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叶嘉莹先进事迹观后感（精选8篇）
由陈传兴执导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自20__年10月16日上映以来，排片率最高时也不足1%，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日均票房徘徊在五位数左右，也就是说，这些城市日均观看这部电影的总人数仅千余人。截至11月6日，累计票房突破600万，比起同期热映首两日票房就破亿的《我和我的家乡》《金刚川》，这样的票房成绩显得微不足道。但对一部极其小众的纪录电影而言，这又无疑是一个值得瞩目的可喜成绩。根据猫眼电影的购票评分榜数据显示，《掬》片以9.4的评分始终占据评分榜的前列，也正由于这样的口碑，《掬》片有了尽可能多的排片周期。
这是作为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语言学博士的导演陈传兴，在继执导诗人郑愁予纪录电影《如雾起时》、诗人周梦蝶纪录电影《化城再来人》后，“诗的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电影记叙了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的生平，既看到了这位女君子磅礴的生命历程，也看到了她澄明的心灵建树。电影从筹备、拍摄到上映历时三年有余，辗转亚洲、北美洲，足迹遍及海内外十余座城市。比起漫长的摄制期和巨大的素材量，影片的最终呈现又极其节制和简朴，多处选择了无声胜有声的留白，不得不说这是电影向诗的一次回归和靠拢，也是没有矫揉造作的一次纪录。尽管有很多评论声音将焦点聚集在片中叶先生所阐述的“弱德之美”上，赋予影作以中心思想，但从更宽广的视境中去忖度电影本身，对观影者而言更像是一次生命的淬纯——这其中自然包含了作为“弱者”的人类，需要承受、坚持、完成自我的过程，但又不止于此。
不是所有人都可生平壮阔，于苦难中成就生命的光辉;也不是所有人在逆境中都可将身外事“轻而化之”，守护心灯。叶先生的做到，在于她把生命的外延衔接到不朽的古诗词上，所以在片尾，我们看到八十余岁回到原乡寻找叶赫水的叶先生竟然并无耄耋老态，只有一个普通寻根人对飘零人生要找到物理栖息地的深情寄望。只是一眼望去，再也寻不到族群的踪迹。叶先生回想起上一次踏足，吟诵起《诗经·王风》篇中的“彼黍离离”，最痛是那一句：“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是对生命的追问，也是从诗意到现实人生的比兴。
客观地说，这是一部“难于看懂”的电影。所谓难不是因为晦涩，而是因为“电影诗”的风格，对观影者的文学积淀有很高的门槛要求。片中多次出现了呢喃般的影音，叶先生如游吟诗人般对格律的吟诵，唐诗，宋画……叙事整体看似在时间线上从人物幼时讲起，但又总是以诗词间隔——这当中有古诗，也有新诗，有已亡人的旧篇，也有叶先生的自创。这种材料组织方式让影片的空间感十足，但也增加了理解领会的难度。前一段还是平易近人的生活琐碎事，后一段却是意味深长的言此及彼。没有解说词的纪录片，很像没有脚注的文章，如自心不能沉浸和共情，且对文中所引有通晓了解，看一遍很难完全明了。这是对观者的挑战，也是其作为文学纪录电影的魅力之所在。
大门、脉房、内院、庭院、西厢房……这是叶先生记忆中幼时住过的家园——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院落构成，她的自叙就是从记忆中的房门所打开的。而这也一一对应了她从童年到老年的人生历程。那个“梦中常忆，青盖亭亭”的精神家园早已不复，留在身后的是一世磊落功与名。可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眼前这位华发学者，而是当年那个出生在夏荷花期的“小荷子”，她令人无尽遐想和揣摩。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亲历家园沦陷、饿殍遍野，18岁痛失爱母，无爱的婚姻，苛重的家养，无依的海外飘零，中年丧女之殇……除去满腹才学和瞩目成就，这些大概构成了叶先生人生的主要事件，足以证明“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不是妄言。但如果只是惊呼叶先生面对诸种遭遇的刚健不息，恐怕又有些余味不足。
在云淡风轻回望坎坷身世的叶先生身上，最可贵和最耀眼的精神，是她求学时的恩师顾随先生所书就的那句：“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它有如雪莱在《西风颂》中掷地有声的宣言：“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是作为知识分子笑对不可控、不可逆悲剧时共有的人文精神。
这不是一部标榜与赞美为传扬中国古诗词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叶先生的传记片，而是一首电影诗——以叶嘉莹的人生轨迹为蓝本，用声画为媒，所作的电影诗。和无数的璀璨诗篇一样，它永远无法一时间尽悟，但是每每捧卷，都是一次新的生命淬炼。这也是一位中国女性，普通又不普通的一生。
叶嘉莹1923年生于北京察院胡同，1948年跟随身为国民党军官的丈夫迁往中国台湾。最初她任教于中国台湾彰化女中，之后受台静农先生赏识，1954年至1969年先后被聘于中国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1969年，叶嘉莹又受邀前往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20__年她回到祖国定居，并受邀在天津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任教。
“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这是1974年，叶先生申请回国探亲，写下洋洋洒洒近20__字的《祖国行长歌》中的长词节选。在陈传兴看来，叶先生对祖国的深情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道义和使命感，是最打动他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没回国定居前，她都是自费往来于祖国和加拿大之间，为大陆的公众讲授诗词、传授吟诵的方法，20__年她向执教的南开大学捐赠1700余万元的个人版税和稿酬，成立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迦陵基金’，用于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研究，我觉得是时候，把叶先生的故事、把她的精神世界，通过影像语言，讲给观众听。”诗词、家国、血缘，在叶嘉莹先生身上相互作用交织，陈传兴希望用影像语言，把自己和叶嘉莹先生同样从中国诗词文化中获取的人生滋养，分享和传递给更多的两岸观众。
在电影中，陈传兴也完成了一次大胆的实验：“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中国自己的电影美学叙述方式?”
敦煌壁画、晋祠、五台山佛光寺……长短句、慢词、小令，2个小时的电影中，陈传兴试图用最中国的元素，写意悠缓又注意留白的方式，向观众讲述中华传统文化的脉络以及各种文化元素之间的联结。
陈传兴说，他相信在诗的国度里，大家可以一起翱翔，消弭所谓语言、文化、国家、时间的隔阂，同时通过诗词，为两岸民众打开认识中华传统文化之门。
遗憾于在中国台湾，已经鲜有年轻人知道叶嘉莹先生、热爱古典诗词。拍摄《掬水月在手——叶嘉莹传》实际也是在了陈传兴他自己的一个心愿，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的社会使命。
随着《掬水月在手——叶嘉莹传》的公映，陈传兴“诗人三部曲”终曲。谈到为何要耗费10年的时间，以漫长的生命时光，去探寻诗人的精神世界?陈传兴给出的答案是，“拍的是诗人的人生，想表达和述说的，其实是中国文化在经历不同历史时期中，一直在保留的核心精神。”
用10年的时间，专注拍摄华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传统派诗人，好似有陈传兴没有明说的私心。他希望用诗歌重要的黏合剂，把中华文化和历史以及整个华语世界中的人凝聚在一起。
不少业内人士说，纪录片要有一种“静水流深”的特点，《掬水月在手》可谓对这一特点的很好诠释。如果选一句诗来形容这部纪录片给人的感觉，相较标题“掬水月在手”，也许更适合的是曹丕《燕歌行》里的“短歌微吟不能长”。短歌轻吟，似续还断，它说明中国艺术需要留白，而留白不等于停顿或缺失，同样是一种内容的呈现形式。
电影中有许多看似和主题无关的传统文化展示，比如细腻地去拍摄一片青瓷，一袭精美的丝绸旗袍，一尊斑驳的摩崖石刻，这些空镜头堆叠出诗的韵味。一首诗不能太实，再浓而烈的感情，也需要有一两笔荡开来，写写山里的叶子，香炉里快燃尽的灰，地上的月光。看似没有关联，但反而是最触摸心灵的东西，更见诗人的火候。《掬水月在手》作为金爵奖纪录片官方入选影片，曾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不少观众喜爱它诗意的镜头和唯美的表现形式，但也有人批评其叙事的支离破碎和过于软性的细节选取，仿佛不足以支撑起叶嘉莹一生的创举和身后波澜壮阔的时代。这也许是因为，《掬水月在手》选择了一种诗性的创作方式，而在体裁里，它更近乎一首婉约词。
据该片创作团队介绍，在拍摄过程中，叶嘉莹的“弱德之美”是最打动团队的地方之一，也是该片想传达给观众的重要理念。而“弱德之美”是叶嘉莹对词体的美感特质提出的一种说法，纪录片中明确提到“弱德之美”的地方，是叶嘉莹谈论朱彝尊的词时。显然，在写作手法上，电影是偏于慢词、长调的，但稍显矛盾的一点是，它选取了《秋兴八首》作为隐线叙事，来烘托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主题，略有一种割裂之感。无论“弱德”还是“要眇宜修”，都是词的一种难以直言的隐曲之美。词之为体，适宜表现女性之柔美，而用词去表达离乱兴衰，有时会失于晦涩难懂，让人觉得形式上有些轻和散。鲜少时代的大处落笔，回避一些直接的现实矛盾，过于清空骚雅，这是《掬水月在手》的不足之处。但我们无须过于苛责它，正如叶嘉莹自述，“我觉得陈导演取的名字很好，因为那不是真实的我，只是水中的一个影子，大概介绍了我一生的经历。”至少，它是一首完整的婉约词，借叶嘉莹之言，照见了古诗词之美。
叶嘉莹为她一生获得的学者、教师和诗人等众多名号排了个序，说大半生的时间都用于教学了，所以首先是教师，其他的都排在这后面。
“我天生来就是一个教书的。”叶嘉莹说。从1945年大学毕业至今，她在讲台后站了整整70年。
初回南开，叶嘉莹白天讲诗，晚上讲词，堂下座无虚席。她写下了“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的句子。
诗词几乎是叶嘉莹生活的全部，尤其现在当她孑然一身迈入老年，给年轻人讲课成了她最愿意做的事。只要有人邀请，她都欣然前往。30多年来，她曾经应邀到国内几十所大学讲学，举行古典诗词演讲有数百场之多。
“我一直在教书，这是情不自已。”她说，“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不讲给年轻人知道?你不能讲给青年人知道，你不但是对不起下面的青年人，你上也对不起古人。”
当被问及，为何在如此高龄，还要坚持推广普及古诗的吟诵时，叶先生这样说：“因为我觉得我对不起年轻人。以前我上课大多是在讲批评啊讲欣赏啊，但是我没有教吟诵。近代之后，吟诵被认为是腐朽落寞的文化，逐渐不被提倡。离开中国台湾后，我觉得吟诵要是断绝了真的可惜。不留下正统的吟诵，我觉得对不起下一代的学生。”
古典诗词该用什么方式来传承?这是个讨论了很久的议题。
叶嘉莹的答案之一是吟诵，古人讲究“吟而成文”，中国古诗词由吟诵而始：
“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出自《周礼》，乐语是古代贵族子弟美育的重要部分。从周朝开始，我们的学习就是伴随着吟诵开始的。吟诵是学习古典诗词的重要法门，它所带来的兴发感动的体会，是深入理解古诗词的基础。”
在国外生活了许多年的叶嘉莹强调：只有中国有吟诵，其他国家的文学没有。英文诗有朗诵、朗读，也有轻重的读音，但是没有我们这样拿着调子的吟诵。所以他们把吟诵翻译成chanting，这样翻译并不准确，因为chanting 其实是佛教做法事时的念诵，与诗歌的吟诵不同。
她对于吟诵非常“执着”，在《掬水月在手》里，能看到许多的吟诵镜头。叶嘉莹觉得，吟诵是“复活”诗人生命的手法，要读懂词人，就是要进入对方的语境中，过别人的人生。
当诗词加上韵律声调，不仅更好记忆，也离作者的情感世界更近一步了。
《掬水月在手》是叶嘉莹先生唯一授权的一部传记电影，导演陈传兴此前曾策划拍摄了在两岸颇具影响力的文学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记录中国台湾最重要的文学家、作家的一生，随着《掬水月在手——叶嘉莹传》的成功上映，标志着陈传兴“诗歌三部曲”创作终章。
导演陈传兴介绍，为拍摄全景式反映叶嘉莹先生“历经磨难又活得光亮的一生”，电影拍摄团队用时3年，分别在两岸、香港地区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叶嘉莹先生出生、学习、工作、生活的地方取景，采访了叶嘉莹先生的亲友、学生40余位，力图还原叶嘉莹先生以弘扬中华诗词为己任，历经烽火硝烟、家道变迁，活出如诗一般铿锵人生的精神世界。
“她内心中因为有古典诗词作为支撑，所以历经磨难依然能够活得足够光亮，到了晚年，她还能够想到用曾经支撑自己走过苦难的古典诗词反哺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成为整个华人世界的一道光彩。”陈传兴说，这是叶嘉莹先生最让他感动的人生力量和去拍摄这部传记电影的驱动力。他希望透过《掬水月在手——叶嘉莹传》传递一个核心的观念：中国需要有诗。在任何时代，不管是和平、战争、苦难的时代，诗人的存在为什么都是不可或缺?
“叶老师一直在我的拍摄名单里”
20__年，陈传兴成立行人文化实验室，策划一部在两岸、香港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文学主题系列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记录在中国台湾、香港生活的最重要的几位文学家、作家的一生，他本人还参与了诗人郑愁予和周梦蝶两集的拍摄。
“叶老师作为‘诗词的女儿’，她的生命光辉和精神世界一直感召和引领我。”虽然不是学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出身，但是陈传兴对中国古典诗词有一种天然的心灵亲近。
上世纪80年代初，陈传兴在中国台湾一家书店偶然看到叶嘉莹先生早期诗词研究的一部代表作——《迦陵谈词》，从此就书不离身，爱不释手。“到法国留学时，我把这本书带在身边，这次为《掬水月在手》的电影宣发来到大陆，14天隔离期中，我还不时翻看这本书。我觉得每每翻看中国古典诗词，都会带给我一种美感，给予我滋养。”
尽管此前为拍片，陈传兴多次往来大陆，但此次大陆之行，让他对大陆、对古都北京收获别样的感受。
“我原来不知道北京的钟楼和鼓楼离得这么近，这次和朋友一起坐在什刹海一个茶馆的露天平台上，秋色浓郁的芦苇在眼前飘荡开，好似时光穿梭，我跟着当年的叶先生，穿过什刹海的胡同，到她的老师顾随先生家里吃饭。冥冥中好似天公的安排，让我跨越两岸的时光机，来讲述两岸的一段过往，叶老师就是联结两岸的一座桥。”
《杜甫秋兴八首集说》是叶嘉莹最重要的研究代表作。电影邀请日本音乐家佐藤聪明以杜甫《秋兴八首》为本，结合雅乐及现代乐创作电影音乐，为杜甫诗歌带来新生命，并以杜诗形成电影的隐性双线叙事结构，由外而内，追寻交织于叶嘉莹身上的个人生命史和诗史。
影片表层的结构，是以叶嘉莹在北京察院胡同的祖宅为章节，从大门走入脉房、庭院、内厢房，循着时间和空间脉络，一层层进入更深的心灵境地。最后一节没有名字，似乎暗喻祖宅的被拆，也隐藏了内心深处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味。王国维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这是叶嘉莹辛苦坎坷的一生经历，而一位友人却说她，“人生最难的就是把自己退到一个位置，用相同的态度去接受一切，轻而化之”。
经历了这么多离难兴悲，一个人如何能够承受得了?但叶嘉莹泰然处之，平静、疏淡地回忆自己的漂泊辗转和至亲的离去，仿佛都是第三人称叙事中的云烟过往，而她沉浸、陶醉其间的，是唐诗宋词。她津津乐道于王国维的“要眇宜修”难以统领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自得于为它找到了一个名词“弱德之美”。当她沉醉地吟诵《桂殿秋》“思往事，渡江干”，娓娓道来其诗词之法门时，像在电影里滴了几滴她的学术精华，令人想见那些学生为何会仿造听课证来聆听她的讲学。叶嘉莹一针见血地道出古诗词中幽深隐秘的情感，而对于自己亲历的丧乱、生死却仿佛视而不见，这在电影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复调，留给观众思考回味。
这种优美的复调形式中，也带有对古典诗词呈现形式的一种现代化创新探索。前不久，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铁血丹心》在网上再次引发热议，很多网友好奇于其中的男女对唱歌词全然不同，却能完美和谐，其中也借鉴了一种诗词相和的复调形式。在《掬水月在手》中，最为精妙的一处是叶嘉莹和其师顾随两首同题词作的呈现。他们曾就一残句“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先后创作两首《踏莎行》，两词意思相和，但文辞不同。电影中，男声和女声同时吟诵了这两首词，字幕分在左右两边，而最后一句合为一处。这令人感受到了诗词吟和中，文辞虽异，却能共通共鸣的妙处。稍显遗憾的是，“对唱”版《踏莎行》朗诵语速稍快，字幕停留太短，未能给观众留够思考和欣赏的间隙。这是复调结构对于大银幕呈现的挑战，细节、层次丰富，大量文言文和古诗文穿插呈现，在小屏幕和网络传播中，更方便随时停留查看信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这种复调结构所带来的参差错落之美。
对叶嘉莹而言，更沉重的打击在52岁那年到来。她曾对大女儿说早点生孩子，我退休了可以帮你带。这是她对自己晚年的另一种设想。
1976年3月，52岁的叶嘉莹在美国东部参加亚洲学会。她收到大女儿和女婿车祸去世的消息，立即飞往多伦多。回到温哥华后，她把自己关在家里，接连数十天闭门不出。
她在《哭女诗十首》里，写“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老瘁竟何为”，“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
参加完葬礼，她回来学校工作。见到同事朋友学生，最多眼圈一红，就低头走过去了。“她的丧女之痛，似乎都用学问和诗词抚平了。”叶嘉莹的朋友刘秉松回忆。
导演组问她，这种抚平，是因为叶嘉莹不敏感吗?
“我觉得她不是不敏感，她对诗词中那些幽微的情感体会得那么透彻，怎么会是不敏感呢?恰恰是古诗词救了她。古诗词给予她生命的精华，让她的生命永远停留在那么高的层次。她的苦痛都被诗词溶解了。”在刘秉松看来，“人生最难就是把自己退到一个位置，用相同的态度去接受一切去轻而化之。”
女儿的离世几乎彻底改变了叶嘉莹的后半生，家庭已经不再是她所谓的牵绊了。
“她觉得上帝听到了她的心愿，但是她有未完成的任务，所以带走了她的女儿。”《掬水月在手》副导演沈祎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她要这样去说服自己或这样去相信自己接下来的使命，其实是以他的亲人的离去为代价的。”
诗词帮助她缓解丧失亲人的痛苦，提醒她还有诗词传承的使命。
女儿去世的第二年，她再次回国探亲。那时_结束。在火车上，她看到年轻人捧着《唐诗三百首》，高兴得不得了。在长城参观时，买到《天安门诗抄》。
“我当时觉得，中国真的是一个诗歌的民族，尽管经历了那么多劫难，还是用诗歌来表达自己。”她觉得“平生学的这点东西”，还可以报效祖国。
1978年，叶嘉莹给国家教委写信，申请回国教书。
1979年，叶嘉莹回南开讲学之时，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洪只是帮忙提行李的中文系研究生。每次往返加拿大与中国，她都自费坐经济舱，讲课也分文不取。
陈洪坦言，当年叶先生还是有些“囊中羞涩”。自己跟着叶嘉莹去水果摊，3堆橘子价格不同，叶先生一定买最便宜的。
在北大最大的阶梯教室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跑来听这位北美教授的课。她回忆叶先生讲《古诗十九首》，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看到了另外一个智慧的女性师者的美”。戴锦华说，“叶先生是我当时毫不犹豫地选择未来要做教师的重要和直接的推动力。”
叶嘉莹写竖排繁体的板书，一边说一边写，速度很快。因为经常写板书，粉笔灰使她的手指总是皴裂。她的右手拇指和食指上总贴有胶布。
一些听过她的课的朋友，常常告诫她，讲得不要太大声，要节省点精力，注意身体。但她一讲起课来，就什么都忘了。
因自小接受“声闻过情，君子之耻”的古训，叶嘉莹不喜欢过分热闹的铺排。但只要邀请方以弘扬古典诗词传统的重要性劝说，她都答应了。
“虽然我知道国内有不少才学数倍于我的学者和诗人，传承的责任也不一定落在我头上。可是我对中国古典诗歌有一种不能自已之情。”她给大学生讲，也给幼儿园的小朋友讲。密集的时候，隔一天一讲，每次3小时。
有的课程录像中能看到她轻微地咳嗽，但是她的语调没有降低或减慢。“如果用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我讲课，就是，‘余虽不敏，然余诚矣’。”
她的讲稿被整理出来，有学理工的学生看了一个通宵。
1990年，叶嘉莹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退休。她决定捐出退休金的一半——10万美金，在南开大学设立“叶氏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驼庵”是顾随的号，“永言”则从她已故的大女儿和女婿名字中各摘了一个字。
前几年，她又捐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变卖房产收入。目前已累计捐赠3568万元。有记者来采访，叶嘉莹说，我本来也没有要他们公布。本来是我捐了就是捐了，是校友会他们说出去了。
“我本来要跟你讲学问，看样子你对于学问是没有兴趣的。”面对记者的追问，她很直接地对着镜头回答。
很多人在她身上也看到了“弱德之美”。
“我是一个生来就属于所谓‘弱者’的女性，我的一生可以说都是随命运的拨弄和抛置。”她说，“但是我不跌倒，我要在承受之中走我自己的路。”
20__年起，她开始在南开招收研究生。
她不喜欢麻烦别人。回国教书后，她在南开大学校园内独自居住，不请保姆。一次起夜，她在卫生间滑倒，摔断了锁骨，怕影响秘书休息，她在地上躺了4个多小时，天亮才拨对方电话。
为了节省做饭的时间，她让秘书可延涛买好速冻水饺，最多一次买了10斤。可延涛说，叶先生对学问的要求很严谨，但对生活的要求很低，特别是不愿意在吃饭穿衣这样的琐事上浪费时间。她的衣服好多都是二三十年前买的，很旧的衣服，她也从不舍得扔掉。有的破了洞，叶嘉莹就自己拿针线把破处缝好。
沈祎记得，到叶先生家里拍摄时，她捧着饭碗大口吃饺子，但从没有衣着随意、不打扮不收拾的片刻。
一生里，她最看重“教师”的身份。直到91岁时，她还在家中给学生上课。她要求学生读文献原文，多背诵。对于不认真的学生，她会严厉地批评，语气近乎呵斥。但学生如果刻苦认真，即使谈诗谈得笨拙可笑，她也宽容。
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学生钟锦曾回忆，有一次同学们在课堂上各抒己见，一个年纪挺大的师兄说得完全不对路，旁人都听不下去了，但他非常认真投入。一看叶嘉莹，她用书把脸挡着，躲在后边悄悄地笑。
只要血压平稳，学生和朋友们传来的邮件她会在晚饭后逐一回复。哪怕是收到群发的风光图片，她也会一个手指敲打键盘，认真地回复“收到，谢谢”。
热爱古典诗词的陌生学生写信或邮件给她，也能收到她的回应。
从物理系转读古代文学的学生考研失利，写邮件给叶嘉莹。叶嘉莹用家里座机打电话给他，鼓励他不要灰心。还有的学生没奢望过回复，信里没有留联系方式，她便托秘书顺着信件里的信息找到对方。
外出讲座，她每次仍站着讲两三个小时，有学生发现，叶先生腿都肿了。
为了让她有更好的讲课、开会、研究的场所，一位海外学生提议修建一所学舍，就像古代的书院一样。世界各地的学生开始响应。
“他们每个人都出资不菲。”陈洪回忆迦陵学舍的筹建，“若干学生听说了就来了，有学生说所有家具都是我的，有的说所有电器我都负责了。他们都是十几年前甚至三四十年前听了叶先生的课。”
20__年，迦陵学舍落成。叶嘉莹在海外讲课的录音、录像以及研究资料装在150个纸箱分批运回国，大小不一的旧行李箱上贴着注明“资料”的纸条。
这座中式四合院，东邻南开现存最古老的建筑思源堂，西面是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的故居宁园。
《掬水月在手》纪录片大部分场景在此拍摄。看过这部纪录片，戴锦华直言，我们面对叶先生的诗和她本人会“失语”，“所有的语言都显得丑陋”。
有观众想到了叶嘉莹在台北写的一首诗，最后两句“千年沧海遗珠泪，未许人笺锦瑟诗”。叶嘉莹认为，李商隐诗歌凄美，不必因为没人作出笺注引以为憾，而是根本无法笺注，因为诗中幽隐难言又深广如海的寂寞，远非笺注所能为力。“叶先生为文、为人里幽隐难言又深广如海的寂寞，也是我们所难用语言表达的。”
“捧起一把水来，天上的月亮就倒映在水中。水里的光影离你很近但又离你很远。我觉得天下的美都在于一种‘距离’，在你的想象之间，可望而不可及。”叶嘉莹这样解释“掬水月在手”。
一名学生体会过这种美。在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大楼，叶嘉莹站在台上讲课，他站在距离叶先生十几米的地方静静听着。“她讲的每句话你都能听懂，词里的美也能领略到，可就是觉得离叶先生那么遥远。”
有人形容这种感觉，“月光很近，但月亮很远。”
但叶嘉莹只谦虚地说，我只是水中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