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证事情或工作高起点、高质量、高水平开展,常常要根据具体情况预先制定方案,方案是阐明行动的时间,地点,目的,预期效果,预算及方法等的书面计划。那要怎么制定科学的方案呢?这次帅气的小编为您整理了异业合作【6篇】,您的肯定与分享是对小编最大的鼓励。
一、引论文联盟言
为了适应竞争日趋激烈的经济环境,满足现代化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战略成本管理应运而生。战略成本管理是指如何利用成本信息进行战略选择,以及不同战略选择下如何组织成本管理。企业根据自身营运环境、竞争对手情况和产品生命周期分析做出战略选择之后,如何组织成本管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它隐含着不同战略下采用不同成本管理的思想。
二、成本管理视角下竞争战略的分类
根据波特理论,竞争战略分为低成本、差异化和集聚化战略。其中,集聚化战略专注于某一细分领域的经营,最大特点是不追求大市场的小份额,而追求小市场的大份额。该战略可以分为成本集聚战略和差异集聚战略。从本质上说,集聚战略不是一项别的什么战略,只是成本领先和差异化战略的局部实施。基于成本的集聚战略对企业资源与管理的要求与成本领先企业相同,基于差异的集聚化战略在资源与组织上的需求则与差异化企业相同。在成本管理上,成本集聚战略和低成本战略基本趋同,差异集聚战略和差异化战略基本趋同。因此,本文将三种竞争战略归为两大类,即成本集聚战略和低成本战略合并为一类,简称低成本战略;将差异集聚战略和差异化战略合并为一类,简称差异化战略。
(一)竞争战略的相关假设 根据波士顿矩阵(boston consulting group growth-share matrix,bcg),企业的经营宗旨分为拓展、维持、收获和剥离。为了有效地实施战略,所选择的经营宗旨和所采用的控制类型(包括成本管理)应该协调一致。哈佛商学院管理控制学教授安东尼认为:对于采用低成本和差异化的经营单元,其控制系统类似于收获和拓展经营单元的控制系统,原因在于它们面临类似的不确定性;拓展战略一般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增长阶段采用,而收获战略则一般在生命周期的成熟或衰退的阶段采用;在增长阶段,诸如制造工艺、生产技术、市场需求、供应商/客户关系和分销渠道、竞争者数量以及竞争结构之类的因素变化更快,比在成熟或衰退阶段具有更大的不可预测性。上述观点将竞争战略和经营宗旨、产品生命周期相应阶段联系起来,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其一,低成本和差异化分别适用于收获和拓展经营宗旨的实现;其二,低成本主要运用于经营单元生命周期的成熟或衰退阶段,差异化战略主要运用于生命周期的增长(成长)阶段;其三,运用差异化战略比低成本更具有不确定性;其四,处于成熟或衰退阶段的经营单元采用维持战略,不打算推出新产品或开拓新市场。
(二)不同竞争战略下成本管理重点的分析 不同的竞争战略具有不同的基本特性、管理风格和独特的企业竞争力,对成本管理存在不同的影响:
其一,基本特征对成本管理的影响:低成本战略下成本优先性要求成本领先理念贯穿于全过程管理;差异化战略下创造力和资源歧异性特征,使企业更关注非成本因素和研发设计、销售渠道等非生产环节。其二,管理风格对成本管理的影响:低成本战略拥有一套成本领先哲学,成本控制严格,管理目标集中且较为单一;差异化战略下拥有高决策权限、管理自由度,成本控制强度相对较弱,管理目标多元化。其三,独特的企业竞争力对成本管理的影响:低成本战略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制造和物料管理,成本管理重点放在生产、物料仓储等环节;差异化战略竞争力来源于研发和营销,成本管理的范围应从生产环节拓宽至上下游。具体而言,不同的竞争战略对成本管理的不同重点体现在表1中。
从表1可以看出,采用不同的竞争战略,成本管理的重点完全不同。
(二)低成本战略下的成本管理重点:追本溯源 低成本战略下成本管理的重点在于不断寻求新的方法节约成本,追求成本水平的绝对降低。具体讲,应紧盯市场,以竞争对手价格、服务等为标的,专注于自身的成本动因,强调追本溯源,寻求降低成本的对策。该战略在企业竞争力提高或不变的前提下优先考虑降低成本,对成本管理强度和精度要求很高,在技术改进和学习经验的基础上关注各种技术和管理方法的综合运用,以对每个环节、每个时点上的成本费用严格控制并持续改进形成整体优势,体现一种将微观层面成本控制化为宏观层面成本优势的思想。
(三)差异化战略下的成本管理重点:持续降低 差异化战略下成本管理的重点则在于保证产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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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等方面差异的前提下,对产品全生命周期成本进行管理,实现成本的持续降低,因此成本管理的重点应集中在产品生命周期成本的最小化。即强调在保证产品歧异性的前提下,为实现顾客的独特价值需求而对整个价值链(空间)和产品生命周期(时间)成本进行管理,寻求长期、全局的成本持续降低。
三、企业不同竞争战略下成本管理的设计
在明确了不同竞争战略对成本管理有不同重点的基础上,笔者拟从预算管理、成本核算、成本控制和考核评价四个阶段进行相应的成本管理匹配设计。
(一)预算管理阶段的设计 不同的战略对预算的要求不同,预算必须要以战略为导向才能对战略起到支持的作用。两种竞争战略下都可以通过建立战略导向的预算管理体系来实现预算目的,预算内容主要包括经营预算、战略预算和财务预算。根据表1中的预算方面的比较差异,两种竞争战略下战略导向预算管理体系的内在结构不尽相同。
其一,低成本战略下预算管理阶段的设计方案。低成本战略下成本预算体系的内容以经营预算为主、战略预算(狭义的战略预算,即主要是资本支出预算)为辅,在此基础上编制财务预算,以满足向上级报告时对经营性业务的关注。假设2表明实行低成本战略的企业通常处于成熟或衰退阶段,此时企业以大量生产和易于提供服务的标准化产品为中心,产品成熟且差异性小,因此,在经营预算中销售价格差异一般较小,通常以成本费用差异分析为重点。低成本战略下预算作为控制工具更显“刚性”,强调预算管理应与成本控制相挂钩,克服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预算松弛”。笔者认为,编制预算时宜在作业成本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作业基础预算,通过预测产销量来预测作业需求量以及相应的资源需求量,并比较企业目前的资源供应量,使资源配置更客观、预算更精确。同时,若对预算的准确性要求高,则可在编制预算时配合采用零基预算法和弹性预算法。
其二,差异化战略下预算管理阶段的设计方案。差异化战略下成本预算体系的内容以战略预算为主、经营预算为辅,在此基础上编制财务预算,以满足向上级报告时对战略性业务的关注。由假设2可知,差异化企业处于增长阶段,一般以研发、市场开拓和营销为重,故预算管理应以资本预算、销售预算以及销售差异中的价格差异为分析核心,短期成本费用预算相对次要。差异化战略下预算作为计划工具,“控制限额”相对高,并不严格要求与控制挂钩,为了满足经营活动和战略活动中更大的不确定性(见假设3),预算应更具“柔性”,适合采用滚动预算法编制预算。此外,与低成本战略下的预算不同,差异化战略下经营预算的很多信息来自平衡计分卡,如目标利润、长期销售预测以及其他许多业务(作业)信息。笔者认为,编制预算时宜采用目标成本法,因为根据产品的市场售价和企业的目标利润倒挤出的目标成本,实质是“市场驱动的目标成本规划”,既为成本预算提供数据又为成本控制提供依据,是连接预算与成本控制的纽带。
(二)成本核算阶段的设计 该阶段需界定不同的竞争战略下成本核算的主要内容(范围),并根据不同竞争战略论文联盟对成本信息质量的不同要求,选择适合的成本计算方法。
其一,低成本战略下成本核算阶段的设计方案。低成本战略适合于生产标准化产品并形成规模经济的企业,其价值优势来源于制造和物料管理环节,成本核算内容主要为生产成本和期间费用。低成本战略要求获得精度高、及时性强的成本信息,除了根据企业特点运用传统成本计算方法(品种法、分步法和分批法),如果间接费用所占成本比重大,则在归集和分配间接费用时,可综合运用作业成本法(abc)与弹性边际成本法(gpk),以避免abc选择成本动因的主观性,便于按资源库编制成本计划、分析差异、考核业绩,并对资源库中的剩余生产能力进行准确核算与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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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差异化战略下成本核算阶段的设计方案。差异化战略下研发、设计和营销环节往往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所在,故除了核算生产成本和期间费用外,还需计算价值链成本、产品生命周期成本等。如果顾客对产品歧异性价值的认同感和满意度来自于产品使用过程中低成本耗费(如维护保养费等),企业核算全生命周期成本法(wlcc)即把消费者的使用成本、维护保养成本和弃置成本等纳入核算的范围,权衡生产者成本、消费者成本和社会成本,使产品全生命周期成本总额最低。如果企业选择形象差异论文联盟化,核算内容应包括环境成本,从社会视角来权衡环境成本与环境问题造成企业形象、声誉受损而丧失的现时及未来收益。总之,企业应结合自身情况,核算歧异性资源所处的关键环节的成本,以优化成本,提升竞争力。差异化战略侧重于对非成本因素的管理,虽然成本信息精确性的要求不如低成本战略高,但由于差异化下制造工艺、生产技术、市场需求、分销渠道和竞争结构等因素变化更快,产品种类多样,成本驱动因素多而复杂,仍应在选择适当的传统核算方法基础上考虑结合作业成本法进行间接性制造费用分摊。特别在推行实验政策而致力于几个相关产品的差异化时,企业应当采用作业成本法分摊每种产品的制造费用以精确计算产品成本,以区分盈利和非盈利产品,淘汰非盈利产品,重点推行盈利产品的差异化。
(三)成本控制阶段的设计 在成本控制阶段,笔者提出“和谐成本控制”的思想,即按照和谐管理理论的分析思路,在企业战略的指导下,围绕“成本满意+持续改进”的和谐主题,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即和则)和“优化设计”(即谐则)两种手段的互动、耦合实现企业成本的持续改进。在不同的竞争战略指导下,和谐成本控制具体内容也有差别。
其一,低成本战略下和谐成本控制的设计方案低成本战略下经营单元侧重于在原有领域内“正确地做事”,即主要通过分析、控制作业成本动因,采取措施提高效率、提高资产利用率并降低成本,消耗尽可能少的资源以满足产品和顾客的既定需求。
“和则”:贯彻“成本—收益—激励”一体化的设计思路。传统的企业收益分配制度将“成本—收益”主要由所有者(股东)分享,而员工作为“成本—收益”的直接创造者和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却没有参与或较少参与分享,不利于激励员工降低成本。成本控制主体应该成为成本控制效益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成本控制收益乃至剩余价值(尤其是税后利润)的分配,因为剩余价值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通过降低成本等共同创造的,应贯彻“成本—收益—激励”一体化设计的思路,使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成为利益产生与分配双方面平等的主体,应该按照其贡献大小平等地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否则员工就缺乏降低成本的源动力。
“谐则”:集成目标成本法和作业成本法等,辅以价值工程、及时生产方式(jit)和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等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作业成本法针对企业内部微观经营活动层面,将成本管理的深度挖掘至作业活动;而目标成本法以外部市场为导向,通过市场价格和目标利润倒挤目标成本,再进一步细化落实,为每个成本项目、每项作业制定标准成本。此时,作业成本法不仅是连接企业内外部的纽带,更是落实目标成本和建立控制标准的关键,有效实现成本方法上的“高聚类低耦合”。
其二,差异化战略下和谐成本控制的设计方案。差异化战略强调在新的领域内“做正确的事”,即在假定作业效率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改变产品、服务和顾客对作业的要求以提高企业的整体获利性。
“和则”:贯彻“协同管理”。差异化下企业的成本控制相对松散,更强调在歧异性资源中发挥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以提升竞争力。在成本控制过程中,不能仅聚焦于单个价值模块成本挖掘,而且要关注不同价值模块间的纵横联系,更需综合考虑交货期、质量、成本等关键成功因素的联动控制实现协同管理。
“谐则”:综合运用成本管理方法和其他科学管理方法。创造力、高质量是产品歧异性的保证,差异化企业通常比低成本企业更关注非成本因素(如交货期、质量)和非生产环节(研发设计、销售渠道等)的优化设计。因此,常规的成本管理方法应与产品的重新定价、产品替代、重新设计产品和改进生产流程等其他生产技术、管理方法相结合。
关键词:高校;差异化教育;办学理念;模式;就业
199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毕业生数量持续增长,2006年全国应届大学毕业生人数超过1999年的3倍。高校人才培养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一方面,是大批的毕业生找不着工作,已经就业的学生又较大部分感觉不适应本职工作;另一方面,许多社会亟需人才的岗位却苦于找不着合适的人。这些年来,高校人才培养工作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匹配度明显减弱,大学生在就业方面的竞争优势也随之逐渐消退,甚至出现了大学生工资水平不如农民工的现象。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具有多样性和个性化的特征,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采用的规模化、标准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社会需求。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致力于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则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着眼点。“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这样的人”这是当前高等教育要探讨的基本问题。
差异化原本是一种营销策略,就是企业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针对不同的顾客群体,生产出在性能、质量、服务、特色上充分满足顾客需求的产品,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有独自的市场。对同一行业的竞争对手来说,产品的核心价值是基本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在性能和质量上,在满足顾客基本需要的情况下,为顾客提供独特的产品的是差异化策略追求的目标。如果我们把大学比作企业,学生比作产品,如何有效提高人才这个大学“产品”的竞争力?差异化营销策略给了我们一个的启示,就是通过人才培养的多样性满足社会和企业需求的多样性,从而使大学培养的人才在社会各种岗位上能占有一席之地。于是。差异化教育成为高校提高人才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一、差异化教育的内涵
根据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人的思维和认识世界的方式是多元的,人类至少拥有语言、逻辑数学、音乐、身体运动、空间、人际交往、自我认识、自然观察和存在等9种智能。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优势智能,学校如果能根据社会的需求和不同学生的需要,设计多元化的教育方式,发挥各个学生的优势智能,将能够有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差异化教育就是结合学校办学特色,打破“千人一面”的标准化、规模化教育模式,有针对性的开展多样化的教育教学活动。换言之,它通过有效地利用学校办学特色及优势,以最大可能地发挥学生的学习潜能,使培养出来的人才充分满足社会需求,而且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在教育理念上,差异化教育要求树立新的学生观、教育观、教师观,将社会需求本位、办学条件本位和学生素质本位有效结合起来,构筑一个坚定的人才产出平台。在教学实践上,差异化教育要求兼顾学生的共性与个性,使师生成为合作学习的共同体;在发展平台上,给予学生自主选择的空间,为学生张扬个性、发展潜能创造条件;在评价模式上,建立开放性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和学生素质评价体系,使学生的多元化发展都能够得到肯定,同时教师实施多样化教育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其内涵具体包括教学差异化、平台差异化、教师差异化和评价差异化等四个方面。
1、教学差异化
教学差异化就是要兼顾共性与个性,以期在集体中发挥每个学生最大潜能的教学方式。它要求将学生的个别差异视为教学的组成要素,使学生一般基础性的合格发展并达到个体优化。因此,差异化教学的教学策略设计要根据学生个体的学习水平、兴趣、风格的差异,调整教学内容,采取多种形式,使学生的综合素质达到同步提高。
2、平台差异化
平台差异化就是要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积极创造各种条件,为不同的学生设置不同的能力发展平台,供学生自主选择,充分开发自身潜力。如通过科研训练、社会调查、艺术欣赏等活动为学生搭建创新实践平台、社会实践平台、文化艺术平台。另外,还可设置职业发展平台,针对学生毕业去向的不同,采取分流教学的形式,为学生深造和就业进行最后的专项培训。
3、教师差异化
差异化教育中,教师的概念不再是一门课程的讲课教师,而是一种课上与课下相结合、个别辅导与团组培训相结合、单导师制与导师组制相结合的教师指导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学生不仅是知识的学习,同时又是各种问题的探索者,教师要突出对学生探索的指导。
差异化教师指导模式,就是把意愿、且有能力的教师组织起来,形成一种引导学生自发学习、创新实践活动的体制,以达到个性化、多元化教育的目的。
4、评价差异化
差异化教育强调的是个体潜能的开发,不强求所有的人都掌握同样的知识,所以教师教学评价的目标和方式应是差异化的。
评价差异化要求改变传统的学生学业评价中“一考定全局”终结性评价模式,实行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课内教学与课外自主学习相结合、基本的质量要求与开放的评价标准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模式。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肯定要采用多元化手段,特别重视评价学生的研究创新能力及成果。课程的考核评价方案还应引导学生参与制订,让学生及时了解其在自我建构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取得的进展和成功,又能知晓其所缺和不足,找到进一步努力的方向,使考核评价成为一个继续学习的过程,充分体现学生在自主学习中的主体地位。
二、差异化教育的主要类型
1、基于学生个性的模式
“个性”是学生智力、思想、情感、意志的综合,鲜明地体现学生的独特性。基于学生个性的差异化教育就是要求对学生的个性进行解放,让学生按自己的学习兴趣和能力来自主选课,按自己的评价标准来自主选师,按自己的学习计划和学习水平来自定学习进度。实现这种模式,要解决好四个主要问题:一是学生个体个性化需求的确定;二是逐步改革现行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在课程和发展平台方面给学生更大的选择权;三是学校提供多样化教育品种;四是为学生提供更丰富、更方便的学习资源和学习环境条件。
2、基于办学特色的模式
基于办学特色的差异化模式,就是要把学校的办学特色充分移植到人才培养过程中,使学校的办学特色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的特色和优势,使学校的核心竞争力转化为毕业生的重要竞争力。要在学生的课程体系、实践教育、创新机制以及教师指导模式中充分利用学校的办学特色和行业优势,充分利用校内外资源,使学生离校之前就具有深刻的行业背景和特色知识与能力。
3、基于企业订单的模式
所谓订单教育,就是通过学校与企业签订代培合同,由企业提出明确的岗位人才需求,校企联合培养的符合岗位特定需求的人才,学生毕业后到该岗位就业。学生学习期间,可以到企业顶岗实习,以利于毕业后胜任工作。开展校企联合,根据企业岗位需要,有针对地为企业培养未来员工,这是一种让企业家参与教育全过程,也是一种为企业量身定制所需人才的有效教育模式。订单教育避免了企业到社会上招聘人才的盲目性,也减少了企业岗前培训,因而具有学校与企业双赢的效果。
订单教育的主要特征包括:在专业设置上能够完全面向市场,适应区域经济和企业发展的需要;本着“必需”和“够用”的原则,按企业要求确定“订单班”学生的培养目标体系;校企双方共同确定课程设置及实践性教学环节安排,从而达到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目的;校企双方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共同完成教学过程,从而能够整合学校和企业双方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优势资源,发挥协同效应,全面提升以应用为核心的教育质量。
4、基于继续教育的模式
这一教育模式通常以校企双方共同组建特定培训班的形式来实现,一般不纳入学校的校级教学计划,学员是在岗的员工而非在校学生。它要求学校要根据企业的具体要求(类似订单)来确定培训班的具体培训目标、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和方法。企业员工培训的巨大需求空间和高校在教育培训领域的专业优势为这一模式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实力的高校可通过把自己的科技或管理优势有效地渗透于企业,弥补企业在这方面的不足,谋求与企业的长期战略合作,达到校企双赢。
三、与差异化教育的几个关系
1、创新教育与差异化教育
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离开了学生主体性的发展,教育就失去了依托和生命力。创新教育就是遵循人的创造活动规律,以培养人们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教育者通过创新教育,可以把学生存在着的多种潜能变成现实。
差异化教育与创新教育是统一的,教育者必须尊重学习者在认知、兴趣、能力以及气质、性格方面的差异,让他们选择自己擅长的方向发展。这也是差异化教育中最着重追求的目标。高等教育中的差异化教育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知识上、认知上的差异化,根本的是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上的差异化,因为这是学生就业竞争和发展竞争的关键。
2、通识教育与差异化教育
多年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受50年代苏联模式的影响,在培养目标上一贯强调专业对口,从而导致专业划分越来越细,学生的知识面过窄等种种弊端。而今,基于宽口径、厚基础的通识教育理念,倡导学生要全面发展,理工科学生学点文史知识,文科学生也学点自然科学,以此构筑坚实的发展基础。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学习能力,其目的就是要培养文理、理工相通的交叉型、复合型人才。而差异化教育恰恰是要发展和培养学生个性,塑造“与众不同”的差异化竞争优势,这似乎与“通识教育”是对立的、矛盾的,其实不然。培养全面发展的高质量人才,既要考虑学生的长远发展,也要关注学生的中短期发展。通识教育和差异化教育是在同一个主体上追求的两个不同阶段的目标,通识教育作为培养学生持续发展能力的基础,同时也应该是差异化教育的基础。
3、素质教育与差异化教育
作者简介:蔡颖,华南师范大学学生工作部(处)经济师,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广州/510631)。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劳动关系质量对中国企业行为和绩效研究:实证分析与政策路径”(14YJC790077)、广东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重点课题“基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展援助的高校资助育人模式”(编号2015DYZD025)的成果之一。
关键词:高校;贫困生;非贫困生;起薪差异
一、引言
改革的深入拉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高校扩招及收费制度的落实增大了高校贫困生的规模。2016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765万人。[1]按贫困生占在校学生人数25%计算,当年贫困生可达191万人。《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2006-2015)数据统计,2006年至2015年,我国资助高校贫困生人次从1530人次增至4141人次,增长近3倍。随着大学生涯的结束,进入就业市场的贫困生人数呈不断增多的趋势。在就业形势异常严峻的大背景下,贫困生与非贫困生同台比武,竞争激烈,贫困生就业的机会及质量面临极大冲击。受个人禀赋、社会资本的制约和外部就业供求矛盾的影响,贫困生往往处于就业弱势地位。已有研究表明,与非贫困生相比,贫困生就业率偏低,签约时间偏晚,就业质量偏下,就业薪水不高,就业稳定性较差,整体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一直以来,贫困生的求学与就业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构建学生资助工作体系、促进贫困生高质量就业成为国家实现教育公平及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举措。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要“认真做好高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工作”。200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中确立了奖、贷、助、减免、补、勤、绿色通道等多种方式并举的资助体系。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完善高校贫困生资助政策体系。党的十报告强调,“要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工作”,“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完善资助方式,实现贫困生资助全覆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提高资助水平,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健全资助体系。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构建较为完整的学生资助、发展援助以及就业帮扶的体系。在贫困生帮扶中,高校发挥资助育人功能,不仅提供经济资助,还开展励志、强能、扶心及助就等方面的帮扶,不断增加贫困生的就业竞争力,提高贫困生的就业机会和质量。此外,借助高水平大学建设的东风,高校倡导学生自主发展与学校科学引导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针对大学生的评价体系也趋于多元化,力求培养的大学生符合市场需求,助力经济发展,这为贫困生的全面发展带来契机。
贫困生就业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显示高校人才培养及资助育人的工作成效。起薪是目前文献中广泛使用的就业质量最主要变量。由此,大学生就业起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高校贫困生人才培养和资助育人工作的成效。在市场化工资决定机制的作用下,个体特征、劳动力市场特征的差异会加大就业者工资差距,因此,贫困生与非贫困生之间不可避免存在起薪差异。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的起薪差异有多大?什么是主要原因?如何缩小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的起薪差异?这些问题值得教育部门关注和研究。这对客观评估高校人才培养和资助育人工作成效,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提高贫困生就业质量,构建和谐校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的比较研究中,现有文献多集中于两者在教育公平性、综合素质、就业能力、心理素质、社会资本、就业期望、就业率、就业选择及就业工资等差异上。比如,李从松(2002)认为贫困生身体状况较一般大学生差。[2]谢桂阳和陈刚(2002)、张红鑫(2007)指出贫困生综合素质较一般大学生低。[3][4]何瑾和樊富珉(2007)、袁世俊(2008)认为贫困生心理健康状况差于非贫困生。[5][6]周大雄和陈海平(2005)认为贫困生社会资本相ω逊Α[7]林建浩(2007)发现,贫困生就业率低于非贫困生。[8]赖得胜(2004)、戴勇(2008)、杨欣虎和孙波(2009)、赵秀花和李永洪(2015)指出贫困生就业竞争力处于弱势,面临更多的就业壁垒和就业歧视,工资较低。[9][10][11][12]黄建美、蒋林(2009)指出贫困生签约率低于非贫困生。[13]彭仲生(2014)指出贫困生的就业期望比非贫困生的更为现实,在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以及规模小单位的就业期望高于非贫困生。[14]但也有研究提出不一样的观点,如张欢和王丽(2008)指出贫困生与非贫困生不存在就业愿景的明显差异。[15]武立勋(2016)指出贫困生学业成绩与非贫困生持平。[16]在诸多差异中,工资差异是较直观且易量化的差异形式之一。从现有文献来看,大多数研究基于简单的数据统计,指出贫困生就业能力弱于非贫困生,贫困生就业起薪低于非贫困生,但主要停留在定性描述或基本特征总结上,缺乏对两者起薪差异细致深入的实证研究。
文章聚焦贫困生与非贫困生起薪差异的实证研究,进一步丰富人们对两者起薪差异的认识,不仅分析贫困生与非贫困生起薪的条件均值差异,还考察贫困生与非贫困生起薪差异的具体分布和变化规律,分解不同收入层次上起薪差异的主要原因所在,并提出结论所引申的政策建议。
・教师与学生・高校贫困生与非贫困生起薪差异的实证研究
二、贫困生与非贫困生起薪差异的总体状况分析
文章利用广东省S高校学生管理数据库,选取2009年至2013年毕业的23544个大学生作为样本形成混合截面数据展开研究。学生管理数据涵盖大学生人口统计学特征、专业选择、在校表现及就业选择等方面的信息。
学生管理数据库统计数据显示,贫困生起薪与非贫困生起薪存在差异。从均值来看,非贫困生平均月起薪为3227元,贫困生平均月起薪为2879元,两者均值起薪比为1.14,非贫困生平均月起薪比贫困生的高出348元;从极大值来看,非贫困生最高月起薪为12600元,贫困生最高月起薪为11000元,两者极大值起薪比为1.15,非贫困生最高月起薪比贫困生的高出1600元;从极小值来看,贫困生最低月起薪为1000元,非贫困生最低月起薪为900元,两者极小值起薪比为1.78,非贫困生最低月起薪比贫困生的高出100元。
三、贫困生与非贫困生起薪差异的回归分析
(一)模型设定
为具体讨论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的起薪差异,文章进行回归分析,基于工资决定方程建立计量模型:
InWit=α0+α1*PoorSit+β*CVit+ε(1)
其中,被解释变量lnW为大学毕业生起薪取自然对数;核心解释变量PoorS为贫困生身份,设为虚变量,贫困生为1,非贫困生为0;ε为随机干扰项;t为年份(2009-2013年),CV为控制变量,用于剔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具体包括:
第一,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主要由性别和民族两个变量组成,性别为虚变量,男生取值1,女生取值0,民族也为虚变量,汉族取值1,其他民族取值0。
第二,专业选择变量。设为虚变量,文科专业取值1,理科专业取值0。
第三,人力资本特征变量。现有文献主要使用教育年限表征劳动者人力资本,年限越长,人力资本存量越高。然而,相同教育年限的劳动者,其人力资本也存在差异,故文章利用学习绩点(GPA)、政治面貌和获奖三个微观特征变量作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变量。其中,GPA为连续变量,反映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政治面貌为虚变量,反映大学生整体表现和综合实力,党员取值1,非党员取值0;获奖设为虚变量,反映大学生学习能力和课外实践能力,获奖层次越高,人力资本存量越高。世界级奖项取值为4,部级奖项取值3,省级奖项取值为2,校级奖项取值为1,院级奖项及以下取值为0。
第四,就业特征变量。控制就业行业、企业、职业以及地点带来的起薪差异。中国国家统计局对行业、企业、职业有较为详细的分类,为研究样本的相对集中,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方法,做大类分类处理。就业行业设为虚变量,借鉴王美艳(2005)的方法,将行业分为4大类:第一类行业包括农、采掘、建筑、贸易、餐饮,第二类行业包括制造、地质、水利、教育、文化广播、社会服务,第三类行业包括党政机关、卫生、房地产,第四类行业包括交通邮政、电信、电力煤炭水生产、金融、保险、科学研究。[17]就业企业设为虚变量,参照MyCOS分类方法,将企业分为国企、科研、党政、三资、私营以及非盈利6大类。[18]就业职业设为虚变量,分为专业技术人员、生产人员、服务人员、办事人员以及管理人员5大类。就业地点设为虚拟变量,珠三角地区为1,其他为0。
此外,模型加入年份效应,控制不同年份就业政策带来的影响。
(二)变量描述性统计
贫困生有5445名,占样本总量的23.1%。在贫困生中,男女性别比为1.02,汉族占98.6%,党员占12%,文科专业学生占9.7%,平均GPA为3.08,平均获奖层次为1.72,珠三角地区就业占84.8%。行业选择方面,选择第一行业的贫困生占13.7%,第二行业的占36.8%,第三行业的占11.9%,第四行业的占37.6%。单位选择方面,选择党政单位的贫困生占8.5%,非盈利单位的占0.5%,国有企业的占26.2%,科研单位的占10.3%,三资企业的占12.9%,私营企业的占41.6%。职业方面,专业技术人员占46.6%,生产人员占3%,服务人员占19%,办事人员占28.8%,管理人员占2.6%。
非贫困生有18099名,占样本总量的76.9%,在非贫困生中,男女性别比为0.89,汉族占98.8%,党员占18.8%,文科专业学生占63.5%,平均GPA为3.14,平均获奖层次为2.54,珠三角地区就业占87.3%。行业选择方面,选择第一行业的贫困生占17.1%,第二行业的占33.3%,第三行业的占14.1%,第四行业的占35.5%。单位选择方面,选择党政单位的贫困生占9.9%,非盈利单位的占0.3%,国有企业的占25.6%,科研单位的占10.4%,三资企业的占11.6%,私营企业的占42.2%。职业方面,专业技术人员占43.7%,生产人员占2.1%,服务人员占18.6%,办事人员占33%,管理人员占2.6%。
贫困生和非贫困生在个人特征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贫困生的性别比高于非贫困生的,贫困生的党员比例、平均GPA及平均获奖层次均低于非贫困生的,贫困生更多选择理科专业,非贫困生更多选择文科专业。贫困生和非贫困生的就业特征分布大致相同,由高到低行业选择依次为第四行业、第二行业、第一行业及第三行业,单位选择依次为私营企业、国有企业、三资企业、科研单位、党政单位及非盈利单位,职业选择依次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服务人员、管理人员及生产人员。
(三)相关性分析
通过变量相关系数矩阵(见表1)可以发现,各变量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小于0.4,由此可知,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贫困生变量与起薪变量的相关系数为-0.033,这说明贫困生起薪低于非贫困生起薪。下面回归结果将进一步验证两者起薪差异的具体分布和变化规律。
(四)回归分析
文章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两种回归方法。利用OLS回归分析贫困生身份对就业起薪的平均边际效果,考察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的均值起薪差异。但此法仅拟合出一条回归线而难以捕获起薪差异的局部分布情况,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的起薪差异在条件分布由低到高的过程中可能存在某种变化规律。为此,文章再进行分位数回归,给定0.25、0.5、0.75、0.9四个具有代表性分位数获得不同分位数函数,拟合出四条回归线,研究不同条件分布上贫困生身份对就业起薪的影响差异,更为细致刻画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的起薪差异的具体分布和变化规律。
回归结果的变量估计系数显示(见表2):第一,贫困生起薪显著低于非贫困生起薪,在剔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后,贫困生遭遇了身份歧视。均值分布显示,贫困生平均报酬率低于非贫困生平均报酬率3.9%。条件分布显示,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的报酬率差异随分位数由低到高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在25%分位上,贫困生报酬率比非贫困生报酬率低3.6%;在50%分位数上,贫困生报酬率比非贫困生报酬率低3.8%;在75%分位数上,贫困生报酬率比非贫困生报酬率低4.4%;在90%分位数上,贫困生报酬率比非贫困生报酬率低5.4%。由此可见,在收入分布的低端,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的报酬率差距较小,而在收入分布的高端,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的报酬率差距较大。综合来看,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的整体起薪差异主要由收入分布高端的起薪差异引起。
第二,大学生起薪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专业差异及地区差异。均值及各分位数上,男性大学生起薪显著高于女性大学生,且在收入分布的高端,大学生性别工资差异更大。文科专业大学生起薪低于理科专业大学生起薪。在珠三角地区就业的起薪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就业的起薪,在收入分布的高端,区域对大学生起薪的影响更为明显。
第三,党员身份、获奖及GPA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起薪。就影响方向来看,党员比非党员起薪高,两者起薪差距随分位数的提高不断加大;GPA对就业起薪产生正向影响,在收入分布的高端,GPA的报酬率更高;获奖层次越高就业起薪越高,获奖报酬率差异随分位数由低到高呈下降趋势。从影响程度来看,均值和各分位数上,党员身份报酬率最高,GPA报酬率次之,获奖报酬率最低。可能的原因是,党员身份、获奖层次提高及GPA改善均有助于提升在校大学生人力资本存量,但三种途径提升人力资本存量的难易程度不同,从而其对起薪的影响程度不同。大学生容易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善GPA和提高获奖层次。相反,大学生入党绝非易事,学校一方面严控新晋党员人数,一方面注重党员培养成效,党员进入门槛高,竞争激烈,只有综合力强劲的大学生方能脱颖而出,故而党员身份报酬率高于GPA及获奖报酬率。
四、贫困生与非贫困生起薪差异的原因分解
造成贫困生与非贫困生起薪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个人禀赋还是歧视?为此,采用MM(2005)方法对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的起薪差异进行分位数回归分解,回归分解中控制了就业特征变量对起薪差异的影响。分位数回归分解的工资差异公式为:
Δθ=Qθ(Inwfp)-Qθ(Inwp)=[Qθ(Inwfp)-Qθ(Inwfp-p)]+[Qθ(Inwfp-p)-Qθ(Inwp)](2)
其中,Qθ(Inwfp-p)为由概率积分转换定理构造的反事实工资分布,表示对贫困生赋予非贫困生的工资结构时,贫困生的工资分布。起薪总差异被分解为系数差异和特征差异,右边第一项为系数差异,表现为歧视因素引起的不合理差异,属于“同工不同酬”部分,右边第二项为特征差异,表现为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下个人禀赋引起的合理差异,属于“同工同酬”部分。
从全部解释变量分位数回归分解的结果来看(见表3),在收入分布的25%分位数上,总差异为0.037,其中67.6%的总差异由个人禀赋差异解释,32.4%的由歧视解释;在收入分布的50%分位数上,总差异为0.049,其中48.9%的总差异由个人禀赋差异解释,51.1%的由歧视解释;在90%分位数,总差异为0.067,25.4%的总差异由个人禀赋差异解释,74.6%的由歧视解释。由此可见,收入分布的中低端,贫困生与非贫困生起薪总差异较小,个人禀赋差异造成的影响较大,歧视造成的影响较小;而在收入分布高端,两者起薪总差异较大,个人禀赋引起的起薪差异较小,歧视引起的起薪差异较大。综合来看,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的整体起薪差异主要由收入分布高端的起薪差异引起,歧视是导致收入分布高端起薪差异的主要原因。
用人单位对贫困生的歧视来自于偏好歧视和统计歧视。偏好歧视下,用人单位鉴于刻板印象,偏好非贫困生而忽视贫困生,即便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生产效率相同但乐意支付给非贫困生较高的起薪。统计歧视下,用人单位与大学生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用人单位难以有效甄别大学生的工作能力和生产效率,只能依靠身份等信号作出判断,并依据全社会大学生的平均工作能力支付起薪,这就构成对工作能力超过平均水平的贫困生的歧视。
在收入分布的低端,大学生所从事的工作多为内容单一、流程化、事务性较强的工作,用人单位对贫困生的偏好歧视得到缓解,贫困生身份鉴别工作能力的信号作用不大,贫困生的平均工作能力较为接近大学生的平均工作能力,因而贫困生遭遇的统计歧视也较小。因而,个人禀赋差异是收入分布低端贫困生与非贫困生起薪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在收入分布的高端,大学生所从事的工作多为内容丰富、灵活性强、富有开拓性的工作,对大学生智商情商学商的综合要求相对较高,用人单位受传统的刻板印象的影响较大,贫困生遭遇较强的偏好歧视。随着起薪的提高,用人单位与大学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大,对大学生的监督成本也不断提高,身份鉴别工作能力的信号作用逐渐变强。信息不对称下,对于工作能力超过平均水平的贫困生,用人单位以大学生平均工作能力作为支付工资的依据,实际上造成对此类贫困生的统计歧视。综合来看,歧视是收入分布高端贫困生与非贫困生起薪差异的主要原因。
五、结论与建议
利用S高校5年的学生管理数据,运用OLS回归、分位数回归及MM(2005)分位数分解等方法分析贫困生和非贫困生的起薪差异,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显示,在剔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后,贫困生起薪显著低于非贫困生起薪。均值分布上,贫困生平均报酬率低于非贫困生平均报酬率;条件分布上,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的报酬率差异随分位数由低到高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起薪越高,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的起薪差异越大。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的整体起薪差异主要由收入分布高端的起薪差异引起。
第二,分位数分解结果表明,收入分布的高端与中低端,贫困生与非贫困生起薪差异的主要原因不同。在收入分布的中低端,大学生从事的工作事务性较强,用人单位对贫困生的偏好歧视得到缓解,身份鉴别工作能力的信号作用不大,贫困生的平均工作能力较接近大学生的平均工作能力,贫困生遭遇的统计歧视也较小。故此,收入分布中低端的起薪差异中,个人禀赋造成的影响较大,歧视造成的影响较小。在收入分布的高端,大学生所从事的工作富有开拓性,对大学生智商情商学商的综合要求较高,用人单位受刻板印象的影响较大,贫困生遭遇的偏好歧视较强。随着起薪的提高,用人单位与大学生间信息不对称增大,劳动监督成本不断提高,身份鉴别工作能力的信号作用逐渐变强,以大学生平均工作能力作为工资支付依据使得工作能力超过平均水平的贫困生获得低工资,造成较大的统计歧视。因而,收入分布高端的起薪差异中,个人禀赋引起的起薪差异较小,歧视引起的起薪差异较大。总而言之,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的整体起薪差异主要由收入分布高端的起薪差异引起,歧视是导致收入分布高端起薪差异的主要原因。
第三,大学生起薪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专业差异、地区差异及人力资本差异。男生起薪显著高于女生,收入分布高端的性别起薪差异更大;文科专业学生起薪更高;珠三角地区就业起薪更高,收入分布高端的地区起薪差异更为明显;党员身份、获奖及GPA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起薪,党员身份报酬率最高,GPA报酬率次之,获奖报酬率最低。随着起薪的提高,党员与非党员的起薪差异变大,GPA报酬率变高,获奖报酬率变低。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的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加强资助帮扶的总体规划、顶层制度设计、宏观指导及科学监督。首先,完善贫困生资助制度,健全贫困生资助工作体系,评估与监督教育部门资助工作成效,保障贫困生教育公平性。其次,建立健全《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及《反就业歧视法》等劳动制度,保障贫困生就业公平性和合法权益。细化劳动制度的原则性规定,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完善市场化工资决定机制,倡导按贡献获得报酬;深化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及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加大社会保险补贴和财政贴息政策力度;建立健全困生就业促进制度,加大贫困生扶持力度,对资助及招用贫困生达到一定比例的企业,适当降低税费;建立反就业歧视制度,设立反就业歧视机构,摈弃歧视性政策,建立健全劳动监察制度,加大对歧视行为的惩罚力度,减少全社会歧视行为。再次,推动劳动力市场建设,减少信息不对称,消除非经济壁垒,打破市场分割,建立统一开放市场,鼓励贫困生向上职业流动,搭建“互联网+”就业服务平台,密切关注贫困生就业。最后,建立健全多层次全方位人才培养平台,完善办学机制,尊重高校主体性,给予高校在办学定位、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学生管理等方面更多自和选择权,实施引导性监督。
第二,高校建立健全贫困生“助学、助就、助创”三助体系,整合资源形成“三助”合力。首先,完善高校贫困生“助学”体系。加大贫困生资助政策的落实,完善“奖、贷、助、减免、补、勤”资助工作体系,提供经济资助解决贫困生求学问题,帮助贫困生顺利入职场,获得经济来源;建立贫困生发展援助计划,通过“自强学院”、“自强班”、“自强社”等培养营的运作,将贫困生发展援助纳入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借高水平大学建设的东风,提高贫困生帮扶的质量和层次,增强贫困生就业竞争力和议价能力,推动贫困生挤入高薪行业,缩短起薪差距;加强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帮助贫困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认识观和价值观,正确看待贫困,“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自助助人,务实对待就业与工资,既着眼当前收入又关注持久性收入。其次,建立高校贫困生“助就”体系。利用大数据,挖掘就业市场信息,以市场和贫困生就业困境倒逼“助就”体系的完善与创新,通过课题立项、教研室及工作坊等形式研究式开展“助就”服务,打造专业化“助就”队伍,再造“助就”业务流程,创新“微助就”方式,完善生涯规划、就业技巧、心理调试等多维度“助就”服务内容,整合校外“助就”资源,构建多方共赢的“助就”生态圈,缩小贫困生与非贫困生起薪差异。再次,建立高校贫困生“助创”体系。依托高校创业学院平台,提供“互联网+贫困生”创新创业扶持计划,鼓励优秀贫困生以公益创业为突破口积极投入创新创业;优先向贫困生提供小额担保贷款和创业基金,积极孵化贫困生主持的市场前景较好的创业项目,提高贫困生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最后,实现贫困生“助学、助就、助创”三助体系的整体推进,形成整体系统化、程序标准化、功能模块化的三助有机体系,良性健康协同联动,相互促进呼应,为贫困生“脱贫”凝聚强劲合力。
第三,企业加强社会责任,积极参与高校“三助”体系,提供“三助”资源,助力“三助”发展。企业转变用工观念,破除对寒门学子的刻板印象,充分认识贫困生就业优势所在,减少企业用工歧视,积极聘用贫困生,提供与其生产效率相适应的工资水平,营造平等就业的环境。
关键词 220 kV;断路器;防跳回路;异常处理
中图分类号:TM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97(2014)21-0081-01
220 kV断路器的防跳回路面临一系列的异常干扰,不利于断路器发挥保护优势。目前,220 kV配电网的效率和规模越来越高,必须通过高效的继电保护,才能实现可靠的运行,防止断路器出现异常失误,所以电力企业将断路器的建设重点放在防跳回路的异常处理中,才能确保断路器处于高性能的运行状态,以免出现保护故障。
1 220 kV断路器防跳回路中的异常分析
220 kV断路器防跳回路中的异常,主要是指在断路器调试的阶段,没有按照规定的指令实现合闸、跳闸。当断路器接收合闸命令时,之后会在回路内发送跳闸命令,正常情况下断路器应根据命令执行动作,实际断路器在回路内虽然表现出跳闸,但是在指令结束后,没有发生合闸动作,干扰了防跳闸的状态。
以某电力企业的220 kV配电系统为例,重点分析断路器防跳回路中的异常,如:220 kV配网内的断路器处于跳位点时,发送了合闸指令,此时断路器会始终保持合闸状态,记录断路器所属系统处开关K1、K2和K3的动作,K2在指令发出后迅速闭合,用于辅助开关触点,促使开关触点具备灵活的特性,断路器在K2执行合闸指令的过程中,发送了结束合闸的指令,带动开关触点运动,K1、K3开关及触点会迅速失电,触点迅速返回,此时开关在回路中受到电磁干扰,导致断路器开关K1、K3触点快于开关本身,因此当断路器重新发送合闸指令时,其开关无法跟上触点的动作而发生回路异常,引发开关跳闸,进而造成频繁的冲击干扰。
2 220 kV断路器防跳回路的异常处理
220 kV在电网系统内占据重要的影响比重,需严格处理断路器工作中的防跳回路异常,根据某电力企业在断路器防跳回路中异常处理进行分析,提出对应的解决措施如下。
1)防干扰处理。
220 kV断路器防跳回路的防干扰处理,属于一项主体建设的项目,利用集成化的处理思路,完善断路器防跳回路的运行。该企业结合断路器防跳回路的异常表现,致力于消除回路内的电磁感应,防止其影响断路器的保护动作。该企业安装了断路器操作箱,解决断路器回路中的干扰问题。操作箱主要由防跳装置组成,如:电压防跳、电流防跳等,220 kV配网回路内存在电流时,操作箱会随着电流的变化而启动,确保断路器能够实现稳定的跳闸动作[1]。操作箱内的电压继电器,连接了合接点,采取并联的方式接入到断路器的回路内,同时利用串联的方式接入合闸回路内。操作箱具有模拟的优势,可以将防跳回路中的异常反馈到操作箱主体系统内,在保障断路器正常运行的基础上,实现防跳回路保护。
2)加设继电器。
该企业根据220 kV内断路器防跳回路异常的实际情况,在对应的回路内加设特殊继电器,严谨处理防跳工作[2]。例如:该企业加设了防跳继电器,用于维护防跳装置的可靠运行,该企业选择与回路相关的继电器参数,控制通过电流的灵敏性,保障其高于2即可,其中需要重点控制的是继电器的防跳时间,动作时间必须控制在触点动作的时间之内,该企业安排专业的设计人员,主动处理触点动作的时间控制,确保加设的继电器能够达到预想的状态。
3 220 kV断路器防跳回路的改进分析
电力企业为保障220 kV断路器防跳回路异常处理的适应性,采取相关的改进方法,排除防跳回路异常的干扰,以此来提升断路器在220 kV配电网内的保护水平。
根据断路器防跳回路的异常处理,提出有效的改进方法:首先增加断路器内继电器的电流,促使断路器发生回路跳闸时的电流远小于防跳回路中的电流,由此断路器防跳回路内的开关可以保持原本稳定的运行状态,电力人员适当增加电流值后,能够保持断路器合闸的准确性,即使断路器处于高频运行的状态,也会正确完成防跳动作,规避防跳风险;最后改进操作箱,利用短接的方式,科学处理辅助接点,电力企业将辅助接点与合闸回路改进到同一个层次内,由此监督合闸回路的动态,一旦断路器接收合闸指令,操作箱会在监控状态下实现跳闸动作,与此同时防跳回路内的继电器会根据断路器的命令稳定执行动作,保障配网回路的完整性;最后是改进断路器的闭接部分,此种改进方法在断路器防跳回路中不常见,但是也能维持分合闸的正常状态,以免产生不利的影响。
综上所述,220 kV断路器防跳回路的改进,最终目的是规避异常问题引发的配网风险,基于防跳回路的改进措施,一方面避免发生开关联跳事故,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断路器的继电保护作用,体现其在220 kV配网系统中的重要性[3]。目前,电力企业在220 kV配网稳定性建设的项目中,将断路器防跳回路的异常处理做为重点研究对象,致力于通过优质的改进措施,完善断路器的运行环境,排除引发防跳回路异常的因素,为220 kV断路器防跳回路提供基础性的保障。因此,电力企业提高对断路器防跳回路异常处理的重视度,保障断路器的保护效益。
4 结束语
220 kV断路器防跳回路中的异常,存在很大的影响性,不利于发挥断路器的保护性能,同时降低了防跳回路的表现效率。电力企业提高对断路器防跳回路异常处理的重视度,采取有效的处理方法和改进策略,完善断路器回路防跳的性能,进而确保其在220 kV配电网中的应用。由此可见,220 kV断路器防跳回路中的异常处理,很大程度上防止断路器出现过大载荷的冲击。
[1]李志平。断路器操作控制设计相关问题分析[J].继电器,2011(04):38-40.
一、文化差异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国际贸易是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体现,也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项重要的贸易活动,随着各方国家贸易活动的开展,文化差异问题也逐渐得到体现。当前常见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宗教制度、法律规定等方面,正是受这些差异的影响,我国企业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中受到限制。总体而言,文化差异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国家政策规定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形式存在明显差异,导致贸易双方无法进行有效的交易往来,其突出表现就是世茂法规制度和执行容易出现分歧;同时,有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也会因为语言与文字的差异出现漏洞,导致双方对于法律规定的直接出现差异。当前西方一些国家经常会根据对国际贸易条款的理解对我国的部分商品实施反倾销,影响了我国正常的贸易;而我国企业也会因为对反倾销的认识不足,不了解反倾销的程序,也无法维护自身的权益。
除此之外,在国际贸易上手宗教、文化差异等因素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商品的认知也存在差异。例如,某国家就禁止进口带有六角图案的商品,这是因为六角星是该国家国旗。
(2)语言与艺术差异的影响。语言作为一个国家的文化代表,不同国家的语言艺术也存在差异,而且语言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最为明显,主要体现在沟通阻碍方面,严重时会影响贸易双方的谈判进程,甚至导致谈判破裂。例如在某次贸易交流中,美国某家公司提出了“身在比利时”的营销战略,但是该广告被某国的预言翻译后却成为“尸体躺在渔夫旁”,严重影响了对方的合作积极性。
二、文化差异背景下开展国际贸易的策略
(一)牢固树立全球化意识
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之间的文化相互交融,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能促进国际贸易的开展,就需要从多方面的角度统筹文化差异问题,努力树立全球化的理念,为保障国际贸易合作顺利开展奠定基础。因此对于企业而言,必须要正确认识到国际贸易中的文化差异问题,在尊重差异的同时,能了解双方文化见的不同,并树立全球化的合作意识:(需要从全球化的视角下考虑问题,企业在国际贸易经营中,应该只有“我们(贸易合作的双方)”,而没有“你、我、他”之间的划分,要充分认识到合作双方都是国际贸易资源的共享着,从认知的层面肯定对方,这样才能为国际贸易顺利开展提供可能。树立开放式的思维观念。思维会决定行为,对于企业而言,为了能有效开展国际贸易工作,就需要树立开放式的思维观念,并根据对方的文化特征进行改进。以海尔为例,海尔在最初进入美国市场中,充分了解了美国市场与国内市场的差异性,确立了“星级服务”的合作概念,将美国合作商划分为不同等级,并提供不同服务,促使美国合作商能主动与海尔进行合作。
(二)努力克服沟通障碍
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沟通是双方完成信息传达的有效手段,因此在沟通中,需要使用统一、简洁的语言陈述自己的观点。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双方来自不同的国家,使用不同的文化语言,如果不使用统一、简洁的语言,可能无法进行沟通。一般地,按照“入乡随俗”的原则,企业应使用外国官方语言或是国际商务通用语言,如英语。
同时在国际贸易中,考虑到贸易双方的沟通在本质上是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与人交流的过程,因此这个沟通交流结果还有可能受到双方个人情感因素的影响,在良好的情绪条件下,双方能进行有效的交流。因此,企业贸易谈判者需要在沟通中营造良好的氛围,如认真倾听、情感互动、不反驳、适当的赞许等,调动对方情绪,使沟通双方都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
(三)加强对中外文化差异的宣传
在当前中外文化差異与冲突并不为国际贸易企业所熟知的情况下,行业协会需要发挥自身的作用,充分利用自己在行业中的优势,通过交流、调研、沟通等多种方法为合作双方提供完善的信息交流渠道。一方面需要让政府充分掌握当前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所面临的文化差异,了解文化差对国家贸易的影响。另一方面,积极加强对中外文化差异与冲突知识的研究,并在企业开展相关的宣传和普及工作,使企业了解并树立危机意识,自觉提高产品标准,改变企业面对中外文化差异与冲突时的被动局面。
文化差异已经成为影响国际贸易顺利开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工作能顺利开展,就必须要从强化沟通交流、重视文化差异宣传等多方面入手,加深相关人员对文化差异问题的认识,为保证国际贸易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吕晶晶。国际营销中的文化差异问题[J].科教文汇(上旬刊),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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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正芳。消除国际贸易中文化因素差异影响的对策与建议[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4.
近几年,传统行业与新兴行业(如饮料与网游)间的“异业合作”大行其道。从中国移动“动感地带”携手麦当劳,到可口可乐与《魔兽世界》的全方位合作;从TCL冰箱和农夫山泉的联姻,到腾讯与南山奶粉的相互资源整合,异业合作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已从传统产业之间迅速地向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间合作渗透,并且越来越显示出多元化的趋势,但是如果执行不到位,合力也会演变为阻力。
传统行业“爱上”网游
新生代的媒体消费习惯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如何影响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不看报纸的新一代,网络游戏无疑是一个绝佳的突破点。
作为网游产业的一种营销策略,异业合作为传统行业及新兴的网络游戏行业开辟了全新的经营模式。近年来国内异业合作的案例中,网游业表现得异常活跃,由于案例众多,异业合作已然成为网游业主流的发展趋势。“70%以上的网络游戏在2007年都采取了免费模式,游戏运营商的收入结构正在发生显著变化,以往用户计时付费的比重将明显下降,开展异业合作正是促成这种趋势的有效手段,合作模式主要以IGA(游戏内置广告)的方式进行。”资深网络营销人刘东明说。
随着网络游戏的高速发展,网游已逐渐蝶变为一种新兴媒体。正如传媒经济学中所述的“二次”售卖理论,媒体所获得的最大经济回报来自“第二次售卖”。网游的盈利模式正在演变为:玩家免费玩游戏,游戏商出售IGA(游戏内置广告),从广告主手中获取盈利。“这样的优势在于降低了玩家的进入门坎,植入广告的受众规模得以保障;IGA使游戏的媒体价值大幅增加,广告主的广告投放又将为游戏带来持续性的收入。”刘东明说。
对于传统产业热衷于嫁接网络游戏,刘东明认为主要是由于新生代的媒体消费习惯阅读时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们花在传统媒体的阅读时间急速减少,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在网络游戏中,在传统媒体投放广告对他们来说基本上是没用的。如何影响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不看报纸的新一代,网络游戏无疑是一个绝佳的突破点。
但是,在游戏中直接植入广告并不是最好的传播手段,而通过更深层次的游戏开发阶段的品牌植入,将品牌与游戏情节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才可以在无形中影响新生代消费群。可口可乐与《灵游记》的合作,真正想实现的商业效果正是:当玩家在乐此不疲地玩游戏时,头脑中已无形地打上了品牌的烙印,同时游戏运营商也因此而收入激增。
合作“价值取向”为先
异业合作就像谈“恋爱”,想让她芳心暗许,不仅需要表现“我爱你”的态度,更重要的还要展示“我爱你”的资本。双方的互惠互利,是异业合作成功的驱动力,一厢情愿的“傍大款”是走不远的
“进行异业合作前,企业首先要明确自身的商业需求,需要从对方获取哪方面的资源,然后分析自己可以为对方提供哪方面的资源,再进行合作交换。”刘东明建议。
目标消费群是否交集以及消费者利益最大化是异业合作前必须考虑的问题。一般来讲,目标消费者部分或者全部重合,是异业合作的基础,若没有交集,一切都将无从谈起。比如去年东风雪铁龙和kappa开展“shine me”的联合营销,瞄准的就是“热爱运动、追求时尚”的目标消费群。异业合作能否成功,还要看消费者是否捧场,而在异业合作中设计出强大的“利益驱动”则是关键。格兰仕微波炉曾经和调味品企业进行了合作,由于方便了消费者,所以较受消费者的认同。而有些异业合作只是两家企业之间的简单联合,并没有考虑到消费者是否认同,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无人喝彩。
“一般来讲,大品牌强强联手,互用品牌背书能产生1+1>2的协同效应,而两个默默无闻的品牌相加依然等于默默无闻。”刘东明认为,开展异业合作的产品、行业也许会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们的品牌调性一定要“对味”,否则很难在消费者心目中迸射出火花。像苹果(iPod)和耐克(Nike)曾经携手推出的Nike+iPod运动工具包,就是很好的品牌调性一致的合作案例。
当然,“中小企业在异业合作中并非没有机会,能否合作成功的关键还是取决于能否为双方带来价值,而不只是考虑双方的规模。如果小企业也能为大企业提供价值,大+小的异业合作就可以存在,也完全可能获得成功。”帕勒咨询公司董事罗清启说。
化简单招式为“组合拳”
原先单一、简单的异业合作,如今已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多元化。比如渠道捆绑、泛媒体合作、产品合作等在异业合作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甚至在操作中会将几种模式并用,打出组合拳。
在异业合作中,双方往往最看中的就是对方的渠道资源。因此,采取渠道捆绑的方式合作是最常见的,但渠道捆绑并非简单地借用对方的渠道,来展示和销售自己的产品,而是将销售渠道的口径拓宽,共同开辟出一片市场空间。相比而言,有类似消费群、有相关性消费需求的两种产品比较适合做渠道合作,比如可口可乐与网吧展开合作,通过免费赞助冰柜但要求只准销售可口可乐的手段,正好牢牢地卡住了网吧销售渠道。
还有一种是泛媒体合作的方式,即一种产品将另一方作为展示自己的媒介,前提是某种产品拥有广泛而且黏着度高的人群。媒介的本质是可以承载传递信息的,因此印上了联想logo的可口可乐罐就是年轻一代最好的广告牌;而传递着品牌与产品信息的网游则是玩家亲密接触的媒介平台。
产品合作也是异业合作的有效手段之一。如迪斯尼进军内地手机市场,曾携手“普天”和“迪妙”,研发了迪斯尼手机;华硕与世界三大跑车品牌之一兰博基尼联手打造了兰博基尼笔记本VX1等。“产品合作是两种产品的结合,往往可以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价值,而不象渠道捆绑和泛媒体合作那样更多的只是传递价值,因此产品合作在异业合作中,往往更具有挑战性和操作难度。比如Nike和ipod推出的nike+运动组合,就将ipod植入高科技的运动鞋中,创造出运动+时尚的全新体验,仅靠一种产品是无法实现如期效果的。”营销专家罗清启说。
以上都是异业合作的“分解招式”,企业在真正操作的时候,往往打出的是上述几种模式的“组合拳”,这样合作效果才会更具市场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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