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事迹报告会发言稿（精选4篇）
1963年，我出生在德格县龚垭乡，家里有8姊妹，我是老大，那时家里十分贫困，初中没读完，我就回家干农活了。
小时候，我们那里很少见到汽车，路过的，主要是绿色的军车和邮车，每次我都会追着跑。18岁那年，我买了一本汽车修理的书，慢慢琢磨着学会了修车和开车，在家乡还小有名气。
1989年10月，德格县邮电局有了第一辆邮车，公开招聘驾驶员。我会开车，还会修车，被选中成了全县第一个邮车驾驶员，感觉特别光荣。
20xx年后，单位把我调到甘孜县，跑甘孜到德格的邮路，这是我们甘孜海拔最高、路况最差的邮路。这条路，大半年都是冰雪覆盖。冬天，最低气温零下四十多摄氏度，路上的积雪有半米多深，车子一旦陷进雪里很难出来，积雪被碾压后，马上结成冰，就算挂了防滑链，车辆滑下悬崖、车毁人亡的事故也时有发生。夏天，也会经常遇到塌方和泥石流。山上的碎石路，很容易爆胎，换轮胎特别费劲，近百公斤的轮胎，换下来要一两个小时。每次轮胎换好，人已经累瘫了，嘴里一股血腥味。
在邮路上，我们最害怕的就是遇到“风搅雪”，它就像海上的龙卷风、沙漠的沙尘暴，狂风卷着漫天大雪，能见度极低，汽车根本无法行驶，全靠一步一步摸索探路。有一次，我的同事邹忠义，在山上遇到了“风搅雪”，邮车滑到了沟里。他爬出邮车背着机要邮袋，连走带爬了6个多小时，找到救援时，双手已严重冻伤。直到第二年雪化了，邮车才被吊上来。
我们每一个邮车驾驶员都被大雪围困过，当过“山大王”。被困山上时，寒风裹着冰雪碴子，像刀子刮在脸上，手脚冻得没有知觉。晚上，为了取暖和驱赶狼群，我们只有生火，单位培训告诉我们，人在，邮件在，紧急情况下，除了邮件，什么都可以烧，最困难的时候甚至连备胎和货箱木板都拆下来烧过。有一次遇到雪崩，我和同事顿珠用水桶和铁铲，一点一点铲雪，两天两夜才走了1公里。同事德呷，曾经被困过整整一个星期。所以，我们每次出班，都会准备两三天的干粮。
有人跟我说：多吉，你不是在开车，而是在玩命!其实，我也知道生命的宝贵，因为我们都知道，生命不仅是自己的，也是家人的、单位的，我们永远都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值得骄傲的是，我们车队从未发生一起责任事故。
在邮路上，孤独是最难受的，有时可能半天遇不到一个人、一辆车，特别是临近春节，几乎看不到车，我就更加想家，想家的时候，我就唱歌，唱着唱着我就唱不下去了……别人在家跟父母、子女团圆，只有我们开着邮车，离家越来越远。30年来，只在家里吃过5次年夜饭，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但我知道，乡亲们渴望从我们送去的报纸上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盼望亲人寄来的信件和包裹。乡亲们都说，每当看到邮车，就知道党和国家时时刻刻关心着这里。所以，再苦再难，我们的邮车都必须得走。
“别人有困难，我们一定要帮，不能把邮路的优良传统丢了。”这是一代代邮运人传下来的一句话。我从未忘记。
1999年的冬天，我看到一辆大货车停在雀儿山的路边，我赶紧下车询问。司机拉着我的手说：“我们是去拉萨的，车子坏了，困在这已经两天了，求你帮帮我们。”过去藏区交通很落后，货车载人是常见的事，那辆车上有30多个人，有老人、妇女和小孩，他们非常的焦急。我一边安慰他们，一边赶紧帮他们修车。经过反复尝试，终于找到了问题，修好了车子，他们都非常高兴，围着我，用最朴实的民族方式为我祈福。
20xx年6月的一天，快到雀儿山垭口，我看到一个骑行的驴友，躺在路边的石头上。我马上下车查看，那个小伙子说他只是感冒，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可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上，感冒是最要命的。我看他脸色不对，坚持把他扶到邮车上。刚上车，他就昏迷了。我赶紧开车下山，把他送到医院。医生说，如果不是及时下山，命可能就丢了。
过去，邮路上意外和危险经常会发生。20xx年9月的一天，我开着邮车返回甘孜。晚上9点多，路边冲出一帮歹徒，拿着砍刀、铁棒、电警棍，把邮车团团围住，我冲到邮车前，还没反应过来，他们就一阵乱打乱砍，我昏了过去。
后来才知道，我被砍了17刀，左脚骨折，肋骨断了4根，胳膊和手背上的筋也被砍断，头上被打了个大窟窿。现在，除了脸上和身上的伤疤外，我还有一块头骨是用钛合金做的，天气一凉，就像一块冰盖在头上，晚上睡觉，必须戴着棉帽，不然就疼得受不了。
我经历了大大小小6次手术。医生说，我能保住命，已经是个奇迹了。出院后，我的左手和胳膊一直动不了，就连藏袍的腰带都系不了。作为一个藏族男人，连自己的腰带都系不了，还有什么尊严。那一刻，我流泪了。
很多人觉得，我就算活下来，也是个废人。可我不想变成废人。我四处求医，几乎绝望的时候，在成都遇到了一位老中医，他告诉我，我左手和胳膊上的肌腱严重粘连，必须先把粘连的肌腱拉开，但是这种破坏性治疗会特别痛。我说：“只要能再开邮车，什么痛我都不怕。”
老中医让我抓住门框，身体使劲往下坠，每次要一两个小时。我痛得浑身是汗，死去活来。就这样，硬是把已经粘连的肌腱，活生生地拉开了。治疗两个多月后，我的手和胳膊，居然真的可以抬起来了。
受伤期间，最担心我的，是我的妻子泽仁曲西。她一直为我担惊受怕，我最亏欠的就是她。
受伤一年半后，有一天停水了，我和妻子去提水。两个7公斤的塑料桶，我试着提了起来。那是我受伤后第一次提起这么重的东西，我很兴奋，往前走了几步，发现她没有跟上来，我一回头，看到她正在擦眼泪。那是我受伤后，第一次看到她哭。在我生命最危急的时刻，她都没有当着我的面哭过。看到她哭，我也哭了……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在我生命中，她是那么的重要。
身体基本恢复后，每天看着来来回回的邮车和同事们忙忙碌碌的身影，我实在坐不住了，整天想重返邮路。领导跟我说，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身体养好。但我想，是组织关心和同事的帮助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人要凭良心做事，我必须回报。直到第六次提出申请后，我才重新开上了邮车，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回到雪线邮路。
20xx年9月26日，雀儿山隧道开通了。我开着邮车，作为社会车辆代表，第一个通过，以前过雀儿山需要两个多小时，现在只要12分钟就过去了!这条人间天路让我感叹，我们的祖国太伟大了!
30年来，我从邮车和邮件上，看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我的邮车从最开始4吨，换到5吨，再到8吨，到今天的12吨;邮车上装的是孩子们的教材和录取通知书、报刊和机要文件，还有堆积如山的电商包裹，我知道这些都是乡亲们的期盼和藏区发展的希望，是伟大中国梦实实在在的成果。
20xx年5月和20xx年4月，我两次到首都北京，代表康定至德格邮路车队领取奖牌，受到交通运输部、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领导的亲切接见。那是在大山里开车的我，做梦都没想到的。回来后，我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今年，我被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并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我感到无比光荣。
我知道，我所取得的这些荣誉，不仅仅属于我和我们车队，也属于坚守在雪线邮路上一代又一代的邮政人和交通人，属于广大藏区的各族同胞。
如今，我的小儿子扎西泽翁，也成了一名邮运人。最小的徒弟洛绒牛拥，也可以单独开车上路了。
跑了30年的邮路是寂寞和艰辛的，但这是我的选择，从来没有后悔过。
雪线邮路是我一生的路!
五道班驻扎在海拔5050米的雀儿山垭口100米处，是川藏线上海拔最高的道班。来到五道班，我才知道川藏线通车60多年来，邮车一直没断过，而且定时定点。每天下午三四点，其美多吉的邮车经过五道班门口，都会习惯性地按喇叭，既是打招呼，也是报平安。时间久了，等邮车的喇叭声，成了我们的习惯和期盼。
其美多吉性格开朗，待人热情，跟道班每个人都很熟。10多年前，通信不发达，我们与家人联系主要靠写信。多吉他们路过时，经常主动问我们，要不要发电报、送家信、寄汇款，我们的家庭地址，他都记在心里。
这些年，其美多吉和我们像兄弟一样，相互关心、彼此依靠。春节前夕，只要多吉当班，他都会给我们带些牦牛肉、青稞酒、蔬菜、水果，这份带着浓浓兄弟情义的年夜饭，让我们觉得特别温暖。20xx年9月26日，雀儿山隧道正式通车，通车前一天，其美多吉开着邮车，最后一次翻越雀儿山，来和我们道班兄弟们道别。
虽然雀儿山隧道缩短了危险的翻山路，但是川藏公路依然复杂艰险。我知道，再高的山上，都有邮政服务;再难的路上，也有邮车前行，多吉和邮车师傅们，还要在这条邮路上继续跑下去。今后，我们还要共同守护藏区道路和雪线邮路的畅通。
作为一名最基层的交通人，我衷心祝福川藏线上的雪线邮路越走越顺畅，祝福我的兄弟其美多吉和他的同事们工作顺利，祝福广大藏区人民永远安康幸福!
我是其美多吉的小儿子，也是他的同事。这辈子，我最佩服的英雄就是阿爸。
小时候，我们家住在德格县，阿爸在邮电局开车，一出车就是半个多月不回家，家里就阿妈带着我和哥哥。
那时，看到别的孩子做什么都有爸爸陪着，我特别羡慕。有的小伙伴会问我，你阿爸是做什么的?怎么老不在家?我总是很自豪地说：“我阿爸很了不起，他是开邮车的!”
后来，阿爸工作调动了，我们家也从德格县搬到了甘孜县。阿爸开的邮车更大了，但跑的邮路也更远了。每次看到阿爸开着绿色的大邮车像风一样来来去去，觉得他很威风，但不知道他的辛苦。
高一那年大年三十，我们一家人回德格过年，阿爸正好到德格出班，二叔开着自家的货车载着我们和他一路同行。下午4点多，过了雀儿山四道班，邮车就抛锚了。那天雪下得特别大，车还没修好，轮胎就被大雪掩埋起来了。
阿爸怕我和堂弟冻着，让我们呆在车里，他和二叔在外面，一个用铁锹铲雪，一个直接用手刨，好不容易把车修好，前前后后干了10多个小时。直到第二天早上5点多，我们的两辆车才从雪堆里爬了出来，阿爸和二叔也成了两个“雪人”。
那天夜里，有一辆客车也在不远处抛锚了，车里的乘客没东西吃，阿爸把我们带的年货分给了他们。就这样，在零下30多摄氏度、海拔5000多米的雀儿山上，我们所有人都过了一个特别的除夕。
直到那时，我才体会到，原来对雪线邮路驾驶员来说，这样的艰难是家常便饭，而这些经历，阿爸从来不跟我们讲。
20xx年之前，我们家特别幸福。阿爸奔波在邮路上，在阿爸的影响下，哥哥白玛翁加也进了甘孜县邮政公司上班。然而，没想到，一个天大的不幸会在那年夏天到来。
20xx年7月17日，哥哥突发心肌梗死去世了，那年他26岁。当时，哥哥正准备结婚，家里已经开始给他布置婚房，但他突然就走了，留给全家人巨大的悲痛。
哥哥走的那天，阿爸正出班到石渠县，接到消息后，他连夜赶了300多公里，来到医院。看到平躺在病床上哥哥的遗体，阿爸失控地扑了上去，紧紧抱住已经冰凉的哥哥，哭着说：“让我再抱抱他，再亲一下他。”那段时间，阿爸一下老了很多。
哥哥走后不久，阿爸又开着邮车上路了。时间慢慢过去，但伤痛并没有消减，每当想起哥哥，阿爸还是会大哭一场。哭过之后，他又去上班了。我知道，只有跑在邮路上，阿爸才会暂时忘掉悲痛。
哥哥去世刚过去1年，不幸再次降临我们家。20xx年9月，有几天，我在学校一直没接到阿爸的电话，觉得很奇怪，就给他打电话，结果是阿妈接的，这种情况很反常。可不管我如何追问，阿妈都没有告诉怎么回事。那天，一个同学给我打电话，问我阿爸怎么样了。我才知道，阿爸在邮路上被砍伤，我却毫不知情。我马上请假，赶去成都的医院，看到阿妈正在重症监护室门口求医生，让她进去看一眼。
透过重症监护室的玻璃，我看到阿爸整个头都缠着纱布，嘴里插着管子，昏迷着。当时，我心里充满了仇恨，一心想找到砍伤阿爸的人报仇。
阿爸的情况稍微好了一点以后，我和老家赶来的亲戚们都说要为阿爸报仇，可阿爸阿妈跟我们说：“不要去报仇，要相信国家，相信法律”。
1年后，阿爸回到工作岗位。很多人都觉得，阿爸能活下来都是奇迹，能重返邮路，更是不可思议。只有我知道，阿爸承受了多少痛苦，阿妈流了多少眼泪。
从小阿爸就告诉我和哥哥，藏区邮政上有许多一代一代接班的邮政家庭，他也希望我们有人能接他的班。记得哥哥进邮政局工作后，阿爸特别高兴，哥哥走了以后，我对阿爸说，我也要当一名邮政职工，将来接阿爸的班。20xx年10月，我如愿到甘孜县邮政公司上班了，成了阿爸的同事。
这些年，看着阿爸一天天变老，两鬓也开始斑白，身体远不如前，我多希望时间能走得慢一点。每当晚上回到家，阿爸受过伤的肩和背，就会特别痛。在他睡前，我会给他揉揉肩，用手掌把他的背搓得发热，他睡得才会好一点。
其实，作为儿子，我真希望阿爸能歇一歇，可是他说，只要自己还跑得动，就会一直在邮路上跑下去。
自学生时代起，我就对青藏高原有着深深的好奇和向往。20xx年的夏天，我独自旅行踏上了“人间天路”川藏线，不巧误了班车，被困在了海拔4200米的高原小镇马尼干戈，是一位身材高大、肤色黑红，留着络腮胡，扎着马尾辫的藏族邮车师傅把我从马尼干戈捎到了德格。
那次翻越被誉为“川藏第一高、川藏第一险”的雀儿山，让我心惊胆战。而邮车师傅的镇定自若和爽朗笑容一路上温暖了我，给我留下了美好的旅行记忆。
20xx年8月，我从背包客变成了记者，和同事一起再上川藏线，探访有着光荣历史的雪线邮路。20xx年后带着职业的责任和敏感，重走这条路，不仅仅是完成一次任务，更是接受一次心灵的洗礼。
人们把海拔3500米称为“雪线”，从甘孜到德格有209公里，是甘孜州绵延3000多公里“雪线邮路”最危险的一段。这正是当年我搭邮车走过的路呀!我的心有些激动!
踏进甘孜县邮政分公司大门的时候，我惊叫起来，那个站在邮车旁的康巴汉子，不正是20xx年前的夏天载过我的邮车师傅吗?握着其美多吉的手，我脱口而出：“十年了!您还在这条路上开邮车呀!”他笑着说，离不开了，离不开了。此后的7天，我又一次坐到了他的身边，一路同行，对他所说的“离不开了”也有了深刻的理解。
邮车开动以后，多吉告诉我，雪线邮路走了快30年，最亏欠的是家人。这么多年的节假日几乎都是一个人在路上过的，就连两个儿子出生，他都没有在爱人身边。妻子虽然嘴上唠叨，却不停地为这个家忙活着。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爱情最美的样子。
邮车不停地向前奔驰，望着窗外不停变换的风景，这片土地上在20xx年里的巨变让人惊叹。在平坦的公路上行驶1个多小时后，邮车开始沿着碎石路翻越雀儿山。路面随着海拔的攀升不断收窄，车轮碾过的地方，尘土卷着碎石滚下悬崖。险要处，可以看见葬身山崖的汽车残骸。多吉把着方向盘，神情专注，表情轻松，载重12吨的庞然大物在他手里就像一条灵巧的水蛇。
随着海拔上升，身边的同事出现了高原反应，我也坐立不安。为了让我们放松，多吉唱起了《邮车驾驶员之歌》。他歌声悠扬，眉宇间有股明星般的潇洒。
他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紧握方向盘、踩离合、换档位、加油门的动作，既要盯紧前方的路，又不时地看着后视镜。从他的专注中，我发现，这条邮路才是他的舞台。
他说邮车司机最难过的是冬天，平时川流不息的运输车辆都“猫冬”了，游客空了，路旁的饭馆、商店锁上了大门，然而，“工作不能停，邮车必须走”，只有邮车驾驶员和道班养路工不能离开这条雪域之路。定时准点，邮车永远在路上，他们必须在苍茫的孤独中保持英勇。
路过雀儿山四道班的时候，多吉把带来的青菜和肉送到道班工人莫尚伟、黎兴玉夫妇手中。这对坚守雀儿山20xx年的夫妇动情地对我说，多吉是信使，更是亲人。每次路过，多吉都会以独特的节奏摁响喇叭，这是他与道班的默契。每次送来的报纸和家书，更是滋养精神世界的宝贵营养。
我知道，要在几天时间里听完一个人、一辆车、一条路30年的故事，远远不够。
跟车采访的日子里，我常常问多吉，这么枯燥乏味的岗位究竟有什么吸引力，他总是笑而不语。后来渐渐的，我从一位位邮政职工、道班工人、汽车司机、交通民警、运管人员的讲述中发现，他看似平凡的人生其实很精彩。
他以一颗朴实善良的好心、真心，换来了人们的交口称赞。遇到哪里出现了车辆故障，他就是义务修理工;遇到哪里发生了交通事故，他就成了义务交通员;遇到哪里有了争执摩擦，他就成了人民调解员。
30年来，他常备在邮车里的氧气罐和药品，在危难关头，挽救过上百位陌生人的生命。
离开雪线邮路两年了，我常常想起多吉在海拔5050米雀儿山垭口对我说过的话：“无论道路多么艰险，只要有人在，邮件就会抵达。”而我相信，只要雪线邮路在，邮车这抹流动的绿，就将一直奔向远方，永不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