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女子高中的陈法羽很快发现：温柔的面纱之下，是严苛的管理。
学生早晨5点半起床;跑步上下楼梯;课间出操1分钟站好队，晨起5分钟洗漱完毕，从下课铃响，到跑到食堂排队、打饭，到吃完饭10分钟内完成。为了不让学生打理头发、洗衣服费时间，张桂梅要求所有学生留齐耳短发，把洗衣时间严格限定在每周六的晚饭后。女孩子的爱美之心被抑制，连女老师都不能穿裙子来学校。
张老师每天拿着小喇叭，不厌其烦地喊学生起床、跑步、吃饭、睡觉。她告诉学生们：“你们迟到一分钟一秒钟我也不干!”
“她们私下里有时候叫我周扒皮、魔鬼，说我‘半夜鸡叫’”，说起学生们给她的绰号，张桂梅哭笑不得。
不要以为张桂梅老师是个柔弱女子，她的强悍令人肃然起敬。她一直和疾病斗和老天斗，说“就看老天能把我领走不”，说“不能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休止的看病上”;她和贫困斗，“挽救一个女孩拯救三代人”，探索教育扶贫二十多年;她和老师、学生“斗”，不带党徽的党员老师要批评，去山里家访当场烧了学生床底下的言情小说;她也和自己斗，从不让自己苟且浮生……
华坪儿童福利院的女孩吴思思说：“妈妈在福利院和蔼可亲，可在女高骂起人来吓人。”陈法羽说：“我们来女高读书是来改变命运的，不拼拿什么和别人比?再说张老师也在拼。”
张桂梅劝慰学生最多的话是：坚持，再坚持一下呗。华坪女高校办主任张晓峰告诉记者：张老师坚持拿命办学，师生们服气，其实“她是严师，更像慈母”。
张桂梅言传身教，感染着女高老师们。韦堂芸老师一次左脚骨折，想到还有一百多天就要高考，她拄着双拐给学生上课;教师勾学华婚礼当天早上还在上课，中午赶到婚礼现场，晚上又回学校;语文老师杨晓春常悄悄给学生垫付医药费、生活费，却从不往外说——这样已知和未知的故事，在女高还有很多。
张老师宿舍里有四张床铺，一张自己睡，三张留给不好好学的、生病的等“特殊生”。有个女生不爱学习性格孤僻，和张老师住在一起的时候，不管张老师怎么关心她、开导她，她都不怎么说话。张老师疾病缠身，每天早晨5点起床，忙里忙外一天，晚上还和她聊天。如此三个月后，这个学生抱着张老师大哭起来，说一定好好读书，不会让她白白受苦……
张桂梅知道，女高许多学生家庭贫困、变故多，她们的心要好好去捂。
张桂梅，女，满族，中共党员，1957年6月出生于黑龙江牡丹江市，1975年12月参加工作，199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华坪儿童之家)院长。
参加工作以来，她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永动机，用初心和信仰书写着一名共产党员一辈子对党忠诚、一辈子为民奉献、一辈子坚韧执着、一辈子于己克俭的大爱情怀，无怨无悔、无私无我地在平凡岗位上奉献着自己、燃烧着自己，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十佳师德标兵”“全国十大女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最美乡村教师”“全国百名优秀母亲”“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兴滇人才奖”等40余项荣誉称号。
张桂梅同志把全部身心投入到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和儿童福利事业，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是华坪儿童之家130多个孤儿的“妈妈”。她坚持用红色文化引领教育，培养学生不畏艰辛、吃苦耐劳的品格，引导学生铭记党恩、回报社会。她坚持每周开展1次理论学习、重温1次入党誓词的组织生活，发挥党员在学校各项工作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她常年坚持家访，行程11万多公里，覆盖学生1300多名，为学校留住了学生，为学生留住了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她吃穿用非常简朴，对自己近乎“抠门”，却把工资、奖金捐出来，用在教学和学生身上。她以坚韧执着的拼搏和无私奉献的大爱，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张桂梅校长又上热搜了，但这一次不是让全网热泪盈眶，而是卷入观点争议，让支持她的人感到心情复杂。她在一档专访节目中表达了对“女性当全职太太”的鲜明反对。她讲道：一个学生领着丈夫和孩子回到华坪女中，准备给母校捐一笔钱，当她得知这名学生已做起全职太太，便直接轰人，“你给我滚出去。家庭那么困难，把你供到现在，反而当起了全职太太?”
当全职太太怎么了?为什么不能尊重别人的意愿呢?说尊重女性独立，为什么不尊重女性成为全职太太这种独立选择呢?有谁比一个女性自身更知道什么对自己有利、什么能让自己幸福、什么更适合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观和幸福观，为什么非要把自己的这种偏执以如此强烈排斥的方式强加到学生身上?当全职太太怎么就对不起“教育改变命运”了，贫困生出身怎么就不能当全职太太了?一个个问题像雨点一样飞向昨天被视为“教育天使”的张桂梅，天使的“人设”似乎因为那个“滚”字而黯然失色。幸亏是张桂梅说了这段话，网民能口下留几分情，如果是一般人，早被群殴得鼻青脸肿了。
我觉得当全职太太是一个人的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就没有自我和缺乏独立，但我实在不忍去批评张桂梅的观点。当然，会有一定的道义因素，面对这样一个“教育圣雄”般的人物，批判本身似乎有失道义和力度。泰戈尔的那首诗，“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张桂梅就是这样的人，把自己的肋骨拆下来当火把，点燃了很多大山里的女孩前行的路。她为了教育，为了改变那些女孩的命运，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用命换了一代人的命运。说到关心、爱护、心疼、尊重那些大山里的女孩，我们这些蜷缩在都市咖啡厅里、在键盘上敲敲字、热衷于谈论抽象概念的人，怎么比得上她?我们谈论的只是抽象概念，她接引了几千个女孩走出大山，我们没有理由觉得我们比她更“懂”贫困山区女孩教育这个命题。
这么说并不是失去了一个评论员的判断力，好像一个人成为道德典范，身上有了道义光环，就不能被批评了。不是这个意思。道德圣人也会有认知局限，张桂梅用生命在做教育，并不意味着她每句话都是对的。我说的“不忍”更包含着“同情的理解”这个意思，不要把“支持还是反对全职太太”当成一个抽象的命题，当成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专辩论赛供选手抖机灵的辩题，而要进入张桂梅所生活和面对的那种环境中，进入贫困山区女孩教育这个具体语境中理解“反对女性当全职太太”这个命题，看到它的条件性、矛盾性、语境性和问题针对性。
很多人首先是被那个“滚”字刺激了，如果进入语境，就不会把这个字当成激烈对抗中那种粗野、排斥、敌对的意思，而会看到一个教育者又爱又恨、就像父母不满孩子某种行为时那种带着失望意味的“滚”。
好像不近人情，人家过来捐款，你何以这种态度?人家当全职太太，怎么碍着你了?这可能正是张桂梅作为校长的态度，善良是有牙齿的，学校虽然很缺钱，但对钱的接受是有原则的。接受捐款，接受的不仅是钱，而且也有一种认同的价值观。以后跟学生介绍这笔捐款时，怎么介绍呢?我们的毕业生、你们的师姐捐的?她靠什么给学校捐钱?张桂梅可能觉得无法向学生传递一种她一直传递的那种独立价值观。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捐款涉及学校倡导一种何种价值观，所以我理解她的那种坚韧的立场。她就像一只老母鸡一样，张开翅膀，护着下面的那些小鸡，生怕她们被辛苦培育的价值观受到任何一点误导和伤害。
在抽象层面争论“有无权利当全职太太”并没有什么价值，只有打成生活的碎片，在水里泡一泡，在风中晾一晾，日晒雨淋一下，才有生活的质感。张桂梅也许正是在这种生活质感中持那种观点的。如果看到山区的贫困，看到很多大山里女孩的命运，她们没读书，一辈子就被绑在山里、绑在丈夫和家庭、绑在几个孩子身上，重复着贫困的命运并承受着生活的重压，也许就能理解张桂梅所说“家庭那么困难，把你供到现在”包含的失望了。读书改变命运，对一般人来说，就是可以有多元的选择：当诗人、出国读书、追求自己的兴趣，甚至就是当一个幸福的全职太太。可在经历了极度贫困，穷怕了，因为缺乏事业缺乏独立而在恶性循环中苦怕了、卑微怕了之后，很容易对那种“本以为读了书可以改变命运却又被家庭绑住没了自己”的选择充满警惕。
作为大山女孩的摆渡人，作为拼着命去让女孩通过读书获得独立能力从而改变命运的人，把“一个女孩读书可以改变一家三代命运”当成信仰，看到自己教出来的孩子读了书却没有自己的“独立事业”，还能给学校捐钱，可想而知她的愤怒，甚至觉得是一种价值观的挑衅。
这就是我不忍批评的原因，如果身处她的位置，我可能也会这样做。
最新消息是，被“滚”当事人感激张桂梅。黄付燕在华坪女高同学群里看到了这则新闻链接，“感觉像是在说我”。当天，她把新闻链接转发到了微信朋友圈，并配上了一句转发语——“我们有个性的老大”。
20__年，黄付燕回到母校华坪女子高中捐款，被张桂梅拒绝。那时，孩子不到一岁，黄付燕没有工作，全职带娃。捐款被拒的第二年，黄付燕考上了贵州安顺某小学的特岗教师。10月27日晚，黄付燕接受采访时回应，“张老师话丑理正，她是从我们的立场去说的”。
云南华坪女高的一天，从清晨的喇叭声开始。
女高就建在半山腰上，天还没亮，五点多响起的高亢喇叭声，是来催促起床的，女孩们揉着眼睛往外走，一个女人的声音穿透过喇叭："傻丫头，快点!"到了教学楼，喇叭声也不间断："时间快到了，迟到了的扫球场去!"
课间操的音乐响起，喇叭声继续从人群中穿过："脚抬高点呗!"到了吃饭时间，喇叭里传出的是震耳欲聋的红歌，吃完饭的女孩们赶紧往外跑。到了深夜，喇叭声喊着女孩们的名字，让她们赶紧上床睡觉。拿着喇叭的女人就站在楼下盯着，按照规定，宿舍的门不能关，谁要是玩手机或者聊天，她马上能听到。
这个木兰王牌的小喇叭始终握在女高校长张桂梅的手里，在它之前，她已经用坏了十几个一模一样的。喇叭的主人强硬，脾气挺大，不好对付，掌控着关于女高的一切。
在这所寄宿制学校，性别特质是要被抹平的，女孩们必须剪齐耳短发，短发洗起来节约时间，也节约水，吃饭时间被压缩到10分钟，每周放假只有3小时。开学时要抄党章，看革命战争片，周六有一堂思政课，张桂梅会拿着喇叭在台上讲，作为一个女性，一定要坚强，要独立，要读书，用知识来改变命运。
有高三的学生，把书码得高高的，在那儿低头打瞌睡、照镜子，张桂梅发现了，一股脑儿把桌上的书扫到地上，把镜子直接砸烂。还有学生11点多下了晚课，被张桂梅揪出来说藏零食的事。按照规定，私藏零食是要退学的。女孩倔着不认错，张桂梅就要求老师和她一起盯着，有时候僵持到凌晨一两点，6点多上课，老师快坚持不住了，还是得陪着张桂梅"演戏"，分饰黑白两角，一定要让女孩认错。
女高的毕业生陈法羽回忆说，上学时看到张桂梅站在那儿，她和同学们都不敢往那边走，干脆绕点远路。女高的学生几乎不敢抬头和她对视，上课没注意听讲要被骂，成绩下降了要被骂，负责打扫的区域有灰也要被骂……
在女高当过三年志愿者的殷鉴告诉《人物》，自己能待这么久，是个意外，跟张桂梅在一块，必须处处自觉。他看着之前许多去女高支教的志愿者，有人想指导张桂梅搞素质教育，还有人夜里贴黑不溜秋的面膜，让女孩们看见，也模仿着买三块钱的面膜，把脸弄过敏了。这些志愿者，基本都被张桂梅轰走了。
女高老师的情况也是如此。20__年，张红琼读大四，在云南师范大学见到了张桂梅，她和同学们被张桂梅的讲演感染，找到了张桂梅住的旅馆，说想来女高当老师。张桂梅强调，要能吃苦。她想，自己后来被选上，可能也是因为看着强壮。
来华坪面试那天，张红琼看到，校址上只有一片草地和一个厕所。5个月后的9月1日，凭着一栋4层楼，女高开学了。在两个大教室各放几张床，男老师住一间，女老师住另一间，学生们住在二楼，宿舍也是教室改造的。晚上学生上厕所，就由一名女老师和一名男老师陪同，到旁边的民族中学去上。
刚办学的时候，张桂梅要求老师们五点钟起床，分成四个小组打扫整栋教学楼，到七点钟，还要打扫干净院子。张红琼说，他们一点也不情愿，觉得她太压榨了，违反了《劳动法》，十几个老师还写好了联名信，签了名，要抗议张桂梅的行为。一年之后，17个老师走了9个。
卫生交由学生打扫后，张红琼是学校团委书记，负责每天站院子里看着学生打扫卫生。有一次，她没看学生扫地，出门吃饭了。吃着饭，接到张桂梅的电话，她赶紧坐个摩的回学校，但还是晚了，张桂梅在院子里劈头盖脸批评了她一顿：你现在回来干什么……张红琼一边哭，一边走回去继续看学生打扫卫生。
早上要跟卫生，中午要跟，晚上还要跟，后来张红琼怀孕了，她想，以后孩子出来我怎么办啊。一天早上，她决定"软抵抗"，就在宿舍睡着不出来了，想以此退出这个工作。张桂梅找到她，她说，卫生不想管了，我要更多去关注一下孩子。张桂梅同意了。但之后两年，她明显感觉到和张桂梅的关系疏远了，"为了家庭疏于工作的这种人，张老师就不怎么欣赏"。
国家领导人曾讲：“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张桂梅数十年如一日，坚韧执着、励精图治，勤俭节约、无私忘我，不忘初心、献身扶贫，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坚韧执着、励精图治。丈夫去世后，张桂梅只身去了祖国西南边陲的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并选择了师资最弱、条件最差的民族中学任教。在任教期间，她全身心投入教学，为贫困的学生和简陋的学校出钱出力，又当老师又当母亲，不留余力的细心照顾着学生们的学习状态和生活起居，为了学生们能够走出大山，她励精图治创办了全国第一家免费女子高中，她主动带头免费为学生们补课，因操劳过度导致身体状况越来越差，长期拖着病体就算腹部长了肌瘤，也忍痛站在讲台上，只为孩子们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除此之外，她还义务担任华坪县“儿童之家”的院长，成为了54名孤儿的母亲。她十年如一日，从未退缩，从不言弃。天道酬勤，在她的不断努力和坚持下，孩子们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师资力量也得到了大大地提升。她的到来改变了许多孩子的一生。
勤俭节约、无私忘我。张桂梅在贫困山区任教期间，全身心的投入到教育事业和慈善事业中。在学校里，学生没有钱吃饭，她拿自己的钱给学生;学生没有衣服穿，她拿自己的衣服给学生;学生生病需要看病，她带学生看病并自己掏医药费。总之，只要学生们缺什么只要她有，她都能解决。在儿童之家，她义务成了众多孩子的“妈妈”，一把屎一把尿、不分昼夜的照顾着几个月大的孩子，为了维持儿童之家，她把自己有的能用的都拿出来给孩子们用，并利用空余时间到处筹措资金。然而她不是万能的，她自己并不富裕，她只舍得吃馒头、青菜、面条，衣服也是好心人给的，她省下来的钱都用到了教育和慈善事业中，自己未留下一分一毫。
不忘初心、献身扶贫。张桂梅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她深知教育在扶贫工作中的重要性，她曾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站在讲台上”，她不忘自己的初心，并积极响应国家扶贫号召，扶贫先扶智，为了贫困山区的教育，她心系群众，勤俭节约，帮助困难学生，带学生看病，给学生添置衣物，对贫困家庭进行家访，为孩子们争取学习机会。她前前后后为山区的孩子们、为慈善和教育事业投入了100多万元，其中包括自己的工资、奖金和社会各界捐给她治病的钱，她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教育，并无怨无悔。
国家领导人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张桂梅巾帼不让须眉，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尽显巾帼英雄本色。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她这种坚韧执着、励精图治，勤俭节约、无私忘我，不忘初心、献身扶贫的英雄精神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在此也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真正把坚定的理想信念化作不忘初心、奉献一生的实际行动。
12月5日，对年轻的南航乘务员朱静怡来说是难忘的一天。在飞机上偶遇一名乘客后，她难掩激动给她写了封信：您为这些女孩在荆棘重重的道路上开出了一片天，督促她们走向更高更远的地方;您将爱给了山区的女孩子们，让她们看到了更广阔美丽的风景。我从心底敬佩您这样的人，这样的人生……
朱静怡碰到的，正是张桂梅老师。她告诉记者：我在网上看过张老师的事迹，感动到泪流满面，所有褒奖词语都不足以形容张老师万一。收到信的张老师下飞机时给她一个拥抱，对声音哽咽的静怡说，“没事的，没事的”。
这就是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中校长，点亮了一千八百多名大山里女孩子的梦想，把她们送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刚刚被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桂梅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影响也已超越国界。多少素昧平生的人了解她的事迹后，把她作为“人生灯塔”。是什么，赋予一位山区人民教师如此力量?
陈法羽一辈子也忘不了在华坪女子高中入学时那张贴在床边、写着自己名字的小纸条。她是女高第二届毕业生，如今是丽江市永胜县一名民警。
20__年，陈法羽初中毕业，没达到高中录取线。父亲对他说：“自费读高中咱家供不起，要不你回家种地，过几年找个好人家嫁了。”那一年，陈法羽十六岁，反复咂么父亲的话，一个几乎注定的命运将她笼罩，真是欲哭无泪。此时有人告诉她，华坪建了所免费女子高中，专门招贫困山区初中毕业的女孩，想读高中可以去试试。这让陈法羽抓住了救命稻草!
开学报到来到宿舍，床已经铺好了，崭新的被褥整整齐齐，床位边贴着同学们的名字。陈法羽找到自己的名字，抚摸着那张字条，忍不住哭了。“这张小床让我感到安全和温暖;这张纸条为我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陈法羽说。
几乎每个华坪女高毕业生，都有和陈法羽差不多的感慨，她们对张桂梅的敬重难以言表——有什么比改变命运和点亮梦想更重要的?
“热爱孩子是教师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张老师对学生的爱真挚热烈，又一以贯之。她为了毕业班的孩子拖着病体上课不去住院;她把丈夫的遗物一件毛背心送给了生病学生;为了帮助山里穷学生她节衣缩食舍不得吃肉;为了学生课堂兴趣她常常唱首歌念几句诗……至今，张老师还每天五点半就起床，为女高学生开灯赶走路上小动物，怕孩子们胆小害怕。
泛爱众，而亲仁。对山区学生的爱也让张老师深思：如何通过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女子高中的初心从此发生。
有人曾说，张老师快枯竭了，人的爱是有限的。张桂梅听后说：不会的，因为有源源不断的爱奔向我鼓励着我!
1996年丈夫去世，对未来无望的张桂梅从大理调来华坪教书，后来自己又身染重病。华坪民族中学的老师们把她当家人：她不想吃药，同事亲属煮好中药劝她喝;老师们谁家做了好吃的，都不忘给她送去些;她病重，女老师晚上就到宿舍陪她休息;为让她多些乐趣，大家找借口约她去唱歌。
得知张老师生病，学生们上山给她采野核桃，剥了满满一大盆核桃仁，双手黑乎乎的;有学生家长去山上采野灵芝，磨成粉让她拌在饭里吃。他们认为，吃这些能治病……
一所没有“门槛”的学校
对于大山里的女孩们来说，华坪女高没有“门槛”。
从建校第一天起，张桂梅便定下规矩：学费、住宿费等全免，只收少量伙食费。特别是对贫困家庭的学生，即便基础很差，中考分数没过线，也全部招进来。首届学生几乎全都是“线下”生。
学校生源差，教学条件更是十分简陋。校园没有围墙，没有食堂，甚至没有厕所，只有一栋教学楼和一根旗杆，院子里满是杂草。学生在一间教室上课，在另一间教室睡觉，吃饭、上厕所都只能去隔壁学校。
“她心里着急，如果等学校全部建好，晚一年招生，就又有一批女孩被耽误了。”杨文华说。
学生入学了，张桂梅却犯了愁。“有的学生考试只能考几分，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张桂梅心想，就是把命搭上，也要把学校办出名堂。
在华坪女高，学生雷打不动每天5点30分起床晨读，晚上12点20分自习结束才上床睡觉，连吃饭时间都被限定在15分钟。
张桂梅有一个小喇叭几乎从不离手。“傻丫头，快点!”在校园里，有学生稍一磨蹭，就会听到她的吼声从小喇叭里传出来。
十几年来，她不仅每天陪学生自习到深夜，还一直住在学生宿舍。“我一刻也不能离开学校，老师、学生我都得盯着。”她说。
20__年夏天，华坪女高首届毕业生一炮打响，高考百分之百上线，还有几名学生考上了一本。“和学生入学成绩相比，华坪女高创造了一个奇迹。”杨文华说。
20__年，华坪女高完成建设工作，各项设施逐步完善，学校有了食堂、宿舍，还有了标准的塑胶运动场。截至目前，学校3个年级共有9个班，在校生达464人。张桂梅常年坚持家访，累计行程11万多公里，覆盖华坪和周边县的1500多名学生。至今，华坪女高已送走10届毕业生，1804名学生从这里考入大学，学校不仅一本上线率高达40%多，高考成绩综合排名还连续多年位居丽江全市第一。
学校语文老师韦堂云说，学生成绩突飞猛进，但张桂梅的身体状况却一落千丈。她的身上贴满了止痛的膏药，平时连爬楼梯都十分艰难。
今年2月，受疫情影响，学生只能在家上网课。心急火燎的张桂梅直接在教室外搭了一张行军床，每天躺在床上，盯着老师学生上网课。
“我上网课的时候，经常听到她在床上疼得忍不住发出声音，但她从来不说。”韦堂云说。
华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秀丽是张桂梅相识多年的闺蜜，也是她为数不多的倾诉对象。
“她全身都是病，骨瘤、血管瘤、肺气肿……以前她经常让别人猜我俩谁更重，可现在她已经从130多斤掉到了只有七八十斤。”王秀丽说。
“孩子，别哭，有什么困难跟我说。”
11月30日中午，记者刚刚踏进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的校门，便看到一名女学生依偎在校长张桂梅怀里哭泣。
这位女孩是华坪女高毕业生吕娜的妹妹，目前在当地一所初中读书。张桂梅在家访时认识了她，并一直支持帮助她上学读书。但女孩因为思念去世的父亲，好几天没有上学。
“想爸爸了就到坟上跟他说说话，要好好读书，不能让爸爸失望。”
张桂梅话音还未落，便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到女孩母亲手里。信封里装着的，是教育部给她看病的1万元慰问金。
原来，张桂梅知道女孩母亲一个人供两个孩子读书，经济十分困难，家里的杧果林因为缺水收成也不好，便拿钱给她去修个水窖。通过张桂梅做思想工作，这名学生当天就回到了课堂。
像关心呵护这位女孩一样，张桂梅带领华坪女高守护着每一位学生的未来，建校12年来已累计把1804名女孩送入大学，点亮她们的人生梦想。63岁的张桂梅，被学生亲切地称作“张妈妈”。
王秀丽觉得，网上关于全职妈妈的那些谩骂和争议，“是因为他们没有亲眼见到超乎想象的贫穷”。她70年代出生在华坪县城，从小家里吃的是大白米饭，有一溜儿的玩具，没吃过什么苦，直到跟着张桂梅去家访，才真正理解了她所说的贫穷。
深山里头，一些人的家只是四面黄墙。政府给的低保不知道怎么花，家里的男人们就拿去买酒喝，房子边上的酒瓶垒得比屋檐还高，白日里口齿不清醉醺醺，女人们也没有任何办法，烧点苞谷，烧点洋芋，混着发霉的米饭，一顿顿吃下去。
也不仅仅是贫穷。一个小姑娘的父母去了成都打工，很多年不回来，她和爷爷住，七十多岁的爷爷还做着石匠的工作，家里破败。小姑娘要高考了，叔叔打电话让父母回来一趟，王秀丽看到，小姑娘害羞地揪着母亲的衣角，笑得十分开心。但是母亲神情僵硬，不知道该怎么和多年未见的女儿相处。王秀丽也有一个女儿，她觉得难过：母女间的关系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从这个家离开之后，王秀丽心里憋闷，下车步行了一段时间，天色将暗，天气寒冷，她想，如果读了书，这个女孩是不是就不用重复母亲的命运：早早嫁人，生养一个女儿，却不懂得如何去爱、去教育她。
那时，张桂梅已经是华坪县孤儿院“儿童之家”的院长，第一天收来36个孩子，女孩多于男孩。华坪县产煤，一些男孩因为矿难成为孤儿，但女孩们大多是被丢弃的。张桂梅生于1957年的黑龙江，家里有6个孩子，她是最受疼爱的小女儿。但在华坪，她看到健康的女婴们，“就是你丢了我拣”，辗转来到孤儿院。
孩子背后的母亲，遭遇也是惨烈的。一个小男孩的母亲，因为不堪忍受丈夫虐待，找来哥哥把丈夫打死，自己也进了监狱服刑;离开丈夫和一双女儿的女人，到另一个城市生活，却被追来的丈夫杀害;一个小男孩的母亲，生育第二个女儿的时候，在家用土办法接生，产后大出血，她想见丈夫，但是婆婆不让，觉得晦气，最终女人遗憾离世，丈夫终日买醉，犁田时死在了田里，留下一老一少。后来张桂梅才知道，这位婆婆，一辈子没下过山。
同时，张桂梅还是民族中学的老师和班主任。云南一共26个少数民族，华坪县就有26个，民族中学的女孩们多来自大山深处，常常读着读着就不见了，张桂梅就进山里，去找那些消失的女孩们。有时候敲门，介绍自己是老师，屋里有动静，却没人来开门。家长们怕她把女孩们领走，家里没了劳动力，反正国家给补助，生活可以就这样过下去，“烤洋芋就烤洋芋，跟着太阳走就跟着太阳走，反正也饿不死”。
从年幼到后来成家，张桂梅的生活还算富足，直到进了大山，她第一次切实地接触到贫穷，接触到女性身上的悲剧，她也是迷茫和困惑的，“我想不出来一条出路，我想了很久很久，不知道到底怎么办。”最初，她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让班里的五十多个孩子都不辍学。
但在去家访的路上，她看到了更多辍学的女孩。遇到过一个放牛的小姑娘，她跟人家说，走，跟我去读书，同行的人说，你是不是疯了，看见人就要人去读书。张桂梅执意，走，跟我去读书。女孩只是看了她一眼，吆着老牛就走了。张桂梅看着她的背影，背个小包包，手里还拿着一个黑不溜秋的粑粑当粮食。
“把这些地方从穷坑里拔出来我是做不到了，但是我想救她们啊。我想让这些山里的女孩子读书、见世面。看看为什么别人那样，你自己却这样?”家访的时候，她会问家有多少人，有多少亩地，有多少花椒，是否挂果了，掀掀锅盖看看里面煮的是什么，去摸摸床上的被子，就知道家境如何了。
“那是现实情况让我办的(女高)，并不是我非常先知先觉的，并不是。”11月，在她的办公室里，张桂梅提起往事，依旧有些激动，会用手轻轻推身边人的胳膊，拍拍旁人的大腿。她的办公室位于两间高三教室的中间，方便她巡逻，女孩们的读书声隐隐传来。她也承认，这种投入和回馈，让她找到了一种新的精神寄托。
如今，王秀丽的女儿在女高读书，生了大病，为了方便照顾女儿，她搬进了女高的教职工宿舍。12年了，建校时种下的芒果树已经郁郁葱葱，走在女高的路上，王秀丽指了指掩在树后的教职工宿舍，说，“她开心的时候，会拿喇叭在那喊我”。
秀丽啊，你出来一下，秀丽啊。听到张桂梅的声音，王秀丽通常是穿着睡衣就往外跑。那个瞬间，小喇叭变成了张桂梅手里的一个玩具，用来呼唤自己的好友。
今年春节，张桂梅给了王秀丽一张自己病例的复印件，类风湿性关节炎、支气管炎、严重骨质疏松、神经鞘瘤、骨瘤、肺气肿、小脑萎缩……她被查出来23种病，有时候太痛，也会和王秀丽诉苦，我死了算了，我把这窗户打开，就从这里跳下去。
但更多时候，被小喇叭叫出来后，两人只是斗一会儿嘴，闲聊。很快，张桂梅又举起小喇叭——下课铃声响了，10分钟的吃饭时间开始倒数计时。“跑快点”、“说你呢”，张桂梅又变成那个严厉的女高校长，学生嘴里的“大魔头”、“周扒皮”。
张桂梅初来华坪那几年，和喜洲一中的一位杨老师经常通信。那时候，张桂梅的名声渐起，杨老师写信告诉她，喜洲一中有了一些议论，觉得张桂梅那样活着没有意思。没有家庭，不能完整地过日子，放弃了世俗的快乐，那么拼命，把老师和学生都折磨成那样。杨老师记得，她没有生气，只是回信说，人活着，反正要做点事情。
每次到昆明开会，张桂梅一定要当日来回，女高的清晨被她的喇叭声划破，夜晚，再用喇叭声结束。要是哪天听不到喇叭声，女孩们总会探头探脑地问，老大呢?在女高三年，殷鉴常常听到张桂梅说的一句话是，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舞台。但女孩们进了大学，有了舞台，张桂梅几乎再不和她们联系，“老惦记人家干嘛，她出去放飞，放飞就行了”。
跟着张桂梅看多了山里酗酒的父亲、愚昧的母亲、女孩们被安排好地早早嫁人的生活，殷鉴觉得，如今她们能过上平常的生活已经足够珍贵。很多当年的女高学生们都成家了，他经常能在朋友圈看到她们晒孩子、聚餐，以及回老家的时候拍山里的风景。那些风景对于她们已经有了不同的意味，不再是贫穷、被困住的生活，“因为她自己走得高了”。
而张桂梅急剧地衰老了。20__年，几种病凑在一起发作，她被送进了医院，那之后，她瘦了二十多斤，衣服变得空空荡荡。如今起床，她会留下一床凌乱的被子，以便夜晚能顺势再躺进去——她已经没有力气扯开叠得整齐的被子。离开女高回北京后，殷鉴给她打电话，她说，前几天差点人就没了。他听着揪心，后来打电话给她，都需要下半天决心。
这两年，王秀丽感觉张桂梅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前，女孩如果在学校不听话，她家访时会当着父母的面骂：我们都供你读书了，你还如何如何。但现在，她只是会说，姑娘，你要好好读书，要不然对不起那些帮助我们的人。“当一个人开始温柔地对待她周围的人和事的时候，她就是老了。”
张桂梅身边的人说，她似乎只剩一口气撑着了。人人都知道，她想让女高的孩子考上清华北大。每次课间操期间，她让高一高二的学生齐声大喊：学姐加油!加油上清华!加油上北大!“我的学校要是能出一个清华、北大的就好了。”她最常说这话，没事她就拉着王秀丽观察她的女孩们，“你看我这些孩子，胖嘟嘟的，是不是看着很好嘛……我的学生里到底哪一个是清华、北大的啊……”
“我看啊，哪一个都不是。”杨文华又来泼冷水了。他的班里出过云南省第一名，培养过清华、北大的学生，知道高考每个科目应该不得低于多少分，“但张老师一点概念都没有”。
有一回，张桂梅犯心脏病，趴在柱子上动不了，一个女孩走过来拍拍她，不说送她去医院，只是说，别着急，我给你考清华，就走了。女孩把课本背了五六遍，最终上了浙大，那是张桂梅离清华、北大最近的一次了，她也知道，孩子们都是在硬考，“累个半死”。
还有一回，张桂梅花了几万块钱请了一位名师来讲课，对方不带课本，公式一个套一个，从高一套到高三，高三再套回来，“哗啦啦讲完了，我们全部傻了”。张红琼教地理，女孩们高中入学了，问她们美国在哪儿，都指不出来。女孩们努力了，考了个20分，也急，也哭，老师们不敢骂，只能安慰。那个上浙大的女孩，书背到第四遍的时候，她告诉了张桂梅，张桂梅说，那再背一遍好了，咱再多考一分，也许就上清华了。
每一年高考成绩出来，都让张桂梅失望。但殷鉴说，“我们又觉得也挺好，那要是真有了，她可能当时就……因为她现在的这个身体，真的靠这个作为精神的支撑。”
早上5点15分醒来，张桂梅每天都在想，不干了不干了，明天就不干了。每天成把成把地吃着药，也止不住地疼。下床感到非常艰难，腿落地就像针刺一样。但她又想起来她的清华北大，“六十多岁了，不想彻底治病了，这点余光我放着就行了，继续追逐我的梦想”。
《人物》最后一次见到张桂梅，是11月的一个傍晚，她从儿童之家出来，穿着羽绒服，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头皮上。刚洗完澡，她的右肩疼得很，孩子们帮她擦了药。“擦完药也不好使啊，难过得要死要死的。”她说，“此刻我就想找个地方好好躺着。”每天傍晚，她都会去儿童之家待一个小时再回女高。10分钟的路程，她已经走不动了，一个儿童之家的孩子骑着电动车送她。
她拒绝了和我们再聊一次，“给我留点力吧，我还要去找学生聊。再不回去，她们估计又以为我去医院了”。她用手撑着骑车人的肩，侧着身子一点点挪上了后座，“到我明年高考完，我能活到明年高考完……到时候你再来，看我的成功与失败。”
许多年前，张桂梅过的是一种和现在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时，她在大理有丈夫，有一个家。
她是黑龙江人。母亲在近50岁时才生下她，在她年少时去世，她跟着哥哥姐姐们长大、生活，一直有寄人篱下的滋味，她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1974年，17岁的她跟着三姐来到云南支边，在中甸林业局当过播音员、宣传队队员，80年代，经人介绍，她认识了一个男人，是中甸林业局子弟学校的校长，"为了他，我也申请去当了老师"。很快，他们结婚了。
她跟着丈夫回了他的老家大理喜洲，在喜洲一中任教。在她的回忆里，丈夫多才多艺，兼职给别人修家具、讲微积分课，赚来的钱给她花，给她买她爱吃的杨梅罐头。她不愁衣食，不用自己做饭，两人常常去洱海边上散步，想去哪儿玩就买车票。丈夫对她好，去大理市里开会，只要当天能够赶回去，一定会和她一块吃饭。
她是极其外放的性格。在东北，她有过一段不安生的少女时期，在家排行第五，跟着哥姐长大，没有严厉的管束，人送她外号五猴子，总是上蹿下跳，后来在文工团里当舞蹈演员，调皮捣蛋，会哄骗邻居家的小女孩，把人家的长发剪掉，还会抓毛毛虫吓别的孩子，老师一巴掌拍死毛毛虫，手就肿起来，她挨了一顿骂，往外跑，在野外遇到了狼，最后被老乡送回家。
等结了婚，她喜欢去歌舞厅，不想去开学校例会，作为校长的丈夫就包庇她去唱歌跳舞……有时候喝醉了，丈夫就把她背回家。那时候她是一个美丽的老师，说一口动听的普通话，化妆，穿紫色皮鞋、蓝色裤子、红色上衣，她和丈夫的宿舍里，挂着一个手编的门帘，小个小个的珠子挂起一串，美极了。
一位喜洲一中的女老师回忆，到了午休的大课间，在桃子树下的草坪上，张桂梅会带着孩子们围着圈圈唱歌、跳舞，"裙子穿起多漂亮多飘逸"，学校里关系好的老师给她取了个外号：老妖精，简称老妖，她也回嘴，小妖，"生活有滋有味的"。
1993年12月，张桂梅的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后来，她形容那段岁月，"我看那山和水都是灰蒙蒙的一片，这意味着我有家的生活即将终止，爱与被爱的生活即将结束。"
她尽了最大努力留住丈夫，把房子卖掉，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也全部卖了，总共筹了二十多万。她到处跟亲戚朋友们借钱，后来丈夫的家人劝她别治了，她不愿意。丈夫自己也想放弃，她劝他，我们能活一天算一天呗，就等于你陪我一天就行呗。不管多贵的治疗方案，她都试，7千多一天的进口药也用上，二十多万，半年就见底了。
1995年2月，丈夫还是走了。她不想埋葬他，也不想火化他。她走到昆明的大街上，万念俱灰，往行驶的车上撞，驾驶员踩了刹车躲开，让她寻死别连累别人。回去以后，她和停尸房的人说：请您把他从冰箱里头搬出来。她最后一次抱着丈夫痛哭。爱与被爱的生活，结束了。
抱着丈夫的骨灰盒回到大理，处理完后事，她失去了生命力，头也不洗，只是躺着，什么都不想干。只要一出门，她就看到丈夫活在小草里，活在洱海中。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她想，她必须离开。她申请调动，填了许多地方，只有华坪接收了她。对于这个小县城来说，大理是个大城市，她是个来自大城市的老师。1996年，她把裙子和门帘都留给了同事们，带着一件丈夫留下的毛背心，来到华坪。
起初，这更接近于一种放逐和逃避。她先是在中心中学当老师，一年之后，申请调动到新建的民族中学。但到了华坪，她看到的事物有些不一样了：有学生冬天穿着一两块钱的塑料凉鞋，有学生买不起饭，晚上抓一把米放进热水瓶，作为第二天的早餐。她常带学生下馆子，帮他们交学费、添置衣服和被子，把丈夫的毛背心给一位小男孩。这里的孩子需要她，"为了能让他们走出大山，我做了一点小事，我感到快乐"。她的心里有了一些轻松的感觉。
她清楚地记得，一个带着女儿前来交书本费的父亲，走了五六个小时，把卖桃子的收入、一大包的钱塞给了她，"他很朴实地告诉我，就这些了啊，我有钱还给你送来。"她动员了几个学生一块数钱，一分钱、五分钱、两毛钱的纸币，零星的几个硬币，脏兮兮的，总共不到50块钱。但她把纸币捆成了一捆，留作纪念，"你看看人家这日子过的，还满高兴满高兴的，然后把孩子还送给你。人家没有一句怨恨的，一句都没有的。我们还怨天怨地在这儿怨的。"
她反观了自己。"人家还没像我，我不缺吃，不少穿啊，这个人的生死应该是自己明白的。这个天灾人祸自己应该明白。自己(就别)纠结在那出不来的情感，是不是?"她慢慢打起了精神，内心的苦闷和空虚渐渐被驱散了。
"但不幸再次降临在了她的头上"，用华坪县前教育局局长，如今是张桂梅宣讲小组一员的杨文华的话说。1997年4月，张桂梅被诊断出患有子宫肌瘤。从医院到学校10分钟的路程，她走了40分钟。回到了宿舍，她哭一会儿，站一会儿，一夜未眠。
当时她是四个初中毕业班的政治老师，第二天，铃声一响，她本能地走进教室。她想陪孩子们走完这关键的几个月，他们来不及适应新的老师了，那是他们考学的机会。她还能怎么办呢?当年患癌的丈夫撑了一年多，是因为自己百般筹钱，在他身边照顾，如今轮到了自己，没有医药费，也没有人安慰。
吃止痛药，再疼就捂着肚子上课，就这样，她送走了四个班的毕业生。后来，她借了几千块钱，坐上了夜班车，到昆明做手术。她的肿瘤拿下来，肠子粘连到了后背，每次摸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硬，肚子像一块石头一样，疼的时候是一阵阵的，人也变成黑瘦黑瘦的了。
万幸的是，这个从外地来的、埋头苦干、带病上课的女人被看见了。当时华坪县正大力发展开采煤矿，学校里的老师工资低，就干着第二份职业，或者辞职出来做煤矿生意，县里正需要一个正能量的老师作为宣传典型。一个政协委员告诉她，我们绝不能捧着骨灰盒来宣传您。她的事迹开始在小县城里传遍，两次手术期间，一天晚上她喘气困难，学校里的几位老师冒着大雨去医院，给她取氧气袋，一晚上跑了五六次，整夜在身边照顾她。还有一位山里的女人，把五块钱的路费也捐给她治病，自己走了六个小时的山路回家。
她形容，那是一种"爱的支撑"。
后来，她有过几次成家的机会。她的名声传出了县城以外的地方，有人慕名而来。有一次，王秀丽接到了她的电话，说北京来了一个作家，你过来看一下嘛。王秀丽想，跑上门跟人家说自己是作家的人，通常都是不厉害的，便没去。第二天才知道，那是张桂梅的追求者，见面的时候，张桂梅还涂了口红，穿了高跟鞋。王秀丽立刻叫个摩的就去了儿童之家，但那人已经走了。
要是成家了，必然是要分一半的心给对方，张桂梅说，找一个伴有什么用呢。王秀丽说，每天很累地回到家，至少有个人跟你说一下话嘛，抱一抱你也是好的嘛。
王秀丽听说，是儿童之家的孩子不喜欢那人。那人坐椅子，孩子就说，你起来一下，假装要扫地。那人坐床边，孩子就说，你起来一下，假装要叠被子。一天都不让那人坐下。他们还问张桂梅，你要忙着结婚吗?你就怕以后我们养不起你吗?
后来，就再也没有什么北京来的作家了。
20__年，王秀丽看到了张桂梅在全国xx大代表大会上的新闻，她喊着，我有一个梦想。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那个声音从小县城传到了全国。在公交车上，王秀丽给她发了一条短信，祝贺她的梦想终于要成真了。
最初，张桂梅提出这个想法时，一片谩骂声淹了过来。“别人说我得精神病了，或者是荣誉得太多了，得出瘾来了，老想怎么着怎么着。”那时候王秀丽也劝她，已经得了这么多项全国荣誉了，可以好好地到老了，躺在荣誉上，过完这一生。还有一次县委组织的论证会上，所有专家都投了反对票，“什么年代了还把男女分开?”
20__年，时任华坪县教育局副局长的杨文华，陪张桂梅到央视录制一个节目。去北京的路上，张桂梅说起了自己的这个梦想。杨文华教高中出身，要给学校修个实验楼，修个学生宿舍，和校长一起跑断了腿要钱。他看着这个只教过初中的普通老师，没有任何管理经验，一个人居然想办一个学校?还一身病，随时有可能倒下。而且，师资、钱、校舍在哪?
他故意问她，我们办一所高中最起码要有实验室吧，你觉得这个实验室大概要花多少钱?
她说，两万够了吗?
你做梦去吧!杨文华干脆地说。他觉得自己非常自信，毕竟经验上远远超过她。他发现张桂梅不仅理想主义，还非常幼稚，对建一所学校一无所知。
张桂梅态度也非常强硬，她着急地说，我们等得起，孩子们的成长等不起。早一天把学校办起来，就减少一批走进恶性循环的女孩了是不是?
谁也没有说服谁。后来他听说，张桂梅去昆明“化缘”了。他还听到了她当时的“化缘文案”：我们全县十多万人，一个给我10块钱，我也是好几百万了，全省那么多人，一个人给我5块钱……“你说天真不天真?”
在昆明，张桂梅请云南省总工会的人把她的身份证、劳模证明、报纸报道和种.种获奖资料复印了一大堆，她上街去募捐，一是为了办女高，二也是为了儿童之家。最初答应当儿童之家的院长，一个基金会一年提供7万块钱资金，她也天真地以为，足够了。
第一次去要钱，她下不了车，也张不了口，满大街转悠。她住在省总工会花钱开的宾馆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不着钱，干赔住宿钱和吃饭钱，自己在干些什么事啊，“我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天亮了，她继续坐车，看到一个楼梯上铺着红色地毯的房子，想着这样的地方一定有钱。她进门，对方一看，你是张桂梅老师不是?三个月前听你的报告。那时她刚被评为十大女杰，学习的标语还没有撤下，转头就变成乞丐了，“有个地洞钻进去算了”。她说明来历后，对方批了一个五千的条，说给孤儿院，办学校不管。
后来她有经验了，不去单位找难堪了，就在街上要，她拉着人问，你能不能给我点钱，我有个孤儿院，我想办个学校。人家说，好手好脚不干活，戴个眼镜出来骗人。姐姐听说了，也说她：你的脸皮真厚啊，这是人做的事吗?是什么让你变成了这样。
那5年里，除了克服自己的清高和难堪，她还要面对身体的衰弱，她被查出癌细胞转移到肺，怕身体完全垮掉，她没有选择化疗，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并发症，常常感到呼吸困难。在昆明，她老怕自己忽然窒息，把自己憋死。即便如此，“化缘”来的钱远远不够。
转机在20__年出现。“最最直接的，我不回避，就是张老师干到xx大代表了”，这个曾经坚定的反对者杨文华，看着张桂梅在北京“一炮放出去了”。“华坪通天了”，各级的压力就来了，女高的建设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xx大新闻播出那天，王秀丽收到了张桂梅的回复，只有一句简短的“谢谢”。后来见面，王秀丽就说她，你还挺傲娇的呢。但她知道，张桂梅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和委屈。女高建校那年，张桂梅有一次打电话给王秀丽，在电话里一直哭，说，你要是再不来，我就要死掉了。王秀丽赶紧去找她，半个小时后到了，张桂梅还在哭，也不说为什么。那天，王秀丽没去上班，就陪在她身边，静静地听她哭完。
就是这样一位"暴君"，今年夏天出现在央视的《面对面》节目里。她建起的女高，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去年有159个女孩参加高考，考上本科的是150人。再往前数，从20__年女高成立到现在，一共有1804名女孩考上大学，离开这里——在西南边陲的小县城，这可以称作一个奇迹。七八月份，张桂梅为此接受了两次群访，13家媒体的记者围绕着她，网上都是"女英雄"的称呼。
在华坪，张桂梅的名字其实20年前就传开了。成为女高校长之前，她是带病上课的民族中学老师，也是当地孤儿院"儿童之家"的院长。时代变迁里，她的故事变得越来越魔幻，随意问起路人，人人都知道她，一位上了年岁的婆婆说，在电视上看到张桂梅骑着骆驼去深山里家访，劝女孩们回来读书——实际上，华坪压根儿没有骆驼，张桂梅骑的，是一匹马。
在那些过往的语境里，张桂梅已经成为一个全身心奉献的、伟大的党员——少年丧母、青年丧父、中年丧夫，一生无子。她日日往返于女高和儿童之家，连远在东北的哥哥、姐姐相继去世，她都没有时间回去。她没什么朋友，也没什么兴趣爱好，像一个完全没有缝隙的人——直到她登上微博热搜的那天。
那是今年10月，张桂梅的一个采访引发了热搜。视频中，张桂梅讲述因为学生当了全职太太，而不愿意接受她捐款的故事——"我最反对当全职太太，你滚出去"，将张桂梅置于舆论中心，"全职太太也需要尊重和理解"的声音，一时之间淹没过了"女英雄"。
在这之后的一个月里，张桂梅拒绝了不断前来约访的媒体，直到11月份的一天，她才出现，穿一件黑色羽绒服，党徽戴在胸前，打开羽绒服，里头是黑色毛衣，在同一个位置，还戴着一个党徽。"红到心里去了。"她伸手去遮，有些不好意思。
有媒体问张桂梅，你觉得自己现在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女性状态吗?你希望学生们成为怎样的女性呢?
张桂梅轻轻摇了摇头，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又提到女性了，算了。"
"全职太太"事件之后，她面对媒体有了些谨慎。那天，包括《人物》在内的一行人来到她面前，她看着县委宣传部的人，说你怎么又来了，是揶揄的语气，也是她一贯的说话方式，直接、干脆。
她说她的想法最初是从自己的女学生出发，后来到深山里的女性，"能救一个是一个"，希望女孩们在成为一个母亲之前，还可以读书，高考，离开这里，给下一代一个好的环境。
"真的是重要，家庭的背景，家庭的环境，母亲母体的肥沃"，张桂梅正讲着，我们大笑了起来，母体的肥沃?多么新颖的表达。
"我说的是知识的肥沃，土地的肥沃……"张桂梅赶紧解释，但也跟着笑，"我又不好好说话了。"
那些围绕着张桂梅的"女权主义者"的称谓，华坪县妇联主席刘安萍并不认同。她和张桂梅认识好几年，觉得对方一直以来的想法就是救山里的女孩，救一个就是救三代，"可能我和她接触多，我也认同她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她的这个朴素的观念就是这样，如果一定要把她和什么概念联系起来，是不是有点过度解读了?"
女高办学路上曾经最坚定的反对者、曾任华坪县教育局局长的杨文华在采访时主动提起了那个视频。很多人谈独立，谈自由选择，不见其语境。他觉得张桂梅反对的不是全职太太，而是反对她的学生们去当全职太太。"这些学生就像她亲生的一样，如果没有这个学校，她们10年前就是结婚生崽，生一窝的那种。"他激动地侧着手掌砸了砸桌子，"她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老师，把你捞出来，救了，你又回到原点了。"
王秀丽在华坪县电视台工作，是最早关注和报道张桂梅的记者之一。作为记者，她最开始书写张桂梅，并非是那种歌颂式的报道视角。"因为我觉得不管对她的评价有多高，其实她是个非常普通的女人。"她是张桂梅在华坪唯一的好朋友，她们会各自搭着摩的到餐厅会和，相约吃火锅和披萨，喝几杯云南干红，偶尔也在办公室偷偷喝饮料、吃零食。张桂梅和她说起自己年少时的男友、去世的丈夫，以及后来可能成家又被她拒绝的机会。
她们也会争吵，常常其中一个摔门而出，十几天不联系，直到另一个打来电话。女高建校那年，王秀丽接到一个电话，张桂梅在那头说，我都要死了，你还不来看我。"她也有她的烦恼，她也有她的委屈。"
跟着张桂梅去家访，王秀丽会帮忙拍一些镜头，家访的视频会放给学生们看。但有时候，王秀丽不愿意拍，她觉得女孩们会自卑，并不想展示出来。张桂梅固执地要拍，她说，我不这样做，她们就以为她们像公主一样。王秀丽还是举起摄像机拍了，"一个人撑了那么大一所学校，还要努力地让这些孩子出去，不要让人家看她们的笑话，至少要让她们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那时候她可能稍微有点暴躁，有点尖锐。"
无我之爱：“希望她们忘了我和女高”
千难万难，最难得的是办女子高中10多年来，张桂梅老师走过11万公里的路去家访，走进1300多名学生家。都是何等艰辛的山路啊!都是怎样困难的家庭啊!包车司机不愿去，悬崖峭壁正常人尚且心惊胆战，爬山常常是几个小时，张老师家访中人生第一次骑马出山，还曾摔断两根肋骨……
但小脑萎缩行动失衡的张桂梅来了。她握住家长黝黑皲裂的手，擦去她们脸上的泪水，“命令”随行者捐钱，脱下外套塞给人家，自己冻成伤寒……她说，女高不是普通的学校，是党委政府和山区贫困群众的桥梁。
各级党委、政府对女高也是关爱有加，当地还解决了50个教师编制，教师工资和办学经费均由县财政全额拨款。张桂梅说：“女高能走到今天，离不开党和政府作坚强后盾”。
在女高教学楼走廊墙上，挂着大大小小的绿牌子，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捐款记录，堪称“爱心长廊”。张桂梅说：“学生们每天经过‘爱心长廊’，会记住得到的帮助。”
经常会有一些人联系张老师，要给女高捐款，但条件是提供学生家庭地址和贫困照片，女高对此坚决不要!张桂梅要求对学生的信息保密，既维护学生的自尊，又保护她们的隐私。张桂梅说，给女高的孩子贴上“山区贫困女孩”的标签也不合适。她对毕业生说，走出这里，就忘了女高和我吧——她不想让孩子们背负精神负担。
现在的张桂梅一无家庭，二无房产财产，三还没有健康的身体。她甚至给县领导反映：能否把自己的丧葬费预支出来，用到孩子们身上，自己火化后“骨灰撒到金沙江就行了”。有人问她：那样我们想你了，去哪里看你?张桂梅回答：你想我了，我就会来到你身边。
如今女子高中的毕业生遍布全国，她们把“艰苦朴素、发奋图强、坚忍不拔、感恩回报”的女高品质带出了大山，有的则又回到了山里。
女高第一届毕业生周云丽，出生于贫困的山村家庭，苦日子让她曾经梦想“赚大钱”。20__年以优异成绩大学毕业的她，考上了宁蒗县一中数学教师岗位。正当她准备上岗时，听说母校紧缺数学老师，于是放弃“正式编制”，回到女高任代课教师……
陈法羽将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寄给了学校，之后每月拿出500元钱资助在校贫困学妹。她说：“女高改变了山里女孩的人生，我们该把张老师的精神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