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是贯穿于西方哲学发展史的一条主线，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就知识的问题有不同的论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下是可爱的小编沉默帮大家收集的关于西方哲学的论文最新6篇，欢迎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西方哲学视域下的体育课程理念分析
西方哲学把生活世界作为其探寻的起点和基础，认为教育要植根于生活世界，它符合当代教育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我们可以将西方哲学视域下的体育课程理念精炼地归纳为回归生活世界，提升主体意识。但是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方哲学提出的“教育回归生活世界”中，“回归”的本质是关注人的生成，关注体育教学的过程价值。“体育教育回归生活世界”要求体育运动技能与知识的教学与生活整合，同时时刻指向学生作为现实主体的发展。“回归”不意味着抛弃、背离“科学世界”和科学知识的教学而仅仅去教“经验”和教“生活事件”，西方哲学不是对科学知识、科学世界的反动。回归生活世界所反对的是把学生看成知识的容器以及“去过程”、“去情景”等种种局限，关注知识的教学与人的发展的内在联系与统整。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哲学视域下的体育教学强调教学的过程价值，注重过程兼顾结果，注重生成创造而反对总是执行和平庸，注重学生主体性，注重个性和差异性，反对刻板的统一和中心论。本文将从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师生关系四个层
面来剖析西方哲学视域下的体育课程理念。
一、哲学视域下体育课程设置模式分析
1.教学内容的超越：超越知识束缚，关注生活世界
教学回归生活使教学内容具有了生命的意义。生活对体育教学内容的意义重大，是教学内容的基础、条件、源泉。教学内容面向生活有利于人的本体意识和生命意识的确立，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综合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体育教学回归生活带给教学内容的是对学生生活世界、科学生活世界和人性生活世界的整合，是教学内容观念的变革、资源的重组和权利的重新分配。为了使体育教学切实回归生活，体育教学内容回归生活必须确立从理想世界向“现实生活世界”回归的体育新课程理念；选择与设置既体现从单质、必然、共性、简化世界走向多质、偶然、个性、复杂世界，又注重学生和教师两方面主体意识的提升，还要充分把握人在时空中的动态变化及其关系，兼顾人类生活经验和发展需要与学生面对的生活世界以及学生人生价值实现的整合。
2.教学过程的提升：弘扬人文精神，强化生命意识
自启蒙运动以来，由于对科学技术的崇拜造成了人们生活在冰冷的科学世界中，从而忘却了人的真正生命之根——生活世界。在这种大背景下，以塑造人的精神和灵魂为己任的教育也未能坚守住自己的城门，沦为科学世界的殖民地，忘却了人的生命及其价值，致使教育迷失了自我，遮蔽了灵魂，失去了真谛。“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事业。”
教育面对的本应是一个个有生命的个体，一个个有着生命理想、生命追求和生命憧憬的人，而现实中太多冠以教育名义的教育形式占据了学生个体生命的空间。青少年时期本是人的一生中最活跃、最多彩多姿、最复杂多变的时期；而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过多地强调了政治意识、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的培养，忽视了一个个具有鲜活个性和丰富内涵、多样兴趣爱好与追求的现实生活的主体。因此体育教学要回归自我，很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必须从过去异化的公共世界中走出来，关注每一个学生的生命，把培养能够维持生命、认识生命、理解生命并能够提升生命的健全人格作为其基本追求。的确，体育课堂教学需要把生活还给学生，重建学生的课堂生活。
要真正达成这些根本的目标，体育教学必须由重知识的接受性教学向重综合能力的探究性教学转向；由单一的认知性教学向多维的体验性教学转向；由机械的决定性教学向互动的交往性教学转变。哲学视域下的体育教学强调教学的过程价值，注重过程兼顾结果，注重生成和创造而反对忠实执行和平庸，注重学生个体性，尊重个性和差异性。
3.师生关系的转变：由知识授受转向平等交往
哲学认为受过教育的人首先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人的认知、思维和行为方式源于他是谁。这样的人知道一个真实的人不只是一个个体，他或她的独立存在，而是一个与其他人在一起的关系存在，他因而在本质上是一个伦理存在。”存在主义哲学家马克西妮•格林从生活世界的意义角度分析指出，教育不仅要尊重个体本身的
生命价值，而且要关注个人与他者的关系，即个体与他者所构成的生活世界的存在状态。哲学的教育不仅要提出如存在主义的“我是谁”的问题，而且还要问“我如何构造他者”的问题。“教育中，最根本的问题，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相互接触”，“假如这种关系被扭曲了，其他任何改善都是无意义的”。
哲学视域下的体育教学需要把握师生关系的内在结构，通过完满的师生关系的展开，体现体育教学活动的生活意义。胡塞尔认为，人们在生活世界中进行着生动的充满“人格主义态度”的交往，他把这种交往称之为“交互主体性”。这种交往是主体间的交往，它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与独立，强调在交往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都是平等的、独立的，同时主体间又是互相作用和影响的关系。体育教学回归生活切实实现了师生间的对话、交流、互动，必须弱化教材权威性、弱化教师中心言说者地位，追求一种主体间平等交换的对话语境，使师生真正达到“面对面、心与心”的交流。教师在处理与学生个体的伦理关系上，要尊重学生人格，尊重学生的发展的需要，尊重学生独特的理解、体验和感悟，“真心真意把学生当主体”。处理好师生之间的伦理关系，有利于增强体育教学的生活意义。
二、西方哲学对我国体育课程改革的启示
1.体育课程应回归生活，关注学生真实的生活世界
在传统的课程哲学那里，课程是服务于未来生活的，远离学生的生活实际。它不仅使学习活动与学生的生活实际隔膜，也与学生未来的发展相去甚远。要纠正传统课程哲学的痼疾，就应当使课程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关联，为知识、文化经验搭起一座桥梁，使它们得以沟通。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像杜威的经验主义课程哲学并非被我们所认同。体育课程不能把“生活”与“发展”完全对立起来，但也不能把两者完全等同起来，它们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生活是基础，发展是目的；生活支持发展，发展引导生活。据此，体育课程应当关注生活、关注学生的经验，在理想与现实、人文与科学之间寻找到一个制衡点，着重强调自然、社会和人在课程体系中的有机统一，使自然、社会和
2.体育课程应以文化为价值取向，把知识作为达到文化目的的工具
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财富之总和，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所有认识和实践成果之总和，具有两个基本特点：1.它是共享的，不是某个人所独有的；2.对个体来说，它是后天习得的，不是先验的。这表明，它一经生成就成为超个体的客观力量存在于社会及其历史活动之中，维系着社会和历史。人要成为社会化的个体存在和发展于社会之中，就必须要接受超乎于其个人经验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而知识固然也是人类对象化劳动的产物，但它并不等于文化。文化是人类物质和精神活动的目的，知识则是为实现和达到这个目的所借助的手段。在一定意义上，文化更接近生活世界，知识则更趋向科学世界。基于这样的理解，学校体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继承和传播体育文化，乃至创造文化。在学习多种运动技术时，包含着接受、吸纳人类文化的深刻内容，并形成体育道德的规范文化，体育审美的情感文化，体育竞技的刚健文化，这些学校体育多种功能值得人们在教学中挖掘继承。此外，它还要求被编纂到体育课程中的知识经验要更加合理有序，能够包含更为丰富的文化要义和人在实践过程中所注入的思想感情、价值追求，能够使学生迅捷地吸取体育文化的精髓，获得体育文化力。
总之，哲学把生活世界作为其探寻的起点和基础，认为教育要植根于生活世界，发现生活世界中的问题，由此提出教育的目的与价值。它要求一种基于生活世界的对话形式的教育，旨在获取意义而不是知识的堆砌。它要创立一种有特色的学校教育，要求把教师和学生都看作为主体，在主体间进行对话，相互自我建构；学校不仅是知识传输的场所，更是知识生成的场所。它要求培养学生的思考力、创造能力和批判能力，认为这些能力不是获得知识的一种方式，它们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形式。它有实践目的，要求学生知道在长期范围内怎样做，并且带有伦理取向，注重道德价值规范和培养人的责任感。它致力于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观照，要人们懂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以引导人们更好地学会生存和生活。哲学的这种取向，不仅是对理性、人性的追寻，更是对教育和人的生活负起责任。这些观点对于传统教育意味着重要的变革，对于人的培养也富有更为积极和更为深厚的意义。
[1] [捷]夸美纽斯著。大教学论。傅任敢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40.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学会生存一一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3] 张华。论道德教育向生活世界的回归。朱小蔓。道德教育论丛(第1卷)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445-446.
浅谈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联系论
摘要：站在当代的立场，我们通常把思想文化资源按照其时间、地域、性质以及约定俗成等因素而综合划分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思想文化，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本来也属于西方思想文化，但由于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所以我们通常把它从西方思想文化中独立出来。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 西方哲学 人文思想 联系论述
站在当代的立场，我们通常把思想文化资源按照其时间、地域、性质以及约定俗成等因素而综合划分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思想文化，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本来也属于西方思想文化，但由于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所以我们通常把它从西方思想文化中独立出来。而以西方思想文化称谓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有时也称之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本文则称之为“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以示区别。从思想资源来说，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其关系非常复杂。那
我认为，毛泽东所接受的思想中，或者，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第一位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第二位的，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比较表面和直接，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中则是潜藏的，比较深层。毛泽东自己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所谓“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其实都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
许多的证据表明，毛泽东在年轻时曾阅读了大量的中西资产阶级的书籍，认真学习了中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这一事实，而在于如何评论这一事实。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青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最容易接受的时期，一旦接受，终身难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可以说深深地印刻在他的思想深处，并终身起作用。虽然毛泽东后来更看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诸如《******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对他的影响，但如果没有早期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为基础，毛泽东是不可能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一下子跳跃到马克思主义的。
绝对不能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但毛泽东思想不可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它不可能土生土长。同样可以说，没有近代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对于毛泽东来说，没有最初的对西方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接受，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如果把毛泽东思想比作一座冰山，可以说，海面上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海面以下的绝大部分则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各种思想。海面以下潜藏的部分虽然是“无形”的，但它却是海面以上突出部分的基础。
过去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割裂毛泽东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客观的。西方种种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之巨大，恐怕毛泽东本人也未必意识到了。文化对人的影响是非常深层的、藏匿的、异常复杂的，一旦接受，根深蒂固，是很难像洗去身上的污垢那样很容易洗去它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期影响毛泽东的行为，不仅是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毛泽东晚年还说：“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有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正是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哲人和西方历史引导毛泽东走出传统，面对西方，奠定了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这说明，并不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把毛泽东推向革命，而恰恰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他、引导他走向革命。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一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把以前所接受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完全放弃了，文化思想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复杂的文化思想问题更多地遵循的是辩证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这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一再强调的观点。毛泽东是在24岁时即到北京后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并且以后终身信奉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是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他的思想领域中就只有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的文化生活中，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占有同样的地位，所不同的只是，他对二者的态度截然不同。早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他就一方面深受陈独秀、李大钊两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深受罗素、杜威、胡适、蔡元培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影响。罗素、杜威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胡适、蔡元培是当时非常有地位的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
纵观毛泽东一生的读书活动，可以看到，毛泽东童年时代主要读的是中国古代的书，晚年“返老还童”,再一次主要是读中国古代的书，所不同的是，童年主要是学习，晚年则主要是欣赏。而毛泽东人生的中间时段一直没有停止过读西方的书籍，长沙时期是这样，延安时期是这样，建国后同样是这样。“毛泽东更多的涉猎西方哲学书籍，当是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后。在1965年8月5日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他读过古希腊名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还说，德国哲学家、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列宁说，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者。也应该读唯心主义的书。我是相信过康德的。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毛泽东是一个阅读广泛，知识渊博的人，他极善于从各种书籍哪怕是从一般书籍中吸取营养。他的思想，其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有苏联的，有中国古代的，有中国近现代的，还有西方资产阶级的。除了对马克思、鲁迅这样的极个别的人给予全面肯定以外，毛泽东很少对某个思想家或某本著作作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区别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多是从正面接受；对于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多是从反面接受，“批判地接受”,就是他总结所说的“洋为中用”、“吸取其精华，剔出其糟粕”。
的确，在外在形态上，毛泽东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是对立的。但对立不等于绝缘，不等于没有联系。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一方面是对立的，另一方面又是统一的，这似乎是矛盾，难以理解。其实不然，它恰恰符合毛泽东“矛盾论”哲学思想。毛泽东认为：“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套用这种格式我们可以说，没有资产阶级思想就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之间是“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
和谐精神与人权思想在古代西方哲学中的折射
摘要：对古代西方 哲学中所彰显出来的和谐精神与人权思想进行积极的梳理、挖掘、整合和开拓，为当今 社会更好地维护和保障人类的生存与 发展，解决人类现在所面临的困境提供一种新的理念，为谋求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反思。
关键词：和谐精神，人权思想，古代西方哲学
当今世界，追求和谐，维护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已成为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对古代西方哲学中的和谐精神与人权思想进行梳理、挖掘、整合和开拓，进一步揭示古代西方哲学中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凸显的和谐精神与人权思想，更好地维护和保障人的生存与发展权益，解决人类现在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提供一种新的理念。
一、和谐精神与人权思想的哲学内涵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和谐问题的研究很多，对此解释也不尽相同。综合传统和谐观和现代学者对和谐问题的探索和研究可以看出，学术界虽然对和谐基本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但从和谐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权益的内在一致性进行研究和探索，却不多见，这也就为进一步研究和谐问题提供了机遇和平台。
研究和谐，不是单纯研究客观和谐论，如果无视主体的存在，仅以自然和谐为研究对象，这是片面的，是不存在真正和谐问题的。我们研究和谐，不仅要研究自然的和谐，更重要的是研究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由人所组成的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因此，本文的和谐精神就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的生存与发展为目标、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理念和精神，是一种对 文化的发掘、创新与提升。显然，这种和谐精神已经包含了人的生存与发展权，与人权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谐精神就是一种人权思想。之所以把本文的标题冠以“和谐精神与人权思想”，其目的是为突出和强调和谐精神就是一种人权思想。全国人大徐显明就把“和谐权称为第四代人权。”和谐权的提出，将深刻改变人与国家、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权不仅是达成国内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而且也是达成国际间文化与文化、宗教与宗教、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和谐的纽带。
二、古代西方哲学中的和谐精神与人权思想
西方哲学对于和谐精神与人权思想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无论在理论的丰富上，还是在思想的前瞻性上，至今仍蕴含着难以为历史湮没的理性之光和长远魅力。
在古希腊哲学里，最早明确提出“和谐”概念的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数目之间又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和比例，这种关系和比例就产生了和谐，和谐产生了秩序。万事万物都表现为和谐。从此出发，他提出了天体和谐的思想。他认为，整个宇宙是一种和谐关系。天体星球之间也有一种数目比例关系，这种关系造成了一种天体的和谐。毕达哥拉斯学派并没有因此而止，进而他们用数的和谐观点去探讨和考察社会现象。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存在许多和谐现象，如美徳、友谊、爱情、正义平等等。毕达哥拉斯说“美德乃是一种和谐，正如健康、全善和神一样。所以一切都是和谐的。友谊就是一种和谐的平等，爱情也是和谐的。”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数的本原、数的和谐、天体和谐等思想以及对社会的考察我们看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和谐，不仅是从大自然中发现的，而且也是自然的基本构成和基本规律，这表明他们已经把哲学研究的方向从天国转向了人间，注意到了自然和人类的存在与发展。他 古希腊哲学家已经注意到了世界的和谐性，而对于现代人类要走出工业文明的危机，要终结工业文明时代的模式，构建和谐世界，不无历史的参考价值。
作为欧洲哲学史上“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的赫拉克里� 赫拉克里特用他的和谐观说明自然界、生物以及人类社会都是和谐的。他说：“自然也追求对立的东西，它是从对立的东西中产生和谐，而不是相同的东西中产生和谐。例如自然便是将雌和雄配合起来，而不是将雌配雌，将雄配雄。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联 合同类的东西。 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至于社会现象，诸如善与恶、战争与和平、好与坏、正义与不义等等，都是对立统一的。赫拉克里特这些思想表明，不仅自然界是和谐的，生物是和谐的，人类社会也是和谐的。正是不同的、对立的方面存在，才造就和维持了整个社会的和谐。从赫拉克里特的这些思想里，我们应该汲取营养。回想这几十年来的种族歧视、民族矛盾、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就应从先民的思想中汲取这些营养。只有承认差别，承认不同，才能构成真正的、完满的、丰富的和谐，人类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共处，人类的权益才能得到更好的维护和保障。
古希腊罗马哲学中的和谐精神与人权思想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部论述正义、探讨建立和谐社会的著作。这部著作，充分体现了柏拉图对人类生存的深切关怀。柏拉图认为，理想国是一个社会分工明确、步伐协调一致的正义之邦。在这个城邦里，为了解决每个人的衣、食、住、行的需要，城邦国家必须要有生产者；为了抵御和驱逐入侵之敌，城邦国家必须要有保卫者；除此之外，城邦国家还需要统治者。他们分别代表节制、勇敢和智慧。这三种品德和这三个等级的和谐，就是正义。柏拉图说：“正义能给予那些属于国家法制的其他的美德——节制、勇敢、智慧——以及那些被统摄在这一普遍的观点之下的德行以存在和继续存在的力量。”可见，柏拉图对理想国家各阶级的关系、地位、权力、义务进行了规定，认为只要各个等级依据各自的道德规范各行其事，就是一个合理的、和谐的、符合正义的国家了。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能各尽其职、各安其份、各尽其能，又能各得其所。这个合理的、有序的、和谐的、正义的社会思想给人类寻找和谐的、正义的社会制度提供了一种价值上的参考，也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
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权应该由中等阶层来掌握，这样能够很好地协调贫富两个阶层的利益，避免矛盾和冲突，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亚里士多德根据占有财产的多少，把公民分成三等：十分富有的阶层，十分贫穷的阶层，居于中间的阶层。他根据中庸原则，认为中产阶级最适合执政。因为 只有中产阶级居支配地位，才有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才有国家的长治久安。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想城邦的政体应该采用共和制，这是最好的政体，因为它汲取了平民和寡头政体的某些因素混合而成的中间体系，既考虑到平民的自由身份，又照顾到财富、能力、品德等因素，同时又使不信任双方的贫富两方在中产阶级的作用下起到了平衡，所以，这个政体就会存在愈久。
亚里士多德关于中等阶层执政的思想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有重大的启示。现在世界的不稳定、不安全、不和平，与一些 经济发达国家对其他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策有关，他们应该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只有兼顾好别国的利益，帮助和扶持那些贫穷落后的民族和国家，走共同发展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另外，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时，一定要从根本上解决好贫富差距，切实保障好人民群众的生活，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权益。只有社会稳定，人民安心，各种关系都得到妥当解决和协调，和谐社会才能真正实现。
三、现实意义
从和谐问题的提出、讨论，到深入的研究，反映了人类对于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命运的关注，表达了人类求共生、谋发展的愿望，是人类要求和谐发展的清醒意识，是人类理性的重大成果。对古代西方哲学中的和谐精神与人权思想的研究，为构建和谐社会，维护人的生存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能创造性地解决中西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而且也为当代人类走出所遭遇的生存困境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原则。但是要走出困境，就应把和谐精神与人权思想付之于行动，付之于 实践。如果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能意识到和谐精神与人权思想的重要性，意识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民族、国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并以“求同存异”、“多元共生共荣”为指导思想，和谐精神与人权思想这种理论上的研究和探索，就会转化到实践中，对社会的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徐显明。和谐社会与法治[J]. 中国 法学会， 2007(01)
[2]《古希腊罗马哲学》[M].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3]《古希腊罗马哲学》[M].三联书店，1957年版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三联出版社，1957年版。
西方哲学是如何遗忘自然的
试论科学与西方哲学中的主客二分思维
[摘 要]随着主客二分思维从萌芽、酝酿、确立及解构的演变，科学也经历了从萌芽、发展、壮大及陷入困境的过程。在主客：分思维指导下高度发展的科学却带来人类意想不到的生态困境，于是各大哲学流派纷纷提出解决主客二分危机的各种方案，如胡塞尔、海德格尔排斥主客二分而主张主客交融的现象学；逻辑经验主义主张将思维的界限局限于语言的范围内，巧妙拒斥主客二分；后现代主义者福柯、德里达等主张完全解构主客二分，提倡无中心和非在场的观点；后SSK代表人物拉脱尔、皮克林等提出科学实践分析方式。正确解决主客二分思维危机的一条可行性途径是承认主客二分前提下的主客辨证法的科学实践观。
[关键词]主客二分思维；主客二分危机；主客辨证法
[中图分类号]B0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9)04—0068—02
一、主客二分思维的演变历史
主客二分思维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近代科学诞生于西方并得到快速发展的深层次的根本因素。主客二分思维的形成大致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在原始社会人类和自然还没有分化，人类自身作为自然存在的一部分被淹没在自然之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然是人类非有机体的身体。人类对于自然如同幼儿对待母亲一样，视之为自身不可缺少的肉体的一部分，对自然充满爱和恐惧。这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原点。那时虽然也产生把人类自身的现象映射于自然的神话和巫术，但这时主客两者之间没有差别，主客二分的思想无从产生，所谓的自然科学也不存在。
古希腊时期，自然科学是建立在自然界渗透或者充满着心灵这个原理之上。“希腊思想家们把自然中心论的存在当作自然界规则或秩序的源泉，正是后者的存在才使自然科学成为可能。他们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运动体的世界。运动体自身的运动，按照希腊人的观念是由于活力和灵魂。但是他们相信自身的运动是一回事，而秩序又是另一回事。他们设想心灵在它所有的表现形式(无论是人类事务还是别的)中都有一个立法者，一个支配和调节的因素，它把秩序先加于自身再加于从属它的所有事物，首要的是自身的躯体，其次才是躯体的环境。自然界不仅是活的而且还是有理性的；自然界的每一造物在心理上分有世界灵魂的生命历程，以及在理智上分有世界心灵的活动”。对于希腊人而言除非它是不变的，否则没有东西是可知的，而自然界对希腊人来说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变化的世界，这就会导致科学认识上的不可能。这时主客二分思维还没形成。同时在认识论上少数思想家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唯一来源，感觉得到的认识才是真的，如普罗泰戈拉提出的命题：“人是世间万物的尺度，是一切存在的事物之所以存在，一切非存在的事物之所以不存在的尺度”这个命题包括人和自然的对立和主客二分思维的萌芽。
中世纪时期，古希腊哲学思想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理论”经由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巧妙地� 上帝即是世界的本原又是一切认识来源的最高存在。主客二分的思维在中世纪的宗教神学里得到充分的酝酿，这时的认识主体为虚拟的人格化上帝，充当客体的则是上帝创造的自然万物。
文艺复兴时期，主客二分的思维得到明确的区分，主体性观念得到充分张扬，这是近代自然观的必然产物。近代机械自然观是由哥白尼等孕育，由把自然数学化的伽利略、培根创立并在牛顿等人那里趋于成熟。与希腊自然观对立的近代机械自然观的主要观点是：“不承认自然界，不承认被物理科学所研究的世界是一个有机体，断言它即没有理智也没有生命所以它就没有能力理性操纵自身运动更不可能自我运动。自然界不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一部机器：一部按其本来意义的机器，一部被其之外的理智设计好的机器，并朝着明确的目标去的物体”。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是早期机械论哲学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一种理性主义的二元论即精神和物质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统一于上帝这个绝对实体。精神主体如何把握外部的自然客体呢？笛卡儿认为可以用纯粹理性的方法既数学方法去建构真理体系。经验知识是不可靠的不能作为检验知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他把世界分为两个部分即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在哲学中笛卡儿把主体和客体进行严格的区分，从数量和规律上把握客体把自然作为科学技术对象加以把握。意味着把自然界彻底客体化、外部化，这时主客二分思维已经形成。
自笛卡儿哲学确立主客二分思维之后，宗教神学中蒙蔽认识主体的上帝已消失，人不再是上帝的造物而成为整个世界唯一的主体。人类中心主义意识越来越强烈自然成了主体的对立物，人类开始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向大自然进军来满足人类的贪欲，造成一系列生态危机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等，直接威胁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必须牢记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
二、主客二分思维的危机及不同解决方案
文艺复兴以后主客二分思维促进了科学的较大发展，而科学的发展确证人是可以高度依赖的理性主体。18世纪休谟提出怀疑论主张。 紧接着出现了一种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既科学无非是事实的科学，科学不是回答有关价值的问题和有关什么是理性什么不是理性的问题。因为它们超出纯粹客观事实的范围，而涉及主体的问题。实证主义主张把一切有关主体的问题都排除在外。”胡塞尔认为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错误的。因为实证主义忽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统一关系，看不到客体是由主体赋予的，看不到客观的事实是依赖主体所建立的理论的。正是主客体关系以实证主义的方式加以解决时，实证主义排斥形而上学和抛弃作为普遍的科学的哲学观念时，科学研究的最主要的动力就逐渐丧失，哲学的危机日益显露，寻找哲学的出路
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清楚地认识到欧洲哲学的危机，他指出；“哲学的危机意味着作为哲学的分支的一切新时代科学的危机，它是一种开始时隐藏着然后日渐显露出来欧洲的人性本身的危机，这表现在欧洲人的文化生活的总体意义上；这表现在他们的总体的存在上。”胡塞尔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是理性地认识人生和自然在内的整个世界，实证主义排斥探讨整个人生有无意义。他所创立的现象学就是要站在事物的立场而不是以主体的立场对意识加以描述， 但这种描述排斥了主客二分的思维。随后他的学生海格尔对他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彻底抛弃主客二分思维，即他后期提出的“在的真理”就
1967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怀特在《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中曾指出，现代西方生态危机的价值根源是____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自那时以来，挖掘现代生态危机的文化、哲学和价值根源，就一直是西方环境伦理学学者的一个重要工作。像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利奥波德那样，大多数环境伦理学家都认为，现代环境伦理学的许多基本观念都与西方传统主流哲学的基本观念相冲突，因而，环境伦理学是一种全新的、革命性的伦理学，它对整个西方哲学都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尤金·哈格洛夫(EugeneHargrove)的《环境伦理学基础》(1989)一书则通过系统梳理西方主流哲学的基本观念，揭示了西方主流哲学与环境伦理学失之交臂的内在机理。
哈格洛夫系美国北得克萨斯大学哲学系教授，是国际环境伦理学界最著名的学术杂志《环境伦理学》(季刊，创建于1979年)的创始人和主编。《环境伦理学基础》一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西方思想史上抑制人们环境思想的哲学观点、科学理论和土地使用的态度，第二部分揭示和说明了西方传统的审美、科学态度与现代环境哲学之间的亲和性，第三部分则试图把自然美作为环境伦理学的基础。该书不仅扩展了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视野，还为我们深入理解“西方哲学是如何遗忘自然的”这一主题提供了迄
哈格洛夫认为，西方传统哲学对于塑造西方人的环境态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上的自然目的论、神学目的论和理性至上论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都阻碍了西方人重视自然的客观存在，造成了西方哲学史对“自然的遗忘”。在他看来，“几乎从三千年前开始，当西方人第一次开始哲学思考时，哲学就要么与环境思考无关，要么与之相互冲突(第20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哈格洛夫通过分析古希腊哲学、中世纪____哲学和西方近代哲学的基本观念，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古希腊哲学假设，世界的合理结构是简单的。希腊哲学寻求的是那些能够用理性从中推导出所有其他知识的第一原理。对第一原理的寻求使得希腊哲学漠视感性事物和感性知识。生态关系是复杂的和感性的关系，生态知识属于感性知识。所以，从希腊哲学的视角出发，很难形成生态学的观念。亚里士多德虽然是唯一从生态学视角理解自然的希腊哲学家，并引发了对生态学、植物学、地质学的兴趣，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的形而上学观点决定了他不可能发展出环境保护的思想。因为，亚里士多德明确认为，在动物出生后，植物就是为了动物的缘故而存在的，而其他动物又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存在的。这种露骨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现代环境意识和环境伦理是格格不入的。
古希腊哲学还抑制了对自然界的审美欣赏。在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看来，自然界是不完善的，其中没有任何事物是美丽的。对于希腊哲学家来说，他们感受最强烈的是世界的秩序而不是它的美。希腊的哲学家们过分忙于对物质、原子和其他假设的实体这类没有被他们的感觉直接体验过的事物的思考，因而他们不拥有形象化的或审美的体验，不能发展出对自然的审美欣赏。希腊哲学对自然美的这种冷淡也被传递给了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后者错误地把这种冷淡看成整个希腊文化的特征，并从一开始就试图效仿它。
古希腊的形而上学也难以形成保护自然的理念。古希腊哲学认为，世界是由某种终极的实体或物质构成的。这种终极的实体是永恒的和不变的，它没有开端，不可毁灭，不可动摇，也不会终结。因此，在希腊形而上学看来，存在就是存在，它不可能变成不存在；不存在就是不存在，它也不可能变成存在。变化着的现实世界时隐时现，不停地产生和
消失。它实质上是某种“非存在”，它的存在只是一种幻觉。“所以，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具有足够的持久性，使得对自然的保护变得有意义；另一方面，由于终极实在的世界(物质的或形式的)具有不可毁灭的和不变的特性，因而终极实在世界中的事物是如此永恒，以致对自然的保护变得没有意义。”(第40页)
在古希腊之后的中世纪____神学或经院哲学对待自然或环境问题的态度也没什么大的改变，因为，中世纪中期和晚期哲学家的主要任务完全是站在基督____度重新消化和吸收希腊哲学(特别是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因此，中世纪的哲学观念无非是对希腊哲学的消化和吸收；中世纪哲学忠实地继承了希腊哲学对自然的漠视或遗忘。
西方现代哲学也继承了古代和中世纪哲学遗忘自然的传统。哈格洛夫所理解的西方现代哲学始于17世纪早期，并包括了20世纪大部分时期的哲学。由于笛卡儿是“西方现代哲学问题之父”，西方现代哲学完全是在笛卡儿式的哲学框架内展开的，因而哈格洛夫将笛卡儿哲学作为西方现代哲学的标本来加以剖析。
首先，笛卡儿的第一哲学及其方法导致了对外部自然之客观性的怀疑。笛卡儿的怀疑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上唯一可以确定其存在之真实性的是怀疑着的自我，而且，这个自我只是一个精神实体，而不是一个物质实体。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对笛卡儿的这一思想予以“发扬光大”。贝克莱认为，客观物质是一种不必要的假设；不仅物质的第二属性(颜色、气味、滋味等)是主观的，物质的第一属性(广延性)也是主观的。休谟则进一步指出，严格地说，我们能够知道的仅仅是已经存在的感觉或印象。因此，笛卡儿的哲学导致了西方哲学的理念论。根据这种哲学，存在的仅仅是精神实体，外部世界是不存在的。这种怀疑外部世界之客观性的哲学当然不可能关心自然的保护。
其次，笛卡儿的二元论及其神学预设也使得保护自然变得毫无疑义。笛卡儿的二元论认为，现实世界是由物质和精神这两种不同的实体组成的。精神和物质都是由上帝(一个不是被创造的实体)创造出来的被造实体；它们之间既无共同之处，也不能相互影响。物质或精神这两种实体都不是永恒的或不可毁灭的，它们的偶然存在完全取决于上帝的意志。由于“客观物质的存在直接地依赖于上帝的力量，所以，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和关怀就仍然找不到恰当的位置。自然中的变化，无论好坏，都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因而超出了人类的控制。”(47页)
最后，笛卡儿遵循希腊的主流思想，认为感觉干扰了对自然的研究，所以他也试图在经验世界之外去发现适用于最基本的终极实在的原则。对自然的“观察”在其思想体系中没有位置可言的。笛卡儿的还原主义的方法虽然在物理学和化学中十分有效，但在研究地理学和生物学关系方面并不有效。关于科学研究的这种方法论不仅影响了博物学的发展，还阻碍了环境视野的兴起。
总之，在哈格洛夫看来，在笛卡儿及现代西方哲学家的影响下形成的思维模式和科学研究模式鼓励哲学家和科学家不去思考环境问题，从而导致了对自然的漠视和对环境的遗忘。当然，哈格洛夫并不认为，西方传统哲学对环境伦理学的建立和发展毫无用处。在他看来，“环境伦理学是[西方]哲学修正自身巨大错误——拒斥在真实的生活中所具体体验到的自然世界——的一次机会。”他的著作《环境伦理学基础》的任务之一就是在西方思想传统中为环境伦理学找到根基。哈格洛夫认为，存在着一些现存的西方观念，它们可 因此，“我们不需要一件新的外衣；我们需要的是一件进行了重要修补的外衣”。至于哈格洛夫对西方传统哲学这件“旧外衣”的“修补”是否必要及合理，经过他“修补”后的西方传统哲学能否为环境保护和环境伦理学提供有力的支持，则需要由现实的实践来检验。在发展环境伦理学的中国学派时，我们是直接披上“洋装”，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这件“旧大衣”进行“修补”以及如何进行“修补”，哈格洛夫的《环境伦理学基础》或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和启迪。
西方哲学史上关于哲学家对知识的论述
摘要：知识是贯穿于西方哲学发展史的一条主线，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就知识的问题有不同的论述。本文按时间的顺序把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对知识的理解进行了系统的阐述；重点介绍了哲学家们如何论述知识的内涵，怎样对知识进行分类，以及如何获得知识和知识的作用等等。
关键词：知识 感觉经验理性 来源 分类
早期希腊哲学研究的主要是宇宙的生成和自然的本原等问题，所以这个时期也被称为“自然哲学时期”。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对知识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代表人物是巴门尼德。他认为“存在”是唯一的、永恒的、不动的、完满的，作为思想对象的存在，为探寻确定的知识提供了理论基础。希腊哲学以获得关于自然的知识为最高的理想，但是它却仅局限于感性经验的领域。随着希腊哲学的发展，其研究对象和范围从作为整体的宇宙万物扩展到了人和社会，对知识的探索进一步深入也更加完整。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苏格拉底认为，人的心灵内部已经包含着一些与世界本原相符合的原则，主张首先在心灵中寻找这些内在原则，然后再依照这些原则规定外部世界。
但是，苏格拉底没有说明这些原则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人们如何探寻这些原则。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决。他的基本观点是：理念型相是独立于可感事物的存在，否则就不会有确定的知识；灵魂属于永恒的理念序列，否则它就不可能预先具有潜在的、有待揭示的知识。在此基础上，他区分了可感和可知两个领域，对应两个领域的分别是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
在认识的过程中，柏拉图的解释是人们通过幻想形成信念，抛却其中的可感事物就形成了低级知识，再抛去其中的不纯粹因素就形成了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纯粹的知识，理智最终认识的本原就是统摄一切的原则――善。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知识观主要包括联系紧密的两大方面内容，其中之 所有动物生而具有感觉，有些能从感觉到记忆，有些则不能，因为记忆高于感觉。但动物很少有经验，只有人能从记忆中得到经验。经验形成技术，无经验则诉诸偶然，所以经验算是广义的知识。虽然在实际活动中经验和技术似乎无差别，但严格来说，二者很不相同：经验对应于特殊，技术才对应于普遍；有经验者只知道是什么却不知道原因，有技术者则知道原因，懂得为什么；技术能传授而经验不能，而知与不知的标志就在于能否传授。所以，技术比经验更接近狭义的知识及科学。技术也有不同的种类和等级，有的技术为生活必需，有的只供消磨时间并无实用，这后一种技术更加智慧，因为智慧就是关于某些本原和原因的知识，“智慧”就是“哲学”。哲学作为最高的知识具有三个特征或条件：其一，因好奇而生；其二，因闲暇而生；其三，为自由而生。
亚里士多德的重要贡献是对知识进行了系统的分类。他以知识的目的为依据，将所有知识分为三类：理论（思辨）知识、实践知识和创制知识。以知识的对象为依据，将知识分为各门具体科学和哲学。在理论知识中，又以对象的不同再分为三种知识：研究运动而又可分离存在东西的是物理学（自然学）；研究不运动但也不分离存在（即在质料中）东西的是数学；研究不运动又可分离存在的东西是第一哲学（即神学），亦即我们所说的“形而上学”。
希腊哲学的纷争不断，最终走向了瓦解，随之兴起的是____哲学。基督____的代表人物奥古斯丁。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是真理自身和人类真理的来源。他按照柏拉图主义的思想，把知识对象和知识关系理解为由下到上的等级关系，有形事物、外感觉、内感觉和理性构成了一个由低到高的等级。有形事物被身体感觉所感知，身体感觉不能感知自身。内感觉不但可以感知被身体感觉所感知的有形事物，而且可以感知身体、感觉自身。理性却认识所有这一切，并认识自身。因此，理性拥有严格意义上的知识。所谓“严格意义上的知识”指确定的真理，包括数学命题、逻辑原则和哲学命题。作为基督____的维护者，奥古斯丁把知识的来源归结为上帝，这是必然的，却�
当时的学校大部分都在教堂附近或者修道院举办，而教师也多数由教士充当，神学依然是他们感兴趣的学科，____哲学因此逐渐发展到了经院哲学。但是，在知识的来源上，经院哲学比早期的基督____走得更远。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托马斯承认知识开始于感觉，感觉是知识的一个来源，但不是唯一来源；人的灵魂的理智活动同样也是知识的一个来源。在感觉与理智关系的问题上，托马斯说，理智的抽象活动不需要一个外在的精神实体的推动，而是在感性活动内部自发产生的。在这个意义上，托马斯已经抛弃了上帝。他认为，在感性活动的想象阶段，事物某些性质在人的思想中与事物的形状相分离，重新组合在一起，这已经是一种抽象，并且这并不完全是感觉所能完成的活动，理智已经潜在地参与其中起作用。想象所抽象的产物虽然脱离了具体的质料，但不能脱离关于形状的印象，因此，想象所能达到的只是可感形式。理智抽象把可感形式中的质料因素，即一切与具体形状、大小有关的印象完全排除，达到对无形的、普遍的形式的认识。从想象的抽象到理智的抽象不仅是从可感形式到纯粹形式，也是理智由潜在到现实的发展过程。
在英国，经院哲学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英国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罗吉尔？� 虽然培根承认权威，不过， 在这个意义上，他实际上抛弃了权威作为知识来源的可能。因此，他明确提出：“获取认识的两种方法，即通过推理和通过实验。”至于经验， 他关于理性与经验之间关系的阐述是，一方面，认识只有推理是不够的，还要有经验才充分，“没有经验，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充分被认识”。另一方面，自然的经验是不完善的经验，科学家必须掌握进行实验的本领，即以特定的目的和手段进行的科学实验。
随着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经院哲学 因为在知识来源问题上认识迥然不同，各个派别冲突不断加剧，逐渐形成了强调经验的经验论和强调理性的唯理论两大派。
早期经验论的代表人物英国的费兰西斯？培根。他是近代哲学第一个提出经验论的基本原则的哲学家，主张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同时也看到了感觉经验的局限性，主张将经验与理性结合起来。培根也是第一个自觉地把知识和方法问题当做哲学研究的对象的哲学家，经验归纳法的制订为知识的发展提供了方法论。
霍布斯是培根的后继者。在认识论思想的问题上，他一方面继承了培根的经验论原则，另一方面也受了笛卡尔唯理论的影响。霍布斯比较重视理性认识的作用，在他看来，一切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但是认识它们为什么存在，或者根据什么原因而产生，却是推理的工作。他把理性认识划分为三步：第一步，给概念所表示的事物命名并恰当地使用名称；第二步，把一个名称和另一个名称连接起来组成断言和命题；第三步，把一个命题另一个命题连接起来进行推论，直到得出有关问题所属命题的全部结论，这就是科学知识。在他的方法论中包括了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然而，他毕竟深受经验论的影响，没有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本质，没有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结合，他在认识论上陷入了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矛盾中。
近代哲学的奠基者和唯理论的创始人是笛卡儿。他要求对一切知识采取怀疑的态度，只接受被理性明确认识到真的东西，而且确定了真理的标准，那就是清楚明白、无可置疑的。他明确指出，哲学作为一切知识的基础，必须是从一个清楚明白、无可置疑的基本原理推演出来的严密的科学体系，演绎法是哲学的根本方法。哲学的基本原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们必须是明白清晰的，人心在注意思考它们时，一定不能怀疑它们的真理；第二，我们关于别的事物方面所有的知识一定是完全依靠那些原理的，我们虽然可以离开依靠于它们的事物，单独了解那些原理，可是离开那些原理，我们就一定不能知道依靠于它们的那些事物。笛卡尔称这些基本原理为“天赋观念”。“天赋观念”是笛卡尔哲学乃至唯理论哲学的基础。根据观念的来源不同，笛卡尔把观念分为三类：一类是天赋就有的，一类是从外面来的，另一类是我自己制造出来的。对应着三种心理功能，外来的观念依靠感觉；虚构的观念借助想象；而天赋的观念则出于纯粹理智。天赋观念的特点是：首先，它不能来自感官或想象，而是存在于理智中，凭我们理解得来；其次，它必须是清楚明白、无可置疑的；最后，它是普遍有效的，是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是永恒的真理。总之，所有一切不是来自于感觉经验，不是来自主观的虚构，而只能来自纯粹的理性思维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天赋的。运用普遍怀疑的方法，笛卡儿找到了清楚明白、无可置疑的知识作为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也就是“我思故我在”。
斯宾诺莎是荷兰著名的唯理论的代表，他把知识分为四类：(1)“传闻知识”，即由传闻或者由某种任意提出的名称或符号得来的知识；(2)“泛泛的经验”，即尚未由理智所规定的经验知识；(3)“推论”，这是由于一件事物的本质从另一件事物推出而得来的知识，这种知识并不必然正确，因为推论有可能出错；(4)“直观”，即纯粹从一件事物的本质来考察一件事物。在后来的著作中，他又将这四类知识归结为三种：第一种是“意见或想象”，包括这种知识是没有确定性的，更不能使我们洞见事物的本质；第二种是“理性知识”，即由推论而得来的知识；第三种是“直观知识”，这是由神的某一属性的客观本质的正确观念出发，进而达到对事物本质的正确知识。唯理论者认识到感性认识的局限性，认为科学知识不可能从感性认识获得，要求在理性自身中寻找认识的基本原则和概念，并且坚持这些原则和概念是天赋的。斯宾诺莎继承和发展了笛卡尔的天赋观念，提出了“真观念”的理论。 在“直观”和“推理”的能力是天赋的，我们由此而获得真观念，并且以真观念为前提进而获得了其他的真理。
在唯理论逐渐占据上风的时候，经验论的代表洛克又使得经验论重新与唯理论相抗衡。他是第一个使经验论的认识论理论化、体系化的哲学家。洛克批判了“天赋观念论”， 在认识的过程上，洛克解决的办法就是“白板说”。他说：“能力是天赋的，知识是后得的。”人类具有接受感觉、形成观念和知识的“天赋能力”，就可以说明我们知识的来源。假定人的心灵就如同一块“白板”上面原本没有任何标记，后来通过经验便在上面印上了印痕，形成了观念和知识。这也是洛克哲学的基本原则，即“心灵是一张白纸”，“知识源于经验”。
洛克对观念进行了分类。他将观念分为简单观念和复杂观念，简单观念就是由外部事物及其属性直接作用于感官而产生的感觉观念，和心灵对自身心理活动的直接反省而产生的反省观念。复杂观念就是由几个简单的观念所组成的观念。复杂观念又分为三类：样式、实体和关系。在他看来，知识就是理智对于两个观念的契合或矛盾的一种知觉，亦即对于两个观念之间关系的认识。洛克对观念之间的关系、知识的等级、知识的实在性和范围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理智在认识时的第一个活动就是知觉它的观念，并且在知觉的范围内来认识各个观念的同一性和差异性，这种活动是必须的，没有它就没有知识和思想。2.关系。即理智对于任何两个观念之间关系的知觉。每个观念都是与自身同一而与其他观念相互排斥的。如果理智不能比较各个观念，知觉它们之间的关系，发现其契合或矛盾，我们就不可能形成任何肯定的知识。3.共存或必然联系。这是关于实体观念的，指的是我们在同一实体中知觉到的共存性或不共存性。4.实在的存在。即理智对于观念符合于现实的实在的认识。洛克认为，知识有三个等级，它们从高到低排列为直观的知识、证明的知识和感觉的知识。在知识的实在性上，洛克强调实在性的标准是观念与事物真相的契合。 通过观念之间的四种关系，洛克判定了知识的范围包括四类：同或异、共存或必然的联系、关系、实在的知识。这样一来，不仅在知识与事物之间隔着观念的帷幕，而且从经验到观念再到知识，认识的范围越来越窄。这就使洛克走向了不可知论。
休莫继承和发展了洛克的学说，成为不可知论的典型代表。他从洛克哲学出发，称“观念”为“知觉”。他认为，知觉是知识的基本要素，包括感觉、情感、情绪、思维等所有意识活动。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印象”，一类是“观念”。两者的差别在于：当它们刺激心灵，进入我们的思维和意志时，它们的强烈程度和生动程度各不相同。进入心灵时最猛的那些知觉，我 至于观念，是指我们的感觉情感和情绪在思维和推理中微弱的意象。休谟认为两者只是量的差别。在来源问题上，休谟认为感觉究竟从何而来是不可知的，因而也不再去追究了。休莫认为人类理智的对象可以自然划分为两种，即“观念的关系”和“实际的事情”。与此对应，知识也分为两大类“关于观念的知识”和“关于事实的知识”。关于观念的东西包括几何、代数、三角等数学知识。这类知识只关系到观念自身的关系而于外部事物无关，只要与自身相符合就是真理，因而是必然知识。“关于事实的知识”是或然的知识。这类知识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的，而经验归根结底是或然的。休谟的怀疑论思想不仅使经验论的理想破灭了，而且也使唯理论的理想陷入了困境。
综上所述，西方哲学史上各派别哲学家对知识都进行了不同层次的研究和探讨。对“什么是知识？如何能够获得知识？如何对知识进行分类等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虽然他们使用的方法不一，结论不同，但是都有着严谨的态度、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他们的很多观点在现在看来有些过时，但是时至今日，他们的研究思想和方法还在散发着智慧的光芒。他们对待真理的渴求和对自我的严格要求，依然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参考文献：
[1]张祥龙。西方哲学笔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3]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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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道德哲学的寻根理路
人之为人，总要为自己行为的应然性、合理性，寻找一种本体的辩解。那么，人之行为的合理性基础或“应然性”之根究竟是什么？它植根于天国还是尘世？是生成于人的内在本性还是人的主体自由选择或诸种 心理活动？是基于个体主体抑或是主体间性？对这些问题的选择与回答，西方道德 哲学经历了一个由神的外在权威向人的内在权威转变的摧毁与重构，由有权威的绝对主义向无权威的相对主义转变的否弃与重构，以及克服道德相对主义向规范伦 理学的复归与重构，这样几个不同阶段的寻根 发展理路。而每一次的摧毁与重构、转折与发展，既折射出一种时代精神，也反映了西方道德哲学家对形塑人的主体自身形象的一种理想追求。
一
在西方中古时期，神与宗教长期以来是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尼采将此概括为：宗教对西方人来说，与其说是一种神学体系，不如说是一种心理母体，它环绕着人从生到死整个一生。然而，这种以神作为人的精神支柱，以宗教作为人的精神家园的终极神圣律法，则随着资本主义的生成，封建等级制的消亡，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文精神的高扬，遭到了启蒙运动的强烈冲击。启蒙运动强调人的精神家园不在天国，而是在人所栖居的尘世；人的精神支柱不应诉诸于一个外在的终极权威，而应立足于人的主体自身。所以，对于现代启蒙运动中的现代道德哲学家而言，首要任务是填补被人的主体理性驱逐了上帝的外在权威之后，而给道德哲学留下的价值本源空白。
如果说支撑人去践行的道德之根不是上帝或神意，而是由人的天然本性使然，那么，人的天然本性具有什么样的本质特征？什么样的人性特征才是道德基本原则的合理性基础？能否从“自然而然的人性”合理地推论出道德禁令，从而在二者之间建构牢固的关系？思考与回答这些问题，既彰显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在突破了中世纪封建神学伦理的传统禁锢之后的道德价值取向，也构成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共同本质特征，同时也生成并决定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多元化及其相互对立的诸道德价值体系之间的矛盾与纷争，乃至走向失败与终结。
首先，从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价值取向看，其道德改革并不在于剥夺中古时期的“道德内容”，而是它的道德根基。在这个问题上，现代道德思想家的普遍价值取向是以人性对抗神性；依据 所以，尽管现代道德思想家在如何重构新的道德价值观上，表现出不尽相同的思维路向、论证方式和理论构成，但是所有这些思想家在构建新的世俗化道德有效论证运动中，都将道德法则的合理性和权威性论证 建筑在人性特征的基础上，强调人的价值标准应该以人“本身的品质为标准的”绝对地位。归依人性，“不在别处而只在自身寻找合理证明原理的要求”，成了近代时代精神的最强音（注：阿莫尼克：《道德与后现代性》，哲学译丛，1992年第2期，第38页。）。
其次，揭示与描述人性的本质特征，并从其所理解的人性之“是”的前提出发，推论出人之“应该”的道德规则及其戒律的合理性、有效性与权威性，为人性的本质特征与道德戒律之间必然而坚实的关系作出合理的辩护与论证，则构成了现代道德哲学的首要任务与本质特点：即道德论证与论证道德。而这种以人为本的论证道德，在经历了几个世纪漫长而曲折的探索与嬗变、辩护与论争之后，不仅抛弃了传统伦理学的自然目的论，剥夺了宗教神学的目的论的绝对特性，而且为资本主义新道德的价值观奠定了主体范式或主体自律的基础。
第三，当启蒙运动将人之践行的应然性基础诸诉于人的主体或人性时，这场运动又归于失败。其原因在于：其一、现代道德思想家一致同意道德法则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可辩护性与合理性，应建筑在人性的基础上。但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性特征才能为道德法则提供权威性的根据并得到有效的合理性辩护？正是在对这一至关重要问题的肯认与论证上，诸家诸说各持己见，纷纭争执，陷入了多元的、相互争辩的道德体系之间的“诸神之战”。
当现代道德思想家摆脱了传统道德的外在权威而确定了现代自我主体之后，对道德前提或道德之根的认证，可以完全立足于“纯粹由主观性来证明其合理性的选择”，可以完全从自我所理解的任何观点出发，去自由地选择那种他自以为“是”的人之本质特性，从而把道德上的信奉视为对这些前提所作的无标准的选择的表达。他们或诉诸于欲望和激情（狄德罗和休谟），或诉诸于理性（康德）；或将人性界定为自私性恶（霍布斯、洛克与曼德威尔等），或界定为情感性善（沙甫慈伯利和赫起逊）；或将人的自爱心和怜悯心作为人性的道德之本（卢梭），或将趋乐避苦、自保自爱的天然本性作为道德的根基（爱尔维修），在无法比较的道德前提，或者说人性之根上，进行着互不相容、持续不断的对抗与论争。在这场无止境的论战中，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丧失了；任何所谓道德言辞都失去了全部权威性的内
容。人们不仅在理论和 实践上丧失了对道德的明辨力，而且无法有客观的标准来判断和识别善恶性，导致现代论证道德的合理性运动陷入了道德“多元论”和道德相对主义的困境。
其二、现代论证道德合理性运动之所以失败还在于：其道德论证不能合乎逻辑地从其所理解的“自然而然的人性”之“是”推论出人之道德原则以及道德践行之“应该”，进而在其所承继下来的道德禁令与未经教化的“自然而然的人性”之间建立起必然而可靠的关联。因为现代道德思想家从中古时期所承继下来的道德禁令，和其所确定的人性概念这一两极因素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与对立。因而当道德思想家试图在其正面论证中把道德禁令置于人性基础上的同时，他们又在各自作出的反面论证中越来越趋向于一条普遍原则：没有任何有效性论证能从纯粹事实性前提中，得出任何道德的或评价性的结论。休谟以疑问而非肯定性断言的方式表达了这一普遍原则：人们“从‘是’的前提中得不出任何‘应该’的结论”（注：麦金太尔：《德性之后》，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换言之，即我们无权说：既然人是这样的，人就应该以这种方式行事。休谟这一著名的禁令就像中世纪的表兄弟―奥卡姆的剃刀一样，使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切现代经典道德 哲学，都陷入他的禁令的无情砍刀之下。这一被视作无可争议、无可逃避的永恒真理，既是与古典传统道德最后决裂的信号，又是现代论证道德合理性运动彻底失败的信号。
二
现代论证道德的合理性运动的成功与失败，从正反两方面启发并影响着当代西方道德思想家，且构成其学说 发展的直接逻辑起点。当代西方道德思想家承继了现代论证道德的“主体范式”，但不再热心从主体自我寻找出一种普遍的、本质的和内在的人性特征，以作为道德原则的合理性与权威性的绝对形而上学基础，即不再热心于从人的内在本性去寻求人之行为之根；而是将道德的生活方式和准则的合理性、权威性，转向诉诸于主体的选择活动，以及主体的偏爱、态度和情感描述与表达等主观 心理活动。这种道德哲学的转向不仅从本质上改变了道德原则与价值判断的内在意蕴，改变了道德争执的根本特性；而且使企图维护客观的非个人道德判断标准的现代论证道德的绝对主义理想，为当代道德哲学的相对主义所取代。
当代道德哲学的相对主义分别以不同的运思路数，表现在唯科学元伦 理学和非理性人学伦理学中。
唯科学元伦理学自摩尔的直觉主义开始，经史蒂文森等人的情感主义到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的分析哲学的发展，其共同倾向是：坚持将事实真理与价值观念严格区别开来，认为道德规范、价值判断和伦理概念等命题，不是知识的表达和意义的描述，而是一些存在于有限世界的彼岸，无法用 经验事实证明其真假的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命题。所有道德规范、价值判断和伦理概念就其本性是道德与价值而言，都不具有真理的价值，而仅仅是偏爱、态度和情感的外溢和经过乔装打扮的命令句、祈使句等。由于表达偏爱、态度与情感的道德判断，无真也无假，没有任何合理的方法来确保道德判断的一致性。所以，任何追求客观的非个人道德标准的企图，都无法得到有效的合理辩护。因此，伦理学作为“不能记述的对象”――价值的科学，其根本宗旨不在于把道德作为社会的、整体的、客观的现象去研究，而在于分析研究道德 语言、概念和逻辑等。就此而言，唯科学元伦理学不仅具有形式主义的特征，而且又与传统的规范伦理学，即“实践哲学”分道扬镳了。
非理性人学伦理学从意志主义者尼采宣告上帝已死，倡导“重新估计一切价值”起，一切永恒的、绝对的传统道德价值便随着上帝的死亡而消亡了。一切新的道德价值和生活信仰，都是“超人”的自由选择和创造。超人是一切真理、价值的立法者。尼采这种拒绝一切绝对的、客观的理性论证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道德价值观，在存在主义，特别是在萨特的非理性自由人学与自由价值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与诠释。否定上帝的存在，主张创造人的是人自身是二者共同的价值取向。人没有任何先在的本质，存在就是一切。人既没有外在的绝对权威：上帝，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内在本性或人学原理，同样人的选择活动也不受社会的制约。人，不管他作出哪种决定，都没有什么现行的普遍原则帮助他理直气壮地为其决定作辩解。人是各种价值的创造者，而人的自由则是其价值创造与选择的惟一基础。
道德相对主义同样也表现在实用主义哲学之中。众所周知，实用主义否认客观真理，认为判断真理的惟一标准是真理的实际效用。这种“有用即真理”的原则，不仅是支撑其认识论，同样也是支配人之行为、构架其伦理学的轴心。从理论构成看，实用主义兼容并蓄了西方传统中注重特殊具体事实的“唯名论”、注重实效与实利的“功利主义”、反对形而上学抽象的“实证主义”，以及强调个人的主观选择的“存在主义”等观点，主张以是否“有用”、“方便”和“有效”，作为评估一切事物和行为之道德价值的惟一标准；以是否有利于个人的“利益满足”，是否
符合个人的主观 经验与兴趣，作为道德评价的直接依据，从而使道德变成了一种方便有用的工具。
由上可见，“相对论的时代使人想要找到能够为之坚定地毫不含糊地献身的终身价值的希望大大破灭了。”（注：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2页。）当代西方道德 哲学在唯科学元伦 理学与非理性人学伦理学，这二种平行 发展的极化运动中的共同指向是：摈弃了传统伦理学对客观的、非个人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探索，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论证道德的价值取向，更加剧了道德危机。人的道德判断、道德言辞，作为人的主观偏爱、情感意志等 心理状态的表达，人的道德原则、道德价值，作为主观自由选择与创造的产物，丧失了绝对的、普遍的、合理的权威性。所谓道德判断、道德原则的权威性都是个体的、主观的、相对的，而道德权威的个体性、主观性和相对性，则意味着没有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可依从，没有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就可以自行其是，其结果必然是普遍的道德与善变得不可诠释；只有相互匹敌的道德理论之间，毫无结果的无休无止的矛盾与纷争，使道德陷入一种严重的危机之中。
三
道德权威的缺失与道德相对主义泛滥，导致了道德基础的崩溃与道德危机。这种危机，引发了西方道德哲学家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复归与兴趣，拒斥相对主义，重新为人之行为，寻找一种绝对的、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摆脱唯科学元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和非理性人学伦理学的任意品性，重构道德价值的合理性基础已成定势。
20世纪60年代，尽管道德哲学之间的“诸神之战”并未偃旗息鼓，然而在诸如新功利主义、新 社会 政治伦理学、新人道主义、新行为主义、新结构主义、境遇伦理学和商讨伦理学等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复归与重构步伐中，一方面显示出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并不是简单地归依传统，而是基于当代西方社会的背景条件和现实需求，以时代“开新”为其理论宗旨，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视角，批判地继承了传统道德哲学的某些内容和观点，开创性地重构着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又不是在彻底地否定传统前提下的重构，如现代论证道德哲学既强调以摧毁和摈弃中古神学自然目的论为否定性前提的革命性的替代性重建，又追求以挽救和重振现代论证道德的精神为肯定性前提的再造性的承继性重构。西方道德哲学这种回归与重构趋向表明：在经历了唯科学元伦理学和非理性人学伦理学的道德危机之后，“人们又在对人的基本价值表示关切了”（注：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2页。）。规范伦理学已经开始了一场戏剧性的复兴。
那么，究竟如何超越道德相对主义而建立起道德的普遍性、权威性与客观性？如何超越价值的多元论而建构一种普遍伦理或“普世伦理”，以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一个指导其道德航向的罗盘呢？为此当代西方道德思想家沿着不同的路向，进行着种种努力和尝试，而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则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阿佩尔，建构在“主体间性”基础上的商讨伦理学，对普遍伦理学的合理性基础所作的探讨。阿佩尔在《哲学的改造》一书中指出：我们这个时代，乃是以科学所致的技术成果所造就的全球一体化文明为其特征的时代，因此对某种普遍伦理学的需要，即对某种能够约束整个人类社会的伦理学的需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对普遍伦理学“合理性”基础的重新思索与辩解，使二者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传统道德哲学的个体“主体范式”，而代之以“主体间性的范式”。主张只有基于“规范的主体间有效性”，才能构建一种规范上中立的、客观的普遍伦理学。
道德之根―主体范式的变换，根源于哈贝马斯、阿佩尔对主体理性的重新认识。在二者看来，人的主体理性绝不是在个人意识里发展的，而是在 语言对话、主体际构成的世界里发展的。每个人都不可能在私人语言框架内获得其思想的有效性，每个人的主体理性或意识活动也不可能是封闭的、个体的，而是开放的、公共的。所以，任何孤独思想的有效性，以及孤独个体的良知决断的道德约束力，原则上要依赖于人与人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之间的相互肯认和共识。他 其结果势必陷入“意识唯我论”的圈套，并由此引向在孤立主体的认知理性与 实践理性中，寻找道德可能性的条件。这种基于主体自律的道德观，不仅无法躲避休谟意义上的“砍伐”，而且必然发展成为当代相对主义道德观。因此，普遍伦理学的合理性基础之重构，自然应植根于交互主体的“交往理性”范式，而非个体主体的理性范式。
这种建基在“交往理性”基础上的普遍伦理学，首先能够把孤独个体的良知决断协调一致起来，从而使每个社会个体为社会实践承担共同的道德责任。因为在交往实践中，任何具有伦理意义的人类“需要”与要求，都能够凭借理性的论据来加以辩护，都能在人际间传达、交流与沟通。只要这些要求，通过理性的论辩而在人
际间得到肯认，就会形成共识，构成共同意志的一致性。这种主体间的共识与意志一致性，反过来又
其次，商讨伦 理学所诉诸的道德之根的转换，使之所构建的伦理学，一方面，不会倒在休谟的砍刀下，即企图从纯粹事实的判断中推导出伦理规范。因为，这里制约每个人� 另一方面，克服了道德领域中“方法论的唯我论”。以往那种基于个体主体的主观“良知”的强制力，或基于个体主体的自由选择的道德责任约束性，现在凭着主体间的交往与交流，已为基于“超主观性”的主体际共识或一致性的民主意志所取代，而成为每个人的行为与选择的有效性基础。
毋庸置疑，商讨伦理学建基于“交互理性”主体基础上的道德伦理学重构，为协调自律道德行为者与普遍原则之间的关� 然而，它对“终极基础论证”的方式，仍然沿袭了传统 哲学的先验的“自上而下”的理论论证方式，因而它所阐发的伦理学基础，还只是一个没有考虑人的现实“道德情境”的“理想交往共同体”。尽管这个理想的交往共同体被看作是“实在交往共同体”的前提条件，但从一些被理想化了的前提出发所构架起来的伦理学，势必难以摆脱先验预制程序的理论局限性。不过，这种独树一帜的伦理学的回归与重构，在某种程度上则标志着西方道德哲学在探索伦理―道德合理性基础上的一种进步与 发展，即使得 建筑在个体主体理性独白基础上的西方道德哲学，转向主体间性交互理性基础上的伦理道德哲学。
总而言之，表明：道德价值与理想作为 经验现实的人质或人格，终究要与人的主体存在根基相 联系。无论西方道德哲学家对人的道德之根做出怎样的抉择与论辩，但可以说追求一个更为完善的人生与社会的渴望，不仅是一个理论逻辑思辩的理想，而且也是历史现实自身的运动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