有飞机，靠电报指挥，却总打胜仗？”翻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数以百计的有关作战决策的电报就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毛泽东常常用如下语句与各战区的司令员、政委们商讨战策，“究竟如何？望斟酌电告”、“以上意见妥否望复”、“如何部署盼告”、“对该电内容哪些可以实行，哪些与情况不符不能实行，表示你们的具体意见”、“你们另有何种更有效之方法，盼告”，而这些博采众长，善于纳谏的决策方法正是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代革命家在决策过程，获得致胜主动权的科学决策方法。
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彭德怀之间的往来电报有“一尺多厚”，电报的密集程度、所涉及的战役细节程度恐怕是世界之最。它详细到某个制高点的控制，一个师级单位的调动，状如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但在毛泽东向彭德怀发出的大量电文中，通常在结尾都是“按情况酌定”、“酌办”这样的语句。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在战争指挥上有着充分的自主处置权，极大地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收到了极大的成效。在连续取得 3次战役胜利后，部队已经十分疲惫、减员严重，要完成既定的作战任务，困难重重。于是彭德怀回国，详细向毛泽东汇报了朝鲜前线敌我情况和志愿军所面临的严重困难，说明朝鲜战争不能速胜。毛泽东认真听取汇报，及时调整方针，明确指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给了彭德怀一个很大的相机处置的余地，使彭德怀感到抗美援朝战争有了一个明确而又机动的方针。而这个方针，同毛泽东在第三次战役结束不久所作的乐观估计是不同的。实践证明，这个方针的调整是英明的。
毛泽东总结抗美援朝战争时，强调“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依靠人民，就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级指挥员、全体作战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能围绕同一个目标自觉积极地展开行动。为了实现穿插分割的目标，第38军以每小时攻击前进5公里的速度，14个小时连续作战，先后打垮南朝鲜第7师、土耳其旅、美25师、美骑1师、英29旅各一部，前进71公里，切断了敌军的退路。向南突围与向北增援之敌相隔不到1公里，在大量飞机、坦克支援下，却始终不能前进一步。这一仗，创造了步兵进攻作战速度的极限，获得“万岁军”的赞誉。有人评价说，有史以来步兵从未如此辉煌过。
以弱胜强，最根本的还是人的胜出。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评论说：“中国共军是一个幽灵，连个影子也没有。共军没有机械化部队，只好巧妙地实施徒步渗透，迂回包抄行动。敌人的行动比我们的行动意图更隐蔽。”李奇微更是把美军与志愿军作了比较：（美军）部队不愿放弃某些物质享受，害怕离开为数不多的公路，不愿在没有无线电和电话联络的条件下实施运动，此外，在同敌人作战时头脑过于简单。这支部队是这样依赖公路，不重视夺占沿途高地，不熟悉地形和难得利用地形，不愿抛开使部队伤亡惨重的汽车而代之步行，不愿深入山地、丛林到敌人的驻地去作战。
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近71年，这场战争留给我们许多宝贵财富，值得我们回味，启发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