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传记作文要实事求是，内容真实准确，不夸大或缩小及生搬硬套。下面是的小编为您带来的个人传记（优秀4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并分享出去。
十多年前的尼泊尔并不像现在这样有名，也不是世界人们的旅游目的地，只是躲藏在巨大雪山背影后面在转经筒上旋转的小国。由于世界上14座8千米以上的雪峰，有8座在尼泊尔境内，在这片土地上只留下过探险家和登山者们稀稀落落的脚印。
这天，在安娜普那尔山区专为登山者开设的～家小客栈里，一位在大山里孤独地转悠了半个多月的日本探险家，遇上了一位在国内就熟识的朋友，他乡遇故知的激动和快乐，一时间想喝啤酒，于是他们就招呼吧台旁边那个忽闪着大眼睛的尼泊尔小男孩，请他拿两瓶啤酒。那男孩大约十三四岁，他连说带比划地让两位客人明白：店里没有啤酒，若要喝啤酒，必须到别的店里去买。那位日本探险家就给了他100尼泊尔卢比。约一个多小时后，那个男孩回来了，两个脸颊红红的，微微有些气喘，递上两瓶啤酒和找零的钱。
第二天下起了雨，山路变得湿滑，阴雨天把原本要离开这里的两个日本人留了下来。为了度过这烛光下雨声敲打窗棂略显得有些单调的长夜，他们想起了那个男孩，给了他400尼泊尔卢比，请他去买10瓶啤酒，准备痛快地畅饮一夜。临近子夜，老板为他们换了蜡烛，小男孩仍然没有音讯。后半夜，雨声渐渐小了，已记不清老板为他们换了几次蜡烛了，小男孩依旧没回来。两个日本人忽然想起来，尼泊尔山区是消费极低的地方，400卢比可是一笔不小的款子，几乎可以让一户人家过半年的生活，这孩子会不会……不久，雨停了，天边开始朦朦发亮，两个日本人料定这男孩不会再回来了，正准备去睡觉。突然看见那男孩浑身透湿，满头满脸都是泥水地站到了他们面前，小男孩解开衣服露出了7瓶啤酒，突然一下哭了起来。他连比带划地哭诉着，两个日本人半天也没听懂。他们的声音吵醒了客栈老板，老板用半生不熟的英语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附近的小客栈里都没有啤酒，前天的两瓶，是男孩在5公里外的小店里给买的；昨天当男孩冒雨再到那个小店时，小店里也没啤酒了，小男孩又跑了5公里，在另一个小客栈里只买到5瓶，而客人们要的是10瓶，就又往前跑了5公里多，才买齐了；回来的路上他不小心摔了一跤，打碎了3瓶，只剩7瓶，所以他哭了！老板拍拍大眼睛男孩的肩说，他就是我的儿子。为了这啤酒，这孩子竟在雨夜漆黑的山路上奔走了三十多公里，两个日本人被大眼睛男孩深深感动，眼眶湿润了……
我不知道费瓦湖畔那位长眠的日本探险家和这个故事有没有关系？但是，我似乎找到了他愿意将灵魂长留在这里的一个最为坚实的理由。
关键词：自传体记忆；自传体记忆信息提取；认知心理
一、自传体记忆的早期研究
自传体记忆是指对日常生活中自发产生而非实验室设置的与自我经验相联的信息的储存和提取过程，是个人生活事件的记忆。有关自传体记忆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Galton和 Freud。他们都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有关个体自身经历的记忆。Galton通过对有关自身经历的回忆来研究表象在记忆中的作用。Freud对自传体记忆的兴趣则来源于对神经症的解释和治疗，他认为形成的经验（formative experience）和投射的经验（projected experience） 是个体心理发展的主题。但是，Galton和 Freud都没有把自传体记忆作为一个系统的问题进行研究。由于自传体记忆研究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被试反应结果难以量化和准确地验证，自传体记忆的研究一直没有更大的发展。本世纪 70 年代，对自传体记忆研究的兴起来源于Tulving对长时记忆的区分。Tulving（1983）成功地区分出情节记忆与语义记忆。他认为语义记忆是基于网络、范畴、图式、脚本或一般知识系统而组织的，而情节记忆储存暂时有时限的情节或事件信息以及这些事件的时间空间关系，情节记忆的实例是和其他类似经验有时空关联的个体经验记忆，具有自传体的性质。但Brewer认为并不是所有情节记忆都是自传体记忆，情节记忆仅是自传体记忆的一种特殊形式：个人记忆（personal memory）。Brewer提出自传体记忆是有关自我信息的记忆。自我信息不仅包括个人记忆，还包括自传体事实（autobiographical fact），一般的个人记忆（generic personal memory）和自我图式（self-schema）。Brewer （1986）并且根据个体相关与非个体相关知识或记忆以及一次性与重复性将自传体记忆分为四类：单一的个体记忆、类属个体记忆、叠加性自传事实和自我图式。
二、自传体记忆的特点
自传体记忆是对个人所经历过的生活事件的回忆，是包含感知体验、情节记忆、语义记忆、自我表征等成分的复杂过程，是自我记忆系统的核心部分。自传体记忆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高度结构化、并且不存在能够单独成为记忆基础的某一知识，甚而这种记忆是各种知识的编辑物、建构或组合体。研究证实有三种建构可能与此有关：生活周期（lifetime periods）、一般事件以及事件的具体知识 （ general events and event specific knowledge）、自传体知识集合（ the collectives of autobiographical knowledge base ）。
Conway和Bekerian （1987）利用“生活周期”这一术语来指代自传体知识中诸如何时生活在“X”，何时工作在 “Y” 等延伸周期。他们发现生活周期较其他线索对于记忆恢复及其启动更为有效。这些概念群所涉及的研究工作都集中于这一观点：生活周期代表着主要包括与具体时间周期有关的自传性知识的一种抽象或一般水平（Conway，1992）。生活周期还包括与时间周期、心境、目标相连的其他重要刺激的一般知识，并且可能表征个人生活主题区别物（如丈夫、父亲、足球运动员等）。与生活周期相反，一般事件构成自传性事件的一个更为具体的水平。一般事件是一种重复事件的概括化形式，有关术语包括概括化事件（ summarized events）、 情节与事件（episodes and events）以及情节等概念。一般事件可能是围绕其他较少场合的一般事件知识所提供的场合化活动而组织的。
Anderson 和Conway研究了一般事件组织中的特异知识与庸常知识的作用。他们发现在自由回忆与顺向回忆条件下被试能够最快提取一般事件且前者结果更为可靠（共有五种实验条件：自由回忆、顺向回忆、逆向回忆、兴趣回忆和离心回忆），并与自由回忆中的细节顺序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细节并不是以严格的时间顺序来输出的，细节往往与特异性信息相连且因此破坏了原有的时间顺序。在其他线索恢复时间研究中，Anderson和 Conway发现一般事件知识异细节具有最快提取的特点。这些发现表明，一般事件是以它们彼此区别的场合化特异细节来组织的。自传体知识的第三层面――事件特征性知识，较之生活周期知识和一般事件知识水平更为细节化。事件特征性知识倾向于呈现表示物体的感觉细节和一般事件中的活动的高度特征化细节、想象和情感的形式。Anderson和 Conway调查了一般事件中所排列的被恢复细节知识的数量、 组织与本质。比如说，被试回忆某件事中的活动系列时只恢复了与典型的特异活动有关的活动细节。Conway （1992）进一步发现，这类知识可能是围绕当前现象体验而建构的结构基线的摘要式记录，并且这些记录作为一般事件索引而保留在记忆中。
此外，研究者发现自传体知识的每个层面彼此索引，从而形成一种等级结构。在某些加工作业场合基线或某些情景中，等级知识结构预存于记忆中。自传体记忆的这个观点有两个优点： （1）关于事件或情节的一种离散记忆的传统观点得以保留，比如在现存等级中频繁使用索引，且因此允许记忆者“恢复”那种似乎是离散而单一表征的记忆； （2）自传体知识的组织本质有助于促进“遗忘”知识再度回忆的记忆建构。
三、自传体记忆的一般发展模型
自传体记忆是个体对过去特定情境中有关自我信息的回忆，是个体在特定时刻经历的重现。自传体记忆包括与自我、个人相关目标以及终极个人意义的材料。它的核心特征是其主旋律本质及其主题不可避免地是个人主题 （conway，1992）。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自传体记忆的形成分为两个阶段：前自传体系统和动力学的后自传体系统。这些系统都是动态的，并且其中的联系是多向的。在这个模型中，情节记忆是具有各种机能之长时记忆的时间，类属记忆和自传体记忆二者均依赖于信息由情节向更加持久的系统的迁移。因而，自传体记忆具有当社会条件强化时能在过去的某一点上起作用这一特点，表征系统则可进入语义程式。一些研究表明，语言在自传体记忆的出现中，就阶段设置而言具有多重角色。作为记忆社会价值媒介的同时，它还是记忆分享的描述性载体，它成为具体记忆的媒体并因而在系统中得以延伸。此外，它还是可以提取记忆的标签仪。如果语言果真如此强烈地影响着个体的自传体记忆，则自然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没有语言自传体记忆是否依然可以提取。虽然答案目前还不太清楚，但是似乎存在一个基于社会非言语交流进化而来的较弱的系统，其中想象在基本的情节记忆中扮演着重现和再循环记忆的角色，并且这种系统可能更容易丧失和离析，一些研究支持这一假设。March（1990）发现言语交际的变迁会破坏自传体记忆，因为它依赖于言语表征。文化差异直接导致自传体记忆的差异（Rogoff &Mistry ，1990），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人们都能发现自传体记忆中充斥着交流性记忆和神话传说。总之，正如 Tulving所言，自传体记忆是一种“万能熟悉性体验，它是人类所独有的”。由于它依赖于事件的言语表征，并且由于人类言语本身只属于人类，因而为人类所独有。同时，人类言语在心理表征和交流之双重机能方面是独一无二的。这些双重机能使得自传体记忆系统建构成为可能。并且由于其一开始就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因而能够使我们既能拥有个人记忆又能分享他人的记忆，在分享历史的同时以类似重现真实情节的方式来想象故事。一旦儿童开始分享他人的记忆，则会因此以他们的方式来分享学校、家庭或更为广阔的世界所赋予他们的文化知识积淀。
四、 自传体记忆信息的提取
自传体记忆恢复具有作业高度依赖性与线索敏感性，不同行为将导致不同记忆集取样。自传体记忆本身内容的复杂性决定了它结构的复杂性。Neisser1986提出自传体记忆的“网状”（nested）观点，主张人们对一个事件会产生（至少是潜在的）多水平描述，并且在自传体记忆的结构和内容中得以反映。它们互为嵌套，因而“回忆一件体验过的事件不是对单一记录的恢复而是在结构的网状水平上做适宜性移动”。自传体记忆中信息的提取，被认为是一种直接搜索 （directed search） 的过程。在于Kolodner 和Sckanlc对有关个体经验和知识结构记忆研究的基础上，Resier等提出的背景加线索模型（the context plus index model）。该模型认为，从记忆中提取有关个人经历时，首先提取的是一般背景，这种一般背景是对目标经历进行编码的背景，也是被试经历的比目标经历更广泛的一般知识背景；然后在这种一般知识背景中，按照某次经历的特殊线索进行搜索，直到提取目标经历，这些线索可能是当时的活动或心理状态。记忆编码时的个体和记忆解码时的个体关系非常重要。对于自传记忆，个体在这两个不同时期是明显不同的。通常，这些特征线索并不一定能完全保证获得足够的信息使个体回忆出某次具体的经历，这时，就需要使用提取策略来对某次经历的特征信息进行推论，以便使最初的信息得以精确化达到提取目标经历的目标。
D.M. Willams 和 Hullan （1981）提出的一个模型中认为自传体记忆被一种循环恢复（cyclic retrieval）过程所调节。循环恢复具有三个特征化阶段： （1）从恢复作业特征所涉及的线索中发展记忆描述； （2）利用记忆描述来搜索记忆； （3）评价搜索阶段的输出且对是否终止或进入下一轮恢复作出决策。后继恢复则伴有对先前循环结果的新记忆描述的精细化。Conway（1992）认为循环恢复是由工作记忆中的中心执行器调节的。工作记忆中的中心执行器包括主管长时记忆中的知识的提取与输出这类机制。然而，中心执行器还包括其他促进加工作业时所使用的暂时性知识建构（诸如记忆描述）成分，还可能包括认知系统的一种模型，它不同于元认知知识以及其他长时记忆中的知识水平，因为它还包括着有关自我的当前状态的一个模型。此时，自我包括目标、计划、知识以及加工偏向的一个当前活动集（Neisseer， 1989），并且可能还涉及当前可能自我相关集（Markus和Nurius，1986），即自我的当前配置通过影响记忆描述产出与记忆输出评价阶段的循环恢复直接介入记忆建构过程。简而言之，自我的当前配置直接促动恢复作业的模型建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记忆恢复都是由自上而下记忆搜索而驱动（其中恢复模型参数由自我的当前配置所设定），研究者经常观察到在对环境这类线索或对实验室中呈现的线索单词的反应中以及在不特别需要记忆恢复的认知作业完成过程中记忆可能自发地映入脑海。但是，如果长时记忆输出被中心执行器监测和管理时，则自我可能在调节诸如自发识记和回忆时具有指导作用。根据这一观点，当记忆需要恢复时，循环恢复过程取样自传体知识基础。在许多情况下，一旦辨认出潜在的生活周期或生活周期集时，搜索即被驱动。如此这种记忆描述则能够用来将生活周期与靶子周期连在一起，并且这些生活周期中的知识可以用来索引联系性一般事件，反过来又提供索引事件具体知识的线索。可能第一循环设定为一旦一般事件提取了便立即结束，恢复的第二阶段则伴随对已恢复的一般事件的评价而驱动。当合适的生活周期、一般事件以及事件的具体知识在工作记忆的时间结构中被表征时，整个循环即告停止：记忆得到恢复。如上所述，自传体知识基础似乎对线索特别敏感，并可能不可理喻地支持激活的稳定模式在知识基础中持续形成与离析，同时记忆的有意回忆为诸如工作记忆中的中心执行器等中心加工资源的监测机能所调节。自传体知识对于线索的易变性本质可能有助于非常快地恢复记忆。
五、 自传体记忆的几种理论
（一）复制理论
虽然复制理论（copy theory）缺乏一定的经验证据，但在自传体记忆的早期研究中，大部分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复制理论的影响。自传体记忆的复制理论来源于哲学，Hobbes曾认为个人的记忆是原始感觉的复制，随着时间的延伸而消退产生遗忘。大多数的心理学家也接受了这种观点。Furlong 认为有关个体经历的记忆是个体“整个心理状态在过去情境中”的再现。Earle 也认为有关个人记忆是“真实过去的直接情境 ，是清晰地真实地再现”。Brown和 Kulik通过对“闪光灯记忆”（flashbulb memory）的研究也表明，自传体记忆就象 “一张毫无偏见地保留情节的图片”。“闪光灯记忆”是指人们对于第一次得知一件令他们非常惊讶，也有重大意义事件的个人经验的记忆。
（二）图式化理论
Brewer 和 Nakamura认为图式化（ schematization）是一种获得泛化行为结构的过程。图式化理论（schema theory）认为，人们在重复相似的条件下，努力关注周围环境的共同点，这样日常生活中的某些信息就成为心理表征的焦点。对于自我相关的信息，图式化过程产生概念化组织和自我参照信息的结构，并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规则和一致性来加工自我参照信息，进而形成自我图式的认知结构。一般来说，组成自我图式的信息是有关个体的或与个体有密切关系的信息。自我图式一经建立，就可以提供有关自我的一致信息。但由于心理资源有限，所有的自我参照信息都不可能被自我图式完全加工和提取，这就造成有关个体经历的遗忘。
（三）结构重建和部分重建理论
人们在研究中发现大量的有关个人经历的记忆结果中，人们总是以自己的角度为参照来回忆原始情境。记忆表征是以图示这一形式出现的。自传体记忆图示表征了对某事件的一般性印象或属性。记忆在表征和恢复过程中均存在解释机制，即记忆“与我们的兴趣以及据此的改变在一起’。Barlay1986认为自传体记忆典型不准确，记忆围绕着图示不断重构。Barclay认为：大多数的自传体记忆是对过去事件的重建。这种重建由高度发展的自我基模所驱使。人们把错误的记忆记成是准确的。这种记忆中的错误并不是随意发生的，而是符合记忆者构造的合理故事。于是在自我图式的基础上提出结构重建和部分重建理论（reconstructive and partial reconstructive theory）。该理论认为，人们对于自己近期的经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的是大量的细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细节在自我图式的作用下被重新构建或部分构建，以形成有关自我经历信息的记忆。但是这个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有关自传体记忆的结构中包括与自我无关的信息，而复制理论和图式化理论却可以很好地解释。
六、总结
自传体记忆以一种鲜明的方式揭示出记忆着的自我。自传体记忆的研究拓展了哲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学研究内容，研究自传体记忆将为这些研究带来新的知识。目前关于自传体记忆的研究，仍然多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而心理学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也没有形成一个大多数学者认可的理论。期待有更多的学者能够在自传体记忆的理论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和热情，为自传体记忆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Brewer， W. F. （1986）. What is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In D. Rubin （Ed.），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pp. 25-4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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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 A. Conway， & D. A. Bekerian. （1987）， 15 （2）， 119-132. Organization in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In Memory & Cognition， Volume 15， Issue 2， pp 119-132 .
[4] Rogoff， B.， & Mistry， J.J. （1990）. The social and functional context of children's remembering. In R. Fivush & J. Hudson （Eds.）， Knowing and remembering in young children （pp. 197-22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Markus， H. R.， & Nurius， P. （1986）. Possible selv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1， 954C969.
[6]张志杰，黄希庭。自传体记忆的研究[J].心理科学，2003.
[7]王沛。自传体记忆研究述评[J].西北大学学报，1998.
［关键词］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传记文学研究；引路标
新世纪之初，我国出版了法国学者勒热讷的《自传契约》中译本。译者杨国政在序言里说：“目前在中国，自传文学的研究正像当年勒热讷涉足该领域时一样，仍是荒地一片……”［1］当时，不但中国的自传文学研究如此，整个中国传记文学研究景况相似，“缺乏严肃的传记文学批评”［2］。（这里，中国传记文学研究有两层含义，一是，以中国传记文学文本为对象的批评研究，二是中国国内研究外国传记文学的理论构建。）七年之后，中国传记文学研究景况如何？笔者以为已日渐繁荣，日渐深入，自成体系。何以见得？《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便是明证。这是因为《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最突出的特点是梳理。这本专著不但梳理了中国传记文学批评理论的基本要素，不但梳理了中国传记文学文本的归属，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忠实而又细致地记述了中国传记文学研究从“荒地一片”到新芽遍野到枝繁叶茂的欣欣向荣的全过程。如果说《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是目前中国年轻学人介入传记文学研究的入门指导手册，那也毫不夸张。
中国传记文学研究概观：三年前，全展教授出版《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好评如潮。三年后，这本《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不妨理解为其姊妹篇，或可另曰《中国新世纪传记文学研究概观》。首先，其“理论阐释”部分便囊括了所有传记文学文本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理论问题。遍观中外传记的最初归属，无一不被划分为史料范畴，将其作为一种文学派别来研究是“批评界对传统主流文类如戏剧、诗、小说的拓展，到今日已有‘枯竭’之势，因此有意另辟疆域，研究原本较不受人重视的文类”［3］。所以，真实性和历史性是传记文学研究与生俱来的“原罪”理论。要想介入传记文学研究这一领域，“真实性”与“历史性”理论是两个无法绕开的门槛。如何迈过这门槛，《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为我们做了示范。既然是把文学性作为传记的研究重点，那么其文学特征成为进入传记文学研究大观园的第二道门楣。“语言艺术”与“文学样式”是研究任何文类的基本功课。传记文学因具体的文本不同而语言风格各异，然而作为同一种文类，各种文本语言特色有其共性。了解其共性，才能更好地评判具体文本的特性。真实性历史性也好，语言艺术特征也罢，这些基本原理都基于传记文学这一“古老、独立的文学样式”。不了解这一文学样式，其他就无从谈起。正如有好的文笔能成为文体家却未必能成为小说家一样，因为小说不单是语言的艺术，它还包括情节、主题等其他最核心的要素，进行传记文学创作也要有基本的理论要素。讲述了这么多的理论，还怕初入门者不明白，干脆给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如何运用这些基础理论，此例便是“亦史亦诗史诗兼容——试论影视传记片的美学特征”。用心良苦！
中国传记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南开大学著名学者朱一玄的主要著作有：《水浒传资料汇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金瓶梅资料汇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儒林外史资料汇编》、《西游记资料汇编》、《红楼梦资料汇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等。朱先生的这些著作的意义经历了时间的检验：“朱先生著作的学术价值，最初是不被认可的。学界认为《资料汇编》不是学术著作……而朱先生的《资料汇编》却是永垂不朽的。因为历史可以涂抹，历史资料既不能抹掉，也不能篡改，所以是永存的。”［4］而这些成果却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为专项研究的学者提供了诸多的方便。《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最突出的学术意义也是如此，其第二板块“现状研究”不妨作为中国传记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来使用。因为这部分是作者做足了功课，对当代中国传记文学文本与新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研究进行了“微观细化与宏观整合”［5］。虽说是资料汇编，却不乏一位成熟学者的真知灼见，因而其对后辈学人的指导意义也是双重的，因其具体而微地列举了中国当代各个时期的不同种类传记文本，所以为年轻学人省下了搜集文本的时间，其中的理论阐释又为具体文本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多方位的视角。
《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的资料汇编角色体现得更完整的是“当代：传记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态势”和“新世纪六年传记文学研究述评”两篇。前者悉数了中国当代致力于中外传记文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并客观中肯地论述了他们著作的特点与意义，而后者则主要是对新加盟传记文学研究这一领域的新人新作的推介，哪怕是不起眼或者很稚嫩的批评文章也被搜罗来并呵护有加地予以鼓励，从而使整个传记文学研究闪放出一种很动人的光彩。正是由于这样细心的梳理和汇总，中国的传记文学批评开始有着精彩纷呈的气象，让人从中看出希望与未来。所以，称《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的作者为“第一位认真而系统地点评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的学者”［2］是再恰当不过了。这样一位学者的专著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传记文学研究的丰富翔实的资料索引。
中国传记文学文本批评范本：传记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有了，传记文学批评的资料有了，那么到底如何从研究者的专业角度批评具体的传记文学文本呢？这是《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第三部分“文本批评”要解决的问题：视角独到，直切要害。《价值掩饰不了缺陷——评刘晓庆？我的自白录？》便是典型一例。自传的特定主题——追问、揭示自我——决定了“我”的真相就是自传的真相。如何还“我”一个真相？如何还自传一个真相？这是自传写作者与自传研究者有义务探讨的一个问题。《价值掩饰不了缺陷》从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答案：“自传的写作，难就难在要求作者写人叙事时深入角色，抒情议论时跳出角色，该热时则热，当冷时则冷”［6］。“热”“冷”二字或许可以成为自传批评的一个经典。《邓肯自传》是“热”的典型，正是作者的热情饱满，激情澎湃，使“我们读这本书，如看见一位天才女子的兴奋、热忱、沮丧、悲哀、苦笑、血泪”［7］；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则是自传的“冷”的代表，可能是作者写自传时的年纪已近百岁，所以对所有的事件的记述都跳出自我，保持距离，仿佛在讲他人故事；而新近出版的著名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自传《蛤蟆的油》则是“冷热”有度、作者与传主“我”的距离把握得恰到好处。传记文学文本批评的尺度不在理论的高深，而在其切中要害，独具建树，这是《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第三部分“文本批评”给我们的启示。
《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印证了中国传记文学研究的发展史，勾勒出了当代中国传记文学发展演变的轮廓，同时也在其发展演变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读完此书，我们知道：中国的传记文学批评正在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菲利普·勒热讷。自传契约［M］.北京：三联书店，2001：9.
［2］赵白生。替当代传记号脉［J］.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5)：4.
［3］朱崇仪。女性自传：透过性别来重读/重塑文类？［J］.中外文学，1997，（4）：134-136.
［4］杨心恒。恂恂宗师朱一玄［J］.南开大学学报，2007，（944）：4.
［5］刘安海。传记文学园地里的微观细化与宏观整合［J］.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1）：51-53.
[关键词]人物史，个人行为，知人论世
[中图分类号]K8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4－0003－05
众所周知，“历史是人的历史”，然而如何理解这种共识，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人们的见解多有差异，就“人”的内涵、主体讲，即有个人与群体、社团、民族、种族、社会之别；就人对历史的作用讲，即谁是历史的创作者、主宰者。是社会发展规律、物质条件规定人的行为，还是人的行为的主动性起作用？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颇有差异的。看来，人的历史的研究，首先要弄清个人、群体与社会、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而后才能进一步明了史书中人物传记的社会作用。
一、个人（人物）・群体・历史
文学家林语堂于1935年在《吾国与吾民》里的相关论述，给了我们一个关于个人与历史的明确说明和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他说：“研究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或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其最终和最高的努力，往往用于觅取对该时代之‘人物’的精详的了解。因为文学创作和历史事迹之幕后，一定有‘人物’，些（笔者按：“些”字应为“此”字）等人物及其行事毕竟最使吾人感到兴趣。当吾人想起马蔻斯•奥理略（Marcus Aurelius；笔者按：121―180年，罗马帝国皇帝，著作《沉思录》，被誉为哲学家皇帝）和吕善（Lucian），便知适当罗马衰落时期。又或想起佛朗古•维龙（Francois Villon；笔者按：15世纪法国抒情诗人，著有《遗嘱集》，被称为市民知识分子）便知适当中古世纪。想起一个时代的重要人物，马上感觉到那个时代很熟悉，也很明了。”[1] (p.15)撇去关于文学的陈述，仅就历史研究而言，林氏在这里表述了三重意思：研究最终、最高目的是认识人物；历史事实，归根结底表现在人物身上；著名人物代表那个时代，令人熟悉那个时代。对他的第一点说法可能会有异议，也即对史学研究的目标如何规范得更准确些。但总的来讲，历史研究主要是落实在对历史人物的认知上、理解上、说明上，这正是笔者赞同的地方，所以才大段地引述在这里。研究历史，必定会涉及到历史事件、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社会群体、民族国家，但是又必然会寻觅事件、制度和群体、民族活动与个人行为的关系。事实上，先有一个个“个人”，也即人物的活动，才有群体的动作，才有计划的组织行动，个人行为是群体活动的先声，是群体活动的基础。所以研究人的历史，研究群体史、社会史、民族史、国家史，都是与人物史分不开的，都是建立在人物研究基础上的。
史学研究以人物为主要对象，有时被制度史、事件史所掩盖，有时还被历史发展规律说所排斥。制度是人制定的，而制定者往往是个人，是极少数人，它离不开人物；制度又是由人来执行的，实现的，或破坏的。看来，制度会起到制约、束缚人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是人来决定制度，是人物决定制度。事件史重点描述的是事件，是一群人，如若忽视个人（人物），则会被诟病为见物不见人，不是成功地研究历史。至于社会发展规律说，将人在社会发展规律面前看成是被动的，无能为力的，几乎成了机器人，而不是活生生的人，那是违背历史是人的历史这个根本事实的，自然无视人物的作为了。制度史、社会发展规律说，不以人物为根基的史学研究，只能走入歧途。事件史若以人物为线索，则将会是成功之作，如史景迁著《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以康有为、鲁迅、丁玲三个人物为主线，穿插秋瑾、沈从文、瞿秋白、徐志摩、闻一多、老舍等人物，以他们为代表探讨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史，反映19世纪末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精神面貌。归根结蒂，成功的史学研究必定是建立在人物研究基础上的。
我们还可以从个人的社会、历史作用来看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个人为生存而奋斗，最具生命活力和创造力。在中国内地，有一时期特别强调集体主义、人的共性、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猛烈批评所谓个人主义，抹杀个人的创造力，及至改革开放之后，人们思想解放，重新认识个人的社会能量。文艺理论家王元化在1986年写道：“真正活的创造力是存在于组成群体的个体之中。没有个体的主体性，就没有创造力。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没有个性对共性的突破，就没有发展和变化。片面强调共性制约个性，以致压抑个性取消个性，就会摧残创造力。”[2] (p.89)惟有研究个人（人物），才可能更好地理解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个人与群体作用的关系。
个人是群体的一分子，若干个群体组成社会、民族（或多民族）国家，检视个人在群体中以及群体的活动，可以明了社会的状况、动向，因此人们说个人（人物）的历史反映社会的历史，即林语堂所说的人物代表了时代。我在《雍正传•序言》中说：“把个人放到时代社会中考察，既可以阐明个人的历史地位，还可以揭示那个社会的发展状况。这就是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这是进行历史研究的目的之一，也是一种研究方法。”[3]人物代表、反映时代，能够让人认识时代，应该说是人们的共识，我这里还愿意引出一位文艺评论家的表述。李辉论说研讨当代奇人聂绀弩的必要性：“不去认识这样一个特别的存在，对现代文人甚至现代社会的认识，显然会是残缺的。当我们花费那么多的时间与精力去追求共性、认识同一性之后，对于那些最具个人色彩的人物，应该投去更多的目光。我想，也许在注视不同生命存在方式的差异时，对人、对历史的理解才能真正丰富起来。”[4] (p.19)他从人物反映社会的道理，倡言重视人物个性，从而与王元化有相同的认识。
文学家的小说、戏剧无一不是创造人物，特别是创造富有个性的人物，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重点之一是人物，人文学者共同关注人物，是学术使命之所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历史学通过研究人物，认识历史，同时描述历史，介绍历史，反映历史，令人读史明世，知人论世，予人智慧的启迪。我就是以此为目的，前此写出《雍正传》专著，好几十篇古代人物传记和人物事迹的论文、随笔，甚至为人们的人物研究、文学家创作、谱牒学爱好者提供借鉴资料，出版《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一书。重视、加强人物研究和传记写作，是以检出有关清代人物的文章三十篇，集结成本书。
二、古代史书重点撰写人物传记
今天人们认识到个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变迁的最为活泼的因素，在古人，受天命论、英雄史观的支配、影响，编写史书就将撰写帝王将相大人物的传记放在首要地位、重点位置，所以在夙称史学发达的中国，传统史书以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对此，不妨从史籍体裁中传记文的地位、传记文体、传记对象三个方面作点简单的分析。
1.史籍体裁中传记文的凸显地位
传统史书的体裁，大体上是纪传体（如“二十四史”）、典志体（如“十通”）、编年体（如《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体（如《明史纪事本末》）、地方史志（一统志及省府州县志）和族谱（玉牒、家谱）等类型。纪传体，即以人物传记为主要体裁，“二十四史”的开山之作《史记》，包含本纪、世家、列传、八书、表（世表、年表）几种体例，本纪实际是帝王传记，司马迁说“纪者，记也，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在《史通•本纪》云：“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道出本纪是帝王传记特质。世家是以家族成员为范围的个人传记，列传是一个个的个人传记，表中的诸侯年表是片段的人物传记，因此所谓纪传体，基本上是人物传记史书。地方志的体例为记（地方大事记）、传（职官传、乡贤传）、志（风土志）、表（选举表、科举表）、图（地图、衙署图），它向纪传体史书体例靠拢，人物传及人物史料占据了图籍的大部分篇幅。典志体史书，是叙述王朝典章制度的，虽亦记录人物活动，不过缺少传记，唯郑樵《通志》例外，有世家、宗室、列传、载记诸种类型，全书二百卷，列传就多达一百三十卷。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史书记载事件，有人物活动，然非人物传记。族谱，主体是宗族成员的谱系和个人传记。统观各种体裁的史书，叙事体例、内容，在典志体之外，人物传记占据突出地位，尤其是人们讲到传统史书，常常是指二十四史的“正史”，更令人生出史书几乎等同于人物传记的感觉。
2.传记文体与传记内容丰富
传记，以及片段传记，有很多类型，因体裁、题材之异，大致可以分为六类：传记、碑传文、年谱、序记、自撰文、其他体裁，每类之中仍因体例关系，还有不同。
传记类，有所谓正传和附传之分。正传，叙述传主的全面历史，形成个人的完整或较为完整的历史，因此人们说到人物传记时，往往是指这一类型的。附传，正史在书写传主之后，有时附带为其家属、下级、同僚，或同类、同气质的人写小传，侧重其人历史的某一方面，而非全面陈述。一般来讲，正传、附传是正史的写法，但是也出现在其他载籍中，在学术笔记体书籍之中常有这种情形，虽然文字不像正史那样多，而意例是相近的，如《世说新语》的注含有大量的人物小传和传记素材。又如官修的《明实录》，在叙事中，为亡故的大臣附上小传，而《清实录》则没有采取这种做法。
碑传文的文字，亦有多种体裁。有墓志铭，写传主全传，常是传主家属请人所作；行述、行实、行略、事略，多属于家属之笔，为求人写墓志铭，给人家提供传主素材而作；家传，本家所书；哀辞、诔文，是在上者为在下者所作的哀悼文字。从体裁可知，碑传文中，有的已经形成正式传记，有的则是传记素材。
年谱，传记之一种，或者说是传记的资料长编。年谱也有多种体裁，有文（文字）、表（表格式）、图（图画）、诗（诗词）等类别。年谱有自撰和他撰两种。年谱有简略的，有详备的，透过年谱，得知谱主生平梗概，或详细历史，更可以为他人写作谱主详细传记提供翔实材料。
序记。“序”，这种文体，通常人们不会将它同传记联系起来，其实有的“序”记事，很有传记成分。因为它同人物传记密切相关，故而笔者以“序记”为名，用以研讨传记文。《史记》《汉书》和《宋书》作者司马迁、班固、沈约各自为他们的书写序，叙说自家家史和家族人物史，有家传和自传成份。古人做官赴任，亲朋好友或为他写“之官序”，会述及他的生平要事。“寿序”，为人做寿所写庆贺文字，在赞美之中常有承受者的部分活动历史。
自撰传记文。在年谱部分说到有自撰年谱者，亦有写自传的，清代地方官员大计、武官军政、中央官员京察，要写自家履历。官员被引见（受皇帝接见）应自陈履历，他的主管衙门要为他写出引见履历。人们写日记，写书信（尺牍），他人记录他的谈话形成的“语录”，都是个人自撰的历史资料，不过多系片段的，而非完整的传记。
其他体裁。一些著作的注释，为人作小传或记录人物片段活动，比如“诗话”、“词话”，评论诗词创作与艺术价值，同时讲述其作者的为人行事，有着传记研究不可忽视的资料。
体裁表现内容，史书及人物传记体裁的多样性，能够容纳各种传记内容，能够记录完整的传记及其资料。我国史书多种多样的传记体裁，令人物传记丰富多彩，更为后世学术研究者提供巨量的史料，撰写历史人物传记。
在多种体裁中，在传统社会观念中正史里的传记才是真正的传记，其他形式的是为写作传记的资料，是传记素材。我这里将成文的传记和传记资料统统归为传记类，是泛泛而言，这是需要明确的。
3.传记对象
历史人物有着社会层次的区别，因为社会地位的差异，不同的人、人群在社会中有不一样的作用，影响力有着大小不同，以至巨大的差别。官修史书为历史人物写作传记，是根据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来决定取舍的，在清朝乾隆年间，国史馆对什么样人立传，按照官职、品级作出规定，那是极端化了，不能反映官修史书的准则。
史书人物传记究竟写了些什么样的人，不妨以记载人物传记最多的正史、方志、族谱来说明。正史写皇帝及其家族成员，为他们作传记，在本纪之外，有宗室传、皇子传、公主传、后妃传，皇室外的贵族，有外戚传、公侯传、大臣传，高等文士的儒林传、文苑传，忠义人士的忠义传，反面人物的贰臣传，官方伦理主导下楷模人物的义士传、列女传。由这些传记名目不难看出，正史书写的人物是达官贵人和官方认定的平民义夫节妇，而大多数是社会上层人物，社会下层则少得可怜，被淹没在贵胄官僚之中。方志写当地管理者――地方官，本地名贤，即出仕中央和其他地方的大大小小官员，本地有名望的、有功名的读书人――真正意义的处士、名士、绅衿，表现突出的平民男女。所写的官员，虽有高官，不过以中下级官员为主，在级别上比正史人物要低得多，绅衿也多系进不了正史儒林传、文苑传的，节义男女亦复如此。当然，他们都是地方精英。今日保存的族谱，也即明清以降的族谱的人物传记，小部分是精英人物，大部分是平民百姓营生有成而重义者、苦节的孝道男女。总起来看，正史、方志、族谱传记传主的社会身份，是贵胄大小官员平民男女皆有，若是比较这三种体裁史书，可知正史记录全国性高身份者，被方志立传者是高身份中次一等的人，都属于社会上层，族谱传主则多系社会下层人物。正史、方志是官修的，或官方认可的，是史书的主体，所以说史书的人物传记是社会上层人物的传记，只有他们可以有传记。至于笔者说族谱有社会下层的传记，是今日的认识，在传统社会里，下层人物不配有传记，乾隆朝国史馆立传标准就是明证。再说，自撰年谱者有之，而不敢写作的大有人在，原因就是人物自家认为不配有年谱，更不必说有传记。如今观念不同了，人人都可以有传记，族谱中普通人的历史记录，自然可以视作传记或传记资料。
总之，官修史书和方志，立传的是上层社会成员较多，平民很少，而族谱、笔记、碑传文中平民传记和传记资料则颇有一些，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有传记。
有一部《中国通史》说：“旧史大量地写人物传记，其所持的观点是有错误的，但对写人物传记的重视是可取的。”弃置评论古代史书的史观不谈，指出传统史书关注人物传记写作，是反映史书实际的。写人物传记是好传统，应当继承。近代史家亦有仿照传统史书写人物传记的，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内含叙论、纪年、表、志、传五部分，自认为就是一部《太平天国人物志》（《太平天国史•自序》）。当然，事情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故今人依然重视人物传记的写作、出版与阅读。
三、人物传记与知人论世予人智慧
传统社会写史，是为史鉴，是统治者借鉴历史经验，治理天下和百姓之要，也有教育民众的作用，不过这是史学的次要功能。现代社会中有人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或者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要学一点历史”，还有一些政治斗争需要的因素，随着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发展，这种功能会随之愈来愈小。再则，传统时代社会变化缓慢，历史经验用途广泛，现代社会变动急剧，经验运用价值也相应变小了。
传统社会历史知识是社会上层掌握的，社会封闭，下层人士就所知甚少了，而且是传闻、演义较多。现代社会开放，人们可以较为容易地获得历史知识，因此笔者认为，现代社会的历史功能，主要在于民众的运用。它的价值，总的来说是知人论世，给人智慧，以便走向、实现美好人生。就中人物传记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稍微具体一点地讲，我想是：
读史明理。明白人伦之理，懂得做什么样的人，如何做人。传统社会责骂不懂事、不讲伦理道德的人为“畜生”，人们讲人、兽之别，就在于讲不讲、有没有社会道德，有没有良心，没有就“不是人”。今人又很痛心地说到“人”变“兽”的问题。老舍创造的艺术形象《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前后期性格不同，最终让祥子的完整形象是：“人不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骆驼祥子》第23节）祥子在生活中，从纯朴、勤劳奋斗的人生，转变成损人利己苟且偷生之人，回到“兽”的状态，当然责任不在他，而是恶劣社会生活环境造成的。王元化在《思辨发微》中说，“最大的悲剧扭曲人性，使人发生令人毛骨悚然的自我异化――一方面使少数人异化为神仙先知，另一方面又使多数人异化为兽。”[2] (p.28)人异化为兽，多么令人痛心！人们祈求的是社会公德的建立，人人成为有教养的道德高尚的人，富有同情心的人，关爱宽容他人的人，遵守社会公德的人，受人尊敬的人，不是“”式的暴徒，不是不讲诚信、不顾公德的人。人的一生难免会有过失，重要的是能够闻过知耻，折节砺行，以坚毅的精神，摒弃不文明的行为，做文明的人。读人物传记，用心的读者会从历史人物身上看清人世的美丑善恶，懂得爱什么，憎什么，去做真正的人。
读史明智。笔者曾经泛论过学习对于“开发智力”的作用：“人的一生是学习的一生，致力于学习的人将会得到比一般人更多的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天分高的人聪明，即使天资平常的人也会逐渐聪明起来。这样在做人行事上，在从事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艺创作、学术研究方面，就会有较强或很强的本领，自然会做出成绩，以至能贡献社会。”[5] (p.211)学习使人聪明，具体到阅读历史人物传记，会从古人身上得到智慧，拓宽人生之路。古人的谋生、处事、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等等方面，都有睿智的经验，后人学习借鉴，特别是关于励志向学、精研技艺、勤勉敬业、生活俭约、诚信待人等方面，人们将会得到无法估量的教益，更好地去创造美好人生。
读史明世。认识社会现状、走向，明辨善恶美丑，作出正确的处世选择。如对“”怎么看，要不要、能不能对它进行学术研究，1986年巴金倡议建立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这个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请？！……只有牢记‘’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的再来”。阻止‘’重演，是大众的愿望，还是小众的关注？这些问题逼迫人不得不作出判断。要之，人们对于生活的世道不能不有所思考，有所回答。读史明世，会有助于明辨方向，作出正确的人生选择。
（冯尔康《清代人物三十题》自序，本刊刊发时有删节。）
【作者简介】冯尔康，男，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参考文献：
[1]林语堂著，黄嘉德汉译。吾国与吾民[M].香港：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5.
[2]王元化。思辨发微[M].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92.
[3]冯尔康。雍正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