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楷模李桓英先进事迹2023年（精选14篇）
筹来了钱，可筹不来分数。
张桂梅本以为，只要提供给这些女孩机会，学习是水到渠成的事。但她发现这些学生基础差，试卷测验几乎都不合格。
质疑的声音不止。张桂梅去县里开会，听到人议论，“说得可好，成绩那么差出来怎么办?”“如果只给机会她不学，那么这个机会等于没有，等于养她3年。”高一还未结束，她意识到这是个“严肃问题”，“高中要讲分数，不讲分数，高考设置就没有用。”
17个老师走了9个。心灰意冷时，她怕耽误学生，找县里反映，想将学生分到其他高中就读，遭到数落，“不让你干你非干。”
后来她给老师下任务，一个班要考上多少一本和二本。她希望学校出清华北大毕业生。
更直接的方式是打时间战。晚休时间从晚上9点半延长到10点半，最后延到12点20分。学生从6点起床提早到5点半，只有5小时睡眠时间。每天下午，学生回宿舍洗漱15分钟，穿拖鞋回教室，以便晚上回宿舍躺下就能休息。
刚建校那会，为了给学生余出更多学习时间，学校卫生被老师包揽。早上6点，全体老师要起床打扫校园。建设中的工地四处是灰，一下雨都是泥巴，老师们要去沟里抬水，把水泥板冲洗干净。
每次临近放假，张桂梅跟学生商量，再干两天，结果干着干着开学了，第一届学生只在寒假休息了几天。有人给张桂梅起外号“周扒皮”“魔鬼”“半夜鸡叫”，那时的张桂梅每天守在教室门口，有学生坐着睡觉，她就把学生捅醒。后来，学生打瞌睡会主动站着听课。
吃饭时间被压缩到10分钟。张桂梅要求食堂饭不能太烫，菜炒出来，要及时扣上锅，不能过凉，她计算，一分钟能有30个学生打饭，159人5分钟能全部打完，最后一个学生也能有5分钟吃饭时间。为了加快递碗的速度，张桂梅不允许学生就餐过程中说话。
为了节省时间，女高学生去县医院看病不需要排队。有医生听说吃饭只花10分钟，向张桂梅抗议学生压力太大，还有人骂她没儿没女，不知道心疼别人家孩子，张桂梅毫不在意，“只要不伤害她们，对她们有意义，就这么干。”
实际上，学校也曾有过一段“民主”时期，张桂梅借鉴其他重点高中，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她在旁边听，发现讨论什么的都有，随即叫停。起初，学生6点半起床，9点半休息，结果学生越来越懒，成绩越来越差。
张桂梅希望，学生能养成好习惯，有限的时间干特定的事，“干不完你就亏了”。有的女生爱干净，早上4点就起床洗漱。张桂梅于是将水停用，只在上午5点半到下午6点间放水，逼着学生休息。睡觉前，学生们提前用盆接满水，用来冲洗厕所，内裤有时要积攒到周末洗。每周末仅有两三个小时休息，学校没有澡堂，学生要去校外宾馆洗。
刚进校的17名教师没有一位教过高中，张桂梅带着他们去丽江学习。一位老师记得，那会学校流行评课，教室后面坐一排老师，专挑讲课老师的缺点。板书哪里不到位，课哪里有毛病，老师们常常互相不服气，当场顶起来，一堂课火药十足，“女老师有的记仇嘞，下课了还追着问，你讲给我听听。”
张桂梅鼓励这种争吵，反对互捧。一次评课，听到老师们互评只讲好的，她提起凳子就走人，把10多个老师晾在一边。
学校花费18万元去各个高中买试卷，开启题海战术。学生们高一高二上完课，高三刷题。有人说这种刷题方式不科学，她说，“我们不管科不科学，能考走一个好学校算一个。”
第一年，张桂梅在儿童之家和学校两头奔波，一边是50多个需要照料的孩子，一边是96个渴望考出大山的女孩，做着做着工作时间就没了，她“把自己的生活忘了”。
就是这样一位“暴君”，今年夏天出现在央视的《面对面》节目里。她建起的女高，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去年有159个女孩参加高考，考上本科的是150人。再往前数，从20__年女高成立到现在，一共有1804名女孩考上大学，离开这里——在西南边陲的小县城，这可以称作一个奇迹。七八月份，张桂梅为此接受了两次群访，13家媒体的记者围绕着她，网上都是“女英雄”的称呼。
在华坪，张桂梅的名字其实20年前就传开了。成为女高校长之前，她是带病上课的民族中学老师，也是当地孤儿院“儿童之家”的院长。时代变迁里，她的故事变得越来越魔幻，随意问起路人，人人都知道她，一位上了年岁的婆婆说，在电视上看到张桂梅骑着骆驼去深山里家访，劝女孩们回来读书——实际上，华坪压根儿没有骆驼，张桂梅骑的，是一匹马。
在那些过往的语境里，张桂梅已经成为一个全身心奉献的、伟大的党员——少年丧母、青年丧父、中年丧夫，一生无子。她日日往返于女高和儿童之家，连远在东北的哥哥、姐姐相继去世，她都没有时间回去。她没什么朋友，也没什么兴趣爱好，像一个完全没有缝隙的人——直到她登上微博热搜的那天。
那是今年10月，张桂梅的一个采访引发了热搜。视频中，张桂梅讲述因为学生当了全职太太，而不愿意接受她捐款的故事——“我最反对当全职太太，你滚出去”，将张桂梅置于舆论中心，“全职太太也需要尊重和理解”的声音，一时之间淹没过了“女英雄”。
在这之后的一个月里，张桂梅拒绝了不断前来约访的媒体，直到11月份的一天，她才出现，穿一件黑色羽绒服，党徽戴在胸前，打开羽绒服，里头是黑色毛衣，在同一个位置，还戴着一个党徽。“红到心里去了。”她伸手去遮，有些不好意思。
有媒体问张桂梅，你觉得自己现在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女性状态吗?你希望学生们成为怎样的女性呢?
张桂梅轻轻摇了摇头，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又提到女性了，算了。”
“全职太太”事件之后，她面对媒体有了些谨慎。那天，包括《人物》在内的一行人来到她面前，她看着县委宣传部的人，说你怎么又来了，是揶揄的语气，也是她一贯的说话方式，直接、干脆。
她说她的想法最初是从自己的女学生出发，后来到深山里的女性，“能救一个是一个”，希望女孩们在成为一个母亲之前，还可以读书，高考，离开这里，给下一代一个好的环境。
“真的是重要，家庭的背景，家庭的环境，母亲母体的肥沃”，张桂梅正讲着，我们大笑了起来，母体的肥沃?多么新颖的表达。
“我说的是知识的肥沃，土地的肥沃……”张桂梅赶紧解释，但也跟着笑，“我又不好好说话了。”
那些围绕着张桂梅的“女权主义者”的称谓，华坪县妇联主席刘安萍并不认同。她和张桂梅认识好几年，觉得对方一直以来的想法就是救山里的女孩，救一个就是救三代，“可能我和她接触多，我也认同她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她的这个朴素的观念就是这样，如果一定要把她和什么概念联系起来，是不是有点过度解读了?”
女高办学路上曾经最坚定的反对者、曾任华坪县教育局局长的杨文华在采访时主动提起了那个视频。很多人谈独立，谈自由选择，不见其语境。他觉得张桂梅反对的不是全职太太，而是反对她的学生们去当全职太太。“这些学生就像她亲生的一样，如果没有这个学校，她们10年前就是结婚生崽，生一窝的那种。”他激动地侧着手掌砸了砸桌子，“她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老师，把你捞出来，救了，你又回到原点了。”
王秀丽在华坪县电视台工作，是最早关注和报道张桂梅的记者之一。作为记者，她最开始书写张桂梅，并非是那种歌颂式的报道视角。“因为我觉得不管对她的评价有多高，其实她是个非常普通的女人。”她是张桂梅在华坪唯一的好朋友，她们会各自搭着摩的到餐厅会和，相约吃火锅和披萨，喝几杯云南干红，偶尔也在办公室偷偷喝饮料、吃零食。张桂梅和她说起自己年少时的男友、去世的丈夫，以及后来可能成家又被她拒绝的机会。
她们也会争吵，常常其中一个摔门而出，十几天不联系，直到另一个打来电话。女高建校那年，王秀丽接到一个电话，张桂梅在那头说，我都要死了，你还不来看我。“她也有她的烦恼，她也有她的委屈。”
跟着张桂梅去家访，王秀丽会帮忙拍一些镜头，家访的视频会放给学生们看。但有时候，王秀丽不愿意拍，她觉得女孩们会自卑，并不想展示出来。张桂梅固执地要拍，她说，我不这样做，她们就以为她们像公主一样。王秀丽还是举起摄像机拍了，“一个人撑了那么大一所学校，还要努力地让这些孩子出去，不要让人家看她们的笑话，至少要让她们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那时候她可能稍微有点暴躁，有点尖锐。”
王红旭同志，男，汉族，1986年年12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20__年8月参加工作，生前系大渡口区育才小学体育教师，入党积极分子，一级教师。2020__年6月1日下午，在长江大渡口万发码头段，两名儿童溺水被冲入江水中。正在江边游玩的王红旭同志，放下自己三岁的孩子，与其他市民义无反顾跳进江中奋力施救。第一个跳入水中的王红旭同志先救起一名女孩，传递给江边的接应市民，再次转身游向已被江水冲远的另一名男孩，救起男孩回游中，耗尽全力将小孩推向接应人员。最终，两名小孩在其他市民帮助下成功上岸，王红旭同志因体力严重透支，被卷入江中漩涡，他将生的希望留给了孩子，自己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35岁。连日来，王红旭同志的英雄义举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人，他舍己救人的事迹被广大干部群众广为传颂，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告别悼念活动中，数千名群众自发前往送别、悼念.6月3日，重庆市文明委追授王红旭同志为“重庆好人”，6月4日，市教委、市人力社保局追授王红旭同志为“重庆市优秀教师”，号召全社会向他学习.
王红旭同志在生死关头，舍生忘死，挺身而出，用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英雄赞歌，不愧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代表，是新时代教师工作者的先进典型，是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学习榜样。他用自己的英雄行动传承了中华民族“见义勇为”的优良传统，诠释了人民教师‘大爱无疆”的高尚品格，践行了大渡口人“大义渡口”的博爱情怀，用生命书写了“上善之地、大德之城”的城市精神。为贯彻落实关于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指示精神，努力营造铭记英雄、崇尚英雄、学习英雄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发扬王红旭同志不畏艰险、敢于担当的英雄精神，我区在全区广泛开展向王红旭同志学习动。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要认真学习王红旭同志先进事迹，学习他临危不惧、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学习他正直无私、助人为乐的优良品质，学习他舍已救人、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学习他乐于奉献、敢于献身的高尚情操。今后，在工作中，我要把学习英雄事迹活动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当前全党深入开展学习教育结合起来，进一步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培养良好的社会风尚。
8月17日，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迎来了100周岁生日。北京友谊医院举行了简朴的仪式，为老人庆贺生日。面对鲜花和蛋糕，老人默默许下心愿：“愿人类早日消灭麻风病，愿天下再无麻风病!”
李桓英，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她选用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并在全球推广，让数万名麻风病人重获新生。她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全球麻风病防治事业，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重大贡献。
“作为中国人，我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
李桓英，1921年8月17日出生于北京。1945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1946年，前往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细菌学和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微生物学系助理研究员。
1950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李桓英因成绩优异，被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推荐担任世卫组织首批官员。任职7年间，她被派往亚洲、美洲等许多地区，为遏制传染病蔓延作出艰苦努力，受到世卫组织的好评。
1957年，在李桓英工作期满时，世界卫生组织主动提出与她续签合同。然而，李桓英亲眼看到不少国家由于贫穷而导致疾病流行，深感新中国更需要自己。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正是急缺人才之际。我曾在美国杂志上看到过钱学森的名字，当听到他毅然回国的消息时，内心有了很深的触动。作为中国人，我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李桓英回忆说。
当时，李桓英全家已移居美国，父母兄妹都希望她留在美国。但是，她婉言谢绝了世卫组织的邀请，瞒着家人，只身一人绕道伦敦，几经周折，于1958年从莫斯科回到了祖国。这一年，她37岁。
从此，在漫长的岁月中，无论是晴空万里，还是风雨交加，她都无怨无悔;无数次的亲情召唤，都不能改变她报效祖国的决心……
李桓英说：“很多人问过我，当初已经离开祖国那么多年，为何选择回国?我都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在北京出生，不能忘本。”
1978年底，李桓英调入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时任所长钟惠澜院士让李桓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由世卫组织资助出国考察，其中包括访问美国等6个国家的麻风病中心。
1980年，李桓英来到美国，为父母扫墓，并与弟弟妹妹团聚。这一次，她又坚定地拒绝了亲人们的挽留。在详细考察了美国的医疗成果后，李桓英如约返回祖国。
“只要是我认准的事，就决不回头。”李桓英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事业在中国。离开了祖国，我的人生还有何价值?”
李桓英认为，自己一生最正确的选择就是能够回到祖国、报效祖国。她说：“我在国外跑了那么多国家，漂来漂去，就像浮萍似的，没有根。你要做事业，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这，就是她的赤诚爱国之心。
“当医生不能怕!这就好像战士都知道子弹厉害，上了战场不照样往前冲”
麻风病是人类最古老的传染病之一。20世纪初，全世界没有特效药，唯一的办法就是隔离病人。
1980年，李桓英被派往世卫组织做访问学者。她了解到，世卫组织正在研究一种联合化疗的新方法，药物配方已经完成，但是缺乏临床试验数据。为此，李桓英从世卫组织申请到了免费药物和项目支持。
在云贵川的项目试点村，为了拉近与麻风病人的感情，李桓英从不穿戴任何防护服与麻风病人接触，以消除病人的恐惧心理。此后，李桓英每到一个村寨，都会受到村民的欢迎：“北京来的女医生，不怕麻风!”
为了推广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她走家串户，不辞劳苦。渴了，舀起病人家的水，仰头就喝。病人试探着同她握手，她便拉着病人的手长时间不放。见到老病人，她总是亲切地拍拍肩膀，甚至还主动拥抱。
“当医生不能怕!这就好像战士都知道子弹厉害，上了战场不照样往前冲?”李桓英说。
多少年来，李桓英一直奔波在贫困边远地区。云贵川3省7个地州59县，每一个有麻风病人的地方都有她的足迹。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南醒村曾是一个“麻风寨”。1990年4月17日，南醒村“麻风寨”的帽子被彻底甩掉了。南醒村更名为曼喃醒，傣语意为“新生”。
经过不懈努力，李桓英将麻风病人的服药时间缩短至两年，使麻风病人从原来的11万人下降到不足万人，且年复发率仅为0.03%，大大低于世卫组织规定的年复发率小于1%的标准。
1994年，李桓英选用的世界卫生组织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在全球推广。1996年，她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特别行动”，首次提出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20__年，李桓英获得首届“中国麻风防治终身成就奖”。
“治愈患者给医者带来的心灵慰藉，是任何酬劳都不能取代的”
20世纪70年代，李桓英来到苏北农村，第一次见到麻风病人。当时的医务人员头戴防护巾，身穿隔离衣，手戴胶皮手套，场景令人恐惧……然而，看到病人被疾病折磨的样子，李桓英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她暗下决心：一定要让麻风病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我们不能怕病人，而要爱病人。”
并耐心地开导：“现在得了麻风，就像得了一块皮肤癣，只要联合化疗一周，就失去传染性了，你可以边学习边治疗，最多两年就能治好!”后来，这名女学生考上了大学，并成为一名教师。
李桓英说：“治愈患者给医者带来的心灵慰藉，是任何酬劳都不能取代的。能治好患者的病，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
“能够作为党员为医学事业奋斗余生，这就是我最重要的心愿”
20__年12月27日，是李桓英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已经95岁高龄的李桓英特意围了一条大红的羊绒围巾。她仔细捋顺两鬓的头发，庄严肃立。站在一群新党员中间，她举起右拳，苍老的声音饱含真诚和笃定：“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她终于梦想成真，光荣地成为一名党员。
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李桓英说：“入党和做研究一样，都是追求真理。能够作为党员为医学事业奋斗余生，这就是我最重要的心愿。”
几十年来，李桓英解决了许多麻风病防治领域的重大策略和关键技术问题，为全球实现消灭麻风病的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近年来，她带领课题组进入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开展麻风病早期诊断、耐药基因检测和分子流行病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创造性突破。
“麻风病的历史，在我们这一代该终结了!”如今，李桓英依然关注着全球麻风病防治进展。她说：“虽然中国已基本消灭了麻风病，但还没有彻底消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她殷殷嘱咐前来探望的后辈，科研工作者不能停下创新的脚步，这是党和人民的重托。
疾病无国界，大爱无疆界。为了实现一个没有麻风病的世界，一位百岁老人依然在奋力前行……
12月5日，对年轻的南航乘务员朱静怡来说是难忘的一天。在飞机上偶遇一名乘客后，她难掩激动给她写了封信：您为这些女孩在荆棘重重的道路上开出了一片天，督促她们走向更高更远的地方;您将爱给了山区的女孩子们，让她们看到了更广阔美丽的风景。我从心底敬佩您这样的人，这样的人生……
朱静怡碰到的，正是张桂梅老师。她告诉记者：我在网上看过张老师的事迹，感动到泪流满面，所有褒奖词语都不足以形容张老师万一。收到信的张老师下飞机时给她一个拥抱，对声音哽咽的静怡说，“没事的，没事的”。
这就是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中校长，点亮了一千八百多名大山里女孩子的梦想，把她们送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刚刚被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桂梅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影响也已超越国界。多少素昧平生的人了解她的事迹后，把她作为“人生灯塔”。是什么，赋予一位山区人民教师如此力量?
陈法羽一辈子也忘不了在华坪女子高中入学时那张贴在床边、写着自己名字的小纸条。她是女高第二届毕业生，如今是丽江市永胜县一名民警。
20__年，陈法羽初中毕业，没达到高中录取线。父亲对他说：“自费读高中咱家供不起，要不你回家种地，过几年找个好人家嫁了。”那一年，陈法羽十六岁，反复咂么父亲的话，一个几乎注定的命运将她笼罩，真是欲哭无泪。此时有人告诉她，华坪建了所免费女子高中，专门招贫困山区初中毕业的女孩，想读高中可以去试试。这让陈法羽抓住了救命稻草!
开学报到来到宿舍，床已经铺好了，崭新的被褥整整齐齐，床位边贴着同学们的名字。陈法羽找到自己的名字，抚摸着那张字条，忍不住哭了。“这张小床让我感到安全和温暖;这张纸条为我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陈法羽说。
几乎每个华坪女高毕业生，都有和陈法羽差不多的感慨，她们对张桂梅的敬重难以言表——有什么比改变命运和点亮梦想更重要的?
“热爱孩子是教师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张老师对学生的爱真挚热烈，又一以贯之。她为了毕业班的孩子拖着病体上课不去住院;她把丈夫的遗物一件毛背心送给了生病学生;为了帮助山里穷学生她节衣缩食舍不得吃肉;为了学生课堂兴趣她常常唱首歌念几句诗……至今，张老师还每天五点半就起床，为女高学生开灯赶走路上小动物，怕孩子们胆小害怕。
泛爱众，而亲仁。对山区学生的爱也让张老师深思：如何通过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女子高中的初心从此发生。
有人曾说，张老师快枯竭了，人的爱是有限的。张桂梅听后说：不会的，因为有源源不断的爱奔向我鼓励着我!
1996年丈夫去世，对未来无望的张桂梅从大理调来华坪教书，后来自己又身染重病。华坪民族中学的老师们把她当家人：她不想吃药，同事亲属煮好中药劝她喝;老师们谁家做了好吃的，都不忘给她送去些;她病重，女老师晚上就到宿舍陪她休息;为让她多些乐趣，大家找借口约她去唱歌。
得知张老师生病，学生们上山给她采野核桃，剥了满满一大盆核桃仁，双手黑乎乎的;有学生家长去山上采野灵芝，磨成粉让她拌在饭里吃。他们认为，吃这些能治病……
李桓英，一位98岁的老人，在麻风病防治的道路上，还在继续前行。
1958年，李桓英拒绝世卫组织续签5年的合同，瞒着定居美国的父母，毅然回到国内。“我是中国人，我在北京出生，我不能忘本，我要把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
1978年，李桓英调到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此，57岁的她将全部精力奉献给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用一个“拼”字来形容她，恰如其分。
麻风病是人类古老的疾病，曾经是深受歧视的“不治之症”，不但给患者带来极大痛苦，还给社会带来莫大的恐惧。但是，李桓英不怕。她不信邪，要和这种错误观念斗争——病人家的水她仰头就喝，饭捧起就吃;为病人诊治，从不把自己严实地包裹起来。
1980年，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李桓英，被派到世卫组织做访问学者。她了解到，世卫组织正在研究一种联合化疗的新方法：由一种药物的治疗改为多种药物联合化疗。药物的配方已经完成，但是缺乏临床实验。为了争取到世卫组织免费的药物支持和试验项目，李桓英开始在全国进行走访调查。
当时，世界治疗麻风病基本都采用终身服药的办法，医学界普遍认为，一旦停药就会复发。为了缩短疗程，使有限的药物能够治疗更多的患者，1983年，李桓英带着联合化疗药物在云南省的一个村子开展试点，将麻风病的服药时间缩短至两年，这种短程联合疗法为麻风病治疗开辟了新天地。后来，原卫生部将其在全国进行了推广，全国麻风病人数量迅速下降，由1987年的7万和每年发现4000余名病人，分别降至1999年的7000和近20__例。经过10年监测，复发率仅为0.03%，远低于世卫组织规定的1%的标准。这一经验得到了世卫组织的高度评价，1994年开始向全世界推广这一做法。
正是由于对我国麻风病防治工作的肯定，第15届国际麻风会议1998年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具有纪念现代麻风防治100周年特别意义的大会期间，李桓英被推选担任大会的轮值执行主席。
多年来，李桓英不断优化治疗方案，消除社会对麻风病的歧视。她解决了该领域的重大策略和技术上的关键问题，为我国政府制定控制和消灭麻风病的整体规划，为全球实现消灭麻风病目标的可行性提供了重要依据。她在麻风防治研究上的成就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6次获得省级科技进步奖，20__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项;20__年9月，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授予她“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
20__年，95岁高龄的李桓英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她这样写道：“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愿意以党员的身份为麻风防治事业奋斗终身!”当年12月，李桓英庄严宣誓，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作为李桓英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北京友谊医院党委书记辛有清说，从李桓英身上，看到了她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对科学的执着，对事业的追求!
那时，旁人谈“麻”色变，李桓英却勇往直前，是少有的敢与麻风病人零距离接触的医学专家。下乡不叫苦，翻车不叫苦，生活从不搞特殊，李桓英用一生的奉献诠释了“我的生活就是适应国家的需要”，百岁依然坚持工作，感觉自己“活了两辈子”。
1979年改革开放，在李桓英58岁接近退休的年华，接到了新任务，以第一批访问学者的身份出国考察麻风病的防治方法。在思想守旧的年代，她突破精神枷锁，不畏麻风病魔，与病人面对面交流，克服路途艰险，坚持一线调研，解救了成千上万遭受麻风病折磨的患者。
几十年过去，如今，她已是一位百岁老人。但在与麻风病争战的这场无硝烟的战斗中，她依旧坚守奋战在最前线，坚持麻风的宣传、现场调查研究，为的就是早日让全世界彻底消灭麻风病。孑然一身的她，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麻防事业，取得了常人难以超越的成绩。
入党时，李桓英说：“我觉得自己现在可能合格了，但还不能放松，还要继续奋斗。”敬佑生命方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方能大爱无疆。李桓英，与党和国家同行，与人民为伴，坚守医者初心永恒探索、无私奉献，书写了敬佑生命的动人篇章，标注了医者仁心的精神坐标。
“这么好的书记，突然就走了，哭都来不及。”说起黄诗燕，湖南省炎陵县霞阳镇大源村村民廖建文，悲伤地抹眼泪。20__年起，炎陵县委书记黄诗燕对口帮扶贫困户廖建文一家。“他那么忙，每个月都来看望我们，帮我家建起了新房，帮我安排了工作，还给我张罗媳妇。现在我家一年的收入有两万多元，生活越来越好了，感谢的话都不知道找谁说。”
20__年11月29日，湖南省炎陵县脱贫攻坚的“一线总指挥”，原株洲市政协副主席、炎陵县委书记黄诗燕，因多日劳累，骤然倒下，年仅56岁。
8年5个月零4天，老百姓心中的“最美扶贫书记”黄诗燕，用生命兑现了“脱贫功成，必定有我”的庄严承诺。
20__年6月25日，47岁的黄诗燕走进炎陵县委大院，成为这个20多万人口的贫困县的县委书记。此前，他是株洲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主任。
7月的大暑天，他戴上一顶草帽下乡去了。
他去了离县城最远的策源乡梨树洲村。这里地处湖南第一高峰酃峰下，旅游资源丰富，却是当时株洲唯一的“无电村”。
60多公里崎岖山路，黄诗燕花了3个多小时。村党支部书记伍英华向他诉苦：村民自己装的小型发电机电压不稳，由于用电强度大几次把发电机给烧了。全村共25户80余人，年人均纯收入仅1000余元。
他去了中团村的一户果园，和正在忙碌的市农业科技特派员谭忠诚聊起了炎陵的黄桃。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县农业局从上海引进了100株芽苗。虽然炎陵有适合栽种黄桃的独特地理条件，但历经近30年的发展，还是规模不大，质量不高。
黄诗燕短时间内先后走访了全县11个乡镇(场)、54个贫困村。他越走心情越沉重，沿途一幅幅图景在心中挥之不去：船形乡水垅村大半村民住在“杉皮屋”里，逢雨必漏;下村乡坳头村村民好不容易种出来的水果，因山路闭塞，一公斤两块钱贱卖给商贩……
一个多月的调研下来，黄诗燕摸清了家底：20__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2970元，分别相当于全省、全市平均水平的52.8%、38.8%，贫困发生率很高。
通过深入调研与论证，黄诗燕与县委、县政府班子成员形成共识：打造炎陵生态休闲农业风光带和特色水果、有机茶叶、无公害蔬菜、笋竹、油茶、酃县白鹅、花卉苗木、药材八大“农字号”特色产业，鼓励村民“量体裁衣、宜养则养、宜种则种”。
“一带八基地”的突破口在哪里?黄诗燕将目光盯准了炎陵的黄桃。20__年，炎陵县将黄桃产业纳入重点扶持，重点推广良种“锦绣黄桃”，财政每年投入500万元奖励扶持种植户。
对此决定，赞成的有，反对的也不少：财政本来就困难，黄桃产业看不到税收预期，每年拿钱去“贴”，值吗?一家一户分散种植，品质如何保证?都种黄桃，果贱伤农怎么办……
黄诗燕不为所动。在他的主导下，全县砍掉劣质黄桃苗，培育5个优质高效示范点，扶持171个科技示范户;建立“合作社+基地+农户+电商”模式，及时提供良种苗木、技术培训、农资供应、销售渠道等服务……
黄诗燕成了炎陵黄桃的头号推销员。每年的桃花节、黄桃大会，黄诗燕都出面“站台”吆喝;北京、广州等地的供销对接会，黄诗燕现场促销;央视推广炎陵黄桃，黄诗燕琢磨出推广语：“炎陵黄桃，‘桃’醉天下”。每到黄桃成熟季节，黄诗燕还会到路边水果店转一转，要求有关部门两天报告一次全县黄桃销售信息。
黄诗燕为炎陵黄桃的品牌推介不遗余力，有人好心提醒：“领导干部为产品站台代言，不妥。你是县委书记，更容易招来非议。”
“为老百姓脱贫站台，我怕什么?”黄诗燕很坦然。
如今，炎陵黄桃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炎陵黄桃”获颁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出口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炎陵全县8000多户种植黄桃8万多亩，近6万人进入黄桃产业链，近60%贫困人口通过种植黄桃稳定脱贫。
要实现高质量脱贫，关键是提升产业发展能力，增强“造血功能”。除了绿色农业，发展文化旅游和生态工业，也是黄诗燕紧紧抓住的大事。
为了引进一批优质项目，让老百姓可以在家门口安心就业，黄诗燕下足了功夫。听说企业老总来炎陵，他连夜从凤凰赶回来;一家企业诉苦说招工难，他要求相关部门开着车，带着招工信息直接进村入户……
几年间，全县首个年纳税过3000万元、首个年销售收入过10亿元、首个落户炎陵的企业等不断涌现，被外界誉为贫困山区招商引资的“炎陵现象”。
20__年，炎陵县成为湖南省第一批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贫困发生率从20__年底的16.57%下降到20__年的0.65%，实现高质量脱贫。
1921年，李桓英出生于北京，童年时跟随父母在德国柏林生活。她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本科生，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在世界卫生组织任职时，她多次横跨各洲，为贫穷落后地区防治性病和雅司等疾病而努力。
7年任期结束后，世界卫生组织希望李桓英续签5年合同。而李桓英全家已经移居美国，父母兄弟希望她留在身边。不过，这两个选项都被李桓英排除了。
李桓英曾在美国杂志上看过关于钱学森的报道，得知钱学森毅然回国时，她深受触动，“时不我待，作为中国人，我很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想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
于是，她瞒着家人，绕道伦敦，几经周折后终于回到中国。这一年是1958年，她37岁。此后的漫长岁月，她始终无悔最初的选择。
1970年，李桓英在江苏第一次见到麻风病患者。他们有的脸部毁容，有的手脚畸形，有的皮肤溃烂。由于没有有效治疗手段，麻风病患者往往被赶到偏僻之地，报团取暖或自生自灭。
饱受病痛和歧视双重折磨的患者，给李桓英留下深刻印象，她立志要攻克麻风病。1978年，李桓英被调到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后，便将全部精力献给了这一事业。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世界卫生组织着手研究一种联合化疗治疗麻风病的新方法，药物配方已完成，但缺乏临床实验。得知这一消息后，李桓英开始在全国走访调查，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麻风病情况的详细报告，最终获得免费药品和实验项目支持。
带着这批药品，李桓英来到云南省勐腊县的“麻风寨”，劝说这里的每一个麻风病患者服药。
她的到来引来村民一片惊奇：北京来了个女医生，不怕麻风!渴了，她舀起病人家的水仰头就喝;饿了，她大大方方和麻风病患者一起吃饭;病人试探着同她握手，她便拉着手长时间不放。她说：“战士都知道子弹厉害，上了战场不照样往前冲?麻风菌可没有子弹厉害!”
李桓英将国外先进的治疗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服药24个月就停药的短程联合化疗和消灭麻风病的特别行动计划，这一方法使全国麻风病患者从11万人下降到不足1万人，且年复发率仅为0.03%，大大低于年复发率小于1%的国际标准。后来，短程联合化疗法在全球得到推广。
曼南醒村不会忘记李桓英。经过两年治疗，“麻风寨”的患者全部治愈。1990年泼水节，“麻风寨”摘掉了帽子，作为行政村被正式划入勐仑镇。李桓英为村子取名为“曼南醒”，意为“新生的山寨”。
与麻风病的斗争没有就此停止。1996年，李桓英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运动，首次提出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
李桓英长期辗转于云贵川等贫困边远地区。前往麻风病区总是山高路险，李桓英曾2次翻车、2次翻船，锁骨和肋骨都摔断过。她在勐腊坐独木舟过河翻了船，被捞上岸后却仰天大笑：我胖得像个皮球，哪里沉得下去?
20__年12月27日，李桓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消息“刷屏”，因为这位新党员已经95岁了。为什么年逾九旬才申请入党?她说，自己以前还不够格，现在应该合格了。在她看来，入党和做研究一样，都是追求真理。医疗工作者就是要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服务人民也是党员的基本职责。摸着闪亮的党徽，李桓英说：“如果我能活到100岁，还有5%的人生可以跟党走，为医学事业继续奋斗。等到举行葬礼的那一天，希望我的身上能盖上中国共产党的党旗!”
“我要干到100岁!”98岁时，李桓英依然奋斗在麻风病防治研究第一线，为彻底消灭麻风病而努力。她曾说：“人的一生很短暂，只有拼搏，才是生命的最好延长，而再长的生命只为自己也将毫无意义。”
瘦削的身影，浑身是病的63岁女校长，把《感恩的心》当校歌，12年坚持，把1804个山里女孩送进大学殿堂，改变了上千家庭，影响了无数人。
“培养一个女孩，最少可以影响三代人!”这是张桂梅常挂在嘴边的话。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十佳师德标兵、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等身的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华坪县儿童福利院院长张桂梅，20__年又一次次被“刷屏”，她的名字和事迹传遍大江南北。全国妇联授予她“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云南省授予她“云岭楷模”称号;12月3日，中共中央授予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我所做的一切、所得的一切，都不属于我个人，更不属于我的亲属，是这片土地的父老乡亲的，是党和各级组织的。”张桂梅说。
17岁那年，张桂梅跟随姐姐从黑龙江来到云南，后与丈夫同在大理市喜州镇任教。1996年丈夫不幸去世，黯然神伤的她，申请从大理调出，地处金沙江腹地的丽江市华坪县接纳了她，到县民族中学任教。
不料刚过了几个月，她被查出子宫内有一个很大的肌瘤，生死悬于一线。由于给丈夫治病，张桂梅几乎没有积蓄，华坪县各级干部、素不相识的人，甚至来县城开会的妇女代表捐出仅有的5元回家路费，救了她。
张桂梅回忆说：“当时我在想，我没为华坪做过一点点贡献，却给大家添了大麻烦。他们把我救活了，我活着要干什么?”手术后仅24天，她又站上了讲台。信仰、感恩与坚持，从此成为十来年伴随她的关键词。
不久后，张桂梅发现陆续有女生辍学，通过一次次家访，几乎无一例外是由于家境困难，而且重男轻女的观念依然浓厚。“我把那些姑娘一个个往回捞，哪怕我自己出钱，也一定让她们读书!否则十几岁外出打工，早早出嫁换取彩礼补贴家用，是大山里大多数女孩的共同命运。”
张桂梅想到了一个现实问题，一个有知识的母亲、一个有责任感的母亲，是不会让孩子辍学的，也不会让代代贫困下去，所以要让山里的女孩受教育，全免费上高中，她要办一所免费的女子中学!
从20__年起，张桂梅就为这个近乎“疯狂”的美好愿望四处奔走，募捐筹款，她的故事“可以让石头流泪”。省、市、县党委政府领导再次站到她身旁，丽江市和华坪县各拿出100万元办校，学校建设由教育局负责。
20__年8月，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建成，9月正式开学，教师工资和办学经费均由县财政保障，张桂梅担任校长，吸引来16名教职员工。当年招收了100名女生，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
办学之初，女高没有食堂、没有厕所，条件极差，坚持了一个月就相继有9名教师离开，6个孩子转学。“用命在拼”的张桂梅，带着其他5名党员在手绘的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守住属于自己的扶贫阵地。3年后，把原本入学分数没有门槛、基础普遍较差的69个女娃子，撑上本科线，综合上线率达100%。
黄付燕是华坪女高首届毕业生，如今在贵州当小学教师。“12年前在女高，学习是唯一的事。从早上五点半到晚上十二点，军事化管理，快节奏生活。午饭是跑着吃，从吃饭、打饭、刷碗只有10分钟。不努力，你会觉得对不起世界。”她告诉记者，走出大山，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从20__年起，华坪女高连续10年高考综合上线率100%，排名丽江市第一。但就在年年的喝彩和点赞声中，张桂梅的健康每况愈下，肺气肿、肺纤维化、骨瘤、小脑萎缩……近20种疾病缠身，数次病危抢救。
华坪女高20__届学生陈法羽，现在是一名人民警察。“那时，每天近20个小时，张老师都和我们同步。她每天坚持出现在操场上。我们想，老师都这么拼，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用功?”她眼含泪花。
张桂梅没有积蓄、没有孩子，孩子叫她老妈、张妈妈;哥哥以及同她一起长大的侄儿去世，她都没能回去看一眼，却步行11万公里，不报销一分钱在金沙江两岸的大山里家访;在华坪，女高和福利院是她的家，而属于她的，仅有三楼一间高二女生宿舍靠门的一个床铺;对自己和亲友“抠门”，却把100多万元的奖金、工资用在了学校和孩子们身上。
“这十几年，是我一生中最精彩的十几年，也是痛苦、劳累、快乐的十几年。是这片土地接纳了我，给了我一个绽放人生异彩的舞台。是组织支持、培养了我，让我能够做事、把事做成，造福山里的孩子们。”张桂梅说。
学校师生的付出得到了回馈。20__年，华坪女高向社会输送第一届毕业生，96名学生69人考取本科，综合上线率100%。这个成绩让华坪女高在县城站住了脚跟。
周云丽考上大学后，父亲总是笑嘻嘻，做什么都有劲，“觉得再读4年就出头了。”父亲让她和姐姐背着装满菜和鸡肉的筐子，当面感谢张桂梅。
踏上前往昆明的火车，周云丽第一次认识大山以外的世界，也体会到不同成长环境带来的差距。
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周云丽发现他们能歌善舞，自己没有才艺可展示。舍友问她用什么乳液护肤时，她还不知道乳液是什么东西。父亲不愿女儿落于人后，听女儿说班里同学都有电脑，他跑到县城，花费4000元为女儿买了一台电脑。
差距显而易见。一位华坪女高的毕业生说，大学的口语课上，自己蹩脚英语口音一出，很多同学忍不住笑。还有人说，自己沟通力欠佳，不主动，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第一届学生毕业后，张桂梅不断收到这样的反馈，一位浙大毕业生打电话对她倾诉，自己不如别人，英语也说不清楚。
这样的反馈是张桂梅不曾预想的。张桂梅意识到，学校也需要与时俱进，她开始让学生跳鬼步舞、穿黄色校服裙，让儿童之家的孩子吃汉堡、披萨，将生活习惯改成“洋式的”，“免得出去让人瞧不起。”
一位女孩考上大学后，向张桂梅倾诉，说自己跟同学相比又小又黑，穿得不好，说话也土气，常受排挤，7个舍友同去宿舍楼底抬水，不许她喝，还经常留她一人扫地，不过自己没哭过。张桂梅夸奖她好样的，还对她说，“欺负我，就给我揍回去，别看你长得小，不怕。”
还有考入北京的学生跟她说同学来自人大附中、衡水中学，张桂梅鼓励学生不要惧怕竞争，迎头上。她相信华坪女高毕业的学生“后劲非常足”，不会被轻易打倒。
女孩们不可避免审视过去。一位20__级的毕业生说，自己曾有一段时间充满沮丧，上大学后，她发现同学在高中阶段就出国旅游，考上大学顺理成章，而自己的高中生活被枯燥的学习生活填满，拼尽全力只是为了摆脱农民身份。不公平感会在某些时刻冒出来，但她也因此看到奋斗的价值——大山走出来的她能通过高考同优秀同学站在一起，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欣喜。
张桂梅在教学楼外墙上贴了几个字：刚强、慈惠、质朴。她常鼓励学生，哪怕落榜了，也不要怕失败，“天塌不下来”。但有毕业生结婚后回来看她，带着孩子，又没有工作，张桂梅会面露忧虑。
张桂梅希望，女孩们走出大山，不要再回来，也不用回母校。有当医生的毕业生想捐工资，张桂梅没有收，她不愿拿学生的钱。如果未来实力允许，她希望学生能把钱捐给没钱治病的穷人，而母校和她本人都不需要报答。
张桂梅常说，女子高中是为社会培养人才，一个人奋斗不是为自己和父母，而是为国家和民族。如果看到有人落水，张桂梅觉得，不管自己是否自信有能力救人，都应该伸手拉一把。
她知道被人拉一把的感觉。来华坪县任教前，她在中甸子弟学校当老师，在那里与丈夫相识、成婚，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时光。
1995年，为了给身患癌症的丈夫治病，张桂梅花光了全部积蓄，最后给丈夫立碑的钱也没有，又借不到钱，她在大马路上撞车寻死，被司机破口大骂。那一刻，张桂梅体会到，“人需要帮忙时，只要有人提一把，真的感激不尽。”
贫困学生的及时雨
华坪女子高中绝大多数学生来自农村贫困家庭，家庭贫困的阴影对孩子影响很大。张桂梅在家访过程中，不仅要帮助学生，还经常救济学生家庭，甚至帮助全家人摆脱贫困。
船房乡华荣村的文丽丽、文萍萍(化名)两姐妹分别是华坪女子高中的高三和高一学生。两姐妹的家不仅贫困，而且她们的父亲眼睛患有严重疾病，在县医院无法医治，需要到邻近的攀枝花市医院医治，可因经济困难，一直未能出行。今年国庆到她们家家访时，张桂梅当场掏出500元给两姐妹的父亲，让他尽快去看病。
张桂梅看到两姐妹家有一间装杂物的危房，人员进出十分危险，当即提出应该尽快拆除。陪同家访的船房乡乡长李桂梅表示由乡里帮助拆房，并帮助其向民政部门申请低保保障。两姐妹和父母感动不已，全家搀扶着张桂梅送出村外。
12年来，张桂梅资助学生困难家庭的费用，都来自各级政府给她的奖励补贴，还有社会各界的捐助。她希望把这些关爱带到女子高中的孩子们身上。
“我获得的许多荣誉，是贫困山区老师集体的荣誉。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贫困山区的老师们，温暖了老师学生们的心，激励着我们更加努力做好贫困山区的教育工作。”张桂梅诚恳地说。
_年以后，张桂梅离开大理喜洲，只身来到丽江华坪。初来乍到，她便放弃了进入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的机会，而是选择了中心中学，承担了4个毕业班的政治教学工作，毕业班的女生工作，此外还协助学校搞文艺工作。在工作中，她尽职尽责，奉献了所有精力。
_年8月，民中分设成立正在住院做手术的张老师得知民中学生最穷，生源素质最差，经费最紧张，又看到民中校舍最破陋、设备最差时，她又主动要求调到民中工作，抓学生学习、管学生日常都亲历亲为，一步步推动着教育工作的发展。在她的努力下民中的教育成果不断涌现。
_年2月，华坪县教育局党委和中共华坪县委分别发出通知;号召全县教职工和全县人民向她学习，县委还授予她"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优秀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并奖给她1000元，但张桂梅把1000元奖金当场就捐给了县慈善机构。
说到慈善，张桂梅这一生几乎都与慈善事业挂钩。在民中的教育工作中，女生很少，张桂梅意识到，提高山区女孩的素质，至少可以改变三代人。由此，她便萌生了筹建一所免费女子高中的想法，从_年起她便开始为这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四处奔波。
_，张桂梅当选为党的xx大代表。张桂梅和她筹建免费女高的想法逐渐被更多人知道。丽江市和华坪县各拿出100万元，帮助张桂梅办校。_年8月，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建成。
张桂梅表示，学校能办起来并走到今天，离不开党和政府作坚强后盾。华坪女高的教师工资和办学经费均由县财政保障，学校建设由教育局负责。教学楼墙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捐款人姓名。大家的关心和帮助，她都记在心里。
为了留住学生，家访成了很重要的工作。办校10多年来，张桂梅走了11万公里家访路，走进1300多名学生家中。山区偏远、山路艰辛，很多学生的家只能靠步行达到，连爬山过去都得好几个小时。
在她的带动下，10多年来，华坪女高以自身独有的特色和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断发展成长。张桂梅也非常注重新材视角，不断摸索出贫困山区学生教育的规律;把育人当作教育的前提和目标，走到学生心里;她通过家访了解孩子的家庭，竭力改变教育背后的贫困。“山里的学生太穷太苦了，又那么善良懂事，我想帮帮她们。”正是秉承着一颗仁爱之心，张桂梅“让教育走得更深更远”。
“如果我能活到100岁，还有5%的人生可以成为一名光荣在党的人”
“这一年来，我丝毫没有松懈，而是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诚恳地向组织提出转正申请，请党组织审查。”
20__年12月26日下午，96岁高龄的李桓英教授戴上大红色的围巾。在党支部党员大会上如期转正，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回国不后悔，干麻风病防治工作不后悔……我想把有限的日子，投入到无限的工作中去。”老人一字一句地认真向党组织汇报着预备期的心声。声音中饱含岁月打磨过的笃定，颈间的红围巾和党旗相互映衬，鲜艳无比。
预备期这一年里，李桓英仍奋斗在一线。2020__年初，她悄悄打包，准备再次出发前往云南。她心里牵挂着那些治愈的麻风病人，更惦记着尚未解的麻风病发病机制。“我身体没问题，就是去看看病人的病情有没有复发，他们的亲属有没有潜在感染。”
一如她20__年对着党旗承诺：“如果我能活到100岁，还有5%的人生可以成为一名光荣在党的人，更加坚定跟党走，为医学事业继续奋斗!”
1921年出生于北京的李桓英，曾于1946年留学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后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后的第一批官员，她在世界卫生组织任职7年，被派往亚洲、美洲的许多国家，为防治性病等疾病在贫穷落后地区的蔓延做出了努力。
1957年，在李桓英为世界卫生组织工作7年期满时，世界卫生组织主动提出与她续签合同，期约5年，她婉言谢绝，瞒着家人，只身一人绕道伦敦，几经周折，于1958年从莫斯科回到了祖国。
时年37岁的她，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性病研究所工作，开展“梅毒螺旋体制动试验”“麻风抗原检测”等。
当时实验室设备简陋，李桓英用土法自力更生制作的麻风菌脂质抗原(PGL)提取成功。她和同事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至今，李桓英左右手臂上还留有清晰可见的疤痕。
1970年，李桓英来到江苏省的一个麻风村考察，在这里，她第一次见到麻风病人。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主要侵犯皮肤和周围神经，历来是备受歧视的、致残的“不治之症”。
当时由于没有治疗麻风病的有效药物，最人道的处理，是把他们赶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让其自生自灭。这一幕刺痛了李桓英：“我当初回国就是为了帮助祖国的同胞!”
李桓英决定，攻克麻风病。
1978年，李桓英调到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此，57岁的她将全部精力奉献给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她将国外先进的治疗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服药24个月就停药的短程联合化疗和消灭麻风病的特别行动计划，解决了麻风病的治疗难题，为数以万计的麻风病人解除了疾苦。
1996年，李桓英又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运动，首次提出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
“很多人问过我，当初已经离开祖国那么多年，为何选择回国?我都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因为我是中国人，不能忘本。”
李桓英说：“回国，我就一个目的，把我学到的东西用到生我养我的地方，不愧是个中国人。”
“全世界麻风病防治现场工作，你是做得最好的!”
1979年春天，李桓英第一次前往云南西双版纳考察麻风病情，那时的西双版纳3个县，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个麻风寨。过去，由于缺乏特效药物，以及社会对麻风病的恐惧、歧视和偏见，麻风病人忍受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
“麻风病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歧视!”为了拉近与麻风患者的感情，李桓英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衣服和面具，走家串户给病人做检查，甚至与病人见面时总是握手拥抱拍肩膀。
由于长期的疾病折磨和远离人群，寨子里的人们对治疗既缺乏信心，又难以适应按时按量服药的治疗要求，有的病人甚至自暴自弃，把送来的药丢进水塘里。
李桓英听闻，十分着急，亲自上门送药，口渴了舀起病人家的水扬头就喝，饭捧起就吃。时间一长，寨子里的村民都传：“村寨来了个女医生，不怕麻风!”
“我们做医生的是没有恐惧的，我走遍世界，恐惧对我不是个事儿。我甚至巴不得自己被传染上——让你们亲眼看看我能治好它!”
李桓英还会教麻风病人穿鞋。“早晨和晚上，你们要这样。”手一下子伸进病人刚脱下来的脏鞋，“摸摸有没有砂子和钉子，再穿上”。麻风病人手脚是麻木的，甚至，端滚烫的火盆都感觉不出烫手。李桓英不怕脏，就是为了教给他们防止皮肤破损溃烂的自我防护方法。
她用自己的行动来消除大家对麻风病的歧视，不断向人们证明：麻风病是可治之症，麻风病人并不可怕。
为了我国麻风病防治事业，高龄的李桓英长期奔波在云、贵、川贫困边远地区，7个地州、59个县，几乎每一个村寨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在她的努力下，云南省勐腊县的麻风病患者被全部治愈，1990年的泼水节，他们摘掉了麻风寨的帽子，作为一个行政村，被正式划入勐仑镇，李桓英为它取名为“曼南醒”，意思为“新生的山寨”。这一天，李桓英和人们一块儿跳起了傣族舞蹈。
1998年，李桓英在第xx届国际麻风会议上作了《在云南实施麻风病防治特别行动计划的报告》，报告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