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承天寺夜游》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散文。写于苏轼被贬黄州期间。下面是小编辛苦为大家带来的记承天寺夜游原文及翻译【优秀4篇】，在大家参照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下给您最好的朋友。
1、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晚，我正准备脱衣入睡，恰好看到这时月光从门户照进来，于是高兴地起身出门。考虑到没有和我一起游乐的人，就到承天寺寻找张怀民。张怀民也还没有入睡，就一同在庭院里散步。月光照在庭院里像积满的清水一样澄澈透明。水中水藻、水草纵横交错，原来是院中竹子和柏树的影子。哪一个夜晚没有月亮？又有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只是缺少像我们两个这样清闲的人罢了。
2、《记承天寺夜游》表达的感情是微妙而复杂的，贬谪的悲凉，人生的感慨，赏月的欣喜，漫步的悠闲都包含其中。作者“解衣欲睡”的时候，“月色入户”，于是“欣然起行”，月光难得，不免让人欣喜。可是没有人和自己共同赏月，只好去找同样被贬的张怀民，这里面有多少贬低的悲凉与人生的感慨呀！两人漫步中庭，又是悠闲的。自比“闲人”，则所有意味尽含其中。
3、对澄澈透明的美妙的月色作了生动形象的描绘，透露出作者在贬低中虽感慨幽微，而又随缘自适，自我排遣的特殊心境。表达了作者对月光的爱慕抒发了作者自解、自矜、自嘲，对自然生活的向往与欣赏，和用与“闲人”相对的“忙人”（朝廷官员小人）的鄙夷与讽刺。
（来源：文章屋网 ）
在中央红军的长征序列中，李井泉先后担任过军委干部团教员、中央直属队政治处主任、没收委员会主任、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红军游击队总政委。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又调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政治部协理员，先后担任过红军总部二局一科科长、红军大学政治教员、上级政治科政治教导员。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到达哈达铺后，又调任红二方面军第二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直至长征结束。
长征中最为艰难困苦的行程，是雪山草地。而这个“之最”中，最艰难困苦的，是红四方面军的雪山草地行程。李井泉就是这个“之最”中的“之最”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幸存者。他在这个“之最”的行程中，先后翻越过11座雪山（其中1座是3次翻越），三次进出和穿越草地，经历了最严峻的自然考验和党内斗争的考验，也完成了自己人生的一次重大洗礼，最终成为了人民革命斗争中千锤百练的精华。
翻过了第一座雪山之后，他踏上了更加蜿延曲折的行程
1935年6月14日，李井泉跟随中革军委直属纵队翻越了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王母寨垭口，来到了懋功县（今小金县）的达维镇。在这里，他们受到了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红四方面军的战友们送来了粮食和衣物，端上了热腾腾的牛、羊肉汤……
当时驻扎在懋功的是李先念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各一部。红四方面军的兵员众多，但缺少有文化的干部，而中央红军在长途转战中虽大量减员，但储备的干部甚多。于是，红四方面军给中央红军补充了一些兵员，中央红军也为红四方面军调去了许多干部。李井泉就是这时从中革军委直属纵队调到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政治部任政治协理员的。
对此，同时期调任红九军参谋长的陈伯钧将军在日记中有过记载：
（1935年）7月16日，晴，稍阴，微雨。
……16时请倪志亮同志，九军政治部主任周子昆、李井泉等同志会餐。一为欢迎来者，一为送别去者，一举两得。
翻越夹金山后，李井泉随红九军政治部行动，先后在懋功县域的达维、抚边、两河口等地区筹粮备战近两个月。
政治协理员是政治工作部门的工作人员，类似于现在的“干事”，工作既琐碎又繁杂。这个工作对于在中央苏区就曾独当一面担负过许多重要职务的李井泉来说，是有着很大的“落差”的，而已经在党内斗争中经历过许多蹉跎和委屈的李井泉对此并不介意，仍然兢兢业业地去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
在雪山草地中，他又经历了一次党内斗争的严峻考验
1935年8月中旬，驻扎在懋功、马尔康、理县等地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和原中央红军一部被编为左路军，开始按中共中央在两河口会议上确定的“北出陕甘”的方针，陆续启动了北上的行程。在这个月里，李井泉跟随红九军部队一起，连续翻越了梦笔山、卡子山、格地山等3座雪山，进入了草地。
梦笔山，是藏语“蒙这娜”（意即“万人之路”的音译），位于小金县与马尔康县的界山，垭口海拔高度4080米。从两河口出发翻越这座雪山到卓克基，当年的徒步行程在120里路以上，李井泉等经过整整一天的行军，直到深夜时分才到达了卓克基。
在卓克基、马尔康地区修整一天后，他们又继续起程。在经大郎脚沟，翻越了海拔4272米的卡子山垭口，到达了大藏寺。卡子山这座雪山名不见红军长征史籍，实际上海拔高度高于夹金山和梦笔山，红九军的将士们在此付出了很大牺牲，据陈伯钧日记记载，那天（8月19日），“沿途无反动武装扰乱。但因病亡故暴尸者不下廿人”。
大藏寺是一个座落于半山腰的著名寺院，有几百年的历史。李井泉随红九军政治部在此休整了两天（8月20日、21日）。那天上午，李井泉与陈伯钧、朱良才等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一起，讨论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问题。对此，陈伯钧日记有过记载：
（1935年）8月20日，稍晴，夜雨。
……早饭后，与朱良才、李井泉等同志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问题。
这次战友间的正常谈话，给这3位来自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带来了诸多蹉跎。
那个时候，由于与党中央在战略方针上有分歧，他刻意延宕“北出陕甘”方针的贯彻执行，并在红四方面军干部中散布对中央不满的情绪，致使松潘战役流产，部队迟迟不能行动。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团结也出现了许多问题。陈伯钧、李井泉等在这个敏感时期在一起讨论这个敏感问题，当然也引起了一些被蒙蔽的红四方面军干部的注意。
这个事情被汇报到那里，3个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特殊待遇”。
第一次过草地，却在噶曲河畔被拽回了头
1935年8月22日，李井泉跟随红九军政治部，从大藏寺进至卡尔古村宿营，准备翻越格地山（当时叫安得山）垭口后穿越草地，向查理寺、阿坝地区前进。格地山垭口海拔4252米，是如今马尔康县（当时的卓克基土司辖地）与红原县的界山，翻过了格地山，也就进入了著名的“松潘大草地”（今属红原县）。23日，李井泉随红九军政治部翻越了格地山垭口，走过了一大片草地，宿营于江贡玛村（当年红军文献中译作“石匠关”）。
随后，李井泉跟随红九军政治部到查理寺。
28日，李井泉被任命为红军总部二局一科科长，跟随红军总部进至甲本塘（当年红军文献中称为“箭步塘”），准备渡过噶曲河，到巴西、阿西、包座地区与右路军会师，继续执行党中央的“北出陕甘”方针――这是李井泉一过草地。
然而，9月3日，已进至噶曲河畔的红军总部等左路军部队，在的强令下，被迫从草地折返，于9月上旬，陆续回到查理寺、阿坝地区――这是李井泉的二过草地。
回到查理寺、阿坝地区后，李井泉再次面临党内斗争的考验：组织了格尔登寺会议等一系列对“毛周张博右倾逃跑路线”声讨活动，李井泉和陈伯钧等人在大藏寺的那次谈话被人“检举揭发”，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他仍然表示拥护党中央“北出陕甘”的方针，坚决维护两个方面军兄弟般的团结。
李井泉刚任命没几天的“红军总部二局一科科长”的职务，很快就被免了。
南下辗转，隆冬季节再翻雪山
不久，左、右路军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开始南下，李井泉也从红军总部调离，到新成立的红军大学任政治教员（后任上级政治科教导员），随部队沿大金川河南下至金川、丹巴地区，尔后再次翻越夹金山，来到天全的仁家坝附近红岩嘴。李井泉再次承受着党内斗争不公正对待的委屈，忍辱负重地继续努力工作。
1935年年底，红四方面军百丈战役失利，的“南下计划”碰壁。红四方面军在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的处境也日渐险恶。1936年初，在党中央的一再规劝下，在中央红军北出陕甘取得重大胜利打开了局面的事实推动下，在红四方面军将士希望再次北上的呼声下，不得不接受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决定西进康北，迎接红二、红六军团前来会师，以图“完成战斗准备”，打开局面。
1936年2月底，李井泉跟随红军大学一起，在隆冬季节第三次翻越夹金山。3月上旬，又翻越了党岭雪山的夏羌涅阿垭口（海拔4810米），来到道孚、炉霍地区，筹集粮草，进行再次北上的准备。这片地区人烟稀少，高寒缺粮，筹集粮食成了红军将士面对的最大困难，部队减员非常之大，这是他在红军生涯中度过的最困难的时期。
终于又要北上了，面对的却是最漫长最艰苦的长途行军
1936年6月中旬，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前夕，总指挥率领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队、红军大学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作为再次北上的中纵队，从炉霍出发，开始了又一次艰苦卓绝的雪山草地行军。
这次北上，翻越了更多的雪山，走过了更多草地，时间长达一个半月。据红军大学《从炉霍出发一个半月政治工作报告（1936年9月23日）》记载：
一、红大是于七月三号从炉霍出发，八月十九日到达岷县南四十里之大草摊，共历时一个半月，中途除因为筹粮共休息七天（壤塘一天，三湾二天，四门坝一天，葛曲河半天，中包座一天，救济寺一天半）外有四十天是在行军走路的中间。
二、一个半月的行军中，共计爬了比较大的山八个，最大的是阿坝附近的一个，上下各卅里。阿坝以前大多是带山地行军的性质，阿坝以后，才是在广大的草原中行军，一直到达包座。
这个报告所言的“八座较大的山”中，目前能够确认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雪山共有6座，即：老则嘎登山（炉霍―色达界山），海拔4352米；扎格海格山（色达―壤塘界山），海拔4654米；曾克寺―漳腊村间无名雪山，海拔4518米；漳腊村―中壤塘间无名雪山，海拔4525米；刑木达―伊俄村间无名雪山（壤塘―阿坝界山），海拔4333米；沙湾―安坝间无名雪山，海拔4314米。
而在这一个半月的长途行军中，他们能够得到粮食情况是这样的：
一、粮食：炉霍出发各人背的及牛背上驮的糌粑粉，平均每人携带约十五斤（注：旧秤，下同）糌粑粉，驮牛牦牛炉霍出发的共180头平均约每五人一头，食盐每人没有带够三斤，平均只每人约一斤，这是炉霍出发时所携带的粮食。
二、在沿途只壤塘每人补充生麦子五斤，三湾挖窑共挖一千多斤麦子（注：红军大学有教员学员近千人），一部分部队补充了一部麦子（按各部的需要来补充的），在三满由总供给部接收四军领来大小牦牛卅头，在葛曲河道由四局发给牦牛大小卅头，这是在途中所补充的粮食。
在这次长达45天的长途行军中，为保证以尽可能少的减员抵达目的地，红军总部曾严格规定：每人携带的粮食“每天只能吃四两”――过了噶曲河后增至七两，违者最高的惩罚是“处决”！为了保证所有战友都能顺利到达目的地，已任红军大学上级政治科政治教导员的李井泉多次召开党的会议，与大家一起商讨克服困难的办法，严格执行粮食管理和节粮措施，组织学员们沿途寻野菜或捕鱼来充饥，而且还适时地进行政治鼓动和动员，天天宣布到达包座的日程和行程，提高学员们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史中，农耕文化的过程相当悠久。说沁县是“农耕文化的原乡”，不是说这里还保持着农业生产的原生态，而是说这里传承着非常传统的民族文化，即儒家思想为主，兼容道家、佛家等思想的多元文化结构构成了农耕文化内涵。
耕读文化影响了沁县历代人民普遍具有的民族文化心态。心态越持久，就越说明这里的农耕文明相当的发达。
发达的，就容易是约定俗成的。约定俗成不表现在一成不变，而表现在这片高天厚土所给予人民的根系感和接受这种文化的传承力。
比如，至今，沁县乡村人家建房，门楼上还有挂“耕读传家”匾额的。不论其表现是否愚钝，单说这坚守的认识，就很值得游人肃然起敬。假如，我们用现代文明规范了自成体态的沁县小村庄，那就该省省车费或车油，因为你身边已经司空见惯了程式化了的乡村。
那么，这里就絮叨絮叨在沁县造访到的民俗痕迹吧。
“耕读传家”是种啥心态？“种地要喂猪，养儿要攻书” ――就这沁县民谚的心态
“耕”是生存之需；“读”却是生存之上的有关人生价值的要求。因此，“耕”是大多数沁县农民甘愿的目的，“读”却是大多数沁县农民供养子孙的希望，希望子孙通过读圣贤读孔孟而能出仕当官。于是，“种地要喂猪，养儿要攻书”是民间心态也是民间生态，是沁县祖祖辈辈特有的经济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的两个层面。
沁县人地种得踏实是因为庄稼向来就不糊弄生命。庄稼人可以像庄稼一样自生自灭，但家家户户“有圣贤种”则是庄稼户永远不会自生自灭的精神向往与追求。
沁县人都讲精神。
这就是我看到的这片高天厚土中最有分量的东西。我可能会去哪个歌舞之乡或哪个不夜城松懈掉身上太沉重的理念，但我一定要到沁县小村庄来感受中华民族最本分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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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沁县属于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8.9℃，全年无霜期167天。沁县城市区域内空气质量3级以上天气达300天，年平均降雨量为606mm，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典型农业县，也是山西省的产粮大县之一，大部分地区农作物采用二年三熟制。
2.沁县人文历史悠久，早在10000多年前就有人类生息，因此始终有“文化之乡”盛赞。康熙皇帝御笔亲书《千字文》石刻被列为“中华之最”，陶渊明手书拟古杂诗十二首玉石石刻全国闻名， 武则天观陶渊明书法《拟古杂诗》十二首后的御览题跋，其中有她自己创造的4个字。
3.沁县是著名革命老区，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小东岭八路军总部、后沟新华日报创刊地、西林“西林整军”旧址、灯杆角决死一纵队驻地、仁胜决死一纵队队部旧址、南沟山西第三行政专员公署机关驻地及薄一波故居等15处。
敲升子、供孔子，巧娘娘、牛王爷，习俗所含啥哲理？“没本事，能忍事；忍了事，真本事。有本事，能闯事；闯了事，没本事”――沁县民谣找注脚。
转过沁县，会有一种深深的内在体会叫你无法小觑这里民俗涵盖的大哲理。就连隋朝著名大儒王通，也是因为折服这地方的人，成就了这里的“私塾”气候。
早在秦朝末期，沁县就有出外打工的各种工匠和农民，是他们把学来的字、会计的数，转教给子女。王通出游走到铜L一带，惊喜平民会识文断字，认定沁州人有天资，便驻扎设帐，拜师就读者超过百人。年深日久，不仅私塾代代传，而且还兴起供孔子，与这里人供“巧娘娘”、供“牛王爷”的风俗共存。意即追求明事理、懂技术、会农耕。
秉承这样的人生追求，娶媳妇时兴“敲升子”仪式。就是新媳妇入洞房当晚，要敲类似梆子的打击乐数一段民谣：
“帮帮帮，敲升子，明年就生乖孙子，男的会读书，女的会扎花，坐下一板凳，起来一海楞”。
因此，沁县人贴在中堂上的对联大都是“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门楣上则多为“德润身”“智者乐”“风雅颂”。
引为骄傲的民谚还有“家家会种地，人人会读书”“家有半斗粮，供孩儿上学堂”。
这种底气，使得沁县人的人生沉浮观念相当富有哲理，有一句谚语我一听就忘不了，那就是：
“没本事，能忍事；忍了事，真本事。有本事，能闯事；闯了事，没本事。”
可能是因为这种道理的影响，在他们与我们彬彬有礼地交谈过程中，总要决策相关事项或穿插内部须处理的事情，这时，为了有意回避客人又不失礼，他们的交谈就使用方言。那些对话，要是没有翻译，比听英语还难懂。回想沁县徐村人――国相吴_对康熙帝说“自己家乡话最好听”，真是觉得沁县人怎一个自信了得。方言的不衰也是一种综合原因。旺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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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县方言举例：
1.大清早自晚黑冷冷嘞起来，跌唠两外薄人黄蒸，捏唠把籽嘞，脑唠把锄，到可唠地兰。（翻译：大清早晨天还未明，吃了两个冷黄蒸，取了些种子，就下地去了。）
2.晌午饭留到黑夜，伢倒说吃不成兰，端上倒在高阶兰。人可不能活得太丈要唠，有吃嘞时候可不能忘了穷的时候呀！（翻译：中午饭留到晚上，他就说吃不成了，端上倒在厕所里了。人不能活得出了圈子，有吃的时候就忘了饥饿时的情形了）。
沁县谚语举例：
1.一人说话蛮有理，二人说话比高低。
2.三家实靠，倒塌笼床锅灶。
3.养儿不读书，好比种地不养猪。
沁县歇后语举例：
1.狗得脑（脑袋）不上调盘――不识抬举
2.鞋帮改做帽檐嘞――高升了
3.街门上挂箩头――不是盏灯
4.茭圪揽打狼――两着怕
5.陡角家鸟鸟――等嘞（着）吃
2・呼吁沁县遗产之助
有关沁县旅游资源的系列报道，即将在《旅游纵览》告一段落。一种与水城沁州难舍难分的感情油然而生。我们几下沁县，足迹不能遍布处处文物古迹，图文不能尽展村村风土人情，心，却盛下了那里的高天厚土，一分一寸都是挂念。
土狗铜狮铁门环
我们挂念日渐斑驳的南涅水石刻馆。这处把县文物馆与旅游局都包容在里边的珍贵文物宝地，比大木门铁铆钉更重要的是为数不多的馆中员、局里人，他们为了守望这一份老祖宗遗存的古物与精神，日夜操劳在吱呀作响的大红木门内，人手不够，就养几只猛犬看家，怕狗伤游人，又怕盗贼翻墙夜入，就把看家狗白天锁着、晚上放开。你瞧这只体积虽小却相当勇猛忠诚的小土狗，尾巴朝天卷翘，在城里是很少见的――它不美丽，只为护院。
风清草衰日渐静气的院内，雕梁、铜狮多么需要注入生气，如果有人能递一桶油漆给它们，也会新鲜光亮得活起来、威风起来；门环是这么的古香古色，审美之余又有上面的斑斑锈迹让人心生落寞――旅游开发，资金奠基，沁县正在开发和需要保护的旅游资源数以村计、村以三四处之上计，如此多的文物保护与建设项目构想，分摊到石刻馆，就是想给狮子、铁环“穿衣戴帽”略作修饰，也已经是捉襟见肘、杯水车薪了。
土狗、铜狮、铁门环，这些是足以让人惦念到入梦的程度的。
在坟上村遇见“鬼”
文物多是沁县的显著特征。村村的文物仿佛给这方农耕水土贴了标签，想发文物财的不法分子盯上沁县。
让我们最难释怀的是，2007年第一次去沁县，就在坟上村遇见了“鬼”――那么廉洁的吴阁老，墓里能有啥金银财宝呢？可那片坟茔净土，就是被盗墓贼挖了几处洞。坟上村的老者看到我们劈头就说：“快帮我们抓抓鬼吧――鬼打洞了！”
“怎么是鬼打洞呢？”
“祖宗墓就在眼皮根底下，老老少少的眼天天都瞧着，出了事儿家家轮班守夜，窟窿还是大了起来――活见鬼！”接着老者的话，围上来的村里孩子嚷嚷：“这世界上就没有鬼，盗墓贼就是鬼，等我们逮住他的！”
爱护文物意识因盗墓现象在沁县后代的脑海中扎根了！我们欣喜。
第二次去沁县，睁大了眼睛从当地报纸扫描到的消息好快人心：近日，沁县警方经过缜密侦查，一举打掉一个重大盗窃文物团伙。
这团伙被打掉的过程，也印证当地官、民有文物保护意识，沁县公安部门是根据群众举报、经过20来天布控，在县城东苑小区将5名犯罪嫌疑人一网逮的，当场查获古铜鼎6件，玉器、玉片等44件，其中的一些玉制品已经打了包装。犯罪嫌疑人身带一支单筒枪，有60余发子弹，26枚雷管，还有一个盗贼身藏一把砍刀。
嚯，好家伙，保护物质文化遗产是需要在险情中进行的。
谁来“锔盆锔碗锔大缸”
我们没有挤出时间去看永庆寺遗址。
但我们来到了与之有深刻联系的一个“大缸”前。
永庆寺在沁县城南的笔峰山上，在隋唐年间名叫大悲寺，明万历三十六年沈王赐名“永庆禅院”。明末清初，禅院来了主持尺木禅师。
在诸多禅师名字中，“尺木”二字起得怪。据说，明末崇祯皇帝的三太子朱慈炯，少时吟诗读书，勤于推理，远离朝廷出家，法名为性休，云游大江南北为禅师，起名“尺木”。“尺木”隐含“朱”字，意味着他的身世。
尺木禅师在汉阳得道后于清初渡江北上，来到沁州永庆寺讲经授徒，直到圆寂。
他在沁县交乡间名老，印经典，校佛经，亲自书文篆刻，写下许多诗、文、记、传、语、偈文稿，使永庆禅院佛僧倍增，名满三晋，成为三晋灵济宗的开山祖师。
这位禅师的文稿由徒弟海字辈僧人整理，在康熙年间木刻付梓，题名《铜L语录》。而今，又是几百年过去了，我们可以睹物思人的就是在南涅水石刻馆后院一处屋里所见的两口“大缸”。
其实，大缸是尺木禅师圆寂后的瓮棺，在目前，属于中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两口坐化缸。
面对处在神秘与静谧中的“大缸”，我们心酸了。和吴_墓一样，瓮棺出现了风蚀老化痕迹。
我油然想到了孩提时每回去姥姥家，都会和大人双手相连，一边拉来扯去，一边大声喊的儿歌：
“锔盆锔碗锔大缸，小孩儿的裤子掉水缸，水缸有个小金鱼儿，红嘴巴绿嘴唇，你说逗人儿不逗人儿……”
儿时的歌声不在，儿歌里的大缸想象过一千遍、一万遍，也没敢想得这么大。那“缸”上的口子一下子叫我想到了那个“锔”字。
文物是不能“锔”的。网上报道，“锔盆锔碗”这门锔活秀的手艺，已由一位抚顺民间艺人申报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有谁来助力这不寻常的“大缸”的修补呢，从面容到心灵？
文物是有心灵的，这心灵是当地政府与百姓对自己文化的痛与爱、保与护。
那沁州水城的淳朴风情和文与物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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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县现有文物保护单位22处，其中部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
后记
沁县的人文好美啊！沁县县委、县政府从2008年起全面启动实施“中国北方水城”规划了！
风情的浊漳河、庶纪河、段柳河，徐阳河、迎春河、圪芦河、白玉河、涅水河还在日夜不停地流，鱼啊虾啊鸭啊还那样的竞自由，因此，晋沁渔业集团可以迅速组建，水产品产量、质量在全省独一无二；含锶重碳酸钙镁型优质天然矿泉水能与法国阿尔卑斯山矿泉水相媲美；高岭土、红金石矿产资源也在全省独树一帜。
《高僧传》记载说，天竺僧迦什摩腾被汉使迎至洛阳，“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今洛阳城西雍门外白马寺是也”。白马寺是东汉国家政权在首都洛阳建立的第一座佛寺，也是我国第一座佛寺。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寺院取名“白马寺”。两位高僧于此讲经说法，并译出中国第一部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及其他佛学著作。
这就是我国佛教史上著名的“永平求法”。此后，佛寺逐步演化为佛教僧人生活、修行场所的统称。
由于佛教是外来宗教，佛经汉译亦为必然。佛教初入中国时，随着西域佛教学者和僧人的相继到来，以洛阳为中心，佛教传播与佛经翻译事业蓬勃发展，佛教典籍剧增；于是，寺内便有了藏经楼（阁）。当时，除寺院外，官府和民间也都收藏佛教典籍。从晋代开始，佛教典籍的收藏渐渐集中到寺院，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出现崇佛狂潮，寺院藏书已十分普遍，出现许多不同类型和形式的大藏。
寺院为何建藏书楼
在古印度，佛教传播处于口耳相传阶段，没有文字记载，自然谈不上寺院藏书。然而在汉传佛教中，寺院的建立基本上是与佛教传入中国同时期发生的，汉传佛教僧人奉行集体修行，寺院是其生活、修行和进行佛教活动的场所，僧人对寺院的依赖性较强，寺院的修行功能远远大于生活功能。
佛教教义规定，每位修行者必须具备18种物品，亦称18种道具，俗称“头陀十八物”，其中，经书、戒律、佛像、菩萨像是最重要的，须臾不可离身。一个僧人一生中不可能只读一部经书，也不可能随身携带很多经书，暂时不读的经书只能置于寺中。同时，佛教经典是法宝的具体体现，从西域传入的原始佛典与新译出的佛典自然需要统一珍藏，共同敬奉。这样，佛教寺院藏书自然而然就产生了。
当寺院所藏经文增加到一定规模时，寺院藏书楼便应运而生。寺院中存放这些文献的地方就是藏书楼，一般叫藏经阁、藏经殿、藏经楼的比较多。
可以说，我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是伴随汉传佛教寺院的建立和译经活动的开展而出现的，在僧俗及其他信仰者功德心理的刺激下逐步发展，并最终形成独特的寺院藏书体系。它与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和书院藏书共同组成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主体。
寺院的藏书楼什么样
藏书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必然会有收藏经书的藏经阁。那么，寺院中的藏经阁一般建在什么地方？其规制又是怎样的？
作为佛寺藏经之处，藏经楼（阁）建筑规制较为统一。它们大多建造在寺院的南北中轴线后端，通常为两层。下层多为“千佛阁”，中设毗卢遮那佛（即大日如来）为主尊，沿壁立小龛设千佛乃至万佛（万佛阁），象征众佛结集会诵读经；也有居中设三世佛的。在佛阁上层，沿壁立柜橱，安置藏经；中间设条桌，供读经用。这种安排建置为“壁藏”。也有沿壁建成小的楼阁式木制结构以贮放藏经的，被称为“天宫藏”。据佛经说，佛灭后，法经藏于两处：一为龙宫海藏，一为天宫宝藏。天宫，指兜率天弥勒菩萨所住的内院，“天宫藏”就是模仿天宫宝藏的。
另有一种“转轮藏”，简称“轮藏”。因为经藏浩淼，普通信众毕其一生也难以通读，况且亦有文盲不能读经，南北朝时，就有寺院创造了“转轮藏”来解决这一问题：特建一间殿阁，常为两三层高，其内部上下通贯。在地下设一个大转轴，轴上安一个八面（或六面）大龛，龛上每面安抽屉储经，此龛能被人力推着转动，转一圈就等于读了一遍经。安转轮藏的殿阁被称为“转轮藏殿”。这种形式一般只有大寺才有。
纸书、石经、贝叶经
我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大多为纸质，也有不少选择丝绢、石头等其他介质来书写经书的。即使同为纸质藏书，也有少许分别，其中一些经书利用特殊材料书写而成。比如，为佛教信徒所推崇的血经，乃用信徒鲜血书写而成。
此外，信徒利用丝织品描绘佛、菩萨形象或者经书也十分常见，在女性信徒中更是如此。如《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中记载，玄奘法师曾以绢制作菩萨形象，而且数量极大。
由于历史上曾有几次“灭佛”事件，佛教寺院遭到很大破坏，僧侣和居士担心经藏因此而消失于世间，于是，以石为材，在深山洞窟雕刻佛经。山东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河北武安北响堂的《维摩诘经》都是保存下来的石经。最著名的石刻佛经要数隋代保存至今的北京房山云居寺石刻佛经，有1.5 万余石，近千部佛经藏于半地下。它是释智苑及其门人前赴后继的杰出作品，是刻经史上最早、最重要的经典著作。见者无不惊叹古圣先贤的专一之功、信仰之力。
另外，利用贝叶书写佛经更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间，人们已经学会将经书正式书写在贝叶上。但因为这类佛经或者来源异域，或者原材料不易获取，因而数量有限，在汉地寺院藏书中所占比例不高。然而在我国云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当地寺庙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于内地。调查显示，以前西双版纳有佛寺500多座，保存贝叶经多达8.4万多册。
除上述数种外，佛教经咒还抄写于幢、幡、宝盖等载体之上。尽管此类佛经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藏书，但藏经楼中，此类书陈列在最显眼位置，方便用户阅读，实际效用极佳。
“灵隐书藏”
杭州灵隐寺，又名云林禅寺，是中国佛教禅宗十刹之一。创建于东晋咸和元年（公元326年），距今有1600多年历史。灵隐寺本身就有藏经楼。历史上，灵隐寺收藏的各种佛经佛藏很多，更有御赐官赐经。灵隐寺最具特点的是，除藏经外，还有文人书藏，它也被称为“灵隐书藏”。
在寺院藏书楼中，佛教著作一般占整个藏书的绝大部分，但也有一小部分其他种类书籍。这是由于，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思想要在中国得到广泛流传，必须与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相互吸收、融合；同时，僧侣们作为佛教经文的传播者和学习者，在翻译、注疏经藏时，皆需要一定的文字功底以及丰富的文化知识作为基础；教徒研读经藏，也需一定的文化知识。另外，古代寺院有相当一部分是当时地方的文化中心，承担着一部分的教育职能；所以，寺院藏书楼收藏其他类书籍也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文人藏书于寺庙，由来已久。
俗话说：“天下名山僧占多。”我国绝大多数名山都有寺院。山清水秀的名胜之处，远离尘世，幽雅静谧，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不易受外界政治、人事及王朝更替等干扰，在保存文化典籍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是颇为理想的藏书之所。各界人士愿意将私藏赠予寺院收藏，所以，佛教寺院的藏书构成里会有一定数量的非佛教用书。寺院所收藏的非佛教图书，在佛教界通常被称为“外典”“世学”“非佛书”等，大致有世间常见的经、史、子、集四部书，还包括医书、字书、阴阳、志书、法书、蒙学著作、通俗读物、道教等其他宗教图书、僧人自著的诗文等非佛教著述，以及普通经济文书、年谱、家谱等。鉴于佛教的外来性质，数量不一的梵文著作，也是其藏书特色之一。
文人书藏为寺院藏书增添了一抹丰富的色彩。唐代白居易分藏自己文集于圣善寺、东林寺、南禅院。宋代李常，少年时期在庐山五老峰下的白石庵刻苦攻读，中了进士后，就将自己所读之书存放在白石庵。游宦之时，每得异书，也往往送至该寺宝藏。李常共有9000余卷书被送入白石庵收藏，以供山中读书人自由阅读，人称其为“李氏山房”。李氏山房向全社会开放，这无疑成为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先声。
当时的文人不仅将自己的书籍藏于寺中，有些大儒名士还凭借自身影响力推动寺院藏书的发展。如江西义宁州是黄庭坚的家乡，该处有一座云岩禅院，原无经藏。元v末年，黄庭坚忧居在家，建议该寺藏经。在群策群力之下，最终建起了一座辉煌的藏经楼。
自古以来，很多寺院都曾设立过寺学，兼授僧俗生徒，不但培养出刘勰、陆羽等一批具有深厚学养和佛学知识的文化名人，就连后来名重一时的王播、范仲淹、吕蒙正也曾在寺院中借读，与丰富的寺院藏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寺学教授的内容除佛教知识外，还有儒经、史籍、书仪规范、诗词歌赋等。当时有不少僧人从小学习六经、老庄；于是，译场和寺院中一般也备有诸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之类的字典、辞典等工具书和其他反映时代学术水平、学术重点的非佛教著作。凡在寺院中接受过佛教教育的人，对于佛教“三宝”的尊崇与维护都是极其虔诚的，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及传承寺院藏书的作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寺院藏书推动了佛教教育的发展，佛教教育反过来又使得寺院藏书长久流传。
在这种背景下，才有了后来的灵隐书藏。灵隐书藏的创议人为清代著名学者翁方纲，主其事者为阮元。阮元在清嘉庆二年（1797年）出任浙江督学一职，后任浙江巡抚，他把自己的藏书和其他一些学者的藏书，在灵隐寺大悲佛阁后造木橱存放，还制订了《书藏条例》共9条，希望“山寿书也寿”。
当时，建立灵隐书藏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鉴于“好学之士，半属寒酸，购书既苦无力，借书又难。其人坐此孤陋寡闻无所成就者不知凡几”的状况，为推广教思无穷之意，决定在灵隐寺建立书藏，并开始了寺院藏书直接面向社会服务的尝试。所以这座书藏可看作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
藏经洞走出敦煌学
11世纪前后，西夏统治敦煌时期，元代统治者占领敦煌以前，莫高窟的僧徒为避免历代保存下来的经卷、文书、档案以及佛像画等受到毁坏，将它们全部封存在第17窟中。而后外筑补壁，并绘壁画以掩人耳目。后因僧徒逃战争之难未归，洞窟颓废，年久日深，窟内甬道被风沙淤塞，因此幽闭近800年。
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这处藏经洞。当时，王圆雇了敦煌贫士杨果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则命杨果于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账。一日，杨果坐此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时，觉有空洞回音，疑有秘室，告知王圆，二人于是破壁探察，由此发现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的藏经洞。他们在洞窟内挖出4～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