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综合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在现阶段，它主要调整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各类组织为基本主体所参加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一定范围的经营协调关系。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以下是小编惊云给大家收集的13篇经济法论文的相关文章，仅供借鉴。
（一）山西工商学院和法学相关的课程开设情况
1公共课
公共课 高等学校的公共课，主要有政治理论课、德育课、外语课、体育课、生产劳动和军事训练等。我校在这些课程中和经济法有关联关系的课程有公共基础课必修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公共基础课选修课社会法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一般在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开设，三个学分，以考查课形式考查。而社会法制一般在第二学年第四学期开设，两个学分，以考查课形式考查。
2专业课
专业课是指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中学习某一专业的学生修习的专业知识与专门技能的课程。我校开设的专业课中和法学相关的专业基础课有经济法基础（经济、管理类专业）、税法（会计类专业）、广告法（广告类专业）、建筑工程法规（建工类专业）、旅游法规（旅游类专业），专业必修课有广播电视法规（广播电视编导类专业）、学前教育政策法规（学前教育类专业）。这些课程不同学院不同专业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开设时间、课时要求与考查形式不尽相同。
3实践课
实践课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自主进行的综合性学习活动，是基于学生经验，密切联系学生的生活和社会实际，体现对知识综合应用的学习活动。一般法学专业的实践课为到法院实习，或组织模拟法庭等。由于我校暂时未开设法学专业，其他专业和法学相关性不是很强，所以暂时没有法学类的实践课。
（二）山西工商学院经济法课程开设情况
1商学院
我校商学院开设经济法课程的共有三个专业：工商管理专业、市场营销专业及人力资源专业。其中工商管理专业在第三学年第六学期开设经济法，周三课时，共计48课时，以考查课形式考查。市场营销专业在第三学年第五学期开设经济法，周三课时，共计48课时，以考试课形式考查。人力资源专业在第三学年第五学期开设经济法，周三课时，共计48课时，也以考试课形式考查。
2会计学院
我校会计学院会计专业的三个方向：会计实务方向、会计应用理论方向、注册会计方向均在第二学年第三学期开设经济法这门课程，也均为三课时，共计48课时，以考查课形式考查。
3金融学院
我校金融学院财务管理专业与金融工程专业是在第二学年第三学期开设经济法这门课程，周三课时，共计48课时，以考查课形式考查。
4建筑工程学院
我校建筑工程学院工程造价是在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开设经济法，二课时，共计32课时，以考查课形式考查。
5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我校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本科层次没有开设经济法，酒店管理专业专科层次在第二学年第四学期开设了经济法课程，周三课时，共计48课时，以考试课形式考查。
6通才教学部
通才教育也称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起源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旨在培养知识广博、目光远大、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高素质人才。我院牛三平院长在研究美国通才教育的基础上，走访了许多企业，了解其用人要求，掌握了市场迫切需要高级管理人才的信息并结合学校教学改革的需要，于1996年在我院开办了首届通才班，实施通才教育。我院通才教育是在四年一贯制的通识教育的基础上，配合准军事化的学生管理，完成专业教育，使学生掌握系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启发意义的知识结构，并得以内化，造就良好的人文、科学和道德素养，养成正确的学习方法、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良好的行为习惯，并终身受益。我校通才教育部开设经济法课程的目前有工商管理专业和财务管理专业，其中工商管理专业在第三学年第五学期开设经济法，三课时，共计48课时，以考试课形式考查；财务管理专业第三学年第五学期开设，三课时，共计48课时，以考查课形式考查。
二、山西工商学院经济法课程开设存在的问题
笔者在我校担任经济法专职教师将近三年，为各专业本专科承担了六学期经济法教学任务，在教学经验中总结经济法课程开设存在的如下问题。
（一）学生法学基础薄弱
我校学生法学基础较差，原因有两方面。第一，我校属于二本C类学校，所招学生学习基础和其他本科院校相比略有差距，尤其是初、高中应掌握的政治等学科里涉及法学的知识学生掌握情况差强人意。第二，按照我国相关规定，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非法学专业不再开设法律基础等公共基础课，而将法学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课合并，统一开设。这样一来学生在开设经济法课程之前接触法学的机会又大大减少，再加之我校的思想道德基础与法律修养课程往往由思政方向老师授，导致在学习的过程中法学基础知识学不透，甚至一带而过。这就导致在以后开设经济法课程时，学生该掌握的法学知识没有掌握，难以和经济法课程形成有效的衔接。
（二）课程安排不甚合理
经济法按照我校人才培养方案的规定，属于专业基础课一类。专业基础课，顾名思义，为专业课的开设奠定基础之课，但是我校不同学院不同专业开设经济法课程时间和课时以及考查课程的方式却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比如，商学院在第三学年第五学期甚至是第六学期才开设经济法这门课程，此时已经到了学生系统学习专业课的时候，不再开设经济法为时已晚。大部分学院经济法课程为周三课时，共计48课时，而经济法涵盖内容又较多，课时量难以满足课程设置的需求。大部分学院经济法课程为考查课，作为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多法学课程本就不是十分重视，再加上为考查课，学习的时候难免会产生不重视课程的心理。从这三方面而言，经济法课程的开设难以实现其教学目的。
（三）教材质量参差不齐
目前，针对二本C类学校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教材质量参差不齐，有的经济法教材甚至为非法学专业教师编写，针对不同专业，经济法教材内容也没有大的区别。比如，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应偏重于公司法，市场营销专业应侧重合同法，金融专业应侧重于金融法、银行法等方向，而目前经济法教材还没有如此细的分类，而要求经济法教材也难以涵盖所有法学知识，这就导致在教学过程中，因为教材质量欠佳，经济法课程的开设和各专业的需求贴合度不高。
（四）实践教学较难开展
我校是一所新型的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本科院校，在教学中非常注重实践教学。但是由于我校目前并没有法学院，开设经济法课程的均为非法学的专业，由于没有系统的接受过法学教育，开展法学类的实践教学比较困难。目前针对经济法的实践教学只能停留在案例讨论的初级阶段，但由于合班授课人数往往在100人左右，案例讨论的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三、山西工商学院经济法课程改革建议
（一）加强基础法学学习力度，为经济法开设奠定基础
目前，全国高校普遍只开设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一门涉及到法学的公共基础课，额外增加法学基础课课时量不是很现实，但是建议我校在开设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时候选择有法学专业，特别是有经济法教学经验的教师承担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中法律基础的部分，为经济法将来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统一经济法课程的安排，为专业课学习做好铺垫
目前，我校本科层次的专业经济法课时基本为周三课时，针对经济法内容较多的实际情况，周三课时（总课时48）难以满足经济法课程教学需求，建议学校本科层次的经济法课程增至周四课时（总课时64），且将考查形式统 并且建议全校统一经济法课程的开设时间，专科层次的经济法课程安排在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开设，本科层次经济法课程安排在第二学年第一学期，这段时期学生学习积极性较高，对于专业基础课而言也能较好实现其开设目的，为专业课的开设做好铺垫，并且有利于协调教师课时量的问题，不会出现一学期课多一学期没课带的情况。
（三）严格把好专业教材质量关，为课程的学习保驾护航
目前，针对二本C类院校的专业教材质量差强人意，教学在选择教材方面比较头疼。经济法教材的选择问题更加突出，法学专业经济法教材体系严谨内容充实，但选择法学专业类经济法教材对于非法学专业学生而言难度偏大，而一些非法学类专业的经济法教材质量参差不齐，有的体系不严谨，有的内容混乱，有的法条滞后，并且不同专业重点不突出，这就需要在选取教材的时候严把质量关，或者鼓励本校教师针对各专业的特点自己编写教材。
（四）适度开展相关实践教学，为知识的巩固助力
社会在不断进步，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也在不断进步。法律的出现使得我们的社会体系逐渐得以系统化，也为人类社会生活提供了哟普立德法律保障。
经济法学主要是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现今的和谐社会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如果只是用道德来约束很明显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日常见到的政治话语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从而使得经济法学为社会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做出重要贡献，使得各种看似高谈阔论的政治话语落实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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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知识更新速度之快，决定了会计师行业是一个典型的终生学习行业，会计师需要将学历、证书、经验、综合运用能力整体有机结合，才能向更高层次发展，而CPA考试是职业提升的必不可少的手段。CPA考试直接体现了社会对高级会计专业人才的需求，作为会计学教育质量的重要评估要素之一，已逐步为社会所接受。经济法的教学质量也必须接受CPA考试的统一检验，CPA考试 尤其是改革后的CPA考试通过转变考试理念、充实考试内容，建立起了符合终身学习理念和充分体现胜任能力评价要求的职业资格考试制度，这对高校会计专业课程的教学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和新的要求。但目前经济法课程的教学内容与会计从业资格考试、会计师职称考试以及CPA考试所要求掌握的法律知识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些资格考试要求考生对经济法相关知识掌握的程度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超过了一般的经济法课程教学。这也是很多在学校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毕业后无法通过相关考试的原因之一。基于此，笔者认为，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应该以CPA考试为导向。大学教学以职业资格考试为导向绝不是一种应试教育，而是积极应对会计行业的发展趋势和人才培养需要之策。在当前经济法的教学体系中，教学手段单一，教学内容繁杂、理论性过强，并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很有必要对其进行调整。经济法教学与CPA考试融合并不等同于经济法教学以通过CPA考试为目的，而是在大学教育中，贯彻以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培养社会需求的会计专业人才为目标，以CPA考试为风向标，注重拓宽学生的专业知识面，培养法律思维和法律意识，提高创新思维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生参加CPA考试乃至将来的职业提升奠定宽厚的基础。简言之，CPA考试充分体现了社会对会计专业人才各方面能力和素质的要求，不管学生是否有志于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课程教学与CPA考试相融合，都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同时也为学生将来职业发展和职称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
2CPA考试经济法科目分析
2.1内容广泛涉及民商、经济法律制度
经济法内容庞杂，涉及面广，要求考生有广泛的知识面，能够熟练掌握从事经济管理工作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法律制度，并且能够灵活应用。根据最近两年的考试大纲，经济法科目主要考法的一般知识、基本民事法律制度、物权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合伙企业法律制度、公司法律制度、证券法律制度、破产法律制度、支付结算法律制度、反垄断法律制度、涉外经济法律制度等。纵观2010年至2014年“经济法大纲”，除了因法律的修订而在细节上有所增删与修改之外，在整体架构上没有实质性变化。
2.2注重能力的考核
经济法是一门典型的应用性科目，全面改革后的CPA考试从知识型测试向专业知识加能力型测试转化，注重考核考生对经济法律知识和法律制度系统的理解和实际应用能力，更加注重对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测验。从最近几年的考试真题来看，CPA考试越来越注重对知识的理解应用。2010年是全面实行CPA考试制度改革的第一年，在考试的题型与分值分布上较以往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观题题量与分值均大幅度增加，由原来的28分增加到50分，客观题则相应减少，而随后的2011年主观题题量及分值进一步加大，2012年后，题型与分值分布趋向稳定。此外，近三年综合案例分析题的比重越来越大。除了综合题目之外，单选题与多选题也多以案例的方式出现。2013年24道单选题中有12道是案例题，需要考生在充分理解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应用相关法律知识进行深入分析，有的题目难度甚至不亚于综合分析题，充分反映了CPA考试测试导向从知识到知识与能力并重的转变，这一点2014年的经济法考试大纲也已清晰地阐明。
2.3相对独立
经济法科目相对独立，与其他科目关联度不高。在专业阶段6科目中，会计是审计和财务管理的基础，而会计和税法又联系紧密，因为涉税会计处理是会计科目考察的重点之一。税法和经济法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属于法学范畴。从学理上讲，税法是经济法的一部分，但注会考试税法科目侧重于考察如何征税与计税，而经济法科目的内容实际上主要是民商事法律制度，并非法学意义上的经济法，因此，税法与经济法几乎没有关联。
3CPA考试在经济法课程教学中的嵌入
3.1教材选择
教材是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知识载体，也是教学的依托，科学合理的教材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有效地实现教学目标。纵观形形色色的经济法教材，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教材对会计学专业来说应该是适应性较强的，其优点显著：一是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统一组织编写，具有高度权威性；二是在内容的编排上紧扣考试大纲，且每年根据最新的法律法规更新，能及时将最新的法律制度准确地反映在教材中，保持教材的时效性。但是该教材500多页的篇幅过于庞大，学生在有限的学时内显然无法消化，且教材过分注重理论阐述和法条列举，轻实践，缺乏趣味性，容易使学生产生畏惧心理，因而该教材不能作为首选教材，可 除此之外，目前适合经管类专业的普通经济法教材林林总总，不下几十种版本，各种版本良莠不齐。“适用性”是教材选用的基本原则之一。所谓“适用性”指选用的教材要符合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课程教学的要求，取材合适、深度适宜、分量恰当，既符合认知规律，又富有启发性，有利于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应根据专业要求，选择更适用、更有针对性的教材。优先选用内容相对完整、难度适中、注重实际应用的教材，特别是那种有大量代表性、典型性、启发性案例的教材，可以加深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增强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教学更有针对性、操作性和实效性。在上述基础上，再根据CPA考试的主体内容选择相适宜的教材。
3.2教学内容与CPA考试接轨
在绝大多数财经院系，所有经管类专业均开设经济法课程，普遍的情形是：不同的专业统一适用相同的教学大纲、相同的教材，讲解相同的内容。这种一刀切的教学模式严重忽略了学生知识结构和实际需求的差异性。会计学专业与其他专业在教学内容的选取上应有所区别。比如物权法在一般的经济法教材里基本不涉及，而会计专业各级各类考试几乎都要考物权法，因此会计学专业有必要掌握物权法律制度。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法律制度如票据法等内容也是会计学专业必须掌握的，而其他专业则无此要求。因此，统一的教学内容、统一的教学进度不但无法满足学生的实际需要，还会使学生产生“学的经济法与考的经济法不一样”的疑问。经济法教学内容与CPA考试接轨，可以满足学生职业发展需求与考证需要。由于经济法律制度范围的广泛性，无论选用任何一本教材，其涉及的内容都很难在一个学期之内全部学完，更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选取其中的部分内容进行课堂教学，这是由该课程的性质特点所决定的。比较分析近几年经济法考试大纲，每年必考的内容基本不变。课堂教学可以优先选择这些重点章节，但这些内容分属不同的法律部门，法律调整对象与方法不同，立法本位也不同，如果按照传统的章节顺序教学，难免出现各章节内容彼此割裂，从而造成学生知识结构支离破碎。为了解决课时不足与内容过多、过杂之间的矛盾，同时理顺各部分内容之间的关系，本人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采用了模块化教学法，即将教材内容按照各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划分为若干模块，各模块各自独立又有机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成的体系。上表各模块中，法律基础为后续各模块的学习奠定基础，民法模块和商法模块是学习的重点与难点，应用性较强，绝大部分知识点需要在理解的基础上灵活应用。狭义经济法模块内容相对简单一些，部分完全可以自学完成。以上内容涉及面广，不能面面俱到，要处理好主次关系，民商法律制度对会计学专业而言非常重要，其中物权法、合同法、公司法、破产法、证券法、票据法又是重中之重，既是CPA考试及其他各项考试的重点，也是会计工作实践中实用性较高的法律制度。
3.3以考题为导向的课堂内外训练
CPA考试以树立良好的法律和合规意识，熟悉市场经济法律调整的基本机制并能应用相关法律制度分析和解决实务中的具体问题为考核目标，这与经济法课程教学目标具有一致性。在课程教学中可以充分运用CPA考试的题库资源加强对学生的能力训练。从近年的考试真题来看，经济法试题知识点范围广泛，内容灵活，法条考察与理论考察并重，单一考察与综合考察并重，同时，理解能力与应用能力并重。单一性的法条考察较为容易，而综合考察与应用能力考察题往往横跨多个法律制度甚至多个法律部门，不容易简单地得出答案，它不仅要求学生熟练地掌握相关知识点，而且具有一定的分析能力，这对于缺乏系统法学训练的会计学专业学生来说，难度较大，需要平时加强练习。如2013年多项选择题第6题考查公司的合并，包括合并的形式、合并的程序、公司合并后债务的承担以及债务的抵销，既有法条考察，又有理论考察，涉及合同法及公司法律制度，综合性很强。通过有针对性的训练，学生充分理解相关法律制度之间的关联，并融会贯通，综合运用。
3.4适应CPA考试的能力本位教学方法创新
CPA考试及注册会计师职业培养制度特别注重会计师的终生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在现行的应试教育制度下，考生为了突击通过考试，通常采取死记硬背的方式囫囵吞枣地记住考试大纲所覆盖的基础知识，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加上课堂教学手段单一，注重知识的传授，忽视能力的培养，学生缺乏自主思考的能力，以致现有教学方式难以满足当前会计师行业人才发展的需求。对于会计学专业学生来说，单纯的法律条文过于枯燥乏味，单纯的理论又过于抽象难懂，如果用鲜活的案例将枯燥的法律条文与单纯的理论串联起来，教学内容立即变得立体生动起来。案例教学法的主要功能是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能力和分析应用能力。通过案例，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相互分享经验，分享认知，同时，案例教学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自主性思维。可以说，案例教学法作为一种源自美国的法学教育基本方法，是经济法课程的首选教学法，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参与性，充分发挥案例教学的作用，必须合理应用案例教学法。
1）精心选择案例素材，注重案例的真实性、新颖性、启发性和代表性，力求深入挖掘潜藏在案例中的法律规则。
案例教学的关键之一是根据教学目标组织案例资料，选择与教学内容有内在联系的教学案例，所选用的案例应该是具有代表性并能为学生所接受的。如在讲《企业破产法律制度》一章时，笔者选用了广受关注的“三鹿集团破产案”来讲解破产清算的法律程序及相关法律问题，同时选取了本市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破产重整的案例供学生分析讨论破产重整的程序和积极意义，由于该案就发生在身边，学生获得了更多的感性认识，从而对破产法律制度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2）改变传统的自问自答教学模式，采取课堂案例分析法、案例讨论法、问答式启发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灵活组织课堂教学。
案例教学法本身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可以使课堂教学更加活跃、高效，但前提是师生都要有丰富的知识储备，一次成功的案例教学不仅要求教师在备课环节下足工夫，还要求学生在课前预习准备。由于会计学专业同学缺乏系统的法律知识训练，可能因课前准备不足或不愿积极参与而保持沉默，从而使课堂陷入僵局或沦为教师的独角戏，因此，采用案例教学法应精心设计案例教学的各个环节，其中包括在课前将案例相关资料发放给学生，使其有一定的准备时间，引导学生充分收集资料并独立思考。
3）充分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手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的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
1．从绝对公平到相对公平
众所周知，传统观念上的法律所界定的公平是“绝对公平”，主张义务与权利分配的绝对的平等和自由，所有的市场主体适用于同一规则和制度，不考虑个人特有的其他禀赋和状况。而经济法所追求的实质正义和公平则是在考虑个人的特殊处境和状况差异，区别权利和义务分配的相对公平。
2．从局部公平到整体公平
局部公平顾名思义，是指一定范围区间内的公平。局部公平限定在一定的群体或者一定的区域之内。整体公平则是全部范围的公平，着眼于全社会，以社会整体的利益作为公平正义的评判准则。经济法着眼全社会的整体利益，规制市场主体的行为，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易环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3．从现实公平到长远公平
和谐社会，讲求长远利益及现实利益的权衡取舍。在公平问题上，同时适用这一规则。单纯看重现实公平，极易导致对资源环境的过度开发和破坏，损害长远公平。经济法的基本理念是讲求长远公平，一系列的相关法律规制和约束旨在促进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在保障现实公平的前提下，不损害长远利益长远公平。
二、经济法实质正义的意义
经济法的实质正义做到了从绝对正义向相对正义，局部正义到全体正义，当前正义向长远正义的过渡，不再只是以一个单纯的标准来分配权利义务，恒定正义和公平，而是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不同个体所在的不同状况分配权利义务，也不再只是单纯的着眼某个特殊群体，特殊部分的利益，而是以全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来判定公平正义，不再目光短浅的只注重现实正义，而是着眼于长远的公平和正义，坚持可持续的策略和眼光。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的实现有诸多方面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经济法追求的实质正义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保障弱势群体利益的作用。经济法实质正义的相对正义，在分析不同个体所面临的不同禀赋的情况下，对不同个体进行不同的权利义务的分配，在这种权衡中可以做到对弱势群体的倾斜。经济法的实质正义，使得弱势群体在残酷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得到了一定的关注和庇佑。另一反面，经济法的实质正义对于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经济法主要是调节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相关主体的利益关系，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维持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并且经济法实质正义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准则，相关法规制度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以长远正义为追求，所有这些都遵循了可持续长远的发展观，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实现
(一)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实现机制
1．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实现依赖于政府宏观调控
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着眼于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忽视社会公共利益及其他个体的利益。市场经济存在的弊端诸如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容易带来经济产业结构问题、资源浪费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一系列与社会公平正义相违背的恶劣后果，并且如果仅凭市场自发调节，放任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是没有办法解决上述问题的，也就没办法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实质正义。所以，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政府的干预也就是宏观政策调控发挥作用，促进实质正义的实现。宏观调控政策协调经济活动下的各种矛盾，消除影响实质正义实现的不利因素。比如，政府利用税收财政政策进行财富的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定税收产业政策进行产业引导，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2．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实现依赖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的主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实现实质正义必须要加以调节的主体。需要增强和激发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企业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考虑社会效益，促进企业在资源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作用，响应国家政策，优化企业产业结构。另外，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企业完善职工权利保障制度，企业福利制度，使得企业在增加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发挥作用。
3．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实现依赖于立法、执法、司法机制
经济法实质正义实现不仅依赖于政府和企业，同时也需要立法、执法、司法机制的支撑。立法机制对实现实质正义的影响是主要是权利义务分配方面。立法机制权利义务分配是实质正义的起点，立法过程中对于经济主体需要进行分析和判断，并以此做出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依据个体的不同特质和差异，进行权利义务的倾斜实现不同的分配，以实现经济法下的相对公平而不是单纯的绝对公平。立法机制是实质正义的起点，进行权利义务分配之后，需要执法体制发挥作用，将这些法律规章应用于社会实践。执法活动主动的进行行为干预，对于违反相关法律的经济主体进行直接处罚和约束，譬如，执法质量检查对相关生产经营企业的查处，对于垄断行为的判罚，极大的保障了消费者的利益，保证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平正义。有效的执法活动是促进实质正义实现的重要机制。司法机制作为法律发挥作用的最后一个环节，同样也对实质正义有着重要的作用。法官的职业道德和素养，审判和诉讼机制都对司法活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进而对实质公平产生很大的影响。培养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加强法官队伍的知识建设和职业道德教育，建设专门且完备的审判机制和多元的诉讼机制，发挥司法机制在实现实质正义方面应有的作用。
(二)经济法实质正义实现过程中的阻碍
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的实现离不开政府和企业团体的共同努力，只有当政府的干预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机制共同发挥作用，互补互助，相互促进时，才能更好的促进实质正义的实现。政府的宏观调控，全局干预是可以化解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端和缺陷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但是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实现也是需要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相关政府部门往往消极疲软，不能很好的发挥自身的作用，也就不能发挥政府干预对于促进经济法实质正义的作用。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的实现还依赖于市场主体的相关企业、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对于实质正义的实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很多企业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忽视相关市场交易规则，无视竞争，进行大规模的垄断经营，更有甚者，生产一些质量不过关的产品投放市场，对消费者的权益造成极大的损害。一些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带来较大的负外部性，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会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运行带来不利影响，直接影响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的实现。
四、结语
15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文艺复兴运动使人们的思想逐渐从封建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人们不再从“圣经”和宗教神学典范中寻求对客观世界的描述和解释，而更加关注人自身和人所生活的社会，一切从现象本身出发，用人的眼睛去观察客观世界，归纳总结出具有规律性的东� 重商主义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早期，另一种是晚期的。前者重商主义方法特别之处是：第一，此方法是根据实际生活中的经验总结而来，第二此方法是依据以往哲学家、思想家的理论中得来。晚期重商主义则是以商业资本家的实战经验为中心进行的经济活动，并开始试图构建经济学体系，近代西方经济学已经打破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枷锁。
二、归纳演绎法促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因而斯密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对于考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斯密在哲学观上受两种哲学思想的影响较深：一种是自然哲学，一种是休谟的怀疑论。自然哲学认为世界本身是有规律可循的，这种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比人所创造的社会秩序优越的多、完美的多。而休谟的怀疑论则认为人是永远不能认识真理的，人只能通过描述事物外部的现象来获得经验的认识。这两种哲学观体现到斯密的经济学研究中表现为：一方面，斯密以自然秩序为分析依据，以演绎法为基础，积极探索各种经济范畴内在的联系性；另一方面，他又按照归纳法对经济活动所呈现出来的外在表现来进行描述、分析、比较、归类。斯密的归纳演绎法主要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既包含了重商主义、配第等有关人员的归纳方法，也包含了传统的哲学演绎思想，这样得来的归纳演绎法在经济学理论的研究长河中更上一层楼。同时，他的方法也对后来的经济学方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他以后，经济学在方法上形成了两大流派：一是以归纳法为主，从马尔萨斯、萨伊到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另一派是以演绎法为主，从李嘉图到马克思。
三、分析综合法促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分离
分析综合法简单的说就是把分析法与综合法有效结合的产物，这种方法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进程。分析法主要是把复杂的事物分解成简单的事物，对其进行一一研究；所谓综合法则是在深入分析、了解掌握了各个部分、方面或要素的性质之后，再将它们统一起� 无论是分析法，还是综合法都要求以整体观、系统观来看待认识对象，分析是对整体中的部分、系统中的要素的分析；综合是整体各个部分的综合，系统各个要素的综合。分析综合法的不断发展引发了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出现，另外还使得经济学研究方法领域除了微观分析综合法之外又注入了新的元素-宏观分析综合法，开创了微观分析综合法和宏观分析综合法共同主宰经济学研究方法领域的历史。同时宏观分析综合法的建立使得一大批西方经济学者纷纷放弃微观分析综合法转而研究宏观分析综合法，并在这一领域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如英国的琼•罗宾逊、哈罗德、卡尔多等；美国的汉森、哈里斯、萨缪尔森等。
四、证实证伪法促成后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新分支的出现
社会利益、个人利益及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是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从行政法角度来看，行政法的确发挥出了维护社会利益秩序的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普遍存在着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名，擅自使用公共权力对个人利益造成侵害的不良现象。从经济法的角度透视社会利益，我们可以发现，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利益的突出所针对的并不是国家利益，而是个人利益，其中，广大人民群众普遍高度关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就是最好的现实例子，尽管，从表面层次上来看，受众的群体就是既定的某一个消费人员，但是，从实际层面上来看，其实是保护了所有的消费者。而从法学学科角度来看，民事法律主要是保护与尊重个人利益秩序的体现，而在维护社会利益这一方面往往采取的是一种消极而被动的方式。由此可见，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是一对辨证统一的概念，而并不是一对绝对包含或绝对分离的概念。另一方面是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是法学界的重要学术论题，且受到了文学科领域的津津乐道。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我国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当中，社会利益的概念与国家利益的概念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且两者相互独立。比如，国家的国防建设除了为国家的安全利益提供了重要保障以外，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使社会的公共安全得到了有效的维护。由此可见，尽管，社会利益的概念与国家利益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从利益诉求层面上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十分密切的，属于互相重合的两个概念。
二、社会利益的定量问题
社会利益的定量问题指的是以数学原理和经济学为重要依据，使不明确和抽象的社会利益变得细化和具体化，使其说服力和科学性得到有效加强。
（一）经济法中的利益分配法律规制
目前，政府采购法、预算法以及税法等具体的法律法规制度是我国宏观调控法律法规的主要内容。但是从我国当前的宏观调控局面来看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有关政府采购的缺陷日益突显出来，政府的采购项目往往被大型企业垄断，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全国的房价一直趋高不下，使房地产市场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一一暴露了出来；各个阶层之间的存在着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经济法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越来越突出。由此可见，通常情况下，政府部门往往只注重自身的利益，希望获得利益的最大化，以此来完成某项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而且，由于我国现阶段所实行的法律体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从而在利益方面发生了诸多博弈行为。这些具体的法律法规明确指出在利益分配问题上，社会利益并不是唯一的保护对象，个人利益也同样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保护对象。因此，要想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在经济法当中，就必须针对“利益分配”这一重要问题，积极采取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着重加强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予以利益方面的保护。
（二）经济法中的利益分配经济学
通常情况下，在界定社会利益的定量问题的过程的当中，不仅需要将合法的法律界定包含在内，合理的经济界定也同样需要被包含在内。首先，对社会利益的定量问题进行界定是在各种利益冲突背景下产生的，如利益分配不公平和利益不对称等。除了可能在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发生相互冲突的利益之外，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也同样可能会发生在社会利益与不同目标之间，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定量问题进行界定其实是在一定的衡量标准上选择和比较相互冲突的利益。同时，在经济法中，社会利益被看作是一种与社会经济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利益形态，这就需要人们认真考虑选择哪一种计量标准作为社会利益的代表。从福利经济学角度来看，通常情况下，采用的是社会福利函数来计量社会福利的增减问题是最为常用的一种方式。另外，针对利益的平衡、协调与分配，公共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同样发挥出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在涉及到社会利益的公共决策中，与国外相比较，国内更多的表现为一种领导意志，显得更加简单和片面，从而导致公共利益受到更大范围的损害。其实，针对公共管理决策问题，其经济合理性的判断可以通过建立多标准的决策分析模型来实现，并且针对冲突利益的选择问题，一般来说，应该在全面深入地分析成本效益之后在进行判断，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保证判断的准确性，从而充分保证公共决策的科学性。
三、社会利益的法律实施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不管是社会利益的定量问题，还是社会利益的定性问题，都可以在方法论和理论两个层面上得到论证，那么，就必然需要存在“公益诉讼制度”这一能够使该利益得到充分实现的制度保障。从本质上来说，社会利益的实现机制指的是能够实现社会利益价值目标的法律界定。然而，一般情况下，人们在界定社会利益的内容和性质时，通常会涉及到许多衡量标准和价值判断，因而在判定社会利益的实质内涵方面往往是众说纷纭，而且对于界定结果的公平性通常存在着许多纷争，只有程序公平得以充分保证，才能够避免这些纷争的发生。《房地产管理法》和《环境保护法》等与社会利益的界定有着的密切联系的法规法规当中，针对社会利益问题的界定，几乎没有相关的程序性规范。虽然，目前已经将公益诉讼制度纳入进了《民事诉讼法》当中，但是，从具体的操作上来看，并没有给出详细的指导。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我国公益诉讼制度在程序设计方面的发展情况还十分不容乐观，但是，近年来，随着人们法制观念的不断加强，人们对于日渐增多的公益诉讼案件予以了高度重视，促使着人们重新认识去自身权益。近年来，在福建省和河南省发生了多起为避免国有财产流失，检察院以原告的身份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提出了公益诉讼的案件，这一举动无疑开启了我国对于公益诉讼模式的新思考。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曾经众人皆知的“王海打假”这一案件使得广大消费群体在维护自身消费权益的重新认识上得到了大大增强。为什么可以将公益诉讼制度作为一种程序性的救济机制来实现社会利益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公益诉讼制度除了拥有了非常丰富的司法实践以外，而且在长期的实践过程当中已经逐渐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实际上，在国内，并不是没有能够充分保证公益诉讼制度得到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法治环境，而只是在如何选择诉讼代表人等某些关键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难度。而且，尤其是在费用的负担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通常情况下，凡是涉及到公益诉讼的案件，往往都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反驳对方的权利而向处于强势地位的群体所提起的，在诉讼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系列费用对于大多数弱势群体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这也正是制约公益诉讼积极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结语
1.多样性和复杂性在经济领域中的体现，经济法律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和深化，直接作用于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层次性和多样性。经济法学内容较为宽泛，没有对其进行系统化整理，它不仅仅局限于研究法概念、调整对象等领域，其还研究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之间存在的联系，既要研究国内经济法，还要学习国外先进经济法内容；既要充分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全过程，还要深入研究当前经济法对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站在哲学角度，把握正确发展方向，运用历史方法统筹全局，运用比较法“取其精华，取其糟粕”，运用分析法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不管使用何种方式，都能够从不同角度展现经济法的理论内涵，从而获得我们自身所需信息。
2.经济法学研究方法主观性的突显。方法的根据来源于客观事物本身和其具有相关联的事物，并非方法本身，而人的思维活动的规则则需要依据实践活动来体现，科学方法的产生需要主观逻辑思维和正确的实践活动来完成。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是相关学者在进行系统化整体而得到的，其较多体现的是主观性东西。
我们都非常清楚，人受到不同环境影响，其人生阅历、生活方式都会产生区别，掌握科学的方法，不仅仅只有积累一条途径，还应该表现在自身有规律的进行改造活动。假设仅仅依靠自身简单认识，是能够获得一些方法，但是要发现一些学术方面存在的问题或者找出理论，简单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方法的获得需要长期在实践中锻炼，在哲学、逻辑学、思维科学等其它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因此，只有构建出属于自身的方法体系，拓展自身思维，才能够根本性提升研究方法水平。
二、方法作为认识工具的存在，同时也是主体对客体的反� 而这也就从根本上回答了不同学科所展现出来研究方法不同。例如：经济学侧重于量化分析，相反法学则侧重于定性分析。使用方法不同是思维运行方向不同的根本原因。经济法学具备的复杂性、多层次性也就导致其研究方法相对于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更为严格。不同的方法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可以重点研究某个方面，从而得出相对应的结论，从而以清晰的思维形式贯穿整个过程。
2.方法的实质研究体现在信息加工、处理、转换过程当中。主体思维结构、思维定势、个人价值取向等都是影响思维动作的重要因素。这也就是导致主体信息取舍不一的重要原因所在，自然结果也就不同。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以事物发展规律为前提条件，才能够保证思维机制的作用最大限度发挥出来，从而较为准确的反映经济法存在的客观现象。相反，则会导致错误的认识。
农业经济学是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和核心课程，一般开设在大二的第一个学期。农业经济学是根据农业的基本特点，研究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在农业部门中发挥作用时所产生的一些具体规律和特殊规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以提高学生的农业经济基础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和分析农业经济问题的实际能力，为今后学习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农产品贸易等其他主要专业课程打下基础。
二、新疆高校民考汉班级学生的特点
民考汉指的是少数民族学生在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时，使用汉语答卷。民考汉的少数民族学生，主要是报考运用汉语言文字授课的普通高等学校或专业的学生。与普通班级的学生相比，这些民考汉班级的学生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
(一)民族多样化，学生特点鲜明。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相应的新疆高校的民考汉班级除了维吾尔族外，还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锡伯等民族的学生。除了新疆当地的少数民族学生外，近几年还逐渐招收了来自内蒙、宁夏、等其他省份的少数民族学生。一个三十人左右的班级通常会由来自几个省份的五六个以上民族的少数民族学生构成。不同民族的学生之间民族特色鲜明、生活习惯差异较大，对于同一问题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差别很大。而且，由于民族传统和生活习惯本身的区别，对一些上课的内容会存在着忌讳和排斥。
(二)汉语水平有限，文化基础参差不齐。对于民考汉班级的学生来说，除了一些来自城镇的、从小就读于汉语学校的学生外，大部分学生来自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就读于双语学校。这些学生中，除个别以汉语为母语的少数民族学生外，多数学生从小使用本民族语言，汉语对其而言只是第二语言，因此，在使用频率和使用的熟练程度上并不高。另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地处偏远，经济水平、教育水平比较落后，学生的文化基础相对较差，综合能力相对偏低，对于新知识的接受较为缓慢，加之语言方面的障碍，使得这些学生在高校课程的学习上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因此，在同一个班级内，不同的学生的汉语能力和综合能力差别很大，一些少数民族学生与普通班级的学生差距不大，而一些学生在汉语阅读、表达和书写上都存在一定的障碍。
(三)思维方式相对单一，性格特点趋于内向。不同的生活环境、民族传统和文化背景造就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当少数民族学生进入高校学习的时候，已经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特定的思维方式，且不同民族的学生思维方式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整体来看思维方式比较单一，思维的发散性和创造性较弱。再加上由于受到综合能力偏弱、语言上的障碍等因素的影响，民考汉班级的学生获得知识的途径远不如普通班级的学生多样和丰富，这也加剧了民考汉班级学生思维的局限性。因此，民考汉班级中，虽然大部分学生学习十分刻苦、也渴望接受新知识、新技能。但是生活环境、语言环境的变化，自身与普通班级学生之间的差距，以及授课教师多为汉族教师，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了解不多等因素，导致了少数民族学生很少与授课教师或普通班级的学生进行交流，即使在学习中碰到了困难，也不会主动寻求帮助和解答。
三、民考汉班级中农业经济学教学方法转变的思考
(一)了解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避免在课程中提及其忌讳的话题
作为给民考汉班级上课的教师，应该积极主动了解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特别是各类禁忌。避免在上课过程中，因为提到一些少数民族学生不喜欢的话题，而导致课堂气氛尴尬，影响教学成果。例如，在讲到农产品价格波动时以猪肉价格的波动为例，讲到食品质量安全时列举近几年出现的典型的食品问题的案例等，会让部分比较敏感的少数民族学生感到不舒服。对于这些内容，有的学生会主动提出异议、表达不满，而大部分学生则选择通过自动“屏蔽”的方式来回避，势必会影响教学效果。如果授课教师事先了解到了少数民族学生的这些特点和禁忌，就可以在备课过程中，回避掉敏感话题，保证课堂教学的顺利有效进行。
(二)以书本为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农业经济学是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对于农业经济管理所要学习的内容都有所涉及和介绍，课程内容较多，覆盖面较广，且大部分章节今后都会有相应的专业课进行深入学习，因此，不要求学生对所学内容了解太深。针对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水平较弱的特点，应该以书本为主，不宜扩展太多。应对书本上的重点内容，如概念等进行反复讲解，并且结合少数民族所熟悉的案例，确保学生能够理解和吸收，为以后的专业课学习打下基础。例如，在讲解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现代化等章节的时候，可以将新疆与内地进行对比，或者将兵团与地方进行讲解，这些案例中都有学生十分了解的部分，可以调动学生的思维。
(三)采用引导式教学，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
民考汉班级的学生虽然整体性格趋向于内向，但从教学过程中来看，这种内向多数是由于受到环境变化、语言障碍等因素的限制而表现出来的被动状态。当涉及到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或者他们比较了解的话题时，多数学生喜欢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且，大部分学生今后可能会从事与农业相关的行业，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对今后的工作十分重要。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布置一些简单的、与其生活相关的问题，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或者让学生在课下准备好后以PPT的形式在课堂上进行汇报。帮助学生建立自信心，激发其对学习的热情和兴趣，提高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释现实问题的能力。
(四)通过课堂提问和课后作业等方式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
第一，在历史和时间纬度上，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政府干预失灵的特定历史下产生的法律部门。它并非是政府干预出现伊始便产生，而是在政府干预失灵后为解决政府干预失灵应运而生。
第二，在内在精神追求上，现代经济法具有双重职能。它不仅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手段，也是政府干预的约束和规范，是政府干预法治化和市场秩序优化的必然需求。同时，现代经济法法益保护也具有双重性。既侧重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又兼顾市场经济个体私利的保护，实现社会公益和个体私益的最大协调和平衡。经济法的现代性是经济法独立于传统私法和公法的显著特征，对全面认识经济法的特征和功能，论证经济法是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经济法产生条件历史起点内在精神追求现代性
一、引言与解题
社会是法律发展的基础，法律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受一定的社会需要所制约，立法者必须以社会客观事实为基础，以事物的本质为前提，以事物的必然性为依据。马克思指出：“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1，他还指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2，“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3。因此，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是法律创制活动的深厚渊源，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也直接同社会经济生活相关联。研究经济法的现代性，必须首先理解经济法起源的社会历史基础，理解经济法的成长机理。亦就是说，经济法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些社会历史条件有何特点？这些社会因素和条件是怎样影响并作用于法律生活从而形成了经济法（部门）？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从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的关系入手，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经济法现代性的历史奥秘。
长期以来，经济法学界在系统研究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条件这方面，著述较少，较早对此有过专门研究的著作仅有两本：一是张守文，于雷合著的《市场经济和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93年版），二是周奎正等人合著的《中国当代经济法论纲》（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93年版）。此后，纷繁众多的各类经济法教材对此问题偶有触及，但多是一笔带过，或者干脆不提，甚而还有一些让人费解的论述（本文第五部分将对此展开反思）。令人欣喜的是，在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杨紫煊教授主编的《经济法研究》第1卷中，刊登了两篇有关此问题论述的力作：漆多俊教授的《论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周林彬教授的《经济法的经济根源——兼论经济法与民商法的边界》。但遗憾的是，漆文对政府干预失灵的原因以及由此对经济法的影响未加以分析，而周文虽有所论及，但由于文章论述的中心议题并不在于此，也未加予深入分析，但窃以为，正是在这里，现代经济法才得以真正产生！
毋庸置疑，政府干预经济必然带来经济政策立法，但是否可 而任何一个法律部门意义上的立法，必须考虑其计划性，稳定性和协调性和合理性。在这一点上，那些大量的为应付经济危机的一时经济立法并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部门，而且还应看到，这些立法仅仅是带有干预经济的性质，其职能远非今天的我们所说的经济法的职能。所以，这些所谓的经济政策立法与其说是经济法，倒不如说是披着经济法的合法外衣，实质上是政府一时的经济性的行政指令，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
那么，经济法的现代性或者说经济法到底有什么样的显著特点？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认识一下何谓“现代性”。“现代性”问题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讨论中心之一，其核心是合理化问题。大致说来有两种分析，一是把现代性作为断代史意义上的史学概念，描述的是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沿革和基本特征，是和“古代的”“近代的”相并列，和“传统的”相对立的一种对欧洲近现代史的概括性的称谓；二是把现代性作为精神理想意义上的哲学范畴，探求的是支配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历史变迁背后的规范和理想。本文认为经济法具有现代性，也从上述两方面来论述，一是从经济法产生的历史起点上分析，二是从经济法的内在精神追求上分析。本文认为经济法的现代性表现在：
1.在历史和时间起点上，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政府干预失灵的特定历史下产生的法律部门。它并非是政府干预出现伊始便产生，而是在政府干预失灵后为解决政府干预失灵应运而生。20世纪3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普遍实行国家干预，制订了大量的经济政策，但由于这些经济政策立法先天就不具备现代经济法的规范政府干预的职能，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政府干预的滥用，最终政府干预走向失败，从美国开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60、70年代经济出现“滞胀”，宣告“政府失灵”。也正是在这时候，现代经济法作为解决“政府失灵”的有效手段应运而生了。
2.在内在精神追求上，一方面，经济法具有双重职能。它不仅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手段，也是政府干预的约束和规范，是政府干预法治化和市场秩序优化的必然需求。可以说，只有认识到经济法的双重职能，才能防止出现“政府失灵”，使政府干预经济在一个法治的轨道上协调，长久，有效地进行。法治政府、依法行政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而在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产生的经济法无疑应肩负起上述双重职能。另一方面，现代经济法法益保护也具有双重性。既侧重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又兼顾市场经济个体私利的保护，实现社会公益和个体私益的最大协调和平衡。
据笔者翻阅的资料，国内经济法学界首先提出经济法具有“现代性”这个词的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张守文教授，他在《论经济法的现代性》4一文中提出了此概念。笔者深感此概念的理论意义和精辟所在。（在笔者看来，它至少有三点理论意义：1，有利于划清经济法和民商法、行政法的界限；2，有利于从理论上更好地论证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3，有力地论证了“经济行政法”和“战时经济法”，“古代经济法”等不属于现代经济法的范畴。）本文将从作为一个真正法律部门意义上的经济法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分析中来引出经济法的现代性，并试图运用经济法的现代性对我国经济法制建设和国内若干教材上的理论进行反思。
二、市场经济与市场失灵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建立起全国统一市场后产生的。根据美国学者D·格林沃尔德主编的《现代经济辞典》中的解释，市场经济是“一种组织方式，在这种方式下，生产什么样的商品，采用什么方法生产以及生产出来以后谁将得到它们等问题，都依靠供求力量来解决”。5易言之，市场经济是在市场交换中通过竞争、供求、价格等机制来调节流通进而调节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经济。
市场经济的外在形式，可因国情、社会制度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其本质属性则一。西方经济学者认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财产私有或产业独立与产权自由转移，此乃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在这里财产所有者或其人是企业的最高主宰，自主经营、自我负责、独立决策，组织生产和销售，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第二，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与调节机制，是经济发展的外在压力。因此，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一种以市场取向为基础的竞争机制。
第三，经济行为契约化。这是市场经济的制衡机制。由于市场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产权关系、经营关系和交换关系，只有通过签订得到法律保护的契约，这些关系才能有效地实现。可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
从亚当·斯密到阿·马歇尔近一个半世纪中，西方学者大多认为：自由经营、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有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主要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节作用即价格机制传递信息，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它能提供一种刺激，促进经济增长，它能使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是有效率的。这期间，资本主义经济除周期性波动外，基本上还较稳定快速地发展。
师承马歇尔，于1908年继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庇古，初步揭露了市场的缺陷。及至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特大危机爆发，宣告了“市场万能论”的破产。这时，西方学者也不讳言市场经济的弱点和局限性，“市场失灵”一词被广泛使用，概括他们的论点有以下几方面：
（1）市场经济活动会产生外在效应或外部性，这是市场缺陷的理论支点。美国学者鲍英尔对此问题进行综合，认为市场经济典型的失灵是它造成外部不经济。如环境污染、公害泛滥，城市膨胀及生态失衡等。
（2）市场有其不完全性，对某些部门无能为力。如不能提供国防安全体系、科学教育、公共交通、水利等大型基础设施，即无公共产品市场。信息市场也是残缺的，只能提供短期的、局部的信息。市场经济难以保证满足众多的社会目标。
（3）市场调节具有短期性和滞后性的弱点。由于市场多元化主体追求短期利益，导致对同一产品重复投资，造成资源浪费。市场既不能很好安排资源的区域（空间）配置，更无法安排资源在现今和未来（时间）的合理配置。
（4）市场不能避免投机行为的产生。资本的自由流动就孕含着投机性。特别是以钻空子、欺诈性的买空卖空为特征的投机行为，对经济和社会有害无利。即使是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通过承担价格变动风险而获利的期货市场的投机行为，也会产生加剧市场波动、导致经济不稳定的负效应。
（5）市场经济按各个人提供的生产要素进行的分配使收入过于悬殊，产生贫富两极分化。正象凯恩斯所说的：“我们生存其中的经济社会，其显著缺点，乃在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6（6）市场经济无力阻止垄断。由于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必然导致垄断。权力集团和垄断势力入侵市场，会形成集团的无政府状态，加重经济失衡不稳定，爆发危机，使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还可能引起国际间的战争，最终过渡到中央管理。
（7）市场无法解决国民经济的综合问题。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问题，既包括总量上的平衡、结构上的平衡，也包括产业发展、地区发展和国际收支等方面的平衡，因而国民经济平衡的结构是复杂的，市场只能在一定范围内、用较长时间、通过曲折的道路以及许多资源浪费来促进某些商品供求平衡的实现，而不可能在较短时期内解决整个国家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问题。
（8）市场无法解决经济波动问题，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主要是通过市场价格的作用来实现的，而市场价格往往只能反映较短时期的供求情况，当人们根据市场价格作出经济活动的决策后，又会出现集中的累积的效应，先是引起经济过热，然后又会出现经济萎缩和萧条。这种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市场自身运动的一般规律引起的，因而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经济波动。
还有一些其他观点，这里不再赘述。因此，当市场由于种种原因而出现失灵时，就必须由社会的代表者国家采取措施来纠正市场的偏差，实现经济的理想状态。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实施自己的职能，也必然要对市场的种种失灵进行干预，既弥补市场的缺陷和不足，纠正市场因此而出现的失灵，又为市场的正常有序运动提供所需要的外部条件。现代经济学表明，对市场失灵的充分研究，早已成为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管理的立论基础。
三、政府干预与政府失灵
30年代大萧条打破了市场力量可以使一切尽善尽美的“市场神话”，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以罗斯福新政作为转折点，各国都加强了干预，市场经济也从古典市场经济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其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政府干预。
当各国推行政府干预时，却总在有意无意地滥用，使得干预恶性膨胀，给西方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70年代西方各国普通出现了“滞胀”，接着又爆发了经济危机，政府干预的各种缺陷也暴露无遗。在此背景下“政府干预失灵论”观点大行其道，许多经济学家深入探讨了政府干预的缺陷，他们观点概括有：
（1）政府干预是人为的，往往服务于经济以外的政治目的。政治家、政府官员等政策制定者，同经济人一样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他们就象在经济市场上一样在政治市场上追求着他们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不管这些利益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利益。
（2）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代价是围绕政府活动可能产生的寻租活动。寻租活动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耗费社会资源，并且寻租活动具有恶性蔓延的趋势。寻租活动会使政府决策和运作受利益团体或个人的摆布偏离社会公共利益。
（3）在政府力量作用下，经济运行易于出现超高速经济增长。
（4）有些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政府也无能为力。如外部性问题政府亦难于解决。
（5）机构庞大，官员臃肿，费用高昂。有学者认为，现代西方社会面临的重重困难如：连年赤字、通货膨张、失业、不平等和不公正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高涨等，都与政府干预有关。
（6）计划和政策措施的制定与执行不当。因受人们知识技能、思想观点的局限，即使大公无私的官员所制定的计划、措施。也不一定符合客观要求，从而影响资源的最优配置与充分利用。
（7）政府调节手段功能有限。宏观微观经济政策目标，难以协调和兼顾。如公平与效率二者存在替换关系，实现公平会降低效率，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工资水平较高，成本上升、会引起物价上涨，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如果说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美国和欧洲各国，其政府失灵的原因更多是由于政府制定的政策往往体现了社会中的既得利益所致，那么市场不发达条件下的国家如我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其政府干预失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没有处理好市场的内在缺陷、部分地替代市场和培育市场这三个方面的关系，特别是没有处理好替代市场和培育市场两者的关系。当然，其背后深厚的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也始终影响着政府效能的最大发挥，在许多没有对传统体制实行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其政治集团和军事集团往往倾向于对经济实行过多的干预，从而导致政府机构过于膨胀，低效能，决策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认识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失灵不同特点和成因对我国经济法立法有重要意义：
（1）一国的经济法发展和该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密切的勾连，我国经济法部门的相对完善和稳定需要我们尽快培育好市场，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
（2）我国经济法立法需要大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但切不可照搬照抄，忽视我国国情。
从西方经济学者的“政府干预失灵论”到各国具体实践，都可以看出政府干预具有“双刃剑”的性质。它既可能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也可能是阻碍经济发展的重大因素。鉴于市场经济的先天固有的缺陷，我们不能由于政府干预会带来成本而完全否定政府的作用，同样，也不能对政府干预抱有幻想，夸大其作用。而是应该在充分认识政府作用的基础上，承认政府对经济必要的干预，而且这种干预必须是理性和有限的。为此，必须深入研究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关系，科学地界定政府干预的边界，而这正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法律所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
四、政府干预的法治化与现代经济法的产生
市场经济决不等同于无政府的经济，事实上，政府和市场是一种优缺互补的对应力量。因此，面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失灵，我们必须认真研究采取何种方式来弥补政府干预失灵，使政府干预效用最大化。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政府要成功地实现干预经济的职能，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首先政府的干预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规范，依法界定政府的行为边界，明确政府的权力和职责，概而言之，必须强调政府干预的法治化。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遵循法治精神管理市场，行政权力必须放置于法律权威之下，任何形式的政府调控政策和规制措施都必须具备充分的法治基础，与市场秩序相关的政策措施的贯彻和实施必须被纳入法治轨道，政府调控和规制市场的权力应当受到合理制约，相关管理行为必须得到有效监督。这也表明，政府在管理市场方面，无论是使用行政手段，还是使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都应当具备法律前提。并接受法律监督，承担法律责任，“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活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7.因此，必须寻求创制一种在内在精神追求上既要规制市场失灵，又要匡正政府失灵；即要强调政府干预，又要干预政府；既要维护社会公益，又要保护个体私益的法律。
但是，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传统私法民商法过于侧重私益的保护，奉行“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神圣理念。在此理念下，法律对于经济个体的逐利性所造成的社会公共利益的破坏，对于经济个体选择的盲目性所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对于垄断所造成的限制自由竞争等等难以有所作为。事实证明，传统私法无法解决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之间的矛盾和由此带来的效率和公平问题，无法治愈“市场失灵”，不能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与之相对伴随行政国产生的传统公法行政法以“授权”和“控权”为理念，以调整国家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为内容，而相对经济管理，行政管理更多体现为一国政治上层建筑。因此，传统公法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下政府干预经济这一经常性的必需的国家职能的需要。
既然传统私法和公法都无法有效应对现代市场经济提出的新的挑战，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法治化，又是有效解决政府失灵的重要途径，建立在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法因此应运而生，它不但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同时也强调对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规范，即“干预政府”。“经济法既要对具有盲目性，自发性的自由竞争状态进行调控，实现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又要对具有过度运用权力倾向、存在自身利益和偏好的扩张性、官僚性的政府经济行为进行控制，防止政府权力不当使用而损害市场主体利益，妨碍市场机制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8经济法肩负双重职能，它既要调整市场主体的不当行为，又要规范政府的干预行为，这是在政府失灵之前任何所谓的经济法都不具备的。同时，在另一方面，现代经济法既侧重保护社会公益，又兼顾个体私益的保护，实现二者的最佳平衡。现代经济法通过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二大部分的调整有效地实现了法益保护的双重目标。可以看出，在法的内在精神追求上，我们称经济法具有现代性，而且这种特性是经济法与生俱来的。
五、经济法的现代性与若干反思
通过上文的分析，对经济法的产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政府干预失灵的特定历史下产生的法律部门和法律学科，从经济法的产生看，经济法具有现代性；从经济法内在精神追求上看，它符合现代市场经济法治政府的要求，有着双重职能；它能兼顾社会公益和个人私益，有着双重的法益保护功能，因此也具有现代性。运用经济法的现代性原理，可以对我国经济法制建设和经济法学界的一些理论进行反思。
反思之一：我国经济法制建设。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理念，现代化则是现代性的现实，这两者之间常会出现差异。比如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是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但这种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又是从传统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后来的计划经济基础上脱胎并发展起来的，所以其根本特征是行政权力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由此而引起了现代化实际过程的畸变，并使这种过程与通过现代性表现出来的现代化理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哈贝马斯的理论告诉我们，要从现代性出发，对现代化的实际过程进行批评性的检视。应用经济法的现代性，我们也可以重新来反思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再分配原则在社会经济整合机制中长时间占据主导地位，而市场原则却处于弱势地位。市场运行中的行政垄断、市场统一化进程中的地区封锁、各种组织创新过程中的权力资本化，都是这种情况的具体体现。不仅如此，经济领域中种种侵害市场制度的合法性、违背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破坏市场自身竞争性的政策措施，还常常被一些部门和地方以法律条文形式合法化，并使不适当的行政干预在市场经济肌体中内生化、长期化。这种违背法治精神的“法制化”做法，还被冠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体系”的美名，贻害不浅。从经济法的现代性出发，我们必须下力气剔除那些有违现代经济法特征和宗旨的“恶法”，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能促进经济持久，稳定，健康发展的统一的经济法部门。
反思之二：是否有“古代经济法”？
我国经济法学界有学者主张经济法古已有之。法律出版社95年出版的由陶和谦主编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经济法学》一书认为：“古代经济法，一般包括奴隶制国家经济法和封建制国家经济法，所体现的是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意志，是这些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的重要工具。”（见该书第48页）。这些学者之所 确实，任何统治阶级都会利用法这一工具来维护自身利益，反映在立法上，就必然要在法律中对经济问题有所规定，但问题关键在于，具有经济内容的古代法律是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法。从经济法的现代性来看，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首先，所谓的古代经济法，同现代经济法相比，貌合神离，不可同日而语，等同齐观。从形式上看，只是刑律的极小部分；从数量上看，虽然中外法律中的经济部分详略不一，但总体为数不多；而且古代法律中的经济部分，是靠刑罚手段来调整的，因此，它只能归入古代刑法。
其次，经济法的产生必须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前提，而古代并不具备经济法植根所需的市场经济土壤。本文在第二部分就列出了西方经济学者认为的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特征：财产私有与产权自由的移转、公平竞争和经济行为契约化。而古代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里，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充其量只是存在简单的商品经济，无论从那方面，都不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因此，在古代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孕育出现代经济法。
再次，所谓的古代经济法表面上具有国家管理经济的特质，但它并非是国家自觉地发挥调控和规制社会经济职能并使之法律化的产物，更遑谈现代经济法的职能。中国古代封建政权干预经济更多是基于“重农抑商”的政策考虎，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把这种逆经济规律要求的政策，视作经济法。
反思之三：是否有“战争经济法”和“危机应付经济法”？
主张有“战争经济法”和“危机应付经济法”的学者主要有人民大学的潘静成、刘文华和史际春等学者，在他们主编的《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99年版第31页—32页）和《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98年版第76-77页）中认为，经济法的发展经历了由低到高不同层次。“战争经济法”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经济立法等，“危机应付经济法”如30年代美国罗斯福新政时的经济政策立法等。但正如本文上面所分析的一样，从经济法的现代性来看，这两种所谓的经济法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
首先，这些非常态时期的经济政策不可能形成一个法律部门。作为一个法律部门，尤其是一时尚难以制定法典的法律，考虑其能否成为法律部门的标准，应视其同类规范在立法上是否有时间上的持续性。只有当它成为立法机关的经常性任务时才可。如果仅是一种临时性或随机性的立法活动，这种法律很难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事实上，战争时期和危机时期的经济政策确实如此。“这种所谓的”战争经济法“与现代经济法并非同质，它是应战时急需而制定的，带有极大的被动性、应急性、权宜性，缺乏经济理论上的根据，立法上也未考虑计划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它仅有某些国家干预的特征，也并非现代经济法的要旨和精髓。”9危机时期的经济政策也具有同样的特征，仅是一时的应对之策，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经济法。
其次，这两种所谓的经济法的职能都不同于现代经济法的双重职能。更何况“战争经济法”常常是与客观经济规律格格不入，如二战时期，日本经济政策一度成为“法西斯经济法”。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经济法的宗旨只能是促进、振兴经济的发展，因此这类“战争经济法”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而“危机应付经济法”则是一国在经济社会出现危机的非常时期国家实行强力干预的手段，这种政策的出台具有很大的应急性，偶然性，一旦危机一过，难逃度除的厄运。而且，这种政策出台伊始就片面地强调政府干预的一面，很难考虑到对政府干预权力的约束和限制，这样就埋下了政府滥用干预权力的隐患。同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这种政策也过于强调保护国家利益，经济个体的私益的让位和牺牲也在所难免，最终会给经济发展带来祸害。西方60、70年代经济出现“滞胀”即是明证。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应是肩负双重职能、保护双重法益的，能够促进一国经济长久、稳定发展的（至少在其宗旨上应是如此）法律，由于“战争经济法”和“危机应付经济法”在特殊时期无法顾及到经济法应有的职能，所以，从经济法的现代性出发，这些非常态时期的所谓的经济法不宜界定在现代经济法范畴。
至此，本文已经从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条件这个时间和历史起点上以及从经济法内在精神追求上论述了经济法的现代性。经济法的现代性是经济法独立于传统私法和公法的显著特征，对论证经济法是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当然现代性作为认识经济法的一个重要入口，还有待于学界的进一步的挖掘，使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更加进步。超级秘书网：
引文出处：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8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121—12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第291—292页；
4.论文参见《北京大学法学院2000年五四学术论文集》，北大法学院资料室编；
5.[美]]D·格林沃尔德主编：《现代经济词典》，商务印书馆81年版，第275-276页；
6.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83年版，第317页；
探寻经济法的价值，要沿着经济法的产生的历史沿革，明晰经济法产生的时代特征和社会矛盾，抽取经济法在 经济法产生之初的历史使命与经济法诞生的时代，即工业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时代下经济法背负的社会责任息息相关。早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期，工业革命和殖民战争的指向都是巨大的物质利益。在思想领域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在三大思潮中根基稳固，信仰和追捧的范围更广、人数更多，国家和人们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进行了目标的设定，构建了行为过程和结果的评价体系，所有的一切行动都尊奉着经济利益的大方向。之所以能够让自由主义的思想大行其道，之所以殖民霸道的行为能所向披靡，原因是世界刚刚苏醒，生态资源还极大丰富，人们从来没有这么清楚地了解自己的需求和满足。然而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促使人们对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产生了怀疑，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的提出，使得政府走进了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领域，一系列的调节经济运行的政策法规出台，使得经济法自产生就被赋予了规范经济人行为和经济人关系的使命。经济法的这一使命仍然是在以发展市场经济，维护市场经济运行和追求物质财富的背景下履行的。宏观经济世界和微观市场领域的政府角色，就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执行者，政府的调节经济运行的行为需要法律的监督，及其执政效力的维护，经济法就成为市场经济始终维护的执政工具。“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当年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用这样一段话引发了人们对于“经济人”的思考，而对于人的行为动机是源于经济和权力的效力和服从的论断， 然而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理论的时间是18世纪末，“经济人”理论虽然在之后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但是基于对于丰富的物质资源的客观环境提出的经济理论，其理论基础终究是要随着物质资源的消耗而消散。
二、经济法新价值内容的引入
近些年来，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危机频频爆发，天灾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原因是人祸，而人祸所反映出的本质是人类价值观念的扭曲和价值观的癌变。发达国家经历过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对于当今的生态危机问题的解决办法有一定的发言权，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早就已经将生态环境的保护作为发展经济的界限，因此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环境的良好改善和呵护。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应该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立法经验，将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理念植入到我国的社会制度体系之下，引导和警示世人培育维护生态正义的价值理念，伸张生态正义的价值思想深入人心，达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目标和谐统一。经济法是规范市场经济行为的核心法律规范，通过经济法来实现生态正义理念的培育，更加符合经济法的社会角色，也更加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目标。价值一词本身是经济学领域的名词，自经济学领域诞生伊始，价值就随身携带了人们对于物质的渴求和期盼。当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无限膨胀再膨胀下去，结局就会将原本美好的愿望和诉求演变成了苛求和掠夺。而这种掠夺带着鞭笞生态环境的鲜血淋漓的鞭子，声声抽打震慑着人类的灵魂和价值观念。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欲求不断地被商品的生产者刺激再刺激着，这种社会现象继而引发了人们的消费领域的扩张和消费对象的爆炸，唯GDP发展的经济目标让人们的消费既盲目又远离生存意义，使得经济发展与生态危机相伴相进，经济发展与维护生态环境这两个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发生了激烈冲突。各个学科各个门类的研究都开始研究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解决的方法和路径，比如生态学家通过发现生态规律来提醒执政者应该注意平衡经济发展与自然的承载能力之间的关系，期待经济发展的步伐限定在自然能够容忍的限度之内，自然科学领域也纷纷推出了一系列的净化污水、净化雾霾的科学技术，法学家们通过环境法律法规规范人们的行为，让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能够得到法律的规治。然而事后的惩罚，不如事前的预防，经济法正是可以承担这个灾害发生前的预防责任的主角。众所周知，经济发展是经济法领域的研究者们一直保驾护航的大目标，然而这个大目标已经遭到了生态环境保护者的猛烈攻击。在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倡导下，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们通过提出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重新整合经济发展与人类生存环境保护的步调，希望能够促成两者协调一致。然而美好的愿望还需要完善的制度体系来保障，在生态经济下经济法需要尽快培育全新的经济法的价值体系来支持经济法在新时代之下的新功能。那就是在新的的价值体系下，为了平衡人类生存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目标，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的生态秩序，发挥经济法应有的教育和警示的作用。
三、构建经济法新价值体系的理论前提
不难看出不同的时代之下，往往是主流的经济学思想通过经济学家参政议政或者教学研究等方式影响国家领导人的经济决策，这些主流经济学思想也逐渐演变为各个时期的经济政策，这些经济政策经过社会实践和一定的法律程序又上升为经济法律法规，可以说经济法就是 沿着经济法的发展脉络，到了生态经济时代，经济法延续生态经济思想的思维方式，经济法的价值体系的构建也应该在生态经济思想的基础上发生。诚如上文分析得出的结论，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人”假设理论已经在生态经济下不合时宜，在生态经济下，经济法如果想构建新的价值体系还需要一个理论前提，即法律关系主体的确定，既然经济人不能作为经济法的法律关系主体，或者说承载经济法新价值的价值主体，那么谁能够作为经济法的法律关系主体？或者谁能作为经济法的新价值主体？那就是“生态经济人”。生态经济下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发生了改变。在市场经济体系下，人人都是“经济人”。传统的“经济人”假设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社会制度的构建潜移默化地发挥了不容质疑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国家政策法规的制定上，体现在经济法评价机制的运行上，体现在各个经济实体的目标的设定上，也体现在民众自身的生活和工作自我价值的评判上，所有的现象，其本质皆为各个主体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和满足。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资源的濒临枯竭，“经济人”假设理论提出的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精神世界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经济人假设”理论在现在这个生态环境恶劣、物质资源匮乏、人们精神世界得到高度发展的社会环境下，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如果说传统的“经济人”是市场经济下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那么随着客观经济环境的变迁，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必然要发生蜕变，那就是由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人”，蜕变为生态经济下的“生态经济人”主体。
1.客观经济环境的变迁结果
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各个国家仍然是自然经济下农耕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状态，由于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目标的设定，使得人口只有10亿的需求，通过普通的生产工具就能够得到满足，生产力的低下虽然是人类的发展制约，但是对于生态环境自身却是一件好事，简单的劳动工具和较少的人口很难对生态环境造成大的伤害，因而丰富的自然资源能够长期地保存下来，也因此无知的人类把这些自然资源想象成为无限无尽的资源，贪婪的掠取、肆意的浪费，这也是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理论提出的客观经济环境。如今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带来的巨大改变有目共睹，“经济人”假设理论引领的社会变革让人们获得了丰富的物质满足和精神世界的提升。然而工业革命也赋予了人类一把宰杀自然的屠刀，这把屠刀的不断挥动使得地球生态环境也变成了来自太空照片上的满目疮痍，生态资源的不断消耗和得不到恢复，使得人类面临着有史以� 人类如果想持续地生存发展下去，势必要再次进行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而这次的社会变革的矛头指向就应该把“经济人”思想作为罪魁祸首，这一次社会变革也应该是经济法领域的指导思想的变革。现在的人类生存环境被雾霾、污水、辐射、污染所包围，再不顾一切地只追求物质利益显然是不明智的，而且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人与自然的不可分割，自然环境污染的切肤之痛唤醒了人们保护自然、保卫家园的危机意识，更多的人自愿自发地开始了节约能源，反对浪费的日常活动。所以，一个新的，能够引领新的社会发展的思想破茧而出，这就是低碳经济，或者说是绿色经济和生态经济，在生态经济思想之下，我国经济法的社会评价指标发生了转变，政府行为的评价、民众个人生活的评价都不再是唯GDP为目标，而是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导向。既要保护好生态环境也要探寻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生态经济社会之下，生态经济思想之下，文章提出了将“生态经济人”作为经济法的法律关系主体，将生态经济运行中的法律关�
2.时展的需要
“生态经济人”不同于以往的“经济人”，“经济人”是市场经济下的主体假设，而“生态经济人”是生态经济下的理论延伸；“经济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资料的需求，“生态经济人”则是在寻求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自身生存发展，两者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不惜破坏生态平衡而追求物质利益满足，而后者则是在竭力维护生态平衡的前提下追求生产和生活的安定。中国在经历了民族战争、、和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的生态环境也饱受战争和社会变革的折磨，尾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是接踵而至的生态危机，这些洪水、泥石流、沙尘暴、雾霾等表面上的自然现象，其本质是对人类涸泽而渔的掠夺行为的惩罚和报复。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不能也不可以再经历一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牺牲生态环境换来经济发展的老路，中国必须尽快探索出一条既不进一步损坏自然环境，又能持续发展的新路，这需要一次自上而下的思想风暴，而生态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完善，是承载这次风暴的理论车厢，“生态经济人”的思考是值得我国的研究者们进入深层次琢磨的。文章试图抛砖引玉，以期更多的经济研究者能展开进一步的探索和飞跃。再强大的思想也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持和推进，经济法正是帮助生态正义思想向社会公众传播和颂扬的有效律法，经济法的法律精神和法律规则既符合正义理论的律动，也描摹出了生态正义思想在当代的精神内核。在经济法的宏观调控领域赋予了政府的执政之缨，政府是伸张生态正义的关键角色，只有政府主动并且倾心于生态正义思想，才能有政府斩断时代病根并大刀霍斧的推进生态正义变革的执政之为。在经济法的微观管理的空间内，政府依然别无推卸地担当了悉心呵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的理所应当的统帅。政府一边规范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一边还要提示各个市场参与主体要减少污染、反对浪费、重复利用、回馈自然。
四、经济法新的时代使命
经济法的新的价值是谋求生态经济社会之下的“生态经济人”这个主体之间相互的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也是生态正义的核心内涵，当今社会价值体系更新，生态正义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评价指标，应� 追寻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实现人类社会的生态正义，就要探索出一种人类既能够合理利用生态资源，又能够及时回馈生态系统的体制，即限制+补偿的资源分配体制。
1.实现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以共享资源为前提
许多年以前，经济法的研究者们还在探讨如何实现社会产品再分配的公平正义，即使是现在仍然有不少学者还在乐此不疲地讨论如何将“蛋糕”做大，如何分“蛋糕”，在生态经济时代之下，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讨论的价值和必要了，在生态经济时代之下这个问题早已过时，或者可称之为“假问题”而非“真问题”。真问题是，社会产品生产多少我们的生态系统才能够负担的起，或者说生态资源能够满足多少社会产品的生产需求。形象地说就是，做蛋糕的原料还有多少，我们的蛋糕该做多大才能既不浪费资源，也能满足需要？也就是要限制蛋糕的尺寸问题。生态经济人要共享生态资源，生态经济人之间、生态经济人与生态系统的其他物种要和谐同处，共享生态资源是实现生态正义的前提。
2.实现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以人类的补偿为途径
生态系统需要恢复，而系统恢复需要成本，由谁来承担这一成本，由谁来补偿？经济法在生态经济之下完成资源分配正义的另一个途径就是谁占用谁补偿。倡导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就是要建立一种人对生态系统的回报体制。为了实现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经济法为主体的社会体制需要以清偿债务的方式对生态系统进行补偿的制度。
（1）利用国家税收的方式条件产业结构
国家税收的方式限制那些过度开采生态资源的产业的发展。国家税收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经济法调节宏观调控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必要方式。可以通过设立新的环境税种，通过不同的税率鼓励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限制过度开采产业，禁止污染产业的进入。税收是通过强制的方式让社会成员将从生态资源中获取的利益回补给生态，当然不是直接的回补给自然界本身，而是通过国家政府的资金分配和利用来重造自然、重树环境。至于这种税收的纳税主体、课税对象、税目、税率的问题，还需要我们尽早地商讨出一个完整的结论。毕竟这一政府执政决策既会影响全部社会成员，又会对支撑经济社会的中流砥柱的经济主体利益造成巨大影响。同时那些资源消耗的大户将会承担大的税收成本，而资源消耗小的社会成员就会承担较少的税负，如此刺激社会资金积极投向少消耗的绿色行业，吸引更多的社会精英投身到绿色产业，以此来引导我国的产业机构的调整和升级。
（2）利用生态保护基金的方式回馈生态
如果说国家税收的方式是经济法通过强制的方式将保护生态，实现生态正义的思想落到实处的硬武器，那么通过生态保护基金的方式回馈生态则是伸张生态正义的经济法的软武器。设立生态保护基金用以清偿对生态系统的“债务”，能够极大地引导和鼓励社会中间力量参与到对生态系统的补偿和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维护工作中。生态保护基金作为非政府的社会主体，通过引导所有生产企业参与基金的方式，对于直接或间接地消耗资源的行为，都要回补社会，回馈自然。生态保护基金的方式虽然没有像国家税收的方式一样能够短时间内聚类生态保护资金，但是有益于社会的长远的良性发展、能够激发社会群体爱护自然、主动地保护自然、抛弃损害自然恶习的热情。关于生态保护基金的设立、生态保护基金的管理以及生态保护基金的监督和运用，仍然需要研究者们进一步的积极探索和全面的考量，力争使得生态保护基金能够满足经济法追寻生态正义的要求，并且使其最终能够有效地发挥其回补自然回馈社会的良效。为了人类自身的种族延续和文明发展，我们需要对生态系统进行补偿，这种补偿是以人的发展为最终的价值取向。经济法伸张的生态正义是以人为本，这是充分保证其他物种的平等生存权利的前提下提出的生态正义问题。现代金融手段发展日趋成熟，更加完善，生态保护基金的设立从技术和法律的层面并无难以解决的问题，关键在于执政者是否有推行生态保护基金的决心和毅力，而这种决心和毅力则来自于执行人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态价值观，准确地说是生态正义价值观，价值观念的影响促使执行人对执政主体发挥催化的合力，并使得这个生态正义的价值观念能够成为执政团体的价值观念，最终左右执政主体的执政行为。
五、结论
我国当前的经济转型首先是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与此相联系的必然是经济管理者 ——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变，即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由主要直接参与经济竞争转向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上述转型的成功推进必然带来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生存方式的彻底转变，即从听命于行政机关，被动执行政府计划的附属机构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经济转型也包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即从片面强调量的扩张转为重视质的提高，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转向实现人、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增长。 经济转型似乎是“无形之手”高歌猛进，攻城掠地，“有形之手”步步退让，一败涂地，一切以市场化为价值取向。但是，市场经济本身能否自发形成，经济转型能否完全依赖市场自身的力量自动实现呢？我们所追求的经济转型的目标果真是市场之手独霸天下，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所谓自由经济吗？如果不是，又该如何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经济转型后的目标体制又该是怎样的昵？ 当前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由于新的经济体制尚在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之中，旧的经济体制和观念尚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新旧体制的冲击和对抗，使经济领域内暴露出来的矛盾，盘根错节，错综复杂。解决这些问题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经济成功转型的基本前提，而每个矛盾的解决都离不开经济法思想的指导，离不开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一、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模糊，急需按经济法理念重新定位 政府改革的滞后，是我国经济转轨进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不尽如人意，政府职能转变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理论认识上的模糊不清，没有彻底解决国家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正确定位。改革开放前的政府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政府，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都由政府管制，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行政管理关系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企业和个人完全丧失了主动性、创造性。近几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那种认为政府应当彻底退出经济活动领域，只当守夜人，一切交由市场的论调一度博得多方喝彩。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常常是非此即彼，国家不是“越位”，就是“虚位”，总是很少“到位”。 当前，我国的改革面临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挑战，这是一个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改革新阶段。经济转型要求构建现代产权关系，社会转型需要形成新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在实现权利的多次分离后，国家成为集多种身份和多种职能于一身的集合体。具体来说，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应是三重身份（行政管理者、经济管理者、国有资产所有者），三种职能（行政管理职能、经济管理职能、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实现三次权利分离（行政管理权与经济管理权相分离，经济管理权与国有资产所有权分离，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或法人财产权相分离）。国家以不同的身份，行使不同的职能，就会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正确认识由国家参与的各种不同法律关系的性质，才能准确适用法律，维护各方合法权益。 同时我 二、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显著，城乡、地区矛盾的解决有赖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中国经济存在多重二元结构性矛盾，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反差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的地区差异。城乡、地区矛盾的日益突出已� 经济法既服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尊重市场主体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又强调国家应当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正确的作用，它把“无形 之手”与“有形之手”辩证地统一起来的特征显示其对于解决城乡、地区二元矛盾天然地具有优越性和独到性。 针对当前农村中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财政投入严重不足；违法侵占农民土地，任意降低征地补偿标准，漠视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安置以及农民负担过重，乱集资、乱摊派屡禁不止等问题，从完善以下三个方面的经济法律制度入手，有助于构建规范的、持续长效的缩小城乡差别的法律机制。 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统一的财政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事权与财权划分不清晰，权利与义务不明确，导致财政支出责任不落实，上下级政府间一事一议，讨价还价现象较为常见。而且，目前我国普遍实行的市领导县的财政体制，客观上使得农村社会经济资源、资本更主要地是被城市所汲取，加剧了城乡二元分割。行政长官追求立竿见影的政绩驱动与财政支出法律规范的缺位，往往使农村成为最终的牺牲品。所以，首要的是要建立科学完备的财政法律体系，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支出责任和税收划分规则，确立覆盖城乡的统一的公共财政支出原则，强化市以上各级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和基本社会保障的支出义务，规范上下级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把城市返哺农村的各项制度具体化，才能从根本上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 其次，要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法》，明确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并赋予权力保护以可诉性。2009年新的《土地承包法》虽然对于保护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权，限制土地发包方滥用权力等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但仍然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首先，确权工作严重滞后，估计有约30%的农户仍然没有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权属登记进程的滞后，导致大量土地承包纠纷只能适用土地承包合同，弱化了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客观上助长了发包方任意毁约行为。其次，侵害土地承包权的责任形式单一，法律责任轻，违法成本低。根据承包法第54条，侵害土地承包权的只是承担“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几乎不用承担刑事责任。而所谓的民事责任，由于侵害方主要是村、乡集体组织，也几乎难以得到实际执行。最后，权利救济渠道阻塞，可诉性差。长期以来，许多基层法院拒绝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1999年最高法院出台有关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司法解释后，虽然规定应当受理，但是许多地方对土地承包这一典型的经济法律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仍然纠缠于该法律关系到底是民事法律关系还是行政管理法律关系的争论而不能自拔，其结果是牺牲了广大农民应当得到国家司法救济的正当权力。 最后，应当建立和完善农业税收法律体系，规范各类涉农收费。乱收费、乱摊派之所以屡禁不止，源于我国农村税费名目繁多，包括农业税、附加税、特产税、屠宰税、“三提五统”、教育集资以及以资代劳款、地方行政劳务收费、地方行政性收费等等，而这些税费的征收依据主要是税收行政法规和各级政府决定，对收费项目的创设权限和程序没有法律约束，现有的有关农村税费的规范性文件位阶低，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逐步推进，在条件成熟时，以最大限度减轻农民负担为出发点，以统一的涉农税法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规范农村基本分配制度，才能从制度上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我们再来看区域差别。为了缩小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间的差距，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开始贯彻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方针，不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随着经济转型的推进，国家职能的转换，公共财政体制的确立，除大型基础设施外，中央政府势必改变以往直接投资设厂的支援模式，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将成为必然选择。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实行分税制国家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普遍做法和基本方式。它是基于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的纵向不平衡及各地区财政的横向不平衡所产生的，是国家为了实现区域间各项事业的均衡发展而采取的一项财政支出制度。实施转移支付制度的目的，是通过中央财力的转移分配来调节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而达到运用财政分配职能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 但是，我国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税 收返还以保证地方既得利益为依据，从而把原有的财力不均问题带入分税制财政体制中，未能体现财政均衡原则，也与设置转移支付的基本目标相违背；中央对地方的专项拨款补助缺乏规范的法律依据和合理的分配标准，与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的原则不相适应。另外，财政补助分配透明度低，随意性大，监督约束不足也亟待改变。所以，在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前提下，有必要制定转移支付法，明确财政转移支付的原则、目标和形式，制定科学合理的计算标准，形成一整套规范的监督约束机制，才能充分有效发挥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平衡区域间差别的作用。 三、市场经济秩序混乱，行政治乱应让位于依法治理 经济转型经常伴随着经济秩序的混乱。市场本身不能自动产生良好的秩序，秩序作为一种公品，必须也只能由政府来提供。企图单纯依靠民事法律制度，依赖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就能达致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是对市场迷信式的崇拜，注定是水中月、镜中花。营造良好的经济秩序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而政府也必须改变以往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式，一时的暴风骤雨只能冲走地表的浮土和污秽，却无法冲跨滋生混乱的深层土壤，更不能培育出一个井然有序、生机勃勃的万花园。 其实，我们当前经济秩序中的许多问题都与我们经济法制的不完善或执法不力有直接的关系。税务领域的混乱，要求我们完善税收法律体系；财经领域的不规范，呼唤我们尽快制定起科学合理的财政法律制度；假冒伪劣产品的大肆泛滥，敦促我们进一步健全产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只有坚持标本兼治，边整边改，着力治本，铲除引起经济秩序混乱的体制性障碍，同时加强经济法制建设，确保严格执法才能最终保证市场经济有序、健康发展。 可见，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是经济实现成功转型的基本保障。经济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是行政干预力量逐渐归位，市场力量日益壮大的过程，是国家与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各得其所的过程，也是经济法思想逐步确立、深化的过程。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推动经济转型的进一步发展，也以法律的形式巩固着经济转型的成果。 不仅经济转型的整个过程需要经济法律制度的保驾护航，经济法还为经济转型指明了方向。我国的经济转型主要是体制性转型，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可以说，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经济转型的目标体制。但是，我们所追求的市场经济果真是一切交由市场决定，国家只充当守夜人角色的完全的自由经济吗？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史早已证明，市场也会失灵。历史上从来没有完全依赖市场调节的自由经济，将来更不会有。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更有其特殊性。发展中的中国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实现国家赶超战略，政府应当也有可能在领导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与其它市场经济一样在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强调效率的同时，却更加重视公平。而市场并不能自动产生公平，公平作为一种公共秩序应当也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另外，我国还是一个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千差万别的大国。消除市场分割，建立统一的全国大市场需要国家的力量，缩小区域间经济差距更不允许国家只做悠闲的守夜人。所以，未来我们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必将是在遵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积极充分地发挥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应有的作用，使市场与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相得益彰的体制。一句话，就是经济法所主张的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对立统一的新体制。 余伟平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价值
随着改变开放的深入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逐步建立，对经济法的研究亦须进一步深化。笔者拟就经济法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略述拙见，求教于专家和同仁。
一、经济法的基石范畴
任何一门学科，均为范畴逻辑推演、序列而生的范畴体系。其中作为逻辑起点，规定并贯穿着整个体系衍生的，则为基石范畴。它在体系中居于奠基和起始的核心地位，因而只能是一个。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基石范畴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也就是狭义上的社会利益。社会利益广义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狭义上则指社会物质利益，也就是社会经济利益，既蕴含现实利益，也蕴含将来利益。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对，它蕴含着后者的某些成分，但又不是后者的集合或某种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后者合力的结果或有机总和。
笔者之所以将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作为经济法的基石，就是因为利益是法律产生的根源，是划分法律部门的实质标准，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创造并发展了经济法。历史已经证明，法律产生的根源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需求，主要是生产力发展的需求。这种需求总是体现为上层建筑对某种关系保护的需要，总是以某种利益的形式出现。因此，法律的实质是利益法，即安排各种利益的制度。赫克曾指出：“法的每个命令都决定着一种利益的冲突：法起源于对立利益的斗争，法的最高任务是平衡利益”[1]。因此，“利益——法律体系”可视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缩影。不同时期的不同利益需求，造就了不同的法律部门，并决定着其特有的调整对象和方法。比如：商品经济的发展，强调平等自由，要求保护个人（商人）利益，于是产生了以自由协调方式调整平等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商）法；国家或称之为公共利益的需求，产生了以命令强制方式调整行政关系的行政法。进入20世纪，正是由于有限资源与无限需求之间的紧张冲突，社会利益保护益愈迫切，经济法、社会法才应运而生。而二者的区别又在于社会法保护的是全方位的广义社会利益，经济法保护的是狭义社会利益，具有鲜明“经济性”，而且主要在经济运行中发生效力。由上可见，划分法律部门的实质标准是利益，而不是调整对象和方法。利益与调整对象、方法之间是本质与形式的关系。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是经济法的立身之本，并蕴涵着经济法的内在基本矛盾（即国家介入与社会自治的对立耦合），揭示着经济法的深层本质（即社会性和经济性的有机统一），更以其固有的解释力和推演力，完成了对经济法必然性（即产生发展规律）、应然性（即价值理念）和实然性（即规则制度安排）的整套逻辑贯穿（后面阐述），因而是经济法范畴的起始和核心。
二、经济法的性质
公私法的划分本是西方理论，前苏联和我国曾一度否认或回避，但在近现代社会，这种划分是合乎客观实际的。私法、公法的实质区别就在于其分别保障个体合法权益的实现与国家公权力的正确行使。关于民商法的私法性、行政法的公法性，已为国内法学界所公认，但对经济法的属性却颇有争论。有的称之为“公法”，有的称之为“以公为主，公私兼顾”（笔者也曾持这种观点），有的称之为“社会法”，等等。笔者通过反思，以为经济法应是与上述称谓都不相同的公私有机融合的新法域。这一性质，可通过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所赋予的经济法的内涵、使命，社会经济利益促就机制矛盾运动导致经济法产生的过程以及经济法内容属性的剖析来说明。
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赋予了经济法“社会优位、个体基础”的辩证内涵。即在尊重个体利益的基础上促就社会利益，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去赢得大多数人的利益，以牺牲较小的自由去争取更大的自由，以“不自由”、“不利益”的方式去光大真正的自由和利益，进而实现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各自最大化和相互和谐发展。当然，这是一种类似“帕累托效率”的理性状态，但经济法的使命就在于不懈地迫近这一状态。历史经验与理论逻辑证明：个体私利的自由追求在一定程度上确能既利己，又利他，使社会整体经济利益隐存其中，并自发促就。换言之，社会自治机制在商品经济时期确能实现社会与个体的相对和谐。但在以高度社会化生产为前提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个体私利无限膨胀的天性，势必危害社会并最终殃及自身，同时，市场本身存在着天然缺陷（如公共产品缺陷、信息不对称、贫富两极分化、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对宏观经济作用有限、自我调节恢复作用有限等），因此，亟需要特别维护受到严重损害的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进而恢复经济自由与有序、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对平衡的格局。这就需要依赖外力强行推进，对自由放任的社会自治机制予以修正。而修正的主体只能由“超社会”的最权威组织——国家（或国家联合体）来充当，社会外力只能以国家公权力来体现，国家成为与市场相对的重要一级，“国家之手”与“市场之手”的交互并用便孕育了经济法的诞生。可见，经济法是地地道道的社会责任本位法，国家只是以社会及其整体利益的代表人身份出现的，所谓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以国家经济生活为本体的公法”不能不说是一种偏解。正因为国家毕竟也是社会的一个组织，在发挥经济职能对社会经济进行规划、引导、控制、调节和监督的同时，又具有为自身利益“寻租”倾向，经济法才对经济权力的范围和程序作出界定，以防范其放弃或滥用代表权，侵害、背离社会利益。另一方面，经济法又规制市场主体行为，抑制私权的恶意弥散，防止和排除对社会经济秩序的损害。经济法在对国民经济的调控管理中，既承接了公私法传统理论的精华，如恪守“诚实信用”、“严格责任”和“控权规则”，又对其进行着超越性的变造，如实行“双重限权”、“综合规制”、“加重责任”，从而完成了横跨两大法域的嬗变，成为既不“公”，又不“私”，而是公私有机融合的高层次法部门，显示出高屋建瓴的宏大气魄。
诚然，20世纪的“社会本位”法哲学思潮，有力推动了“私法公法化”、“公法私法化”的进程，如私法中引入了诚实信用、善良风俗、权利不得滥用等社会性规则，对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自己责任进行了社会性修正；公法中也大大拓宽调整范围并大量充实行政指导、行政契约等弹性调整手段，但民商法、行政法的基本属性却依然未变。而经济法、社会法却是本世纪法律体系适应社会本位思潮的两大创新。而且经济法又不同于以环境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法，它是社会性与经济性的有机统一，是致力协调整个经济运行的法律部门。
三、经济法的基本价值
“法的价值在于实现由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正义、效益、自由和秩序要求。经济法的价值也在于实现这些目标，并在实现的同时更为具体地体现经济法部门的特征。”[2]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揭示了经济法的“社会性”本质，这一特质就决定了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效益和社会公正。
直接追求社会效益可谓经济法价值的独到之处。其他法律部门往往不追求或只是间接地实现社会效益。比如：行政法刻意追求行政效率，民商法集中关注个别、微观效益，都是间接地最终促进社会效益。而经济法则以社会整体效益作为评价行为的根本依据，将社会个体的财产使用当成全社会资源使用和配置的有机组成部分，引导人们按照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使用资源，妥善处理个体效益与整体效益、微观效益与宏观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促进全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
所谓社会公正，即指实质正义，这也是经济法正义观的独特展现。行政法注重的是“程序正义”，以程序公平来促进实体公平；民商法关怀的是“形式正义”，它以个人主义为指导，以抽象的人格平等为假设，强调机会均等、一视同仁，无力解决事实上的能力差别、收入差距、贫富分化进而又导致经济机会不平等的一系列问题。而经济法则追求全社会范围内实质性的正义和公平，强调以形式的不平等达到实质结果的平等。对关系全局的特殊领域、特别行为和经济弱者的具体人格予以倾斜性保护，既反对平均主义，又调节收入分配，妥善处理个人、阶层、地区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推进全社会的协作和共同富裕。实质正义是对形式正义的扬弃，它在关注整体结果公平的同时，同样也要求对相同情况作出相同法律调整，并从实质上为实现经济机会均等积极创造条件。
社会效益与社会公正作为经济法的基本价值方向，相互间也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社会效益”对社会总福利的增进构成追求“社会公正”的基础，没有公正的效益是不存在的；而“社会公正”对机会均等的实质性保障又为“社会效益”的促就提供着激励和动力，没有效益的公正也是没有意义的。二者的有机统一，使经济法依不同情势将其有机结合。在宏观调控中多以社会效益为主导兼顾社会公正（如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在市场机制中则常以社会公正为主导兼顾社会效益（如对过度竞争的限制）。由于资源有限性、稀缺性的制约，社会效益和社会公正也时时出现难以两全的紧张状态，此时，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决定了前者往往优先于后者，进而创造条件，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二者的统一。总之，经济法坚持社会效益与社会公正有机整合的价值理念，既保障社会资源这块“蛋糕”分享的公正性，更激励人们去努力增加“蛋糕”的总量，实现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有机统一。
四、经济法的功能
法的功能是指按其固有特性必然具有的作用于外部事物而发生一定功效的机能。所谓经济法的功能，即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机制效能。功能由本质决定，价值靠功能的发挥实现。经济法的社会性、经济性和公私交融性，决定了经济法的功能是平衡协调，即从社会全局出发，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平衡各种经济行为，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综合处理各种经济矛盾，保障社会经济稳定、健康、持续地发展。
现代市场经济关系复杂，利益实体多元，各类矛盾错综交织，既要求法律的分别调整，更要求法律的综合调整。而经济法正是反映经济关系分离与综合两个发展方向的需求，体现统、分两种法律机制结合的法律部门。它“是一种从世界观到方法论都与传统法律思想大不相同的法律思潮。一些在传统法学理论中似乎已成定论的观点和体系在经济法中都有所动摇；许多被认为是此消彼长、水火不容、根本对立的观念和制度，如国与民、统与分、公法与私法、集中与民主、整体与个体……都在相互交错、沟通。”[3]因此，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经济法惟有平衡协调，对经济关系进行全面综合地调整，对经济过程予以系统一体地规制，才能实现其目标。
经济法发挥功能的基本方式是国家以社会代表人的身份介入（参与和干预）经济生活；基本手段是经济、行政、民事、刑事手段的相机并用；基本方法是指导与强制相结合，激励与限制相结合，整体协调与个别规范相结合，积极调整与消极处置相结合。进而实现经济法的任务：引导人们作出有利于社会的经济行为；促进政府职能改善和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制约市场中的消极因素；保障利益、秩序及与环境、生态的协调发展。有的学者提出经济法的功能在于对经济关系的确认、保护、限制和禁止。笔者认为这实际是经济法的直接目标（或任务、作用之一），任何法律都是对特定社会关系的确认、保护、限制和禁止，到达目标“彼岸”的具有特性的“桥梁”（或途径、过程）才是功能。功能是事物的内在属性，目标是事物的外在要求。
五、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原则是法的灵魂，是法律价值的生动体现，是发挥功能的实践纲领，法律规定都是它的逻辑展开和具体化。它可以克服法的局限性、“无知性”，弥补立法上的疏漏，并对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给予合理、合法的依据和限制，有助于处理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关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不少专家学者从多角度潜心探讨，不同表述有几十条之多。笔者也曾提出过社会利益、适度干预和讲求效益兼顾公平的原则，但现在看来并不确切。也有的提出平衡协调是经济法的原则，实际上，如前所述，它是经济法的功能，是经济法本质的内在构成，发挥功能的准则才是原则。经济法原则的确定也应依据一定的标准，比如：反映经济法的本质特性，统帅经济法的基本制度，具有规范性、定限性，能够提供行为的基本方向和模式等。笔者由此出发，提出适度规制与适度自由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这一原则是社会整体利益基石所蕴涵的“国家介入与社会自治”内在基本矛盾的逻辑推演。前面说过，当社会自发促就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机制或称市场调节机制也就是社会自治失效时，就需要外力推进或称国家自觉推进机制也就是国家介入来促进，并且其作用方式、手段、力度的选择均服务于恢复社会自发促就机制的目的规定。基本矛盾双方的张驰变化，决定着经济法自身形态的流变：当社会自治度提高时，国家介入势必弱化，经济法即表现为调整范围的相对缩减及调整手段的相对弹性化，民商法则相对张扬；反之，社会自治能力降低，国家介入将自然强化，经济法即表现为调整范围的相对扩张及调整手段的相对刚性化，民商法作用则相对收敛。而国家介入主要是国家对经济行为的规制，社会自治主要是三大规律（价值、供求、竞争规律）作用下的市场主体自由竞争。因此，经济法在调整经济关系时必须以国家规制与经济自由的有机� 如何使规制与自由兼顾，并使各自的广度、深度“适度”，产生整合效应，鉴于经济关系的复杂性，无疑是经济法的永恒主题。
在这一原则中，适度规制又无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尤为重要。因此需要衍化出衡量和保证规制“适度”的标准和规则。比如：第一，合法性规则。这是依据法定经济权力规制经济行为时必须遵循的规则，具体包括越权无效、程序正当和限制私权滥用等。第二，合理性规则。这是依据自由裁量权规制经济行为时必须遵循的规则，具体包括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交易� 第三，接受监督规则。具体包括人大、司法监督，行政制衡，受制主体自我救济和社会自治体资助等。第四，“失度”必究规则。违反合法性规则构成规制违法，违反合理性规则构成规制不当，二者均属规制瑕疵，即“失度”，必须承担相应责任。这是保证“适度”的消极规则。
六、经济法的体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笔者认为，经济法体系应由宏观调控法和市场管理法构成，这也是经济法基石范畴的逻辑推演。市场的弱点和缺陷，使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背离，须依赖国家力量校正。反映在法律领域，民商法主要是在直接追求个体（商人）私利最大化的基调中体现国家干预，对市场准入、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予以消极的社会性限制，间接维护社会利益；行政法主要是在追求行政效率最大化的基调中调整部分经济行政关系，对政府管理机构的设立、执法程序及行政救济作出一般性规定，不深入经济运行过程，间接促进社会利益；而经济法则是在直接追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基调中尊重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对经济运行全过程中的经济关系进行总体统一地调整。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调整事关全局的横向经济关系（即部分民商关系）。比如：对已经进入市场者从事特别交易活动，在民商法的一般市场准入规定之上，进一步设置“市场进入壁垒”，维护社会经济交易安全；对影响全局的经济联合关系（如影响产业结构和布局的企业联合、兼并）规定特殊规则；对名义上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交易关系扬弱抑强；对不正当竞争关系进行阻却。诚然，民商法也能对经济弱者和不正当竞争受害者给予救济，但这种加害行为侵犯的却不仅是相对人，更重要的是直接侵犯了整个社会经济秩序，危害社会利益，其后果民（商）法是无力补正的。因此，依据吸收规则，正如盗窃应由刑法调整一样，这些事关全局的非理性经济行为理所当然地主要由经济法规制，具体就表现为市场管理法律制度，这正是经济法与民商法的联系所在。有 市场管理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价格法和特别交易管理法（如证券、期货、公共服务、中介服务管理）等。
二是调整国家与市场主体（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在现代市场社会，这种关系是间接的，再也不能主要由行政法调整。至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直接管理企业的硬性规定被称为经济法，实为对经济法的扭曲，充其量不过是经济行政法。在市场经济中，只能按“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模式来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的处理只能在宏观调控中体现。而有效的宏观调控又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第一，国家实施抽象经济调控行为。即国家对市场无力解决或解决不好的宏观总量问题，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货币收支、财政收支、外汇收支总量的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选择，重大经济结构和布局的调整，收入分配中公正与效率的兼顾，市场效率条件的保证以及资源的开发利用等，主要运用规范化、法律化的计划、财政、税收、金融、国有资产投资等经济调节手段，国家单方作出决策，引导不特定市场主体作出有利于社会资源配置的行为；同时，为确保宏观调控的高效，又遵循经济权力的理性和规律，针对其主动参与性、易扩张性及对私权的易侵犯性，注重采用以刚为主，刚柔结合的手段，合理、适度地分权和限权，对不特定调控管理主体定权、定格、定位、定序，并授予受制主体相应的救济权利，建立科学的权力制衡机制。第二，国家实施具体经济管理、协调行为。即调整经济管理机构上下级之间、平级之间及其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具体经济关系，对失范经济行为依法处置，对不和谐、不经济行为予以协调，保障经济权力有效行使和经济活动有序进行。这正是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联系所在。国家实施具体管理协调行为，就是为了实现宏观调控目标，落实抽象调控行为，二者不可分割，因而往往被逻辑地规定在一部法律之中。所以，上述主要内容便形成了宏观调控法律制度。主要包括：计划法、经济稳定增长与促进法、产业法、财税法、金融法、投资法和对外贸易法等。
由上可见，经济法基石范畴的逻辑推演，决定了其体系应由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两大部门经济法构成。二者紧密相连、相互渗透、相辅相成。但由于其主旨功能的差异，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经济法中，二者的形成顺序、具体内容、法律形式、完善程度及地位强弱也不相同。多国的经济法实践证明，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立体化发展和现代法更强调宏观总体的趋势，经济法的“重心”已经和正在向宏观调控法转移。
当然，体系可依据不同的标准和序列构建。有的以经济法综合调整经济关系为前提，将市场准入法、市场主体法、经济合同法列入；有的以经济法的社 这些观点� 衡量体系是否合理，关键在于所依据的标准是否科学，能否反映经济法本质所决定的边缘。经济法的确是对社会经济关系一体调整的法律部门，认为经济法仅调整纵向经济关系是不切实际的，但也不能无限延伸。经济法主要调整关系全局的动态经济关系。它是从直接追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出发，主要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平衡协调功能，保障社会经济有序、持续发展的法。这就是它与民商法、行政法、社会法大致区别的“限”，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主体。至于国家调节经济的三种方式（强制、参与、倡导）不过是一种高度抽象，实践中经济法对任何经济关系的调整都是多种方式结合并用的，按调节方式来构建体系，便产生了许多无法解释和解决的矛盾。因此，笔者认为，经济法体系的构筑既要忠实于经济法的属性，又要处理好其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既要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改革实践，又要适应市场经济网络化、国际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创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时代精神的新经济法。
【参考文献】
[1]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学思潮[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一)课程定位
在财经类、工商管理类高职院校的相关专业培养方案中，都把《经济法》作为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必修课加以安排。据了解，《经济法》课程在财经类高职院校85%以上的专业都开设，包括会计、税务、财务管理、资产评估、市场营销、证券投资与管理、金融管理与实务、酒店管理等专业。对于非法学专业开设《经济法》课程，重要的是使学生树立市场经济法制观念，培养学生运用《经济法》理论以及法律法规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
在各高校法学专业中，《经济法》是独立于《民法》、《商法》、《行政法》的法律部分，是法学教学的核心主干课程之一；而在高职高专院校，为了让学生掌握与其专业相关的法律知识，同时为学生参加各类资格考试(如会计从业资格、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以及经济师和审计师资格等)做准备，在课程设置及教材编排上，均采取了“大经济法”的概念———集“三法”内容于一体：既包括《经济法》的内容，如经济法基础知识、市场主体法、市场管理法等，也包括物权法、合同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证券法、破产法等传统《民法》和《商法》的内容。在法律规范的构成上，不仅涵盖上述实体法内容，而且涉及程序法———《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具有涉及面广、内容庞杂、体系零散等特点。而学生法学基础薄弱，教学课时有限，因此，合理安排教学内容、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
二、《经济法》课程教学经验总结
(一)合理设计课堂教学环节，提高学生听课效果
教学中，课前的备课环节固然重要，但对每节课的教学效果起关键作用的是如何抓住学生的注意力，提高课堂听课效果。因此，合理设计课堂教学环节是至关重要的。为此，在安排每个学习情境时，先导入贴近学生生活的案例，激发学生兴趣，进而提出问题，让学生充分利用已有知识、理论积淀及生活常识思考解决老师提出的问题，在师生间形成互动。在此基础上，由老师讲授案例中涉及的相关法律规定，并和学生一起对提出的问题一一加以解决。学生通过比较对案例的前后分析，能更准确、更高效地掌握知识点。采用这种设计安排好每次课，学生不仅能充分参与、不断思考，而且有学习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能够增强其对知识的渴望。
(二)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提升教学质量
1．案例教学法。
对于高职院校学生来说，虽然在大学第一学期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中学习过少量法律知识，但缺乏系统的法学理论体系的学习，对于高度概括、具有原则性和抽象性的法律规范往往不易理解和掌握；而在各专业的《经济法》课时安排上，最多是周4学时(如会计专业)，而有些专业仅有周3(如财务管理专业、市场营销专业)或周2(如保险实务专业)学时。在如此短暂的教学时间内，让学生掌握十多部法律的规定，并且将抽象的理论和多变的实际结合起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为培养学生解决实际经济生活中法律问题的能力和素养，采用案例教学法，效果显著。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说法、以例释理、理论与实践恰当结合的有效教学方法。一方面，教师以生动具体的事例去诠释抽象枯燥的法律概念，使深刻的问题通俗化，复杂的问题简明化，使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从理论层面上升到应用层面；另一方面，将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结合起来，让学生从教室的小课堂走进社会的大课堂，以案例的形式置身于实践去学习、应用法律制度，把抽象的理论、知识变成了能够具体感知的实际体验。通过案例教学法可以有效引导学生回归现实的经济生活，深入浅出地认识法律问题。
2．列表比较法。
由于非法学专业的高职院校学生法律知识基础薄弱，对法律体系的认识尚未形成，因此，为了让学生一目了然，快速、条理地掌握法律的不同规定，在教学过程中可采用列表比较法，将一部法律或多部法律中分散的内容归纳整理，以取得更佳的教学效果。比如对下列内容的讲解，都可采取此法：物权与债权、股票与公司债券、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三类合同履行抗辩权(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和不安抗辩权)、抵押与质押、仲裁与民事诉讼制度、普通合伙企业与有限合伙企业，等等。
3．归纳总结法。
如前所述，在财经类高职院校，《经济法》课程内容庞杂，涉及十多部法律，而且法律内容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不断调整修订，加之课时有限，因此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也没必要。因为教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教会学生多少法律规定，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与技巧，善于归纳与总结，进而提高学习效率。例如，《物权法》中，在物权变动、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等几节中都以各类物权的设立时间为重点，有的物权必须登记才能设立，有的则不需登记即可设立。因此，在本章最后，和学生一起，对相关内容归纳总结，将分散的内容条理化，就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公司法》教学中，则让学生课后汇总有关保护公司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规定，以及扩大公司自治权的规定。
4．练习辅助法。
即在每个学习任务的最后环节，安排学生课后及时完成练习册中的习题。这样不仅巩固了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及时检验学生的理解程度，同时可使教师了解学生应用法规法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达到这一效果，在教学过程中，不能直接给学生习题答案，而是要尽量抽出时间和学生一起核对答案，及时发现学生的问题，对出错率高的习题，耐心解释正确答案，帮助学生分析做错的原因，同时也能使自己反省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教学安排。
(三)注重教学效果，关注所学内容对实践的指导
作为法学教师，传授法律知识、让学生知道法律规定内容仅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以致用”，发挥法律的启示、警戒作用，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工作和生活。因此，在教学环节学习情境的设计安排上，应特别注重法律的实用性的传授，让学生切实体会到知法、懂法的深远意义。比如，保证作为一种担保方式，有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两种类型。通过学习，要让学生清楚：日后工作、生活中，如果为他人的债务清偿担当保证人，最好在合同中约定承担一般保证，因为一般保证中，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对债务人的债务清偿承担的是补充责任，风险责任小于连带责任保证。通过《物权法》的学习，要知晓作为购房人，可以通过在购房合同中约定并办理“预告登记”，有效防范开发商“一房多卖”，确保取得房屋所有权。
三、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及改革思路
(一)存在的不足
1．教师缺乏实践活动，案例教学有待深入化。
在教学过程中，虽然也进行了一系列探索，采用案例教学等多种方法，但在理论的讲解、案例的选取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与教师缺乏法律事务实践活动关系重大。比如对案例的选取，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借助媒体法律节目(栏目)和网络等渠道获取，经常存在案例陈旧、案情太过复杂等问题，难以调动学生兴趣和引导学生参与讨论；二是由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自编案例，以解释法律法规，这种案例针对性强，但案情单一，与现实生活有一定的差距，实践指导性欠佳。如果任课教师能亲身实践，接触、各类案件，尤其是经济案件，并将之运用于课堂教学，必将有效改善教学效果。
2．学生主观能动性差，缺乏参与积极性。
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对各门课程都已习惯了以教师灌输为主的教学方法。虽然教师在传授理论知识、法条规定的过程中也引入了案例教学并结合课堂讨论、归纳总结、课后练习辅助等方法，但在案例的选取、案例的分析、归纳知识点等方面，教师仍然是主角，学生也因相关基础知识的欠缺而无法有效参与，因而在师生间无法形成良性互动，双向交流少。加之部分学生视《经济法》课程为边缘学科，对其与其他专业课程的相互联系认识不足，导致学生主动学习、积极参与的意识不强，难以收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3．理论教学比重大，实践教学拓展不足。
虽然笔者所在学校各专业将《经济法》设置为“理实一体化”课程，安排了一定比例、一定学时的实践课，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由于课时的有限、教师“重理轻实”的观念以及组织实践活动条件的限制等诸多原因，实践课往往或停留于纸上，或虽有所涉及但难以发挥积极的效果。因此如何在课堂内增加实训环节、在课堂外开展让学生普遍受益的社会实践活动，推进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提升，是《经济法》教学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4．忽视专业差异性与“学情分析”，教学内容同一化。
如前所述，在财经类、管理类院校很多专业都开设《经济法》课程，而且各专业对该课程的开设时间安排不一致，分别在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大学二年级第一学期或者第二学期。但在教师的教学实践中往往忽视了不同专业之间的差异，忽略了不同年级学生学科知识的掌握程度，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上，特别是案例的选取上都是“一个模式、相同版本”。将相同内容适用于不同专业，导致学生无法把该课程的学习与本专业的学习联系起来，从而失去学习兴趣；而不同年级的学生对相同内容的理解接受能力亦不同，必然影响教学效果。
(二)改革思路
1．强化教师实践活动，提升教师实践水平。
《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各地要加大高等职业学校教师培养培训力度，推动学校与企业共同开展教师培养培训工作。要在优秀企事业单位建立专业教师实践基地，完善专业教师到对口企事业单位定期实践制度”。作为高职院校法学教师，也应积极参与到法律工作的实践中去。虽然财经类院校不同于工科院校，可以让老师直接深入到企业接受培训，从事生产，但法学教师中50%以上都有律师执业资格，可以兼职从事律师工作，民事、刑事及经济案件，也可以受聘于企业担任法律顾问。这样不仅可以实践应用法律法规，充分理解法规的内容，而且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为学生提供生动、鲜活的案例，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教师可以拓展知识领域，提高应用能力。
2．不断改革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热情，调动学生积极性。
第一，引入参与式教学模式，增加课堂讨论与辩论，变被动学 一方面，让学生参与到教学目标、教学方案、教学内容的制定中。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充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各班学生可分成学习小组，安排A组学生课前查找案例，并进行角色分配，变过去老师陈述案例为学生演示案例，之后在课堂上由B组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再由其他学生对分析加以评判，在此基础上，全班学生展开讨论，形成不同观点，最后由老师加以总结。这样不仅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加深对法律条文的理解，而且能逐步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从而有效地增强学生的法制观念。第二，采用模拟情境式教学法，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所谓模拟情境式教学法，是指教师在教学中为学生模拟创设具体情境，设定教学任务，让学生自主选择分别扮演不同角色，在查询、理解相关法条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定，完成既定教学目标的一种“身临其境”的教学方法。例如对市场主体法———企业法部分的内容，就可以采用此种教学方法，让学生在模拟创设企业实体的情境中完成教学。首先，由教师安排教学任务：作为投资者，你会创办何种企业组织形式———公司还是合伙企业？如何创办？在企业，投资者享有什么权利、承担什么义务？如何管理企业？怎样进行企业的决策及其执行与监督？其次，让学生分组模拟，创设公司、合伙等不同类型的企业，并在其中扮演不同角色———或公司股东、或普通合伙人、或有限合伙人。最后，学生通过查阅资料和法律法规，或者向老师请教，解决上述问题，完成教学任务，最终达到理解掌握法律规定并运用于实践的教学目标。运用模拟情境式教学法，可以大大缩减教师课堂讲授比重，从课堂外的准备、查阅资料到课堂内的训练、讨论等各个环节，都使学生的地位由“配角”上升到“主角”，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扩展学生的知识容量，提高学生运用法律法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综合素养。
3．重视实践教学，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训活动。
高等职业教育具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双重属性，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只有融理论教学于实践，才能增强学生理论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深学生对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理解，更好地指导实际工作。教师应高度重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在课堂内外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训活动。其一，增加课堂实训环节。如前所述，引入参与式教学模式，增加课堂讨论与辩论；采用模拟情境式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其二，拓展课外实训，广泛开辟第二课堂。针对与专业关系密切、学生普遍关心的社会经济热点问题，适时组织学生开展社会调查活动，逐步培养学生从法律视角、用法律知识去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还要充分发挥社团在学生中的作用，组织学生走向社会，进行法制宣传。通过这些活动，使学生自觉地关注并参与到国家民主与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去。教师还可以在自己参与案件的过程中，组织学生旁听有关案件的审判活动，使学生通过身临其境的感受，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4．加强与各专业的沟通与交流，展开“学情分析”，提高教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