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论文是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一种说理文章。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
美学概论课程教学中的三创教育论文
现阶段，很多学校对学生创业教育都非常重视，“三创”教育在教育中普遍开展，对学生创新能力、创业意识培养给予高度重视。美学概论课程教育人员需要对自身的教育理念进行转变，明确“三创”教育的重要性，将“三创”教育真正引入到课程教学实践中�
一、将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展现，良好激发学生的“三创”意识
对美学概论课程教学进行深入调查发现，教师对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并没有给予充分尊重，更多是以教师为中心进行教学活动开展，参照书本对学生进行教学内容灌输，学生长期处于被动式学习状态中，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创新能力也受到了较多限制。创新文化重点在于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全面调动起来，社会发展需求创新型人才，而创新型人才是具有属于自身鲜明个性的人才。美学概论课程教师需要转变自身的教学理念，打破传统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限制，引导学生养成“三创”意识。在美学概论课程教学课堂上，需要将追求创造、创新，敢于创造的价值观念传递给学生。例如教师在对“美的本质”相关教学内容进行讲述时，教师不能将自身限制在传统美学教学观念中。美是具有较强开放性的系统，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从理论层面将创新、创造的价值观念通过美学角度对学生进行揭示，使得学生可以认识到人生与美都是不断进行创造的过程，如果人生缺少了创造那么人生就变得不再完美。
现阶段学生就业非常困难的现状，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学生就业难度性逐渐提升。提出的观点众多，但是很多人都将主要原因归根于社会不能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启发学生为什么不能主动的去进行创业，所以美学概论课程教学需要将创新型人才培养，让学生敢于创业作为课程教学目标，这样有利于缓解现阶段紧张的就业压力，培养出更多社会发展所需求的人才。在美学概论课程教学实践中，教师需要将课堂教学实践与课外指导紧密联系起来。例如美丽的自然风景对陶冶学生情操，帮助学生塑造优秀人格有着积极影响。学生在游览名胜古迹、名山大川时，可以开阔自身的眼界，启迪智慧人生。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到附近景区进行游览，让学生游览后对旅游日记进行撰写，使得美学概论课程教学可以取得良好成效，将学生“三创”意识良好激发出来[1]。
二、在美学概论教学实践中进行审美交流，培养学生的“三创”精神
在美学概论教学实践中进行审美交流，具体指的就是通过审美感知与创造的方式，以审美形象为基础媒介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作品、人与人之间进行情感交流。通过审美交流可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沟通，激发人的创造力。如何在美学概论课程教学中引导学生进行审美交流，帮助学生养成“三创”精神是教师需要重点思考内容，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尝试。
（一）以课堂讨论方式分享审美意见。
课堂教学讨论不仅可以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也是发扬民主，让学生可以自由表达思想的重要教学方式。从课堂教学实践层面进行分析，讨论式教学策略可以增强美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开放性，加强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审美沟通，培养学生的“三创精神”。例如“时尚文化”是现代学生较为推崇的审美文化，该文化对学生有着很强吸引力。所以在美学概论课堂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对“时尚文化”进行讨论，鼓励学生敢于进行质疑和批判，让学生在课堂上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教师认真听取学生的发言后，根据时尚本质、特征等众多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时尚属于反大众的大众文化，时尚也是只有一小部分特定人群所占据的。学生针对这一观点表达自己的看法，并且对自己的质疑进行介绍。讨论式教学策略应用，是教师与学生在讨论过程中进行思想碰撞，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都可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分享自身的审美体验，让学生真正体会到美是人人都可以创造的，将学生的具有潜能充分开发出来[2]。
（二）课外师生平等交谈，参与审美交流。
课堂教学时间非常有限，仅仅在课堂进行审美交流是不够的，所以教师在课外也需要与学生更多的进行交谈，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审美交流。以往学校教育中对学生创新、创造、创业能力培养并没有给予相应的重视程度，学校教学知识注重对已知领域知识和书本中的教学内容进行讲述。在美学概论课堂教学外，师生可以针对共同感兴趣的美学问题进行讨论。例如教师可以依据现阶段学生非常关注的《老九门》等热播电视剧举办审美评价师生座谈会，由已知领域逐渐向未知领域转变，面向需要探索和创造的领域，将美学概论教学变成超越性的教育课程。还需要注重的是，在课堂教育实践中教师需要注重个性化教学。例如学生对文学艺术创作有着较高喜爱程度，在创作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很多与美学相关的问题。教师与学生进行平等对话，引导学生逐步性解决问题，学生创新能力和创造精神也会在此过程中得到提升。
三、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为基础，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
学生承担较强学习压力，并且忙碌生活琐事时，对身边那些动听的音乐、美丽的景色经常采取忽略态度。对美的感觉钝化，创新能力、创新精神也没有得到呈现。审美是一种爱美的教育，人的创造与美的爱好存在着非常紧密联系。所以在美学概论课程教学中讲述“自然美”、“艺术美”过程中，需要将理论与审美紧密融合起来，让学生可以主动的去发现美、欣赏美，在生活中去追求美。在教学中学生获得审美体验，使得内心受到冲击，情感得到升华，学生创新能力也会得到有效强化。
四、结语
美学概论课程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三创”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教师需要转变自身的教学理念，应用多种教学策略将“三创”教育引入到美学概论课程教学中去，赋予美学概论课程教学新的内涵，为促进学生实现全面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1]黄晓英。论美学概论课堂教学的“环形模式”[J].江苏理工学院学。（06）：10-11
[2]万志海。论“美学概论”教学改革[J].人文论谭。（02）：45-46
中国美学和文论在20世纪的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不外乎两个:一个是“失范”，一个是“失语”。
在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中，人们发现，传统意义上的西方美学和文论是“自上而下”的，它既有严格的学术范畴，又有严密的论证手段，还有严整的理论体系。就拿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和黑格尔的《美学》来说吧，它们一开始就要对“悲剧”和“美”这样的范畴下一个定义，然后再一步步地推演开来、论证下去。而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美学和文论，又常常借助于统计学和心理学的方法，走“自下而上”的道路，先要找到具体的审美经验和艺术作品，然后进行实证的考察和试验的分析，以建构“科学”的学术命题。在这里，无论是前者的演绎，还是后者的归纳，都有其自身的“规范”。而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和文论学说则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和“诗无达诂”，既不想对“美”和“诗”这类基本范畴进行界定，也不曾对审美经验和艺术实践进行实证分析，而只是喜欢用“幽眇以为理，想像以为事，徜恍以为情”的“以诗论诗”的方法进行描摹和阐释，因而是没有规范的。
当我们发现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和文论主张“失范”的缺陷之后，便力图在西方美学和文论的引导下建立自己的规范，其方法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将西方美学和文论的范畴原封不动地移植过来，然后再加以改造；一种是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和文论范畴进行梳理，使其能够被纳入西方学术的体系。然而，正当这种努力获得部分的成功之后，人们却突然发现，中国的美学和文论学者已经不会、或至少不会在原来的意义上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而只会鹦鹉学舌地操练着西方的术语了。换言之，当我们刚刚解决了“失范”的问题之后，“失语”的问题却又不期而遇地冒了出来。而这一问题绝不仅仅是一种民族自尊心的伤害，更重要的是那种外来的、或借助外来方式改造过的术语并不足以解释我们民族自身的审美经验和艺术问题。于是，美学也好，文论也罢，最后只成为同行学者讨论的话题，对具体的审美活动和艺术实践并无助益。
这样一来，中国美学和文论的发展便陷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我们继续沿袭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和文论主张的言说方式，中国美学和文论将永远处于“前科学”的经验形态；如果我们继续学习西方人体系化、科学化的研究方法，中国美学和文论将与我们民族自身的审美实践和艺术活动渐行渐远，直至分离。对于如此重要而又重大的问题，学术界自然有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这里想要指出的是，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思路，在确立中国美学和文论的发展方向之前，先来看看西方美学和文论是否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在我看来，无论是西方美学还是西方文论，都 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在危机，而且这些危机均与符号的误用有关。具体说来，西方美学的误区是用经验的“能指”来指称超验的“所指”而造成的。这个理论上的“陷阱”在苏格拉底区分“美的事物”与“美本身”的时候就已经挖好了:“美的事物”是经验对象，是可以用语言宋描摹的；“美本身”却不是一个经验对象，因而无法用语言来描摹。所以，当人们用“精致的陶罐”或“美丽的女子”来形容“美本身”的时候，便必然会犯下用经验的“能指”来指称超验的“所指”的错误，从而受到苏格拉底的讥讽。当然了，人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即用超验的“能指”来指称超验的“所指”。就像柏拉图那样，用“理念”来指称“美本身”。但是，“理念”和“美本身”一样，都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超验对象，因而这样的结论是既不能证伪也无法证实的。所以，柏拉图之后，普洛提诺还会提出美不是理念，而是“太一”的学说。这样一来，美学领域也 如果说，西方美学的误区是用经验的“能指”来指称超验的“所指”，那么西方文论的误区是用推论性的“能指”来指称表现性的“所指”。在卡西尔符号学的基础上，苏珊·朗格进一步将人类常用的符号分为“推论性符号”和“表现性符号”两大类:前者是人们常用的语言，后者则是与语言并列的艺术。在她看来，语言尽管是人类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但却不是唯一的，更不是万能的。在人类需要表达的范围内，还存在着一些用语言所无法表达而又非要表达不可的内容，这便是艺术之所以存在的意义。而西方美学家的误区就在于过分相信推论性符号的作用，他们之所以要将文艺理论纳入体系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就是相信文学艺术的内涵是可以通过逻辑的范畴和科学的命题来加以表述的。事实上，我们可以用逻辑的符号来表述艺术作品的社会功能，但却无法表述它的美学奥秘；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检验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但却无法分析它的艺术体验。这样一来，使用“推论性符号”的文艺理论又如何跨越到“表现性符号”的领域去分析和研究文学和艺术问题呢？
换一个角度，我们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质中也可以看出:由于审美对象和艺术作品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符号，因而它就不可能运用逻辑演绎的方法“自上而下”地加以解决；由于审美对象和艺术作品不是一个单纯的物理实事，因而它就不可能运用经验归纳的方法“自下而上”地加以解决。“自上而下”的逻辑演绎和“自下而上”的经验归纳虽然可以使西方的美学和文论具有了所谓的“理论形态”和“科学形态”，但却无法解决它们所要真正解决的实质问题。这种分析不得不引起我们更进一步的思考:美学和文论究竟是一种普世的科学呢？还是一种具有地理和历史语境阈限的文化描述？如果它们是一种普世的科学，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和澄清那些在西方人的审美活动和艺术实践中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如“风骨”、“意境”之类），甚至没有必要建立所谓的中国美学和中国文论；如果说它们只是一种文化描述，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将东方传统的美学和文论概念纳入西方式的逻辑或科学系统，去建构什么体系。
同许多学者一样，笔者 同许多学者一样，笔者 在我看来，建立东方美学和中国文论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现有的西方美学和西方文论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和问题。在我看来，建立东方美学和中国文论之所以是可能的，其可能性恰恰不是要向西方的“逻辑形式”和“科学形态”靠拢，而是要保留东方智慧的独特品性。
在我看来，人类所面对的世界至少有三个:一个是纯粹理性的思辨领域，一个是纯粹感性的现实领域，一个是感性和理性相交融的情感领域。而对于理性和感性相对分裂的西方人来说，前者主要依靠逻辑演绎的方法来研究，这与其传统的“逻格斯中心主义”是相适应的；中者主要依靠经验归纳的方法来研究，这与其在17世纪以后所建立起来的“实证科学”的方法是相适应的；而后者则既不是适用于单纯的逻辑法则，也不适用于具体的实证经验，所以并不是西方人所擅长的研究领域。
从中西互补的思维结构看，西方人不太擅长的工作恰恰是中国人能够胜任的事业。与具有“逻格 斯中心主义”传统的西方人不同，中国的古人很早就已意识到了语言的局限性。《老子》开篇中的名句自不待言。《庄子·秋水》说得更加清楚:“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在他们看来，人类的语言和逻辑虽然有用，但也有限。在大千世界上，总有一些“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的精微之处有待于我们去表达和探究。如何表达和探究这些内容呢？在庄子思想的启发下，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王弼集校注》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09页）如果我们把这里所说的卦象之“象”扩展为审美之象、艺术之象、卦辞之“言”扩展为学术之言、语言之言的话，便可获得巨大的启发意义。在这里，作为表达“意”的符号系统，“象”和“言”之间虽然有着具体与抽象、表现与推理的重大区别，却不是截然分离、彼此对立的。如果说，“象”的特点是具体鲜活而又无限丰富的，那么“言”的特点则是抽象概括而又逻辑严谨的。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前者并不能通过后者来加以穷尽，找到其所谓的本质。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承认后者可以在相对的意义上趋近于前者。而如何运用概念和范畴在相对的意义上趋近于审美和艺术活动的无限意蕴，这才是美学和文论研究的关键所在。换言之，如果我们只用是否具有“逻辑性”与“科学性”来衡量美学和文论成熟的标志，便必然会陷入一种缘木求鱼的境地。
过去，我们总是觉得逻辑严谨的西方概念有着无往而不胜的学术优势。现在，人们似乎发现，越是清晰的概念、严谨的逻辑，就越发难以趋近人类复杂的审美情感。因此，与西方美学和文论不同，中国人一开始便不去探讨抽象的美的本质、艺术的本质，而采取一种“以诗论诗”的灵活态度，用一种虽不严谨但却贴切的语言形容之、描述之。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要得到一种准确、严谨，而又一劳永逸的逻辑命题，而是让人们在“得意忘言”的过程中去体悟艺术、情感和美的奥秘……。或许，这种体悟的方式不仅更接近于东方的智慧，而且更接近于审美和艺术的应有之义。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语言的原初意义上有过深入探讨的海德格尔，在其晚年却需要用荷尔德林的诗句来表达他对存在的理解；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曾经翻译过康德《判断力批判》的宗白华先生，在其晚年却出版了《美学散步》而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重新对中国古代那些并不严谨但却韵味十足的审美范畴加以利用；也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对中国美学和文论中的“失范”和“失语”问题加以重新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东方美学和中国文论。
新课改对中学美术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水准。要以培养、教育学生具备基本美术�
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国学教育、中国传统美学得到大力弘扬、大行其道。中国传统艺术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因此，针对学生时期，可塑性强、记忆力好、思维敏捷、头脑活跃的特点，对中国优秀传统美学遗产的继承和发扬，融入中学美术教育能够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中学美术教学的教材分析
教师应当立足于教学现状，多角度、不同侧面的换位思考，有针对性、方向和目标明确的设计教案：带领学生去体味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教材可以因材施教、对症下药的选择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风格的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标志性作品。例如：以中国古代山水画为例，其在艺术史上的地位与其他艺术瑰宝交相辉映。又如：中国现代山水画，是历史和时代前进的产物。面对时代的发展，是在中西文化融合的特定背景下所体现出来的具有时代意义的艺术作品。同时，展开课堂的分析与讨论，让学生充分表达对山水画意境的感受和个人看法。教师在选用教材的过程中，要全面、详细的介绍中国山水画作品的创作手法。向学生灌输：追求意境的艺术表现形式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画的重要特征之一。让学生认识到，山水画中山川河流的秀美、自然风景的瑰丽，带给大家充满艺术风情、独特意境的享受。本节课程设计的教学内容的目的是在引导学生从认识山水画所表现的意境的美入手，感受花前月下、诗情画意的美好。进而逐步了解、感受和体会怎样通过笔墨的运用、虚实的处理、构图的安排来实现对意境的营造与处理。对于山水画的学习，力求改变过去过于注重技巧、过于强调皴法而无暇顾及在画中表现意境的现象。让学生对中国画的精神与特点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从品味意境、享受意境并用言简意赅的文学语言——诗（词）记录下来为日后能够学以致用做知识储备。
2中学课堂的中国传统美术艺术分析
学生在中国的传统教育环境下，从小学阶段就开始接触过国画。从一般的绘画技法来讲。诗词、书画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互为一体，这是中国传统美学在传统中国画中的一个充分展示和体现。作为是国粹、国学的一部分，应该让学生充分的。认识和领悟到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自豪，并
教师可以尝试在教学过程中，逐渐推进、开展一些鉴赏程度比较深入、需要高度鉴赏能力才能充分体会美学蕴意的课堂分析。教师应当选取一些经典、具有代表意义、可 在中国传统美术艺术浩如烟海，中国画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以《梦溪笔谈》为例：唐朝诗人、画家王维的朋友赠送给他一幅画《按乐图》，当时，王维跟朋友说画中的内容是《霓裳羽衣曲》第三遍的第一段，王维的朋友对此不置可否。因此，王维邀请乐队、舞女进行即兴演奏和表演，活灵活现的把画中内容展现出来，王维的朋友叹为观止。由此，教师应该抓住学生的兴趣点和好奇心，抓住时机、因势利导给学生灌输、传授美学思想。同时，教会他们进行自我鉴赏和对传统美学的艺术识别。抓住巧妙的课堂时机，可以图文并茂采取幻灯片、多媒体技术等教学手段，在课堂鉴赏中完成学生的美学认知和解读。
3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融入传统美学的蕴意
中学美术教育在新课标的要求下，教学的过程和目标更加突出和强调了学科间相互的融入和渗透，并且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充分重视与传统艺术的融合，这样不但有利于素质教育的开展，同时也是提高学生综合的美学认知能力的重要渠道。当前，新课改的趋势是趋利避害，在有效的教学过程中，美术学科也毫不例外的要勇于突破，打破与其它学科之间的隔膜，既要理清学科界限又要充分结合，在全局的高度驾驭学生的学习和判断能力，在其他学科的知识背景支持下，把美学教育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要坚持把美术与相关的学科如音乐、语文、自然、历史等相关学科紧密结合起来，让美术课堂学习的过程中有效的应用其他专业学科的综合知识来进行美术学习。一方面在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方式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为将� 另一方面，真正的帮助学生做到厚积薄发，对所学知识能够达到融会贯通、活学活用。比如，对历史知识、古诗词的了解可以让学生印象更为深刻、理解更加透彻的欣赏美术名作从而加强美学蕴意的渗透；在学习和鉴赏、分析、思考、揣摩的过程中，借助学习工具和所学知识、所掌握语言文字的描述，不但可以充分激发学生丰富的想象能力和创造力；也可以通过不断增加对音乐、舞蹈的欣赏频率，使得自己内心获得美学感受。
4结语
在中学美术教育中，应加强传统美学的教育渗透和思想灌输，强化传统美学的地位与作用。通过制定系统学习计划，有步骤的开展学习中国传统美术，不但能够激发中学生的爱国情感和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感，达到扩展其的知识面、增加学习经历、学习阅历，为将�
一、中西方历史进程不同、文化源不同，对美的认知异然
“美学”一词源于西方，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则是近代的产物。18世纪，随着西方哲学和科学的蓬勃发展，美学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作为一个特殊门类开始确立。鲍姆加登于1750年第一次使用“美学”这个术语，其含义是研究感觉和情感的理论，并把美学看作是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随后的康德、黑格尔等人赋予美学更进一步系统的理论形态，使之在他们的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借助西方美学系统理论，探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学思想，也不失为一种方法。
中国哲学体系中没有西方谓之的“美学”理论，但对美的本质、美的意识的感觉、情感，乃至悟性、性情的理解和诠释，在儒家、道家的哲学体系和理论体系中却比比皆是，这种理学体系至今保持完整并具有相当的生命力。对事物本质、意识的认知，古籍《易经》、《尚书·洪范》、《论语》、《大学》、《诗经》等皆涵盖其中。客观世界的主观意识起点高，主观世界的客观意识视野广，传统文化中以儒家、道家为主导的哲学理论延续至今，与西方哲学体系中建立的美学理论有所不同，这就是中国学者理解西方文化及美学理论较容易，西方学者真正明了中国文化的内涵相当不易的道理。
当然，文化本身不是用来比较的，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不能只停留在理论研究中。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着眼现实世界，认知中西文化的优秀与伟大，使之坚守与传承，保持人与自然的平衡，人与社会的和谐，促进世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快乐生活才是真正的目的所在。深入探究美学的意义，真正理解人类哲学思想的建立与发展，从意识形态的演变、长期社会实践经验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并促进社会进步和美学理论的完善提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美学追求的特点。
中西文明的历史进程、哲学体系不同，宗教、伦理及社会制度的发展不同，所以对美的本质的认知、审美意识、审美对象有明显的区别，其皆因文化源不同。
西方文明是海育文明的结果。旧石器时代，人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神，只有图腾，图腾是禁忌符号。对美的感知是“牙饰”。新石器时代以后，人们开始感觉有神的存在，神存在于大自然，也是大自然本身。神应是美的，光明的。
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的地中海文化，城邦的建立、氏族的解体、商业的兴起，这是人世之事，孕育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伦理意识。人凭借对自然的感知，创造出诸神，并将神人形化。男神，健壮的身体，发达的四肢，刚毅的面容；女神，丰盈的体态，柔美的线条。神是美的，古希腊的几何学（点、线、面）对处于萌芽状态的美学意识之美的形态认知，体现在诸神的雕像和为其建造的神庙中。哲学理念的建立，使其显示出人与大自然抗争的力量和超越自我的精神。由此建立的古希腊哲学也是西方哲学的基础。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国家篇》第七卷给出著名的“洞穴之喻”，极为形象地阐明这一抽象的二元论哲学概念。柏拉图认为，在我们生活的可见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超越可见世界之上的更为真实的理念世界。没有走出“洞穴”的囚徒喻指常人，走出“洞穴”来到理念世界的人喻指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二元论不仅体现在本体论的哲学领域，且始终贯穿于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在内的所有哲学领域；二元论是古希腊哲学的争论主题，也是整个西方哲学史争论的焦点，还直接影响后来西方美学对美的本质的认知。
在古希腊人的哲学思想中，真假与善恶密切相关，美丑是善恶的评价。和谐与冲突，现象与实在，精神与物质，自由与必然；宇宙论中事物是“一”还是“多”，是“简”还是“繁”，有限、无限等问题，至今仍是哲学家议论的热门话题。这种二元论对立关系使得西方哲学出现“天人二分”的纷争精神。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灵与肉的对立。追求竞争与武力征服是西方文化表现出来的特征。当然，也由此建立了西方的数学和物理学。这种二元论导致西方在建立美学理论的过程中对美的本质的认知不免走向或唯物或唯心的倾向。
随着奴隶社会及蛮族入侵，希腊文明被后来的犹太教和基督教所替代，并由此中断，二元论的基本思想被宗教意识所异化。尽管西方人也存在其他论说，但二元论的主体精神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有了犹太教的“上帝”和基督教的“耶稣”。由此，美学的范围除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外，神学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宗教的介入，影响着西方“美学”研究的方向。注重有形的、物的真实存在，即存在决定意识。一切有形之物皆为上帝所造，唯有上帝不可言形。也言精神、信念和力量，由上帝所赐。也言“情感”，世间一切感恩于上帝。人的主观意识要遵循上帝的旨意而行。人生下来就带有“原罪”，必须通过“祷告”方可获得“救赎”。肉身为己，灵魂属上帝，通过“忏悔”而赎罪。对上帝的尊崇是西方美学理论的萌芽，体现在教堂的建筑、绘画、颂歌和主（耶稣）及其弟子的雕塑中。受希腊古典哲学和后来的犹太教及基督教的影响，他们建立的美学理论，原则上没有跨越因果逻辑思维的范畴。无论唯物论，还是唯心论，对美的认知始终停留在“存在”即“有”的层面。宗教把神着色，与大自然就有了隔阂。“博爱”思想可视为西方美的认知的基础与前提。如果说古希腊的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有些许相同之处，那么东西方宗教则截然不同。
中国的文明产生于农耕社会河生文化的基础之上。因为古时只有黄河称为“河”，其他河流称为“水”，华夏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
我们的祖先依黄河流域而居，农耕社会以部落、氏族、家族形式维系，以姓氏、血缘关系为纽带。播种依“季节”，耕作靠黄河水系，收获仰赖于天。先民们在农业文明的长期实践中很早就感悟到宇宙是以整体形式存在。对“天”的理解，即“德”；对“水”的认知，即“性”；对“季节”的确定有着更接近自然的“觉、悟”，由此逐步形成“天—地—人”为一元整体宇宙观的思想。
这种整体宇宙观的形成奠定了提出阴阳、五行基本概念的基础。几千年前，夏代的《连山》，商代的《归藏》六十四卦，西周的《易经》八卦、六十四卦（卦象、爻辞）。《尚书·洪范》提出五行（水、火、木、金、土）的概念，是宇宙间天“—地—人”运动变化的总貌之图像化描述。它们不是独立或对立关系，而是“相应”或“生克”关系，“生”即发展，“克”即抑制，形成了中国人对自然法则的独特认知。
这种宇宙观的真正形成与建立是在春秋时期。儒家的宇宙观以《易传》为标志。在本体论上提出人“与天地修”，“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与万物的关系“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应做到“尽心，知性，知天”。儒家重孔子，讲“羞耻心”，讲“愧疚感”，得一个“善”字为先，强调以生命为中心的宇宙观和以价值为中心的人生观。“善”即是人性的内在美。我族人人头顶有个“天”，是心中最大的神，即是“德”，不可视，无具象，“天”有性，性若水，故“上善若水”。“德”是儒家美的本质。《大学》中阐述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之是知，好之乐之必修行才有。这种修行是美的思想基础。中国人不藉宗教的染色，直接于“神无方而易无体”的大自然，知大自然的意志是向善的，也是难测的。道家此时形成了宇宙系统生成理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凶吉，凶吉生大业。”“天—地—人”的自然循环法则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讲自然状态下的“真”和“美”，道家相对儒家则是向着超越界开放。儒家和道家都只是一种经验的提供，人最根本的是要设法面对和理解自己的生命。道家的“真”是指自然法则的真，这种“真”涵盖一切，“美”尽在其中。道家提出“象”的概念，即自然的气息。物生有“象”，象后有形。由自然的一切形，感悟自然是有“意”志的、有目的的，这种意志是由“象”的变化决定的，它是存在而不可见的，体现一个“无”的概念。客观世界真与美的认知取决于美的主体是否达到“象”或“无”的境界。
至秦汉时期，以儒为核心，阴阳五行论� 对美的概念和认知，沿袭至今，与西方的认知迥然不同。天、地为“乾、坤”，只可感悟而认知。“无为而治”是思想理念，“有为而用”是行为，二者统一，礼制是严格的，精神是自由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融合了5世纪前后正式进入中国的佛教文化，其中“禅”的思想对主观意识及美的认知有一定的影响。佛教“慈悲”的理念，“禅”的修行，阐明人与自然之间行为与意识的关系，但没有上升到“无”的真正境界。因为佛教讲“出世”，故它在对美的认知、客观世界和社会实践中有局限性。
虽然中国经过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和朝代更迭，但是理学体系基本完整。虽有外族入侵，经过一段时期，皆被融合同化，乃因这种文化的博大。文化是有生命的，它的发生、生长、消亡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西方文化有文艺复兴的再生，而中国文化至今衰退而没有消亡皆因其博大精深，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几千年文化根基的有力支撑，这也是西方人面对中国文化常常感到困惑的问题。
现代中国学者也研究西方美学，但国人心中对美的意识、美的品评仍然受浓厚的文化和传统思想的影响，其原因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意识思维没有根本的变化，但传统文化意识正在淡化，西方现代思维确有成为主流的趋势，这也是值得我们警觉和思考的。
二、阴阳意象思维及历代帝王文化对中国美学理论的深远影响
西方美学的基本问题是美的本质、审美意识与审美对象的关系问题。哲学是以整个客观世界为对象，研究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美学的研究建立在哲学的基础之上，只是研究社会现象中的一个领域的特殊规律，其成果反过来也是对哲学的印证和补充。美学的研究与哲学最为密切，也与伦理学（善恶）、心理学（客观世界的美的主观反映，即审美意识）、教育学（引导）相关联，但又有明确的区分。美学理论与艺术理论密不可分，彼此渗透，相互转化，但不等同于艺术理论。
美是社会实践的产物，艺术是复杂的社会现象。究其共性是人对客观世界美的反映或产生的审美意识，所以美学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着的审美观念科学。
西方美学对美的本质长期纷争。柏拉图唯心的“理念说”，批判者亚里士多德唯物的“感性说”，普罗丁“神赋予万物美”，他们在唯物与唯心间不断纠结。文艺复兴至18世纪，西方许多美学和艺术家（如达·芬奇、威廉·荷加斯等）仍然继续从事物的自然形式探求美的本质和规律。包括法国哲学家狄德罗唯物的“实在美”，德国康德唯心的“快感对象美”，黑格尔摆脱康德直接论证“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唯心说等等。概括起来不外乎两点：其一，唯精神世界的主观意识；其二，唯客观世界的物质形式及自然事物的某种性能或属性。但因忽略了人与社会的实践，对美的本质在认知上是一种缺陷，这样的结果也是西方早期因果逻辑思维的产物。
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它的连续性，创立的哲学体系具有阴阳意象思维特征，对于美的本质、审美意识和对象既有精神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认知，更注重社会实践的探究。我们不必拘泥于在西方美学的框架下研究中国文化中的美学思想，否则会落入以小看大的怪圈。
中国古人对世界的认知是天地自盘古开，是个浑沌的整体。道家文化认为世间天地万物由“一”而生，即“易”，非上帝所造。而“易生两仪”，即“阴阳”。万事万物皆有阴阳。老子有“万物负阴而抱阳”，“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之说。阴阳概念是对宇宙万物空间横向运动现象的总体概况和运动原因的主观推测。对于事物，阳刚谓之美，阴柔也谓之美。至刚至柔为美的。本质，其认知也只有在中国文化中存在。
万物之间的转化存在着“气息”，这种气息的变化直接影响客观世界（自然）的物质形状和性质的变化，与主观世界（精神）的变化（意、象）随之。“在天为象，在地为形”，人处在形象之间，随着形象的变化而变化。“象”又有四个层面的认知，即物象——人、自然、社会可直接感知的有形实象；性象——事物象中抽象出的某一方面属性之象；意象——反映事物属性本质联系之象；道象——规律之象。这种阴阳意象的思维对人的情感、品行、命运，社会的兴衰，伦理的正、邪，生活的朝、暮，活力的勇、气等对美的艺术的认知形成了长期的、比较稳定的影响。
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农耕文明的持久性，随着社会进程的不断演化，中国文化中还存在着独特的“王权文化”（皇权文化）——“帝王文化”。这种带有强烈的社会属性的文化，也同时左右着人们的自然认知、社会意识和艺术表现形式。
文化的独特性产生审美意识的多主体与客体的现象。客观存在与主观意识形成相互交替、叠加，互为反映。如“天”既是客观存在，又有主观意识。帝王称自己为“天子”，天子不是神，要祭天、祭地、祭祖。这种祭祀集中表现在古代的礼乐文化（颂乐、雅乐）。臣民庶民（百姓）除上述三祭外，还须尊崇帝王，敬仰仙人（道教八仙），叩拜汉化的外来神（佛祖释迦、菩萨、观音等），尊崇闲人——“子”（老子、孔子等），躬亲神话的族人（关公、妈祖、黄道婆等），还有对“节气”的崇拜，对逝去者的追悼与祭奠。可谓是万物皆神，万法归宗。这种民间的神话传说与对历史人物的歌颂体现在大量的戏曲、戏剧中。如果问国人什么是美，则答案多样，不可明确界定。西方有明确的宗教，但没有完整的宗教理论。中国文化有完整的哲学理论，但没有西方概念上的宗教，许多学者称中国的宗教为“宗法性宗教”，有待商榷。由于文化的独特性导致审美意识和审美对象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呈现混沌且清晰、深远而具体、具象与意象为一体的特质。体现了天地人合一，灵与肉一体的世界观。
美学与艺术互为渗透，各有特征。几千年来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化体系和儒家、道家的哲学思想，在艺术的创作、欣赏、品评方面独树一帜。
中国文化中审视人、事物、行为、艺术作品是否存在美感，品评和认知的依据并非只依感性或理性，社会实践的认知和体验及生命的活力尤为重要。审美对象必须符合审美意识，且具有明确的时效性和地域性。中国文化探究的美一定是完整的美，残缺则不美。原因在于天地是完美的，人的肢体、魂魄、意识也要与天地气息相对应。
中国文化中对艺术的品评概括起来分为三个层面，即“形”的完整，“意”的体现，“象”的高度。中国文化比较注重文化传承中的教化意义。客观世界美的认知必须符合自然法则，主观世界美的认知必须符合伦理道德标准，同时要满足社会的需求并彰显出生命的力量。如中国古代的书法、武术、诗词歌；“形”的完整，技能的表现——情绪之快感（品评为不难看）；“意”的内涵，艺术的体现——视觉、听觉之美感（品评为好看，生命之动感）；“象”的高度——心灵的愉悦（品评为感悟天地之气息）。专业艺术家的创造审美意识本应高于一般品评者，却有时驾驭不了品评者的审美意识，出现审美意识的差异，这是因为审美主体的社会意识存在共性和个性的原因。同时中国文化中的“帝王文化”存在，原来社会意识中的共性意识转变为帝王的个性意识，对美的界定出现了个人意志化。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普遍存在。由此，品评美的本质的标准也常常取决于帝王的个体意识，这也是中国文化在对美的认知过程中独一无二的。
总之，在中国文化中，儒家的至善唯美，以“德”的意识存在；道家的至真唯美，以“自然”的意识存在，沿袭并影响至今。这种意识是对其它任何客观存在或主观意识的美的形态的认知及品评的基础与源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瀚海中，对美学的思考，试图追寻出某种有规律性、有生命力的东西，也许只有把所有已有的认知放弃，建立新的思路才能认清。好比杯子已盛满，清空后重新注入新的东西，才能寻求到新的、另一个整体的机理。化一切理论、观念、认知为无形，再升华无形为一切有形，以至于有限与无限之中。
研究美的本质、审美意识与审美对象的关系问题，其目的在于从一个侧面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哲学思想的了解，以便欣赏古人之佳作，创作真正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体现时代风景的美的作品。
无论如何考量美学的问题，美的或艺术的作品，一定是创造，而不是制造。无论如何品评艺术的作品，符合客观的规律，自然的、有生命的是其准则。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宋代分为北宋和南宋。从画风而言，北宋的山水画坛，名家众多，主要有关同、李成、范宽等，画风各异。主要表现为关同的峭拔，李成的旷远和范宽的雄杰。南宋主要的画家有马远，他的画给人一种含蓄之美。北宋和南宋的山水画在构图风格上截然不同，北宋是全景式的构图，而南宋创造了一种新奇的构图方式，弃浑雄之大，取轻巧之小，同时也满足了不同的审美要求，画境幽远、淡泊、给人一种清新、空旷之意境，遐想无限。
但从整体上看，宋代山水画在差异中又有统一，在个性中又见共性，他们代表了宋代山水画的艺术风格。
北宋是以中原画派和院体山水画为主流，在艺术语言上，北宋山水画经常采用全景式构图，或山峦重迭，或树木繁杂，或者境地宽远、视野开阔，或铺天盖地、丰满错综，或一望无际。笔墨繁而含蓄，爽利而凝重。这种基本塞满画面的、客观的全景整体性描绘自然，使北宋山水画富有深厚的内容感，给予我们以丰满而不确定的感受。[1]
宗白华先生在《论中国意境之诞生》一文中指出：“意境”是化实景为虚景，是艺术形象或情景中呈现出的情景交融，能够蕴含和昭示深刻的人生哲理及宇宙意识的至高境界，它是主体情感与客观形象的有机统一。“意”，侧重于艺术家情志、理想的主观创造，心与物、情与理的结合；“境”，则侧重于生活形象的客观反映，是形与神的统一。[2]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是宋代山画中最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标准，既是创作原则，也是鉴赏原则。
一、心物统一，情景交融
心与物的统一。“心”在中国古典美学中表现为审美主体，也就是人；“物”是审美的对象，是客体。石涛在《画语录》中主张心与物的高度统一，这里的统一就是“神遇迹化”。他说：“山川脱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是而迹化也，所以归于涤也”。 [3]所谓“山川与予神是而迹化也”指的就是客观景物与主观情感相融合的产物，是情与景、意与境的有机统一，也就是情思与景物的统一。宋代山水画所描绘的景物、事物是情感的载体，因而是情感化的景物、事物，这就是“化景物为情思”。同时，艺术家在表达感情时，又必须渗透、融化于景物和事物之中，也就是“化情思为景物”。意境就是“化景物为情思”和“化情思为景物”二者的有机统一。因此，宋代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与郭熙的《林泉高致》这两幅山水作品所呈现的意境，正是心物统一、情景交融的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体现。
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是一幅宋代山水画的优秀典范，此画给人以山势逼人之感，造成这种感觉的原因：一是构图，主峰巍峨浩大，面积占画面的三分之二，而逼近画幅顶端，构图给人以威压的感觉，下部以三堆巨石作底层，承受主峰的重量，形成上下部位的紧张关系，但是画家巧妙的运用水平线上的白色云烟和S形的溪水，又使画面形成了空间和疏朗气氛。一行山间行旅者把观者的视线引向画面外边，从树背面隐约显现的楼阁，有意安排在极右的'一侧，构成行旅者向左行进的开阔前景，使画下方形成律动感。二是用笔用墨，范宽用墨之法近似江南画风，用墨皴与雨点皴结合表现主峰的体积与重量感，苍莽雄浑的气势。
北宋的山水画主要是沿袭五代以荆、关为代表的北方画派，着重塑造黄河两岸关洛一带的山水形象。作品主要借助山、石、云、树木等景象来反映画家的审美情趣。因此，当我们在欣赏北宋时期的山水画时，可以感受到画家们借助各种景物的完美融合来抒发自己内心的审美情趣和山水画的意境。如宋代郭熙的《林泉高致》中强调了描绘自然山水时，不是只绘制一山一水，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出神入化在环境中的各种关系显现出来。一方面，处于四时天气变化环境与近观远望不同景象关系中，山水本身也表现出不同的物象，“真山水之烟四时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画见起大意而不为刻画之迹，则烟岚之景象正矣。真正的山水之风雨远望可得，而近者不能得明晦隐见之迹”。另一方面，要想表现出真山真水的生命活力来，也借助它周围的景物来相互映衬，也就是说，充满生机的意境是通过景物间的相互关系得到的。正所谓“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故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得亭榭为眉目，以鱼钓为精神。山无烟云，如春无花草。山无云则不秀，无水则不媚，无道路则不活，无林木则不生”，天地之骨也，骨贵坚深而不浅露。水者，天地之血也，血贵周流而不凝滞”等。[4]因此，这种事物之间的辨证关系正是中国古典美学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的体现。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许多艺术家隐居山林，追求自然情趣，在审美标准上提倡“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大巧若拙、天趣大补”。 [5]因此，艺术不可能是单纯客体，也不可能是单纯主体，而应当是主客体的完美融合，主体的表现必须借助于客体，客体的再现必也表现主体，主体的表现必也反映着客体。二者的割裂，必使双方的表达受到损害，二者的结合则使二者相得益彰。
二、虚实相生，像外有像
“钟厚必哑，耳塞必聋，万苦不坏，其惟虚空”，钟和耳只有在“实”中保持适当的“虚”才能听其音，闻其声。[4]所谓实境，是指通过客观事物的形象的描绘而直接把信息传达给读者的信息，在宋代山水画
中主要指我们看得见的画面的外在形式；所谓虚境是指艺术作品借助实境的描绘间接地暗示象征而表现出来的形象。它不是直接由感官把握到的，而是必须通过想象才能感受到，有时并没有直接表露或者抒发艺术家的某种情感、思想，却通过自然景物的客观描写，极为清晰地表达了艺术家的生活、环境、思想、情感。这种虚实相生的特征，给欣赏者提供了充分发挥想象的余地，欣赏者可以在对对象的联想中进一步补充、丰富作品的整体意境。
“虚实对比”、“虚实相生”是老子提出的思想。虚与实是艺术辩证法中最重要的一对矛盾统一体，虚实对比、虚实相生，是我国传统文艺最常用的艺术手法。具有意境的文艺作品、艺术形象往往虚实结合，相互转化，以虚为实，以实为虚，构成一种虚虚实实，发人联想的艺术境界。
北宋画家郭熙说：“诗是无声画，画是有形诗。”诗中要有画境，画中要有诗境，可以说，不能给人以想象的诗与画不是好的诗与画。“好”体现的意境就是“虚”与“实”审美关系的统一。[4]“虚”与“实”这一审美关系的统一正是南宋山水画艺术意境的体现，因此，自从宋室南迁之后，虽然处于动乱之中，但是南宋的山水画弃置北宋的全景式的构图，而采用“一角半边”式的构图，所谓“一角半边”就是采用两对角远近对照的方法形成对角线构图，使画面的重心偏离正中，作品中山水往往偏于一边，开阔画面的空白，形成暗示的空间，画面出现的是颇有选择取舍地从某个角落、某个局部、某些对象的某一部分出发的着意经营，安排位置，苦心孤诣，在这些为有限的对象的细节忠实描绘里，表达出某种较为确定的诗趣、情调、思绪感受。同时，对称走向均衡，空间更具意义，以少胜多，以虚代实，以白当黑，以一当十，以简代繁等等，这样的构图使南宋山水画的意境美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像被称为：“马一角”的马远的《踏歌图》构图虽然很小，但是空间感非常突出，画面大部分是空白或者远水平原，只一角有一点点画，给人们一种“虚实相生”的感觉，这与“意在言外”、“此时无声胜有声”一脉相通。
由此可见，南宋与北宋的山水画相比，它的题材、对象、场景、画面虽小多了，但在自觉的抒情诗意方面却更为浓厚鲜明。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宋代山水�
摘要：随着我国教育改革制度的进一步推行，也就要求在化工原理这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能够同时提升学生的理论能力、实践能力以及创新能力，从而获得一个良好的教学效果。因此相关教学人员就需要对传统的化工原理课程教学进行不断的优化与创新，并进一步提升该课程的教学效果。本文主要就化工原理课程教学中的创新教育进行了分析研究。
关键词：化工原理；课程教学；教育创新
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推行，也就要求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及问题解决能力。化工原理作为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其具备有涉及面广、结构复杂以及设备类型多等特点，因此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就需要重视学生创新能力以及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满足现阶段化工行业的人才需求，从而取得一个良好的教学效果。
1现阶段化工原理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提升工科专业实践教学课程的教学质量，也就需要加强对学生创新意识以及工程意识的培养，从而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以及专业水平。但是在现阶段化工原理课程的具体教学过程中依旧存在着比较多的问题，并会直接影响到该门课程的教学质量。在化工原理课程教学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①课程内容过于单调在该门课程的课程设计过程中，多是由教师来进行具体设计内容以及设计要求的选择，在选题的设计过程中也多使用着以往使用多年的题目，这就就导致了设计题目过于单调等问题的出现，并难以取得一个良好的教学效果。②缺乏对学生工程意识的培养：在进行化工原理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依旧有部分教师们只注重于对学生理论知识的教学，并直接忽视了学生创新意识以及工程意识的培养。在这一教学模式下，学生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也就无法很好的应用各种工艺与设备，并且缺乏解决问题的良好能力，这样也就无法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③师资力量匮缺：近年来随着我国高校的扩招，使得化工专业的学生数量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为了满足教学所需，部分高校就通过公开招聘的模式来进行师资力量的补充，但是招聘到的讲师多为青年教师，其在具体教学过程中缺乏有相应的实践能力，对于学生的指导能力也严重不足，从而制约了化工原理课程的教学效果。④在现有化工原理课程教学过程中，其考核评价体系多是通过考试的形势来进行，这也就导致学生单纯是为了成绩而进行这门课程的学习，并且难以调动起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此外在进行课程设计的过程中，其设计内容缺乏有创新和亮点。
一、当代西方艺术美学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影响
（一）当代西方艺术美学的特点
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改变了世界。因此当代的艺术家必然要创造和选择新的艺术语言或者艺术形式来表现自己所认识的新世界。而现代的哲学观念直接影响当代美术创造；当代美术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沿着人类发展的必然规律进行的。
那么我们了解了西方艺术美学就必须了解当代西方艺术美学的特点。“当代艺术”是西方20世纪以来的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形态。随着西方社会进入现代时期之后，就出现了和古典艺术以及近代艺术不同样式的现代艺术。现代艺术的突出特征是在艺术形式上改变了以古典写实的路线，代替的是体现艺术家张扬个性的观念和形式的艺术语言。无论是何种艺术形式，作品所反映的都是现代社会变化给人们带来的社会心理特征。它们在内容上往往反映了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并且在艺术形式上体现了当代艺术精神。
（二）西方当代艺术对中国绘画的影响
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发展进程上保持着先进性，所以西方的“当代艺术”对世界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其他国家在艺术上要临摹于西方。当我们纵观近代以来中国美术的历程，不难看出其实它也是一个不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在学习的同时我们也在理性地借鉴西方现代艺术理念，中国需要吸收和借鉴西方当代艺术的成果，但还是要将它与中国传统的因素融合，用以创新的中国式的当代艺术。
二、当代西方绘画与中国传统的文人画理论
（一）传统的文人画理论
国画中包含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文人画。这个概念从唐代王维生开创，北宋苏轼提出“士夫画”，到明代的董其昌称道“文人之画”，文人� 画面在笔墨意境中都表现了“胸中有逸气”“自由、反叛”“张扬个性”等特点。虽然传统的人文画艺术思想内容的表达非常机械化，而且把富于细节变化的事物形象简化抽象使之单一，但是这毕竟是传统思想的体现形式，具有中华传统韵味。
（二）西方当代艺术影响下文人画的转变和发展
传统的文人画包含了文人的闲情逸致、高古风格，以及内心的写照，因此在唐宋时期文人画对形体的要求还是相对比较准确如王维、苏轼、米芾、赵孟頻、唐寅等，但如文征明、石涛、郑板桥、尤其是八大山人和齐白石等等这些明清后的文人画家们，他们的风格则是向着张扬个性个的方向发展，画面“贵在似与不似之间”。再来看现代的文人画，由徐悲鸿开始，西方的艺术思想逐渐进入中国，开始了中西方艺术美学结合的新艺术体系。很多艺术家都对其进行过探索和研究。当代的文人画的表现形式已经由艺术家们分解成最基本的画面元素，从而不再由物象的真实感来打动观众，而是通过色块、明暗、几何形状等画面因素的各种排列组合的方式来营造艺术氛围，通过画面元素来制造出“节奏”感传递作者的意象。这种和观众沟通情感的方式和传统文人画是相同的。但是表现手法确实大相径庭。用艺术的语言来表现现实物象，在传统的文人画中通过笔墨表现的非常到位，而当代文人画作画的形式逐步被一些材料，技法，甚至抽象语言所代替，取而代之的是新表现主义下的文人画。
三、当代水墨文人画发展的方向
在文化方面解放思想和当代西方的绘画理论基本一致。随着西方艺术美学影响在中国的逐渐深入，传统中单一的写实为特征和呆板的规范性艺术标准，已经和当代思想格格不入，这种机械落后的审美准则必将在多元文化影响下的当代艺术格局中消亡。当代艺术性的一个重要指向是“自由”。当代西方思潮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中国文人画传统的东西——强调出个人内心文人情趣的艺术思想。精神闲适的审美观点已经不适合现代人生活的节奏。所谓的艺术突破、创新焦虑成为现代绘画的重要精神特征。而传统的那种“胸中有逸气”被今天的艺术家的“反叛和争取自由”来取而代之。“反叛和争取自由”都是另含有目的的虚张声势的呐喊，与中国传统文人画家的“自由、反叛”的精神都是悖反的，当代文人画的艺术创作不可避免地就带有功利主义的东西，甚至是为了来迎合市场。所以在当代绘画中文人画的衰落就是必然的。我们不禁为文人画的衰落而悲哀，悲哀传统形式的没落。也许正是这种悲哀将会转变成让我们进行更多的实践和探索的动力。
关键词：
超功利性；社会；审美精神
摘要：
本文梳理了传统美学超功利精神的发展和艺术家日常生活的超功利态度，并探讨了功利的社会生活与超功利的艺术追求的矛盾与统一，以及这种超功利性对当下艺术活动的一些启示。
一、超功利性的由来
“超功利性”是一个开始于18世纪，后来又被许多理论家将之发展而形成的一个关于审美态度的西方美学范畴。超功利性作为艺术的一个特性最早被清晰、系统地提出来是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里。康德把审美无利害性作为审美的第一个契机：“美是无一切利害关系的愉快的对象”。他认为，审美活动是超越一切利害关系之上的纯粹的精神活动。鉴赏是凭借完全无利害观念的快感或不快感对艺术对象和其表现方法的一种判断力；一个美的判断只要夹杂少许的利害感在里而，就会发生偏爱而不是纯粹的鉴赏判断。后来的学者把康德的这种审美主张称为“surutili-tarianism”，即超功利主义。
康德的超功利理论使美学的研究由对对象的研究转向了对审美主体的研究。这正好与中国传统艺术一贯注重主体精神的表达相应相合。从老子美学思想开始。中国文艺不论是从审美创作还是审美态度上就踏上了要以虚静空明的心境观照万事万物、观照混沌之道的超功利进程。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条脉络：老子“涤除玄鉴”，庄子“心斋”、“坐怀”，宗炳“澄怀昧象”，禅宗思想的“破执”、“悟”，宋元山水之“无我之境”，明代三袁之“性灵”、李贽之“童心”、清代刘熙载、叶燮关于“人品与画品”论述，到近代王国维“美可爱玩而不可利用”以及朱光潜的“心理距离”、宗白华的“静照”。中国传统审美精神中的这种超功利性已经成了进入中国传统艺术审美世界的第一道门槛。若要带着功利、世俗的心态去欣赏传统绘画、书法，去阅读诗歌，定将背道而驰。
二、从老子“涤除玄鉴”到宗白华“静照”：传统美学超功利精神的发展
中国传统美学并没有“美学”之名而是附于哲学思想和文论、画论之中。最早、也是对后世艺术最有影响力的美学思想就在老子的哲学思想里。老子哲学的中心在于“道”。道是在天地产生之前就有的混沌状态，道没有意志没有目的，包含着产生万物的无限可能性。道的这种无目的性和无规定性就是中国传统美学超功利思想的发源地。这一点特别体现在老子关于的“涤除玄鉴”论述中。“涤除玄鉴”的第一层含义是要把“道”的观照作为认识世界的最高目的。第二层含义是要求人们排除主观欲念和成见，保持虚静的内心。可以说后来的传统文艺的各种关于审美心胸、审美态度以及艺术创作的理论和实践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
庄子的思想把老子的“道”赋予了更多更新的意义，这些观点都对艺术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庄子认为，作为宇宙本体的“道”是最高的、绝对的美：认为主体必须超脱利害得失的考虑才能实现对“道”的观照，从而获得“至美至乐”。庄子在《大宗师》中写了南伯子葵和女的对话，借女之口庄子说明了一个人要想游心于最高的美——道，必须要经历一个修养的过程，第一步是“外天下”即排除对世事的思虑；第二步是“外物”，即抛弃贫富得失等各种计较，第三步是“外生”，即把生死置之度外。庄子把这种“无己”、“无功”、“无名”、“外天下”、“外物”、“外生”的精神状态称为“心斋”、“坐忘”。“心斋”就是空虚的心境，“坐忘”就是要排除一切利害关系，只有这样以空虚的心境彻底摆脱利害观念才能实现对“道”的观照才能达到人生的自由。 禅宗思想是老庄美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最高阶段。它发展了老庄思想，并且比之走得更远。禅宗也追求至高的“道”，要得到禅宗之“道”，不能强求外在的力量，必须破除如语言、逻辑、辩论的执著。可见在禅宗思想里任何功利的思想都无法生存，所有目的性的东西都得排斥掉。禅宗强调“悟”强调心灵的感受。“悟”的状态是和老子“涤除玄鉴”庄子“心斋”、“坐忘”宗炳“澄怀味象”一脉相承的。只有通过这样超功利状态下的“悟”才能体验到“道”，才能得到“一种瞬间体验的永恒存在”。
老庄玄学禅宗思想融为一体，为以后的文人艺术甚至更广的艺术类型拟定了审美的态度和应有的创作状态。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的“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可以说也是同出于老子的“涤除玄鉴”和庄子的“心斋’、“坐忘”。宋元山水所推崇的“意境”其本质上也是要求审甍意向表现作为宇宙本题和生命的“道”。并且要体验到“意境”又必须以虚静空明的审美心境为前提。在明代中后期受资本主义萌芽思想的影响，在文艺理论界掀起对教条主义和复古主义美学的批判。虽然他们的侧重点在于文艺不能脱离社会实际，但其出发点仍是希望追求自由独创的精神和表达人的自然本真状态。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三袁之“性灵”、李贽之“童心”、汤显祖之“情”中可以看出。
到近代西方美学思想被介绍到中国，对中国文艺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国维就受到康德“审美无利害关系”学说的启发，他结合传统美学提出了“美可爱玩而不可利用”的美学态度，可以说实现了关于审美“超功利性”问题的东西方对接。梁启超的美学态度也由“功利的”转向了“超功利的”，并提出了“趣味教育”的办学理念。朱光潜先生早期的美学理论里甚至把“超脱现实”作为衡量艺术价值的标准。鲁迅先生 宗白华先生关于“意境”的观点与王国维、朱光潜也同属一派。在《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中，他引王羲之诗：“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认为中国艺术的美感正来自空灵静照的忘我刹那，“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使心灵处于一种空灵的状态，在人生忘我的那一刹那，静观万象才能体验到中国艺术的“意境”。这里我们仍然很明显地可以看到老庄、玄学、禅宗、宗炳等思想的延续。可见，这种以虚静空明的心态观照宇宙体悟自然的`超功利审美精神在中国古代一直没有断裂过。而且在水墨艺术寻找民族性、现代性的当下，虽然对于传统审美精神有过很多的批判和反思，受到大众文化、政治文化的消解和挑战，但这种植根于很多艺术家心底的超功利思想也一直没有断裂。
三、中国传统美学的超功利性对当下艺术活动的启示
从历史发展来看，不论是文人艺术精神起源的老庄时代，人文意识觉醒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还是禅宗思想盛行的中晚唐……一直到上个世纪初的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所处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传统文人艺术精神的超功利思想之所以一直延续，正是因为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功利化的色彩一直很浓。而作为要观照宇宙万物、亲近自然、体察内心的文人艺术来说，以超功利的思想从功利的社会生活中超脱出来获得身心的自由是一种必然选择。应该说中国现在也是一个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对于当下混乱和功利心极强的艺术界，重提超功利性是有必要的。首先对于个体来说，超功利精神不失为现代人回归人的本性、摆脱现实社会的虚无感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其次我们应该正确处理个体审美体验的超功利精神和公共事务建设的功利精神之间的关系。虽然审美和功利的矛盾是美学上一直纠缠不清的问题， 在经济急需进一步发展社会结构需要不断调整保障体制需要逐渐完善的当下中国社会，让艺术发挥其超越精神给人民的思想以启蒙，让人民积极主动地生活和反思生活、超越生活，这样的艺术将对社会进步形成有效的思想基础。实现个体审美体验的超功利精神和公共事务建设的功利精神之间并非就水火不容。也许目前我们更需要的是在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实现艺术市场秩序和机制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但重提艺术地超功利性无疑会加快这一进程，促进艺术事业和整个国民生产的发展。
关键词：美学 音乐美学 “模仿论” “典型说” “美在整一”
摘要：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宗教、自然科学和美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美学思想的核心即为艺术“模仿论”，反对艺术“天性说”，同时，他还开启了艺术“典型说”的萌芽；提出了美的存在方式为有机整体的观点；界定了艺术的外延；揭示了音乐的特殊性，对音乐本质展开了探讨；高度肯定了艺术广泛的社会作用等等，这些不朽的关于艺术、美学、音乐的论述犹如大河之源掀起了后世艺术科学发展的滚滚洪流。然而，由于时代视野和阶级的局限，他的美学思想也深深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烙印。
一、美学思想的核心——艺术“模仿论”
艺术“模仿论”是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的核心。 模仿说其实是古希腊的传统说法，赫拉克利特就有过艺术模仿自然的见解，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也有类似的说法。到了柏拉图把模仿说系统化了，但他的模仿说是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理论基础上的。 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相反，否认“理念世界”的存在，肯定物质的感性世界是真实的，而艺术模仿现实世界，艺术是真实的，进而对模仿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
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模仿论”的新观点主要在于如下两点：其 其二是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的天性，即善于模仿。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的起源有两个原因，而且都出于人的天性。第一，模仿是艺术的本质，而模仿出自人的天性，人具有模仿的本能。第二，音乐感和节奏感也出于人的天性，而音乐感和节奏感是构成艺术的形式方面的重要因素，特别对于音乐、诗歌、舞蹈更是如此。
天性说在今天看来当然是不科学的，甚至显得有些幼稚，但在2000多年前的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在柏拉图那里把艺术看做是少数人的“神灵凭附”，把艺术神秘化了。而亚里士多德的天性说肯定了模仿是人的本能，并且是“人和兽的分别之一”，所以就应得到尊重，这就增添了艺术存在的合法性。
二、“典型说”的萌芽
文艺创作中的艺术典型一般都是实际生活的真实反映，但又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鲜明，更有集中性，更带普遍性，从而更富有审美价值。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按“典型”这个命题来论述，但实际上已涉及典型说的几个重要方面。
（一）通过个别表现一般，通过个性表现共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般不是处于个别之外，而是寓于个别之中的，他批驳了柏拉图关于理念是在具体事务之外，在现实世界之外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要求每个人物既要有类型特征，又要有个性特征。 艺术应该由“这个”制作出一个“如此”，即“这个如此”。“如此”就是普遍的、一般的性质，而“这个”是指某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事物。
（二）诗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诗比历史具有更高的真实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诗的目的不是描述个别现象，而是透过现象深入本质，通过个别的东西去表现普遍的东西，因此，他认为“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1]28—29。
（三）触及到了艺术的理想化问题
亚里士多德反对把模仿看做被动地抄袭事物的本来面目，主张把事物加以适当的理想化，进行艺术创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脱离原型，而是以现实事物为基础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可使事物比原来的更美好，或更坏；悲剧人物要求人物比一般人更善良。这里，实际上已触及到了艺术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问题了。
总之，典型说的萌芽，是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的精华之一，也是他在当时条件下的伟大发现。他为最早的典型说奠定了基础，这是很大的贡献。当然，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解决与典型性有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典型性与个别性之间的关系等。
三、美的存在方式——有机整体
（一）美在整一
柏拉图把美看做美的理念，一切个别事物的美，看做是“分有”美的理念。亚里士多德则与他截然不同，他不仅不承认美的理念，还把美看做是客观事物存在的一种特殊方式，他从具体事物本身去寻找构成美的客观因素，也就是去探索美的存在方式是什么。
在《形而上学》中，他指出美的主要形式是秩序、匀称与明确。所谓秩序是时间上的匀称，所谓匀称是空间中的秩序，而从秩序与匀称中见出明确，三者实际是统一的`。后来在《诗学》中，他进一步提出“美在整一”的概念。只有整一的东西才能见出秩序、匀称与明确。秩序、匀称、明确是整一所造成的感官印象。亚里士多德强调各部分紧密连接，见出秩序，这就是各部分在整体里不仅是不可缺少的因素，而且位置也是不可移动的。这样，整体的各部分一切都是必然的、合理的、有机的整体。他主张美的事物不仅各部分有一定的安排，而其他的体积也应有一定的大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事物美还是不美，首先要取决于美的客观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体积大小和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的和谐统一。
（二）寓杂多于统一
多样统一的理论并不始于亚里士多德，最早把这一理论用到美学上的，则是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多样统一的原理，用到了悲剧结构中。 人物的性格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每一个人总有一个性格核心和总的方向。
（三）关于“三一律”问题
“三一律”也被称为“三整一律”，用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的定义，就是指“要用一个地点，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并从开头直到末尾维持着舞台的充实”。“三整一律”被拆开理解就是包含“时间整一律”、“地点整一律”和“情节整一律”。而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首先提出了“情节整一律”。他从有机整体的概念出发，认为戏剧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情节结构，而不是人物性格。因为以情节为纲，容易见出事迹发展的必然性，所以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悲剧中尤其强调悲剧情节的完整和紧密。
四、艺术的界限
首先是关于艺术与自然科学的区分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自然事物中带永久性的东西，自然科学的方法是证明，它本身具有连续性，成果可以不断积累、传授。而艺术是一种心理性的生产状态，艺术以创造为目的，而且必须是从头创作，所以艺术家本人的修养、造诣和情操就显得尤为重要。
亚里士多德认为诗要靠天才，而不是柏拉图观点，即认为靠灵感或疯狂。亚里士多德还认为诗要有真情实感，要能把人物描写得活生生的，为此，诗人本身要有丰富的情感体验，否则不可能激起观众的情感。他指出文艺创造过程中是有理性活动的，他要求诗人在创造过程中要具有清醒的理性。 其次是关于艺术与道德的区别问题。柏拉图认为艺术服从道德要求，艺术家首先应是道德家。其实柏拉图使艺术成为道德说教，是取消了艺术的应有地位。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艺术与道德相近，但二者是有区别的：道德是行为，艺术是生产；道德属于道德家本身，艺术属于广大观众，属于社会，艺术并不依附于艺术家。
再次是关于艺术与技艺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二者的共同点是都体现了运用推理创造事物的才能。不同点主要有：1）目的不同：艺术为了娱乐，技艺为实用。2）对象不同：艺术的对象是整个自然，艺术要表现事物的本质。而技艺只作用于个别、偶然的事物上。3）性质不同：技艺可以因袭、模仿和雷同，但艺术则必须创造。
可贵的是亚里士多德不但指出了艺术与技艺的差别，而且对艺术内部也作了细致区分，建立了最早的艺术分类体系。他根据模仿的手段、对象和方式的不同来细分各种艺术门类。
五、音乐的特殊性
（一）音乐能表现感情
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是表现感情的，是与人类的心灵契合共通的。比如他认为“节奏和乐调是一种最接近现实的模仿，能反映出愤怒和温和、勇敢和节制以及一切互相对立的品质和其他的性情”。
（二）音乐是一种运动
亚里士多德发现了声音的产生是由空气的运动决定的，声音的质量、音量、音色则与动物发声器官及乐器本身有直接的关系。他认为音乐的声音是从有秩序的运动中得到的，音乐的性质，音乐的节奏、旋律，音乐的构成都是由于运动这个因素决定的，尤其是音乐和人的心理的关系，也是由运动这个因素决定的。音乐的节奏和音调之所以能反映人的道德品质，就是因为音乐的运动形式直接模仿人的动作的运动形式。绘画和雕刻仅次于诗歌和音乐，就是因为绘画与雕刻不传达运动，不能直接表现道德的性质。
总之，关于音乐具有运动的性质，因而能表现人的思想感情或道德品质，这是亚里士多德最先提出来的，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三）音乐具有群众性
亚里士多德没有直接论述音乐的群众性问题，但他无疑认为音乐是“凡人”都能享受到的娱乐，同时，各种年龄和各种性格的人都爱听它，音乐对各种听音乐的人都有净化作用。亚里士多德主张音乐教育不限于听赏音乐，而应当使人在实践中认识这门艺术，所以青少年最好能学会一种乐器。
六、艺术广泛的社会作用
（一）艺术的认识作用与审美作用
首先，与柏拉图否认艺术的认识作用相反，亚里士多德强调艺术的认识作用，肯定模仿能使人获得知识，认为人的最初知识就是从模仿得来的，因此模仿对认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艺术所模仿的不是现实世界的个别偶然现象，而是必然的普遍性的东西，也就是说艺术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因此，与经验相比较，艺术才是真知识。
其次，艺术还能引起人的快感，因此，除了认识作用外，还有审美作用，也就是具有审美价值。亚里士多德赋予模拟说新的解释，在于他断定人们从模拟过程中得到知识，并且由于求知欲望得到满足，从而产生一种快感。例如，他认为：“具有净化作用的歌曲可以产生一种无害的快感。”[2]44—45亚里士多德是最早为快感辩护的哲学家，也是最早提出审美过程中产生快感这一重要美学问题的哲学家。与柏拉图比起来，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感情受理性的控制，它是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的。认为快感不是恶，是正常现象，不应加以压制。
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所以能引起快感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快感是由于求知而产生的，另一方面快感也可能不是由模仿所引起，而是“由于技巧或着色或类似的原因”[1]11—12，也就是说，是由艺术的形式因素所引起。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提出不同种类的艺术所激发的情绪不同，它们在各自所产生的净化作用和快感也不同。例如，悲剧所产生的快感只是哀怜和恐惧两种情绪净化后的那种特殊的快感。写善恶报应所产生的快感以及写滑稽性格所产生的快感就只适宜于喜剧而不宜于悲剧。
（二）艺术具有教育作用——艺术能陶冶人的性情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中心是“中庸之道”， 恐惧和怜悯太强太弱都不好，须求适中、适度。悲剧的卡塔西斯①作用就是使它们成为适度的情感。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能陶冶人的情感，使之合乎适当的强度，借此获得心理健康，可见悲剧对社会道德有良好影响。
（三）音乐具有广泛的社会作用
以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为一方把音乐看做是最重要的道德教育手段，也就是说只强调教益。另一方则是怀疑主义的、快乐主义性质的倾向。认为音乐只能供人娱乐，认为音乐与睡眠和酒一样，仅仅是医治疲劳和苦恼的良药，仅仅是使人能得到休息的娱乐。亚里士多德则想综合这个两个极端，于是提出了“高尚的享乐”的概念。他认为音乐能达到道德教育、消遣闲暇和精神享受的目的。
首先是音乐具有净化作用。亚里士多德不仅把“净化”作用的思想用于悲剧，而且还用以解释音乐，他的净化论，具有相当广泛的美学意义。他认为：“各种和谐的乐调虽然各有用处，但是特殊的目的宜用特殊的乐调，要达到教育的目的，就应选用伦理的乐调……”亚里士多德不仅认为音乐具有净化作用，还明确认为音乐能对人的性格给予显著的影响。如他认为：“节奏和乐调是一种最接近享受的模仿，能反映出愤怒和温和、勇敢和节制以及一切互相对立的品质和其他的性情。”[2]106—107
其次，音乐具有娱乐作用。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听音乐是高尚的享乐。他把音乐列入教育课程，为的是让人们学会消遣闲暇”[3]。他进一步指出“音乐是必须的，它可以使自由的人在闲暇中享受精神方面的乐趣，而这种乐趣之所以高尚，因为它是美与愉快的结合，它能令人心畅神怡。和谐的乐调与人们心灵的和谐相契合，对人们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4]。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卓越的教育家，他有关音乐的娱乐作用的论述，实际已包含有寓教育于娱乐之中的思想。
七、简评
亚里士多德在美学中最大的贡献是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使其自身的美学思想接近了唯物主义。他不仅把模仿论建筑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同时提出了典型说，提出了艺术属于人类创造活动的主张。他要求美的事物必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美在整一的思想包含了美与善结合而又有区别的意思。他也是最早提出寓教育于娱乐思想的第一人。
当然，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生活在古希腊奴隶制城邦制时代的思想家，这也注定了他身上有他自身无法克服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他的美学思想深受他的哲学世界观动摇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影响，并且最终滑向“神”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是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他不把奴隶当人，为奴隶制的合法性辩护，在美学观点上，主张只有上层贵族阶级的人物才可以担当悲剧主角。
总之，亚里士多德美学观点对后世影响是巨大的。他的学说在欧洲有如万流之源，其影响所及后来各种流派。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何乾山。西方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论音乐[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京味儿在20世纪80年代作家那里，成为一些外乡人的精神故园。阅尽世事变迁，体验到人世沧桑之后的老一代作家们，在一种回归传统的文化优越感中获得安身立命的价值感。邓友梅《陶然亭闲话》中几个打拳晨练的老人，类似于隐于世的隐士，对政治风雨的敏锐感受既有儒家对国计民生的人世关切，也有道家全生保命的出尘于世。邓友梅的老人世界多数并非胡同里那些以体力为生的底层百姓，而是略通文墨的京城雅士，如金竹轩下班后，关起门来临几张瘦金体的雅好，将门外的世俗功利世界挡在门外。我们看到，人物的生活方式艺术化，并与其看待人生的审美化态度是基于同一种认知，个体的精神世界凭借“文化”的方式得以超越世俗维度的功利标准，从而获得释放和解脱。作者对“文化”的优越感几乎是呼之欲出的，这其间有一代人的价值判断。
在狄尔泰看来，想象是一切艺术的根本特征。在当代外省作家对北京城的建构与想象中，这种想象既是指向过去的，更是指向未来的，既是对北平化的乡土情感的眷恋，也是对某种人与人的温情、人与人的超越利害得失的交往方式的追求，更有对劫难后的某种人生哲学的大彻大悟。北京被想象成一个“幸存者”的家园，惯常的隐含叙述是在感叹重新获得自由的庆幸，道家的出世与隐逸是叙述者认同的一种生命哲学，并且获得双重的功能，既有劫后余生的高妙，又有道德与文化上的优越感——由此而获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救赎。汪曾祺笔下的小酒馆成为个人体验生命的避世之所，人们在这里品味廉价烧酒的同时，获得的是个体对某种隐逸传统的承袭体验。
想象植根于回忆之中，回忆包蕴着想象的要素。人的想象离不开历史，邓友梅晚清民国的北京想象，通过紫云奶奶等人物形象，留恋的是忠与义等传统道德范畴，即便鬼市上的商品交易也透着一股人情味儿，而不是僵硬的、赤裸裸的利益索取。叙述者总在有意无意之间将人物置于“义”与“利”的道德叙事中，北京城就在这舍利取义中获得文化身份——个以“义”为最高价值的城市。这其间含有对轰然而至的商品社会经济原则的警觉，却更有彰显其道德上的伦理优势的动机。想象的意义并不仅仅在创作作品，而在于人在想象之中，重新寻找并建构自我，重新创造出一个超现实的时间空间，因而80年代的京味儿书写完全可以视作一群知识分子的精神故园的寻找，他们的价值判断和美学趣味与老舍只是遥远的相望而已，并没有真正的碰撞。
我们很难想象，这些叙述者能够从诗意化的目光中看到北京胡同和四合院里市民心理的积垢，他们不过是外乡人，隔着自身的生命体验，为了共同的价值取舍又聚到一起，“北京”不过是寄托文化理想的载体。赵园先生说过：“汪曾祺以高邮人，林斤澜以温州人，邓友梅以山东人对北京人人生形态、生活情趣的理解，说明北京人生活中的中国哲学文化含蕴。他们是以其知识者的修养，哲学意识，人生体验而领略北京人生活情趣的。对于呈现中国文化，北京不过提供了最合于理想的形态而已。
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京派作家林徽因隔着窗户对胡同里叫卖声的一瞥，体现了知识者与底层百姓生活的情感隔膜。老舍对那些贫困而无奈的生活窘迫带来的无望有着感同身受的理解，才能怀着同情与爱写出老张们的灵魂；而即便陈建功等曾经有过京城胡同和四合院生活体验的作家，因为在情感和身份认同上的相斥，使得隐含的叙述人总是落在胡同中的知识分子身上——无论如何，这个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情感都与其他胡同居民是相区别而隔离的。这大约应该是京味儿作家与老舍的根本区别之处——某种意义上知识者的文化认同阻隔了深层次的人性洞察，也就谈不上文化反思和批判了。在北京被开发为京味儿胡同旅游的保护区——什刹海边上的十三中任教多年的刘心武，自称熟悉鼓楼一代百姓生活，但是对市民阶层的“浅思维”仍然只能做戏剧化处理，而绝无老舍一样基于平民视角的“含泪的同情”。
由于这种体验的隔膜和情感的疏离，文化认同上的差距，80年代京味儿作家最好的想象仍是深人历史的回溯式想象——通过器物古玩的可视性可触摸性，捕捉遗存的生活方式，力图从历史脉络中寻找到个体命运传奇是这类故事潜在的叙述动机。跌宕起伏的命运传奇背后诠释的是一种神秘的不可知的宿命观，并不着重于感叹历史无常，而是试图捕捉个人与历史的强大意志间的某种偶然性和可支配性。
德国浪漫派的骑手施莱格尔兄弟针对现代科学文明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却造成人的分裂的事实，即人的存在价值与技术文明的分裂，提出只有“对生活和社会进行诗化”才能够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诗化也正是80年代京味儿文学的美学旨趣。他们追求田园诗般的睦邻友好，不分等级贵贱，——比如刘心武构建的局长和平民共居一院的政治诉求，力图打破阶层，用四合院的居住模型创立理想而崭新的社会关系，这里很显然有知识分子对人的尊严的重新评估。叙述人一度让胡同口修车的荀师傅，以仁义而不失威仪的袒露的臂膊，显示出具有道德底蕴的醇厚的男性美，胜过其他任何青春年少或修饰一新的时髦男青年，象征了当代“京味儿”文学的美学标准。
作家们固执地拒绝高楼大厦，拒绝商品化的现代化进程带给人际关系的改变，在陈建功那里，四合院的拆迁，是对遛鸟的老爷子那种安闲自在的生命状态的剥夺和否定。而尤为他们看重的是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关� 苏叔阳的《夕照街》等都在这种温情的意义上寻找人对城市的认同感。《爆肚儿》中的老街坊已经气绝，全无血缘关系的邻居却踏破北京城寻找那个年代罕见的爆肚儿，而且以真挚的深情喂食死者，街坊邻居的真情为这个寻常的死亡赋予了庄严和人的尊严的重大意义。京味儿就在这种美感中奠定了范型，其中包含了对城市的认同情感，是对道德化的素朴回归，也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对打破等级和阶层的渴求。
这种对“义”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坚守，与其所对应的则是不以利益最大化的谋利为动机，从而导致的是在商品交换为原则的经济大潮来临时的失败——比如陈建功的一篇小说中，开发廊的小孙子适应市场需求，生意兴隆，有着祖传剃头绝活儿的老爷子却固守老一套，被小孙子们的发廊挤得没了顾客。
这种京味儿文化，凭借语言、礼节、讲义气、讲人情等建构起一个城市的认同感，是隔着时空的文化思乡，北京的城市化特点被抹去而呈现出乡土情感之上的田园牧歌情调——这就是汪曾祺的《再见，胡同》中的伤感，也是弘一法师“长亭外，古道边”旋律中的绵绵惆怅。善写个体命运传奇和风俗，对京味儿文化无奈告别中的眷恋，是一代京味儿作家理智的否定与情感的留恋之间的矛盾。仿佛陈建功在四合院的物质生活不便和单元高楼的人与人的淡漠之间难以取舍的心态，邓友梅笔下的京城文人雅士关起门来品墨识宝的悠然自得，同样也是一种即将消逝的、老人世界的文化心态。这种感知方式和心理实在是对宏大叙事的厌倦，超然物外，出尘于世的个人叙事占了上风。
对利益和财富的谋求意味着对情感和他人利益的伤害，意味着对同一生产方式和生存理念的“邻里经济共同体”的损害，也就意味着失去周围人的认可陷人孤立。在80年代京味儿作家的笔下，胡同人物的交往多数是以物换物，劳力上互相帮衬的，对“钱”的欲求还是羞答答的。作品中隐含的叙述者欲说还休的一个共同认识是：老城、四合院和胡同在技术文明逼近的今天，意味着贫困和生活方式的不舒适，这一点就连识文断字的“文化”也拯救不了。
而对于90年代以来的京味儿文学和影视创作，我总结为“文化的窘迫，诗意的消解，历史想象的复制和还原”。90年代的京味儿创作，京味儿之味发生了质的改变，你甚至很难将其与老舍联系起来。有论者称：“作为一种具有特定的故都残韵的现代地域文学现象，京味文学终结了。”m(P288)以王朔、冯小刚、刘恒、王小波、刘一达等代表的文学和影视创作，确实带来了京味儿文学的变异，一种调侃的、玩世不恭的腔调，拿一切开涮的顽主心态，让京味儿的“味儿”变得难以辨识。
确实，京味儿文学离不开特定的生存体验场，离不开胡同或大院居民们在朝夕相处的生存碰撞，更离不开地道的北京话，所以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王朔式的顽主略领风骚后，就不得不遵循大众文化的筛选。影视传媒的强势力量将王朔奠定的这种新京味儿渐渐固定为冯小刚式贺岁片的诙谐方式以及人物体验京城的独特视角。
京味儿离不开关键元素——诙谐的语言表达方式。冯小刚的贺岁片中一系列“北京爷”的形象，善于调侃逗乐，且有着对社会以及人性弊病的批判，以新近上映的2009贺岁片《非诚勿扰》中的经典对白为例，那位女股民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折射出某种功利主义的市场交换—20—律无孔不人，甚至伤害到个人隐私层面的情感体验的无情现实。主人公寻找真情的执着内心和诙谐、貌似玩世不恭的表面形象构成某种足以打动人心的力量，加上葛优实力派演技的渲染，观众既可以享受到调侃讽刺的诙谐智慧，又不得不认同主人公为人处事的古典式天真。
像邱华栋等完全无视这个京味儿传统的存在，自行研发创造的京城书写，由于将人物锁定为外省来京的一批新兴商人阶层，人物活动空间锁定在酒店和公寓等中国城市现代化转型中的类型化建筑，而完全失去人和城市的稳定联系，只是某种京城书写而已，谈不上有任何“京味儿”之“味儿”。
另有一类创作致力于还原京味儿空间，以胡同和大杂院去试图还原京味儿那种已然逝去的美。铁凝固执地认为只有胡同口的“青石台阶”、“老旧的灰瓦屋檐”才能使她找回北京，辨认出北京——“站在这样的石阶上，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我回到了北京，就是脚下这两级边缘破损的青石台阶，就是身后这朝我背过脸去的陌生的门口，就是头上这老旧却并不拮据的屋檐使我认出了北京，站稳了北京，并深知我此刻的方位。”潇洒义气的北京妞白大省就是北京的标识。这个叫做白大省的胡同女孩儿，具有一种胡同气质——仁义的品格。然而永远乐于助人的她，却不断被人利用，包括亲弟弟在内的亲人也将她视作任意割宰的羔羊。只因她“脾气随和得要死”，最终亲弟弟抢走了本属于她的单独套房，而表妹又抢走了她的未婚夫，在爱情上，同样被不同的男人利用和抛弃。无可否认，白大省的行为方式及其命运象征了古老的京味儿文化的衰落和失败。
记者出身的刘一达是自觉向京味儿靠拢的，“我是在北京西城的辟才胡同长大的，当年的辟才胡同在北京很有名儿，一是因为这条胡同很老，胡同里有座庙，当年高丽国王都在庙里烧过香；二是因为慈禧太后就出生在这条胡同；三是因为民国以后，在这条胡同办起了几所学堂。”这种权威性不但来自于北京人的身份，而且来自于胡同里的文化遗脉，“我”并非大杂院里的“胡同串子”，而是有着家学渊源的书香子弟。“在北京，真正有权势的大官，几乎都分散地住在胡同儿里。自然，他们住的是独门独院。”“我”是属于“这一拨儿”的，属于“留下不少产业”的“官宦之家”。“我的外祖父是河北人，光绪末年的秀才，由他这儿再往上数三辈，当过知府大人。”辛亥革命后，逃到北京的外祖父靠教书和卖书画为生，和外祖父过从甚密的街坊邻居则是出身资本家的默石老先生，诗书画赋、品墨识宝则是惯常的京味儿交往方式。然而这种亲历性家族体验，并不能由于验明正身的正宗京味儿血统而就复活了那种京味儿的回味中、流恋中的美感，那种交织在情感认同与理性否定之间的无奈。
令人惊喜的是，叶广芩的京味儿传奇几乎将所有中国文化的代表性元素——中药、中国画、风水先生、旗袍、诗词、古玩、建筑都一网打尽，将京味儿文化中的神秘元素——宫廷文化奉献登场。“我”的真实性使得叶广芩的格格们的故事具有亲历性，而且消除了读者与神秘的北京宫廷文化之间的隔膜，这些多由“我”亲身经历或者亲眼看到的显赫的满清皇族贵胄，与邓友梅的王宫子弟后代的落魄叙述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叙述人情感上的依恋和认同，既包含了对没落的、腐朽的、懦弱的王孙后裔的批判，也包含着对儒雅的、舍利取义的人格操守的秉持。叙述人的情感投入和个人化视角使得叶广芩营造了很多让人萦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境、情调和氛围，遣词用句很得古典诗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妙处。这种抒情性使得故事本身富有诗情画意和美感。
叶广芩的贵族传奇的魅力在于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和演绎相当正宗和富有权威性，“文化”一下子释放出空前的能量和价值，既满足了当下中产阶级关于中国式“贵族”的想象，也由于历经乱世而不败，获得核心价值感。这些皇亲贵胄的后裔后� 《黄连厚朴》里的龚家祖上则是皇宫里的六品御医。家族的显赫出身成为重要的象征资本，王府子弟们多身份高贵、品位不俗，子弟们除了不求上进的个别人物以外，多历经社会变动而不�
高贵身世的文化优越还使得子弟们历尽劫难(比如文革）而自保，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又在90年代仍改头换面成为众多文化力量（或曰社会阶层）想要争取、攀附、利用的对象，反证了“皇亲贵胄”作为象征资本的价值。叙述人所要着重表述的是，所有后来独占鳌头的领先时代的浪潮人物——无论是49年后北平解放的真正主人王连长们，还是90年代后发财致富的总裁和董事长们，都试图从皇亲国戚的血缘承继里找寻到对于北京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重要的不是金家、龚家这样的昔日贵族对王连长们、对丽英等胡同居民的鄙夷，对总裁和董事长们的不屑，而是后者对前者的倾慕、攀附和趋从。在北京的历史想象中，其他文化力量（社会阶层）被“他者化”了，正是在“他者”的想象中，京味儿文化建构了正统、正宗的权威身份。
皇家正统不 ）。《黄连厚朴》中的总裁肥头大耳，不可一世，却被御医龚太医算中将不久于人世，显示出“文化”（昔日贵族的身份象征）优于“财富”（当下贵族的身份象征）的力量——“文化”是可以判决生死的；而“财富”却只能购买到皮相的肤浅。甚至美国来的龚家儿媳洋妞珍妮也得迁就龚家的规矩，对龚家毕恭毕敬。京味儿中的皇家元素被挖掘出来浮出历史地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代言者，这是海派的西风“洋气”所不可比拟和企及的。
叶广芩的北京王府记忆何以出自90年代而非80年代，我想这与某种社会心理的召唤是有着关联的。一是对以西方化为指征的贵族生活想象的反拨，不同于上海的租界空间和半殖民地历史对于西化趣味的张扬，北京的帝京历史和中国当代政治进程中的特殊地位，使得这种“京味儿”强有力地赋予传统的、市民风格的老舍京味儿以支持——叶广芩的贵族“京味儿”的核心并非器物的展示与把玩，而是一种集合儒释道精粹的东方精神和中国气派，比如舜铨之义，之雅，之通脱；金家母亲处危境而从容不迫的气势，临困局而笑颜面对的风范，对恩怨一笑了之的达观。这种心态和气魄与老舍笔下富有气节、自尊自持的钱诗人、小文夫妇等胡同民间人物身上的精神内涵极为相似。
同时这种宫廷“京味儿”赋予的宫廷文化想象，还使得传统京味儿更加饱满——整合了北京传统居住空间胡同中的平民区和王府宅第，扑面而来的宫廷气息使得京味儿淡化了固有的相对于上海“都市性”的“乡土”形象，而增添了相对于上海“民间”身份的“庙堂”气息。庙堂文化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传承数千年的士大夫文化，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具有天然的权威性。宫廷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庙堂文化经受皇权改造的变体，京味儿文化中的宫廷元素重新浮出，再次强化了北京城之于民族国家建构的权威身份。京味儿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叠合同一性，再次彰显出北京的东方性性格。
关于上海的想象，其目的地不是上海，而是“西方”，上海人漫步“西方”常常可以寻找到“上海”的家乡痕迹。而关于北京的想象，其目的地只有“北京”，更确切地说来自宫廷和王府，来自胡同和四合院——广义地说，故宫也不过是个大四合院。人们从对宫廷和王府生活细节的模仿和追慕中，寻找到这座城市的标记和认同感。
叶广芩的宫廷“京味儿”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京味儿还尚未构成世纪末的“绝响”，对历史空间的想象性还原，完全可能成为一种可以持续的精神需要和美学感知方式，就像在大众文化包围下的今天，人们仍然有着对贝多芬、《红楼梦》和人类一切回瞥式情感与体验的阐释、理解与共鸣的需要一样，我们有理由期待着新的京味儿作品带来的视觉冲击和心灵共鸣。
关键词：音乐美学音乐哲学
摘要：音乐美学和音乐哲学的两个名称经常被人当作一个学科，在学界内部也是一个难解的问题，本文尝试从学科的基础和应用、发展来参与这一话题。
在中国似乎任何一个学科都没有象音乐美学这门学科一样，从诞生之日起到现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都为学科的名称和他的定义争论不休。在各种教材和专家的中，音乐美学和音乐哲学的名称都频繁的出现，两者在很多的地方都是通用的，但是又好像有不同之处，只是这个“不同之处”却从来都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在本文中分两个部分来论述，一个是关于学科的哲学基础，另一个是学科的应用与发展。
学科的哲学基础
现在所讨论的这一学科的名称不管是音乐美学还是叫做音乐哲学，经过这么多年的讨论，在学科的哲学基础上基本是达成了一致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才导致名称的争论，在此笔者先明确几个概念：
1.“大”哲学还是“小”哲学
哲学是什么？可能很难给一个标准答案。通用的说法是：哲学是研究世界的普遍本质和规律的学科，是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所以在西方早期社会，哲学似乎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的一个“万能”学科。但在现代，哲学已不占据全部学科的统治地位，哲学和其他学科一样都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最主要的研究事物的本质属性。至此，问题出现：音乐哲学中的哲学是涵盖所研究对象的所有方面（即所谓大哲学）还是只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律（即小哲学），如果有人说，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律就包括了对象的所有方面，这其实是“哲学万能”的另一种表现而已。
于润洋先生在《当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的后记中有一段话：
笔者之所以在本书中采用“音乐哲学”的这个术语，是基于以下的认识：音乐美学这个名称的外延较容易引起一种误解，以为其对象主要是探讨“音乐美”的问题；而音乐哲学的这个名称的外延较宽，他既包含音乐美的问题，更涵盖一系列更为广泛的设计音乐艺术本质的问题。①
在这段话中，于先生认为音乐哲学的外延比音乐美学的外延更宽，或者说音乐哲学包括音乐美学。但是在书中涉及的内容几乎都是哲学视野下的音乐本质等问题，对音乐美这一美学中的重要问题却提及很少，也就是局限于上文所说的“小哲学”，而名称却是“大哲学”的外延范围，有自相矛盾之嫌。
2.理性的还是感性的，理论的还是实践的，
哲学和美学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也都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但对于实践的反作用却并不完全相同。哲学需要寻找对象的共性，在实践之中形成理论体系之后，可以在理论内部进行单纯性思辨的活动来发展，以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形式再对实践起指导作用。而美学则要把更多的目光注视在艺术对象的特点上来，对于音乐美学，也就是要把目光更多的注视在人如何用声音——这个感性材料创造艺术的过程之上。美学要更多的依赖实践，依赖具体的音响作品。音乐美学的研究决不能脱离音响本身，不能从音乐的外围谈论音乐。
哲学和美学在这几个特征上是有区别的。在韩種恩《释(Aesthetics)并及音乐美学“论域”建构》②一文中在例举了18世纪鲍姆嘉通、19世纪《新亚美利加百科全书》以及20世纪《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美学”的定义后，总结说“以上诸解……有所不同，但……都强调了‘美学’与人的‘感性’和‘经验’的关系”，在第四届全国音乐美学会议上的发言也说出“音乐美学是人用理论的方式去研究人把握（以经验的方式）音乐世界的实践现象，而音乐哲学则是人用理论的方式去研究人把握（以观念的方式）音乐世界的理论现象”。陇菲老师在《有关“音乐哲学”》③一文中也引用了这段话，但他认为：“‘区分’混淆了问题的实质”，因为 而有关音乐本质属性、存在方式、展开状态的哲理运思，都既涉及“音乐世界的实践现象”，也涉及“音乐世界的理论现象”。而我认为陇菲老师与韩種恩老师的划分标准是不一样的，即他们所认为哲学的外延是不同的，也即上文中所说的“大哲学”（陇菲）和“小哲学”（韩種恩）。
学科的应用及发展
1.学科的应用
早在1982年求真同志就对音乐美学学科发出疑问：
我不明白……研究音乐的美的学问是那么的枯燥无味，所用的语言是那么的晦涩难懂…大段大段的令人费解的“哲学语言”，好像这个领域只能为少数理论专家们服务的，不是为了广大的音乐工作者服务的。其次，…找不到（或极难找到）跟我们现实群众音乐生活中所提出的、跟大多数音乐工作者的工作和音乐爱好者所迫切关心的问题的讨论和分析。④ 而现在几十年过去之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没有！音乐美学仍然只是少数音乐理论研究者的专利。不要说业余的音乐爱好者，就连专业音乐院校的学生也对音乐美学这个学科知之甚少。难道音乐美学只能有如此少的受众吗？这并不正常。音乐美学是研究音乐作品美的产生和规律的，能感受到音乐美的人和想了解音乐美的人简直太多了，可是有多少人对哲学、尤其是对近现代哲学非常了解的，恐怕为数不多。
陇菲老师对音乐美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颇为担忧，认为已经偏离了西方的哲学传统。从辩证的角度看，不见得是一件很坏的事情。首先，国内外的教学体制并不相同。国外的音乐美学专业大多设在文学院或者哲学系，而中国几乎都设在专业的音乐院校里，学术的背景就有很大的差别，研究的侧重点自然也有区别。其次，注重美感和审美，可以说是现在中国音乐美学的特点之一，这样的结果就是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欢音乐美学这一学科，应用面自然也就可以更加广阔。再次，现在学科之间的交融性越来越强，尤其是在音乐学科内部，美学已� 如果单纯的强调美学的哲学性质，就音乐哲学的这个名字，就可以吓跑很多人。因为音乐本身就是一个极其感性的东西，而哲学太过理性化，美学刚好折中了这两者，成为感性和理性之间最好的桥梁。
2.学科的发展
一个学科没有受众，就很难得到很大的发展，而学科发展方向的思维模式是发展的首要问题。
在何乾三老师的第四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讨论会的总结发言⑤中提到了对音乐美学研究对象的争论，她大体上分了三类：第一类，强调音乐美学的哲学性质；第二类，强调音乐美学的审美心理性质；第三类，强调音乐美学的文化人类学性质。
其实这三个性质都可以说是音乐美学的性质特点，至于应该强调哪一方面，我认为应根据各个研究者的不同特点去决定。因为不管事那一方面都与美学有深刻的联系，但是如果每个研究者都要面面俱到，那简直就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每一个方面要学习的东西都能成为一个深奥的学科。也许有人会问，那音乐美学学科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有没有相对确定的答案？笔者认为这正是这个学科的魅力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学也应该与哲学一样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充实发展的学科，在学科内部也应该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要有人去搞纯思辨的哲学意义上的美学，但更多的人应该尽可能的开拓音乐美学的视野。
在学科的研究方法上，也应该使用多种方法——哲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人文学的等等。这样音乐美学的发展就可以不局限于少数的音乐学家，而是可以惠及到更多的喜爱音乐的人。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音乐美学有自己相对的学科独立性，它并不是依附哲学存在，在以后的发展道路上也有可能突破现在已有的模式。总之，音乐美学的叫法比音乐哲学更具准确性和科学性。
注释：
①于润洋。《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后记。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版
②韩種恩。《释(Aesthetics)并及音乐美学“论域”建构》，载《音乐学习与研究》1990年第四期
③陇菲。《有关“音乐哲学”》，《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一期
④求真。《音乐的美与现实——读王朝闻《无声复有声》后感》，原载《人民音乐》1982年第8期
⑤何乾三。《上下求索任重道远》，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1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