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调研报告（通用9篇）
政策的根本在执行，政策执行者能否在执行阶段忠于政策的初衷对一项公共政策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环节。因而无论是从学界研究角度还是从社会政策作用角度，我们都非常关注政策的执行。而在现实的生活中，对与一项政策的执行总会是遇到许多“绊脚石”，其中有包括社会环境在内的政策环境因素，也有更多的人为主观因素。我们讨论的政策执行是指政府执行系统通过其积极的行动，使政策方案付诸实施的过程，具体而言，是政策执行者运用各种政策资源建立组织机构组合各种必备要素，采取各项行动，使政策观念形态转化为现实效果，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公共政策可以分为元政策、总政策、基本政策、具体政策。其主要的过程有：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终结、评估等阶段。
政策是执行之源，我国在现阶段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主要是体制内的制订者既政党以及少量的参议者即咨询机构。虽然老百姓不直接参与政策执行，但是政策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与工作，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说，政策是引导社会发展的路标和导向。公共政策在我们的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使得我们的生活有章可循，工作有规范可依，它主宰着一个国家的兴衰，主宰着一个民族的存亡。公共政策涵概军事、政治、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即是如此。
近年来，一些被人民群众寄予厚望的扶贫干部面对金钱的诱惑蜕变成国家的蛀虫，频频利用手中的权利蚕食国家的扶贫款。有的国家级贫困县的小小乡长配置的公车竟然是进口的“皇冠”，有的人打着“扶贫”的旗号办实体、搞项目，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扶贫款“洗”进自己的小金库近日广西防城区法院日前以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防城港市防城区扶贫办原主任谢乃金有期徒刑20xx年。经审理查明谢乃金自20xx年9月任扶贫办主任起，在事实扶贫项目过程中，加大开支，4次将扶贫款非法占为己有，共贪污扶贫款近14万元。仅广西一省在20xx年1月至20xx年2月，广西检察机关共立案侦察贪污、挪用和私分救灾款、扶贫款和移民安置款等职务犯罪案件48起，涉案人员56人，占广西检察机关反贪系统立案总数的4%，涉案金额达1100多万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其它地区的扶贫政策方面的执行存在着许多不足的地方从上述案例中我们看到我国的扶贫政策的执行以及扶贫专款的执行与发放存在着许多缺漏，贫困地区群众的救命钱屡遭“洗劫”，民怨沸腾，严重影响了我国贫困地区的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共政策的执行存在着许多阻碍因素，从而使得政策的执行结果与政策预期目标有所偏差。
通过考察研究，我们发现在现实的生活中存在许多政策执行偏离轨道的现象。上面的案例就是典型的表现。除此以外我们总是能发觉身边的公共政策在很多时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公共性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很多情况下被删改或变质了。对此我认为：
第一：体制不健全。政策执行体制是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环境系统，同时是影响政策执行因素中重要的一还。健全的体制有利于发挥政策的作用体现政策效果。但现行的政策执行体制却是不能另人满意的。首先在权力的分配上存在不合理，个人高度集权、组织缺乏合理的权力制约机制。其次机构之间或机构部门人员之间的权责不明确，争功委过、群体极化现象时有发生。此外，在政策的内容完善、政策可行性评估与研究、政策预案的实验、政策调整等许多方面缺乏合理有效的制度化安排。
第二：执行者素质不高。在政策的执行阶段总要依靠一定的执行机构与人员，所以执行者的素质就会对政策的执行顺利与否产生重大影响。现阶段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系列问题说明我们的政策执行人员在自身素质上仍需要很大提高。
第三：地方主义、小团体思想仍然存在。政策的实施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共同参与、共同努力。这就是要求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之间要保持高度的协调与一致性，忠实于政策的本来面目与政策取向，避免地方主义、小团体思想。但在政策执行的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地方主义、小团体思想仍旧是“遍地开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政策的稳定性与可靠性。因此如何有效的避免地方主义，在维护政策的可行性的同时如何增加政策的适应性等问题将是我们应该解决的重点。
根据现代社会的特征以及公共政策的发展，我们对公共政策的执行的问题对策的研究也相应地跟上了脚步。只有将对策分析清楚才能进一步将政策落实，才能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服务，从而增强以政府为主的公共主体的执行力以及影响力，也只有这样才能将更好更全面的政策奉献给社会。
首先，从政策执行的基础来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对策。政策执行的基础不仅是政策的制定，，更还有政策执行的体制因素。政策执行体制包括政策执行的制度建设以及政策的认识水平也包括政策执行的每一个环节。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国家的政策执行体制都要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影响。中国以前的政策执行体制主要是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以政府为绝对的执行主体，在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与之相应的政策执行主体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即增加了社会公众的参与，但是还是以政府和公共部门为主体。虽然公共权力随着公共管理中心的下移而日益社会化，但是其下放是缓慢的，政府的角色转换也是缓慢的。因此在政策执行体制方面，政府应该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共管理的学要，将政府的决策职能与执行职能相互配合，针对政策执行的时滞问题，将一定的政策决策权和执行变动权交与地方或直接执行政策的机构，以便让基层执行机构有一定的自主权从而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政策进行适当的修正。在执行过程中也应当建立相应的政策执行的监督与评估机构，针对政策执行的各个环节进行严密的监督与控制。在案例中的扶贫腐败问题上，若能建立相应的执行监督机制以及对扶贫政策进行定期的评估，那么扶贫腐败就能相应的减少而不至于使得我国大量的资金“流”进个人腰包。
其次，从政策执行的主体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政府能力方面也是有待改善的。有效的政府能力能够优化政府的结构，能够将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从而能够在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我国的在政府正处在经济体制的转行阶段，所以政府以及公共管理主体在政策执行方面应该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由于我国政府机构的设置的庞大，其官僚主义影响所以导致其效率低下，所以在政策执行主体方面，我们应该在加强政府体制改革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度。在政策执行主体的层次上分为高层、中层以及基层三个执行主体，其中基层政府是政策执行政策关键。从而在政策执行中应该加强各级领导以及执行人员的沟通，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基层对政策执行目标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错误认识，同时也能够让政策制定者及时获得政策执行的状态以及与预期目标的重合程度，为其在政策终结方面提供先行依据。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应该加强对基层执行者的引导和对其进行一定的约束，以防止其在执行过程中滥用权力进行权力寻租。
再次，政策执行必须有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作为后盾。不仅要加强政策上的法律化，而且应该加强政策执行阶段的法律建设。所谓的政策法律化就是将稳定、成熟且在教长时间内调整社会关系的政策上升为法律，使其获得法律的效力和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政策法律化有利于政策的稳定，同时也有利于增强政策的权威性与强制性。从而在政策的执行阶段约束执行主体规范行为，维护政策的原貌。这就要求在政策的制定阶段要不段加强政策和合理化分析与预测，找准政策问题确保政策的有效性。此外要增强政策的稳定性上下一致。对于执行阶段的法律建设则主要是用法律来规范执行人员的执行行为，依法设立一定的执行程序;建立健全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建立行政公开制度、正确合理运用行政听政制度以增强政策合法性与公正性;权责明确、合理分工，加强干部人事制度的管理。充分利用法律来规范政策执
行是符合社会要求与公众需要的，在追求法制社会的今天，增强政策法律建设举措势在必行。
自20xx年以来，为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党中央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连续下发了10个涉农1号文件，全方位的加快农村改革，促进农民增收，巩固农业基础性地位，同时配套大量的项目资金，直接反哺“三农”，让人民群众得实惠。认真宣传好、落实好、执行好这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仅是贯彻党中央亲民爱民之举的政治任务，也是抓机遇、促发展，加快改善我县民生事业的现实举措。为此，近期由县纪委牵头，县农工部、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参与，对我县落实十个中央1号文件和省上出台的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执行情况开展了专项检查，我部在积极参与检查的同时，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力求进一步摸清实情、找准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建议，促进此项工作的规范稳步推进。
一、基本情况
从检查调研的情况来看，负责惠农政策落实的县直相关部门，通过多年的工作运转开展，已经形成了程序化、规范化、日常化的长期运作机制，主要体现在“四个到位”。一是领导认识到位。各部门坚持把惠农政策落实作为单位工作的重要内容，与其它业务中心工作同安排、同检查、同考核，成立组织机构、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分工、强化责任，确保了工作的扎实有效开展。二是措施落实到位。本次检查调研的十余个单位，涉及的政策资金都与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各部门都能结合工作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做到准确、高效、便民，无论是量大面广的农业直补、教育营养改善计划，还是针对特定人群的新农合、新农保的扩面覆盖，都有创新亮点，走在全市前列。三是工作程序到位。通过广泛宣传，把上级政策精神原原本本传达给农民。实行公示制度，使政策的执行与操作公开化、透明化。利用 “一折通”，减少中转环节，实现惠民资金与农民群众的无缝对接。四是检查监管到位。对惠民资金严格执行“六不准”制度，即不准擅自改动明白卡、不准抵扣其他收费、不准截留挪用、不准拖延兑付时间、不准增加农民负担、不准虚列套取，同时对项目资金经常性检查审计，严肃查处涉农项目资金违纪违规行为，确保了整体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十年来通过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深入落实，有力的促进我县民生事业、社会保障、农业生产等各项工作的长足发展，我县在落实10个中央1号文件、省上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上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财政支农力度大。我县在收入有限、财力紧张情况下，始终坚持支持“三农”标准不降、力度不减，20xx 年以来，县级财政总支出693126万元;用于“三农”支出409362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59.06%;支农支出88805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12.81%。县级财政五年来对农业总投入增长幅度是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的4.5倍。
(二)惠农补贴落实好。全面落实惠农各项补贴，提高农业效益，确保粮食安全。十年来退耕还林累计发放补贴资金 69785.49万元;从20xx年到20xx年，累计发放地膜玉米补贴资金431.58万元;从20xx年起，累计发放农资综合补贴资金 16521.51万元、发放农机购置补贴资金4500万元;全县从20xx年开始，累计发放粮食补贴资金2911.96万元、发放能繁母猪补贴996.8 万元、发放水稻油菜保险县本级配套资金6.73万元;从20xx年起，五年累计发放良种补贴资金达3304.66万元。
(三)信贷支农势头强。不断加大信贷支农的深度和广度，逐步解决农业融资难，农民贷款难的问题。截止20xx 年末，全县6家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796226万元，当年新增145125万元;各项贷款余额462997万元，较年初净增49171万元，存贷比 57.57%，当年新吸收的存款用于当地发放贷款的比例约占34%。其中涉农贷款余额332926万元，较年初增加63824万元，涉农贷款占全部贷款余额的72%，涉农贷款增速高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8个百分点。县内两家金融机构当年享受涉农贷款增量奖励427万元，农户贷款税收优惠389万元，小额担保贷款贴息650万元。
(四)义务教育发展快。这十年也是我县教育事业发展最快的十年，“双高普九”、“教育创强”顺利完成，教育投入逐年加大。全面实施“两免一补”和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从20xx年秋到20xx年春共有80.527万人次享受了此项惠民政策(小学46.2648 万人次，初中34.2522万人次)，下达免杂费和公用经费资金18552.5302万元;我县从20xx年春开始实施免教科书，近十年共免课本费 28.5216万人次，资金2198.9798万元;“一补”近十年资助10.6050万人次，下达资金3790.2410万元，十年来累计投入义务教育保障经费22342.7712万元。营养改善计划从20xx年至今县财政下拨资金5859.1524万元，享受学生37.908万人次。学前教育我县从 20xx年秋至今，共免除学前一年幼儿(满五周岁)保教费12555人次，免费资金529.78万元;共补助学前公用经费28336人次(幼儿园 22920人次，附设班5416人次)，下达补助资金456.895万元;共补助家庭经济困难学前一年幼儿生活费2712人次，财政下达资金101.7万元。
(五)社会保障覆盖广。以新农合、新农保、城乡低保以及敬老院为重点，构建起覆盖全县的民生保障新体系。新农合参合率从20xx的91.2%增长到3020xx年的99.76%，截止20xx年7月份，全县参合农民门诊统筹就诊29.2万人次，报销门诊统筹基金 1145.3万元，实际补偿比例为61%，人均补偿费用2489.06元，累计基金支出9418.44万元。新农保自20xx年7月1日正式启动，到 20xx年7月底累计发放养老金16.3363万人次，累计发放金额9000.7002万元，参保率为93.6%。我县从20xx年起实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截止20xx年底，共为农村低保对象22.5033万人次发放资金16485.2万元，共为城市低保对象3.9677万人次发放资金 8705.6万元。全县建有有县级中心敬老院1个，区域性敬老院6所，镇级敬老院16所。全县敬老院床位数达3128张，集中供养五保对象3095人，集中供养率达70%。
二、存在问题
(一)运转管理有漏洞。一是宣传、公示不到位，从检查情况看，有少数镇在落实粮食直补、农资补贴、农村低保、各种良种补贴时，没有完全做到张榜公布，三榜定案。二是各镇不同程度存在一户多折、基本信息不全、花名册与网上资料不符，加之有些农民长期外出务工，致使补贴资金错上、漏上、无法上折问题，影响资金兑付进度。三是少数村干部在政策落实中存在优亲厚友、弄虚作假和虚报冒领等问题。
(二)财政支持难满足。在教育方面，按上级文件精神公用经费20xx年秋在原来标准上每生再提高300元，寄宿生再提高200元，按5:5原则分担，学前公用经费附设班要达到每生每年1000元，县级承担500元， “一补”资金县级要承担40%，由于我县仍属吃饭型财政，对民生方面的配套尽了最大努力，但仍无法满足各类民生的全额配套。 20xx年上级下达补助贫困寄宿生13874人，实际补助8338人，减少5491人，学前补助下拨资金也未到达标准。在新农合、新农保等方面，也存在运转成本过高，县级预算难以满足的问题。
(三)政策对接难理顺。比较突出的，一是目前城乡居民生活成本相差无几，但城乡低保补助差距过大，现在城市低保人均月补助236元，农村低保人均123元。二是良种补贴、农机补贴资金由于数额有限，补贴标准低，只能在一定范围进行，一定程度影响了效益发挥，同时由于农民种粮成本增加，对国家补贴有所抵消。三是由于农民担保不足，加之农业的高风险，金融机构对农业信贷有顾虑，放贷积极性不高。
三、几点建议
(一)管理监督再加强。一要强化惠农政策宣传。做好惠农政策宣传是开展各项惠农政策兑现落实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在现实工作中，好多问题比如农民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不够、一些村组干部钻空子包括一些上访诉求，都与群众没有吃透相关惠农政策有关。涉农各部门、各镇要继续加大惠农政策宣传的力度，编写通俗易懂的内容、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政策带到千家万户，做到家喻户晓、成人皆知。二要把好公示这一关键环节。各镇村要严格工作程序，坚持张榜公布、三榜定案，主动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增强工作的透明度，给群众一个明白，坚决杜绝暗箱操作、私自篡改等错误做法。三要完善“一折通”管理。各级财政、信合部门要通力配合，严格审核到户存折信息，严禁出现一户多折现象，对变更和挂失的农户要及时办理信息变更，避免补贴不能及时到账，要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巩固我县“一折通”这一得民心工程的改革成果。三要切实强化监督检查。要把惠农项目资金监督检查经常化、日常化，由县纪委牵头，县财政局、农工部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定期与不定期、全面检查与专项抽查等相结合，及时发现矛盾，化解问题。对惠农项目资金中出现的违纪违规问题要严肃查处，确保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财政支持再给力。客观来看，现在中省的所有项目政策，都需要县上配套，对于我县保工资、保运转的财政，时显捉襟见肘，心有余而力不足。面对现实困难，需要我们从保民生就是保稳定、保发展、保全局的高度，对民生事业高看一眼，厚待一层。一要千方百计增加财力。进一步加大向上级争取财政转移支付的争取力度，继续深入推进工业强县战略，不断拓宽非税收入领域，特别是全县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转变作风，反对奢侈浪费，提倡勤俭节约，开源节流、增收节支，为以财促农、以工哺农奠定坚实的基础。二要倾注民生重点领域。随着近几年我县教育、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上学难、看病难基本得到解决，但是群众对教育、医疗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城区的优质教育资源成为农民进城的重要吸引、由于我县医院条件有限，很多合疗群众要求转院等。要进一步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医疗重点发展的观念，在财力资金上重点配套投入，全面提升我县教育、医疗体系建设质量和水平。三要正视困难形成合力。目前中省很多项目，只有兑付资金，没有配套运转保障经费，给实际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这次检查调研在我县新农合、新农保工作中比较突出，比如单靠县级财政预算的人头经费，远远不能满足新农合宣传筹资、培训指导、监督稽查和档案管理等费用开支，还需要不断建立完善合理的财政保障供给机制。同时各镇要加强对新农合、新农保工作的支持力度，没有资金帮扶，要在组织上、人力上来弥补。
(三)正视问题再探索。在这次检查调研中，发现反映出的一些问题，有些可以在县级层面解决，有些问题的根源在上级的制度设计，基层无力解决，比如城乡低保的差异、农业补贴项目多总量小难以发挥效益等，需要对应的相关部门把这些情况逐级向上反映，争取上级在政策出台中进一步调整完善。对于农民担保难、贷款难的问题，一方面要引导县内金融机构进一步转变经营理念、调整服务观念，立足我县农业大县的县情实际，真正做到情系三农、扎根三农，与三农发展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另一方面，要积极调整农业生产内部结构，逐步从农户单家独户经营向家庭农场、产业大户、高效园区过渡，吸引工商资本、社会闲散资金向农业投入，不断拓宽农业融资渠道。
公共政策作为“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其本质属性是公共性。公共政策应该遵循如下公共性原则:第一,公有性原则,即公共决策权力应该归社会公众所有;第二,公治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第三,公享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适用于其所要调整的所有对象;第四,公平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维护社会公平;第五,公益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第六,公开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具有开放性和透明性。但是,当我们对公共政策进行深入考察时却发现,公共政策时常表现出与公共性相违背的特性,这便使得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研究陷入困境。对这些困境进行科学梳理,将有助于理顺公共政策研究的思路,探明公共政策失效的症结,进而加快我国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具体而言,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困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公共政策主体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主体是指那些在特定政策环境中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监控、调整的个体和团体。其中,广义的政府(即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作为公共政策的法定产生者,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是最主要的政策主体。传统观点认为,作为公共政策最主要的制定和执行主体,政府是广大社会公众权利和意志的代表者,政府的公正与准确是一种固有的天赋,政府不具有自身利益。
然而,现实中政府的自利性却是客观存在的。政府的自身利益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政府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组织类型,政府是由若干名政府工作人员组成的,而政府工作人员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他们也具有各种各样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而这些需要也都期望得到满足。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其个体需要和组织需要的相互作用,才保证了整个组织的正常运转。当他们的个人需要以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形式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社会特性时,这种需要就转化为了个人利益。由于他们常常被置于“公仆”的地位而不能明确追求自身利益,他们的自利动机受到了限制,从而迫使他们采用其他方式实现自己的利益,比如通过贪污受贿、挪用或占用公款等行为来实现自己的私利。第二,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团体利益。任何政府都有职能部门和层级的划分,这种划分是组织规模扩大化和管理工作专业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各项职能正常运转、组织目标顺利实现的组织结构保障,但这种划分在客观上却容易形成纵向上的层级断裂、横向上的部门交叉、整体上的条块分割的行政格局,从而使得政府的不同层级、不同部门萌生不同的团体利益。例如,在经济发展和投资格局中出现的地区产业趋同现象,地方政府对本地区资源、市场的行政保护现象,以及各部门为了维护本行业、本部门利益而人为设置市场障碍、防止外地区行业竞争进入等现象,都充分证实了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团体利益的存在。第三,政府整体的机构利益。政府组织常常被人们设定为社会的公共组织,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是社会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并不具有自利性。事实上,政府组织同样拥有自身的特殊利益,比如特殊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和精神文化特权等。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政府管理工作从社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特殊的专业化、专门化的工作,政府组织的自利性就越来越突出。因此,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也是多元利益主体之一,也要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目前,各国政府的规模扩大化、部门支出的增长等都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扩张行为。
从理论上讲,公共政策是为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产生的,公共性是其逻辑起点;公共政策又以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最高目标,公共性是其价值终点;公共政策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都以公共性作为其基本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因此,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作为公共政策主体构成要素的政府,其公共性既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也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重要体现。然而,为什么现实中的公共政策却存在着与公共性相抵触的自利性呢?现有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理论是无法对此问题作出科学解答的。于是,政策主体理论上的公共性和现实中的自利性之间的冲突便使得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陷入困境。
二、 公共政策目标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目标是指公共政策主体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基于自身需要和社会提供的可能而设想出的一种希望状态。依据公共政策公共性原则的要求,公共政策目标应该具有公益性,即公共政策应该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
关于公共利益,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目前,学术界对公共利益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把公共利益和抽象的或实体的或理想的自然法规、正义、正当理由这一类的价值标准和规范联系在一起,即将公共利益理解为一种合法利益、正当利益;二是把公共利益和个别人物的特殊利益或集团、阶级的特殊利益联系在一起,或与多数派的特殊利益联系在一起,即将公共利益视为与个别人物、个别集团、阶级的特殊利益相对立的多数人的利益;三是把公共利益与个人之间的竞争过程或集团之间的竞争过程联系在一起,认为个人之间以及集团之间利益竞争的结果便是公共利益。公共选择理论学者认为,社会上实际并不存在作为政府公共政策所追求目标的所谓社会公共利益。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肯尼思·阿罗在《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1951)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该定理阐释了将个人偏好或利益加和为集体偏好或利益的内在困难。该定理指出:试图找出一套规则或程序,从一定的社会情况下的个人选择顺序中推导出符合某些理性条件的社会选择顺序,一般是办不到的。阿罗证明,简单加法不足以在个人偏好中排出一个一致的共同次序,这些个人偏好本身也是根据不同的标准分类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詹姆斯·M.布坎南也指出:在公共决策或集体决策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约过程”。因此,依据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作为公共政策根本目标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那么公共政策所追求的公共性自然也只能是一种虚幻的公共性,这显然是和现有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理论研究成果相矛盾的。即使我们不认同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利益的论述,仅从学术界对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定义的争论中也可以看出,公共利益是一个很难把握的概念,它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人员来说难于把握,它对于作为公共政策决策主体的政府来说更难于把握。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原则要求将公共利益视为公共政策的根本目标,而公共利益本身却是模糊不清、飘忽不定的。可以想见,在没有回答到底是不是存在公共利益以及什么是公共利益这两个基本问题的条件下,政府又怎能制定出追求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呢?现实中,政府官员制定和实施的公共政策所追求的也仅仅是他们自己观念领域中的模糊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官员个人价值观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带有主观性和狭隘性。同样,在既没有证明公共利益的真实性又不能科学界定其内涵的前提下,政策研究人员又如何能够对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呢?于是,公共政策的虚无性和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便构成了公共政策研究中的一个理论难题,使得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陷入困境。
三、 公共政策问题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问题是指那些引起政府的关注并纳入政府议程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是指社会的实际状态与社会公众所期望的状态之间的差距,也就是需要解决的各种社会矛盾。就其本质而言,政策问题是“思想作用于环境的产物,它们是通过分析从问题情势里抽取出的要素。因此,我们所遇到的,是问题情势而非问题,问题就像原子核细胞一样是观念的产物”。可以说,“问题不能脱离对它们进行定义的个体和群体而存在,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其内部和自身就构成政策问题的‘自然的’社会状态”。只有当人们对改变某些问题情势的希望作出判断时,才能产生政策问题。可见,政策问题是被人们感知、觉察到的状况,是与价值、规范和利益冲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当前,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正在成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现实挑战。任何时代和任何时期,都存在着一些需要重视和解决的社会问题,而作为社会公共管理者的政府,有必要关注并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但社会上存在的问题为数众多,纷繁复杂,而由于时间、能力和资源的限制,政府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而只能解决其中的一部分问题,政府应该解决哪些社会问题呢?这需要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选择,也就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首要环节确立公共政策问题。依据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原则,公共决策权力应该归社会公众所有,公共政策应该由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因此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首要环节的公共政策问题确立过程,也应该在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下来完成,于是公共政策问题的确立过程应该是社会公众的选择过程。然而在现实中,政策问题的确立过程,只是政府将必要的社会问题纳入政府议程并将其转化为政策问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在诸多社会问题中进行选择的过程,而不是社会公众对社会问题进行选择的过程。
政府对公共政策问题的选择,归根到底就是政府工作人员的选择,这种选择在本质上是一种主观认定。由于政府工作人员的利益、信仰或价值观不同,选择的结果也就必然不同。对于同一问题,有些人看来非常重大,需要政府采取行动加以解决,而将其确认为公共政策问题,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兴师动众的必要,而拒绝将其纳入公共政策问题之列。于是,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可能会给政策制定带来两种直接后果,其一是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却没有被确立为公共政策问题,这无疑是对社会公众民主权利的剥夺,是与公共政策的公有性、公治性原则格格不入的。其二是被确认为公共政策问题的社会问题并不是社会公众最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这显然是对政策资源的肆意浪费,既没有真正代表社会公众的意志,也不符合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基本要求。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该属性要求公共政策必须准确界定公共政策问题,而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却使公共政策问题的界定具有了一定的随意性。因此,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二者之间的矛盾便构成了公共政策公共性研究的又一困境。
四、 公共政策价值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价值是指公共政策主体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所遵循的价值准则。公共政策具有各种不同层次的价值追求,效率和公平一直是政策研究人员最为关注的两种价值。效率,是指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获取的收益与所投入的各种资源的比值,即收益与成本的比值。作为公共政策价值的效率,主要是指对政策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公平,是人们对社会运行状态的一种带有主观性的价值判断,包括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是注重规则的无差别性的公平,即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结果公平是注重人的差异性的公平,即对不同的人实行不同的规则。作为公共政策价值的公平,可以理解为对政策资源配置合理性的判断。
公共政策效率价值取向的存在,正在冲击着公共政策的公平价值取向,进而使得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研究陷入困境。关于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否认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统一,但就公共政策而言,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却是二者之间的相互对立。效率与结果公平在终极意义上是“两全”的关系,而在日常操作中,特别在微观层次中,是“难以两全”的关系。效率价值取向强调以尽可能小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产出,提高政策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这就需要通过激励性差别分配机制激活各种生产要素,以最大限度地激发每个社会成员的潜能。但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不同社会成员的先天禀赋和社会背景是不同的,因此这种激励性差别分配机制必然会导致结果的差别,即强者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弱者会获得较少的资源,甚至丧失掉已有的资源。可见,从某种程度上讲,选择公平必然会妨碍效率,追求效率必然会损害公平。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对立,直接导致了学术界对二者在公共政策价值体系中的先后次序问题的争论。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效率优先论认为,公共政策应该强调效率的首要性,只有效率得到了提高,才能更多地体现公平,不能因为公平的原因而伤害效率;以罗尔斯和德沃金为代表的公平优先论认为,公共政策应该以平等作为衡量分配是否公平的标准,在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强调平等的最终目的价值;以阿瑟·奥肯为代表的公平与效率并重论认为,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两种价值在不同领域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在社会和政治权利领域中,“社会至少在原则上把平等的优先权置于经济效率之上。当我们转入市场和其他经济制度时,效率获得了优先权。
效率和公平两种价值取向的对立常常使现实中的公共政策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以暂时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或者以暂时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实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换言之,效率和公平的对立使公共政策方案选择出现了机会成本问题,即一项公共政策只能以其中一种价值选择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选择了一个就意味着放弃了另一个。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要求公共政策必须以公平原则为基本价值准则,而现代公共管理的效率性则要求公共政策必须以效率原则为首要价值依归。效率与公平两种价值取向之间的两难选择便成为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又一公共性困境。
为了加强个体税收征管，创造公平税负的税收环境,促进广大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全面提升个体税收的征管质量,实现个体税收管理的科学化和精细化，降低税收征管难度和税收执法风险，结合当前个体税收征管实际情况，有关于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附征率政策的几点建议如下。
一、个体征管概况
目前个体税收征管出现了“两低”的状况，即
：达起征点户数占总管户比例低和申报入库率低。以苏北某县管户数据为例，全县个体现有正常户7995户，其中达起征点户1588户，达起征点户数仅占个体总管户的20%，正常缴纳税款户1160户，申报率仅仅只有73%。
二、原因分析
一是起征点政策把握难度较大。
起征点出台后，达到起征点后最少要缴纳88.5元（个体商业户：城维税7.5元，教育费附加6元和个人所得税75元）地方税金，而未达起征点的业户一分钱也不缴纳，主管税务机关对营业收入核定4999元与5000元之间口径难以把握，而营业额的核定虽然按照个体工商户定期定额管理办法规定的几个程序，最终大部分还是通过税务人员主观判断获得，无法拿出具体的、让纳税人心悦诚服的征税依据和理由，纳税人容易出现相互攀比思想，缴纳税款的纳税人心理不平衡，固然会出现抵触情绪。
二是个人所得税附征率本自身存在政策缺限。
个税起征点与营业税、增值税起征点不应完全一致，如在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月实现营业收入5000元,扣除成本、费用以及20xx元业主费用，根本无所得可言，更谈不上附征个人所得税。而收入不同、利润水平也不应该完全一致，为此参照工商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税率五级累进税率表，个人所得税附征率也应按照销售收入高低实行有差别附征税率。而实际工作各地都是统一按行业制定个人所得税附征率，如江苏省常州市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全市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附征率的通知》（常地税发〔20xx〕148号）规定将常州市工业（含工业性加工、修理修配）、商业（批发、零售营业收入）附征率确定为1.5%，服务业（代理、饭店、旅馆、广告、美容美发、租赁等及未列举的服务业）和建筑安装业（建筑、安装、修缮、装饰、装潢、其他工程作业）附征率确定为2.5%。有违相关个人所得税税收政策的规定。
三、个人所得税附征率确定政策依据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的通知(财税[20xx]91号)有关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率的规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四号)有关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税率的规定。
四、修改附征率政的建议
1、按照应税所得率和适用税率重新从低科学确定个人所得税附征率，降低月最低征税额，提升附征率的执行力。
在实际工作中约有85%的个体工商业户都应达到起征点，但如果一达起征点就据实缴纳相关税金，个体业户根本无利可图，不可能愿意缴纳相关税收。加上纳税人纳税意识较差，涉及面较广，如果税务机关一味的强制征收，社会负面影响较大，个体税收征管由此落入了两难的境地。相对地税直管户而言，通过体现以票控税职能，纳税人也需要向地税申请领购发票，应该达起征点的管户比较多，而实际上也只50%左右的管户达起征点，相对于直管户个体税收管理的重点和难点还是国地税共管户，而共管户征收税款的大部分是个人所得税，如个体商业户核定营业额为5000元，城维税和教育费附加只有13.50元，以江苏省常州市为例商业个所得税附征率为1.5%，计算得出个人所得税有75元。根据起征点政策出台以前的个体税收征管经验，只要能在个人所得税附征率作些调整，降低达起征点管户的最低征税额，从而降低税收征管难度，就能实现个体税收的普遍征收。
2、以个体商业行业为例，进行举例重新计算个人所得税附征率。
假设：个体商业户的应税所得率为5％，级差营业收入取高项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附征率=应纳税额/营业收入。
个人所得税附征率调整方案应用举例
单位：元
年不含税营业收入x——应税所得率%——应纳税所得额——新附征率%——原附征率
0＜x＜50000——5——5000——0.005——0.015
50000≤x＜200000——5——10000——0.006——0.015
200000≤x＜600000——5——30000——0.008——0.015
600000≤x＜1000000——5——50000——0.010——0.015
1000000以上——5
50000以上——0.010——0.015
上表所述，个人所得税附征率将大大降低，也就是说最低征税额也大大降低，从而提升了定额的实际执行力，降低了个体税收执法难度。如执行此政策达起征点面有望达到80%以上，入库率也将有大幅度的提高。以上适用于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个人合伙企业），对临时经营的从事经营的纳税人附征率可按从高执行。
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是指基于结果导向、运用科学的方法、规范的流程、相对统一的指标及标准，对政府公共政策的投入产出进行综合性测量与分析的活动。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是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加强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有利于检验政策的效果、效率、效益，有利于实现政策资源的有效配置，是进行政策调整、提出政策建议的重要依据。加强公共政策绩效评估，不仅能总结经验教训和及时纠正政策失误，有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还能对公共政策参与人员起到重要的间接监督作用，增强相关人员的责任心，从而提高公共政策的有效性。
一、我国政府公共政策评估实践和研究
党的报告指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xx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强调，要规范行政决策行为，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20xx年颁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立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和重大政策制定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科学民主决策已经成为各级党委、政府执政和行政的基本理念，公共决策机制日趋完善，科学民主决策制度正逐步形成。重大项目上马前和重大决策出台前进行社会稳定与经济效益“双评估”的机制已在全国推广。四川、海南、贵州、广西、黑龙江、天津等地积极探索，取得可喜成效。四川省在实践中总结出五方面重大事项、五项重点评估内容、五步工作法、五种责任追究措施、五条监督渠道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五个五工程”科学评估体系。海南省的评估主要集中在三大矛盾突出领域：一是重大决策。包括涉及面广、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政策、改革改制方案、社会管理措施以及建设规划的出台;二是重大项目，包括基础设施项目、公益性项目、工业项目、房地产开发项目;三是其他重大事项。包括影响大、涉众广、情况复杂的大型活动等。评估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安全性四个方面。广东省政府颁布《广东省政府规章立法后评估规定》，规定“政府规章实施后，根据其立法目的，结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府规章的立法质量、实施绩效、存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等进行跟踪调查和分析评价，并提出评估意见”。总体看，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做出决定的“三重一大”制度的实施，使政府部门公共决策水平和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
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意义逐渐凸显，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学者们就政策评估的类型、标准、作用及影响政策绩效的主要因素等进行了研究，但总体而言，相对于实践探索，我国对公共政策评估的研究明显滞后，已有的对公共政策评估的研究又多数停留在政策评估的重要性、必要性、评估主体、评估价值取向等方面，严格来说，是政策的执行力评估，与以“结果导向”和“公众满意度导向”为核心理念的绩效导向相距甚远，探索适合我国国情且与已有实践相结合的公共政策评估方面的研究更加鲜见。
二、政府实行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影响因素
客观来讲，公共政策的绩效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政策及其绩效之间不一定是直接的对应关系，绩效一方面是一种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又是一种主观判断，所以绩效是既客观又主观的存在，是对比政策实际结果与期望值之间的判断，所以它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同时，政策绩效的事实标准和价值标准之间、长期绩效与短期绩效之间也可能存在不一致，这些都增加了政策绩效评估的困难。但这些困难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不能对政府的公共政策进行评估。实际上，有很多因素恰恰说明进行政策绩效评估势在必行。
1.建设服务型政府、进一步完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机制的需要
过去政府管理中计划占主导地位，对公共政策进行绩效评估的需求不迫切。提出建立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公众作为服务受体，其意见和利益被摆在不可忽视的重要位置，政府管理和服务需要做到信息透明、公开公正，从而使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的需求显化。
公共政策绩效评估主要围绕政策目标规划与设定、目标分解和责任落实、目标评审与修正、目标实施过程监控与分析、目标实现程度评价、绩效学习改进与提升等六方面内容，着力构建科学、规范、全面、可行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机制和制度框架，其本身就是科学化、民主化决策机制的体现。
2.政府公共政策数量增加、干预范围扩大，风险增加
作为公共产品的政策是国家的重要产出，随着公共服务的加强，政策产品总量不断增大，政策内容越来越细化，政策风险增加，政策的绩效评估需求量也随之增大。近年来，我国因公共政策不当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发，如20xx年8月份爆发的大连市民抗议PX项目和各地大量因房屋拆迁而引发的自焚事件，都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加强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有利于检验政策的绩效水平，及时纠正政策失误和总结经验教训，实现政策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政府成本，回应公众诉求，提升政府形象，是进行政策调整、完善政策建议的重要依据。
3.已有的评估实践处于探索阶段，亟须进一步规范
目前已有的政策评估实践还处于起步和粗放阶段，虽然有了一定的探索，但评估制度还不规范，实施的随意性较大，评估指标、评估程序、评估结果缺乏规范性;重官意、轻民意，评估主体相对单一，专门的绩效评估部门、专家和民众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存在重评比轻改进现象，没有把评估与政府部门的持续改进结合起来;评估手段的量化性、科学性和合理性不足。这些问题的存在急需改进，使评估实现规范化、系统化。
4.公民参与意识与参政积极性增强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社会建设正在加强，公民的活动空间得到拓展，各种行业性的利益团体迅速成长，政治权利所直接支配的范围日益缩小，民主、利益、自由、法治、平等理念不断强化。社会领域壮大与发展的趋势必然发生治理社会主体的变化，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公民的参政提供了便利。这就要求政府提高政策制定的参与程度，通过参与政策绩效评价、满意度的参评等多种方式了解政策执行效果，并最终影响政策制定。
5.技术条件的改善为科学的政策绩效评估提供了技术支持
评估的技术条件，主要是指评估模型构造、评估标准设定、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设计、评估的技术路径等。西方国家公共政策评估大都在定性基础上构建定量模型。我国与西方国情有别，不论是单一政策或综合政策，政策制订、执行及结果的衡量标准存在完全不同的环境条件，但这并不是说不可以借鉴其行之有效的评估方法，信息技术、统计技术、调研技术、监测技术等。在已有的技术基础上，我们完全可以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和政策属性差异分类，建立有针对性及适用性政策评估的技术体系，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立评价模型，合理确定指标体系和指标的权重，设立大量具有可比性、可测量性和可计算性的绩效指标。
三、国外公共政策评估的经验
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策评估在世界各国中逐渐成为一种“成长工业”，成为监督政府公共开支、促进政策系统优化的系统工程。一些大学也纷纷建立了政策研究机构，提供研究数据，并为不断扩大的政策分析市场培养人才，关于公共政策评估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都已大体走向成熟。概括来看，其特点如下：
1.发达国家政府普遍推行了政策评估
随着各国政府改革的推进，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韩国、日本、美国、法国等国家都开展了公共政策评估等。其类型大体可分为综合政策评估和单项政策评估两种。
实行综合评估的国家有日本、韩国、英国和法国等。日本不仅对内阁和政府各部的各项政策进行全面深入的评价，而且对政府各部实施的政策评价进行再评价等。英国的政策评估将政府各部门的所有重大开支，以及政策在实施之前的各种建议，也纳入到评价范围。
实行单项政策评估的国家很多，几乎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实施了财政政策评估。美国、荷兰、加拿大、西班牙、德国、丹麦、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实行了环境政策评估。新加坡等国家实行了住房政策评估。还有许多国家在土地政策、教育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的评估方面作了探索。
2.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组织体系完备
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组织体系是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活动开展的组织载体，主要指评估主体与模式、评估机制与流程、评估结果应用等，涉及组织权、管理权与评价权。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组织体系的建设水平，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公共政策绩效评价功能的实现和发挥。发达国家的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在评价组织上体现了如下特点：
组建专门的政策评估主管部门，总领政策绩效评估全局。美国的“国家绩效评议委员会”，负责对联邦政府的政策制定框架和政策绩效进行评价。法国的全国评价委员会，领导跨部门的评价工作。韩国除了专门的政策评价委员会，还有直属于国务的政策协调办公室，以及在政府内部专门设立的政策分析与评价局。日本的行政评价局，负责对内阁和政府部门的各项政策实施全面深入的绩效评价，同时对政府部门已实施的政策评价实施再评价。有一个专门进行政策评估的主管部门，能增强政策评估的组织保障，从而避免政策评估成为政府部门运动式或阶段式的活动，使政策绩效评估工作趋于连续，并使评估的权威性得到保障。
政策绩效评估活动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在发达国家，政策评估已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成熟的职业活动。政策绩效评估的从业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培训，素质要求很高。美国的政府和许多大学的政策研究机构，培训了一大批职业政策分析人员。法国政策评价从业人员的选择极其严格规范，必须接受资格认定，普通的大学毕业生要在专门的政策评价培训学校受训，接受严格的考核后才能成为正式的评价师。从业人员的高素质使政策评价的能力和水平日益提升，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
评价主体的参与多元化，注重保障民意的表达。发达国家的政策评估活动中，参与者除了纯官方的政府部门外，其余有半官方组织(政府部门提供资金支持，如美国兰德公司、韩国的公共行政研究所等)、完全独立的民间组织(如美国布鲁金斯学院等)。在政策评估的过程中，除了专业政策评估从业人员外，会积极吸纳民间人士的参与，使政策评估不再局限于精英阶层，公众意志得到充分表达和尊重。法国的大区委员会由公务员、民选议员和评价专家组成。日本的政策评估和独立行政机构评价委员会，从全国专家学者和名望较高的人中选出5000名作为委员。政策评估主体的多元化，使更多的主体参与到了政策评价活动中来，民众政策参与的扩大，使公众的诉求得到充分表达，提升了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3.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内容全面
在实行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国家，其评价内容一般既包括政策结果评价也包括政策过程或政策能力评价。如韩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通过了《政策评估框架法案》和《政府业务评价基本法》等法案，规定评价内容包括了政策结果评价、政策实施能力评价、公民或客户对政府提供的服务和政策实施的满意度的调查三个方面的内容。三个方面的评估主体及所侧重的方面各有不同。
政策结果评估主要是对政府机关及其代理机构所实施的政策进行绩效评估，强调通过评估来不断完善公共政策的制定，提高政府系统的服务效果。其做法主要是在办公室的协助下由政策评价者实施，政策评价者都来自政策分析和政策评价委员会，他们根据国家事务评价和协调规则制定评价的指导方针和评价标准，并对政策进行评价。
政策实施能力的评价主要关注政府机构实际执行政策的能力。评价主要由办公室官员来实施，他们包括了政府绩效评价单位的成员，并对其执行政策的能力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在有政策协调办公室人员和政策评价者出席的联合会议上进行探讨，并提出改进意见。
公民满意度的调查由民间人士主导，体现公众对政府公共政策的主观感受，保障国民的公共利益表达，督促政府官员对不合理的地方进行整改，实现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的公正化和科学化。同时，韩国的政策评价委员会中仅有一位只挂职而并不履行评价的国务调整室室长是政府官员，其余皆为民间专家，表明他们对民间评估力量的重视和信任。
4.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技术精细
政策绩效的评估技术体系，主要是指评估标准设定、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设计、评估模型的构造、评估的技术路径等。目前西方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大都体现了定性分析为基础、定量分析为手段、十分注重细化指标设计的特征。如在《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指导下，美国国家绩效评估委员会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评估体系，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政策的质量、经济、效率、效果等绩效标准。法国国家审计学院为政府设计了40大使命，使命下面又细分不同计划，每个计划设5个目标，每个目标又设有2—3个具体指标，并明确具体任务的承担人。各部门在做政策绩效评价时，只需根据评价需求，在众多的目标中选择几个做，接受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和检查。法国的公共政策评价方式因政府行政级别不同而有区分。中央公共政策，由国家级的评价机构组织实施;大区公共政策，一般采用大区自己的集体评价机构，如大区评价委员会;省级政策，省政府下设评价处;中小城市，一般界定为5万人以上，则设评价专员。
在已开展的政策评估中，日本政府部门多采用PDCA的评价管理模式，即计划(Plan：Planning)——执行(Do：Implementation)——检查(Check：Evaluation)——行动(Act：Reflected in Planning)，取代传统的计划——做——看(Plan—Do—See)和计划——操作——评价(Plan—Operation—Evaluation)等管理模式。相比于传统模式，PDCA有两个主要优点：一是评价广泛应用在了管理的每个环节。二是评价结果能及时得到反馈，并充分应用于下一阶段政策的制定。PDCA模式能及时发现项目、政策在设计和实施上的问题，对不合理或不恰当的项目、政策进行及时整改，并最终完善政策机构。资料显示，日本20xx—20xx财年，各部门共有241个公共建设项目因政策评价结果而被推迟或取消，涉及金额约4.1万亿日元(约3300亿人民币)。20xx财年各部门评价的389项政策中，有163项(占42%)在当年得到了修订或改进。
5.政策绩效评估有具体的法律规章作为保障
发达国家的政策评价工作十分重视程序化，对政策评价工作的步骤一般都有明文规定，细化的绩效评估标准和流程有力推进了政策执行。如法国的《研究政策与技术开发的评估》、日本的《政策评估法》、英国的《政策评估绿皮书》等都为政策评估提供了有力保障。
法国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立法较早，法律条文也更加细化。1985年，法国政府颁布《研究政策与技术开发的评估》，对科技评价做出明确规定，其中指出：“法国研究与技术开发研究计划需根据各自的指标受到评价，在计划实施之前，评价的指标和方法都要确定，公共研究机构必须定期按照评价的程序实施绩效评价。” 1989年成立的法国国家研究评价委员会，要受到16个法律条款的约束，其机构职能、人员组成、评价费用乃至出差旅费都有明文规定。
日本政府20xx年通过了《关于政策评价的标准方针》，政策评价的客体、评价主体、评价视角和评价方式都有具体规定。同年还发布的《政策评价基本方针》，拉开了日本政府政策绩效评价制度建设的序幕。20xx年发布实施《关于行政机关实施政策评价的法律》(文献一般简称为《政策评价法》)，对政策评价的目的和宗旨、范围和范畴、原则、评价主体、评价流程、评价标准、评价方式、评价结果应用作了明确规定。
在实施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时，为保证评价的有效性，法律通常赋予评价机构一些特定权力。如法国规定，除了涉及国家安全外，评价机构能接触所有被评价相关单位的资料，对任何地方进行检查。如评价人认为有必要，可以召开新闻发布会，听取各方面意见，以形成有价值的报告。评价过程中，被评价者如有异议，可以阐述其自身观点，由评价人员进行权衡。但评价报告一经确定，被评价者必须无条件服从，根据报告建议采取相应整改措施。
四、我国实施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对策建议
1.加强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研究，条件成熟时设立专门负责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机构
政策评估是政府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重要工具。科学化、制度化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估不仅反映政府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能力和效果，而且决定和影响整个政府的效能。目前，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政府公共政策的数量日益增加，干预规模日益扩大，政策实施的各种风险增加，社会对政策效果的要求和预期也日益提高，如何加强应对，进一步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成为非常迫切的课题。尽管已有一些社会中介组织和高校的研究人员在做相关评估工作，但这并不能替代政府自身的主导性研究。
2.以重点领域的公共政策评估为切入点，逐步扩大政策评估的范围和内容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会纳入公共政策制定的议事日程，也不是所有的公共政策问题都需要同步进行评估。我们认为，可以先对那些事关国计民生、具有广泛影响并亟待解决的、具有优先性的公共政策进行系统化的评估研究，如社会保障政策、教育政策、调节收入差距政策、环境保护与治理政策、治理贪污腐败政策、治安整顿政策、婚姻政策等，并逐步扩大到政策过程、政策能力的评估研究。
3.完善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组织体系
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主体要进一步规范，使参与评估的机构、组织、公众在资格、条件等方面有章可循。一是国家机关专门绩效评估机构要由国家和行政机关根据法律和组织原则，按法定程序建立。二是中介机构性质的专门绩效评估机构要依据各类社会组织、教学研究机构的章程，经申请批准而设立。三是公民个人作为公共政策的对象和公共服务的消费者，要明确其具备相应的知识、经验、责任、采集政府绩效信息的渠道和能力。同时，对这三种评估主体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也需要有统筹考虑。
4.探索构建科学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指标要突出“三个结合”：一是系统与简便相结合。评估指标既要全面系统，又要抓住关键，工作方式方法既要综合配套，又要简便易行。二是能力指标与结果导向相结合。把结果作为绩效评估的目标，把决策过程和能力作为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保证。三是客观评价与满意度评价相结合。全面评价客观上“做出了什么”和主观感受上“做得怎么样”，在注重客观评价的同时，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增强满意度评价的科学合理性，着力构建科学、规范、全面、可行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机制和制度框架。我国地区差异较大，要结合我国国情、省情、市情等，从有利于改进组织管理、改造业务流程、关注绩效结果三个方面入手，以职能为依据，以各级政府中心工作为导向，构建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加大对各级政府重大决策的评价力度，围绕当前经济社会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加强有针对性的评价，根据未来发展需要开展前瞻性和导向性的评价。
5.加快建设公共政策绩效信息平台
加快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技术平台建设，完善数据采集、反馈、分析和改进机制。一是开发 “公共政策绩效评价信息系统”。优化数据采集及反馈功能，被评对象报送各项指标的结果信息，经系统采集处理后反馈被评估单位，以促进被评估单位改进工作。二是建设公共政策绩效管理信息库。分类收集各单位公共政策绩效管理的做法和效果、意见和建议、问题和不足、改进措施，加强交流反馈、跟踪处理和统计分析，使之成为绩效管理工作的“电子智库”。三是实行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状况分析。充分利用实时评估和信息库数据，每半年对公共政策绩效的总体状况、实际效果和落后指标等进行综合分析，为改进绩效提供依据。
6.加强运用评估结果
加强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结果运用，充分发挥结果导向和刚性约束作用。可借鉴韩国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结果在新闻媒体和互联网上公布，同时在政策评估者、政府机构和代理机构负责人参加的联合会议上报告给和总统的做法，以及日本总务省和政府各部门每年除向国会提交年度政策评价报告书外，还将报告书向社会公众公布的做法。建立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结果内部通报制度，将政策绩效分析报告以简报等形式印发各单位，互相借鉴，互相监督，互相促进。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结果定期向政府报告。
7.突出公众满意导向
完善满意度评估机制，突出公众满意导向。除涉及隐私、产权、国家和商业秘密外，把政策评估结论公示于互联网上，同时注明资料来源、模型假设、方法采用、数据分析等各方面的不确定性，让社会能够清楚地理解政策分析的过程和结论。要充分听取和收集公众对政府的评价意见，及时反馈相关部门，开展常态化的公众满意度调查。如20xx年中秋国庆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政策，群众议论很多，建议有关部门就“好事办得怎么样”进行政策评价，将决策始末、执行过程等做出认真分析，这样不仅可以还政府一个公道，而且让社会了解今后该项政策会怎样改进。
根据县委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安排部署，作为一个部门主要负责人，必须按照县委的要求，摆正位置，带头学习、带头调研、带头查找问题、带头整改落实。努力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导经贸工作。在参加集体学习和坚持自学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工作实际，以我县工业中小企业逆境求生科学发展为主题，深入企业调查了解他们在应对金融危机中采取的对策，与之共同讨论一些下步工作的发展思路。通过调研，进一步掌握我县当前工业发展情况，更好地解决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一、中小企业目前状况。
XX年上半年国家对中小企业的宏观政策是逆向调整，即收紧各种生产要素；下半年对中小企业的宏观政策是顺向调整，适度放松各种生产要素，应对金融危机。在紧缩和适放的大调整中，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形势异常严峻。进入XX年以来，**201户中小企业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形势日趋严峻的情况下，日子虽然难过，但没有一家因为应对失误而破产倒闭！一季度完成现价工业产值39482万元，同比增8.8%；完成出口6万美元，新增中小企业4户、中小企业上缴税金4576万元，同比增14.4%；节能降耗工作按市下达控制指标稳步推进，各项指标比预期好，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平稳发展态势。
科学发展增强抗风险能力。应对当前经济中的一系列挑战，中小企业犹如面对一个变动的超级大系统，需要调理的因素太多：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发展速度与质量、行政管理与市场规则、创新与守成……方方面面，此端彼端、错综复杂。工业中小企业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沉着应对、逆境求生、科学发展，彰显了中小企业强大的生命力。在乱茧抽丝中，雄达木业公司在浙江人傅老板的引领下，率先感知国际国内建筑用层板的晴雨表，迅速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扩大直销店，抢占国内、省内市场份额，为企业赢得了发展空间。创新与守成是蔗糖传统产业的命题，恒盛糖业公司、康丰糖业公司董事长团结带领1100名对甜蜜事业执着追求者科学应对蔗糖传统产业生态环境不利的形势，组建“技术创新中心”，节能减排技改，机械耕蔗地助推蔗农种蔗，降低蔗农劳动强度，外抓原料生产，内抓节能降耗，出糖率，安全生产率，三废利用率，劳动生产率显著利好，实现了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承担双双科学取向。机遇只给有准备的人，贞元硅公司在XX年上半年进行节能减排技改，被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列为首批铁合金加工行业准入名单。到目前，实现硅冶炼单台炉子连续12个月生产的历史性突破，创造了矿电(水)结合发展工业的奇迹。“建星纸业公司詹老板是个好人，从不扣我们工资”，这是原造纸厂下岗回聘到巷商独资——建星纸业公司工人说的，造纸业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一方面是竹浆纸一体化基地建设滞后，原料成本降不了；另一方面是纸价持续下滑，融资困难；三是新的环保排放标准务必限期达标，这些都需要投入。中小企业老板不抱怨，不叫苦、想办法渡难关，在逆境中组织原料，改造锅炉、增加环保投入、调整生产工艺，培训员工，鼓舞土气，做到不停厂、不减薪、不裁员，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不断增强抗风险能力。零零总总，中小企业逆境求生科学发展实属不易。就是在这样的逆境和困难面前，科学发展观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的重要性及深刻内涵得到了彰显，实践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源泉，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指导着实践。
二、面对困难、采取措施，服务企业、共度难关。
科学发展政府助推企业。面对前所未有的逆境和危机，政府果断决策，积极想办法为企业排忧解难。
一是牵线搭桥，帮助企业融资。银行难贷款，企业贷款难这是客观存在，存在的根本原因是银行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银行和企业对传导的信息遴选方式不同而导致的矛盾，解决矛盾的办法就是第三方出场——政府牵线搭桥，实现银企对接。**县银、政、企座谈会每季度召开一次，这是银企对接的平台。企业在运行过程中遇到了“借新还旧”现金存量不足的问题，过去是由企业向社会借“高利贷”渡难关，现在政府学习科学发展观，建立“借新还旧”基金，帮助企业过坎渡难关。呈现出政府、企业各履其职，各尽其责，共渡难关的和谐发展局面。
二是引导创新，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去年以来全县工业中小企业都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得到了省、市、县鼓励扶持资金1543万元；70%的中小企业组建了技术信息中心，申报2项技术专利；获得5项品牌认定；完成了10项新技术，新产品和新配方的研发。
三是整合资源，有效配置资源。资源是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通过治理整顿硅矿开采秩序，有效保护了优质硅矿资源，为县境内的硅加工中小企业长远发展打下了资源基础，增强了中小企业发展的信心；通过煤炭资源的整合，降低煤矿的安全事故，提高煤产量，为中小企业就近提供燃料；通过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有效配置给发展前景好的中小企业，扩大中小企业规模。
中小企业逆境求生科学发展的实践，是我们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值得总结和思考的实例。搞好宏观管理，科学指导是关键，尊重企业自主权，引导企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把握机遇，顺势而谋，抢占商机即是上上之策。
一、企业管理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两年来，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迅猛，截止到XX年底达3。5万家，比XX年增加2。2万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发展质量还不够高，特别是企业内部管理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通过对部分企业的调研，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特别是处于初创期的企业而言，制约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瓶颈不是资金问题，而是企业内部管理水平，管理水平的提高直接关系到科技型中小企业未来在市场上能够走多远。
许多企业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战略目标是企业的导航灯，对于企业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某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负责人直言，“我们对于外来的资金有着强烈的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的根源就是企业没有系统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规划，有了外部投资以后企业怎么发展，反而心里没底。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办人大多是科技人员，管理团队主要是由同学、师生等人员构成，裙带关系明显，职业经理人缺位，有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甚至都是清一色的科技人员，这种人员结构在公司文化上具有较高的认同感，但是严重制约了企业科学管理水平的提高。
就企业内部管理而言，组织架构设计不合理是其主要问题之一。有的企业部门职能重叠，有的企业岗位职责模糊，有的企业甚至缺乏最基本的职能部门，没有研发部。没有专门的营销队伍，甚至有的企业老总就是公司的销售人员，公司80%订单都由总经理获得。
缺乏有效的的薪酬激励机制是当前科技型中小企业管理中又一重要问题。科技型中小企业与一般的加工制造企业有所不同，员工大多属于知识型岗位，必须设计出符合企业特点的员工考核评价机制，才能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才能留住人才，招来高端人才。
二、市场机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通过两年的建设与发展，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明显改善，去年市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津政发［］22号），全方位、多渠道鼓励、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立与发展，各级政府纷纷加大资金的投入，全市上下已经形成鼓励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但是，从企业发展的长期来看，市场化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两年来，通过市区县财政投入直接为企业融资200余亿元，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融资保障体系月应该成为今后努力的方向，努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积极推动全市各商业银行建立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科技金融专营机构；积极引进各类商业性创业投资基，从根本上探索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新模式，同时也能倒逼科技型中小企业科学化管理水平的提高。
科技人力资源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两年来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高校科研院所先后派出千名科技人员到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科技特派员”，对于解决企业实际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如何建立企业、科技人员及其所在单位三者之间责、权、利的统一，从而充分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特别是科技人员及其所在单位的积极性，要按照市场的规律，保证科技人员在成果转化过程中所获的收益。必须充分实现产学研的结合，加大协同创新的力度，才能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杀手锏”产品，从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行业内居于领导地位。
三、产业集群有待于进一步培育
科技企业创新创业载体建设是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实践证明是加快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有效手段。近年来我市先后出台了《科技企业孵化转化载体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天津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绩效考核实施细则》、《天津市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与管理办法》、《关于天津市工程中心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随着我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工作的深入开展，科技企业服务平台扶持政策不断落实，孵化载体和服务平台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有些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集群发展的模式。但是从宏观上看，我市科技型中小企业产业集群还有待于进一步培育。
为进一步督促强农惠农政策在我县的贯彻落实，更好地促进全县农业经济快速发展、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根据县人大会20xx年监督工作计划，县人大会调研组于11月22日至30日，深入到县直有关部门和部分乡镇，采取听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察看等形式，对我县强农惠农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调研。
一、我县强农惠农政策落实基本情况
近几年来，随着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全县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坚持以人为本，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为统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出台的各项强农惠农政策，确保了各类强农惠农资金落实到位，有力地促进了全县农业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一)农村土地政策落实情况
近年来，全县各级政府及农业主管部门严格按照省、市有关文件精神要求，认真开展土地承包证的换发和补发工作。全县14个乡镇(场)、1个园区、158个村委会，1424个村小组，47758户农户，总承包面积336002.4亩，其中旱地面积3841.24亩。目前，全县共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44144份，占应签合同的92.4%;全县共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33250户，占总农户的70%。调研了解到，我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都是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在农户与农户之间进行口头协商流转，未出现在承包期内违法收回承包地和违法违规征占农村土地等情况，农村土地承包运行总体情况良好，土地承包经营权稳定，为我县农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强农惠农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20xx年以来，全县强农惠农资金总计25434.384万元。其中，20xx年6949.01万元，实际拨付使用6875.79万元，尚有73.22万元地方配套资金未到位;20xx年9269.344万元，实际拨付使用8504.3326万元，地方配套未到位194万元，农村公路资金526.6万元未下拨，结余44.4114万元为项目尚未实施;20xx年9月底9216.03万元，实际拨付使用7528.73万元，结余1687.3万元为项目尚未实施)。资金来源：20xx年中央4738.84万元，省980.86万元，市311.2万元，县918.11万元;20xx年中央6060.314万元，省2110.94万元，市260.65万元，县837.44万元;20xx年截止到9月底中央7858.368万元，省846.412万元，市149.65万元，县361.6万元。具体分类使用情况为：
1、扶贫开发资金。20xx年安排189.42万元，其中县级配套0.32万元未到位，实际拨付使用189.10万元;20xx年安排128.7万元，除账户结余1.24万元外，其余全部使用到位;20xx年实际拨付使用38.8万元，结余在财政专户142.8万元。
2、粮食直补和综合直补资金。20xx年两项资金共1282.02万元，全部发放到位;20xx年两项资金共1937.44万元，实际拨付使用1935.7556万元，结存在县粮食直补专户1.6844万元，预留用于廖坊水库移民要求增加粮食直补。通过自查，已将违规资金17.3303万元缴入乡财局涉农专户。
3、新农村建设试点直接统筹资金。20xx年160.8万元，20xx年311万元，20xx年9月底315.85万元，均全部使用到位。
4、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资金。20xx年、20xx年分别为376.75万元、412.5万元，均已拨付使用到位，20xx年9月底为356万元，实际拨付使用100万元，结余在财政专户256万元。
5、水稻良种和油菜种植补贴资金。20xx年以来水稻良种补贴资金共1107.9万元，油菜种植补贴资金3.04万元，均已全部拨付发放到位。
6、能繁母猪饲养补贴资金。20xx年24.38万元全部拨付发放到位。
7、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专项资金。20xx年以来共安排资金518.76万元，全部拨付使用到位。
8、农村沼气项目资金。20xx年106.874万元，其中拨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用64万元，拨付农业局实施项目22.837万元，结存财政专户20.487万元;20xx年9月底为112万元，由于项目尚未实施，全部结存在财政专户。
9、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资金。20xx年以来金蓝领工程资金共安排551.94万元，阳光工程培训资金160.5万元，除县配套7万元未到位外，其余全部拨付到位。通过自查，已将违规资金36.6153万元缴入乡财局涉农专户。
10、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20xx年、20xx年分别为103.2万元、57万元，全部拨付使用到位。
11、退耕还林补助资金。20xx年下拨退耕还林粮食补助资金840万元和退耕还林工程建设资金20万元，20xx年下拨退耕还林粮食补助资金258万元，全部拨付到位。以上资金通过自查，已将违规资金41.9549万元缴入乡财局涉农专户;20xx年现金补助80万元，20xx年现金补助75.9万元均已拨付使用到位;20xx年9月底种苗补助资金50万元，由于林业部门尚未提供种苗补助方案，全部结存在财政专户。
12、自然灾害救助资金。20xx年、20xx年分别为230.3万元、286万元，其中拨付各乡镇452.1万元，拨付民政局53.2万元，财政专户结存11万元，以上两年资金通过自查，已将违规资金169.8768万元缴入乡财局涉农专户;20xx年9月底339万元，实际拨付232万元(通过“一卡通”方式发放119万元)，财政专户结存107万元。
13、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资金。20xx年216万元，除省、市、县三级配套65.9万未到位外，其余150.6万元全部拨付使用到位;20xx年353万元，其中省、市、县三级配套194万元未到位，实际拨付使用159万元;20xx年9月底资金为108.9万元，全部拨付至水利局农饮工程专户，已使用49.4万元，专户结余59.5万元。
(三)建立健全落实强农惠农政策配套措施情况
全县在落实强农惠农政策过程中，通过建立一整套有力的配套措施，确保强农惠农各项政策得到落实。一是制定实施方案，为落实强农惠农政策提供有力保障。在每年的中央、省、市委一号文件下发后，县委、县政府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出台操作性强的实施意见，提出工作目标、政策措施和要求。各乡镇及有关部门结合自身实际和工作职责，进一步细化工作目标，制定贯彻措施，确保强农惠农政策在贯彻落实中不卡壳、不走样。二是广泛宣传部署，为落实强农惠农政策营造浓厚舆论氛围。为保证强农惠农政策的顺利贯彻实施，各地各部门采取层层召开会议、举办培训班等形式，切实加强强农惠农政策的学习培训，不断提高各级干部尤其是农村基层干部的政策水平，增强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同时，充分运用电视、广播、网络、宣传栏、横幅等各种形式，向农民群众宣传，使强农惠农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三是规范资金管理，确保强农惠农资金使用安全。近几年来，中央、省、市每年下达我县的强农惠资金数额大、范围广，为确保资金安全运行，发挥最大的使用效益，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不断完善财务制度和监管制度，切实加强强农惠农资金监管，所有强农惠农资金由财政部门集中管理，实行专户储存、专账核算，严格按照规定审核、拨付资金。对资金补贴给农户个人的采用“一卡通”发放，封闭运行，直接发放到农户手上，减少中间环节，避免克扣、挪用现象的发生。同时，财政、审计部门经常对强农惠农资金进行财政、审计监督，对资金使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指出，并提出整改意见。四是开展监督检查，推动强农惠农政策落到实处。按照省、市的统一部署，今年2月至8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强农惠农政策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工作，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活动的要求，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扎实做好监督检查的各阶段工作，解决了强农惠农政策落实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推动了强农惠农政策的进一步落实。
二、存在的问题
20xx年以来，全县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在落实政策上措施得力、工作扎实，强农惠农政策落实情况总体情况较好，但在落实的过程中，也遇到一定的困难，存在一些问题。
(一)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有待完善。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政策，耕地承包期内30年不变。一方面，目前农村土地、人口情况变化较大，多数村组按所谓“村规民约”对土地进行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土地承包变动频繁，给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和换发补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工作带来困难，也影响了规模经营和农民对土地的投入。另一方面，如严格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有些地方的人地矛盾又会日益凸现，产生一些家庭人多地少或地多人少等不合理现象，造成农村新的经济和社会的不和谐。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规范。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除少数承包大户签订合同外，大多是在自发、自主的原则下口头协商流转，没有依法履行签约和办理有关流转手续。
(三)强农惠农资金管理使用不够规范。少数乡镇存在套取、截留专项资金现象，个别项目资金没有做到专款专用，对专项资金的监管还存有盲点。
(四)县级配套资金难以落实到位。上级在安排惠农项目时，都要求县财政按一定比例进行配套，由于财力有限，在实施一些项目时配套资金到位不及时，使项目的实施受到一定影响。
(五)一些项目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实施难度较大。随着形势和客观条件的变化，上级下达的一些项目与实际情况不太相符，项目实施效果不甚理想。如农村沼气项目，一是农村没有实施沼气的习惯，群众接受程度低，乡村的积极性也不高;二是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多，农户牲畜养殖量少，没有实施沼气项目的条件;三是建筑成本上涨，项目经费没有增加，农户负担加重，更加没有积极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因生源不足，实施也比较困难。
(六)惠农补贴资金发放工作还需进一步改进。通过“一卡通”发放的惠农补贴资金种类多，发放工作量大，导致有些工作做得不细，没有标明科目，群众看不明白，容易产生误解。少数基层信用社不支持、不配合，服务质量不高，给资金发放工作带来一定影响。同时，外出打工的农户较多，一些农户常年在外，无法联系，“一卡通”账户开不了，部分农户存折经常遗失，账号更改频繁，也给补贴资金的发放带来难度。
三、建议意见
(一)进一步提高对强农惠农政策落实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强农惠农政策涉及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社会关注、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抓好强农惠农政策的落实，对于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切实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至关重要。各级政府要从学习贯彻党的xx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充分认识强农惠农政策落实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大力加强和改进强农惠农政策落实工作，切实解决强农惠农政策落实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推动强农惠农政策的落实，促进我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进一步加大强农惠农政策的学习宣传力度。各地各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强农惠农政策学习宣传，使广大干部群众全面理解和掌握政策，自觉贯彻执行政策，特别是与广大农民群众直接打交道的乡村干部和基层部门，要认真转变工作作风，主动为群众答疑解惑，提高服务质量。要结合在自查中发现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整改，确保有关政策和资金落到实处，切实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
(三)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鉴于农村土地承包政策一些规定与目前农村土地调整现实，具体落实过程中，在既不违背中央政策的前提下，又充分考虑到群众的意愿和现状，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采取一些灵活性措施，妥善解决一些农民家庭人多地少或地多人少的矛盾。对因国家建设用地、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等原因造成土地或人口变化较大、人地矛盾突出的村组允许依照有关规定，对承包地进行适当调整等等。
(四)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各级政府要切实执行党的土地承包政策，监督土地的合理使用，制定操作性强的土地流转办法，建立土地流转档案和信息网络，规范土地流转行为，确保土地流转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前提下健康、有序进行，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的前提下，妥善处理好土地流转纠纷。
(五)进一步加大强农惠农资金投入。各级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20xx年1号文件和xx届三中全会关于《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精神，继续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的投入，对现有项目资金的投入，进行必要的整合，相对集中，避免项目重复和资金分散。
(六)进一步建立健全落实强农惠农政策的长效机制。各地各部门要认真总结强农惠农政策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工作的经验，对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的制度和监督缺失进行认真研究，制定推动强农惠农政策落实的配套措施，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强农惠农资金管理、使用和监管机制，加强对强农惠农资金的审计监督检查，严肃查处截留、挤占、挪用强农惠农资金等违规违法行为，确保各项强农惠农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公共政策作为“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其本质属性是公共性。公共政策应该遵循如下公共性原则：第一，公有性原则，即公共决策权力应该归社会公众所有；第二，公治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第三，公享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适用于其所要调整的所有对象；第四，公平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维护社会公平；第五，公益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第六，公开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具有开放性和透明性。但是，当我们对公共政策进行深入考察时却发现，公共政策时常表现出与公共性相违背的特性，这便使得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研究陷入困境。对这些困境进行科学梳理，将有助于理顺公共政策研究的思路，探明公共政策失效的症结，进而加快我国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具体而言，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困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政策主体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主体是指那些在特定政策环境中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监控、调整的个体和团体。其中，广义的政府（即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作为公共政策的法定产生者，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是最主要的政策主体。传统观点认为，作为公共政策最主要的制定和执行主体，政府是广大社会公众权利和意志的代表者，政府的公正与准确是一种固有的天赋，政府不具有自身利益。
然而，现实中政府的自利性却是客观存在的。政府的自身利益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政府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组织类型，政府是由若干名政府工作人员组成的，而政府工作人员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他们也具有各种各样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而这些需要也都期望得到满足。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其个体需要和组织需要的相互作用，才保证了整个组织的正常运转。当他们的个人需要以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形式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社会特性时，这种需要就转化为了个人利益。由于他们常常被置于“公仆”的地位而不能明确追求自身利益，他们的自利动机受到了限制，从而迫使他们采用其他方式实现自己的利益，比如通过贪 污受贿、挪用或占用公款等行为来实现自己的私利。第二，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团体利益。任何政府都有职能部门和层级的划分，这种划分是组织规模扩大化和管理工作专业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各项职能正常运转、组织目标顺利实现的组织结构保障，但这种划分在客观上却容易形成纵向上的层级断裂、横向上的部门交叉、整体上的条块分割的行政格局，从而使得政府的不同层级、不同部门萌生不同的团体利益。例如，在经济发展和投资格局中出现的地区产业趋同现象，地方政府对本地区资源、市场的行政保护现象，以及各部门为了维护本行业、本部门利益而人为设置市场障碍、防止外地区行业竞争进入等现象，都充分证实了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团体利益的存在。第三，政府整体的机构利益。政府组织常常被人们设定为社会的公共组织，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是社会利益的代表者，并不具有自利性。事实上，政府组织同样拥有自身的特殊利益，比如特殊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和精神文化特权等。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政府管理工作从社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特殊的专业化、专门化的工作，政府组织的自利性就越来越突出。因此，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也是多元利益主体之一，也要追求自身的利益。目前，各国政府的规模扩大化、部门支出的增长等都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扩张行为。
从理论上讲，公共政策是为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产生的，公共性是其逻辑起点；公共政策又以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公共性是其价值终点；公共政策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都以公共性作为其基本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因此，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作为公共政策主体构成要素的政府，其公共性既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也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重要体现。然而，为什么现实中的公共政策却存在着与公共性相抵触的自利性呢？现有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理论是无法对此问题作出科学解答的。于是，政策主体理论上的公共性和现实中的自利性之间的冲突便使得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陷入困境。
二、公共政策目标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目标是指公共政策主体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基于自身需要和社会提供的可能而设想出的一种希望状态。依据公共政策公共性原则的要求，公共政策目标应该具有公益性，即公共政策应该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
关于公共利益，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目前，学术界对公共利益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把公共利益和抽象的或实体的或理想的自然法规、正义、正当理由这一类的价值标准和规范联系在一起，即将公共利益理解为一种合法利益、正当利益；二是把公共利益和个别人物的特殊利益或集团、阶级的特殊利益联系在一起，或与多数派的特殊利益联系在一起，即将公共利益视为与个别人物、个别集团、阶级的特殊利益相对立的多数人的利益；三是把公共利益与个人之间的竞争过程或集团之间的竞争过程联系在一起，认为个人之间以及集团之间利益竞争的结果便是公共利益。公共选择理论学者认为，社会上实际并不存在作为政府公共政策所追求目标的所谓社会公共利益。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肯尼思·；阿罗在《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1951）一书中提出了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该定理阐释了将个人偏好或利益加和为集体偏好或利益的内在困难。该定理指出：试图找出一套规则或程序，从一定的社会情况下的个人选择顺序中推导出符合某些理性条件的社会选择顺序，一般是办不到的。阿罗证明，简单加法不足以在个人偏好中排出一个一致的共同次序，这些个人偏好本身也是根据不同的标准分类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詹姆斯也指出：在公共决策或集体决策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约过程”。因此，依据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作为公共政策根本目标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那么公共政策所追求的公共性自然也只能是一种虚幻的公共性，这显然是和现有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理论研究成果相矛盾的。即使我们不认同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利益的论述，仅从学术界对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定义的争论中也可以看出，公共利益是一个很难把握的概念，它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人员来说难于把握，它对于作为公共政策决策主体的政府来说更难于把握。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原则要求将公共利益视为公共政策的根本目标，而公共利益本身却是模糊不清、飘忽不定的。可以想见，在没有回答到底是不是存在公共利益以及什么是公共利益这两个基本问题的条件下，政府又怎能制定出追求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呢？现实中，政府官员制定和实施的公共政策所追求的也仅仅是他们自己观念领域中的模糊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官员个人价值观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带有主观性和狭隘性。同样，在既没有证明公共利益的真实性又不能科学界定其内涵的前提下，政策研究人员又如何能够对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呢？于是，公共政策的虚无性和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便构成了公共政策研究中的一个理论难题，使得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陷入困境。
三、公共政策问题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问题是指那些引起政府的关注并纳入政府议程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是指社会的实际状态与社会公众所期望的状态之间的差距，也就是需要解决的各种社会矛盾。就其本质而言，政策问题是“思想作用于环境的产物，它们是通过分析从问题情势里抽取出的要素。因此，我们所遇到的，是问题情势而非问题，问题就像原子核细胞一样是观念的产物”。
当前，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正在成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现实挑战。任何时代和任何时期，都存在着一些需要重视和解决的社会问题，而作为社会公共管理者的政府，有必要关注并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但社会上存在的问题为数众多，纷繁复杂，而由于时间、能力和资源的限制，政府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而只能解决其中的一部分问题，政府应该解决哪些社会问题呢？这需要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选择，也就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首要环节确立公共政策问题。依据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原则，公共决策权力应该归社会公众所有，公共政策应该由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因此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首要环节的公共政策问题确立过程，也应该在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下来完成，于是公共政策问题的确立过程应该是社会公众的选择过程。然而在现实中，政策问题的确立过程，只是政府将必要的社会问题纳入政府议程并将其转化为政策问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在诸多社会问题中进行选择的过程，而不是社会公众对社会问题进行选择的过程。
政府对公共政策问题的选择，归根到底就是政府工作人员的选择，这种选择在本质上是一种主观认定。由于政府工作人员的利益、信仰或价值观不同，选择的结果也就必然不同。对于同一问题，有些人看来非常重大，需要政府采取行动加以解决，而将其确认为公共政策问题，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兴师动众的必要，而拒绝将其纳入公共政策问题之列。于是，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可能会给政策制定带来两种直接后果，其一是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却没有被确立为公共政策问题，这无疑是对社会公众民主权利的剥夺，是与公共政策的公有性、公治性原则格格不入的。其二是被确认为公共政策问题的社会问题并不是社会公众最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这显然是对政策资源的肆意浪费，既没有真正代表社会公众的意志，也不符合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基本要求。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该属性要求公共政策必须准确界定公共政策问题，而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却使公共政策问题的界定具有了一定的随意性。因此，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二者之间的矛盾便构成了公共政策公共性研究的又一困境。
四、公共政策价值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价值是指公共政策主体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所遵循的价值准则。公共政策具有各种不同层次的价值追求，效率和公平一直是政策研究人员最为关注的两种价值。效率，是指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获取的收益与所投入的各种资源的比值，即收益与成本的比值。作为公共政策价值的效率，主要是指对政策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公平，是人们对社会运行状态的一种带有主观性的价值判断，包括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是注重规则的无差别性的公平，即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结果公平是注重人的差异性的公平，即对不同的人实行不同的规则。作为公共政策价值的公平，可以理解为对政策资源配置合理性的判断。
公共政策效率价值取向的存在，正在冲击着公共政策的公平价值取向，进而使得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研究陷入困境。关于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否认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统一，但就公共政策而言，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却是二者之间的相互对立。效率与结果公平在终极意义上是“两全”的关系，而在日常操作中，特别在微观层次中，是“难以两全”的关系。效率价值取向强调以尽可能小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产出，提高政策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这就需要通过激励性差别分配机制激活各种生产要素，以限度地激发每个社会成员的潜能。但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不同社会成员的先天禀赋和社会背景是不同的，因此这种激励性差别分配机制必然会导致结果的差别，即强者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弱者会获得较少的资源，甚至丧失掉已有的资源。可见，从某种程度上讲，选择公平必然会妨碍效率，追求效率必然会损害公平。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对立，直接导致了学术界对二者在公共政策价值体系中的先后次序问题的争论。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效率优先论认为，公共政策应该强调效率的首要性，只有效率得到了提高，才能更多地体现公平，不能因为公平的原因而伤害效率；以罗尔斯和德沃金为代表的公平优先论认为，公共政策应该以平等作为衡量分配是否公平的标准，在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强调平等的最终目的价值；以阿瑟·；奥肯为代表的公平与效率并重论认为，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两种价值在不同领域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在社会和政治权利领域中，“社会至少在原则上把平等的优先权置于经济效率之上。当我们转入市场和其他经济制度时，效率获得了优先权。
效率和公平两种价值取向的对立常常使现实中的公共政策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以暂时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或者以暂时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实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换言之,效率和公平的对立使公共政策方案选择出现了机会成本问题,即一项公共政策只能以其中一种价值选择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选择了一个就意味着放弃了另一个。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要求公共政策必须以公平原则为基本价值准则,而现代公共管理的效率性则要求公共政策必须以效率原则为首要价值依归。效率与公平两种价值取向之间的两难选择便成为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又一公共性困境。