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师在备好课的同时，一名历史教师也要有驾驭课堂的能力，因为学生在课堂上的一举一动都会直接影响课堂教学，在历史教学工作中注意了学生能力的培养。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历史与社会教学工作计划”，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这里是爱岗的小编给家人们找到的6篇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仅供借鉴，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关键词】中学生；历史小论文；历史教学；实践与探索
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的今天，传统的教学方式应由过去关注知识传授转变为关注学生发展，由只关注学习结果转变为既关注学习过程又关注结果，以及更关注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和体验[1]。而对于中学的历史教学，培养学生的历史探究能力、分析能力，提高历史教学的质量是新课改标准下历史教学改革的新要求。笔者认为指导中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便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历史小论文的写作集论述、论证和评议于一体，是思维训练由思考到理论总结的过程，它能强烈呼唤起学生的探究能力；其次，历史小论文写作过程中的搜寻资料、寻访历史古迹等社会实践活动，能有效地促进学生动手、动脑习惯的养成，进而便于学生探究性学习习惯的形成。下面就历史小论文有关教学方法、撰写历史小论文应注意的问题及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意义作粗浅的探讨。
一、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教学方法
1、设计一个情境。即设计出一个让学生产生疑问需要分析解决的问题情境。如学完了《鸦片战争》这一课程之后，让学生根据所学知识，结合现实生活，以鸦片战争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为主题，从历史的角度写一篇小论文，请自拟标题试论自己的观点。
2、提供一些材料。考虑到初中学生知识积累的有限性，除了要求学生阅读教材、查阅课外资料外，教师还需要提供一些可靠的历史材料作为补充，可以选择历史原始资料，也可以选择后人对历史事件及历史过程的认识和评论。如学完了《太平天国运动》后，让学生查阅有关资料，从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来探讨和分析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原因，写一篇小论文。教师可作提示如主观因素有：先天不足、后天畸形；诞生和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太平天国领导集团骄傲自满及内部矛盾的激化；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客观因素有：封建势力的顽抗镇压；外国势力与国内封建势力的苟合介入等。另外，适当利用新教材，“史学争鸣”栏目，利用多元的观点来开阔学生的眼界。
3、给予一定的指导。由于初中学生的心智尚未成熟，抽象概括能力不强，再受以往应试教育的影响，形成了被动和机械的学习模式。因此，对于历史小论文这种新的教学方式，初中学生开始难以把握其写作方法，所以给予一定的指导非常有必要。首先要指导阅读，教会学生如何查阅资料、审视资料；其次要指导分析讨论，教会学生提取有效的历史信息，加以利用；再次要指导写作方法，教会学生如何做到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严密。
4、给学生独立的思考时间与空间。对于教材中材料丰富、学生有一定知识储备的论题，可要求学生课堂内独立完成而对于涉及范围大且需要较强理解与分析能力的论题，就要给学生独立思考的时间与空间，让他们到图书馆去读书查阅资料。此次，还可以把学生分成若干研究小组，设一名组长负责分配任务和协调工作，组织小组内讨论，开阔组员眼界及思维，加强学生之间的团结协作，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
5、给学生一个恰当的评价。历史小论文是学生研究性学习的成果，教师要认真负责地批阅每一篇文章，做出恰当合理的评价。可以画出其中表达准确而生动的语句，在旁边批语表扬，也可以在最后写上总批语，表扬肯定其突出之处；而对观点不明确、语句不通顺的句子则要婉言指出其不足之处。
6、给学生一个及时的反馈。对于学生写作的情况，要做好统计工作，及时反馈给学生。要及时分析总结，开设总结课课堂，通过课堂分析总结的方式来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在总结的过程中，要表扬立意新颖的小论文，加以适当奖励；同时也指出并质疑观点、论据分析有误的文章，让学生自由展开讨论。而对于观点出现对立的情况，可以组织学生分组进行辩论，以使他们的思维更加活跃和开放，进而达到教学的目的。
二、撰写历史小论文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历史小论文的写作过程从形式上看就是一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2]。为此，历史教师有必要确立“引导型”为主的教学模式，切实把学习主体放在学习者这一边，耐心地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提疑，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教师在指导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注意设疑。宋代教育家朱熹说：“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历史的过去性决定了史论多是经间接的方式来获取，再加上时代的局限性和史家的主观性，给质疑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因此，教师在指导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时要把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思路展现给学生，为学生作示范，以便学生能顺着思路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2、注意培养学生的论证能力。学生查阅资料，寻找论据首先要选定论文题目，确定一个中心及论文写作范围。然后，按照此中心和范围，组织5～8名学生为课题小组，分工合作，这既提高了工作的效率，也培养了学生团结协作精神。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教师要加强对学生论证能力的指导，鼓励学生做必要的读书笔记，并开展寻访古迹，实地考察等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实践去检验、论证资料的科学性、有用性。
3、注意培养学生的写作技巧。小论文的写作离不开扎实的语文功底。作为历史教师要多向语文教师学习，讨教写作技巧和作文教法，并了解学生作文水平的高低，做到心中有底，有的放矢。在指导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时候，注意引导学生论文提纲的写作，力求做到立论明确、论据充分、结构可靠。
4、注意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硬件上学校要为学生提供一定的场所：如阅览室和图书馆等等。历史教师也要不断探索、勇于创新，把历史小论文的写作做为历史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软件上，撰写历史小论文的组织形式也要力求灵活多样，避免枯燥乏味和单一的教学模式。
三、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意义
1、撰写历史小论文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学生总是被动地接受知识，他们多采用“死记硬背、题海战术”来学习历史知识，结果是“背完就忘，考完就扔（书）”[3]。这种学习历史的方法，不仅所学的知识质量不高，而且记忆的牢固程度也很低，消磨了学生的兴趣，限制了思维的发展。而撰写小论文属于研究性的学习方式，能激发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探究欲望，实现学生由被动式学习向主动性学习的转变。
2、撰写小论文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与认知能力
当学生对某个历史概念或历史事件不甚了解时，他们会主动去查阅有关资料，那些他感兴趣的、经分析而理解的内容记忆相对要牢固。学生在实践中发现和探究问题，体验知识发现的过程，有助于综合认识能力的提高与思维分析能力的培养。如在评价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小论文中，学生既能看到鸦片战争加快中国封建社会瓦解的一面，又能看到外国势力对中国侵略的这一面，锻炼了学生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来评价历史事件，综合培养了学生分析与认知能力。
3、撰写历史小论文有助于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学风
“历史课的灵魂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培养学生形成正确定历史意识和历史观[4]。”历史论文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脱离史实泛泛而谈肯定行不通。对文章所使用的论据，必然要经过一番分析解剖，才能提取有效信息。历史论文的写作过程就是史论的研究过程，要求研究者必须实事求是。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能切实感受到“史由证来”和“论从史出”，这些对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学风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4、撰写历史小论文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撰写小论文既要求学生应用综合知识，又要求运用自己的综合能力。学生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其阅读能力、判断分析能力、提取有效信息能力、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均得到充分训练。长期以往，学生的自学能力与应用知识的能力就会显著增强。学习知识的根本目的在于应用，这种强调知识应用的教学方式，能够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符合现代素质教育的要求。
总之，撰写历史小论文有助于转变学生被动式的学习模式，培养学生历史学习的兴趣，拓展学生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进而提高历史教学的质量。
参考文献：
[1]张文斌。历史小论文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探索[J].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7（9）：76-78.
[2]刘巧玲。历史小论文――学生学习历史的小总结[J].经验交流，2012（4）：63-64.
[3] 张树生。历史小论文教学实践探[J].中学教学参考（下旬），2010（3）：42-43.
[4]赵晓薇。尝试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教学[J].课程研讨，201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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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教科书战争记述分析
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的问题激起了各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关注。中学教育是一个国家公民教育的最重要阶段，在教科书中向学生传授怎样的历史知识，不仅是日本社会如何认识过去的问题，更是日本如何面对未来的关键。在此，就日本新历史教科书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历史的记述问题及其背景作一评析，以供同仁参考。
战争历史记述问题事态
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按惯例是每隔4年修订一次。上次日本中学(初中)历史教科书审定是在2001年，今年重新审定，教科书将于2006年四月起采用(新学年于四月份开学).
目前，日本共有日本书籍，东京书籍，帝国书院，清水书院，大阪书籍，教育出版，日本文教及扶桑社等8家出版社拥有初中教科书发行权。2005年4月5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再次审定通过准备发行的8种初中历史教科书内容虽然良莠不齐，但总的倾向仍然是把日本对中国，韩国等的侵略战争历史简略化。其中最引起关注的还是扶桑社出版的由日本右翼"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初中《新历史教科书》.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属于日本专事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文人"自由主义史观派".这个组织近年来十分活跃，不仅大量著书立，而且还专门编写"新历史教科书",其目的是把日本社会右翼的历史观，通过教科书传授给日本的青少年学生。尤为突出的是这种教科书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战争责任的记述，集中体现了其右翼史观和特征：
在平成18年(2006)版《新历史教科书》的第五章"世界大战的时代与日本"中，在记述日本全面进攻中国的历史时，该书在"中国的排日运动与协调外交的挫折"标题下称："随著中国国内统一的进行，排外运动也跟著高涨。中国人对于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优惠的列强十分排斥，除了民族的反感之外，受到以武装革命成功的苏联共产党思想的影响，运动有急进的倾向。对势力日益扩大的日本，除了拒买日本商品之外，也时常出现攻击日本人的的排日运动。……然而，中国的排日运动却仍然无法有效地控制。因此以日本军部为首，开始有 "这样的表述，似乎是日本的进攻是由于中国的"排外",为其开脱随后的帝国主义侵略做好了铺垫。
接着这本历史教科书在"从卢沟桥事件到日中战争"标题下称："在外国人权益集中的上海发生的二名日本人将兵被射杀事件，成为中日之间的冲突一发不可收拾的导火线。日本军原来以为只要攻陷政府的首都南京，便会降伏，于是于12月占领南京。然而却迁都到后方的重庆，持续抗战。"其荒谬逻辑是如果中国不抵抗，就没有战争了。
关于南京大屠杀，该书在第199页图片说明中称"日本军造成了中国军民多数的伤亡(南京事件).此外，此事件的牺牲人数资料受到质疑，并且有许多不同的见解，至今仍在争论中。"
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记述上，这本"新历史教科书"刻意美化侵略，甚至反复强调日本的进攻有助于亚洲各国的独立。该书在第五章第二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下，以"大东亚会议与亚洲各国"为标题宣称："扩展到亚洲的独立希望日本首战的胜利，带给了东南亚及印度人民独立的梦想与希望。如果没有当地人民的协助，日本军在东南亚不可能有势如破竹的进展。更有被日本军俘虏的英国印度人士兵结成印度国民兵，协助日本军进攻印度。不论是印尼或缅甸的军队都是在日本军的指导下组织而成的。"并称1943年11月的"大东亚会议"历史地位在于"会议中发表了和同盟国大西洋对抗的大东亚共同宣言，宣扬各国的自主独立，相互提携相互发展，撤消人种的差别。会议之后，日本以排除欧美势力，建立亚洲人的大东亚共荣圈作为战争更明确的目的。"
该种历史教科书进而更在"亚洲各国与日本"标题下强调"日本败战撤退之后，这些殖民地在十数年间相继以自己的力量完成独立，当中也有留在当地参与独立战争的日本士兵。日本往南方的进出，原先是为了获得资源，却成为加速亚洲各国独立的楔机之一。"按照该历史教科书中的逻辑，几乎等于说希特勒侵略波兰是为了帮助其独立于苏联。
这样一种宣扬皇国史观，美化侵略战争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被日本文部省宣布审检"合格",并将于2006年面向中学生，实际上是日本社会近年来右翼史观膨胀的体现。更令人不安的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其他各家出版社虽然没有完全采用右翼史观，却也明显"自律".从2002年度以来的各种历史教科书的内容看，相对于1997年以前的版本，各家出版社均大幅削减或淡化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的战争暴行的史实，尤其是大幅度减少甚至删除了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慰安妇，"三光政策"及南京大屠杀等问题的记述。
二，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日本出现篡改历史的教科书问题决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占领日本的美国对日本教育曾经进行了改造，采取了包括修改教育内容，禁止传播军国主义思想；实行政教分离，禁止教育单位参预祭祀和参拜活动等措施。这些有力地限制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发展。但是，随着冷战的开始，和美国实施利用日本牵制前苏联和中国的战略，其对日本的控制改造政策发生逆转，右翼史观在战后日本教育领域内又重新滋长。
朝鲜战争时期，在日本右翼势力影响下，日本文部省在1951年将历史教科书审定标准《学习指导纲要》中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改成了"日本对中国的进出",直至2002年4月。1956年，日本政府废除了原来的《教育委员会法》,实施《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和管理法》,把教育委员民选制改为任命制，又向战前的教育制度靠拢，至使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右翼思潮在日本教育界进一步抬头。
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对历史教科书的审定中，要求删改对亚洲邻国的侵略史实，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慰安妇等也被淡化成战争时期由于混乱而发生的行为。这激起亚洲邻国和日本国内的强烈批评。中国和韩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正式交涉。日本政府在当时的形势下表示愿意倾听意见，改善与亚洲邻国关系，并随后在相关的教科书审定条例中增加了"邻国条款".但这并不能解决教科书中的历史观问题，.
此外，日本政界也不断出现为侵略历史翻案的言论。一些高级阁僚如藤尾正行，奥野诚亮，永野茂门，樱井新，岛村宜伸，江藤隆美等人纷纷因就历史问题"失言"受到谴责而离职。1993年8月，日本细川内阁成立后，才公开承认以前的战争是侵略战争。1995年再度审定中学历史教科书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期间，也是社民党委员长村山富士出任首相期间，对侵略战争的历史有反省表示。但随后日本社会和政界便出现了声称反对"自虐"史观的"国民运动",并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陆续组建了"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团体，正式编写贯彻右翼史观的中学历史教科书。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崛起，日本社会，特别是日本政界，右翼势力上升。日本执政者刻意以历史问题来刺激因多年经济不振而消沉的国民情绪，并达到修宪，强兵，走向国际事务的目的。日本决策层内，小泉及其未来的继任者，在历史问题上会更强硬。日本很可能会因历史观问题与亚洲邻国陷入新的政治冷战和对立。日本国内的历史教育中，也会在有关战争历史的内容上，更加右倾。与此相应，中，韩两国的反日情绪可能增长。针锋相对的历史观，可能
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战争历史的记述及其所反映的各种观念是战后日本社会变化发展的产物，这些内容和观念既受日本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直接影响，产生了许多扭曲的历史记述和教育方式，又同时反过来影响了日本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日本历史教学中有关战争历史内容所形成的各种历史观念和政治意图，会融入到日本的社会意识和理论思维，并在相当程度 联系到当今日本在对华战略乃至国际政治上日趋强硬政策的思想背景和渊源，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使人们愈益关切。
三。日本战争历史观问题产生的思想原因
第一，日本在政治上并没有 将日本与德国比较可见，德国旧国家机器完全被粉碎，其战后的政治与纳粹时代完全划清了界线，德国人可以超脱 而在日本，旧时代的一些成分在战后仍在一定程度上维续了下来，战时的天皇在战后虽然失去了权利，但对其战争责任并没有追究。日本人不可能像德国人将战争责任归咎于希特勒那样将罪责归于天皇，不能 德国人批判过去的历史不等于批评现在的国家，而日本人批判历史则意味着批评国家本身。
第二，在对战争历史的认识上，日本右翼史观的理念是认为日本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不是侵略者而是解放者，这样的观念必然导致对战争历史的歪曲。与德国对战争历史的反省相比，诚然，并非每个德国人都感到对战争有罪，但作为一个民族它感到有责任。日本右翼人物的史观则表明他们既不觉得有罪，也不觉得有责任。而没有责任感便不可能对历史进行深刻反省。
第三，在历史观念上，由于欧洲一体化思想的影响，欧洲国家更倾向于将本民族的历史看作是欧洲历史的一部分。而亚洲一些国家，尤其如中国和日本，有时则倾向于将亚洲历史看作是本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如同中国对于古代亚洲历史的一些观念，日本对于亚洲近现代历史的观念也倾向于以本国为中心，强调日本本位文化的确立。以这样从本民族角度而不是从整个地区大历史角度出发的观念去回顾和看待历史，便自然会导致民族主义倾向等偏差和错误认识。
第四，在对亚洲大陆的观念上，自近代以来，日本社会就一直存在着"脱亚论"的潜意识，认为就像欧洲历史发展有脱离伊斯兰文明影响的"脱亚"过程一样，日本历史发展也有脱离中国文明影响的"脱亚"过程，认为日本应追求欧洲文明而脱离亚洲文明。"脱亚入欧"的意识使日本思想界摇摆于欧洲文化与亚洲文化之间。而事实上日本既不可能融入西方文明，也不可能割断与亚洲传统的联系。现代日本科学很发达，文学也发达，而哲学却不发达，原因可能就在于其文化没有明确的定位，彷徨于东方文明于西文明之间。更为重要的是，"脱亚论"的思想导致了日本的岛国思维和对亚洲大陆的对立意识，导致了日本对亚洲邻国的蔑视，敌视，和敌对。这样的潜意识过去是引发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的思想因素之一，现在也是日本保守势力歪曲侵略亚洲历史的重要原因。
四，我们如何面对
首先，面对历史教科书问题，我们应该超越民族的仇恨，而从整个东亚未来的和平与发展大业的高度来看待问题。应坚持理性的原则，如果只是以一种极端去取代另一种极端，那么，东亚只会在思想上变成另一个中东。对战争历史的认识，需要在观念上要冲破民族的限制和人性的狭隘，现在东亚各国在历史问题上的相互态度，除了政治和社会因素，更需要面对很多人性的弱点，这无论对于中国，日本都是一个挑战。如果能勇敢面对这一挑战，而不是继续在人性的漩涡中怨天尤人，那么通过这一问题在理智上胜利的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文明的民族。历史问题应该也能够促进两国走向更加文明之路。
其次，应将少数日本右翼势力与日本主流学术界区别开来，增强交流和合作。应深入了解和理解日本学术界的真实状况和理念，理清问题的根源，并构筑亚洲学术界相互支持和信赖的关系。在这方面，日本也确有责任努力去取得邻国的信任，日本对于自己的战争历史，必须通过自己的诚意向亚洲各国和世界人民展现自己的道义感和责任心，这是最首要的。对过去的历史作深刻的反思，不会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只会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关键词 文科专款图书 引文分析 读者调查 实证研究 历史学
1 引言
自1982年教育部“高校文科图书引进项目”（以下简称“文专项目”）和2004年“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运行以来，我国高校人文社科文献资源建设与服务上了一个新台阶。为深入了解读者利用文专项目藏书情况和读者需求的发展趋势，本文以武汉大学历史学科为例，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读者利用外文图书与文专项目藏书保障的关系。
2 研究思路与方法
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创建于1913年，现有覆盖12个二级学科的国家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其中国古代史、世界史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具备雄厚的学科优势和科研实力。因此，武汉大学图书馆的文专项目藏书中，历史学是重点收藏学科，选择历史学院作为调研对象，研究文专项目藏书对科研的保障情况，能真实反映文专项目藏书的建设质量和保障水平。
本文从统计历史学院师生十年来（2000—2010年）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人手，析出其中有外文参考文献的论文，着重分析外文图书的引文情况；同时进行读者问卷调查，分析读者利用外文图书的特点。
2.1发文量统计分析
在国内外各类引文数据库（英文数据库SSCI、AHCI、CPCI-SSH、SCI、CPCI-S，中文数据库CSS—CI）及中文全文库（comKI）中，查询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教师、博士生、硕士生十年来（2000—2010年）发表的论文，选取有外文参考文献的论文为调查样本，即对227篇论文进行统计分析。
2.2论文参考文献中的外文图书引文分析
抽取以上论文的外文引文部分（包括参考文献、脚注尾注），进行整理合并，外文引文中的图书专著部分有1754条，合1689种，将外文图书比对武汉大学图书馆的馆藏目录和CASHL外文书目数据库，得出历史学科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文献资源保障率。
2.3历史学院利用外文图书读者问卷调查分析
对人文社科文献资源的需求和利用情况开展问卷调查，共设计14个问题（13个选择题和1个开放题），包括调查者对外文文献的需求情况、本校图书馆外文文献对调查者教学研究的保障情况以及CASHL外文文献对调查者教学研究的保障情况三部分，内容涉及文献类型、文献年代、文献语种，获取文献的途径，对CASHL的熟悉程度和评价以及对图书馆和CASHL在外文文献资源收藏和服务方面的建议等。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教学科研人员对外文文献的需求程度，本校图书馆、CASHL对其需求的满足情况，得出历史学科的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文献资源保障率。调查问卷发放及调查者身份见表1。
3 数据与事实分析
3.1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师生10年来（2000—2010年）发文情况
历史学教师、学生等科研人员10年来发表的论文（只统计含外文引文的）总计227篇，作者131人，按论文篇次合计作者272人次。
3.1.1发文量按年代分布情况及与馆藏量比较分析
从图1中可以看出，武汉大学的历史类外文图书自2005年后年进书量增长超过了发文量的增长速率。2009年因补缺，进书量突增。总的来看，在数量上，本馆收藏的历史类外文图书年进书量对科研是起到支撑和保障作用的。
3.1.2作者分布情况
在131位作者中，发表1篇论文的有80人，占所有作者人次数量的61%，符合洛特卡定律，即写一篇论文的作者的数量约占所有作者数量的60%。单个作者发文量最多的为14篇，根据普赖斯定律确定：n=0.749×14，n≈3，即3篇以上的为核心作者，共30人，发表的论文占总论文数量的55%，符合普赖斯定律“完成该专业论文总和一半的高产作者的人数在数值上等于该专业作者总数的平方根”的假设（见表2），他们不仅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科研的中坚力量，也是武汉大学图书馆外文图书的重点读者，其研究方向是历史学科外文图书建设和服务的重点。
3.1.3发文量按学科研究方向分布情况
中，学科研究方向高度集中，发文量排名前三的学科方向占到总发文量的60%，说明利用外文图书的科研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英国、德国、美国、二战的研究，这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重点研究方向相一致（见图2），也是馆藏历史学外文图书收藏的重点。
3.2历史学外文图书引文分析
我们把被调查引文中的外文图书按照馆藏情况、年代、语种、引用次数最多文献等进行分析。其中年代分析分为1900年以前、1900—1949年、1950—1959年、1960—1969年、1970—1979年、1980—1989年、1990—1999年和2000年以来8个时期（没有注明且查不到年代的记作无年代），语种分析包括英语、德语、日语、法语、俄语、韩语和其他等。
3.2.1外文引文中引用图书高于引用期刊及其他类型文献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科研人员被调查论文的外文引文情况见表3。总体来看，引用外文图书的数量远高于外文期刊和其他类型文献。外文图书具有累积性强、学术价值高等特点，最具理论性、权威性，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外文图书的馆藏保障水平影响着人文社科的学术研究。
3.2.2 CASHL馆藏大幅提升了历史学外文图书的保障水平
从表4中可以看出，CASHL馆藏占外文引文总量百分比达38.20%，远高于本馆馆藏的19。44%，所以建立以CASHL为主导的联合保障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3.2.3引文年代分布表明历史学外文图书保障率随文专项目的发展而逐步增长
按年代分类的被引外文图书数量以及CASHL外文书目数据库和本馆图书馆馆藏目录的馆藏情况见表5。
历史学学科科研人员引用的外文图书数量和CASHL馆藏、本馆馆藏数量的年代分布步调一致，相对数量最多的是1990—1999年和1980—1989年，最少的是1900年以前和1900—1949年。
随着文专项目的实施，CASHL历史类外文图书年代满足率最高的是1980—1989年（48%），本馆历史类外文图书年代满足率最高的是1990—1999年（30%多），而CASHL项目能满足读者对1900年以前出版的外文图书的需求17%左右，远高于本馆的6%左右，是对本馆藏书的重要补充。
3.2.4引文语种分布表明历史学外文图书中“小语种”图书保障率较低
被调查论文引用的外文图书涉及的语种包括英语、德语、日语、法语和俄语等。各语种图书被引用数量以及CASHL外文书目数据库和本馆图书馆馆藏目录的馆藏情况见表6。
在被调查论文引用的外文图书中，英语图书的被引用量以及在CASHI，外文书目数据库和本馆图书馆馆藏目录查到的馆藏数量在所有语种图书中比例最高（引用比例80%多，CASHL和本馆馆藏率超过90%）。英语图书的CASHL馆藏语种满足率和本馆馆藏语种满足率最高（CASHL：40%左右，本馆：20%左右），日语图书的馆藏语种满足率也较高（CASHL：约30%，本馆：约10%），其他语种相应数据则均处在较低水平。
3.2.5历史学外文图书保障水平还须进一步提升
从前文分析中可以看出，历史学外文图书的保障水平还有待加强，而表7引用频次较高的图书收藏现状，更是直观地佐证了这一结论。在历史学科研人员被调查论文引用的外文图书中，被引用次数不低于3次的有9种（40条）。有4种（20条）未能在CASHL外文书目数据库查到馆藏，有7种（31条）未能在本校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查到，保障率仅为44%，和图书馆文献正常保障水平的80%还有较大差距。历史学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外文图书情况见表7。
3.3历史学读者问卷调查情况
3.3.1历史学研究者对外文图书有较强需求和依赖
被抽样调查的读者中，33%表示对外文纸本图书严重依赖，28.9%表示对外文图书非常需要，31.8%表示对外文图书一般需要，5.8%表示不太需要外文图书。
通过对本馆与CASHL馆藏满足情况比较发现，CASHI。满足程度高的读者达36%，远高于本馆的19.12%。满足程度一般的读者则都超过60%。（见图3）
3.3.2需求比和满足比在文专项目实施后有较大提升
按年代调查外文图书需求与满足发现，1980年以后，外文图书的满足率已经超过对外文图书需求的比例。1980年以前的外文文献，CASHL满足比例高于本馆，1980年以后差别不大，CASHL满足了读者对早期外文图书的需求。（见图4）
3.3.3各语种文献需求比和满足比与CASHL文献收藏成正比
对不同语种外文图书需求与满足调查发现（见图5），只有英语图书的满足比例大于需求比例。CASHL小语种图书的满足率均高于本馆，说明CASHL是本馆小语种外文图书的重要补充途径。
3.3.4CASHL服务深入人心，服务水平还须进一步提升
在调查利用CASHL获取外文文献的必要性和便利性时，读者一致认为很有必要，但只有50%的 读者认为利用CASHL遇到的问题主要是查不到所需资料（29%）、获取文献时间长（23%）、费用过高（21%）、查询系统不方便（12%）、手续繁琐（15%）等。
从引文分析和问卷调查的结果看，历史学科读者对外文图书有较强的需求，需求文献的年代分布比较广泛。文专项目已经在读者阅读与研究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文专项目图书已经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比较有力的支撑与保障。
4 小结
4.1文专项目图书的投入产出率高
根据调查，CASHL的历史类外文图书保障率为38.20%，与国外高校图书馆70%的图书保障率还有很大差距，但考虑到高校人文社科外文图书每年采购的外文新书近4万种，只占欧美地区年度文科学术图书出版量的30%。说明文专项目图书的投入产出率高，每一分钱都用在了刀刃上。预计今后十年，随着文科项目专款经费的增加，高校外文图书的年收藏量将达到8万种，收藏总量将达到200万种，人文社科外文图书的保障率将会达到90%，重点学科将会更高，力争达到95%的国际一流文献保障率。
4.2文专项目图书的收藏质量较高。
根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文献资源的布局与保障研究”课题组子项目“高校1950—2000年人文社科外文图书学科保障方案”的研究，国内高校人文社科图书收藏率与国外一流高校相比还是很低的，但与国内高校人文社科外文图书利用率相比还是比较好的，说明CASHL收藏的外文图书达到了为重点学科服务的目标（见表8）。
4.3文专项目图书的小语种服务更有针对性
根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文献资源的布局与保障研究”课题组研究，对比本次调查结果，在历史学外文图书小语种收藏与利用方面，德文和法文的收藏率虽然低，但利用率相对较高（见表9）。
读者问卷调查表明，有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读者对纸本外文图书非常依赖，文专项目对小语种图书、1980年以前的外文图书的收藏是对本馆收藏非常重要的补充。
4.5读者认可CASHL服务平台
读者问卷调查表明，被调查者一致认为CASHL服务很有必要，并对CASHL服务充满期待，提出了很好建议。
1．1政治文明的含义政治文明属于人类的历史范畴，政治文明在人类一步步发展的历程中不断提高和不断完善，他随着社会的形成，国家的发展不断的向前推进。当然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政治文明是人类不同利益集体不断斗争和改革妥协中形成的果实，是人类政治智慧所形成的良好的结合体。人类文明三位一体，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制约和促进该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又对政治文明产生影响，那么如何处理三者的关系，关系到政治文明能否更好的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促进作用。
1．2古代的政治文明夏朝的建立，中国从“公天下”走向了“家天下”，“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国家开始逐步完善法律，设立军队，监狱等暴力机构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封建王朝历经商周之后，在周朝末年，战乱四起，国家动荡不安，封建社会土崩瓦解，战国末年秦国灭六国而一统天下。秦始皇建立秦朝，中国进入了两千多年的专制君主时期。两千多年的专制君主制政治，中央围绕着两条主线，其一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其二加强中央权力，削弱地方权力的政治制度改革，当然其中夹杂着笼络知识分子的科举制度的形成。威慑边疆少数民族地方的民族政治政策。古希腊雅典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中的精华，经历专制王朝的中断后。雅典形成了超前性的民主政治文明。他的超前性体现在人类文明还没有达到该有的内涵，他已经开始形成了足以让两千年后，都为之羡慕和震惊的民主形式，他极端的强调个人主义，尊重每个人的权力，每个人都对城邦有重大事物的表决权。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并不能给予他前进的基础，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这种高度的政治文明被时代淘汰。不过优秀文明总是如深地草根，一旦社会真正形成该文化的基础，这种政治文明将是另一种姿态重新出现。
1．3现代政治文明严格意义上来说，“现代西方政治文明源起于1215年的《大》。”“其后在西方几百年权力斗争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新大陆的发现、工业革命、资本主义革命胜利。现代政治文明的内涵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权力制衡等要素开始融人到这个社会。1956年结束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开端。1978年之前，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良性的政治文明开始逐步形成，并且在后来历次的会议中，为政治制度的建设确立了正确的方向，政治文明开始稳定向前。
2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2．1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困境
马克思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种形态，在它所能容忍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十月革命，已经预示着社会主义将在资产阶级统治的世界中脱胎而出，苏联经历了自身的内战和对外战争，社会主义苏联在混乱中开始稳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面积的形成，应得益于二战中苏联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在东欧遍地开花，这正是应对了马克思在《宣言》中的那句结论性的话语。但是在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之初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后来慢慢的举步维艰，制度僵化，政治文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所有的矛盾在1989—1990年爆发，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这也应对了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评》中的“两个绝不会”，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没有到达那种程度。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政治文明的建立，要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
2．2之前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让人心有余悸
从1956年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2年中，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十年，让所有取得的成果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中国良好的政治制度被破坏的体无完肤，政治文明建设几乎倒退。担心再次出现这种情况，成为了有政治意识的广大群体最大的心结，当然避免这种情况的再次出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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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资本主义固有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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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历史建筑 案例研究 建筑保护 建筑策划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很多历史建筑被拆除、历史街巷被拆迁。当人们幡然醒悟的时候，历史建筑已经所剩无几。历史建筑是一部生动的建筑史教科书，然而面对真实而丰富的现实案例，传统的建筑史教学却视而不见，仍专注于抽象的建筑历史知识的讲解。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重要事件、风土民情、经济活动、技术革新被抽象成几幅图片和几段文字，建筑与生活之间生动的联系被人为割裂。某种建筑形式的产生与消亡似乎只是一个逻辑推演，而不是社会生活与文化形态的体现。这样的建筑史教学很难帮助学生理解社会、经济、文化与建筑之间的内在联系，很难帮助学生建立处理复杂建筑问题的历史观与真实感。
城市的历史建筑不仅包括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还有大量的一般性历史建筑，它们具有过去某 这些一般性历史建筑虽然接近或者超过使用年限，但建筑质量良好、结构坚固、形式美观，改造后仍然能够满足继续使用的要求。将城市的历史建筑作为案例引入建筑史教学，通过挖掘过去、分析现状、思考未来，帮助学生进入建筑历史的语境，建立社会生活与建筑型制之间的联系，从而培养科学的建筑历史观。
一、全球化与城市化背景下的历史建筑与建筑历史
全球化城市化是当代中国发展最鲜明的主题。当2011年我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时，当国家大剧院和奥运场馆出自国外建筑师之手时，我国建筑师该如何面对全球化与城市化对国内建筑市场的影响？建筑学高等教育该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教育市场冲击以及如何实现与全球化的建筑教育的接轨？当深入思考这些问题时，发现我们真正亟需理解和面对的并不是技术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在建筑学的教学体系中，建筑史最符合这样的知识架构和研究视角，能够帮助学生从历史和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理解建筑设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常规的建筑史教学着重于世界几大文明体系中建筑范例的讲解，并已经形成对该建筑同时期的社会背景知识的理论梳理。然而仅从理论上阐述建筑设计思想从何而来、为何而来、如何实现，难以使缺少历史知识积累、缺乏社会生活经验的学生将授课内容转化成自身的经验，难以使他们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建筑语言。为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建筑史的教学内容，需要将现实案例研究引入理论教学，通过现实案例与历史案例之间的对比学习，产生历史与现实对话的效果，使学生能够以历史案例的研究方法分析现实案例，并带着现实案例的问题到历史案例中寻求经验。我国有着丰富的历史建筑资源，唐宋时期有少量遗存，明清时期留有的建筑数量很大且保存较好，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建筑和早期的现代建筑分布于上海、南京、天津等城市。一般省会及大型城市都有历史建筑遗存，而这些城市也是建筑学院集中分布的地方，因此借助周边的历史建筑资源进行建筑史教学是现实可行的。同时，在房地产经济的刺激下，拆除城市历史建筑让地于新的房地产项目的事件层出不穷，城市特色 出于保护历史建筑的目的，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记录其产生与消亡，和围绕其发生的人情世故，这有助于学生鲜活地理解建筑、理解建筑师的社会责任。
二、历史建筑案例教学的程序
历史建筑案例教学首先需要选择易于开展研究活动的案例，然后制定研究计划，组织学生进行调研活动，经过讨论和反复论证的过程，最后得出研究结论。
（一）确定研究对象
教师需要指导学生从所在城市的历史建筑中选择便于开展研究活动的案例，这些案例可能包含文物保护建筑和一般性历史建筑。这些建筑类型不同、残破程度不同，教师可以指导学生根据保护的紧迫性、社会影响力、相关项目的支撑情况确定研究对象。为便于学生了解案例研究的基本方法，教师需讲解相似案例的研究方法，通过讲解范例帮助学生建立案例研究的框架体系。
（二）文献搜集与现场测绘
历史建筑的过去隐迹于历史文献中，这些文献包罗广泛且内容繁杂，既包括地方志和建筑档案，也包括记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史书、民间传说、小说、戏剧、报纸杂志等。在文献搜集阶段需要进行仔细的甄别与梳理，带着问题搜集文献资料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与文献搜集同步进行的是现场测绘，现场测绘过程中需要秉持怀疑和追问的态度，多思考问题产生的原因。现场测绘还需要分辨历史建筑哪些部分做了改变，以及这些改变对原来的形式、功能、结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三）利益相关者调查
“利益相关者”的概念来自经济学，指的是“能影响组织行为、决策、政策、活动和目标的人或者团体，或是受组织行为、决策、政策、活动或目标影响的人或团体”。用利益相关者分析方法便于明确历史建筑与其相关群体的关系，以及这些群体的利益诉求。历史建筑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包括居民、公众、学者、房地产商、政府、媒体，他们各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一般而言，大多数居民关注的是改善自身的居住条件，他们愿意离开老旧而狭小的老房子搬进宽敞明亮的新居；公众对历史建筑更多地是投射了怀旧的情感，因为这些老房子承载了他们的记忆；学者关注历史建筑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认为遗存至今的老房子大多设计精美，并维系着稳固的社会网络；房地产商追逐商业利益，希望简单地以拆旧建新换得高额的经济回报；政府既负有管理城市的责任，又有追求经济利益的现实需求；历史建筑的保护需要借助媒体引起公众的关注，媒体肩负着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虽然利益相关者具有上述基本态度，但每一个历史建筑的案例中，利益诉求会有变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力量对比也会发生改变。学生通过对利益相关者的调查，能深入理解与建筑设计密切相关的各方群体的利益取向，调查工作也为今后从事建筑设计工作积累了经验。
（四）案例比较研究
对于历史建筑的活化利用，国内外已经有许多成功案例。将这些成功案例与所研究案例进行对比分析，有助于帮助学生全面地认识所研究案例的限制性要素，将抽象的经济、社会、文化影响转化成具体的经济测量指标、社会影响因子和文化表征。案例比较研究有助于开阔学生的视野，通过借鉴和实际运用成功案例经验，进一步体会历史建筑与其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五）改造利用的方案设计
在以上对历史建筑的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历史建筑改造利用的方案。这些方案需要有科学严谨的论证过程，包括历史建筑的文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取向、方案对各方的回应、方案的可行性论证、方案成果的评价方法等。改造利用方案的论证过程就是建筑设计的前期工作。历史建筑改造利用涉及复杂的社会环境因素，这种训练对学生今后解决建筑项目面临的实际社会问题有很大的帮助。
三、历史建筑案例教学的方法
将案例研究理念引入建筑史教学，改变了以往的以授课为主的教学方法，转变为“发现问题――界定问题――分析研究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多方案比较――设计成果”的研究型教育模式。通过研究型教学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主动发现问题，主动寻求解决方法，进而提高了学生独立获取知识，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研究与授课相结合
在传统的建筑史教学中，学生缺乏独立进行案例研究的经验，因此在历史建筑案例教学中需要教师讲述案例研究的方法、示范案例研究的过程、监控研究的进展。同时案例研究的目的是帮助学生理解建筑史教学中各时期和各种文化语境中的建筑范例，使抽象的理论知识与生动的社会现实产生联系。用历史建筑案例研究的方法和过程学习建筑史知识，可以将学生搜集与组织的相关学科知识融入建筑史教学中，帮助学生建立个性化的建筑史知识体系。
（二）讨论式教学
讨论式教学模式打破了信息的单面传递方式，促成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设计思想的多向交流。讨论式教学不再以教师为教学中心，而是以研究问题为中心。学生和教师作为平等的研究主体，通过陈述、怀疑、提问、争辩等交流促成对研究问题的深度解析和对解决方法的多向思考，进而实现共同探索、共同发现、共同创造的教学结果。历史建筑案例研究的过程中经常需要开展多层次的讨论，包括研究组内讨论、组间讨论、利益相关者讨论等。讨论教学的目的是各抒己见，拓展思路，求同存异，解决问题。
（三）开放式教学
历史建筑案例研究本身需要建立一个开放的知识体系，涵盖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艺术学等多个相关学科的内容，这些学科知识为案例研究搭建了跨学科研究的平台。学生走出校园，进行历史建筑的社会调查，生动而丰富的社会现象构成了另一个开放的课堂。社会的感性体验与课堂的理性体验相结合，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开放式教学需要教师具有开阔的眼界，通过点拨思路、提供建议的方法形成师生合作的开放式教学氛围，从而激发学生的探索热情和创造性。
结语
把历史建筑案例研究引入建筑史教学与研究，既丰富了课堂教学的内容，又促进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提高。建筑学的教学一向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现在通行的假期实习和毕业实习的目的也是强化教学与社会实践的联系。然而建筑设计院的工作以实用性为导向，并不能帮助学生建立职业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纵观建筑学的课程体系，建筑史能够很好地担当起将以史为鉴，承前启后，兼济天下的职业道德传继的重任。在当前建筑史教学缺少思想性、缺乏与现实社会联系的情况下，在讲述建筑史的同时研究现存在历史建筑，能够很好地弥补上述不足，校正建筑史教学纸上谈兵的倾向。
（注：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城市历史文化景观的优化与整合”研究成果，课题编号：11YJC760038；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现代城市文脉中传统建筑符号意义的重构”研究成果，课题编号：11YSC012；南京财经大学预研究项目研究成果，课题编号：Y2012018；南京财经大学教改项目成果，课题编号：JGY1539；江苏省教育厅哲社基金成果，课题编号：08SJD76000003）
参考文献：
[1]（美）埃文斯，施马兰西。触媒密码[M].陈英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邓庆坦，邓庆尧。中国近代建筑在房地产业主导下的发展演变[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1）.
[3]杨春蓉历史街区保护与开发中建筑的原真与模仿之争――以成都宽窄巷子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6）.
[4]（美）弗里曼。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M].王彦华，梁豪，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内部逐渐出现了一股“历史化”(historicization)的思潮，即：人类学日渐注重历史研究的视角，开始关注“他者”的历史，由此产生了新的理论洞见和新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揭示了“他者”是有历史的，并在历史建构中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 另一方面，传统民族志也得到了更新改造，人类学研究方法从单一的田野调查中解脱出来，走进了历史的“田野”之中，融文献史料、田野调查于一体，人类学文化撰写方式日渐呈现综合性、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同时，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发展与更新还相应带来了认识论上的深刻变革，凸显了“他者”与世界共享着同一时间和空间的历史，对隐藏于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思想进行了解构。总之，人类学的“历史化”，正如弗宾(James D.Fauhion)所言，“已� 除了上述社会环境的影响之外，笔者认为，有利的学术环境是促动西方人类学“历史化”的不容忽视的深层次因素。本文将对西方人类学“历史化”的学术环境进行系统梳理，以期能对全面、深入理解西方人类学的“历史化”有所裨益。
一、西方新史学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关注
德国兰克史学作为西方传统史学(政治史阶段)的代表，在进入20世纪尤其是在二战后，遭到了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美国社会科学史学的批判。这些后起学派主张跨学科，提倡总体史，注重底层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关注经济社会史，由此引发了战后以经济社会史为主要标志的西方新史学(社会史阶段)的到来。在稍后的70－8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和文化人� 在实现这两次转型的过程中，西方史学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表现出极大关注，或者说人类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第一次转型过程中(社会史阶段)，西方史学开始对人类学传统主题和方法产生兴趣。法国年鉴学派主要开创者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创造奇迹的国王》(1923年)，从那时的宗教礼仪、风俗习惯、医疗状况等为传统史学家所忽视的史料人手，研究了法国民众的风俗与信仰，揭示了当时的普遍社会心态；另一位开创者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的《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没有像传统史学那样以拉伯雷的 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1949年)中，强调了长时段中的结构，认为传统史学所关注的事件并不是重要的。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1975年)，利用宗教法庭的审讯记录，吸收了民族志撰写中的一些表现手法，生动地描绘了蒙塔尤这个14世纪法国小村庄普通村民的家庭生活状况。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中，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认为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仅是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
在第二次转型过程中(文化史阶段)，人类学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和新方法被借鉴到史学领域中来，对史学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强烈。被视为“宏观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的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将文化比喻为寻找解释意义的文本(text)，倡导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写作方法。这些见解和方法受到了许多新文化史家的青睐。戴维斯(Natalie Z.Davis)的《马丁・盖赫返乡记》(1984年)，以16世纪法国农村中的一个冒充农妇丈夫的陌生人如何被接受和被拒绝为题材，指出通过深入研究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两性关系的史料，史学家可以重构该农妇的思想历程，即历史学家可以通过一个朝着史料定向但又超越于它以外的想象力来填补史料中的漏缺。在戴维斯看来，事实与虚构之间并元明显的界线，但首先要承认来源于解释学的、存在一个诸如农民文化之类的更大的整体性联系，这样的重构才能成为可能。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屠猫记》(1999年)，从解释18世纪的一群印刷工人集体屠猫这样一个事件出发，用人类学家研究异文化的方式来处理自身的文明，用民族志观察入微的方式来洞察历史，揭示了当时法国人心态中对猫的种种象征意义以及屠猫行为所具有的仪式性和文化解释，深入探讨了18世纪法国人的思考方式。
自结构功能学派产生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人类学在整体上多是拒斥历史的，这使得人类学“主动疏远”了历史学，它们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泾渭分明。而西方史学在二战后的两次转型，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关注和借重，使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重新密切起来，达到了更高层次上的“合流”(convergence)和“复交”(reapprochement)，从而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历史化”倾向营造了良好的学科外部环境。
二、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人类学中的兴起和影响
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学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时代，孕育了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和英、美政治经济学等新的人类学理论流派。这些新流派试图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加以应用、修正和新的诠释，从不同角度体现人类学对“历史”的“关怀”，为7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历史化”潮流的发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学科内部氛围。
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发端于法国，英、美等国的人类学界也受到影响。二战后，法国人类学界出现了列维一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列维－斯特劳斯相信支 配历史进程的是一种无意识的潜在因素，这种潜在因素只有通过理论上的分析才能揭示出来，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historical materialism)相信历史是由寓于生产方式运动之中的内在矛盾决定的，矛盾又是人们经过精心的研究之后才发现的。因此，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他的“结构”概念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内在一致的。在上述思想的影响下，以葛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为代表、试图对马克思的生产模式(mode of production)理论进行修正的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应运而生。1966年，葛德利尔出版了代表作《经济上的理性与非理性》。该书强调文化中非经济性制度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中所发挥的经济，并以功能性的阶序观来取代生产模式观。葛德利尔主张把生产模式看成一个系统，而内部各个结构分别为小的系统，小系统在整体中发挥不同功能，若超越了相互之间的约束力即功能相容性的范围时，则发生社会组成和历史的变迁。这与马克思主义把系统内部的矛盾尤其是阶级斗争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葛德利尔对历史发生兴趣的目的在于修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使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构架下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研究，所以他所研究的历史其实是在“静态”的结构理论的架构上建立起的社会进化史，尽管其材料来自人类学家的实地研究，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早期进化论者的臆测。“历史在葛德利尔那里，既不是年代学的重拟，也不是人类学合作主体借以建构他们的世界的过程，正确地说，历史是把社会现象的起源看作从社会制度的逻辑中推演出来的派生物。”因此，虽然葛德利尔声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人类学与历史学差别消失的地方，但真正的历史研究却被他忽略了。尽管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受到了种种批评，但它以其特有的方式关注了历史分析，为发展出一种具有“批判性”的解释理论做出了贡献。
二战后，美国人类学界出现了怀特(Leslie Alvin White)的新进化论和斯图尔德(Juliar Haynes Steward)的多线进化论。与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早期进化论相比，怀特的进化论体现的是一种更为系统化的技术决定论，强调进化过程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斯图尔德则更注重进化路线的复合性和多样性。他们都企图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理论进行修正。哈里斯(Marvin Harris)把斯图尔德和怀特的理论统合起来，提出了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唯物论的观点，寻求环境需求与社会制度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寻求支配历史发展的新法则。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抨击哈里斯的基础上，提出社会文化决定生产过程的新观点――因为文化既决定人们要生产什么，又决定人们怎样去生产。此外，萨林斯还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认识性质的观点做了新的诠释。在萨林斯看来，人类创造了自身的历史，但人类只能根据自身的意识来创造历史，因为认识总要受制于文化。斯图尔德的学生沃尔夫(Eric R.Wolf)和敏兹(Sidney W.Mintz)则着重应用世界体系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中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关农民社会的有关理论，研究了农民社区内外的阶级关系，研究了地方性、小规模农民社区与其所处的广阔政治经济过程之间的关系，将地方史置于世界史的范畴和视野之中。
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英国人类学界，功能论、平衡论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往往忽略了强调阶级冲突和矛盾的马克思主义，对研究中的殖民情境(colonial situation)几乎视而不见。英国曼城学派的代表人物格拉克曼(Glackman)强调社会冲突，但从整体上讲他从没有采纳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的弟子沃斯利(Peter Worsley)在题为《号角即将吹响》(1957年)的一项研究中，强调被研究的那些部族正在受到广大地域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剥削和利用，才日渐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影响。1973年，由阿萨德(Talal Asad)编辑的论文集《人类学与殖民遭遇》已经明显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开始对以往英国人类学静态的、和谐的、无历史的功能论展开严厉批判，揭示了人类学与殖民主义之间的深层次关联：功能论者用“原始人”来代替“被殖民化的人”，缺乏一个对殖民情境的整体性概念，没有把殖民形式整合到他们的分析中去；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应用人类学更是与“间接统”、“殖民地管理”密切联系在一起，将作为政治和历史问题的殖民制度与人类学之间的联系掩盖起来，他们既是非历史的(a－history，以拉德克利夫一布朗为代表)，也是反历史的(anti－history，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自此，以功能论、平衡论为特色的英国人类学逐渐改观，开始注意“他者”的历史，关注隐藏在研究者与“他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三、西方人类学的反思
西方社会科学的整体反思(reflexivity)或解构(deconstmction)，建立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蓬勃开展的各种社会反省运动的基础之上。这种反思，来自对“殖民情境”的检讨，源自对西方政治权威、学术霸权的解构。当知识创新的批评精神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思潮渗入实地调查的经验研究以后，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催生了人类学的反思意识。以往的“无历史”的田园诗般的“现实主义”民族志描述方式成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历史人文�
由后现代主义等新思潮武装起来的新一代人类学家，试图使人类学带有敏锐的政治和历史感，力求使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方式有新的洞察。他们在对传统的文化撰写方式进行反思、对写作的文本本身进行解构的同时，开始尝试和实验新的表述方式：一是涉及对描述困境的新感受性，即在文化全球均质化观念下表述文化差异所存在困难的感受；二是涉及对历史和政治经济现实的再认识。在后一种实验策略中，又有两个不同的走向：其一，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试图克服以往人类学将自己局限于地方社会、相对缺少历史观点的局面，将大规模政治经济体系与地方文化状况联系起来。这种走向还对民族志美学化、诗学化提出了批评，认为要把民族志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去理解，结合社会、政治和物质去理解。其二，受到解释学的影响，探讨民族志叙述中历史时间与场合的恰当的表述方式，对传统民族志或者将叙述置于历时背景之下或者将历史一并放弃的种种做法提出批评。这种新的实验策略就是要使民族志富有历史感，在民族志叙述框架中展示时间和历史的视野。
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认为，后现代主义在人类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体现之一就是后过程主义(postproeessualism)，即：不存在客观的过去，我们对过去的呈现只是源自个人社会文化视角所制造的文本，是我们自己的一种“创造”。他指出，考古学等研究进化的科学忽视了社会行动的意义建构以及人类文化的历史特殊性，科学思想根深蒂固的早期人类学家试图客观地描 述现在，但实际上与写小说无异。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对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批判，对被科学扭曲的人性的关注和推崇，使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学逐渐从“科学”人类学的影子中走出来，“人文历史主义”成为新一代人类学家深切关注和反思的时代主题。有学者认为，这会从整体上对人类学造成危机；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人类学激动人心的新时代的开始。
人类学自身的反思，既是时代整体反思的产物，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学在自身反思与实验过程中所体现的对人文历史主义的推崇、对民族志描述历史化的诉求，加速了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转换、更新，促进了人类学“历史化”思潮的酝酿与形成。
四、美国民族历史学的特殊贡献
民族历史学(ethnohistory)的概念，最初可能是由博厄斯(Franz Boas)的学生威斯勒(Clark Wissler)于1909年率先提出来的。在他看来，民族历史学就是依靠结合民族史和考古学的数据来重建史前文化，就是纪实档案(documentary)的同义语。当然，这种档案并不是由当地土著来提供的。1915年，博厄斯的另一个弟子罗维(R.H.Lowie)对民族史研究中口述史的真实性做出了负面评价，进一步扩大了民族史研究的影响。当时的民族史方法论，无论对人类学家还是对史学家而言，都是一样的，即主要利用档案资源来讨论“他者”的过去。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民族历史学基本上以北美、非洲、大洋洲等地的小规模族群社会为研究对象。这一时期，无论是人类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对此都不太关注，因为小规模族群社会并不是当时史学研究所关注的重点，而人类学的研究目光也主要聚焦于尚与历史有严重隔阂的现在时民族志上。因此，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民族历史学作品数量不多、影响有限，其主要作用在于最初填补了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空白领域。
20世纪30－40年代，以博厄斯的学生克鲁伯(A.L.Kroeber)、米德(Margaret Mead)、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等形成的所谓心理结构学派(文化与人格学派)，几乎背离了博厄斯所开创的历史主义传统。随着心理结构学派的兴起，美国民族历史学在二战前的作用和影响更为微弱。二战后尤其是50年代，历史主义重新在美国民族学、人类学界抬头，1954年创刊的Ethnohistory则突出体现了这种情绪。这一时期，美国民族历史学主要有两大方面的特征：利用文字档案材料探讨印第安各部落的传统边疆问题，以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出现了所谓的“经济人类学”，即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用现代的经济概念去研究原始社会。其方法论依然如故，以有文化的非土著所提供的档案等为主，而不是本土的口述资源。自此，美国民族历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学术思潮和新的研究范式，才登上了西方学术舞台，并日渐繁盛。
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划分是明确的，但从70年代以来，这两个学科明显汇合了。人类学家使用历史材料和历史学方法，史学家也使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由此，原初作为在人类学与历史学问起联系和沟通作用的民族历史学，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内涵的界定也就变得越来越困难。有学者犹豫地仍称之为民族历史学；有学者简单地将之视为历史学；有学者认为，民族历史学不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方法；有学者认为民族历史学是重建无文字民族的历史；有学者则将之界定为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研究；还有学者则戏称民族历史学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杂种儿子”。
在凯奇(Shepard Krech Ⅲ)看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已经对民族历史学本身的界定持有怀疑态度，很难对“ethnohistory”、“historical anthropology”抑或“anthropological history”进行明确区分。有些学者拒绝使用“ethnohistory”这个名称，而代之以“anthrohistory”或者其他术语。民族历史学已经逐渐失去了“民族”(ethnos，ethnicity，ethnic)的味道，不再像原来那样带有某些歧视色彩地用来专指部落少数民族的民族史(ethnohistory)，而变为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或者人类学史学(anthropological history)，成为人类学理论方法与史学理论方法互换、混合的产物，成为人类学“历史化”的产物。“Ethnohistory”这个名称，也逐渐为“historical anthropology”或者“anthropological history”所取代。无论哪种取代，都合乎逻辑，都不会辱其名，因为人类学学者应该关注“anthropological history”，正如历史学者应该关注“historical anthropology”一样。凯奇认为，使用“anthropological history”更为合适，“anthropologieal history”能表征时下“ethnohistory”所代表的真正内涵，能大致消除用语上的混乱局面。
席费林(Edward Schiefflin)和耶韦特(Deborah Gewertz)的讨论主要在于揭示民族历史学的本质特征。在他们看来，“在过去，民族历史学指的是利用文献或考古材料建构民族史。对历史学家(及许多人类学家)来说，传统上民族历史学指的是替没有文字历史的民族重建历史，……对我们来说，这种民族史的观念即使不能说不对，也是不适当的……民族历史学……最根本的是要考虑到当地人自己对事件是怎么构成的看法，以及他们从文化角度建构过去的方式”。这种见解，与之后以萨林斯为代表的西方人类学“历史化”思想的主旨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